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37年，陶希圣出版了《南北朝经济史》。他在《自序》中说：“中国经济史本是一块未开的生地。‘斩之蓬藿荆棘’，是件最苦最难收效的事。”陶希圣感慨拓荒之难，表示对几千年中国经济变迁研究的重视，恐怕也是当时不少史家的共识。
1961年，钱穆在香港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专辟一讲“如何研究经济史”，可知经济史研究在他心中的地位。然而，近些年来，学界很少谈及钱氏的经济史研究，或有读者甚至以为他没有这方面的著作。因此，叶龙记录、整理的钱穆《中国经济史》的面世，不免让人迫不及待，欲入宝山。
《中国经济史》收入的是钱穆1954年至1955年在香港新亚书院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门课程的讲稿。在钱氏看来，考索古代中国之城乡如何联络，农商如何交流，税法、货币政策及工业制造业怎样发展等事实，是经济史的研究任务。证之以历史实际，其间尤为重要者，是对农业经济的研究。于是首论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缘起，说明我先祖选择特定的农作物与地理、经济生活的关系，沿自封建的井田制度与西方庄园制的不同；次议应运而生的工商业与土地私有制，又促使货币与度量衡制及其税法、赋役不得不发生改变。再至于历朝历代经济思想是非、经济政策得失、经济制度优劣，各章皆有提纲挈领的论述，综成中国经济史的轮廓。
细察本书，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史上的豪强垄断与贫富不均问题，却不忘说明此一黑暗时期拥有文学、艺术、建筑、哲学、宗教诸领域的发达；在对唐代经济的全盘分析之中，特别拈出海陆交通及商业贸易、对外侨政策及胡人就业情况予以仔细考察；认定由宋代乡约制度演化而来的元朝之农社制度实为一种农村自治，有利于中国乡村，亟须注意；谈及明清时期经济，还要指出清代学者洪亮吉实早于英人马尔萨斯而注意到人口激增对于经济生活之严重影响。在《如何研究经济史》的开篇，钱穆即指出在中国固有的经济思想中，物质生产并非国人人生理想之必需，然后检讨相关研究状况，发现包括西方学者过于强调工商业而忽视农业问题之研究，其所忽视者正是中国社会与经济变迁之关键。更进一步，还提醒我辈注意：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特点是其浑融一体性，“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做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
要言之，钱穆不纯以经济论经济，方能一窥中国经济史之命脉。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经济出了问题，原来并不一定是经济本身的问题，很可能在其他，而头痛医头，脚痛治脚，未必是良方。
《中国经济史》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