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学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官德思想:品德好坏影响国家

  中国历来十分重视官员的道德规范,认为官德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危兴衰。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人指出:“治乱之要,其本在吏。”(《后汉书·百官五·注》)“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贿彰也。”《《左传·桓公二年》)官员失去道德约束,就会出现贿赂公行、国将不国的危险局面。为此,历代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先后提出了大量官德规范,如睡虎地秦简的《为吏之道》、唐代武则天署名的《臣轨》、宋代吕本中的《官箴》等,以之制约官员言行。作为宋代大儒,朱熹也敏锐地注意到这一问题,加之其数次的仕宦经历,更对此有深切的体会和感受,遂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官德思想和主张。

  平易近民,凡事公道。朱熹深受儒家重民传统的影响,对当时官员普遍缺乏爱民惠民之心、大多“漠然无意于民”的现实甚为不满,明确主张:“为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语类》卷112,第2733页,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下简称《语类》)“平易近民,为政之本。”(《语类》卷108,第2689页)要求当官者把庶民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奉法爱民,不求闻达。”其中首先要做到“临民以宽”(《语类》卷132,第3180页),注意爱养民力,存恤百姓,减轻对他们的剥削。当然,这不是说“事事不管”、“事无统纪”,“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为宽,则非也。”(《语类》卷108,第2689页)他针对当时一些人打着宽政的旗号,尸位素餐,荒于政事,甚至惑于“阴德”之论,不敢大胆惩处害民之徒的情况,明确指出:“救弊之道,在今日极是要严。不严,如何得实惠及此等细民。”(《语类》卷107,第2675页)要使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就必须严格管理,严肃法纪,严惩害群之马,把“临民以宽”与为政以严统一起来。

  在封建官场,假公济私、以权谋私、循私舞弊是相当普遍的。朱熹以其切身体会说道:“大抵近年习俗,凡事不欲以大公至正之道显然行之,而每区区委曲于私恩小惠之际。”(《朱熹集》卷28,第1179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点校本)对此,朱熹指出:“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语类》卷112,第2735页)具体而言,一是在用人问题上不可“徇私容情”,“凡所论荐,皆必稽诸公论”(《朱熹集》卷99,第5090页);二是在处理政务时要保持“至公至诚之心”。不可上下相瞒,“唯务私己吝权”(《朱熹集》卷26,第1119页);三是在对待国家财产时要公私分明,不可“把为自家私恩”(《语类》卷106,第2642页)。

朱熹理学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官德思想:品德好坏影响国家

  律己清廉,执事勤谨。朱熹认为,清廉、勤勉和谨慎是为官的“本分”。朱熹对清廉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能贪财,二是重视自守。朱熹认为,“仕宦只是廉勤自守,进退迟速自有时节,切不可起妄念也。”(《朱熹集》卷64,第3365页)这当然不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识廉耻,不敢自炫自鬻,以求知求进耳”(《朱熹集》卷59,第3023页),重要的在于做好自己分内之事,而不是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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