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必须强调的是，商鞅的的法，与现在法治社会的法，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法”。现代法治社会的法是社会的游戏规则，强调依法来规范一切人的行为，来治理国家和社会。政府可以依法来治民，公民也可以依法来监督和制约政府。这种“法”的理念是以人为本，要依靠民主程序来实现。商鞅的法，是统治者用来统治和镇压人民的工具，国家依法治民，但公民不能以法约束政府，这种“法”的理念是以国为本或以君为本。以国为本，就是现在所说的“国家主义”。儒家能在汉朝以后深入国人灵魂，也就不仅是皇帝和董仲舒的功劳。在严刑峻法面前，中国人也只能从三纲五常中找到一点可怜的心灵安慰了。这一点，中国和欧洲的中世纪异曲同工。在可怕的瘟疫以及阿拉伯人和野蛮民族的入侵等天灾人祸面前，欧洲人也只能从宗教中获得了心灵的救赎。如果西方人没有基督教的慰藉，东方没有儒家的安慰，那欧洲人和中国人就只有集体自杀了。自传说中禹的儿子启打破禅让制成为王之后，中国人就一直在君主的统治之下，直到一九一一年。广义上讲，君主制度属于专制的范畴，并且无法避免暴君的出现。但是，如果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就会看到不同时代专制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否认专制程度的不同，或者认为具体的分析没有意义，这样的观点和方法不仅粗浅，而且还会得出诸如暴君也比昏君好的结论。我认为，专制可以分为一般类型和极端类型。
周朝的专制属于专制的一般类型。周王姬胡与民争利，横征暴敛，引起国人的不满。为此，他任用卫巫监视国人的言行，杀害口出怨言的人。行人只好用目光交换想法，也就是道路以目。结果是国人暴动，姬胡逃走，还留下了厉王的恶名。这一事件说明周朝是相对开明的。对比之下，后世不少比周厉王还要暴虐的君主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还被称赞为明君。
秦的专制属于专制的极端类型。《商君书》认为，为维护君主专制必须把社会全部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乱，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他主张轻罪重刑，实行连坐。商鞅把与统治无关和不利于维护统治的事物都视为无用和有害。他说：“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信，有孝有弟，有廉有辨。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他还说：“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
鞅虽然主张君主专制，尚且倡导“信”。他说：“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也就是说商鞅还强调法、信、权。在韩非那里“信”的位置被“术”代替了。韩非用法、术、势来治国，也就是把严刑峻法、阴谋诡计和强权政治结合起来。韩非说：“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就是说，对奖赏称赞都不能勉励他的人，处罚毁谤不能使他害怕的人，把奖赏、称赞、处罚、毁谤四种方法都加到身上也不能改变的人，就要除掉他。所以把韩非列为术而非法家，应该是很有道理的。
对于秦王政统一中国的贡献，世人大多予以肯定。秦始皇的爱好者们给他追加了更大的功绩：秦统一中国，标志着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过渡的完成。不过，就算秦朝完成了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过渡，平民在这样的封建社会里生活，比做奴隶真的好不了多少。连为毛王朝抬轿子的郭沫若都说，商鞅的书有一种法西斯的气味，让人很不舒服。
但是有人说，秦王横扫六国，说明了以法家为主体的秦制的优越性。其实，历史上有很多类似劣质制度与文明战胜先进制度与文明的事例，比如蒙古铁蹄践踏欧亚，纳粹德意志第三帝国横扫欧洲。战争的胜利，并是制度优越的证明。关于以法家为主的秦制的优劣，我这里不多做阐述。秦战胜六国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在战国时代，各国实际上处于战争状态。商鞅变法除了有社会制度的因素外，主要是把国家置于紧急状态或者非常状态之下。商鞅的实用主义有部分的道理：那时，仁爱和道义确实没有直接的用途，让臣民无条件地忠于君主，甘心为国家送死才是取胜之道。
《商君书》认为，世人多机巧，民众多放荡，君王本应该效仿商汤周武初期的强力，可却在做着神农氏所做的仁德。他说：“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说者成伍，烦言饰词，而无实用。”就是说，现在天下国君都担心自己的国家危亡而且军事力量薄弱，却愿意听游说之客空洞的议论。说客们成群结队，烦絮无用的言谈，巧舌粉饰的论调，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为此商鞅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作为比照，统一德国的俾斯麦说：“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德国所指望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他的武力。”因此，信奉《君主论》的俾斯麦是近代德国的商鞅，或者说商鞅是中国古代的俾斯麦；《商君书》就是东方的《君主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就是东方的《商君书》。
秦国与普鲁士的类似在于，两国的制度都类似于军国主义。在历史长河中，这样的国家常能赢得战争的胜利。除了中国和德国之外，其他国家的统一也常常不是由先进和文明的部分来完成的。古代希腊诸国先被不够民主的斯巴达所控制，以后又被善战的马其顿所征服。在意大利，国家统一是以萨丁王国扩张的形式来实现的。至于游牧民族经过战争和征服建立庞大国家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
古代希腊和东周列国的结局都让人叹息。在紧急关头和非常时期，深刻的思想和哲理都没有直接的用处，盛产哲人的地区也不得不采取最简单和最原始的方略。从表面看，似乎哲学谈累了，该退场了。哲学尽，强权出。
所谓兴于斯，必亡于斯，秦朝的灭亡，也是亡在和平时期继续实行紧急状态，这似乎不符合商鞅的本意。商君书说：“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就是说，周武王用叛逆的方法夺取政权，却又用顺从君主的原则来治理国家，用武力夺取天下，又崇尚谦让的仁德思想；夺取政权靠的是暴力，守业靠的却是礼制。关于这一点，汉代历史学家就曾经指出过。
商鞅认识到，随着情势的变化，和平时期应该采取温和一些的措施。但是，商汤和周武继承了传统的道义，武力夺取天下只是一时的需要，因此转型较为轻松。而商鞅有勇于创新的一面，也有短视和自以为是的一面。为了获得胜利，前人的经验与祖传的道义被抛弃了，国人的智慧也被忽视了。在这种极端的社会里，即使是商鞅一类的政治家继续主政，统治方式的转变也会十分的困难。不仅如此，以后韩非之术偏重于阴谋诡计，李斯又是一个没有远见的政客，转型就更不可能了。
商鞅认为，三代不同礼；孔子认为，三代之礼是经过损益之后继承的。只有综合这两种观点，才能够做好社会的变革。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而在另一方面，以后的历史也已经证明，采用极端的措施在短时间内常常会有奇效，比如在二战初期，法西斯轴心国就曾经在气势上胜于民主国家。又比如严打之类的措施，社会治安也会在短时间内好转。不过极端手段用多了，苛政就会猛于虎，陷民于水火。正如樊哙所说：“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恐不尽，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秦朝灭亡的教训之一，就是无视前人和他人的经验，从一时需要和短期效果出发，一味实行严刑峻法，把百姓和社会逼上绝路。
分享 分享到新浪Qing
7
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