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杨新民
一、初识小伙伴
人的一生会结识很多伙伴，但又是邻居、同学、朋友的，太少。我和杨新民，就是这种三重关系的伙伴，不，还有一重，他还是我的“月老红娘”。结识他，至今已有半个世纪。
1963年，妈妈调市府路小学工作，随后在学校分到一间房。次年，我跟着转学到市府路小学读四年级，并随父母住进了学校宿舍。宿舍是一栋两层木楼，位于学校后院，紧邻贵阳印刷厂，楼上是教师宿舍，楼下是三间教室。楼上居住六七家教师，平均每家一间房，我们家在第一间房，第二间房是张桂林老师家，两家实实在在的是隔壁邻居，木板所隔的这个“壁”不到两公分，哪家说话大点声，另一家听得一清二楚；两家还同进一扇门，进到杂物间后，再各自进自家门。
张老师一家五口，她的丈夫我们很少见到，据说是“在遵义工作”。在市府路小学住了近十年，就我见到不多的几次，印象中这是1个沉默寡言的人，接人待物分外客气，每次回家住上一两天就匆匆离去。他们夫妻有一儿两女。大女儿杨琳，长得很漂亮，乒乓球打得好，是市府路小学校队的；小女儿杨新苗，腼腆老实，话不多；居中的儿子杨新民，和我差不多大，肤色白净，忧郁的目光透着一颗纯正无邪的童心，还因头大，得了1个“大头”的绰号。
独儿子杨新民被张老师所宠爱，一方面管束甚严，不上学的时间（那时候读书很宽松啊，经常有半天半天不上课的好事）轻易不让出门。交友也严格审查，能够到他家玩的同学其实不多，就那么几个；二方面家务事基本不让他做，都是妈妈和姐杨琳妹杨新苗包了。有一周天，住校的老师、小孩们热热闹闹地聚在学校唯一的1个水龙头边洗衣服，张老师看见我在洗鞋子，差不多是吃惊地对在旁边玩水的杨新民说，你看高宁连鞋子都会洗，你也得学学啊。这对那时候的我们来说，自己洗自己的衣物，是太稀松平常的事了，张老师的话倒让我惊喜了一番，也让我在“连鞋子都不会洗”的新民面前得意了一把。
关于新民的爸爸，小时候懵懂，都没有问问他，你爸爸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他爸爸曾经在省外贸工作，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遵义某个厂劳教，期满后就留在了那个厂。
由于爸爸的缘故，杨新民家常年都是四个人，他也常年住在“女生宿舍”。文革中，我们都是中学生了，新民也不便同妈妈和姐妹挤在一间屋，就住到了外面的杂物间。杂物间属于我们两家的共用空间，他妈妈征求了我们家意见，我的父母很是理解和支持。于是，我们回家都要经过杨新民的“卧室”，这倒显得两家更亲热了。
二、恰同学少年
来到市府路小学，读书生活都在这儿，很快就融入了新的环境，交上了新的朋友。住在学校宿舍的教师子女也不少，十七、8个小孩，大致同龄的有十来个。我、杨新民、周校长的儿子邵千里、勤杂工龙伯伯的儿子龙老八、龙老幺成了好朋友，只要不上课就在一起嬉戏打闹。晚上，我们聚在学校侧门的小院，爬在树上看星星、摆龙门阵；星期天，空荡荡的学校是我们自由驰骋的地方，平常很难轮玩一回的水泥乒乓球台没人和我们争了，扒满了人的爬高架也任我们翻上翻下。
一次，我和新民潜到新教学楼的教室，龙伯伯听见动静循声追来，我们“狗急跳墙”居然翻到教室的天花板上藏匿。躲过追捕，从天花板上爬下来时，我又“撮笨”将门上的玻璃弄碎了，虽然当时成功逃脱，但最终还是被龙伯伯破了案，把我告到了妈妈那里。结果可想而知，遭到一顿训斥，还用自己存的钱到街上划了块玻璃补上。事后，杨新民在我面前歉意了半天，因为是他出的点子，却让我惹了祸。不过这样一来，我俩的关系更好了。
新民的钢笔字写得极好，由于妈妈的严管，出不了门在家无所事事就练字。那时候没有字帖可临，字体完全是自己的风格，新民的字瘦长而秀丽，有一阵子我还模仿他的字体，当然总没他写得好。除了写字，新民还喜欢画画，仍然是用钢笔画，这是当时最便捷、最省事、成本最低的选择。开始他是临摹连环画上的人物，都是“三国”、“水浒”等古人，天长日久，新民的画工炉火纯青，画笔下的刘、关、张，梁山好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可惜的是他这种几乎达到专业水平的画技日后没有派上用场，没有给他以后艰难困苦的生活带来任何帮助，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画技既被他也被朋友们淡忘了。
喜欢画古人使新民迷上了连环画《三国演义》，开始是到处借来看，到小人书摊去看，最后竟如饥似渴地收集起这套连环画来。但花钱买是不可能的，60册一套的《三国演义》就是当时的大人也花不起这个闲钱。新民盯上了小人书摊，带着自己的连环画去偷偷的调换，自己的书换完了干脆就“窃书”，一分钱看3本书，拿4本还3本，藏在裤腰带的那本就是自己的了。作为好朋友，我也去帮他打过两回“掩护”。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锲而不舍的努力下，几年功夫，新民如愿以偿地攒到了一套《三国演义》。
后来，新民去修铁路，走之前把这套连环画托付给了我，我知道这是他的宝贝，原封不动地把装书的纸箱塞到床下，都没打开看看。两年后新民回贵阳，《三国演义》完璧归赵。现在，据说这套五○版的连环画价值十万以上，且还有价无市。
我和新民同一年级，但不同班，他在一班，我在二班。因为我们是好朋友，他在班上的几个朋友也成了我的朋友，李甲令、范新民、李林，我经常和新民到这些同学家玩耍，文革中辍学在家，更是天天厮混在一起。就这样，从四年级到六年级，我和新民从邻居、同学发展而为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三、校园大革命
1966年“文革”爆发，正值我们小学毕业，从夏天到秋天，都辍学在家，成了大革命的旁观者。年底，我们终于有了着落，我和新民同时分到二十一中。当时的学校一派革命景象，红卫兵组织夺了学校的权，成天揪斗校长、焚烧图书室的书籍……到学校报了到后就没人管了，连班都没有分。“老子英雄儿好汉”，成分好的学生参加了红卫兵；“老子反动儿混蛋”，成分不好的学生靠边站，爸爸是“摘帽右派”的我，和新民同属“靠边站”之列。
后来，我爸爸在单位打了一张证明交给红卫兵组织，证明他在历次政治运动及文革中良好的表现等等，于是我领到1个红袖套，算是“参加”了红卫兵。新民好像没有参加[wwW.aIhUaU.com］红卫兵，但他居然得串了一次联，那是几个同学约他，找到学校有关方面开了1个串联证明，每人还领了几块钱，然后雄纠纠气昂昂地步行到革命圣地遵义。这是他胜利归来后告诉我的，着实让我眼红了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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