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侮辱他的人格”

1966年10月,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有意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概念,而林彪干脆对此作出注释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似乎是一种默契,会议期间,“打倒刘少奇”的大幅标语,出现在北京的街头巷尾。10月20日,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来京串联,并准备把批刘少奇的大字报张贴到天安门广场。周恩来知道后,一再予以制止。当时,这种劝阻一点作用也没有,“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仍是有增无减,大有向全国扩散之势。周恩来十分生气,极为反感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都看见了,大街上那些大标语与口号上,把刘少奇名字倒着写,打叉叉,这像什么话嘛!这样做不文明啊!少奇同志的问题还没有定性嘛,即使定了性,我们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嘛!”也就是在此时,他考虑到刘少奇的艰难处境,吩咐自己的保健医生:“你去看看少奇同志,他现在怎么样了?”“刘少奇是中央常委我还得保”中央文革揪住刘少奇、邓小平不放,非要把他们置之死地。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单独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暗中给他撑腰壮胆,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他们虽然作检查,态度还不好。”“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的精神,痛打落水狗嘛,把他们搞臭,切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的胆子大了,竟然带领数千人上街游行,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大字报,张贴到天安门。他们还开动宣传车,并且涌至中南海西门,要揪王光美回清华检查。周恩来闻知这一消息,立即预先嘱告工作人员:“如来要人时,须请示我决定。”他还告诉童小鹏、汪东兴:“他们揪王光美是与刘少奇相联系的。所以,不能让学生冲中南海。要说服红卫兵对刘少奇、邓小平不宜采取揪斗办法。”他还亲自找蒯大富等谈话,明确告诉他们:“主席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检查,你们可以把你们要问的问题提纲给我,让她回答问题。”这时,有人提出刘少奇的问题是属于敌我矛盾,他果断反驳说:“我不这样看,不能把你们的看法强加于我。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造反派自恃有中央文革的支持,对周恩来的劝诫一直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1967年1月6日傍晚,清华大学红卫兵以刘少奇、王光美的儿女刘源源、刘亭亭为人质,把王光美诓骗出中南海,然后进行围攻。周恩来听说此事后,极为恼火,立即进行干预,王光美于次日凌晨又返回中南海。接着,北京建工学院的红卫兵又提出要到中南海揪斗刘少奇,周恩来亲自找他们谈话,告诉他们:你们可以送大字报,要揪不行,要照顾党和国家的影响。他一再告诫那些癫狂的造反派,不要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揪人,不但谭震林、李富春等副总理不能揪,刘少奇、邓小平也不能揪,陶铸也不能揪。把毛主席身边的人都揪了,如何保卫党中央?刘、邓、陶是中央常委,我还得保。”违心批判刘少奇的“罪行”1968年10月31日,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批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在那样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周恩来不得不违心地同意,并在会上作表态性的讲话,批判刘少奇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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