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夏秋之交,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揭批查工作已经开展了近两个年头,许多地方、许多单位、包括军队内部一直还在持续着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揭批查,正常的工作很难展开。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78年9月13日,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进入东北后,他马不停蹄地视察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然后又来到天津。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到处点火”,到处谈论的是关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话题。
10月3日下午,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邓小平说:“这次我在沈阳军区讲,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要区别一下哪些单位可以结束,有百分之十就算百分之十,这个百分之十结束了,就转入正常工作,否则你搞到什么时候。我们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总不能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有些事情还要自己负责。”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提出工作重点转移,全党工作的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要从根本上转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这不仅意味着运动的结束,更意味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意味着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这对于华国锋来说,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思想认识上,都很难接受。
后来,胡乔木在1983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提到了这一时刻:把党的工作重点由清查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在当时,就是三中全会以前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底,就很不容易。小平同志这时坚持要转到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党的中心任务,可以说是真正的开端,意义非常重大。我们不能说华国锋同志反对搞经济建设,但是他是不同意在那个时候实行这样一个转变的,他认为太早了,要继续清查。
在1978年11月10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的开幕式上,华国锋在谈到了此次会议的三项议程之后,说:“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指引下,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
时任《解放军报》社社长华楠回忆这次会议时说:“会议前两天,基本上是按部就班的。大家准备好发言稿,讲话的内容也比较分散,有讲经济工作的,也有讲‘两个凡是’的,没有什么互相插话、互相启发。”但是,历史在这时候拐弯了。
11月11日晚,陈云回到他在朝内小街的家里,斟酌再三,又一次在台历的背面写下了他的发言提纲。这是他的老习惯了。然后他叫来夫人于若木,为他誊清这个提纲,字比较大,能让他看起来更方便一些。从上世纪30年代他们结婚始,为陈云誊抄文件就是于若木的工作之一。
11月12日,会议开到第三天,陈云发言了:华主席讲话中要我们畅所欲言,我提出以上六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陈云的发言是一口气讲下来的。他的开场白首先提到了十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工作会议:“去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我有个发言,没给登简报,这次发言我希望登简报。”
陈云说:“我完全同意中央关于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意见。但是,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有所顾虑。有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
陈云讲了六大问题,仿佛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了六颗重磅炸弹:
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新的有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七七决定”、1941年决定中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
三、陶铸、王鹤寿等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从监狱中要出来的同志,“文革”中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在结论中留有“尾巴”。应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四、彭德怀同志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有人也提出来了,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其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浓重的吴语普通话盖过了会场所有的杂音,代表们诧异、惊愕、兴奋,心情随着陈云抛出的一个比一个更有力量的炸弹而跌宕起伏。
陈云最后说:“华主席讲话中要我们畅所欲言,我提出以上六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陈云的发言,在会场引起强烈反响。他所提出的历史遗留问题都是此时党内外极其关注的重大问题。大会当即就将陈云讲话印发了简报,很快所有代表都看到了这份不同寻常的简报,整个会场气氛顿时热烈起来,各组发言的重点迅速集中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上来。
在陈云发言之后,接着赵健民在东北组揭发了康生的问题,姚依林、陈国栋、陈漫远、程子华、马文瑞在华北组讲了61人案、天安门事件、康生和谢富治的问题。13日上午,肖克在华东组明确表示,陈云讲的问题有关安定团结,有必要加快解决。
但是,在13日下午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华国锋仍按照他原来的设想,宣布:“从当天下午开始,会议转入讨论农业问题,用6天时间。”
为配合华国锋确定的会议议程安排,纪登奎紧接着就《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施行草案)》两个文件作了说明。然而多数与会人员并没有服从这个安排,仍然围绕着历史遗留问题展开讨论,而且火力越来越猛,提的问题越来越多,还对中央某些负责人提出了意见。
万里说:“陈云提出的五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民心里不舒服。”
聂荣臻说:“关于案件问题,陈云在这次会上首先提出来,我很同意。这类问题相当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等。”
陈丕显说:“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应该弄清楚。”
康克清说:“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康生、曹轶欧血债累累,这样轻轻过去,太宽了。”
胡耀邦说:“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量很大,现在全国脱产干部,包括文教1700万人,立案审查的约占百分之十七,加上被审查的基层干部、工人、老百姓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将近1亿人。这么多人的问题解决不好,就很难同心同德,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危害团结的因素就消除不了。”
从这时开始,华国锋控制不住局面了,会议逐渐脱离了他所设置的轨道。
据《叶剑英年谱》记载:11月12日陈云发言当天,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要从速表态,以免中央被动。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叶剑英是华国锋至为信赖的前辈政治家。相信这一席话对华国锋的触动极为深刻。
1978年11月14日晚,邓小平从东南亚回国。他很快来到了叶剑英的住所,两人就中央工作会议的进展充分进行了沟通。他们还谈到了“中央要加强集体领导,反对突出宣传个人”的问题。这显然是有所指的。
从这一天开始,会议的进程已不可能再像华国锋会前安排的那样转入讨论经济问题,几乎所有的小组都在陈云发言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拓展。
11月19日,华国锋与湖北省领导座谈,他很中肯地说,会议开得好,畅所欲言。他说,会议时间要延长,不能按预期完成任务。很显然,这与邓小平回来后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的结果密切相关。中央常委们认为,有必要对几项有关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作出决定,经过讨论,中央常委决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
11月25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下午4时,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大会上宣布:
一、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二、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中央认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销。
三、关于“二月逆流”问题。中央认为,所渭“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蓄意陷害。因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受委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
四、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
五、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彭德怀有重大贡献。历史上有过错误,但过去怀疑他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其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六、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是老同志、老党员,在几十年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大贡献的。经过复查证明,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七、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对杨尚昆同志要分配工作,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八、关于康生、谢富治的问题。他们有很大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和批判是合理的。
九、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中央决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对于曾经分裂为两大派的群众组织,要妥善处理,不能引起派性斗争;要引导群众向前看,消除资产阶级派性。
在宣布上述几条决定前,华国锋说:“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家一致赞成,认为中央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适时的。”
1978年由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引发的历史的波澜涟漪,越过36年的岁月,至今依然在历史长河中激荡。

·1960年5月1日,毛泽东和陈云参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
·1962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的主席台上。
·1962年2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
·1962年2月,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的主席台上。
·1960年,陈云同朱德、陈毅、张茜在欢迎外宾的宴会上。
·1987年,邓小平和华国锋交谈。
·1982年8月14日,李先念、邓小平、陈云在北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邓小平与陈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邓小平与陈云。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陈云、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在一起交谈。
·党的十三大结束后,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一起,退出了中央工作的第一线。由于还不能“全退”,陈云参加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11月2日,已退出中央委员会的陈云,列席了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决定邓小平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替。这是十三大闭幕式上的邓小平和陈云。
·1984年2月2日,陈云在看《人民日报》。
·1991年5月9日,陈云在上海同朱镕基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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