爱华网——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西南文化走廊
访谈背景
1980年代以来，学术界相继提出了“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藏彝走廊”等，近年来又提出“古苗疆走廊”。2014年，中国推出了“一带一路”国际区域合作战略构想，西南大部分省区也被纳入到相关规划蓝图中。
在中国推出“一带一路”战略框架背景下，需要从历史与现实角度审视西南地区在新的国际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关注古今西南地区的“通道”和“走廊”与地域、民族社会及国家的关系、相互影响过程和空间性关联等, 探讨由通道所勾连的中国西南的区域性经济关系文化的相互影响等问题,关注多民族“和而不同”的文化共生形态的形成机制及过程，对于贵州语境下的“一带一路”具有现实意义。
国内学者多次呼吁，文化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力量。由贵州省文化厅、贵州大学联合国内众多高校，即将在贵州召开“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中国西南文化走廊专题研讨会，旨在讨论古代交通与区域、国家及民族之关系研究，“一带一路”与中国西南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南方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研究，文化线路遗产与西南文化产业研究及苗疆文化走廊旅游线路开发研究等。
有学者提出，“走廊”学说更关注于“人”的迁徙流动与文化间的交互接触不同，“通道”研究则更关注于“物”的贸易流动和文明间的传播打通。贵州作为多元民族保存相对完好的区域，不仅是文化多样性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与世界共享着许多唯一性的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
作为“通道”、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等提出，贵州语境下的“一带一路”强化“文化走廊”概念，注重线性遗产对于区域文化从碎片到整体的思维转变，思考如何把地域文化置于整体性文化空间看待，注重文化在通道的价值及其地理空间中各种文化形态的互动、交融与互生，并积极探讨文化走廊和民族地域一核多元文化价值和现代发展的意义。
本期特邀主持人
徐静（贵州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全国文化名家暨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
特邀嘉宾
赵旭东（社会人类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铭心（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馆长、教授）
杨志强（贵州大学教授、贵州省人类学学会 会长）
主持人
本报记者 王小梅
国际视野下的“一带一路”
主持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提出，从国家到地方的文化战略上来看，强化文化是重要的力量，您是如何看的？
徐静:文化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题中之义，我们要在“一带一路”战略合作中彰显文化的力量。“一带一路”战略倡议并实施3年多来，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机制逐步建立，但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交流不畅依然存在。坚持文化先行，正日益成为共识。“一带一路”建设既需要政治上互尊互信，也需要经济上互利互惠，更需要文化上互学互鉴。文化是凝聚“一带一路”共同利益的“黏合剂”，是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润滑剂”，推进“一带一路”持久建设的“助推器”。
在未来一段时间，应通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合作，推动沿线和相关国家在文化领域互学互鉴，最终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大局。《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的推出为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深入开展绘就了路线图，文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正在承担起应有的角色，也必将有更大的作为和担当。
主持人：从历史的视野出发，我国古代交通与区域、国家及民族之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叙事结构？学者的研究是如何呈现这样一幅过去时光里的往来情境的？
赵旭东：我们可以把“一带一路”看作是一个世界各民族的世界性民族走廊概念。“一带一路”有其历史根源，是以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为基础确定的线路。在古代，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中华文明与海外文明不断沟通、碰撞与交融，海外文明进入中国，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华文明则在沿线国家与地区烙下了深刻的烙印，影响了当地文明的发展。
“一带一路”隐含着互惠的概念，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碰撞与发展，现今我们有必要将过去那种互惠观念的文化无意识转变成为一种文化意识，即一种建立在个体自觉基础上的文化自觉。
杨志强：从历史文化渊源看，大西南与东南亚、南亚国家交往历史悠久。唐宋以前，有“南方丝绸之路”古商道沟通彼此，走向与今天的成昆铁路基本重合；元代以后，又打通了“古苗疆走廊”，东起湖广（湖南、湖北），中间顺着断续绵延的苗岭山脉，西至云南昆明，走向与今天湘黔滇铁路基本重合。这条古驿道开通以后，明代开始在沿线密集设置卫所，从内地调遣大量的汉族“屯军”沿线驻守，所以也可以称为典型的“国家走廊”；它也是元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交往的一条著名的国际陆路通道，自开通700多年来，这条驿道上行客熙攘，络绎不绝，基本保持着通畅。明代贵州建省，就直接与这条国际大通道和国家统一有重要关系。这条大通道沿线人口密集、地域相连、经济互补，具有深厚的“民心相通”的社会文化基础。抗战期间，在这条古驿道基础上修筑的“抗战公路”，成为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的生命线。
施秉县境内的古驿道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文化走廊
主持人： 现代公路的大量修建在中国西南令人瞩目，公路修筑与现代性的“国家化”与“市场化”进程紧密相关，公路的修筑所导致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的变迁。您如何看“一带一路”与中国西南区域经济发展的？
杨志强：以云贵两省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受复杂的地理条件的限制，自古以来，连接不同区域的交通通道（或地理走廊）一旦形成，就会相对稳定并保持着历史变迁的延续性，从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层面留下明显的“线性空间”之特征，其整体性影响甚至要超过省级行政单位。自1980年代以来，以古代交通和地理走廊为中心的“线性文化空间”研究一直是西南地区学者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领域，如“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等。
这里所说的“线性文化空间”，主要是指人类社会在一些特定的重要交通线或地理走廊上，因长期不间断的活动所留下的历史积淀或文化现象,从而形成以交通线或地理走廊为中心，文化上呈现出明显的整体性关联或特质的狭长文化地理空间。
元以前，云南由于与中原王朝长达数百年间的政治阻隔，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交往更为密切，其实是一个具有一体化特征的区域市场或文化圈。明代百万以上汉族移民以“军屯”、“民屯”等形式进入云贵地区沿交通线分布，其中又主要集中湖广通滇的东路至大理、保山一线，在明代就形成了一条国家力量主导下的具有高度同步性的带状市场圈，对拉动云贵地区区经济融入中华市场体系的作用巨大。
主持人：如何看贵州在西南“民族走廊”中区位优势和现代价值？贵州在南方丝绸之路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徐静：贵州历史上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贵州历史上曾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历史上，蜀身毒道、茶马古道，是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同东南亚、南亚、中亚、亚以至欧洲地中海地区文明交流的重要载体，而贵州是重要节点。贵州还是东南亚各民族交流的大走廊，从湖南省常德市，经贵州，进入云南省，1400公里，20多个少数民族，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等国。贵州还是东方反法西斯战场的生命线，滇缅公路、中印公路，都经贵州抵达重庆，贵州的二十道拐也因此名扬天下。
现实中，贵州处于西南南下出海通道的交通枢纽位置，是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区域，是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向北，贵州可以对接重庆，连接欧亚大陆桥。向西南，贵州可以对接昆明，连接中孟印缅、中新经济走廊。向东南，贵州可以对接广州、深圳，连接海上丝绸之路。
因此，贵州仍然是“一带一路”上的节点区域，应当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扩大对外开放水平。但是，目前各方面对南方丝绸之路的认识还很不足，尤其对作为南方丝绸之路节点区域的贵州省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性认识还很不足。我们应强化文化担当，深入挖掘、深入研究、深入宣传贵州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发掘贵州历史积淀的区位和文化优势，促进与东南亚国家各族群众的民心相通，进而推动贵州经济融入“一带一路”主战略。
在贵州境内，东路驿道经过的苗岭山脉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沿线周边的乌江、赤水河、清水江，南北盘江、都柳江等分别注入长江和珠江。明清时期，经过不断疏通发展，逐步形成以这条驿道为干道呈带状的交通体系，西连滇川、东接湘鄂、北入长江、南下两粤，成为横亘于两大水系间的一条经济走廊带。它不仅对促进云贵高原的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作用巨大，并且也对整个中国南方的区域市场体系的整合产生了影响。这其中贵州省长期以来之所以被视为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其背后所隐含的正是在这种区域性经济整合过程中所扮演的勾连四方的重要作用所致。
主持人：无论是传统的“通道”研究，还是新近“路学”讨论之兴起，区域性的关联整合与民族间的交往互动均是探讨的主题，延展了“民族走廊”的多维度叙事。您怎么看作为“文化走廊”的南方丝绸之路？
徐静：贵州处于西南南下出海通道的交通枢纽位置，是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区域，是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贵州仍然是“一带一路”上的节点区域，当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扩大对外开放水平。
张铭心：早在汉代，张骞凿空西域，但在西域却见到了蜀布和邛杖，这说明在汉开通丝绸之路之前，就有一条蜀—身毒道，或者说就是当今我们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这一条路从湖南或四川入贵州，进而穿越云南进入南亚，其高山险阻，虽非通途，但亦长久不绝。如今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穿山搭桥，险径已成通衢，这对贵州的发展绝对是历史性机遇。
贵州在中原与川滇藏之间，既是通道，也是腹地，古代有许多民族从中原进入贵州山地避难，大都停留在了这高山深谷间。这里的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由于高山隔绝，原生态保存完整。然而随着贵州近些年高速公路和高铁的修建，旅游观光的人的涌入，为贵州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动力。原生态的民族文化旅游项目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原生态民族文化也开始为了适应游客的需要而发生变异。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如何保护好民族文化的原生态内涵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二十四道拐
西南文化走廊上的贵州行动
主持人：明代以来，中央王朝对滇黔驿道的构筑将贵州与中原更为紧密的互动，极大的改变贵州的社会文化形貌与民族间交往互动的关系格局。明清时期“西南大通道”的建构过程中，强化对当地“多元一体民族关系”的建构。2005年之后，关于驿道的考察在贵州兴起。关于文化线路遗产与西南文化产业的探讨，贵州省提出“全域旅游”概念，各地实践风生水起。您如何看待走廊文化和现代发展的关系？
徐静：前面提到，“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需要文化先行、需要文化作为。新时期贵州可以通江达海，连接东南亚、南亚，扩大自身对外开放水平，但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唤起贵州与东南、南亚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共同的历史文化情结增进现实交往互信。
以“二十四道拐”为代表的贵州山路，是数十万贵州人用血和汗修筑而成的生命通道，是南侨机工运送物资的必经之地。抗战期间，南侨机工不仅运送战略物资，而且运送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被南侨机工运送的远征军中有大量贵州籍将士，贵州大地上也留下无数南侨机工的血和汗。南侨机工生活艰苦，有三分之一因公殉职。而东南亚也留下了无数贵州抗战将士的鲜血。因此，一部华人的抗战史，凝聚着东南亚与贵州人民共同的抗战记忆，这是贵州与东南亚国家深化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渊源。
主持人：贵州省委《关于建设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的实施意见》（黔党发[2016]17号）中提出的“推动苗疆文化走廊建设”的意见，以“古苗疆走廊”（苗疆文化走廊）问题为中心，关注西南地区的历史上的传统通道和民族走廊对地域、民族社会，倡导从多学科角度进行深入研究与讨论。关于苗疆文化走廊的研究及其旅游线路开发研究，有何突破性进展，您是怎么看的？
杨志强：为贯彻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思想，大约在一年多以前，我就提出了“中轴线”概念，认为可以将国内的沪昆线（高速铁路与高速公路）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进而与“中巴经济走廊”相连，构建“一带一路”中轴线，形成东西贯通、南北呼应的局面，使“一带一路”战略体系更加完善、灵活、有韧性。这对于打造大西南的国际大交通格局，确保我国的能源通道、人员交往、国际贸易、金融安全、军事战略与国防安全，巩固我国的战略大后方，以及优化西南、中部及东部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构建和谐民族关系，解决西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问题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就“古苗疆走廊”而言，现今的沪昆铁路从湖南段经过贵州一直到云南昆明，基本是与这条古驿道走向重合的。回溯历史可以看到，元明清时期，中原王朝国家力量（含汉族移民）主要由东而西沿着这条古驿道从湖广（今湖南、湖北）深入到西南各地，其“国家化”进程（指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整合过程）和汉文化的普遍影响是最显著的特征。它和此前注重商贸关系或文化交流的“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在性质、作用和影响方面是不同的。
强调“古苗疆走廊”对西南地区的“国家化”带来的全盘性影响，目的也是为了凸显贵州省的地域和民族社会在这过程中的重要性。“古苗疆走廊”曾经是中原王朝控制西南边疆的首选通道，同时也是一条国际通道；直到今天，它依然是一条积淀深厚、资源富集、交流频繁的活态文化走廊。我相信，今后在充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和促进西南地区文化走廊的开发利用方面“古苗疆走廊”意义重大，完全可将将其打造为光照全球的文化品牌和亮点。
“古苗疆走廊”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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