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三 积极探索新经典之路
古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始终处于文化与政治、实用与艺术等多方制约与关照之下。在书体演进阶段，篆、隶、楷、行、草等各种书体的发展定型，均经历了一个纳俗入雅、归奇入正的漫长过程。其中，名家楷模及其经典作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唐代孙过庭《书谱》开篇便讨论了锺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的历史地位问题：他们既是书体美化定型的关键人物，也是新书体、新风格的创造者。换言之，名家楷模及其经典作品的典范意义，既包含了对他们作为文化传统善继者的身份确认，也包含了对其作品本身所承载的艺术精神、个人成就完美结合的推重与肯定。这也是在各种书体技法的学习过程中，我们特别强调经典与经典意识的根本原因所在。当然，这既非问题的全部，也不是今天书法艺术发展的归宿。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积极探索书法的新经典之路，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所在。
其一，传统的惰性与新古典之路。书体演进时期的名家楷模及经典作品一旦确立，首先体现为各种书体技法审美的稳定性，并以此保障文化传承的社会现实需求，其中的个性部分则很容易因过度模仿、放大而失去鲜活的生命力。这一问题，在书体演进彻底结束以后便凸显出来。张怀瓘《文字论》所谓“先其草创立体，后其因循著名。虽功用多而有声，终性情少而无象”，即已此参透此中玄机。以苏、黄、米为代表的北宋变革书风，则从理论与实践上率先拉开以风格流派为核心的书法新古典主义序幕。米芾更是明确提出了“贵形”的主张，并不止一次贬斥唐楷。实际上，这不但切中了“正体”缺少轻松自然写意性的要害，也触及了经典泛化后的个性迷失问题。
就此而言，堪为三代秦汉“正体”的《石鼓文》、《袁安碑》、《礼器碑》、《乙瑛碑》，以欧、虞、颜、柳等为代表的唐楷名家，甚至被视为帖学经典的“二王”尺牍、《淳化阁帖》、《大观帖》等等，均已无法满足后世书法发展的个性化诉求。因此，宋元的帖学、晚明的大字行草书、清代的篆隶复兴、晚清的碑学、民国的章草热等一系列书风变革，均在各种书体原有的经典之上拓展开来。这也是我们称之为“新古典主义”的立意所在。
其二，探索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新经典之路。晚清以来，书法艺术的发展形成了篆隶古体、碑学、帖学三足鼎立的历史局面，帖学独尊的时代就此终结。时至今日，书法取法与创新领域已经涵盖了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各类石刻及历代名家经典作品等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书体风格的探讨也在不断深化、细化。这里，仅从帖学、碑学及篆隶古体的角度，谈谈新经典之路的可行性问题。
帖学。尽管碑学的兴起与当时传统帖学取法范围日趋狭窄，艺术创造力不断萎缩有很大关系，但二者所涉及的书体并不完全对等。以碑学涉及较少的行草书而言，传统帖学的发展已历千载，名家辈出，风格众多，推出新经典的难度相当大。但是，帖学兴盛更多依赖于以《淳化阁帖》、《大观帖》为代表的历代刻帖，晋唐名家墨迹的流通并不广泛。宋代以后，对晋、唐笔法认识的模糊不清，临摹取法中的种种误读等问题，皆由此而来。
今天，宋明诸贤对刻帖传摹失真颇为无奈的现象，已经随着现代出版印刷行业的巨大进步成为历史。加强晋唐经典名家墨迹与刻帖的比勘研究，深化经典的学习，不但可以弥补和矫正宋明帖学发展中留存的诸多问题，也可以为今天的推陈出新提供新鲜的视角。另外，通过现已出土的大量汉魏时期的各类墨迹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也可以推进我们对诸如钟、王楷法溯源，行、草书体的形成与演变，章草书法的再认识等方面的研究深度，进而成为今天创作的源头活水。
碑学。在新古典主义进程中，恐怕很难论定哪种书体的艺术成就最高。但是，要论定哪种变革之风对书法传统的破坏力最大，则非碑学莫属。并与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明确提出的“形学”命题，有着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
碑学的改良对象是魏晋以后应用最为广泛、实用性与艺术性结合最为紧密的楷书。或者说，碑学针对的是馆阁体赖以形成、代表雅正文化的“官楷”，而不是其他书体变革所面对的古体或草体。碑学的理论指向和实践领域，既然是作为文化传统根基的、功利性最强的书体式样，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只讲“形学”，不论其他，在传统文化依然占据主流的时代，是不可能真正大获成功的。清代独取北碑而不染“官楷”，并以楷书名世的书家凤毛麟角，也是不争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碑学真正能够发挥威力的时代不是晚清，而是传统文化断裂、书法实用价值无多、艺术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
另外，“形学”的视角，使清人过分看重那些极具“新理异态”的摩崖刻石、隶楷错变的北朝造像记和碑版遗迹。但是，书法研究方法论的缺陷，缺少墨迹资料佐证的先天不足等原因，使之难免出现误打误撞的情形，留下很多遗憾和不足。相比之下，今天大量出土的六朝墨迹、以北魏元氏宗族墓志为代表的书刻俱佳的墓志材料，以及不断提升的学术研究能力，足以让我们在清人的基础上有所推进，进而实现清人拓展楷书艺术空间的美好初衷。
篆隶古体。近几十年来，随着大量三代金石文字遗迹、秦汉简牍墨迹的出土，文字学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颇为可观的学术成果。既有《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殷周金文集成》等系统全面的金文拓本辑录与释文，也有《甲骨文编》、《金文编》、《战国文字编》、《古文字类编》等从字形角度出发进行的排比归类，还有《隶变研究》、《隶书研究》、《汉字形体学》、《汉字构形学》等书体演变、古文字构型规律及各类专题研究，等等。遗憾的是，能够熟悉这些研究成果，通晓三代秦汉文字发展规律的书法教师并不多见，更不要说深入系统的学术研究。时至今日，篆隶古体的取法与借鉴，大多只能在那些传统碑帖、清贤名家及少量三代秦汉文字遗迹中辗转反侧。不但缺少相对独立的风格意识，也缺少从数以千计的三代金文精品中探根寻源、获得更多滋养的能力。尽管三代古文、秦汉简牍是古人极少涉猎，又极具挖掘潜力的新领域，但是，如果不能尽快改变目前的尴尬局面，我们也只能望洋兴叹。想要进一步深入传统，明晰前贤取法的利弊得失，或在此基础上变化生新，也只能是天方夜谭。
所幸，为数不多的具有文字学、金石学功底的书法研究者、教育者正在深入思考这些问题，并已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突破性进展[i]。其中，关于正体、草体、美化装饰书体的分类和界定，“篆引”概念的提出，制作工艺、材料属性等因素对书法风格的影响与制约等，已为今后的研究和取法提供很好的思路。另外，以三代秦汉金石文字遗迹、历代名家经典作品及古典书论为依托，综合运用文字学、铭刻学、考古学、图像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篆隶书体的书写技法、风格流派、审批评美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在逐步展开。因此，如果考虑到书法学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高等书法专业教师至少要关注本学科内古体书法的研究动向，及时吸收现有研究成果，并在具体教学实践中使之得到进一步的检验和落实。
四 结语
今人的知识结构与古人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文化的多元性也让我们有条件、有理由借鉴古今中外各种学科、艺术门类的理论与方法，从各种角度重新解读书法。但是，如果漠视传统而背离经典，或有传统之名而无其实，或恪守传统而后继乏力，对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书法传统和现代高等书法教育自身来说，都不是什么福音。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深化经典，树立经典意识，积极探索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新经典之路，已经迫在眉睫。对于今天高等书法教育者来说，不断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和艺术造诣，真正成为适应时代发展的优秀人才，既是无可推卸的职责所在，也是安身立命之本。
[i]篆隶古体的取法借鉴等问题，参见丛文俊《篆隶书基础教程》，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