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晚明小品在现代文坛上时来运转，与周作人的揄扬推重颇有关联。在为沈启无所编《近代散文抄》（人文书店1932年）作序时，他就批评“向来不大看重或者简直抹杀明季公安、竟陵两派文章”的偏见，着力表彰该书“精密选择，录成两卷，各家菁华悉萃于此，不但便于阅读，而且使难得的古籍，久湮的妙文，有一部分通行于世，寒畯亦得有共赏的机会”（《〈近代散文抄〉新序》），对弟子的辛勤辑录极为称许。而此后刘大杰《晚明小品集》（北新书局1934年）、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光明书局1935年）、王英《晚明小品文总集选》（南强书局1935年）、阿英《晚明小品文库》（大江书局1936年）等陆续问世，又进一步掀起了购读的热潮。
图1/3《晚明小品选注》
周作人在1937年初春也买了一部刚出版的《晚明小品选注》，原以为“得有选本新著亦正慰情胜无耳”，不料翻阅之后却有些懊恼，“未及遍读，只挑了袁中郎的几首游记来看，觉得未能满意”（《读〈晚明小品选注〉》，载1937年5月6日《益世报》）。此书由商务印书馆在前一年发行，周氏虽未点名道姓，但矛头所指无疑正是其编者朱剑心。平心而论，朱氏并未敷衍其事，不仅参考过众多明清别集、总集，以及沈启无、刘大杰、施蛰存、王英等现代各家选本，为了便利读者，还煞费苦心地为每篇选文添加注释。他在《叙例》中郑重说明：“本书注释，力求简明。然一字之疑，必探其本；一句之晦，必竟其源。间有考检不获，则注明‘未详’二字。”谦抑之余也不无自矜。在后来的回忆中，他仍自诩道：“这些‘选注’工作，本来无足轻重；但我却也藉此寄托了一些怀抱，相当的用了一番苦功。这可以说是我研究学问的开始。”（《我的读书与写作》，载1943年《古今》第十七期）可惜吃力不讨好，正是这些注释引发了周作人的质疑，因为在他看来，“笺注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朱氏所言“说得很好，可是做到很难”。
图2/3
周作人
周作人的措辞看似轻描淡写，可随后所举的例证，确实都存在编者难辞其咎的硬伤。例如袁宏道（中郎）在《西湖一》中提到“觅阿宾旧住僧房”，朱氏注云：“阿宾，谓唐骆宾王。旧传宾王尝亡命为僧，住锡西湖。”周氏谓其牵强附会：“案骆宾王虽然传说曾在灵隐寺遇见宋之问，这里的阿宾却并不是他。《解脱集》及梨云馆本都云阿宾，袁小修所编中郎全集中独改作小修二字，可知阿宾即是小修的小名也。”袁宏道诗文集版本繁复，体例及内容多有不同。尤其是其弟袁中道（小修）在编订全集时，“稍去其少年未定之语”（《袁中郎先生全集序》），做过一些删订润饰，因而与其他各本略有出入。周作人通过不同版本的相互比勘，便发现“阿宾”本是袁氏兄弟私下的昵称。——其实还有更直接的证据，袁宏道《喜逢梅季豹》诗中有“宾也旷荡士”句，自注中早就提到：“宾，小修小字。”足证周氏所言非虚。在随后撰写的《读〈解脱集〉》中，周作人再次提到袁宏道“诗文中又常提及阿宾，偶尔见之亦觉得有风致。中郎殁后，小修为订定全集，乃于其《西湖一》中改去觅阿宾旧住僧房一句，此等处均颇有情趣，思之亦复可笑可喜也”（载1938年7月2日《晨报》，后收入《书房一角》），看来对自己能读书得间相当得意。
朱剑心大概并不知晓周作人的批评，其书在1947年更名为《晚明小品文选》，列入商务印书馆“中学国文补充读本”中重印，却没有做任何修订。他后来细致研究过古人各种称名方式，曾掷笔兴叹道：“单是一个人的姓名，是多少简捷了当的事，却偏有这许多纷繁变化的称引，在文章里面杂乱的用着。我人生于后世，若是读书不广，看到一个古怪的人名，简直连查考也无从着手，对于这种纷繁变化的称引，真的只有‘哭笑不得’。”（《中国人名之繁称》，载1941年《世界文化》第二卷第五辑）倘若知道自己对“阿宾”的理解也只是望文生义，想必更要“感慨系之”了。
图3/3朱剑心
尽管周作人在指摘朱氏时早已声明：“不佞自己不能做选注工作，却来多说风凉话，自知不该，唯正因看重此种工作有益于人，故愿有所助益，贡其愚得。”抱着与人为善的初衷。但在旁人看来，其前提居然是“未及遍读，只挑了袁中郎的几首游记来看”，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不过这也情有可原，因为在晚明作家中，周氏最欣赏的便是公安派袁氏兄弟。他在早年就推崇“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杂拌儿〉跋》）。1932年应邀至辅仁大学演讲时，他更指出：“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所受到的西洋的影响，科学、哲学、文学以及思想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张了。而他们对于中国文学变迁的看法，较诸现代谈文学的人或者还更要清楚一点。”（《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二讲）甚至认为：“胡适之的所谓‘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同上第四讲）经过反复“正名”，此前一度被妖魔化的公安派俨然成了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作为公安派中最具影响的作家，袁宏道的名声更是扶摇直上。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就先后有中国图书馆出版部、大方书局、世界书局、国学整理社、广益书局等出版过他的诗文集，最知名的则是时代图书公司于1934年至1935年间推出的《袁中郎全集》。此书虽由初出茅庐的刘大杰负责校编，背后阵容却相当强大，不但由林语堂担任校阅并撰序，还另外约请周作人、郁达夫、阿英等名家赐序推介。周作人在序中特别强调“中郎是明季的新文学运动的领袖，然而他的著作不见得样样都好，篇篇都好”，“我想他的游记最有新意”（《重印袁中郎全集序》）。他在批评朱剑心时聚焦于袁氏的游记，由此看来，实属必然，正与此相应。
刘大杰的整理本如此兴师动众，固然便于造成轰动效应，但也容易激起别人的反感。鲁迅就对其错谬屡屡讥嘲：“并不艰深的明人小品，标点者又是名人学士，还要闹出一些破句，可未免令人不遭蚊子叮，也要起疙瘩了。”（《点句的难》）“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骂杀与捧杀》，两文均收入《花边文学》）周作人受人所托，当然不能像其兄长那样去拆台，但在序言里也委婉地提到：“重刊《中郎集》，鄙意以为最好用小修所编订本，而以别本校其异同，增加附录，似比另行编辑为适宜。”而他也正是通过“以别本校其异同”，才轻而易举地纠正了朱剑心的讹误。古人云：“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即便只是小品，又岂可小视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