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732年爆发的普瓦蒂埃战役中，法兰克王国的宫相查理·马特指挥他的军队结成坚固得像城墙一样的方阵，挥舞着令人生畏的战斧击溃了阿拉伯骑兵的冲击，取得了决定性意义的胜利。插图，乔布绘，1930年
文 | 郭晔旻
《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9月下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欢迎广大读者以个人名义分享至朋友圈
2015年6月7日，一年一度的基督圣体节的活动中，在西班牙贝雅尔参加游行的男子将自己从头到脚用苔藓裹起来，以纪念阿方索八世统治期间“再征服”运动中的光辉时刻。那时，当地人用苔藓伪装自己，骗过摩尔人守军，从摩尔人手中夺回小镇。“再征服”的英勇行动历时长达7个世纪。
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在“蛮族入侵”中倾覆之后，西哥特人在伊比利亚半岛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到了公元8世纪初期，西哥特王国内乱迭起，已经控制了北非沿岸地区的阿拉伯人，十分熟悉直布罗陀海峡那一边的王国里发生的情况，711年，以北非土著柏柏尔人为主力的阿拉伯帝国军队渡过宽度仅有3公里的直布罗陀海峡进入欧洲，他们被当时的欧洲人称为“摩尔人”。
西哥特王国崩溃了。摩尔人的军队像龙卷风一样扫过伊比利亚半岛大地，很快征服了西哥特王国的大部分国土。在交通和通讯都十分落后的时代，哈里发朝廷居然如此顺利、这么快成为这片土地的新主人，即使今天也颇有些不可思议——曾经抵抗罗马军团300多年的西班牙，只7年功夫就沦为穆斯林的殖民地。
伊比利亚半岛伊斯兰势力的退潮（914年－1492年）
正处在征服事业巅峰的阿拉伯军队趁势跨过了比利牛斯山。但是，在732年爆发的普瓦蒂埃战役中，法兰克王国的宫相查理·马特指挥他的军队结成坚固得像城墙一样的方阵，挥舞着令人生畏的战斧击溃了阿拉伯骑兵的冲击。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假若阿拉伯人在此战役中获胜，那么，你在巴黎和伦敦看到的，会是些清真寺，而不是些大教堂；你在牛津和其他学术中心地听到的，会是《古兰经》的讲解，而不是《圣经》的解释。”摩尔人已经筋疲力尽了，这里就是他们的军队在西欧所能达到的极限。
不过，作为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者，穆斯林还将在此逗留几百年时间。阿拉伯语称呼这里为“安达卢西亚”，作为哈里发朝廷的一个行省。公元749 年，阿拉伯帝国改朝换代，倭马亚王朝被阿拔斯王朝取代，随着倭马亚王室仅存孑遗阿卜杜·拉赫曼（拉赫曼一世）的到来，伊比利亚半岛建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史称后倭马亚王朝，756—1031年），并开始谱写伊斯兰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
拉赫曼三世
在拉赫曼三世（912—961年在位）统治时期，后倭马亚王朝臻于极盛。穆斯林西班牙在欧洲和欧洲事务中的政治影响在此前和以后都没有像这个时期那样巨大。当时的后倭马亚王朝首都科尔多瓦变成了欧洲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与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齐名，成为西方世界三大文化中心之一，“在中世纪欧洲的智力史上，写下了最光辉的一章”。这个穆斯林首都的声誉深入到辽远的德意志，一个萨克森的修女，称呼科尔多瓦为“世界的珍珠”。整个城市有50多万人口，街道长达好几英里，从道旁小屋中射出的灯火，把大街照得通明，而“七百年后的伦敦，还连一盏路灯都没有”。当牛津大学仍旧认为沐浴是一种异教徒的风俗时，安达卢西亚的科学家们早已在富丽堂皇的澡堂里享受好几个时代了——在摩尔人眼中，中世纪的欧洲人简直如同野蛮人一般，“缺乏机智和洞察力，愚蠢和拙笨在他们中间是普遍的”。这个时代的安达卢西亚同样也是欧洲最富庶的地方，农田水利之发达，西方无出其右，而科尔多瓦的纺织工人就多达1.3万人。农业与手工业的发达，奠定了国家富足的基础，每年超过600万第纳尔（金币）的税收，足以供养10万常备军和数千禁卫军。今天只剩下了遗址的科尔多瓦宫殿曾经住有2.5万人，其中有1.3万的男仆，6000女人，3000侍童和宦官，仅喂养池中的鱼，每天就需1.2万块面包，宫殿大得无边无沿。
拉赫曼三世之后，摩尔人的政权依然兴盛了一个多世纪。不过，太阳终会西坠，哈里发的显赫终于黯淡下来。11世纪初，穆斯林西班牙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1031年，后倭马亚王朝土崩瓦解，分裂成23个独立王国。
即使是在辉煌的拉赫曼三世的时代，摩尔人也不曾彻底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及其倔强的居民。从一开始，阿拉伯人在推翻西哥特王朝之后就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他们没有立即粉碎一小伙西哥特逃亡者，这些人在培拉约（Pelayo）的领导下集结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北部的荒凉山区，建立阿斯图里亚斯王国，成为西班牙基督教势力最后的残余。
718年的科瓦东加（Covadonga）战役标志着长达700多年的“再征服”恢弘史诗的开端。在此战役中，培拉约阻止了摩尔人的前进。这次规模不大的胜利被日后的基督教徒们夸张得完全与实际不符（摩尔人军队可能仅有千人，但中世纪文献却声称杀死了12万人），却在精神上给予他们极大的鼓舞。阿斯图里亚斯王国的独立再也没有受到摩尔人的挑战，开创了北方基督教诸小国出现的先河。此后，莱昂、卡斯蒂利亚等诸多基督教小王国也先后建立，让这些四分五裂的小集团对摩尔人同仇敌忾当然是凝聚他们的最佳方式。摩尔人起初养痈成患，终于自食其果。
917年，莱昂的军队击退了摩尔人的进攻，并将俘杀的摩尔人将领首级跟野猪头一起钉在城墙之上以示羞辱。伟大的拉赫曼三世在公元 939 年亲自向北方进军，结果遭受到了一次重大挫折，他的大军被全部歼灭，自己仅以身免。这场胜利保证了基督教王国在杜埃罗河流域的安全，并建起一道坚固的防线。
“再征服”运动进展虽然缓慢，却坚定与持续。后倭马亚王朝解体后出现的各摩尔小国的埃米尔们陶醉于诗歌和文学之中，重视的只是各种苛捐杂税，而把全部的军事力量都浪费在了相互之间的血腥争斗上。在此情况下他们无力抵抗基督教势力的反扑。1085年卡斯蒂利亚王国占领托莱多，成为收复失地斗争的一大转折点，它为基督教势力向摩尔人统治区进攻建立了据点。屡遭失败的摩尔封建主，为阻止敌人的南下和东进，被迫求援北非柏柏尔人的穆拉比特王朝。
1086年10月23日，优素福·伊本·塔什芬率领穆拉比特王朝军2万人的军队在萨拉卡（阿拉伯语意为“湿滑之地”）与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六世展开大战。结果阿方索遭到惨败，只带领300人死里逃生。优素福把4万余颗首级作为战利品运回北非，整个安达卢西亚也陷入了狂欢。
4年之后，优素福卷土重来，这次不是以同盟者而是征服者的身份。撒哈拉大沙漠的游牧民，在文明的安达卢西亚饱尝过可口的食品，食欲增加了，而且他们觉得沙漠的荒凉比以前更讨厌了。穆拉比特王朝征服了整个穆斯林西班牙，建都塞维利亚，摩尔人一时间大有东山再起之势。就在这一时期，西班牙历史上的传奇英雄熙德登上了历史舞台。
熙德（Cid）的称谓来源于阿拉伯语，意思是“主人，先生”，这个称号也确实是摩尔人赠与他的。他的本名叫罗德里格·迪阿斯·德·比瓦尔（RodrigoDiaz de Bivar）。从他的名字可以看出他出自哥特血统的卡斯提尔名门之后。熙德的一生充满矛盾，却又色彩斑斓。他曾为摩尔人君主服务，建立功勋，而受到穆斯林士兵的爱戴，他们尊称他为el Cid Campeador（斗士首领），但他也反过来对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摩尔人发动过多次战争。1094 年，熙德攻占了巴伦西亚，并坚守这座城市直到1099年去世，在他的顽强抵抗下，摩尔人的军队止步不前。熙德在口授的遗嘱中说道：“我，比瓦尔的罗德里格，被称为英勇的勇士熙德，战胜阿拉伯人的胜利者，将把我的灵魂托付给上帝，以便他把它接近它的王国。我的由泥土构成的躯壳，我把它还给土地。”
熙德死后，人们为他建造丰碑，上面铭刻着拉丁文碑文，令人想起罗德里格这个原有的哥特名字和他的豪言壮语：“一个罗德里格（指西哥特的末代国王）丢掉了西班牙，另一个罗德里格将把它光复”。
熙德传奇的一生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伟大象征，西班牙的民谣把他誉为道德高尚的完人。卡斯蒂利亚国王菲利普二世甚至呈请教皇封他为“圣徒”。数十年后的12世纪中叶，出现了以熙德的名字为中心而编成的“我的首领颂”（Cantar de mio Cid），这是最伟大、最古老的西班牙史诗，对民族语言的确立和民族性格的巩固有过重大贡献。
1212年，卡斯蒂利亚、阿拉贡、纳瓦拉和葡萄牙几个基督教国家的国王以及三个法国主教的军队组成庞大十字军联军，与摩尔人在科尔多瓦以东70英里的托洛萨平原展开激战。结果基督教军队以少胜多，穆瓦希德王朝全军覆没
1146年，穆拉比特王朝被同属柏柏尔人的另一个新崛起的穆瓦希德王朝取代，后者不仅征服了穆斯林西班牙，而且征服了马格里布（非洲西北部）。在阿拉伯帝国瓦解后，这还是头一次使自大西洋起至埃及边境为止的整个地中海沿岸与安达卢西亚联合起来，构成一个独立的帝国。
但是，这个新的摩尔人国家对基督教势力的战争已经远不如过去顺利。经过数百年的争斗，基督教王国的防御系统和作战能力已经大大提高，在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10世纪末，在杜埃罗河流域还几乎看不到基督教王国有组织的军事防御行动，面对摩尔人的攻势往往只能开展小规模的游击战，到了11世纪中叶，基督教王国在军事上已经推进到中部山区以南。战场上也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轻骑兵被重骑兵取代，骑兵的装备日益完善。城堡的木制建筑材料也被石料取代，加强了防御工事的牢固性。随着武器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先进，加之兵员的增加，大兵团正面作战日益取代了游击战，成为消灭摩尔人军队的有效战术。随着形势的变化，再征服运动逐渐注入了中世纪欧洲的十字军远征思想，为捍卫基督教信仰而战遂成为将各基督教王国团结起来的精神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1212年穆瓦希德王朝迎来了自己的末日。伊比利亚半岛的几个主要的基督教国家：卡斯蒂利亚、阿拉贡、纳瓦拉和葡萄牙的国王以及三个法国主教的军队组成一支庞大的十字军联军，而摩尔人把这支联军阻挡在一个狭窄的山谷里。传说一个务工者告诉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八世一条绕开困境的秘密小路。沿着这条小道，基督教军队终于开到了科尔多瓦以东70英里的托洛萨平原，与摩尔人展开会战。结果，基督教军队以少胜多，令穆瓦希德王朝全军覆没，据说多达60万的摩尔人军队逃脱者仅有1000人。这次战役被阿拉伯人称为“小丘之战”，是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基督教会为此每年都举行盛会，以十字军的名义纪念这一辉煌的胜利。
小丘之战之后，遭到毁灭性打击的穆瓦希德王朝退回摩洛哥，穆斯林西班牙又一次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完全无力阻止基督教势力的“再征服”。1229年，失去了地中海中的巴利亚利群岛；1236年，拉赫曼三世的故都科尔多瓦沦陷；1248年，另一个摩尔人首都塞维利亚在弹尽粮绝后被迫投降；1262年，西班牙最古老的城市，位于大西洋沿岸的加的斯宣告易主；摩尔人在伊比利亚半岛只保有格拉纳达一隅之地，“再征服”事业胜利在望。
作为伊比利亚半岛上摩尔人政权最后的代表，格拉纳达的奈斯尔王朝存在了250多年。这个王朝建起宏伟的“红宫”，在一个时期内，复兴了先前西班牙穆斯林的辉煌。这里庇护科学和艺术，吸引了众多学者；奖励同意大利的丝绸贸易，使格拉纳达成为西班牙最富庶的城市；这里也是西班牙穆斯林的最后避难所。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回光返照，摩尔人在西班牙江河日下的颓势已经无可挽回。奈斯尔王朝从来不曾奢望恢复昔日后倭马亚王朝的广阔版图，偏安一隅成为这个王朝自始至终的目标，为此甚至不惜向日渐强盛的基督教王国——卡斯蒂利亚称臣纳贡。随着1469年阿拉贡国王费迪南德与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结婚，联姻将两个王国的王冠永远联合在一起了，两个王国合二为一。统一的西班牙王国的形成，给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势力敲响了丧钟，意味着奈斯尔王朝即将终结。
大难即将临头的摩尔人却对到来的末日浑然不觉。1467年，奈斯尔王朝甚至挑衅似的拒绝继续向卡斯蒂利亚缴纳贡款，“格拉纳达造币厂现在铸造的已经不再是黄金，而是钢铁”。这句话意味着战争，这场战争注定将西方的历史引入大西洋时代，欧洲整个前途都要发生变化了。
在这场战争中，伊莎贝拉女王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她“是一位女性十字军英雄”，亦是整个“再征服”事业的灵魂。虽然格拉纳达王国的幅员不过东西200英里，南北60英里，但是由于遍地多山，道路稀少，加上山顶或者峭壁上的无数碉堡，绝对易守难攻。中世纪的战争主力重骑兵对于围攻战没有什么用处，这迫使伊莎贝拉对西班牙的整个军事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
原先的西班牙步兵形如乌合之众，勇敢而缺少纪律。战斗往往以双方将领单挑揭开序幕，接着便是一场混战，幸运和勇气即为决定因素。现在，伊莎贝拉重金雇佣瑞士佣兵——当时西欧最著名的精锐步兵，他们成为西班牙步兵学习的模范，使得西班牙步兵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享誉欧洲。与此同时，伊莎贝拉从法国、德意志和意大利聘请了许多技术人员成立兵工厂，制造火药和炮弹，建立了当时欧洲最强大的一支炮兵。最大的攻城炮有12英尺长，口径达14英寸。它们是由2英寸宽的铁棒构成，用铁钉和螺钉绞紧，发射铁弹、石弹和火球。后者在天空飞过时，据目击者说，会拖着一道光亮的长尾，落在屋顶上足以引发大火。
1485年，准备就绪的西班牙军队向摩尔人发起进攻。这支令人生畏的军队多达8万人，包括1万多骑兵、2万到4万的步兵，以及炮兵、工兵等其他部队；另有8万多匹骡马。西班牙军队的进展非常顺利，火炮的使用彻底改变了围攻战的攻守对比，“过去那些能在任何敌人的围攻下坚持一年的坚固城池，现在在一个月内就陷落了”。至1487年4月，在攻陷一座座城池之后，摩尔人王国中地位仅次于格拉纳达的马拉加也已经被西班牙军队从陆海两方面重重包围。
这时的马拉加居民不到1.5万人，守军约有数千，都是最精锐的柏柏尔人部队。经过3个月的炮击，西班牙军队建造了一些巨型木质攻城楼，下面装置车轮，上面有吊桥和云梯，对坚固的城墙发起突击，在此同时也在挖掘坑道，在城墙下埋设炸药。终于，8月18日，马拉加城破，城内的所有幸存者被卖做奴隶，城市被彻底毁灭。
1492年1月2日，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的军队攻下了摩尔人的最后一个重镇格拉纳达，格拉纳达最后一位君主向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投降，基督教政权经历7个世纪后在伊比利亚半岛终于“逆袭”成功
马拉加的陷落使得格拉纳达的征服成为定局——后者从非洲获得的补给和增援大部分都是经过这里。从1490年春天开始，费迪南德指挥部队毁灭了格拉纳达城外的富庶平原，将城外的24个小城镇以及许多村落夷为平地，所有粮食和牲畜一扫而光，“使被围困者不可能种一点蔬菜、收一点粮食”，完全断绝了格拉纳达城内20多万人的物质供应。1491年4月，8万西班牙军队包围格拉纳达。尽管格拉纳达的城防工事仍然十分坚固，却已毫无意义——守军即使不战死，也会饿死。捱至1492年1月2日，格拉纳达终于宣告投降，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手持银制十字架，带领军队入城，清真寺上的新月一律被十字架所取代，宣告伟大的“再征服”运动的最后胜利。同时，这被看作是整个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胜利，这一天欧洲几乎所有的天主教堂都响起了钟声。
至于西班牙领土上的最后一个摩尔人国王，不幸的穆罕穆德十一世，随即被迫离开红宫，向着非洲大陆的方向一去不复返。传说途中他曾在一个高地上回首遥望格拉纳达，发出最后一声叹息。后来，这处高地就名“摩尔人最后的叹息”。与他同行的母亲看到他泪流滚滚，讥讽地说，“你未曾像男子汉一样保卫国土，怪不得要像妇女一样流泪痛哭”。
在摩尔人悲伤与耻辱的泪水中，基督教政权经历7个多世纪之后在伊比利亚半岛终于“逆袭”成功。这使得西班牙的统治者确信上帝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从而产生强烈的宗教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成为统一后的西班牙对外扩张的动力之一。哥伦布正是在伊莎贝拉与费迪南德的资助下远航美洲，于格拉纳达易手的那一年——1492年。
另一方面，西班牙统治者狂热的宗教使命感将异端裁判所变成了迫害的工具，最终导致了对留在西班牙的摩尔人的驱逐。自格拉纳达陷落，到17世纪20年代，约有300万穆斯林被放逐，或被处死。西班牙国内的宗教问题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彻底解决，也打破了以往阿拉伯文明在哪里扎根，就永远固定在哪里的规律。但是，抛弃创造了昔日安达卢西亚辉煌的摩尔人的代价也无比沉重，曾经富甲欧洲的西班牙南部变得一片荒凉。“摩尔人被放逐了；基督教的西班牙，像月亮一样，暂时发光，但那是借来的光辉；接着就发生了月食，西班牙一直在黑暗中摇尾乞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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