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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说几句题外话。
2012年辞世的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很可能是屈指可数的最不应该缺席诺贝尔文学奖的二十世纪文学巨匠之一。而富恩特斯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最明净的地区》甫一出版，便为其赢得了广泛的世界性声誉。有意思的是，“最明净的地区”一语，出自十九世纪德国著名地质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之口。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位于墨西哥高原的南端，地势较高，三面环山，气候凉爽宜人，空气清新明净，四季如春，洪堡博士赞叹不已，认为这是举世无双的“最明净的地区”。但到了二十世纪中期，这里的工业和废气污染严重，城市上空常常蒙上一层灰色污浊的烟雾，使“最明净的地区”徒有虚名。
富恩特斯匠心独运地使用这个词语作为书名，意在慨叹在唯利是图的工业化推进过程中，远较环境污染更令人痛心疾首的墨西哥迅速恶化的社会风气。
某种程度上，当下的中国同样可以冠之以“最明净的地区”这样一个充满反讽意味的称号，社会公序良俗的扭曲，传统文化的断层，国民信仰的集体迷失等等，与愈演愈烈的环境污染纠结在一起，成为极其错综复杂的艰巨难题。
当此之际，与其等待所谓的“顶层设计”，不如反躬求己，从点滴做起。为此，《首席财务官》杂志特别遴选了针对土壤、水和大气等三个不同方向的环保产上市公司，期望从CFO的视角来审视这一面临着巨大蓝海机遇的新兴市场。
从否极泰来的乐观角度来看，近两年从京津冀逐步蔓延到全国的重度雾霾，将国内环境保护现状的恶劣程度以及治理的紧迫程度，最起码是进行了全社会的一次深度环保科普。
无论是管理层还是企业界都迅速对此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
去年底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震撼出炉《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中，历史性地首次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进行了系统阐述，在这一决定中提出的若干条具体方案准确把握了制约国内当前环保行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可谓对国内环保行业的发展下了一场久旱甘霖。
而稍后在2013年12月8日，超过50家环保上市企业在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的组织下齐聚江苏昆山，在“2013年中国环保上市公司峰会”上联合发表《中国环保上市公司昆山宣言》，并就国家推进环保产业发展、加快市场化进程提出多项建议。
这样一个上下互动、官产呼应的局面似乎预示着国内严峻的环境保护局面将面临着全面扭转的历史性机遇，真的是这样吗？
显性瓶颈在法律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的“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理解，我们不妨先来观察环保产业所处的法律法规环境，毕竟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才是市场得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石。
目前，我国在环保领域的的根本大法为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下称《环保法》），辅以《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共同构成了整个环保法律体系。迟至2011年，全国人大委托环保部正式开始起草《环保法》修订草案。去年10月21日，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进行三审，业内普遍预计三审之后还会进一步修订，短期或许仍难以出台。但也有乐观估计认为《决定》的出台很可能会加速修法进程，毕竟《决定》中对此有明确的表述——“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制度的核心在于要有完善适用的法律法规，而目前实行的《环保法》已经与现实脱节”。
而令人扼腕的是，《环保法》从出台到当前的修订，已经过去了这24年，这个时期对国内曾经山川秀美的自然环境和城乡宜居的社会环境而言，恰好是在GDP导向下急剧恶化的最差时期。
无论是《决定》还是新《环保法》，其中所蕴含的转折性改变是蓄势待发的国内环保产业高度关注的。
比如，在新《环保法》中作为一大亮点的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修改，修订稿的表述为“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信誉良好的全国性社会组织。”这也意味着，来自第三方机构运用法律武器的监督将和政府管制一道成为打击污染的制约力量。
除去举国关心的《环保法》修订之外，整个环保行业最关心的是《决定》中的“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应该说，这也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措施。
早在2003年起，我国开始针对污染型企业实施排污费制度，但是现有的“谁污染，谁治理”的模式，不仅在地方政府的唯GDP论的定位下大打折扣，而且也忽视了环保作为一个高技术产业的产业特征，污染企业往往并不具备依靠自身力量治污的能力，特别是中小型的污染企业，运动式的一关了之的做法根本起不到扭转性的作用。在去年底昆山会议上环保上市公司共同发表的《推动环保产业进一步发展的若干建议》（下称《建议》）中专门呼吁，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大力推行工业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应确立“污染者付费、专业化治理”的新思路。
据业内估计，如果将现有的排污费直接改成环境税，根据五项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估算，每年的排污费应收额可望在500亿元左右，而目前的实收额估计仅有200亿元左右。有研究人士指出，如果全额收取上述环境税且100%用于环保投入，大约能解决15%左右的环保投资，这将对现有的环保行业产生深远影响的导入性作用。
隐形瓶颈是金融
对于没有国家队、大多从草根起价的国内环保产业而言，面对上述历史性发展机遇时，金融方面的瓶颈是潜在产业水下但更为直接的制约条件。
我们先来审视一组数字。截至2012年12月31日，国内57家涉及环保业务的A股及海外上市公司的总市值约3585亿元，营业总收入约4747亿元。考虑到“十一五”以来，国内环保产业的年均增速在15%～20%，以及行业龙头超出市场平均水平的增长能力，去年环保类上市公司的总营收估计也就在6000亿元上下，大约相当于去年56.88万亿中国GDP总量的1%。
事实上，即便是环保行业内部，对于当前的现状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误判。
比如，在昆山会议上，按照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的官方表述，目前，我国环保行业逐步从成长期进入成熟期。根据环境商会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目前的市政污水、垃圾等基础环境处理市场正趋于饱和，实力较强的环保企业逐渐将业务由工程建设向投资运营延伸。
但是如果将其按照产业经济学的一般发展规律来看的话，无论是行业集中度、技术领先性还是运营成熟度，当前的国内环保产业应该处于从初级成长期向高级成长期跃迁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显著标志不是简单的看总体行业的成长速率，而是领先企业的成长速率，整体的行业集中度、技术领先性以及运营成熟度将有质的提升。
事实上，近年来，由环保类上市公司依托资本市场优势所掀起的并购重组浪潮即为明证。在行业从初起到有序的过程中，市场领导者通过收购已有项目或并购企业增强实力，以资本、技术、市场、成本的综合优势快速抢占市场，进而提升产业集中度的做法，恰恰是行业开始走向有序发展的基础。
考虑到环保企业所从事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业带有一定公益性质，资本沉淀性高、投资收益率低，国内相关金融领域的配套也应尽快跟上。
同样是这份昆山提出的《建议》呼吁，建立多元化投融资体系，确保环保投入占GDP的2%～3%。比照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标准，环保企业所得税减按15%税率征收。比照由国家财政拨款事业单位免征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政策，免征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污染治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性用房及所占土地的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
更富于新意的是，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会长、桑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在昆山会议上倡议，由有实力的环保企业共同发起成立支持环保产业发展的绿色银行。据文一波透露，绿色银行的倡议已经获得了环境商会内7～8家环保企业的认可，其中“大部分是上市公司”，且绿色银行的注册资金初步定在50亿元以上。文一波表示，上述倡议中的绿色银行有两套方案，一套是找到理解、支持环保行业的地方政府，等待民营银行的开闸；另一套方案是买商业银行的壳，对其增资。“我们在跟一些地方在谈第一个方案，同时也在物色第二个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