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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哆啦A梦：伴我同行》
很多年过去了，往事已如云烟，可是那个雪夜，她陪着我散步，温暖了我人生的路。
前言
一周前，“人间”编辑部向所有读者发起了关于“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失联了”征文。
感谢读者们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或是遗憾、或是难舍、或是不解、或是感怀的故事。
无论我们是否依旧拥有，希望那些曾经的感动和幸福，能永远留在我们心里。
1．
从小我就是个孤独的孩子。虽然有兄妹，可是很少交流。
在学校我有一个朋友，叫艾苹。比我大一岁，圆圆脸，说话细小，总是微微笑的样子。
假期里我们总是一起玩耍。两个十岁多一点的小女孩，曾经拿着十块钱，就坐车一起去到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然后又傻傻地坐车回来——仿佛做了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很满足的样子。
每到过年，艾苹总有一些可以自己支配的压岁钱，而我的都会被我妈拿走还给亲戚家的孩子。她用压岁钱在新华书店买了很多书，直到现在还有一套《红楼梦》放在我家，几经迁徙，我一直舍不得丢弃。
偶尔夏夜里睡不着，艾苹会悄悄从家里溜出来，走过两条街，到我家敲我房间的窗户，然后我俩就在半夜黑暗的小街上溜达——直到她妈妈猛地发现女儿不见了再出来找——从不曾有人会发现我夜里不见了。
就这样度过整个青少年时光，直到各自读书工作离开了家。
很多年后的一天，我们又见了一次面。她告诉我，大学毕业后她去了上海打工、又辗转去了新疆。再到后来，她认识了现在的男友，一个当地黑社会成员。在她的描述中，他是那种只有一碗粥也会留给她的人。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送她走的，只知道第二天，我冲动地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长信，大意是:你改过罢，这样才能真正给所爱的人幸福。
一周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到楼下去捡被风吹落的床单，经过大门时，一位个子不高，似乎在那里站了很久的人向着我说话：“你是不是xxx？”
我看一眼，并不认识这个人，就转头离开了。
从此，我再也没有艾苹的丝毫消息。
托父亲去帮我打听她父亲，也说是退休后就搬走了。又是十多年过去，估计我们是不会再见了。
可是那个腼腆而倔强的女孩，如今在哪里呢？你还好么？
——anemone
2.
大学时，我曾经和一个学姐感情甚好。
毕业后我应邀搬去上海和她同住，两人磨刀霍霍，决心一起干一场大事业。大约过了半年，创业的热情冷却下来，她也在父母安排的几轮相亲后，认识了喜欢的男孩。直到有一天，她跟我说，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婚姻还是比事业更重要。当时我正好失恋，又没工作，在我不知道该拿生活怎么办的时候，她礼貌地请我搬出她的家。
断了念想，我搬回香港，找了份工作，安心地开始一个人的新生活。刚开始我们偶尔也有交流，她家境优渥，生活无忧，男朋友事业有成，两人感情很好。没多久她又投身于新的创业计划，猫屎咖啡馆，民族风什么的，最后似乎都不了了之。我们各忙各的，渐渐也就疏于联系。
两三年后她找到我，通知我参加她八月的婚礼。可能因为那时处于旧日同学结婚高频期，我变成了个极端主义者，对婚礼很是排斥。我跟她说择日专程拜访叙旧，婚礼还是不参加了。
我当时想，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吧，没想到她却很生气。
很快，在微信上，我们先是严肃地探讨了一番价值观上的分歧，然后，不知怎么的，两人开始翻起“同居”时的旧帐——谁吃完饭老是不洗碗，谁烤了饼干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对方而是送去给隔壁新结识的邻居……什么烂谷子的事儿都不顾情面地挖了出来。
她说我自私老想着探索新世界新朋友，全然不念旧情；我反驳她，说她是公主病小心眼……就像两个心胸狭隘的女中学生，以友情的名义不断相互指责。
最后的结局是，我们拉黑了对方，从此再无往来。
后来当我看到那句“一言不合，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的黑色幽默时，心想真是生活洞见啊。
之后的几年，偶尔回想起，只觉得自己当时幼稚得好笑。
一起居住的那段日子，我们一起看电影聊文学讲黄段子，欢乐远多于矛盾。
前些日子我重回微博，看到了她的近照，依旧漂亮，又得知她刚刚生了孩子。她调侃自己25岁前忙着建立各种世界观，25岁之后又忙着将其一一推翻；她笑自己也不免俗地在计算机里为女儿新建了一个名叫"My Angel"的相片文档。
我想，她应该过着她想要的幸福生活吧。至于我，依旧未婚，偶尔不安分，日子也踏实自在。主动找她和解的想法有时会一划而过。
但，还是就这样吧。
——李不圆
3.
我总觉得自己是因为成绩，弄丢了自己的发小们。
小时候，家人从没管过我学习，记忆中，我总是等到第二天上学时，在老师们的冷嘲热讽中抄着王珂欢的作业，然后才能回座位上课。
就算后来家人开始管我学习了，我也养成了根本不记作业的习惯，每次回到家，还是会灰溜溜地跑去问王珂欢，今晚作业是什么。
还有邱政圆。那时候，每次写完作业，邱政圆都会来我家看《恐龙骑士》的光盘。妈妈答应我，只要我表现好，就带我找邱政圆玩。我记得两人总是恋恋不舍，直到临走时，邱政圆还半赖皮半认真地说，“你一秒钟之后就要回来！”
后来，大概是我学习一直不好，家长们衡量自家孩子“朋友”的标准，就是他的成绩是不是前20名。我的发小们，很快就像不认识我一样。
上了高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遇到了邱政圆，当时很惊喜，但更多的则是失落——他一直是班级前五名，而我呢？
他见到我很高兴，一直摇我的肩膀，和我说话。可我却只是一直默默地看着他。
如今，我终于上了大学，一切都好转了。能把我的朋友们都还给我吗？
——刘匯洋
4.
高二的时候，数学成绩奇差，一个人能拖整个班的后腿。班主任费心劳力，把数学课代表安排在我旁边，坐了整整一年。
心形脸，长睫毛，姑娘的字龙飞凤舞，很有男子气概。她教我做题，扯我去操场偷看她喜欢的男生，还教我对着老师的背影翻白眼来缓解压力……
一次课上，数学老师布置了一道难题，她目光遍扫了全班，最后像是戏谑一般，拖着腔调念出了我的名字。后排的男生全都笑了。
我在黑板上磨磨蹭蹭地做完了第一问，就再也无法继续了。老师脸色冷峻，瞟了我一眼，“你看我干吗？我脸上有字吗？”
待老师巡堂走远，背后有人小声喊我，一回头，第一排的同学迅速扔给我一个纸团。我手抖得厉害，打开，里面是她写的答案，龙飞凤舞的。可还没来得及往黑板上写，就听见老师在背后大喝一声：“手里捏的什么？拿出来！”
是否被体罚，我已经记不清了，只是一顿羞辱忘不了。我被赶出教室，课间接受了整层楼的“参观”，她也被老师说了重话，在教室里罚站，等我们都坐下来，两人哭作一团。
高三，学校提了一个“火箭班”，安置在教学楼顶层。她选上了，我没有。我还是会等她一起吃饭，一起放学，但很快她就有了新朋友，年级前几名的那种。
高考前三个月，连着两天她都没有上学，我很担心，问同学问老师，大家都说，“她压力太大了。”月考年级排名下滑10名，她正处在一本线的边缘，她的班主任甚至向我抱怨：“她妈妈像疯了一样，半夜三点给我打电话，问她的情况。”
那天下午，我第三次去顶层，终于看到了她。喊了半天，她也没有动，最后出来递给我一张纸条，红着眼说：“以后，你不要来找我了。”她奔进教室，我打开纸，是龙飞凤舞的字：“我妈不让我跟成绩差的学生玩，三个月，你要加油！”
我只知道在社会上，人没钱会被忽视，却不知道学生时代成绩不好，也会被抛弃。那天，我穿了一件黄色毛衣，一身的冷汗，一脸的泪。
后来的故事就很老套了，我是那届高考中窜出的一匹黑马，还竟然和她上了同一所大学。听同学说，她母亲得知我的成绩后感叹：“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四年里，我们只见过三次。第一次是在狭长的楼道中，我们四目相对擦身而过，她先低了头；第二次，她站在教学楼的平台上问了我一句：“最近怎么样？”
第三次是在图书馆，那时候已经大四了，她正备战考研，看我坐在不远处看闲书，顿时面色凝重。
不一会儿，她就拉起同学匆匆离去。我放下书，走到她的桌边，看到废纸上的那些字还是龙飞凤舞的。只是，再也不能揉成一团了。
——萝卜君
5．
他是我高三时的室友，插班来的复读生。
他很聪明，所有的问题似乎总是看一遍就懂。可那时的他，却总是做着“艺术家”的梦。
他很少去上课，只是一个人在宿舍里不停地画呀画，画他眼中的世界。他的字也写得很夸张，连在一起看有种很飘逸的美感。
他告诉我，他从小就失去了父亲，母亲得了精神病，只和哥哥相依为命。看起来，他仿佛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但却和我无话不谈。
那年毕业，他还是没考上大学。我离家上了大学，再也没有他的确切消息。
听说后来，他再次复读，考上了和我一个城市的大学，但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联系上一个人并不像现在这么方便。
直到2003年，我去上海金茂大厦游览，坐上电梯那一刹那，我看到了他。
我确信那一定是他，他举着小旗子，带着一对国外的老太太游览。待我回头再找时，他已经不见了。
我们很遗憾的，就此擦肩而过。
——Zh
6.
我高中偏科严重，班主任便安排她坐我的同桌。
我至今依旧记得她飘柔气息的发梢，左边脸颊小酒涡，两颗小虎牙，芬芳馥郁的呼吸。
她的温柔耐心成了我的药。
高考结束后，我考上了一所三流大学，她发挥欠佳只考上了二本。那年暑假，她和同村的另一位男孩骑了六十里的摩托车来我家，极力劝我回去和她一起复读，还说愿意继续帮我补课。但我害怕再回高三的炼狱，拒绝了她。
大一时，我总能收到她的“每周一信”，怕打扰她冲刺高考，我从没回过。
第二年秋天，我又不断地收到她从遥远大学寄来的信、围巾、毛衣、手帕，以及许多许多的书，书里还有她夹着的一些照片。偶尔跑去传达室接听她打来的长途电话。我总是不知所措，始终也没有回过信。
后来我就先毕了业，工作结婚生子，与她也失去了联系。
多年后，我们在深圳偶遇，她说自己过了30后，被父母逼着结了婚，两年后又离了婚，独自带着儿子，在深圳做国际贸易还算不错。
我们在露天咖啡厅说笑，她冷不丁问我，那几年你为什么不理我？我说我成绩不好，一想起你总会觉得自卑，再加上那时候一直以为你有男朋友。她旁若无人地哭了起来，我又一次沉默离开。
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敢坦然面对这段谈不上是初恋的“初恋”。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我是学渣，更是人渣。
——刘华
7.
同学录里有她的笔迹，我和她的大头贴，都没有发黄。
五年级时，班里转来一个女生，和我一样留着短发，比我高了一个头。自那开始，放学路上，夕阳西下，总能看到我们俩在打打闹闹。
她的家我只去过一次。
村里的窑洞大都是依山而建，一排排嵌在山上。那天中午，我们顶着烈日，爬了一级又一级台阶，到头来我也没记清她家究竟是第几排。
她家的院子有两孔窑洞，家里的地板擦得光亮，除了必要的生活用品，没有其他任何多余的东西，甚至也没有沙发。她的母亲散着头发，穿着朴素，坐在炕上缝着衣服，见我们回来，温柔地笑了起来，和她一样。
转眼上了初中，她去了乡镇中学，由于父母总是忙于生意，她成了住校生。渐渐地，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
一个周末的午后，我带着小礼物去看她。教室的窗户里透出了阳光，在深秋中稍许增添了一丝暖意，教室里她一个人在上自习，陪伴她的只有一些呆笨的桌椅。
见到我来，她开心极了，我们又像以前一样，愉快地聊起天来，直到太阳从窗边移走。
很快，她考上了县城的重点高中，高一的时候，她寄住在亲戚家。亲戚家有两个孩子，一个读高中，一个初中，再加上她。屋里点着昏黄的钨丝灯，但仍旧黑乎乎的，狭小的空间里挤着乱七八糟的东西，连过道里都塞满了东西。
我去找过一次她，依旧没记住具体是哪一排的哪一孔窑，只记得自己进屋没多久，便急忙把她拉出了乱哄哄的家。
很快，进入考准备阶段后，她也消失了。不知从哪一日起，她的QQ就再也没有回复了。没有手机号，我只能不断地给她的QQ发消息。偶尔在路上遇见小学的熟人，就赶快凑上去问有没有她的联系方式。
但我一直没找到她。
直到高中结束之后很久，她的最后一条空间状态仍然没有变化。我幻想过她去我家找我，但或许她并不知道我家在哪里。也想去找过她二姨家，却怎么都认不清是哪一孔窑洞，也许她二姨早已带着孩子搬走了。
她也许去了兰州。我想。
我也是长大后才知道，对于兰州，县城是那么小、那么远。
——党彧卓
8.
我和他在一条街上长大的，从幼儿园到初中，我们总是形影不离。
15岁那年，他杀了人，我偷家里钱坐车去看他，给他送吃的、送穿的，在铁窗的对面，他流着泪说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了，我说那就没人会来看你了（他父母我从未见过）。
后来他自杀了，我也就真的没见过他了。
——清醒夜
9.
杨大鹏是我整个高中时代最特殊的存在。
关于他的轶事，在我还没跟他正式成为室友之前，就已有所耳闻。
他浑身上下，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头坚硬地如同一根根钢针的头发，加之天生浓眉大眼，很容易让人在看到他时，自然联想到“怒发冲冠”。他能用舌尖轻轻松松就舔到鼻尖，这个绝技为他攒足了人气。
复读那一年，似乎只有他是永远快乐的，当他穿着明显不合身的“七分裤”，蹬一双布鞋，在寒冬腊月，蹦着跳着，从校园里经过时，收获的回头率简直令所有人都甘拜下风。
我记得那时，杨大鹏和我一起端着大碗，蹲在初春的校园一角，披着阳光大口吞面。我嚼一颗蒜瓣，搅拌着面条，漫不经心地问他：“你感觉压力大吗？”
杨大鹏咂着嘴，操着满嘴红油：“兄弟，有啥压力不压力的，考上就考上，考不上也不丢人，开心就好！”
我把碗里漂起来的肥肉直接扔到杨大鹏的残汤里，他拿起筷子小心翼翼夹起来，甩进嘴里，很享受地嚼一嚼，仰起脖子喝口面汤。额头上沁出一层汗珠，反射初春的阳光，晶莹透亮。
老天有时候也偏心，复读那一年，他勉强爬过分数线，去了河南一所普通院校，我们都为他感到遗憾。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也曾试图通过关系，拜托同乡打听他的下落，但他就像忽然消失了一样，留给大家一个谜。
——马鹏波
10.
往事如烟，翻起来也是满满的眷恋。
2000年冬天，期末历史考试前，教授把自己的包往讲台上一放，就转身出去了，几个同学赶快跑上前，翻看起教授的讲义来。正当他们看得入神，“教授来了”的呼喊声让所有人一哄而散。
我坐在座位上看小说，并没有上去看题，教授大声质问是谁偷看了题，没有一个人回应。
忽然，教授指着我，“你看了么？”
“没有。”
教授发出几声冷笑，又叫了几个人的名字。自然都问不出什么。
教授气不过，把我们几个全部叫到办公室，让我们写都是谁看了题。我想，反正法不责众，就把班同学的名字全部都写了一遍。
结果，我想错了。其他几个人全写的胡编出来的名字，而我，则成了全班同学的敌人。
往后很长一段时间，班里都没人理会我。在挂科等于不能毕业，且考试成绩全看教授心情的专科学校，大家对我的痛恨又加深了一层。
那时候，班里有一个此前与我关系很普通的女生牛慧丽，她辗转找来历史教授的电话，还帮我出主意想办法，有一天，还专门陪我在雪地里散了很久的步。
尽管后来，班里没有一个人因此事被挂科，我却看清了人心。
毕业后，我也请牛慧丽走了一段路，当时已经有了其他想法，可是由于种种，我们失去了联系。
2003年，单位有了网络，我四处找寻过她。可是大家四散在各处，没人知道她究竟在哪里。
很多年过去了，往事已如云烟，可是那个雪夜，她陪着我散步，温暖了我人生的路。
——上下
11.
那三年，所有的记忆都和她有关，就像谈了一场恋爱。
刚上初中那会儿，学校举办迎新运动会，我早忘记自己报了哪些项目，只记得在观众席上坐着，旁边两个姑娘一直在叽叽喳喳地聊着某部漫画。可能天生不会招人待见，我到底还是忍不住插了嘴：“我觉得你们说的那个漫画比起XXX根本不算精彩……”
旁边的姑娘果然立刻扭过头，却眼睛发亮地看着我：“你说得太对了！”很快，我们便一起，聊完了整个运动会“上午场”。
当时学校操场没有真正的观众席，椅子都要学生从教室里自己搬下来，椅子腿是铁铸的，很重，上下台阶容易打到腿。我们班在最高的5楼，那天下午，我到得比她早，一个人径直把两把椅子扛下楼。
一切顺其自然，我们在放学后骑一辆自行车奔往书店，如果路上要下雨，她就帮我把自行车骑回家（她家离学校近），让我坐公交，虽然好几次雨下得太快，把她浇成“落汤鸡骑士”。
冬天我要坐公交，她陪我在车站一等就是半小时，等我上了车，她一个人在冬日寒冷的夜幕里独自走回家；周五放学早，我们一天份的话还没说完，站在学校附近的路口继续聊，时间不知不觉从4点走到6点，直到我家人放不下心来学校找，横竖都少不了一顿骂。
很少听她谈起她的家人，每次电话打到她家，接电话的都是姥姥，用朝鲜语说着我听不懂的“喂喂”；她的资料卡上，民族那栏填写的是：国外朝鲜；她也有两个名字，“日华”和“日花”，“日花”是朝鲜语的，发音很好听。当时的我，不明白这些有什么意义，交朋友和家庭有什么关系？何况她会的朝鲜语都不超过10句啊。
直到升学的时候，她和别的同学才显露出不同，她是永远的“借读生”，能上哪所高中，不取决于成绩，只取决于哪所学校肯收她爸爸给的借读费。
我们依旧固执地约定上同一所学校，那是县城里最好的一所高中，她家人据说已有所打点，而我只要再努把力就能得偿所愿。
我最终顺利上了那所高中，报道的人群里却没有她。在初中时代最后的那个暑假，她的父母忙于离婚，没人帮她申请新学校。
她告诉我，“晚一年，晚一年我就会去上学了。”
“嗯，等你。”
上高中后，我依然常常给她打电话，最开始是打到姥姥家，后来渐渐变成了各路亲戚家，我在本子上记了她四五个电话，直到有一天，她告诉我：“等我打给你吧，让他们接到电话……嗯，不太好。”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她穿着初中时的旧毛衣，但当时天已经渐暖，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我还是什么都没问，依旧说等她早点来学校。“我应该不会上高中了，他们给我找了一所中专，毕业分配工作那种。”她佯装出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我们最后一次通电话，她祝我生日快乐，“我给你买了一个很可爱的礼物，下次见面就能送给你啦。”然后我们在依旧熟悉而天真的快乐中挂了电话，我恨自己的天真。
在那之后很多年，我家都没有换过电话号码，却再也没有接到她的下个电话。我终于忍不住开始找她，电话打到她亲戚的店里，最开始回复是“不在”，后来声音也换了新的一批，很快，再没人认识她了。
也曾试过在社交网络上找她，“日华”和“日花”都搜过，从最开始没有这个名字，到后来重名的都注册了好几页，从来都没有她的影子。
10年里，我总时不时幻想与她重逢的场景，从最初的戏剧性，到后来的渐渐尴尬。10年前，我想过等将来赚了钱，请个私家侦探；10年后，我已经放弃了寻找。
不是不想见她，只是突然意识到，她再不联系我，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她不想再见我了，我成了她抛弃在旧时光里的朋友；二是她发生了什么，或许人已不在，而无论哪个结果，都是我无力承担的。
而我，也渐渐学会对身边的朋友更好，不无谓地索取。只是那个让我有最多亏欠的人，却在人海中再也不见。
——侯思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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