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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智慧的高明度，兵学经典的深邃度 从远古开始，中国族群就表现出勇于实践、勤于反思、善于总结的鲜明特质。
自春秋时代开始，对于大规模的战争实践，当时的华夏世界表现出了非常深刻的反思与总结。进入战国时代，对于战争实践的反思与总结，已经达到了超时代的思维水平。其成果之丰富，其对战争实践发展的推动之巨大，都成为整个人类古典文明史上的兵学最高峰。公元11世纪的中国宋王朝，曾对历代兵书进行了筛选与编辑，选编出了一套兵家必读书——《武经七书》。在这七部兵法著作中，春秋战国时代就占了四部：《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三略》；另外三部，一部是西周太公望的《六韬》，一部是周代的《司马法》，一部是唐代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英国空军元帅约翰·斯莱瑟所言：“孙武的思想有惊人之处———把一些词句稍加变换，他的箴言就像是昨天刚写出来的。”
美军总指挥弗兰克斯评价说：孙武，这位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的幽灵似乎徘徊在伊拉克沙漠上向前推进的每架战争机器的旁边。
日本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说：“《孙子兵法》是天下第一神灵，我们必须顶礼膜拜，认真背诵，灵活运用，公司才能发达。”
美国尼克松写的一本书，《1999不战而胜》，其中就引用了好多有关孙子的语录。
《吴子兵法》首先提出了一套政治、军事并重，而以政治为先的战争观念。
在政治、军事并重的前提下，《吴子》更重视政治教化。教化的结果要做到四和：国家和睦，军队团结，上阵统一，战斗协调，这样君才算有道之主，民才'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国家才能够出兵出战。
《吴子》还试图通过对战争起因的分析，来探索战争的实质。它说：'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
由战争的五种起因出发，《吴子》又探索了战争的性质，把它区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五类，并指出'义兵'是'禁暴救乱'的，'暴兵'是'弃礼贪利'的。这表明《吴子》试图对战争的性质进行分类，以探求正义性的战争。虽然它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但这无疑较《孙子》的认识前进了一步。
《尉缭子》强调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封建统一，“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认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认识到政治是根本，军事是枝干，是政治的发展和表现；认为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因而注重耕战，把发展农业作为治国之本；商业对战争胜负有重大影响，同时，又认为军事上的胜利会促进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三略》侧重于从政治策略上阐明治国用兵的道理，《三略》深受道家和儒家的影响，形成了强调慎战与义战的战争观念。《三略》认为，战争具有很强的破坏性，会给社会政治秩序和民众生活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对待战争的正确态度，是“不得已而用之”，而不能随意发动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