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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书籍和传说中，对曾国藩一生的功业归于慧眼识人、选人、和用人，正是用好了人，才成就了他辉煌的业绩。那么，俗称大清“圣哲”的曾国潘是如何选人用人的？带着这个问题，笔者查阅了很多历史资料，发现谜底就是重在一个“察”字，也就是他所说的“相”字。这种独到的识人用人方法，谓是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典范，实在让后人赞佳至今。
据资料记载，从一八五三年开始，曾国藩与太平军抗衡了十一年，每当择吏选将，他都要先“相”再委，“相”的方法主要是通过短暂的接触，目则一个人的五官神骨，再通过问话和交流，判定出真伪表露。“相”出清浊劣优后，还要进一步洞察刚柔，依据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原理，测卜出人的福祸和忠奸勇猛，最后依据需要委以重任。
湘军中有一员大将名叫江忠源，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考取了举人，在乡集训团练，后因参加了平定部分“青莲教”有功，被提任知县。从笫一次见面，曾就“相”出此人将“名立天下，忠节烈死”，遂大胆提拔重用。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军攻打合肥，已提任至巡抚的江忠源带病督战。不料守将元炜的一个部下是太平军内线，引太平军攻入城内。江闻此变，知城难保，就决心以死殉城。当他拔剑自刎时被部下发现制止，强行扶他上马离城。但江猛击马头落地，乘隙投河自尽，江的显名殉节和曾国潘的“相”测不差分毫。
曾国藩对那些家境贫寒，有胆有识的“草根”英才也特别关注和用心培养。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四月，李鸿章奉令率军上海与太平军决战。为鼓士气，临出发前，选了一些年青军官接见训话。在接见前的一个小时，曾国藩化妆独入宿馆，见军官们有的在猜拳饮酒，有的在下棋唱歌，只有一人坐在南面的窗台下看《史记》。从宿馆巡视出来，他又故意拖延接见的时间。在宿馆等候了半个多时辰还不见召见，军官中的刘铭传按捺不住性子，寻众发作道：“对部下那此怠慢，实在令人心冷，如战事岂不要延误军机。”话音刚落，曾国潘和李鸿章步入大堂，众人都为刘铭传捏了一把汗，担心会降罪于他。谁知曾国潘走到刘铭传跟前，见窗台下看书的军官就是他，不但没有责怪，反而久久笑脸“相”望。见刘“颜广面长，钟声铁脸，有雄侠威棱之气，'相’定此人日后非成大气。”当即嘱李鸿章好生看待和多加培养。果然，刘在上海与太平军的战斗中智勇双全，军功卓著。就这样，刘铭传从一名小军官成长为一名将军，光绪十年（公元１８８４年），统兵台湾成为第一任巡抚。
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以后，权势更大用人更广了，但他对“相”用人才则更加谨慎，尤其对那些有背景、托关系、走后门、买官得来官名的庸才，更是“相”后打入“冷宫”不用。有一次，朝庭推荐两人到他府上任职，说这两人能文善武，可下笔千言，对天下事颇有见解。曾听后非常高兴，随即接见了这两人。“相”见完后，曾国藩对推荐的官吏说：“姓刘的一脸郁抑不平之气，将来很可能不得善终。那姓陈的将来也最多做到三至四品官阶，不会有很大的作为。”一年过后，姓刘的官员调随郭嵩焘出使西洋任副使，但此人在外常与正使郭嵩焘闹矛盾，当时朝庭由李鸿章主持政事，就奏撤副使一职回国。刘回国后十分不满，也奏李鸿章十多条罪名当杀。由于朝中的所有官员不敢得罪李鸿章，对刘的一派胡言不加理采，连刘的故交也不和他来往，有时请客也无人敢登门，刘坐在家中越想越气，不久就抑郁而死。另一姓陈的官员也由于为人底气不足，又不愿随俗，官位到五品时就告老回家休息去了。
曾国藩识人用人虽有眼力和高明之处，但也不是百分之百准确和没有失误，也有考察不力“相”走眼的时候。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曾国潘在湘营检查时遇一校官，见面后那校官对时局和战事滔滔不绝，有独到的见解，尤其对攻打南京有一套力论。没过几天，曾就选调这名校官去督造炮船。不料，校官到任没几天，就盗领几千两银子逃之夭夭。待卒前来报告校官挟银逃跑，请发兵追捕时，曾这才梦如初醒。由于战事紧张，才没有派兵前去追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