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邓小平做为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具有传奇的一生，最吸引人的应该就是他那“三落三起“的人生经历。而邓小平的这三次起落却都是因毛泽东面起的——
邓小平的“三落三起“到底指的是什么?
一落一起:1933年2月，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党内“左倾”领导人斗争、撤职、下放，是为邓小平生平“三起三落”中的“第一落”。同年6月，被临时党中央上调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是为“第一起”。
二落二起:1948年，任总前委书记，与刘伯承、陈毅等指挥了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又名徐蚌会战)和渡江战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出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秘书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66年“文革”开始后，失去一切职务，是为邓小平之“第二落”。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是为邓小平之“第二起”。
三落三起:197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职务，保留党籍，是为邓小平之“第三落”。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的党政军领导职务，是为邓小平之“第三起”。
可以看出，邓小平的三起三落都与毛泽东有关，第一次是支持毛泽东被别人打倒，而后两次把邓小平打倒的则是毛泽东本人。那文革后毛泽东连续两次将邓小平打倒究竟有什么矛盾呢？
其一，在实践层面上，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确实是在总体保持“文化大革命”外壳的情况下，从工交、文艺、科技、军队等方面，局部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拨乱反正，发展下去，势必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毛泽东提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到11月中在政治局内批评邓小平时，毛泽东还希望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但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推辞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由此，矛盾不可调和。
其二，在路线层面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既强调三项指示是一个“整体”，又指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大局”，从而突出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毛泽东批评邓小平：“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据此，“四人帮”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是 “故意把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些属于'目'的东西，摆进'纲'里，就是为了以目乱纲，以目代纲”。其实，邓小平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他在主持一九七五年整顿中，突出地抓了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打击各种经济犯罪和破坏活动，促使安定团结的实现和把生产搞上去。他甚至对本应允许的所谓农村资本主义倾向的一些表现，也进行了批评。毛泽东也没有否定经济建设，他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要求，支持为此而作出的整顿措施，进行的种种努力。问题的焦点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否仍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 “以阶级斗争为纲”背离了“八大”的路线，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的错误。邓小平后来批评毛泽东，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 '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
其三，在理论层面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差异。
毛泽东过于强调社会主义的纯和公，而不大注重社会主义的富，忽视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或容许存在的私。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不是致力于促进其得到应有的发展，而是强调进行限制。对按劳分配也不是促使其充分实现并臻于完善，而是着眼于限制。“四人帮”则把它推到极端，在上层建筑领域鼓吹“全面专政”论，在经济领域把商品经济、按劳分配视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加以反对，把发展生产力视为“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邓小平则指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后来，他更进一步指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搞平均主义也不行。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没有把本来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或社会主义社会容许存在或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反对或限制；也没有把一些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做到的东西，当作现实的社会主义必须做到的来要求。
在个人迷信盛行、权力高度集中的时代，邓小平领导一九七五年整顿虽然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但同时也注定了“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这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是一个不愿其发生而又无力避免的悲剧。
其四，有人在边上说坏话。
毛泽东对邓小平产生不满，根本原因固然是因为他与邓小平在对“文革”的看法上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但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经常在毛泽东面前说邓小平的坏话，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由于毛远新是在“文 革”中“发达”起来的，思想从根子上与“四人帮”是一致的，因此他与邓小平在政治上格格不入。他利用毛泽东对他的信任，表达对邓小平的不满。
1975年同毛远新的一次谈话，使毛泽东对邓小平深为不满。
1975年9月，毛远新路过北京去见毛泽东。当毛泽东问，社会上有否定文革的风吗？毛远新回答说，有。毛泽东问，这股风来自哪里？毛远新回答说，我认为来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革”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认为，毛远新工作在基层，了解实际情况，而且毛远新与邓小平没有任何历史恩怨关系，因此他的话是可信的。
这个时候，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通过邓小平向毛泽东写信反映问题。毛泽东认为，刘冰的信中有对“文革”不满的情绪，是代表对“文革”不满意的那些人的，而邓小平转刘冰的信，就表明他也对“文革”不满。联系毛远新对他说的话，他认定邓小平确实是那些否定“文革”的人在中央内部的代表。
毛远新留在北京后，再次向毛泽东讲邓小平的坏话。毛泽东决定，让毛远新在小范围“帮助”邓小平。（本博客所有内容均经过博主福宁客精心编辑，文题结合属于独一无二的，转载务必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