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的主要领导人:从左至右依次为政委陈昌浩、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
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西路军虽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性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古人说:为将之道“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这话很有道理。所谓“理”、“势”、“节”,指的就是全局性的东西。指挥员驾驭一个独立作战方向,不了解全局形势,不明白局部战争同全局战争的关系,打的便是糊涂仗。难免如坠五里雾中,晕头转向,缩手缩脚,无所适从,岂有应变自如,“不屈”、“不沮”、“不穷”之理?
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对西路军的行动,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包袱沉重,不易解脱。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陈昌浩同志愿意改正错误,紧跟中央,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决不允许夹杂某种个人得失或山头主义的情绪在内。党内斗争嘛,谁能一贯正确?犯了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工作就工作,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断处置,则一概置诸脑后。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不仅不反躬自省,反到要对我“开展斗争”哩!结果,使西路军失去战机,作茧自缚,步步被动,直至不堪收拾。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很深刻的。

西路军的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历史关头。这也是蒋介石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乘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事实证明,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放在依靠自己、依靠人民的基点上。“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然。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