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1节：“后李敖”时代的来临(1)
第一章“抬棺材”和“后李敖”时代的来临
一个帖子和四万多跟帖
2005年最吸引眼球的文化事件莫过于9月19日李敖登陆北京，开始他的“神州文化之旅”。行事高调的李敖此次依然故我，而且通吃“京沪”三所大陆顶尖学府。在此过程中，中国传媒高调出场，多点出击，形成一边倒的舆论风暴。
“敖旋风”劲中，有人偏偏不信这个邪。早在李敖登陆之前，针对李敖对鲁迅的评论，著名学者林贤治在接受吴小攀的采访时就予以痛斥：“我看的最早的李敖的作品是牧惠编的《千秋评论》，我觉得还不错。但后来越看越觉得他是在做表演，也就不想再看他的东西了。鲁迅当时在和创造社论争的时候，有过一句评语：‘才子加流氓’，用在李敖的身上非常合适。”“李敖对鲁迅的攻击是不符合事实的，纯粹胡说八道，庸俗无聊，流氓习气，哗众取宠。应该说，李敖没有深读过鲁迅的作品，说起鲁迅来反反复复，并没有多少实质内容。”此后，浙江学者傅国涌在网络和平面媒体针对李敖的人格连续发表《揭开李敖的真面目》、《李敖只剩下一个“俗”字》等文，引起读者广泛的关注。但这些声音很快被媒体追捧李敖的喧哗淹没，甚至招致谩骂。在这些文章的网络跟帖中都出现了对作者人身攻击和侮辱的文字。
2005年9月23日，网名“梦断世界杯”的网友在《新浪·百姓杂谈》发帖《李敖，我想为你抬棺材？》引起大量跟帖，有四万多人点击该帖。和林贤治、傅国涌不同，该文尖锐和刻薄，恰和李敖一贯的文章做派相映成趣，以“骂人”名世的李敖遭了“现世报”。“梦断世界杯”说：“李敖，你准备怎么死？你准备什么时候死？你死后会有多少人抬你的棺材？”“抬棺材，是我们中国人送给斗士和勇士的最高待遇。年少的时候，我也把你李敖当作斗士和勇士来看待，因此便想着跑去给你抬棺材。现在，我认为你是个伪斗士，伪勇士；但是我仍然想着要为你抬棺材，因为我很珍惜我年少时的情感，同时，我崇拜你丰富的学识，尽管这些学识都是华而不实的，对老百姓而言没什么好处的，但我还是要崇拜它。”“ 李大哥，我年少的时候崇拜你，我可以为你抬棺材送行吗？”
应该说，“梦断世界杯”对李敖爱之深恨之切的意旨是很明显的。可惜浮躁的网络同样没有把这个有价值的话题进行到底。“棺材”两个字过于惹眼，使“敖迷”咬牙切齿。奇怪的是，“敖迷”欣赏、快感于李敖远甚于此的“人身攻击”，但对“梦断世界杯”却没有表现出同样的宽容。而李敖自己似乎对“棺材”一词倒不这么讨厌，这可以见之于他给情人的信——亲爱的“H”：
今天早上四点钟上床，想你才能睡，可是想多了又睡不着。
可是我想到那条菲律宾做的△裤，我又笑起来！好大呀！
你一定要活到一百岁，才能长到那样大的屁股！
可是你活不到一百岁，你是“红颜薄命”的。这一点，我会跟你密切合作—我也是短命的。
并且，为了长个大屁股而活到一百岁，也大可不必。万一长得过了火，屁股大得连棺材都装不下，怎么办？那非得订做一个有曲线的棺材才成。
我觉得，棺材的样式是最保守的东西，它应该进步才对。
进步的方向之一是，棺材应该因人而异。例如一个驼背的人，棺材应该做成椭圆的；一个独脚的人，棺材应该做成缺四分之一形状的；一个缺手的人，棺材应该做成8形状的；一个胖东东的人（例如董教授），棺材应该做成圆形状的，另外还要附做一个圆形来装他那胖东东的摩托车。至于我自己，要在棺材上装一具麦克风——以便骂人。
至于你，我的美人儿，棺材上要设计一些图案，至少该在棺材上“和”一把“大三元”。这样的话，你即使“红颜薄命”，也不会“死不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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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后李敖”时代的来临(2)
同时，棺材旁边还要开一个洞，准备可以伸出一只手来，来算“番”。看看到底赢了多少钱。
现在是上午九点四十分，我要离开旅馆到图书馆去走走。今晚七时十坐观光号回台北——我认识“H”的地方。
??
敖之 一九六四、九、三十如果我们剔除跟帖中大量的像“荒谬！！还是考虑给你爹抬棺材吧！！”这样的无聊咒骂和“梦断世界杯，你不是中国人！”这样的乱扣帽子不论，带有论辩意味的跟帖很是有限，lijioutian的跟帖说：“我为什么叫他‘才子’,因为原文有写 ‘那时候我也有点多才多艺，可是班级活动无论大小班干部都不敢找我??’我看你的文字，脏话连绵，说心里话,很难让我相信你是位才子,大家可以评一评，但他硬要说自己是才子，那就叫你才子。你的文字里不止一次说李敖是个才子,引用你自己的话——‘我崇拜你丰富的学识??’，既然到现在你还在崇拜他的学识，可是你希望他早死，这样是不是有点太跟自己过不去啊？自己年少的时候也很崇拜他，这么算起来他是你曾经的老师，这样诅咒他是不是不义啊？中国可是尊师古国啊。虽然现在有点后悔当初年少失足，可你现在从他这个反面例子你长识了不少，怎么像个泼妇一样说翻脸就翻脸啊？从你的言语中听出你已不是年少气盛之人，请注意礼、义、道，不要轻易动肝火，给我们后辈留个好榜样。”
如果是真的了解李敖的话，lijioutian不会不知道对“梦断世界杯”的指责恰恰是李敖的惯用招数和魅力所在。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怀疑这些盛气凌人的“敖迷”真的认真读过李敖吗？难道他们不清楚李敖出道不久就抛出过《老年人和棒子》、《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对于他的母校台湾大学，李敖也曾经说过：“我对台大历史系很失望，因为那时候他们走的纯粹是‘考据’的路子，我觉得应该还有更宽广的路可以走。所以，几乎可以这么说，台大的学院经验我完全是自修得来的，从来没有老师有能力给我影响，如果勉强算，殷海光大概可以算半个。但是这样也不能说台大的生活对我半点好处都没有，也许他们也给了我很大的负面作用，比方说，他们那些人的榜样随时提醒我不要像他们那么笨、那么老化。哈！这也算是好处吧！”
进而我们有理由怀疑像刚刚过去的“超女”，李敖不会又是“敖迷”们一件时尚的外衣吧？附录：李敖，我想为你抬棺材！！
梦断／制造
诸葛亮，鞠躬尽瘁而死，终年53岁，死后三十万大军抬柩痛哭。
鲁迅，鞠躬尽瘁而死，终年55岁，死后30万市民抬棺送行。
李敖，你准备怎么死？你准备什么时候死？你死后会有多少人抬你的棺材？
关于你的死法，你曾经提到，要在性高潮中癫狂而死，用医生的话讲叫做衣砩戏栌。你现在已经７０岁了，实践这种死法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对于你的70岁，我向来耿耿于怀。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大学者，大斗士都死的很早，你却偏偏要活这么久？你到底受了多少折磨？你真的日夜忧国忧民吗？你受了那么多迫害，作了那么多牺牲，为什么可以这么长寿？
不过，耿耿于怀的同时，我也庆幸不已。我年少的时候曾经有个梦想，就是在你死了之后为你抬棺材。随着两岸之间交流越来越开放，关系越来越密切，和你的越活越不死，我的这个梦想成真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抬棺材，是我们中国人送给斗士和勇士的最高待遇。年少的时候，我也把你李敖当作斗士和勇士来看待，因此便想着跑去给你抬棺材。现在，我认为你是个伪斗士，伪勇士；但是我仍然想着要为你抬棺材，因为我很珍惜我年少时的情感，同时，我崇拜你丰富的学识，尽管这些学识都是华而不实的，对老百姓而言没什么好处的，但我还是要崇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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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后李敖”时代的来临(3)
为什么说你是伪斗士，伪勇士呢？在解说原因之前，我先问问你李敖，你自认你能否永垂不朽？
我想，“不朽”是你李敖发自于虚荣心之下的毕生追求。《左传》说，达到不朽有三种途径：立德，立功，立言。从你李敖这大半生的活动来看，这三个途径你都在尝试。你希望自己不朽的理想比任何文人都要强烈。
先看看你的德，你曾经救助柏杨等士，曾经给慰安妇捐款，现在又要给胡适立铜像。可惜，大部分人还是认为你太缺德，为什么？因为你藐视天下，好像全天下都是饭桶，都是小人，只有你李敖智慧，只有你李敖高尚。如果天下人承认你的德，那就必须先认定天下人缺德，才能证明只有你这个和天下为敌的刺头有德。所以这德，我看多半是立不成了。尽管你也做了不少善事，但那都是慈善家之举，慈善家的德，远不能达到不朽的地步。
再看看你的功，你向来自视为自由斗士。追求个人自由，追求全体华人的自由，是你一辈子的战役。可是呢，你自己写的书大部分都被查禁了，你自己也总是坐牢。你自身都难保，拿什么来带领民众追求自由？等你的书获得了自由，社会早已经进步了，你的书早成小儿科了。是社会先自由了，才给了你自由。是我们民众带领你获得了自由。你看看马丁·路德·金，你看看甘地，他们都做了什么。人家做的是实事，你这都是虚的。所以人家被暗杀了，而你连被暗杀的资格都没有。所以说你的功，处于除了个人成名，基本上一事无成的状态，与流行歌手的功大致相当。
最后看看你的言，也就是你的书。你有很多名言，但是没有一句可以像《诗经》那样永垂不朽。凡是可以不朽的名言，一般来说都精辟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可以传道授人解惑。而你发明的名言，玩的把戏太多，自我吹嘘的太多，就好像一朵花，看上去很美，很生动，很有意思，但毕竟是要凋谢的。花的价值只在于欣赏，而真正名言的价值在于被镌刻，只有被镌刻才能不朽，不是吗？
现在，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你是伪斗士，伪勇士。我从医学上解释一下，我发现真正的斗士，真正的勇士，都活不好而且活不久。你李敖却越活越欢，金钱女人都搞了不少。这说明你并没有进行真正的战斗，因为真正的战斗都是要损耗自己的，你却从你所谓的战斗中得到十全大补，越补越快活，越补越长寿。
为什么说你没有进行真正的战斗呢？
第一，斗士的战斗动机高尚无私，是为了天下人战斗，是为了战斗精神而战。你李敖呢？你是为了自己爽而战。斗士和你的区别，就好像丈夫和弓虽.女干犯的区别。丈夫是为了妻子爽而xing茭，弓虽.女干犯是为了自己爽。也正是因为你的动机是完全为了自己，所以你从来没有为了全局出发，所作所为全凭个人意气。你只不过想证明，你李敖有多了不起：大家不是都不敢说吗？我李敖敢说呀！这是证明你不是斗士的第一个证明。
第二，斗士的战斗形式是给予，而你李敖的战斗形式是索取，即便有给予，也是不问青红皂白的硬塞。比如说你所追求的民众说话自由，我来打个比方。我梦断年少时和小女生作爱，总是要求她们“你叫呀！你叫呀”，她们多数没有学会叫床。而我每次提到这些事情，总是标榜自己在为广大妇女追求叫床的自由。实际上呢，什么叫床的自由，我只是图个作的爽罢了，我只是在索取她们的性表现，我只是在把自己的阳巨硬塞给她们。她们即使偶尔出两声，也不过是为了迎合我而已。这是第二个证明。
第三，由于前面两个原因，你李敖才能活这么久，活那么爽。医学早证明了，一个人善待自己，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嘻哈就嘻哈，想骂人就骂人，才会健康长寿。而一个人如果总是压抑自己的情绪，想哭的时候假装笑，想笑的时候假装严肃，那他的身体就会分泌毒素，他就会活得累，他就活不长也活不好。真正的斗士，为了顾全大局无法纵容自己逞一时之快，因而多数就活的短了。有人也许会说李敖坐牢可是折寿的事情啊。我看不然。想着自己身在牢中，美国的《时代周刊》还在报道自己，头头们也在犯难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真是爽的不得了，坐牢也会笑出声来。人和人之间是不同的，有的人纵欲死得快，有的人搞了上万女人才能活得久。这些例子我就不举了，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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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后李敖”时代的来临(4)
第四，斗士和泼妇的不同在哪里？斗士让人怕，因为怕斗士威胁到自己生存。泼妇也让人怕，因为怕泼妇没完没了地纠缠。你李敖，有没有本事把你的敌人逼得活不下去？没有。你只会揪住人家的短处不放，四处宣扬，迎合小市民喜欢看名人笑话的心理，让人家觉得麻烦，吃不消。所以说你李敖只是一个高级泼妇，你豁得出去人家豁不出去，只好让着你。没错，就是让着你。如果不是让着你，你哪能完好无损地活到今天？为什么要让着你？因为你有点名气，有点才学，又很难缠，所以只好让着你。这样的人梦断见多了，你算是最有名的一个。
你不是斗士，所以你成不了大事。所以，社会的繁荣，国家的发展，文化的进步，民众的提高，统统与你无关。
其实，梦断也曾像你那样活。我上学的时候，特别爱做一些抵制盗版辅导教材，或者教育局下来检查的时候给他们讲你们狗屁素质教育误人子弟之类的事情。虽然也有同学喜欢我，但是更多的同学送了两个字给我：嘴贱。
那时候我也有点多才多艺，可是班级活动无论大小班干部都不敢找我，都怕我只顾个人出风头，不服从，不配合。后来我给一个很久没见的同学说有人找关系想给我个公务员干干，她说你哪干得了，不把政府给炸了就算好的。你看，我在他们心中就是那么不堪一用。
那时候特喜欢读你李敖的书，模仿你李敖的作风。因此我明明走错了路，还认为自己比谁都正确，比谁都进化。当然，你李敖虽然不济也算小有成就了。而我们这些小百姓呢？如果模仿你，那真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连饭都吃不成了。
所以，你也不要老拿自己和卢梭比，你不是思想家，你不是启蒙者。我看了你的书，差点被你害了。别人可能自制能力连我都不如呢，万一也被你害了你可成民族罪人了。
也正是因为年少时的情感和经历，所以即使现在你李敖在我眼里只是个娱乐人物，我还是想为你抬棺材。因为现在知道了收敛，便常常回味年少时的爽快和不羁。
而你李敖，无疑只能成为年少无知的人们的偶像而已。
李大哥，我年少的时候崇拜你，我可以为你抬棺材送行吗？
有心栽花花就发1987年以后，台湾言论开放的空间逐渐扩大，李敖需要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舞台。20世纪90年代，李敖开始主持电视脱口秀《李敖笑傲江湖》、《李敖大哥大》。可以说，李敖的战略转移契合了世界范围“政治娱乐化”的潮流，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传媒彻底消解了政治的庄严感和神秘性，政治活动是我们这个时代媒体追逐的最奢华的“秀”场，与伊拉克战争和多国部队一齐向前推进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从业人员，其中的奥妙可见一斑。
李敖本身有许多潜在的流行因素可供传媒开发。以政治为例，国民党统治时代，李敖没有青春只有斗的英雄史，使李敖在台湾的政治语境中具有特殊的符号意味。现代传媒只要对他稍微做一些包装和改造就可以让他参与到“政治”的娱乐和消费的链条中。而且从实践来看，李敖也很能配合这样的包装和改造，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属于书斋的纯学术的知识分子。李敖自己说：“我说的并不是说绝对不写了，而是写得比较少了。《李敖大全集》有1500万字，事实上全部文章印出来可以达到3000万字。可是写那么多，不一定有用或者有效。所以当我发现有媒体、有声光电、有现场，我可以表演的时候，觉得也很快乐。”一个愿意搭台一个愿意唱戏，有心栽花，又风调雨顺，不花红柳绿姹紫嫣红才怪呢。没有辜负各方面的期待，李敖转战凤凰卫视，颇多斩获。电视制作人游本嘉赞叹，李敖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电视、天生有表演欲望的人。摄制400多集节目，居然“NG”过一次。没有什么忘词、说错话、走神这些毛病，20分钟的“脱口秀”，他几乎是一气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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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后李敖”时代的来临(5)
但10多年过去了，娱乐化的台湾需要更娱乐化的节目，而且类似“李敖笑傲江湖”、“李敖大哥大”的政治脱口秀节目也有30多个，陈文茜、胡忠信等一帮男女的号召力也不可小觑，而且台湾这10多年来方兴未艾的“本土化”甚至“反智”等现象，益将李敖边缘化，他在2000年台湾大选时只获得不到百分之一的支持，可为明证。在大陆的情形则很不同，李敖的大中国意识无疑契合大陆的民意；另外，大陆民间的开放步调大体要比台湾迟上一二十年，李敖独有见地的种种颠覆性“话语”，对大陆读者而言，还是挺新鲜、前卫的。
李敖需要更广阔的“秀场”，大陆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在回答《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文晔的提问“你为什么不到大陆”时，李敖说：“我还不那么急着过去，晚一点，也许会有不同的效果。就像凤凰台于2004年3月8号开播了《李敖有话说》，这10个月，人们就知道我李敖不仅会写字，还这么能言善道，还这么会表演。10个月，大家就对我的态度不同了，晚一点也许会有不同的效果。就像法国文豪伏尔泰，他80岁才回到故乡巴黎，万人空巷地来欢迎他，不是也很好吗？10年以后你们看到我，不是也很好吗？”这次“神州文化之旅”虽然没有万人空巷的来欢迎，但北大、清华、复旦三所国内顶级大学张开的怀抱应该让李敖知足了。
2005年9月30日《新周刊·李敖专题》对媒体化、消费化和娱乐化的李敖做了深度考察。唐琳在《李敖与殷海光》一文中认为：“李敖是一个怪物作家。他是知识分子与文化商人的混合物。他十分注重商业活动的效益原则和交换竞争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
在文化界和台湾政界，李敖就像《西游记》里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倚仗丰厚学养和铁齿铜牙，搅起万丈波澜。他一路反国民党政府专制，一路反台独，以思想闯祸，几度沦为政治犯，出狱后毫无收敛，收集大量资料和证据，继续开战。和鲁迅一样，他选择了杂文这种最有杀伤力的兵器。和鲁迅不同的是，李敖已生活在一个西风劲吹的商业社会，他会精细计算自己和舞台聚光灯之间的距离，注意行动的倚挛判杂；他会泼皮式地揭露一切“名人”、“圣人”的隐私，以满足大众满含偷窥欲的眼睛。(陈艳涛：《李敖十副面孔》)
李敖常常说自己伟大，这是“李敖秀”的表现方式之一。他描述过这样一种现实：“一个大学教授的影响力，甚至比不上一个电影明星，一个活生生的哲学系研究生的说服力，甚至比不上一个死翘翘不入流的小说家”。深谙此道的李敖最会争取曝光率。从早年当电影制片人，到竞选总统，竞争诺贝尔，给李登辉陈水扁们找点刺头和麻烦，甚至要出裸体写真集，以至近几年频频上娱乐综艺节目，歪批当红艺人，他从未从公众视线里沉寂过。作家陈村不客气地说，现在的李敖，在台湾人眼里，不过是个戏子罢了。李敖居然也承认，在最近的一个访谈里，他说他已经成了一个演员。
李敖的名字代表着娱乐精神、自嘲精神、嬉皮精神、玩世精神??更难得的是，他还有一点文化的调料，一点史料的书袋，和传奇的人生，无疑，这一切注定了李敖这场“秀”能通吃两岸三地。（朱慧：《李敖十秀》）媒体包装和改造过的明星李敖对于港台也许已经是“审美疲劳”，对于我们却是一派新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媒介批评研究学者王君超把与公众接触的李敖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专于著书、只见其文不见其人的李敖。此阶段，李敖表现出特立独行的人格和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邃思考令人肃然起敬。第二阶段，是在电视媒体上主持节目，既闻其声又见其人的李敖。电视媒体将其优点、缺点都展露无遗。李敖的言论、思想并未比前阶段有更多进步，其所录制节目已多逾400期，难免在内容中加水，而损失深度。第三阶段，是在媒体策划下，与大陆公众面对面的李敖，其神秘感消失殆尽。那么，和《文星》时代的李敖，和《千秋评论》时代的李敖，和《乌鸦评论》时代的李敖相比，这个“有话说”的作怪又作秀的李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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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后李敖”时代的来临(6)
2005年9月23日《信息日报》说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是李敖的失败之旅。
而此次李敖大陆行更是将凤凰卫视“包装”和“推广”的手法展露无遗，其时机选择以及包装定位的考虑是很到位的。时机：将近400期的《李敖有话说》已经把笼罩在李敖身上的神秘感消解得差不多了，受众的崇拜心理、趋众心态逐渐消退，不乘胜追击“压榨”李敖身上的剩余价值更待何时？期间马不停蹄录制《鲁豫有约》、《凤凰大讲堂》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定位：避免与先前台湾三个政党的访问团的定位(“和平之旅”、“搭桥之旅”、“民族之旅”)相冲突，以著名对台专家李家泉的话来说，就是“李敖‘神州文化之旅’可以说是政党交流的补充，具有政党交流不可替代的作用”。
至于此次共同作秀的利益分拆，是五五分账共同得利，还是凤凰独赢？由于行程未完，早早盘点是草率的，一切都要等时间的沉淀才能看得更清楚，但是已经有相关分析见诸报端：李敖的好友凌峰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教乐配”，在互动的过程中保持了数赢、都赢、全赢的凤凰是最大的赢家，同时把李敖也炒了一把，有新闻亮点。
但有媒体研究学者却指出，与大陆公众面对面的李敖，其神秘感消失殆尽，暴露出更多情绪化、自相矛盾和偏激的东西，给人技穷之感——李敖此行的策划者是最大赢家，成功吸引了眼球注意力，提升了品牌价值，但李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却因与大众传媒的过从甚密而受到影响。“李敖老了，有人说。他变得擅于作秀，也擅于理财。李敖当然老了——历史在进步，失去了‘禁忌’这堵墙，自由主义者们不再有密集的标靶，时势不再造这种英雄。”（《新周刊·搅史棍李敖》）所以你指望再一瞻“战士”李敖的风采，活该你“失败”，虽然李敖也曾经说过：“在可诅咒的时代里，‘有所不为’竟成为不易达到的美德——懦夫式的自豪美德，你说多该可叹！”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李敖却活着，别赶着给他“抬棺材”。
因为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李敖走到了前台，和“文字李敖”不同，这是一个行进中的“影像李敖”，于是我们相信这样一个“后李敖时代”确实来临了。
“后李敖时代”，是一个解构、破碎的时代，是一个顾左右而言其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失去了细致考辨的耐心，我们追逐时代，抛却传统，因此，我们会忘记了曾经的“文字李敖”，沉浸在“后李敖”的“影像时代”乐此不疲。我们谈论李敖不再是放在某一个文学谱系，而是像关注娱乐明星一样关注李敖。但李敖曾经自称白话文第一，对于这个判断的可靠性，我们可以置疑，但忽视李敖作为文学的存在，这显然不能说正常。如果我们承认李敖作为一个文学存在的事实，李敖的归宿应该在哪里呢？李敖的著述驳杂，诗歌、小说、随笔、传记等取其一样，认真地清理和考察都是一个庞大的工作，当然这也不是一本书所能胜任的。而“神州文化之旅”使李敖的面目变得更加复杂，现代知识分子对大众传媒的戒备和敌意在李敖这里不复存在，因此，讨论李敖的文学存在离开了大众传媒这个参照系许多问题也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尽管如此，我们应该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从一开始选择文字作为安身立命之所，李敖的写作就不仅仅属于书斋，就像艺术中的“行为艺术”，李敖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具有表演性，他不仅要关心写什么，怎么写，还要关心写出来的反响和效果，所以“批判”和“幽默”成为李敖写作中不可缺少的两个关键词。“批判”关涉的是写作者时代的立场和姿态，而“幽默”则关涉着批判效果的实现。从这两个关键词出发，“梦断世界杯”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敖迷”，而许多问题包括李敖和大众传媒的关系也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大众传媒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力量的传播工具，当代知识分子如果一味地疏远大众传媒，其结果只能使自己的话语空间越来越逼仄，使自己日渐边缘化而丧失参与现实、批判现实的力量。因此，李敖的选择似乎在尝试着一种更为主动生存方式。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从这个角度理解，就是知识分子不再被动、消极地抵抗大众传媒，而是积极去占领大众传媒。李敖可以说是当代知识分子趟传媒这■浑水最深的，但他却一直抓紧着“批判”和“幽默”没有松手，从而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现当代知识分子置身传媒时代面向大众传播思想的经典案例。因此，从这个角度，“梦断世界杯”和其他许多对李敖转向的观察和判断可以说又没有真正理解李敖。在我们的时代，大众传媒是面向大众的快捷通道，知识分子的启蒙如果离开了大众传媒，堵塞的是和大众沟通、交流、对话的路径，那去启蒙谁呢！所以，我们正视李敖的文学存在，也要正视我们时代文学正在走进大众传媒时代的事实。作为一个文学存在，李敖行动性、实践性的幽默批判接续的是文明批评、社会批评的现代幽默文学谱系；作为一个传媒时代的文学存在，李敖又在这个谱系中注入了新的时代因素。因此，我们关注李敖的文学存在，其实是在关注一个现代文学传统的形成，关注一个文学传统如何向当代的延伸。事实上，不仅是现代幽默文学传统面临着一个当代性的问题，我们的现代文学传统都面临着这个问题。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把李敖放在鲁迅、林语堂、周作人等为代表的现代幽默文学谱系，和这些已有定评的幽默大师做个比较。
当然比较的目的不是挑起事端，让活人和死人决高下论雄雌，也不是赶时髦排座次搞一个20世纪中国幽默文学的榜单。比较来比较去，我们只是把李敖放在大师行列中，看看他们都有些什么货色，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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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比较从鲁迅开始(1)
第二章 不打榜单不排座次，比较从鲁迅开始
“王之爪牙”时代的“吐痰”
幽默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虽然楚辞《九章·怀沙》中有“孔静幽默”一说，但它所指的“寂然无声”意距离现代意义的“幽默”相去甚远。按照简·布雷默和赫尔曼·茹登伯格编写的《搞笑—幽默文化史》，它的近代意义是在1682年的英国首次得到明证的；在此之前，它往往指精神的属性或脾性。夏夫兹佰里爵士于1709年写下了名文《感知的联系：论笑话和幽默中的自由》，他在近代读者熟悉的意义上使用幽默一词，这是最早的关于近代幽默的文章之一。正如《简明牛津词典》所定义的，近代幽默被概括为“戏谑”和“戏剧性”，并被认为“比起才智来，少了些识见，多了些同情”。形成对照的是，伏尔泰提出了幽默的法国起源，他宣称，在新近的英语中，幽默的意思是“平淡自然”，它来源于法语中的“humeur”一词，高乃依曾在他的早期喜剧中使用过这个词。伏尔泰是正确的，英语中“humour”一词本来就是从法语中派生出来的，指的是人体中四种主要的液体之一（血液、吐沫、胆汁、黑胆汁），……在其他西方国家，我们也可以追溯到这个术语的类似的发展情况。在1765年的荷兰共和国，人们仍然把英国的幽默看成是某种“英国人只在自己的岛上才会发现的东西”。在德国，作家布仑戴尔谈论约色夫·海顿时说：“某种无邪的恶作剧意识或者英国人的‘幽默’，一直是这位作曲家性格的主要特征之一。”
西方世界，如《简明牛津词典》所概括的“戏谑”和“戏剧性”的幽默，来到中国却是20世纪的事。所以林语堂说：“我发明了‘幽默’这个词儿，因此之故，别人都对我以‘幽默大师’相称。而这个称呼也就一直沿用下来。但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幽默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 在林语堂看来，幽默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一个国家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然会有幽默文学出现，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各种问题之外，尚有余力，从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聪明起来，对人之智慧本身发生疑惑，处处发见人类的愚笨，矛盾，偏执，自大，幽默也跟着出现。因此，林语堂理解的幽默就不仅仅是一种文学风格，他“认为这就是幽默的化学作用：改变我们思想的特质。这作用直透文化的根底，并且替未来的人类，对于合理时代的来临，开辟另一条道路。在人道方面我觉得没有比合理时代更合崇高的理想。因为一个新人种的兴起，一个浸染着丰富的合理精神，丰富的健全常识，简朴的思想，宽和的性情，及有教养眼光的人种的兴起，终究是唯一的重要事情。人类的理想世界不会是一个合理的世界，在任何意义上说来，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世界，而是一个缺陷会随时被看出，纷争也会合理地被解决的世界。对于人类，正是我们所希翼的最好的东西，也是我们能够合理翼望它实现的最崇高的梦想。这似乎是包含着几样东西：思想的简朴性，哲学的轻逸性，和微妙的常识，才能使这种合理的文化创造成功。而微妙的常识，哲学的轻逸性和思想的简朴性，恰巧也正是幽默的特征，而且非幽默不能产生。”（《论幽默感》）在这里，幽默被赋予了通向合理时代的崇高意义，它产生在不合理的时代，但有合理时代的远景。鲁迅也表述过类似的对幽默的期许。在鲁迅的理解里，幽默产生于一个“讽刺”而不得的时代。在《从讽刺到幽默》一文中，鲁迅说：讽刺家，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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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比较从鲁迅开始(2)
假使他所讽刺的是不识字者，被杀戮者，被囚禁者，被压迫者罢，那很好，正可给读他文章的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嬉嬉一笑，更觉得自己的勇敢和高明。然而现今的讽刺家之所以为讽刺家，却正在讽刺这一流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的社会。
因为所讽刺的是这一流社会，其中的各分子便各各觉得好像刺着了自己，就一个个的暗暗的迎出来，又用了他们的讽刺，想来刺死这讽刺者。
枢纽是在这里：他所讽刺的是社会，社会不变，这讽刺就跟着存在，而你所刺的是他个人，他的讽刺倘存在，你的讽刺就落空了。
所以，要打倒这样的可恶的讽刺家，只好来改变社会。
然而社会讽刺家究竟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笑笑既不至于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上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非法”，盖可断言的。
我想：这便是去年以来，文字上流行了“幽默”的原因，但其中单是“为笑笑而笑笑”的自然也不少。对于“王之爪牙”的时代，现代中国，鲁迅之后，体验得最深的应该是李敖，《李敖快意恩仇录》的出版人何鹏飞说：“以前只知道李敖批判蒋家父子，但后来发觉，李先生眼中的恶人之多，举凡政客，无人落榜”。就在这本书里，李敖将其中的一章命名为《寒武纪》，李敖说：我十四岁来台湾，台湾虽是亚热带，但对我来说，却一片寒气，像是漫漫长夜的冬天，原因是在国民党伪政府统治下，寒气袭人，活得非常不舒服。在中学的我，被寒尚轻，是“小寒纪”；大学以后，寒气渐浓，是“大寒纪”??到了文星结束，以至彭明敏偷渡，我被全天二十四小时“跟监”（跟踪监视）后，则是公然以武嘘寒了，一寒至此，我戏呼“寒武纪”，不亦宜乎？于是，李敖要将肚子里的闷气，“哈哈的吐他出来”。还不是“吐气”，是“吐痰”。在接受吴文迫和李宁的访问时，李敖的回答是这样的：●文字体裁中有一种，中国叫“答客问”，外国叫“访问录”，一问一答，从问答中捕捉被问的人的“灵感”，一般人最喜欢看，因为它生动、活泼、机智。李敖，你是中国思想界的大老虎，平常只看到你的文章，却听不到你的谈吐，怎么样，听听你的谈吐如何？
○可以，要听我“谈吐”吗？得先听我“吐痰”。很多人以为了不得的事、了不得的人，在我嘴里，不过一口痰！
●既然同你谈话，我心里就有准备：你要吐口水，我不会惊讶。
○你别忘了，吐痰是中国文化的最精彩表现之一，吐痰代表自信，代表“老子眼里没有你”，代表“你是什么东西？屁！”
●但你别忘了，吐痰也代表肺病。
○吐痰是表达立场，一个人不能没有立场，中国人最多乡愿，乡愿就是没有立场。乡愿不敢轻视别人，不敢表达轻视，乡愿没有个性，只有群性和奴性。人要表达个性，必须要吐痰。
●中国文化里有一种独有的道具，就是痰盂，用处有你说的这一项吗？
○当然没有。中国的痰盂是中国人肺病的产品。
●所以，你的吐痰和痰盂没有关系。
○没有，我从不朝痰盂里吐痰——我朝人脸上吐。当然，这种吐也是抽象的吐法，例如：我吐过谢然之。国民党第四组——文工会的前身——主任谢然之，非法控制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我就写过一篇《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登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一日的《文星》杂志上，文章最后一句就是“我们唾弃他！”这就是吐痰了！这应该是李敖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幽默发生学吧。
李敖似鲁迅,但没有鲁迅“情绪”？因为同样的嬉笑怒骂同样的四面树敌，谈李敖的幽默首先想到的就是鲁迅了。李敖似鲁迅，他们都亮出犀利的笔锋批判中国文化的积垢、国民性的痼疾；他们都反对乡愿；他们都“一个也不宽恕”；他们都穷追不舍痛打“落水狗”。鲁迅和李敖的幽默都是他们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一部分。就像我们指出的，在中国现代幽默的发展过程中，幽默从一开始就和文明批评、社会批评联系在一起。实践证明，批评力量的体现不只见之于一往无前的冲锋陷阵，战斗是要讲究实际效果的。鲁迅之所以选择幽默显然是出于效果的考虑，幽默是一个战士置身“王之爪牙”时代的生存策略。因为真的战士不仅要攻得有力，同样的要能够保护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和敌人打持久战。鲁迅和李敖的批评实践同样证明，在和敌人的纠缠中很少能一招置敌于死敌，往往有许多的回合许多的反复，因此，要有“韧”的战斗的心理准备。在“韧”的战斗中幽默既让敌人痛却说不出，“笑笑既不至于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上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非法’”；同时也让自己在紧张的战斗之余得到心理的纾解。但奇怪的是李敖和鲁迅都走行动型、实践型的幽默路数，但李敖对鲁迅似乎没有那种英雄惜英雄的亲切，甚至对鲁迅颇不以为然。他在凤凰卫视的《李敖有话说》几次说到鲁迅就不仅仅是腹诽而已了。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他说“鲁迅是一个被过分捧出来的人物，就像滚雪球一样”。他还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鲁迅者文章不通’。各位，如果叫我李敖做老志钧先生的这个功夫，把鲁迅的欧化文字很耐心地写一本书，我没功夫做，也不敢做，什么原因？我的文章会受鲁迅的影响，在无形之中受了它一点影响，文章就会变坏，变得不通。”他又说：“鲁迅有他很多的优点，可是，如果六十年后、七十年后、八十年后，我们给他的评价不相当，过分地高估了鲁迅，过分地赞美了鲁迅，并且认定了鲁迅这些作品都是最好的，而变成我们一个典范的时候，我觉得很危险，为什么？证明了我们没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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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比较从鲁迅开始(3)
不怕越界“乱弹”，哪怕招致别人痛骂，这是李敖的可爱之处。
但我们还是要首先把李敖和鲁迅进行比较，李敖在接受人家采访时就曾说过：我觉得鲁迅在大陆过份被政治化了，高估了。鲁迅像写《阿Q正传》和《中国小说史略》，都是非常好的书。可是，鲁迅写的杂文其实不好。大家觉得鲁迅杂文犀利，其实不好。第一个，他的杂文是受日本语法影响，也有一种文言文转过来的，不够成熟。所以他的文字很别扭。第二个，他杂文里面情绪表达太多，真正的资料部分并不多。你看我文章，你把那情绪字眼删掉，看的还是资料，就是证据。好比说，我证明（他是）王八蛋的时候，那就证据。我可能会夹杂一些称呼骂，可恶的王八蛋，混蛋的王八蛋，可是骨子里面还是证据。鲁迅缺乏这方面的东西。（《李敖狂言：“鲁迅被高估·茅盾文字栏”》，2005年09月20日17时人民网）好，说“李敖似鲁迅，但不如鲁迅‘情绪’”不是我自己的拟造。
现在我要说同样的嬉笑怒骂同样的四面树敌，不如鲁迅“情绪”，也不如鲁迅开阔。但李敖不是与生俱来就是这样的，刚出道时候的李敖不但有“情”也有“绪”，而且还很大。三四年来，我写了不少杂文。其中的一部分我收在一块儿，就是这本《传统下的独白》。
这本书共包括二十篇文字，篇篇都是名副其实的“杂”文，有的谈男人的爱情、有的谈女人的衣裳、有的谈妈妈的梦幻、有的谈法律的荒谬、有的谈不讨老婆的“不亦快哉”??各文的性质虽是杂拌儿，但是贯串这杂拌儿的却是一点反抗传统、藐视传统的态度。（《传统下的独白·序》“独白”也好，“态度”也罢，不是情绪又是啥？而且李敖自己也说：我认为情绪是很正常的，文章里有很多情绪并没有关系，问题在把情绪过滤掉以后，这篇文章还剩下什么？如果过滤后空无一物，那这篇文章就纯粹是情绪语言，言之无物了；但如果剩下的是完整的见解、资料或内幕，就表示这还是一篇好文章。
我并不欣赏那种冰冷的表达意见的方式。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内容的对错问题，至于用义正词严的方式也好，嘻嘻哈哈的方式也好，大嗓门的方式也好，细声细气的方式也好，这都是不相干的。如果一个错的意见，用很理性的方式表达，它还是错的。（《吐他一口痰——李敖访问记》）所以李敖和鲁迅的不同似乎不是情绪的多寡和证据的有无，鲁迅的杂文去了情绪，证据宛在；而李敖的文章只留下资料和证据，只会大打折扣的，就像这样的情绪，它的存在只能会给李敖的文章增色。病情是指出来了，可是没有药方，答案不是没有，而是不需要一个越俎代庖的青年人来提供，至少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觉得我有资格去做评议员。对那些老不成器老不晓事的老爷们，我不愿再说什么，对那些老着脸皮老调重弹的老奸巨猾们，我也不愿再说什么，只是对那些以老当益壮自许、以老骥伏枥自命的老先生们，我忍不住要告诉你们说：我们不会抢你们的棒子，我们不要鸣鼓而攻我们的圣人的棒子，我们不稀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根真正崭新的棒子！（《老年人和棒子》）所以有情绪同时讲究证据倒是鲁迅和李敖最能够引发共鸣的地方。只不过就证据而言，鲁迅更偏重于时事，就像他在《伪自由书·前记》里说的：“我的投稿，平均每个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连的不能发表了，我想，这是因为其时讳言时事而我的文字却常不免涉及时事的缘故。这禁止的是官方检查员，还是报馆总编辑呢？我不知道，也无须知道。现在便将那些都归在这一本里，其实是我所指摘，现在都已由事实来证明的了，我那时不过说得略早几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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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比较从鲁迅开始(4)
而李敖呢？“我写长文章的独到之处是资料扣得紧，主题不会因为文章长而淹没，要做到这些相当不容易。每篇文章我动笔前都有过冷静的思考以及广泛的搜集资料，动笔时我可能用很情绪化、很粗俗、很惹眼的字句，这好像炒东西的时候，把肉、菜、葱等东西准备好了以后，我把它炒得很火爆。任何人只要把我的文章中的一些sensational的字句过滤后，都会发现其中理智思考以及照料的层面。”（《对是非绝对是不让步的》）因为，在李敖的心目中，批评家和历史家是有高下之分的，他说：“我作为一个历史家，我告诉大家，我有这么多的历史性的著作，告诉大家我怎么谈我的问题，奠定我的这个地位，我不是批评家。”而批评家则是“我李敖也写过一些批评的文章，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也部分是批评家，可是我绝对不能说，我以批评家作为我的一个招牌，那我就不值钱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不够的。为什么我要批评到龙应台这些小女生，她们就会批评，写极好的文章来批评，可是你的长篇小说呢？你个人的创作呢？或者说你的学术著作呢？都不能谈，你只是一个批评家，味道不够了，力量不够了。所以我说，我们不要只做一个批评家，批评家是不会被立铜像的。我们很多人努力了一辈子，像龙应台到今天为止，写了一手好文章，可是他是批评家，不够看的，这就是我李敖的看法。龙应台的文章，好像用了一张漂亮的纸，包了一个臭鸡蛋，打开看，臭臭的，没有见解，见解很普通，可是包装得是好，文章写得极好，这是龙应台。批评家本身没有货给别人来批评，这是不够的。我告诉大家这些重要的观念，就是当我看到这么一个照片以后，我就想起来那个故事，就是希比流斯老师告诉他的故事，不要只作为一个批评家。可是我跟大家说，有的时候我们也难免要批评，因为有些资料也是非常有趣的、有效的，我们也不妨听到一些。”（《我李敖的定位》）
李敖说的证据是像这样的：我带头办党外杂志兴风作浪，颠覆国民党，有一个绝活，谁也写不过我，就是我在文章中的大量证据与丰富资料，我博闻强记，并精通各种反面教材，例如我精通蒋介石的所有狗屁文字，这一点就令人咋舌，尤其令敌人咋舌。而鲁迅则是，以《且介亭杂文》和《花边文学》为例：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且介亭杂文·序言》）但鲁迅理解的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因此他决不仅仅满足“历史家”的定位，去写李敖欣赏的《中国小说史略》，1925年岁末，鲁迅的《华盖集·题记》说过：“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因此，不但自己批评，鲁迅还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我们读李敖，读《文星》时代的李敖感到他又何尝不是这样的青年。
鲁迅不敢批评个体的中国人？李敖和鲁迅还是不同的。林贤治批评李敖说“鲁迅不敢批评个体的中国人”时认为：“清末民初的时候，知识界流行对中国国民性的探讨，不只是鲁迅一个人在谈这个问题。只是他后来把这个问题同‘思想革命’联系起来，坚持最久。对国民性格的批判，其实是对几千年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批判，是鲁迅的‘文明批评’的重要部分。李敖说鲁迅的这种批判是针对整体不针对个人也不对，恰恰相反，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就说鲁迅所进行的是‘私人论战’。说他所针对的每个人都是典型，在中国现代文人中几乎没有人像鲁迅这样树敌这么多：章士钊、陈西滢、梁实秋、徐志摩、顾颉刚、施蛰存、胡适、郭沫若、周扬缮，批评起来都是指名道姓的。周作人和陈西滢等人也有过论战，但他在出集子的时候，把这些论战文章都去掉了，而鲁迅是保留的。”（《李敖连篇累牍批鲁迅 林贤治痛斥李敖哗众取宠》，《金羊网·羊城晚报·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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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比较从鲁迅开始(5)
李敖同样四面树敌，以至于得了一个“骂人癖”的恶谥，徐复观在1966年2月21日的《征信新闻报》上发表长篇大论，其中第二项指控李敖“诽谤行为”“发展之程度，早已威胁到整个社会与民族之安全”，为我们保留了李敖“骂人”一个完整的档案：兹将其年来诽谤行为，根据初步不完全之统计，作成附表二。计其对个人指名之诽谤，自孔子以至胡适、钱穆，凡五十七人。其对团体之诽谤，自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央研究院、孔孟学会、立法院、内政部、各大学中文系，全国研究中国文化者，全体较李敖年长之学人，全政府官吏，全国民党员，以至整个中华民族。谓孔子之像为“恐怖”，将孔子思想与西门庆、魏忠贤，等列齐观。对研究孔子思想之人，除加以毒词秽语外，并谓“早应打耳括子”。对祭孔子之礼童，诋之为“小鬼”。对主祭之台北市长，指为被杀作祭品之“牺牲”。称胡适为“大懵懂”，“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指钱穆为“大脑在休息，小脑正在反射”；“近乎卜巫之间的人儿”。指台湾大学为“分赃”、“腐化”、“遮羞完毕”、“拼命捞钱”、“与家里‘欧八嗓’先奸后娶者有之；奸而不娶者有之”。骂年老一辈之学人都是“吃闲饭黑心饭”“使他们的子孙因他们感到羞耻”；“我们不得不狠狠地打它几个耳括子”。骂内政部是“愚昧”、“落伍”。骂立法委员是“妄人”、“可耻”。指全政府官员及全国民党员是“这种人的耳括子早就该打”；“没人格的知识分子”。骂各大学中文系是“脓疮”，是“义和团”，“准义和团”；“非狠狠开刀一次不可”。骂中国之法律是“荒唐的法律，任何文明国家所没有的法律”。骂中国文化是“那一点比那用叉子吃人肉发老哥高明”。骂我们民族是连“最野蛮的民族”都不如之民族。并向友邦挑拨“把洋鬼子绑起来，这是中华民族美梦之一。”在附表二中所列资料，尚极不完全；而此处仅随意从附表二中摘举一二，由此可知李敖不仅对一切用尽毒词秽语；且欲见之于“开到”“打耳括子”之行动，不仅污尽中国一切文化；且挑拨我国与世界友邦之感情，使我国受到世界各国之轻视与敌视。共党未到，而李敖所发动之斗争清算之阴影，已笼罩台湾。国步方艰，而由李敖所出卖之民族立场，及向友邦之挑拨行为，已否定年来朝野所作国际合作之努力。指控李敖，客观上却对李敖的批判实绩进行了总结；清算李敖的思想，却加速了李敖思想的散布；落井下石，却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不失为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幽默、反讽的经典，所以李敖多年以后旧事重提竟不住好笑，说：“看了徐复观陈列的我的‘罪状’，我真该‘感激’他，‘感激’他真是我的知己。我这些短于自知的大成绩和自己不好意思说的大成绩，竟这样简单扼要的肯定于亲爱的徐之口，足证我这短短四年的努力，是石破天惊的了！”在牢囚之后归来的重新开放，我们看李敖批国民党，批民进党，批“台独”，批从蒋介石，蒋经国，陈水扁以下的政治人物，批从胡适、钱穆以下的士林人物，“骂人”的范围较之从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于“骂人”成癖的指责，李敖曾经公开申辩道：怎么叫骂人癖？那只是我表达正义的技巧，我不愿意用传统的方法表达我正义和理智的结论，我选择一种效果好一点的方法。不要因为是骂人的语言，就抹煞它的结论，问题不在我为什么骂人，问题在他们为什么那么该骂。譬如这次王迎先案引起“侦察中选任辩护人”之争，要修改“刑事诉讼法”，可是，你看，现在花样来了，每次修改就杠上开花，竟然搞到警察可以直接抓人，搞到约谈合法化，这多恐怖！越修正越糟糕！你说该不该骂？（《吐他一口痰——李敖访问记》）而且李敖也曾经像鲁迅一样把“私人论战”纠缠到更为广阔的现实、历史和文化的纵深地带。什么样的环境与教育便会造出什么样的人才：在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像一十年代蔡元培一般的典型人物，死掉一个蔡元培，我们便找不到第二个人能代替他；在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像二十年代傅斯年一般的典型人物，死掉一个傅斯年，我们便找不到第二个人能代替他；在六十年代的环境与教育中，我们不能苛求为什么这一代青年竟表现得如此缺乏营养与气魄，“太保太妹”这么多！我们要追问：“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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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比较从鲁迅开始(6)
在上一代人的午夜梦回扪心自问的时候，他们不能想像他们一手造成的“文化沙漠”里，竟会长出仙人掌。但是令他们吃惊的是，即使在这种风气底下，一些仙人掌居然能挣扎出来，朝他们讥讽、向他们抗议。他们的感情上处心积虑的想把这些奇花异草压抑、铲除，甚至“捉将官里去”！但是在理智上，他们不得不纳闷，纳闷地寻思：“这真是奇迹！”
同样感到是奇迹的，是这一代青年人自己。他们没想到在浑噩的环境中他们竟聪明；在催眠的教育中他们竟苏醒，他们从浓妆艳抹的上一代的手中拿到了脂粉，但他们却不跟着老妖怪们学习美容，他们知道如何打扮自己、如何淡扫蛾眉！
当然他们很警觉，他们知道现在是一个帽子乱飞的时代！他们知道三十年代的文人陷害异己是不择手段的——这种人最喜欢把自己戴过的帽子朝对方头上戴。这一代的青年们对跟那些时代的泡沫们穷缠并没有兴趣，因为他们志不在此！他们有他们真正的远景和抱负，有他们现代化中国的蓝图。他们只愿意跳过这些时代的泡沫，希望这些大老爷们别来绊脚，如果大老爷们硬不识相，有时也必须在他们脑袋顶上拍一拍，好教他们清醒点，把路让开！
在宽广浩瀚的前程中，老不成器和老着脸皮的上一代们，都不是新时代知识分子的“敌人”，因为他们早该是旧时代枝头的落花飞絮，早该凋谢、早该销声敛迹、早该躺在床上，背一句臭诗—“看射猛虎终残年！”（《三十年和十三月》）但李敖后来似乎更沉迷于“私人论战”，揪住一个死缠到底，“打耳括子”也好，“闹衙”也好，不把对手斗臭，斗烂，决不罢休。因此，痛快则痛快，却少了《传统下的独白》的开阔和深度。
而鲁迅呢？他在《伪自由书·前记》里讲得清清楚楚：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疸，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疸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疸有点相同。而见者不察，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例如我先前的论叭儿狗，原也泛无实指，都是自觉其有叭儿性的人们自来承认的。这要制死命的方法，是不论文章的是非，而先问作者是那一个；也就是别的不管，只要向作者施行人身攻击了。自然，其中也并不全是含愤的病人，有的倒是代打不平的侠客。李敖和鲁迅还是不同的。李敖要有一说一，鲁迅要触类旁通。
讽刺、幽默、讲笑话一个也不能少在《从幽默到正经》中，鲁迅进一步说：“‘幽默’一倾于讽刺，失去它的本领且不说，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又要来‘讽刺’，来陷害了，倘若堕于‘说笑话’，则寿命是可以较为长远，流年也大致顺利的，但愈堕愈近于国货，终将成为洋式徐文长。当提倡国货声中，广告上已有中国的‘自造舶来品’便是一个证据。”鲁迅将讽刺、幽默和讲笑话进行了细分，这符合鲁迅一贯斗争的策略，鲁迅是不主张做无谓的牺牲，“死地确乎已在前面。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华盖集续编·死地》）因此，“虽然写的多是刺，也还要些和平的心”。（《华盖集续篇·无花的蔷薇之二》）而李敖，尤其是文星时代的李敖是不惜命的，“李敖的敌人是不分大小的，从外省人民族救星到台湾人民间乩童，只要看不惯，都可成为我嫉恶如仇的敌人，然后动用大量的资料与黑资料，笔力万钧，把死人鞭尸、把活人打倒。在这种得理不饶人的作业中，我是独行侠，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又‘时髦不能动’。”（《李敖快意恩仇录》）因此，李敖贡献给世界的是带“刺”的幽默，因此，“其中的各分子便各各觉得好像刺着了自己，就一个个的暗暗地迎出来，又用了他们的讽刺，想来刺死这讽刺者”，以至于李敖终于身陷囹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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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比较从鲁迅开始(7)
但我们进一步地考察，李敖的身陷囹圄似乎又不能单单归咎于他带“刺”的幽默，事实上，李敖更热衷的是“讲笑话”，甚至“讨便宜”式样的幽默。按照鲁迅的推断这样地幽默下去，则寿命是可以较为长远，流年也大致顺利的。但李敖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因此，李敖的流年不利应该从时代上找原因了。当我们回过头看鲁迅和李敖所处的时代，时代并没有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延转到60年代就变得开明和宽容。某种程度上，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其专制较之3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样一个专制的时代，鲁迅一再告诫青年，斗争是要讲究策略的。批评带“刺”，却用幽默隐藏起它的锋芒，甚至“讲笑话”、“讨便宜”。但即便如此，也难逃专制的罗网。因为，60年代的李敖时代比30年代的鲁迅时代，权力意志的渗透性和动员力量打压异端的能力更加强大。别说是带“刺”的幽默，“讲笑话”，甚至“讨便宜”式样的幽默也会有人读出其中的腹诽，就像徐复观所指控的。何况李敖后来在社会批判，尤其是针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时集中发力，幽默对象是那样地坐实，那样地让人家容易对号入座呢。
但李敖却以他的幽默实践证明了 “讲笑话”、“讨便宜”足以构成对专制世界瓦解的力量，这一点鲁迅似乎估计不足，虽然，他《故事新编》中的“油滑”证明他并不缺少这个方面的才能，但一到杂文里，他还是情不自禁地冷峻、严肃起来。李敖的幽默是一路的嘻嘻哈哈，在一路的嘻嘻哈哈中，趁对手不备，他锋芒毕现。所以，打个不恰当的比方，鲁迅的幽默给予对手的是寒冷、肃杀，而李敖的幽默则让对手有苦难言，这时如果对手无法借权力势力之手来压制李敖，只能明明是被“刺”了，却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台湾大亨蔡万霖就被他“刺”过一次。
1969年，李敖离开“文星”后买下了“国泰信义公寓”一户大套房，总价12万元。李敖这户的东面两户是文星资料室，西面一户由陆啸钊买下，四户相通。在起造过程中，李敖发现房子盖得不老实，偷工减料，面积也不足，于是他单枪匹马找国泰信义公司理论。
国泰信义公司总板蔡万霖见李敖来了，很傲慢地说：“李先生，你知道我们蔡家兄弟是什么出身吗？”
李敖说：“你们是流氓出身。”
蔡万霖说听到李敖单刀直入的口气，吓了一跳，愣愣地看着李敖。
李敖接着说：“蔡先生，你知道我李某人是什么出身吗？告诉你，我也是流氓出身的，不过我会写字，你不会，要不要打官司、上报纸，你看着办吧！”
就像有人指出的，和鲁迅不同的是，李敖已生活在一个西风劲吹的商业社会，他会精细计算自己和舞台聚光灯之间的距离，注意行动的“新闻性”；他会泼皮式地揭露一切“名人”、“圣人”的隐私，以满足大众满含偷窥欲的眼睛。因此，我们也要警惕的是，这样的“讲笑话”和“讨便宜”的“喜感的玩世”瓦解了世界，同时是不是也瓦解了我们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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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火首，放火者，煽动者(1)
第三章 一个火首，一个放火者，一个煽动者
还是投枪和匕首幽默不仅属于英国，属于绅士传统，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与英国式的绅士幽默大异其趣，法国的喜剧思想中渗透着鲜明的批判精神或革命精神。”（闫广林：《历史与形式》）幽默可以是热情的参与、介入现实，可以带有攻击性。中外文化史都证明着一个基本的事实，当人民的声音被压制着的时候，人民就不得不通过幽默和讽刺来表达自己。现代中国的鲁迅这样以为着，在西方大抵也是如此。玛丽·李·堂森德在《幽默与19世纪德国的公众场合》中说到过：“在那些革命前的年头里，大众幽默蓬勃发展，这使德国也像冷战期间的东欧诸国一样，参与了生机勃勃的地下异议文化运动。在东欧，幽默变成了一件主要的政治武器，反对压制人和压制人权的社会制度。”所以在有专制和压迫，有不合理和不平等，有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地方，幽默还是投枪和匕首。要在“合理世界的来临”的道路上担负起幽默的责任，幽默不能不是投枪和匕首。事实上，李敖的幽默许多都来自他政治斗争、文化斗争的现场，是当代台湾的官场现形记和儒林外史。这也是李敖的人和文富有魅力的重要方面，而且也因为幽默，李敖才可能做一个“快乐的战士”，时刻体验着一种“杀猪”的快乐，就像李敖事后回忆的一样——我在上海，因为是外地人，知道外地人常常被本地人呼为“猪猡”；我在台湾，因为是外省人，知道外省人常常被本省人呼为“猪”；几十年后，且进而演变成“中国猪”，不但猪，且有国籍矣。其实这算什么，有一种猪叫“波兰中国”（Poland China），在美国培养成功，身兼二国之名，只是“中国猪”又算老几呢？
这种以猪视人的人，其实自己正是中国古典说法中的“豕视”，自己如猪者也，并不是说这种人长得像猪，而是头脑中是猪脑，是“侏罗纪”时代的头脑。我在台湾，每每感到到处是猪脑，而我自己仿佛活在猪猡纪里，因此不论振笔为文，或登台传教，我都寓有杀猪味道，此乃愤世使然、玩世随之，不足怪也。
我李敖在猪猡纪杀猪，打遍天下无敌手，最后人见人怕鬼见愁。其实所以能如此，凭有文名是不够的，而要有骁名、有悍名，这样才能有上述效果。关于我的骁名与悍名，有一个小故事。一九九一年，活了九十六岁的青年党头子李璜死了。他死前几年，李宁访问他，回来告诉我：“李敖你可真可怕，李璜谈到你的时候，都特别把声音放低，并且面露恐惧之色。你说你李敖多可怕！”我闻之大笑。李敖所做的，一如《纽约时报》评论文星时代的李敖，是一个火首（fire-brand），一个放火者、煽动者。
这样的评论用在李敖身上所指的其实是现代知识分子之所以具有“现代性”，之所以为“现代”，归根到底是因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血管中先天就流淌着批判精神的血液。作为现代知识分子重要精神资源的法国知识分子传统，他们将喜剧精神和批判精神融合的革命实践证明幽默并不是批判的敌人，幽默不仅不会妨碍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精神的彰显，幽默、喜剧和批判结盟反而会使知识分子的批判变得从容和优游。从中国现代幽默的生成来看，中国现代幽默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应该是由鲁迅、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语丝》所开创的。《语丝》的“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的精神追求是和“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语丝”文风密不可分的，而“语丝”文风的精神内核，我以为本质上就可以表述为“幽默”的人生态度和批判姿态。就像法国知识分子所证实的那样，“语丝”的历史存在同样证实着，现代中国幽默伴随着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是和现代知识分子独立批判精神一起发育的。而这常常是我们追溯现代幽默起源时所忽略的。能够体现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精神的是对现实的审视和批判，这样的批判不应该是乡愿的、妥协的，但作为一个现实的批判者他的心理状态可以是见着幽默的爽朗和轻松。所谓举重若轻，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吧。
因此，李敖的力量是作为“一个火首（fire-brand），一个放火者、煽动者”的批判的力量，同样也是幽默的力量。在这里李敖从容地驾驭着愤激和幽默，幽默的攻击性和调侃性，从而将生活中的“愤”牵引到一种“谐”的释放上去。
冷眼看台岛李敖的幽默多嬉笑，但也有冷峻的现实批判，这些批判揭破现实的假面，正面惨淡的现实，是李敖政治幽默中不能忽视的冷风景。
因此，就着上面的话题，考量李敖，李敖的幽默首先体现着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这样的幽默，即便有“讲笑话”、“讨便宜”为其表，但因为有着内在的批判“风骨”做支撑，也不会显得轻佻。所以，如果离开了李敖和他所置身的世界之间的紧张和对抗，是不能读出李敖“讲笑话”、“讨便宜”中的沉重的。李敖的幽默是行动着的，而不仅仅是语言和修辞装饰的花边。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讲笑话”、“讨便宜”的说话和写作方式是很冒险的，其冒险性在于它对说话和写作者自我约束的强调。就李敖而言，他不仅有这样的自律，而且他人生道路的磨难，也成就了他。从李敖幽默的生成机制上去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李敖幽默有着其自己风格化的运行轨迹。李敖是首先选择了作为一个不妥协的批判者，然后才是幽默家。也许以下的这些实例最能证实我们的判断。故事一：我准备死在金门
李敖大学毕业后应征入伍，开始进入部队有半年的受训期。出于提高军人的思想觉悟的目的，国民党当局便想方设法动员刚入伍的同学们入党。可动员归动员，大多新兵并不想急于入党。后来当局想出一个办法，说不入党的将会被分到金门前线。意思是，不入党很可能就会做炮灰了。这一招还真管用，当时除仅有的少数非党员同学，其他新兵大都入党了。然而李敖却不为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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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火首，放火者，煽动者(2)
指导员来做李敖的思想工作：“李敖，你不怕去金门？”
李敖说：“我不怕。”
指导员叹息道：“你很优秀，我们国民党没拉到你，很可惜。”
李敖说：“你们拉到一个贪生怕死、为了怕去金门而入党的李敖，才真可惜呢！”
指导员说：“你不入党，你在台湾活下去，会永远不方便。”
李敖说：“我准备死在金门，没什么不方便了。”
指导员听后无奈地摇头而去。
李敖对那个时代的国民党实在没有什么好感。但他说他憎恨它与这个岛上一般憎恨它的人不同，一般人从小被它骗，骗得加入了它，成了或做过它的党员，最后才有觉悟，但仍要跟它“接龙、跟它画虎、跟它委蛇、跟它待免??”他却不会这样做。他说他童年时代在北京念小学时就对“国民党厌恶”，“这一厌恶使他一直坚持不做它的党员”。
也是在那个时代，有一次李敖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的家里遇上了著名的知识分子叶公超。
叶公超出身于广东番禺的书香门第，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来去英国和美国读完中学、大学，最后师从大诗人艾略特，能说一口地道的剑桥英语，23岁时便回国担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曾经主编过《新月》杂志。叶公超在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十数年后步入政坛，官至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然而这位八面玲珑的大才子在政坛上混得并不如意，蒋介石总是动辄拿他说事。传说他在被训斥后总会把一肚子的怨气往他的下属身上发泄。他的同事曾这么说：“他的脾气一天有如春夏秋冬四季，你拿不准去见他时会遇上那一季，大家凭运气，可能上午去看时还好好的，下午就被骂出来。”
鉴于这样的背景，似乎有着满腹不痛快的叶公超便对李敖发出一番发自肺腑的感言：我加入国民党，原希望用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了。
叶公超的感叹似乎是对李敖不入党的一个肯定，这让李敖颇感欣慰。有趣的是，那次去金门的分配方案下来，李敖发现他并没分到金门，倒是那些挤进党内的同学分到了金门。后来李敖的那些同学不得不跑去向指导员讨说法。指导员很真诚地说：“前线需要忠贞的人，把李敖送到前线，会影响民心士气。”同学们听到这句气得说不出话来，有人甚至把党证都撕掉了。
李敖似乎深谙当时国民党及其走卒的心理，也看清那时国民党军队的浮躁之气。他后来调到第四连做兵器排排长时曾这样戏描连中“官长部”的各种心态，为他不去金门找到了很好的注解——连长：想做生意；副连长：想升官；指导员：想结婚；干事：想洗鸳鸯浴；第一排长：想说相声；第二排排长：想打炮（嫖妓）；第三排排长：想子弹房小老太婆；兵器排排长：想退伍；行政官：想八仙山盗林——故事二：胡茵梦的英文问题
李敖的《独白下的传统》出版后，引起了社会各界轰动，佳评如潮。在李敖“复出”的这股热潮中，他的一个崇拜者胡茵梦在《工商日报》上发出了一篇对李敖作品的评论文章《特立独行的李敖》，这让刚出狱的李敖深为感动。
胡茵梦祖籍天津，1953年生于台湾，辅仁大学毕业，1975年从影，因主演《云深不知处》引人关注。还是在大学时代，喜欢文学的大美人胡茵梦就把“文星”出版的李敖的第一部作品《传统下的独白》插在牛仔裤兜,显然对李敖的作品偏爱有加，对李敖本人自然也是向往已久。1979年9月，胡茵梦和李敖在花园新城的萧孟能家中相遇，进而演绎了一幕中国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故事。然而他们的动人故事却只上演了100天便告终。
国民党当局不断打压胡茵梦，应是李、胡关系发生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年胡茵梦发表《特立独行的李敖》一文后，国民党当局的“中央文化工作会”行文给“中央电影公司”，批评胡茵梦为“异己分子”李敖讲话，并警告胡茵梦今后不得再发表吹捧李敖的文章。胡茵梦接到警告，表面上没表示出什么，但她内心不予理会，反而有一种强烈的结识李敖的愿望。但是胡茵梦与李敖成婚后，来自国民党中央的压力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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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火首，放火者，煽动者(3)
胡茵梦是国民党员，而且又是党营事业单位——中央电影公司职员，她坚持要与李敖结婚，为国民党组织所不允。国民党认为，胡茵梦与李敖这样一个对国民党、蒋介石不满的“自由主义者”结婚，是丧失党性和原则的行为，是很严重的错误。于是，国民党指使中央电影公司封杀她，不要她拍片，也不通知她参加公司的任何活动。过去，台湾当局每年一度的电影最高奖——金马奖的女主持人，大多由胡茵梦担任，胡茵梦与李敖结婚后，国民党以她英文不好为由，不要她当主持人。为此，胡茵梦感到很伤心。
有一次李敖和“新闻局”的要员一起吃饭，李敖附耳问“新闻局”要人：“是不是我连累了胡茵梦的电影明星的前途？怎么她没戏拍了？甚至连一向由她出面主持的有外宾在场的节目也不找她了？”李敖听到这样的回答：“你不要误会。真的原因乃是胡茵梦英文不好。”
然而让李敖想不到的是，当胡茵梦和李敖离婚后，国民党对她的封杀全部解除，片约不断，星路重又平坦起来。李敖不禁感叹起来：“让人困惑的是，如今，胡茵梦和我离婚了，很快的又有戏拍了，又主持金马奖了，她的英文立刻又好起来了。”
故事三：“公器私用”就是一个公务员的器官给私人用过
2000年，李敖在代表新党参选台湾领导人期间，环球电视台邀他主办“挑战李敖”节目，该节目就是请来宾尽量的攻讦他。李敖也一一见招拆招。他说：“环球过去是国民党的，现在是民进党的，我来之后，就要被新党攻占了。现在台湾患有‘引狼入室’征候群，譬如新党、环球找他就是。”
台湾文化知名人士陈文茜质疑李敖：“从来没有一位‘总统’参选人，会在选举期间还主持电视节目的，你会不会公器私用？”
李敖幽默地说：“是因为五家无线台对我不公，我才想要我的言论得到公平待遇。我告诉各位，什么叫‘公器私用’，公器私用就是一个公务员的器官给私人用过。”
语出惊人！高妙的讽刺和极大的幽默。台湾政治腐败，机构臃肿，尤其是官僚阶层，人人各怀心胎，从思想到人格都在无形中被政治和政府“弓虽.女干”。
李敖曾有专文谈台湾公务员。他说：“常见公务员利用职务图利，但有些公务员却所图非‘利’，而是‘马屁’，大概以为‘马屁’非‘利’，故可图之。某月某日的《中央日报》第一版上，登出一则广告，大标题是‘敬贺行政院新闻局副局长廖正豪先生荣获国立台湾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下面具名‘同贺’的一共是14个影剧业单位负责人，这不太奇怪了吗？为什么这么清一色？原因无他，邵玉铭手下的廖正豪，不是别人，正是新闻局主管影剧业的大龙头人物，也就是主宰影片审查等他说了算的人物。这样炙手可热，难怪诸单位负责人要马屁唯恐不谨了。反过来说，若不是邵玉铭这种党羽在台上，他得不得博士，诸单位负责人谁还快马加鞭呀！”
——这大概就是李敖所说的“公器私用”吧！故事四：国民党不叫“中国”叫“中华”，像刘家昌不叫“爸爸”而叫“把拔”
1992年，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台湾当局组团参加运动会时在组团名称上出现了争议。台湾当局不同意祖国大陆要求的以“中国台北”的名称参加，而执意要以“中华台北”的名称参加。
李敖撰文说：“国民党偏安40多年，在心态上，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指出的‘意淫大陆，手淫台湾’。国民党对大陆力所未逮而淫之，正是‘意淫大陆’；对台湾力所有逮而淫之，正是‘手淫台湾’。一切政治上的波谲云诡，一经此八字分析，立即全无剩义、真相大白矣！??‘意淫’者人亦‘意淫’之，今番国民党死怕中共以‘中国台北’‘意淫’它，因此频频以‘中华台北’做护符，挡住其意识型态中的屁眼，其实，‘中国’与‘中华’何殊？挡了半天，适见其‘脱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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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火首，放火者，煽动者(4)
名称之争，使李敖想起20多年前刘家昌的一个故事——
那时李敖在转卖旧电器与影艺界人很熟，而台湾知名艺人刘家昌则是李敖的一个赌友，刘家昌呢，用李敖的话说是“嗜赌而艺不精”。有一次刘家昌在玩牌时输光身上的钱，一点赌本都没有了，便向牌友刘维斌借钱。刘维斌说：“除非你叫我爸爸，我不借。”刘家昌说：“大丈夫，怎么可以叫人爸爸，不过，叫人‘把拔’可以。”刘维斌问：“什么是‘把拔’？”刘家昌说：“‘把拔’什么意思也没有，只是发音像爸爸。这样叫了，你以为我叫了你爸爸，我只认为叫了你‘把拔’，所以叫了等于没叫，可是赌本却借到了。”
李敖说：“ 如今国民党不叫‘中国’而叫‘中华’，颇类刘家昌不叫‘爸爸’而叫‘把拔’。不过，‘把拔’只是音似，而‘中华’却实即‘中国’。——国民党还不如刘家昌，刘家昌玄虚弄人，却借到赌本；国民党呢？我看连裤子都要输掉了。”
我对党外来说，就是夜壶民主、政治有时也可能是喜剧，是闹剧。作为这些喜剧和闹剧的配角、看客，李敖玩世不恭的幽默中其实同样接近着真相。“贼船”也好，“夜壶”也罢，当下政治的庄严和神圣已经消解殆尽。故事五：不是上了贼船而是贼上了船
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有人说参选的李敖是为了当官，或别的什么个人目的。
李敖说：“如果我要做官，早就加入民进党，新党是个烂掉的小香瓜，我干吗去投新党的机??新党找我，不是上了贼船，而是贼上了船。”
李敖把代表新党参加台湾领导人竞选称为“穷鸟入怀”。他说：“不管双方谁入谁的怀都应是快乐结局。”他引用《新约·哥林多书》：“‘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虑’。如今新党跌倒了，我这个单身贵族，将新党这可怜的流浪母女‘收留’。”
李敖虽然答应代表新党参加选举，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是个无党派人士，他不参加任何政党。对于李敖不愿参加新党一事，当时的新党召集人李庆华在致辞时公开表示，除非李敖不屑与所有新党人在一起，否则希望李敖能够“成全”新党支持者的心愿。不过李敖还是执意不入新党。新党大老赵少康认为，现阶段让李敖与新党之间保持些距离，对新党和李敖都不是坏事。他不认为李敖因参选“总统”一定要加入新党。
关于他和新党的关系，李敖说：“过去宋朝皇帝，胡人打过来，整个国家要向南逃亡，只有一个反对，就是寇准。寇准说，皇帝不但不能逃亡，还要御驾亲征，直接到前线和胡人打仗。到了前线，皇帝还是害怕，派左右去看看寇准在做什么，报告回来说，寇准在打鼾睡觉，皇帝就放心了，后来果真仗打赢回来。回来后有人说寇准的坏话，说你皇帝那么感谢寇准功劳，其实当时的情形好比一个人赌钱赌输了，最后的赌本是拿你去赌，就是拿你做‘孤注’赢了就赢了，赢不了，你整个就没有了。今天并不是我拿新党做孤注，是新党拿寇准做孤注。新党要不参选，它就泡沫化了，所以它来找我，我要感谢新党给我这个机会，但是我不欠他们。”
以前，李敖对政治敬而远之，这次他应召出征，他解释为“一种形式的‘思想运动’”。 他说他是天生钻石型的人物，可多面发光。
李敖的人生是积极的，入世的。他有诗道：“何必空杯容寂寞？何不仗酒打出门？醉眼未开开应笑，笑请朝阳斩黄昏。”
也是李敖在参选台湾领导人期间，有人怀着好奇的心情问他：“今天已有人喊你‘李总统’，你当了一天的‘总统’，滋味如何？”
李敖回答说：“过去恺撒大帝打胜仗回来，有个算命的告诉他‘当心三月十五日’，到了三月十五日，恺撒大帝要进去国会前，又碰到这个算命的，恺撒笑着说，今天就是三月十五日，你算命不灵。算命的说，今天还没过去。结果恺撒一进去就被杀掉了。所以今天还没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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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火首，放火者，煽动者(5)
作为思想家和文化巨人的李敖，一生的志向是一千年内做写白话文的第一人，参与政治则多少带些幽默意味。
早在1983年，李敖就选举问题，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认为竞选是浪费生命的，也是最烦人的。想想看，你要到处奔波，向那些小市民说破嘴，这种生活，我一小时都干不来。不但我干不来，我只要想到别人在那样干，我都替他们委屈。”
因此，李敖的参选，有人说是“巨星甘堕落”，有人说他是“临老入花丛（搞政治）”，他自己则自喻是“穷鸟入怀”。
他说：“我就是要把一场因政治人物搞悲的政治剧变成一出笑剧。”故事六：李敖张惠妹搭档治理台湾
还是李敖参选台湾领导人时，有人出了一个不坏的主意，建议李敖与张惠妹搭档。因为张惠妹与李敖是一个很巧妙的搭配，将来中选，由李敖代表台湾和大陆谈判，阿妹随行，可以一个谈，一个唱，那样的效果一定不赖。
张惠妹，台湾高山族歌手，在华人界有很高的知名度，曾多次在大陆举行演出，深受大陆歌迷的喜爱。李敖与张惠妹早就熟识，曾在《李敖笑傲江湖》节目中合作过，新闻网上发表了一幅李敖为阿妹梳妆的照片曾引起轰动。－
虽然当时无法断定李敖在大陆得不得民心，但张惠妹在大陆却有无数的崇拜者，从她在北京开演唱会的热烈反应可见一斑。
李敖借这话题，发了一段幽默的感慨：“我对这事极有兴趣。因为张惠妹代表真的台湾人在台湾，原住民是四百年前就来台湾的台湾人，不仅如此，张惠妹还代表女性的模范，还是能真正风靡中国大陆的人；如果我当选‘总统’，张惠妹当选‘副总统’，就没有人敢暗杀我，因为大家会想到，继位的“副总统”是歌手，能治理台湾吗？”
故事七：我是不奉“中华民国”的正朔的
1980年8月，李敖和电影明星胡茵梦的短暂婚姻结束了。离婚那天，胡茵梦含泪对李敖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份上，我也接受了，律师说你写的离婚证书文字太简单了，最好能照一般写。”
李敖同意了，于是胡茵梦亲笔写离婚书两张。
第一张写完，李敖看她用的是“中华民国”的年号，便说：“我是不奉‘中华民国’的正朔的，这张你留着吧，另写一张写公元的吧，我要那一张。”
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可台湾仍沿袭民国纪年，颇为耐人寻味。
1991年李敖在《“中华民国”何来正朔可奉》中说：“台北市政府口口声声要求：‘应使用中华民国正朔’，但是‘中华民国’何来正朔可奉？一九五○年三月十三日，‘中华民国’亡国，总统蒋介石在‘阳明山庄’秘密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时，就承认说：‘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而还不自觉，岂不可痛？’白纸黑字如此，可见说‘中华民国’未亡者，自不符合《总裁言论》、《总统训词》也！??所以‘中华民国’早已亡国，是铁的事实。‘中华民国’都亡了，还要我们奉它的正朔，不是大笑话吗？奉个鬼正朔！奉个屁正朔！”故事八：吃人家的，还要骂人家，这是什么道德，什么政治？
李敖参选2000年台湾领导人期间，有记者要他回答“台湾与大陆的关系”问题。
李敖说：“大陆把台湾当兄弟，台湾每年从大陆那边赚人家200亿美金，因此解决了台湾不少失业问题，台湾拿人家的，吃人家的，还是要骂人家，这是什么道德，什么政治？”
李敖出生在祖国大陆的哈尔滨，从小在北京生活，对祖国大陆怀有感情。李敖是四位竞选者中最开宗名义支持祖国统一，支持“一国两制”方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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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火首，放火者，煽动者(6)
曾经也有人问李敖台湾能不能关起门来过？李敖做了一次极通俗的比较。
他说：“台湾可不可以关起门来过？有个条件，我们可以二千二百万人公投，通过了，说台湾人独立自主，台人治台。但大陆可以公投呀，一亿二千万人公投，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怎么办？那就打仗了。我先前说过，大陆一天送五万人来，一年会生出一个台湾的人口。台湾和大陆打仗时是一比六十，他们六十个打我们一个，能打吗？”
在另一个场合，李敖也说道：“李登辉及‘台独’人士说，不要怕中共对我们的文攻武吓。但是，一直到大停电的那天，我们才知道，台湾有七千九百多座高压电塔，只要中共一个飞弹打到电塔上，一打中台湾就停电三天，台湾人活得下去吗？??依照流行的说法，保障台湾安全有几种做法：第一是关大门，维持现状，不过祖国大陆不会无限期地没有时间表，岛内一些急统急独的人也会破坏现状，所以不行。第二是抱大腿，抱美国的大腿以求保护，不过历史证明美国的大腿实在不可靠。第三是打大仗，不惜一切代价，但即使台湾打赢了，也是满地的跛脚人，这仗打不得。第四就是讲大话，就是谈判，这是唯一可行的路。”
李敖曾有言：“神话有三种：一、神话；二、台湾人的‘台湾独立’；三、国民党的‘反攻大陆’。”故事九：“共匪”不见
李敖参选台湾领导人期间，以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组长张冬华、《人民日报》影视公司总经理苏忠率队的新闻工作组利用拍摄《宝岛神韵》节目的机会访问李敖,终于见到了李敖的功力。
50年没有踏出台湾一步的李敖笑着对来访者说：“你们可是很幸运能见到我哦，因为过去我是从来不见‘外人’的！‘洋人’不见，是怕里通外国，‘共匪’不见，是因为自己就是共匪。”
早年，李敖被台湾当局视为“中共的同路人”一直遭受迫害。李敖在主持《文星》杂志时，把杂志办成具有鲜明的自由、民主、进步、战斗的特色，主张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慢慢引起官方的不满，当局给《文星》的其中一个罪名就是“为中共宣传，与中共隔海唱和”，无形之中，李敖便成了“中共”的同路人。
成了“中共”的同路人有什么不好？李敖曾说他在台湾“是一个正确的人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听来发人深省。故事十：一个“共”就把国民党给整垮了，你三个“共”怎么得了
李敖曾分别与台北、高雄、台中三市的政府打过官司，其原因都是因为李敖的作品被无理查禁和没收。
1987年，李敖的母亲张桂贞去美国探亲，台中当局派人撬开张桂贞在台中一中的家，搬走了李敖大量的书籍。李敖得知后，逐级上告，告了５年７个月，一直告到“高等法院”，最后于1993年2月裁定李敖胜诉。在法庭外，他跟参与查扣作品的派出所主管警员“杨三共”开玩笑说：“一个‘共’（共产党）就把国民党给整垮了，你三个‘共’怎么得了，警备总部不该先抄我妈的书，应该先抓你打屁股才对啊！”
杨三共满面通红，对李敖苦笑道：“李先生请原谅，我是小人物，一切奉命办事，李先生请原谅。”
李敖生平著作有上百册，可是国民党查禁了96册。1985年李敖出版了“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中《五十·五十·易》上下两册。其中当局要查他的下册，可当办案人员查禁时，却连同上册一起查禁了。李敖以此为理由，向台北市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书”，要求赔偿6901元，其中1元钱，是作为未扣押的部分书因不能陈列上市的损失费，或称作罚金。李敖为什么只要1元罚金，自是他别出心裁的主意。他意在“罚”而不在“金”。
在台北市政府被他罚过1元后，高雄市政府无理查禁李敖新出的《我给我画帽子》一书，被他逮到，也罚了他们1元。可是高雄市政府内部为1元钱的赔偿是现金结付或是开具市库存支票结付起了争议。李敖坚持以“公库法”第十五条“应以支票为之”的规定，拒收现金，所以最后高雄当局只好硬着头皮开出了1元面额的“国库支票”。李敖后来把这张“稀世珍宝”送给了《政治家》主编邓维桢。这张支票，只所以珍贵，除了对李敖具有特殊意义外，永远不会有人去取，“它永远是一张战利品，长存在民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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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火首，放火者，煽动者(7)
李敖1962年从告胡秋原开始几乎就没停止过官司，打官司变成了家常便饭。但有一批官司，最有施教作用，那就是他跟台湾伪政府的官司，也就是以老百姓身份跟官衙的官司。
李敖说：“自来衙门欺负老百姓，本是常态。但这一常态得以形成，老百姓的消极配合，也有以致之。换句话说，一方面衙门欺负你，作威作福；一方面你忍耐它的欺负，逆来顺受，这样子搭配，才完整构成这一欺负的作业，而令大官人私心窃喜、获得快感。如果被欺负的一方，挺身而斗、据理力争，不甘被欺负，而要跟衙门斤斤计较、纠缠不休，则衙门未必胜算，而大官人未必得可偿失。斗争到最后，衙门之头可灰、大官人之脸可土，而吾侪‘刁民’之一口鸟气，亦可稍吐于万一矣！我生平是深信这种斗争哲学的，我以做‘刁民’为荣。每遇到衙门找麻烦，只要是于法有亏、于手续欠妥的，我一定把麻烦找回去。问题是一定要找到机会才好动手，好在国民党坏事做得多，机会是不愁没有的。”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天下没有白坐的牢”，牢囚没有磨钝李敖战斗的锋芒，李敖说：“监狱是训练一个男子汉最好的地方”，“在狱中思考上下古今”，“我的实验室是监狱”。故事十一：你总不能把一个人的不要命，说成是言论自由
由李敖主持的名噪一时的《文星》杂志由于主张走现代化的道路，由于它的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的鲜明特色，当局给了它十数“罪状”，诸如：《文星》是“卖国”者；是汉奸；是“匪谍头子”；走《自由中国》的路；是叛乱，协助“台湾独立”；勾结国际奸人费正清；与中共隔海唱和；反对中国文化；煽动青年；反对国民党等等。就这样，《文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以后当局眼中钉的递补者。
1965年底《文星》被封杀。1966年，当局大规模地查禁李敖的作品，不管是文星出版的，还是李敖自己出版的，都在封杀之列。……
李敖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了为什么他和一些党外刊物言论那么大胆。他说：“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我们不要命的缘故。尤其我李敖，有李敖的例子，充分显示了你国民党抓李敖、关李敖、刑求李敖、管训李敖、感化李敖、斗倒李敖、斗臭李敖??忙了一二十年，最后的结果是：李敖还是李敖，你国民党的一套，全都无效，李敖不怕你，李敖还是跟你干！所以，李敖今天的一点点言论自由，绝非国民党宽大的结果，而是李敖不要命的结果。你总不能把一个人的不要命，说成是言论自由吧？”
李敖第一次坐牢时，在最后一次军法处审判的时候，虽一言不发，但却留下一张书面意见，全文如下：审判长先生：
我只要花一分钟就可以把话说完。我的话共分五点：
第一点：关于本案内容部分——我没有话可说，我用法律里面的缄默权。我想我也不必说明我为什么不说话，一千九百四十六年以前，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不说话。
第二点：关于判决的部分——过去我不上诉，以后也不上诉。虽然我是无辜的，虽然我没有罪，我仍愿引进印度独立的伟大领袖甘地在法庭上的两句话：“我不愿浪费法庭的时间，我承认有罪。”
第三点：关于我的态度部分——我现在声明，我自被捕后，因被刑求而来的一切我写和我签字的东西，全部无效。也许我信心不够，无法抵抗现代科学方法的刑求，但我知道五百四十四年以前，最有信心的圣女贞德在被捕以后，也犯过跟我同样的无可奈何的错误。
第四点：关于所谓爆炸案部分——虽然跟我无关，但我愿为李政一等五个小朋友做他们的“人品的证人”，这就是说，我相信他们不是做这种事的人，他们的诬服，是被刑求的结果。我请求审判长先生给他们做无罪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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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火首，放火者，煽动者(8)
第五点：关于我个人的刑期部分——我不要求做减刑的判决，也不对加重不满。美国民间领袖尤金·戴布兹（就是坐在牢里还有一百万人投票选他做总统的尤金）1918年在法庭上的三段话就是我的话：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流；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俦；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故事十二：我不恨你们，也不恨我的右手，我只恨圆珠笔。
1971年3月，李敖因政治原因被收押，留着小平头的保安处看守所长罗永黎上尉见李敖在强大的攻势之下居然不吐实情，甚为恼火，他指示手下的人把三支圆珠笔夹在李敖左手四根手指中间，再强行李敖用右手紧握左手的四根手指。罗所长对李敖说：
“李先生，这不是我们折磨你，是你自己的右手在使你的左手痛苦，所以不能恨我们。”
李敖说：“我不恨你们，也不恨我的右手，我只恨圆珠笔。”
这可称得上是幽默的经典。他不恨他们，因为他们是当局的走卒；他也不恨右手，因为右手是自己的，它是无辜的，因而恨圆珠笔便变得“天经地义”。
后来李敖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杨澜采访谈到这个经历时说，他当时这样说其实真是在恨自己，只能恨自己了。
李敖在关押期间，刑求人员刑求逼供时，李敖反问他们：“我看别这么麻烦了好不好？你们拿空白的笔录纸来，我在最后先盖下指模奉赠，然后你们回办公室，随便你们怎么填写我的罪状就是了，你们填我是‘匪谍’、是‘台独’、是长白山上的‘老狐狸’（李敖被抓时，正是电视剧《长白山上》走红的时候），悉随尊便，都行！”
刑求人员说：“你李敖是什么意思？你这样看不起我们！你以为我们破不了案，你想把秘密带到棺材里去？不行！你死了进棺材，我们也要把你棺材盖撬开，要你吐出秘密，再去死。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在我们眼中，是玻璃缸里的金鱼，我们把你看得一清二楚！你不说不行！”
李敖说：“你们要我说，总得透露一点蛛丝马迹，让我来编。”
大概经过四五天的疲劳审问，李敖始终是满口狂话，这令特务们很头痛。故事十三：为什么要叫黄中国？
李敖在坐牢期间有一个叫黄中国的“匪谍”与他同住一室。李敖戏称他叫“China Huang”。他对黄中国说：“‘黄’字在中文里动词用法是把事情给弄砸了，你这黄中国，是把中国给弄砸了，凭你这名字，你就该坐牢！”
黄中国听了，突然双膝跪倒，扑通扑通向李敖叩头，大喊：“李先生救命！李先生救命！”
经李敖劝慰后，黄中国情绪稍微稳定了下来。晚饭时，大家席地而坐，黄中国突然从行李里掏出五条鸡腿。那天正好中午加菜，囚犯每人一条鸡腿，而黄中国以外役身份，竟“贪污”到五条，让大家大吃一惊，黄中国分给李敖两条，其余分给他人。李敖说，黄中国真是“政经分明”，枪毙归枪毙，鸡腿还是要吃的。
李敖坐牢的难友黄中国被枪毙的那天，七八个禁子牢头冲进房内把黄中国按住，黄中国被这突如其来的遭遇吓懵了，他刚想挣扎着说什么，布条缠住了他的嘴，黄中国被五花大绑，架出牢房。李敖听到黄中国的声音在布条缠嘴的时候，立即就由哀嚎转变成了另一种嘶咧。
黄中国是山东菜阳的农民，没喝过墨水，在抗战时代只身跑到青岛当海军，但他不知道那是“伪海军”，所以抗战胜利后，他就成了“汉奸”了。
1972年7月14日下午，李敖在房间里，忽然听到外面哭声大作，接着牢门大开，李敖看到黄中国满面泪水，满身汗水，上身赤条条，下体只穿内裤、挂着脚镣，被监狱官和马士官长一拥而入。
黄中国一进房门就大喊：“李先生啊！什么案子嘛！他们判我死刑啊！”声音充满绝望与悲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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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火首，放火者，煽动者(9)
马士官长对李敖说：“李先生，我们老乡情绪不稳定，我们不得不偏劳你照顾他，代他写个状子。”马士官长又对黄中国说：“你别担心啦！有李先生照顾你，给你写状子，包你无罪回家。戴几天脚镣，不算什么。”
同牢的胡炎汉对李敖说：“在那样可怕的情形下，你李敖可以冷静地做一个旁观者，还不忘记照顾热水瓶，你可真狠！”
李敖说：“‘希腊左巴’在亲近的人死去时候，他提起亲近人心爱的鹦鹉，走出去了，死者已去了，救活的更重要，有一天我会为黄中国做更多的事。”
10多年后，李敖在一篇《我最难忘的一个“匪谍”》中细述了黄中国的哀史：
“黄中国是一个中国农民，他在乱世里莫名其妙地卷入了政治漩涡，客死他乡，他无知无识，但其遇也哀，一如鲁迅笔下的阿Q。黄中国的悲剧是他纯属小人物，人微言轻，以致被当成‘匪谍’给杀掉了。”
我之所以要举这许多例子，是由李敖幽默的实践性所决定的。当我们进入到李敖真实的生命世界，才能体验到李敖幽默“非文体性”和“非装饰性”的一面。说到底，最容易产生幽默的地方就是生活的悖谬之所。批判让李敖和现实之间保持着一种清醒的紧张和对抗，现实世界，尤其是操纵现实世界的权力意志也因此视李敖为异类，为敌人。李敖的牢狱生涯固然有其客观和法理原因，但也是这样的紧张和对抗的必然结果。从另一个方面看，牢狱生涯并没有消解这样的紧张和对抗，相反却发展了紧张和对抗。与紧张和对抗同时发展的，还有李敖对世界的洞悉，所谓“冷眼”当作如是观。于是，在李敖和现实世界的角力中间，李敖和世界的裂痕越来越深，整个世界的悖谬也越发呈现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幽默不仅仅发挥着古老的对紧张和对抗心理的调节功能，同样也是世界错位的荒谬性的产物。黄中国这个中国农民的悲剧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幽默是对世界荒谬性的陈述。
“天下没有白坐的牢”既是李敖的生命体验，也是一个朴素的真理。
快意恩仇，策马扬鞭李敖在他的《李敖快意恩仇录》最后一章说：“我从1949年5月登陆台湾，一天也没有离开，转眼已满50年。一个外省人，50年在孤岛上，一天也没离开过，还不算稀奇。稀奇的是，这个外省人，‘残山剩水我独行’，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统治下，挺身与国民党当权派斗争，一往直前、二入牢狱、三头六臂、四面树敌；又挺身与台湾当权派斗争，五花八门、六亲不认、七步成章、八面威风。在所有斗争中，总是以人不可及的大人格、大节操、大头脑、大才华、大手笔、大刀斧、大有为和大不敬，去斩将搴旗，外加踹走狗、小卒一脚。
李敖的战斗是不妥协的，李敖的不妥协是对一种通向“合理社会”信仰的坚守。因为坚守，所以孤独，因为孤独，李敖的幽默又有了一种苍茫和苦涩。
李敖素来不放过任何一次大大小小的讨罚。他说他的敌人是不分大小的，“从外省人民族救星到台湾人民间乩童，只要看不惯的，都可成我嫉恶如仇的敌人”。 他说：“我有时要在对方太不入流的时候，为了开道过路，也会挥拳施教，打这些小子们。并且，总是擒贼擒王，是狗就找主人，是和尚就找庙。做主人的、做庙的，别想藏在身后，我一定把他们揪出来打。”
在美国被称为“黑色轰炸机”的重量级拳王乔·路易斯，独霸拳坛20年。他临退江湖前，到台湾做过一次表演赛，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没有对手能配他一战，他在台上，显得十分孤独，表情一片索寞。一个跃跃欲试的美国军官颇有拳名，上台跟乔·路易斯比划，可是他太不自量，拳未伸出，人已被撂倒，路易斯表情继续索寞。在这个岛上，竟找不到一个真正可堪一击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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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火首，放火者，煽动者(10)
路易斯来时，李敖正念中学，看到报上对他的描写，非常茫然，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可是多年以后，当李敖在文坛上独霸之余，他想到乔·路易斯，却又恍然若有所悟。
乔·路易斯在美国，有一次与朋友们外出，途遇有眼不识泰山的小子们寻衅，小子们打过来，朋友们打过去，但是大家交手，乔·路易斯本人只是闪躲而已。朋友们大叫老乔你怎么不打，乔说：“我这一拳多值钱啊！怎么可以用来打这些小子们。”乔·路易斯说这话的时候，也可想到他的索寞——上台的“敌人”固然不堪一击；台下的小子们，他也不屑一揍啊！
有人问，你李敖不是也说过“我不该向那些时代渣滓们消耗我的精力”吗？为什么你还一再做这样的事？李敖答道：“是狗咬着不放，你怎么办？只有先把狗弄开再说。就像孙悟空对上二郎神，孙悟空跟二郎神打好了，可是二郎神带了一条狗，先放狗来咬他，怎么办？总得先解决狗的问题才行啊！可是解决狗的问题又不够，最后只好打成一团了。”
李敖说，他为“时髦”所动，“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永远跟不上他：“别人是羊时，我是老虎；别人变成了老虎，我又是武松。”
所谓一物降一物，李敖永远都要做第一的人，因此他总是要做得比武松还武松。李敖说：不论在床上床下，我都坚忍不拔。女人喜欢我坚忍不拔，男人怕我坚忍不拔。
李敖虽称为“善霸”，但是个恩怨分明的人，有恩必报，有仇也必报。无论仇人势力多强、地位多高、声名多大，李敖永远是武松打虎式的人物。被他“大刑”伺候过的有柏杨、彭明敏、林正杰、李登辉等。
2000年5月22日，刚刚从伪“总统”位置上卸任的李登辉就被李敖以涉嫌“贪渎罪”、“内乱罪”、“泄密罪”及瑞士银行秘密账户、伪造蒋经国遗嘱等五项罪名告上法庭。李敖说，有两种人从没想到李登辉会当上“总统”：一种人是所有的别人；一种人是李登辉自己。
李敖“武松打虎”不乏其例。
李敖有好讼的性格，他曾说，他的“双龙抱”，一个是抱女人，一个是抱不平。由于李敖具有雄辩之才，告他者常常觉得自找没趣，而李敖却一告一个准儿。
1987年5月，地院十七庭开控司马文武等8人庭。在法庭上，司马文武对法官说：“李敖写文章也有骂人的话。”黄德贤说：“那是另一回事，别人可以告他，但与本案无关。”司马文武说：“可是没有人敢告他。”
——为什么没有人敢告他？李敖说：“因为告了会进一步惹得满头包。本来只被李敖骂一次的，因为兴讼，反倒挨更多次骂了。跟李敖纠缠，是得不偿失的。”
李敖被关押刑求的21年后，在路上碰到当年整他的保安处处长吴彰炯。吴早已退休，后来在仁爱路远东百货公司五楼富贵楼当总经理，他约李敖到他办公室小坐。
李敖问他：“你现在还相信我是台独分子吗？”
吴笑着说：“你是啊，当时我们的情报告诉你是‘台独本部’五委员之一啊，你不但是台独分子，并且是大官哩！”
李敖：“我最后的判决书上，已经完全没有了‘台湾本部’这一事实了，五委员之说，复判时根本被推翻了，我有幸做了这么大的官，也给暗中解职了。你知道吗？”
吴听了后，大为惊讶，说：“这怎么可能？我们当年是根据你是台独大员才抓你的啊！”
李敖不无讽刺地笑着说：“怎么办？你赶快给我补开证明吧，现在‘台独’走红了，我可以凭你的证明去做大官呢！”
吴听了一脸窘相，直愣愣地盯着李敖看了又看，然后无声地走了出去。
李敖在收押期间，特务为了要李敖承认他是“台独”，罗所长他威胁地对李敖说：“李敖，你知道吗？我是神仙、老虎、狗。”李敖听得一头雾水，不解地看着罗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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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火首，放火者，煽动者(11)
罗所长说：“我一看到老婆，就是神仙；我一看到囚犯，就是老虎；我一看到长官，就是狗。”
李敖听了感到罗所长比自己还要懂得幽默。可是再幽默，他也不是“台独分子”。他们感到在许多细枝末节上套不到李敖什么口实，便开始刑求对他们来说最重要问题，要李敖承认他是彭明敏叛乱活动“台湾本部”的五委员之一。
事实上李敖对这问题毫无所知，除他与彭明敏有所接触外，根本不知什么“台湾本部”五委员，他更不是台独分子，所以无从承认起。
说到李敖的快意恩仇的性格又想起了他和胡茵梦的故事。
李敖在与胡茵梦离婚的第三天夜里，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对方恶狠狠地吼道：“李敖，你这不要脸的爱情骗子，我要杀了你全家！”
李敖说：“我全家只有我一个人。”
对方说：“那就杀你一个人。”
李敖笑了：“好呀，想杀我的人多着呢，你就去排队吧！”
曾经有人问李敖：“你有那么多的敌人，并且每天写文章结怨，每月按几何级数增加敌人，到底有苦恼没有？”
李敖说：“苦恼倒没有，困惑倒有一项，就是不知谁来杀我也。不无遗憾是的，纵使我以树敌对为乐，无奈这个岛上连敌人都不够看。我佩服的法国英雄戴高乐做总统时，一天在回家的路上，被一群刺客伏击。刺客们一阵乱枪，朝戴高乐的座车射去，戴高乐头都不低，理都不理他们，结果行刺者一哄而散，逃之夭夭，戴高乐只讲评了一句话：‘这些家伙的枪法真差劲！’如此而已，三十多年来，我备受国民党和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的小人们的诬谤，对所有攻击我的人，我的讲评也是如此：‘这些家伙枪法真差劲。’我可以断定，我一生中，实在没碰到够格的敌人，虽然我也花了不少时间排除这些杂碎，但在心情上，是游戏性的、逗乐性的。至于批评李敖的人，没有人比得上李敖的人品，李敖比他们至少高上千倍。”
曾有老兵计程车司机对李敖说：“台北开车真可怕，比打仗还可怕。打仗只是正前方有敌人；开计程车却是前后左右四方都是敌人。”李敖说他正如此。
我的屁股都引以为耻李敖批判的锋芒同样指向了依附当权者的文人，即所谓的“御用文人”。不仅是御用文人，对知识界的批判，从李敖文字生涯的起点，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虽然这中间缺少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反观自身的自剖，但这样的批判依然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在这里看不到文人习惯的乡愿。
自从李敖的所谓“奸夫”事件后，李敖和柏杨的关系几于破裂。李敖说他由于对当时国民党文人的轻视，衍生出另一种情结，即非常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和他们连在一起。有一次远流出版公司的王荣文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读史以识世局，决大势??我们更乐意看到更多位如李敖、高阳、柏杨等，勤于耕耘史学的优秀作者。”李敖想起初唐四杰的“王杨卢骆”之称，当时杨炯说“吾愧居卢前，耻居王后！”于是李敖借此便称：“我真耻居高、柏诸人之前，这种国民党文人的名字，跟在我屁股后面，我的屁股都引以为耻啊！”
曾有人问李敖说：“一般人喜欢把柏杨先生和你相提并论，你认为你们两人有何相似之处？”
李敖答道：“我觉得我们两人相似的地方只有两点：一是我们都是靠写文章出名的人，二是我们都是为了写文章而坐牢的人。”
1982年，李敖在接受陈敏访问时，陈敏问：“李敖先生，你为什么瞧不起当今台湾的知识分子？”
李敖说：“我认为现今台湾的知识分子都是在集体逃避现实，虽然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在专家的部分也许相当有成就，可是他们所走的大方向错误，这是很可怕的。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勇气，滑头，对很多畸型的现象不敢批评。他们也不敢在知识上起义——在知识上做陈胜、吴广。他们也很喜欢抛头露面、做秀，但是他们的专家之见及书生之见就好像是象牙塔里朝外面抛绣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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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火首，放火者，煽动者(12)
早在1979年，李敖复出后，著名导演平鑫涛先生请他吃饭，当时在座的除了皇冠的几位同仁外，还有著名女作家三毛。
三毛对李敖说：“我去非洲沙漠，是要帮助那些黄沙中的黑人，他们需要我的帮助，我是基督徒，我还佩服去非洲的史怀哲，所以我去了非洲。”
然而李敖听了三毛的话却不以为然，他说：“你说你帮助黄沙中的黑人，你为什么不帮助黑暗中的黄人？你自己的同胞更需要你帮助呀！舍近而求远，去亲而就疏，这可就有点不对劲吧？并且，史怀哲不会又帮助黑人，又在加那利群岛留下别墅和‘外汇存底’吧？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
一向多智的三毛听了李敖的话，一时窘得答不上话来。
李敖后来不无傲气地说：“她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三毛所谓帮助黄沙中的黑人，其实是一种‘秀’，其性质与影歌星慈善演唱并无不同，他们做秀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比如说，你真的信三毛是基督徒吗？她在关庙下跪求签，这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她迷信星相命运之学，这又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所以三毛的言行，无非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而已，她是伪善的。”
这个故事让人想到武侠小说家金庸到李敖家做客的故事。据李敖自己说，当时他和金大侠畅谈了8个小时。
当金庸提到他儿子死后他就精研佛学，想做很虔诚的佛教徒时，李敖说：“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才’，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人的财产呢？”
大作家金庸也像三毛一样有些窘，答不上来。
李敖后来说：“他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三毛和金庸在生计上都没问题，但他们有钱也不敢痛斥伪善，可见对伪君子说来，有钱和敢于痛斥伪善并无等号关系。”
李敖认为人生最大的目标是找出真理并勇于维护它，在维护过程中，并不因为有牺牲、有危险，就不干了。
李敖和胡茵梦结婚的当天晚上，刚睡下不久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吵醒，李敖一看已经深夜三点钟了。
李敖拿起电话，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是林导播，我现在要胡茵梦听电话。”
李敖说：“现在已经是夜里三点钟了。”
那男人说：“没错，我知道是夜里三点，你叫不叫胡茵梦来听？”
李敖没有理会他。
对方说：“她如果不来听，我明天就公布她和我在床上的照片。”
李敖毫不慌张地说：“林导播，胡茵梦在跟我结婚前，就开过一张名单给我，名单里面没有你呀，可见你是冒充的，如果你有照片，那你公布好了。”
李敖一生也曾遭人辱骂为猪。可是李敖在《回忆录》中作了这样的说明：“我在上海，因为是外地人，知道外地人常常被本地人呼为‘猪猡’；我在台湾，因为是外省人，知道外省人常常被本地人呼为‘猪’；几十年后，且进而演变成‘中国猪’，不但猪，且有国籍矣。其实这算什么，有一种猪叫‘波兰中国’，在美国培养成功，身兼二国之名，只是‘中国猪’又算老几呢？”
李敖以猪自喻，不无自嘲色彩，然而果真猪如李敖者，那真是猪猡纪的大幸。
李敖后来又说：“以上所写猪锣纪，多下笔在‘中国猪’身上，而少落墨在台湾人身上，为什么？因为，台湾人悉为‘中国猪’几十年教化的产品，为猪子猪孙，其猪性不足深论，论猪性，擒贼擒王擒到那票坏的外省人身上，即知源头活水、即可了然，故对台湾人属性，我点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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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火首，放火者，煽动者(13)
李敖特立独行，口诛笔伐，喜笑怒骂，无所不用。他自诩“人胜于口，口胜于笔”。思维敏捷，出手有力，幽默风趣正是这位“天才老妖怪”的个性特质，无人能及。
喜笑怒骂的李敖是很少给人鼓掌的。有人问他：“你为什么很少给人掌声或鼓励？”
李敖说：“我简直不敢为别人说了一句高明的话而鼓掌，因为我刚要鼓掌或刚鼓完了掌，他下一句就常常冒出来混话！我不但不想鼓掌，并且想打他嘴巴子了，这就是我的悲哀。我的手在家要写文章，出门去要打人嘴巴子，你说我多忙！思想起来，真是‘却笑英雄有好手，一江春水走曹瞒’了！”
李敖在《文星》杂志发表著名的《老年人和棒子》一文中说到梁实秋：“老朽昏聩卖身投靠的一辈我们不必说，即以最开明的一代的老先生而论，从写《人权与约法》时代的胡适之到写《容忍与自由》时代的胡适之；从《人权论集》时代的梁实秋到《远东英汉字典》时代的梁实秋，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他们转变的痕迹。”
李敖和梁实秋之间的过节发生在1966年。当时台湾当局大规模地查禁李敖的作品。同时，由于胡秋原、徐高阮的陷害，李敖被警备总部约谈，当局俨然把李敖当成一个十足的“匪谍”了，大有置于其死地而后快的意思。
文星被封杀后，《纽约时报》请李敖写新闻稿，李敖需要一位出色的英译者，李敖便和同道萧孟能去找梁实秋帮助，谈了两个小时，梁实秋还是表示为难。
李敖当时就说：“梁实秋是个明哲保身的人，在台湾是个乖得要死的人，他是被国民党整怕了。”
李敖认识梁实秋是在他发表《老年人与棒子》一文之后，他们聊了好多次，“证实他那篇文章的论断正确的”。梁实秋在1929年与胡适、罗隆基合著《人权论集》，靠着胡适发表了批评国民党的文章，后来又以民社党党员身份对国民党不无失敬之处，后来到了台湾，做起事来谨小慎微，不敢造次。
梁实秋虽然在台湾安分守己却也被国民党猜疑过，有一次梁实秋告诉李敖，他家曾被特务搜查过一次，理由是美国新闻处丢了一台打字机，有人说是梁实秋偷了，梁实秋说，我是大学教授，总不至于去偷美国新闻处的打字机吧，可是特务拿出一张平面图，对梁实秋说，没弄错，就是你家。可他们到处翻箱倒柜，却什么也没搜到。为此梁实秋写信给吴国桢抗议，可是一直没有下文。李敖对梁实秋说，国民党对你这番戏弄无非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在查他跟民社党的关系，第二个目的在警告他要识相。要知道在台湾，知识分子里有头有脸而非国民党如梁实秋者毕竟不多啊。
梁实秋惹的麻烦真不少，他译的《沉思录》，作者是公元2世纪的罗马皇帝，中文译名中玛克斯，国民党官方误认为“玛克斯”是19世纪的马克思，给了梁实秋不少麻烦。后来还为一件事梁实秋被告到了蒋介石那里，幸亏他提出毛泽东在延安抨击他的文艺谈话，才得过关。可见，梁实秋真是被国民党整怕了。所以李敖才指出：他们（指梁实秋等人）今日“‘稳健’比起当年那种生龙活虎意气纵横的气概，是不大相称的”！
谁该鼓掌？谁要鞭挞？梁实秋属于哪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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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李敖似林语堂(1)
第四章 李敖似林语堂，但没有林语堂雅驯
幽默理论的矮子李敖似林语堂，他们对世界的认识都是悲剧性的，他们都追求生命的享乐；他们都“一心评宇宙文章”。在李敖和林语堂之间，有呼应，却多差异，毕竟林语堂生命的绝大部分时间，是抛弃了“快乐的战士”的“战士”，只留下了“快乐”。而李敖“战士”的岗位意识一直没有变化，即便在传媒时代，他依然“秀”舞天下。
1965年5月李敖在写给王敬义的信中说：“这一阵子费了老子九牛三虎的气力（二虎不够），把林语堂的资料一一排比，钦定，整天都要闻福建人的×气，已粗成章目，兹附上《林语堂论拟目及提要》”??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林语堂的“幽灵”即使不是全部，肯定或多或少“附体”于李敖。更早的时候，李敖就在1958年10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后赴法学院听林语堂讲《红楼梦的考证》，其玩世状，笑嘻嘻的甚可法。楼上的Y，归来颇令我怀念。”四天后，李敖又写道：“‘林（语堂）状滑稽，玩世不恭之态，溢于言表，笑嘻嘻地，颇为可爱。’‘我近日颇露此态，一天嬉皮笑脸地，见人都爱开玩笑，独乐人乐不亦乐乎？吾以是很可能成一滑稽派终吾身也。’此信给宏祥，吾将摇身一变而为一幽默大师、滑稽之雄矣。”
现在半个世纪快过去了，李敖已摇身几变，他变成了幽默大师、滑稽之雄了吗？
这几十年其行状滑稽，玩世几乎成为他最经典的“pose”其文也嬉笑怒骂，李敖一刻也没有放弃把自己修炼成幽默大师、滑稽之雄。李敖在电视上谈“鲁迅是怎样炼成的”，曾经说这样的过程“像滚雪球一样，从雪山上下来的时候，本来是一个小的雪球，后来越滚越大，因为他滚的过程里面会粘到其他的雪，最后变成一个大雪球，鲁迅就是这样子变成了大雪球”。眼前的李敖似乎也是这样变成了大雪球。但现在我们好像只是徒见其“大”，而不去深思其何以为“大”。
虽然李敖朝着幽默大师的“雪球”越滚越大，但和林语堂比起来，李敖似乎是一个幽默理论的矮子。我们翻《李敖大全集》，李敖谈天谈地谈政治谈文化谈自己谈女人谈男人，就是不谈幽默，这和他的前辈作家鲁迅、林语堂（虽然也许李敖私心里不承认他们是前辈）等人不同，鲁迅、林语堂以幽默为文名世，而且很乐于说说幽默是怎么回事。李敖呢？我们好不容易在他的《李敖有话说》里找到一个和幽默搭边的题目，可他却是讲了个故事，至于读者懂与不懂，自己揣摩去吧。
可是李敖还是给我们讲了一个幽默的故事—我曾经在节目里面一再跟大家说过，我不喜欢美国，也不喜欢美国人，可是我并不埋没美国人的长处，他们的一个长处就是：有幽默感。我对美国人的这个幽默感有一点点小的研究。我看过好多好多美国人的笑话，还把他们这些笑话书分了类。
英文有个字叫switch，是什么?大家看，它是铁路上用来扳道岔的扳子。火车过来的时候，如果不是双轨的，用这个扳子一扳，让这辆车闪在旁边，对面的开过去，然后再扳回来，让这辆车再过去。所以看起来是单轨的，火车要南来北往，都是用这个扳来扳去的，叫做switch。
铁路局招扳这个switch的工人时，考试的内容就是将很多的情况描述给他，叫他说出来怎么样应变。我们来看看这个笑话。考官就问一个前去求职做扳switch的工人，问题是：如果你看到两辆火车在同一条铁轨上对开过来了，你怎么办?这个应考的人说：我就扳这个手杆，让它南来北往都可以。然后又问他：假如这个扳手卡住，扳不动，怎么办?这个应考的人说：那么我就用手使红灯能够亮起来，警告对方。然后又问：如果这个红灯也不亮怎么办呢?他说：那我就拿面红旗，跑到外面去摇，警告火车不要开过来。接着问题又来了：如果两边的火车司机都没看到你摇红旗，怎么办呢?他说：我就找我妹妹来。考官就问他：找你妹妹能干什么?他说：她虽然不能干什么，可是我妹妹喜欢看热闹，她爱看火车相撞。李敖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这很值得我们推敲。从文学、思想史的角度上看，中国现代幽默并没有与时俱进发展着它的批判性和攻击性，反而钝化了它的锋芒。这样的理路从“语丝”到“论语”看得很清晰。按理说，20世纪30年代现实世界的恶劣程度远甚于20年代，但30年代的幽默却逐渐抽空了批判的风骨而蜕变成对现实世界逃避的幌子。批判的意义是对世界真实性的确认和坚守，所以，荒谬在一定的时空下才会成为真实。因此，幽默的底线应该是对世界真实性的卫护。就像这个故事所揭示的，人固然可以以一种幽默的境界宽宥人生的灾难，但这不意味对真实的无知和蔑视。因此，我们可以从一定的角度说20世纪30年代是现代中国幽默成熟的年代，当然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考察到这样成熟的虚幻。幽默难道就是为了发育出对真实的逃离吗？玩世的喜感：接近林语堂，还是远离李敖自己说：“我有《新版三十三不亦快哉》，可以略见我雅人深致、怡然自得的奇趣。”这“新版三十三”或诅咒领袖；或错置时空；或妄测前贤；或亵渎神圣；或调侃明星；或揭破画皮；或自赏风流；或顽童；或恶少；或看客。嬉笑怒骂，顾盼生姿，李敖所针对的是台湾，从官场，到士林，到娱乐场荒谬和丑恶的怪现状；是人生的不完美；是世界的不公平。在“意淫”中完美，如“看陆小芬穿帮秀照片，脱奶而出，不亦快哉！”在胡思乱想中解恨，如“没考过一天试的孔德成主持考试院，在他道貌岸然时也给他一个嘴巴子，不亦快哉！”甚至来点“精神胜利法”，如“分别对慈湖、大溪父子‘陵寝’正门小便一泡，口口念念‘卵叫你呷’一句，心想你死我活，不亦快哉！”更重要的是达观从容，宽宥人生的残缺，并享受自己的一份生活的乐趣，如“太太小屯，儿子戡戡，别人下海，我们上山；太太小屯，女儿湛湛，上山以后，旁若无人。不亦快哉！”如果我们把“新版三十三”和李敖少年时代的“不讨老婆之‘不亦快哉’（三十三则）”对比着去读就能够发现李敖已经由生命青涩的春夏进入了成熟的秋天。其一：关云长被砍头后，“身”埋在当阳、“首”埋在洛阳，身首异处，美中不足。他有“还吾头来”之哀呼，我携其头就其首，以全其躯，功德在焉！关老爷有恩必报，必向我还人情，我说：“到台湾显显灵吧！你看台湾人把你这忠肝义胆之人当成财神，恩主公，来供了，多可恶呀！”由关老爷教训教训愚民，不亦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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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李敖似林语堂(2)
其一：胡适一辈子受他可恶老婆江冬秀的气，死后还埋在一起。把他们给分开埋，胡适将感拜我于地下，不亦快哉！
其一：雷震生前自设南港墓园，旁有生圹，宋英说她死后将与之偕葬。——把宋英掉包，换成小老婆，雷震亦将感拜我于地下，不亦快哉！
其一：看和尚发怒，不亦快哉！
其一：看神父还俗，不亦快哉！
其一：听日本人说英语，把National说成“那新那鲁”，不亦快哉！
其一：使小气鬼破财，不亦快哉！
其一：在假日玉市看土蛋玩假玉，不亦快哉！
其一：鬼月买房，连鬼都怕你，不亦快哉！
其一：太太小屯，儿子戡戡，别人下海，我们上山；太太小屯，女儿湛湛，上山以后，旁若无人。不亦快哉！（这一条，是一九九八年新换的。）同样的幽默，一个是为幽默而幽默的“油腔滑调”，一个是洞悉人生和世界真相的悖谬的喜剧感；一个期望着“油腔滑调”能够瓦解现实、反叛现实，一个则是现实是现实，我还是我。
最能彰显李敖玩世功力的大概要算“吻”周联华了，他自己就三番五次的提出来，看来这绝对是他的经典之作了。玩世讽世的法子很多，我常用的一个，就是盯住一个人，在他身上，胡思乱想一阵。这一胡思乱想。这个人完全不知道，但他已被我千里外取其首级或摄其魂魄或其他了。这种隐秘的趣味，不是“意淫”，意淫是对美女用的，可是这种胡思乱想，却是专门用来对付男人的，其中尤以丑男宿敌为多。下面稍举数例，以泄天机。
我盯住了周联华——周联华是教棍。我讨厌教棍。我讨厌周联华。不过周联华比台中思恩堂那教棍沈保罗要好一点，因为他至少不会给洋人理头发，人也规矩，不叫什么周保罗。多年前，周联华应殷海光教迷太太之邀，为殷海光做追思礼拜，被我当面骂过他。可是，自从他为蒋介石也做追思礼拜后，我开始喜欢他了；后来他又为蒋经国做追思礼拜了，我更喜欢他了；今年他又为蒋孝文做追思礼拜了，我不但更更喜欢他了，简直要KISS他了。这个蒋家三代的白虎星，真他上帝的够朋友！（《我要吻周联华》）周联华是台湾知名的牧师，早年在大学读的是企管和会计，曾在国民政府时期的粮食部担任会计，27岁时他下决心奉献给耶稣，曾赴美进修，成为当时中国少数取得神学博士的传道士。国民党政权迁台后，进入林官邸凯歌堂讲道。这样一个人撞到了李敖的枪口下。
林语堂教导我们：“??而幽默却是同情的，所以幽默与谩骂不同。因为谩骂自身就欠理智的妙悟，对自身就没有反省的能力。幽默的情境是深远超脱，所以不会怒，不会笑。而且幽默是基于明理，基于道理之参透。??谩骂者，其情急，其辞烈，惟恐旁观者之不与同情。幽默家知道世上明理的人自然会与之同感，所以用不着热烈的谩骂讽刺，多伤气力，所以也不急急打倒对方，因为你所笑的是对方的愚鲁，只消指出其愚鲁便罢。明理的人，总会站在你的一面。所以是不知幽默的人，才需要谩骂。”（《论幽默》）
号称“法”林语堂“玩世”的李敖从能自己开涮的“怡然自得”的“玩”，到极尽人身攻击之能事的谩骂的“玩”，李敖离林语堂越来越远了。好在鲁迅曾经说过：“谩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含糊糊的扑灭‘漫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花边文学·漫骂》）而且在李敖尖锐、苛刻的解剖刀下台湾有多少好人呢？就像他的《台居四首》所写的——小岛真小气，竖子皆成名。
清流沟中水，学者草下虫。
党外千条蛆，党内万只蝇。
空留英雄榜，－－填狗熊。所以他要：大隐台北市，不见自忘形。
人言多低调，我写最高层。
朋友收私信，敌人上公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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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李敖似林语堂(3)
一生唯好战，既战我要赢。好战成性，一骂到底的李敖，我们能指望他谦谦君子、文质彬彬起来吗？何况他所置身的时与势让他也只能有一个选择，就是做一个“真小人”。如他所愿，“我最讨厌装模作样，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一马当先’—当先去做‘坏人’。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我二十岁时父亲的去世。我父亲死后，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可是我不肯这样为‘吊者大悦’去做‘伪君子’，我的丧礼改革在二千人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如果我们宽容了李敖的存在，感觉到他对于他所处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存在的价值，现在我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要用最洪亮的声音加入李敖的队伍，放声歌唱： 大铁锤，
有气派，
一砸砸掉一大块，
谁变阻碍就砸谁，
砸得乡愿喊无奈。
乡愿不知大道理，
只知持盈又保泰，
但求一切换苟安，
苟安以后变阻碍。
……
要想迎新先除旧，
要想建设先破坏。
只知左右两逢源，
何能同仇又敌忾？
先知浩然无反顾，
自己前进大步迈。
嘴里高唱凯旋歌：
“去他妈的‘新生代’！”（《要建设，先破坏》）
混进幽默家行列的“坏小子”林语堂在《论幽默》一文中说：“因为正统文学不容幽默，所以中国人对于幽默之本质及其作用没有了解。常人对于幽默滑稽，总是取鄙夷态度，道学先生甚至取嫉忌或恐惧态度，以为幽默之风一行，生活必失去严肃而道统必为诡辩所倾覆了。”道学先生的担忧不是多余的，林语堂只看见幽默的调节力量却不说幽默的破坏和颠覆。
我暂且放下幽默如何对李敖心灵进行调节不表，看看李敖如何用幽默包裹着投枪和匕首，横行台岛的。先是《老年人和棒子》吹起战斗的号角，这篇发表在1961年底的文章成为《文星》一连串笔战的导火线。李敖说：“站在一个青年人的立场，我所关心的是：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交出这一棒？第二、从技巧上面说，老年人会不会交出这一棒？第三、从棒本身来说，老年人交出来的是一枝什么棒？我担心的是，老年人不但不肯把棒交出来，反倒可能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 表明了立场就是为时代诊病，世界上的老人，不是李敖所置身的世界，老年人拿的是一根“莫须有的棒子”，是一根“落了伍的棒子”，是一根“不放手的棒子”。“病情是指出来了，可是没有药方，答案不是没有，而是不需要一个越俎代庖的青年人来提供，至少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觉得我有资格去做评议员。对那些老不成器老不晓事的老爷们，我不愿再说什么，对那些老着脸皮老调重弹的老奸巨猾们，我也不愿再说什么，只是对那些以老当益壮自许、以老骥伏枥自命的老先生们，我忍不住要告诉你们说：我们不会抢你们的棒子，我们不要鸣鼓而攻我们的圣人的棒子，我们不稀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根真正崭新的棒子！”
按照林语堂对幽默感的理解，“幽默感营养着这种思维的简朴性，是很自然的事。一般地说来，幽默家比较接近事实，幽默家沉溺于一阵阵突发的常识或机智，这种常识或机智以闪电般地速度显出了我们观念与现实的矛盾，这样使许多问题变得甚为简单。和现实不断地接触，给幽默家以活力、轻快和机巧。”（《论幽默感》）而在李敖这里，包括接着发表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病》算得上本分的了。但李敖还是触怒了文化界、学术界、官场的老人们，他们终于觉悟到长此以往，“生活必失去严肃而道统必为诡辩所倾覆了”，于是，李敖自然被以“文化太保”加身，“大逆不道”附体，所以幽默从它产生开始，就是革命性、破坏性、颠覆性。只提幽默之趣味，实在是看轻了“卿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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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李敖似林语堂(4)
对于李敖的这样的幽默，林语堂这个自认为拥有幽默的中国命名权的幽默大师肯定是不爽的，因为20世纪30年代已经脱了“匪气”的他，开始挥舞起权威的剪刀，修剪起幽默的棱角，他说：“幽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西文用法，常包括一切使人发笑的文字，连鄙俗的笑话在内。（西文所谓幽默刊物，大都是偏于粗鄙笑话的，若笨拙，生活，格调并不怎么高。若法文Sourire英文Ballyhoo之类，简直有许多‘不堪入目’的文字。）在狭义上，幽默是与郁剔，讥讽，揶揄区别的。??最上乘的幽默，自然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论幽默》）
原来幽默有这么的名目，为什么林语堂只让我们看见了“闲适”和“性灵”，虽然我们知道这也是好东西，而且李敖也能在这个“名目”鼓捣出名堂，或谐行录，或智慧书，我们会在接下去的章节，细细说来。林语堂的话还没完，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干脆说了，“有时我们把幽默和机智混为一谈。或者甚至把它混淆为对别人的嘲笑和轻蔑。实际发自这种恶意的态度，应称之谓嘲谑和讥讽。嘲谑和讥讽是伤害人的，它像严冬刮面的冷风。幽默则如从天而降的温润细雨，将我们孕育在一种人与人之间友情的愉快与安适的气氛中。它犹如潺潺溪流或者照映在碧绿如茵的草地上的阳光。嘲谑和讥讽损伤感情，辄使对方感到尴尬不快而使旁观者觉得可笑。幽默是轻轻地挑逗人的情绪，像搔痒一样。搔痒是人生一大乐趣，搔痒会感觉到说不出的舒服，有时真是爽快极了，爽快得使你不自觉的搔个不休。那犹如最好的幽默之特性。它像是星星火花般的闪耀，然而却又遍处弥漫着舒爽的气息，使你无法将你的指头按在某一行文字上指出那是它的所在，你只觉得舒爽，但却不知道在那里以及为什么舒服，而只希望作者一直继续下去。”（《论东西方文化的幽默》）既然是“搔痒痒”，而且只能是“搔痒痒”，还要幽默这劳什子做啥？！
所以李敖别一厢情愿地让林语堂做宗师，在中国的幽默家的行列中，李敖注定是坏小子，李敖的幽默要不走寻常路了。
在《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中，李敖直指他的沈教授是“败坏学风的真正罪人”，这还算厚道了，接着的《论“占着茅坑不拉屎”》就没这么恕道了。他说：“一个人提着裤子上茅房，蹲在茅坑上，占着茅坑，当然要拉屎，不管是干屎稀屎黄屎黑屎，他总该拉。他头脑没用处，思想已发臭，但是大便有用处，而且愈臭愈好。大便可以做肥料，可是他占着茅坑，却居然死皮赖脸，硬不拉屎。他不拉一大堆，反倒说了一大堆，推脱什么没吃饱、闹胃病、生痔疮或便秘之类，其实都不能成为赖着不拉的理由，更不能以他死后捐尸体作解剖或肥料的巧机，做他生前霸占茅坑自己不拉也不让别人拉的借口。”在20世纪60年代的环境，台湾尚未“全盘西化”，当然无法容忍李敖的“目无尊长”。
对这场由中西文化论争纠缠到教育体制的批判的风波，王棠仪在1979年6月的《大学杂志》发表的《文化顽童·李敖》之文中上说：“李敖是沉闷的世局、动荡的社会、文化的阻滞、思想的闭塞、人心的苦闷??许许多多的因素下所孕育出来的‘产物’。他象征着知识青年的反动、冲撞和狂热，而这一些似乎只是为文化落后而发的。如果我们有所不满，只能怨我们这一代太不争气，或者上一代没有努力，没有为青年画出一个可以遨游的天地，圈子缩得愈小，活动的范围愈狭，各式各样的反抗，就算是怪现象吧，也就愈多。李敖，他所做的，只不过是一个综合性的另一个不满表现而已。作为一个青年人，一个旁观者，对于所谓‘李敖问题’，雅不愿见人施予太大的压力。多少怪现象，我们都容纳了，一个吵吵闹闹的‘孩子’，容纳不了？我们面对的敌人，有那么多唬人的玩意儿，尚且无所畏怯，区区李敖，一怪物耳，何足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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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李敖似林语堂(5)
至于“不堪入目”，这大概已经成为李敖的标记了。李敖的笔习惯于直指“下三路”，猥亵与庄严共生共栖。“正人君子”如果见不得猥亵，其中的幽默感自然也知音难觅。由于这东西离林语堂的幽默已一去千里，我们还是先引述两段。中国古书《笑林广记》中有“公直老人”一则，原文说：“妻妾争风，夫又倦于房事，乃曰：‘我若就哪个只说我偏爱，今夜待我仰卧在床，看你们造化。此物向谁，就去与她干事。’妻妾无言，各将阳物摸弄，一时兴起，坚若桅杆。夫大笑曰：‘你两个扶持它起来做了公直老人，不肯徇私，我也没法。’”这个笑话，使我想到这种“公直老人”的态度，其实正是办报者应有的态度。把报办得不肯徇私，一如机巴之不右倾不左袒，到了这种地步，才算真火候。（《办报要如机巴中正》）应该说以林语堂的睿智不可能看不到“广义的幽默”的可爱之处的。事实上，幽默在林语堂的法眼之下还是洞悉了幽默的多重性的。他就曾经敏锐地指出：此种幽默的滑稽性质结果削弱了中国人办事的严肃态度，上自最重大的政治改革运动，下至微末的葬狗典礼。中国的丧葬仪式，其滑稽性是以雄视全球。
??
数年前，国民政府根据中央党部之建议，有一条命令禁止政府各部会在上海租界区内设立办事处，倘真欲实行这条命令，于各部长殊感不便，他们在上海置有公馆，又得敲碎许多人的饭碗。南京各部长既不公然反抗中央之命令，亦不呈请重新考虑，或老老实实申述其不便和不可实行之理由。??不意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想出一个巧妙别致的办法。就把驻沪办事处的招牌换了一块，叫“贸易管理局”，每块招牌的花费只需二十大洋，结果使得没有人被敲破饭碗，也没有人失面子。这个玩意儿不但欢喜了各部长，抑且欢喜了颁布这条命令的南京中枢当局。吾们的各部长是大幽默家。（《吾国吾民》）幽默也会粉饰太平，成为丑恶时代的遮羞布，幽默也会满口污言秽语，撕破丑恶时代的假面。李敖不只是会幽默的绅士，他还是“皇帝的新装”中童言无忌的孩子。那我们大可放下一本正经的面孔，像董桥说的：陪李敖玩玩。
董桥在文中是这样说的——有人说，年轻时没有信过马克思主义等于没有年轻过。
我们在台湾的那年月，人人都看《文星》，信李敖，因为我们年轻。李敖夸口说：“中国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李敖、李敖、李敖！”他狂妄得教人大开眼界。可是，他的文章是好的；他的学问是好的；他真的读好多好多书，比他骂过的人多得多。
李敖坐过蒋家的牢；娶过胡茵梦；主持过一千辑的电视节目《笑傲江湖》；捐过钱给章孝慈；拍卖过藏品为慰安妇筹款。这些都是其他候选人没有的经历。
记者说，今天已经有人喊你李总统好，你当了一天的李总统，滋味如何？李敖说：“过去恺撒大帝打胜仗回来，有个算命的告诉他，当心三月十五日！到了三月十五日，恺撒大帝要进去国会前，又碰到这个算命的。恺撒笑说，今天就是三月十五日，你算命不灵；算命的说：今天还没过去！结果恺撒一进去就给杀掉了。所以今天还没过去。”趁今天还没过去，陪李敖玩玩。记得在“文星”时，陶运猷写了一幅中堂送李敖，其中有一句说他“敢违世俗表天真”。李敖认为陶氏这句诗写得很传神，“表天真”并不是装小孩、显幼稚，而是真正基于真知和真诚的率性表述，这种表述容或夸大，但非扯谎，也非虚伪，反倒非常“性格巨星”。正因为雅好此道，所以人物中李敖偏好“性格巨星”式，像东方朔，像李贽，像金圣叹，像汪中、像狄阿杰尼斯（Diogenes）、像伏尔泰、像斯威夫特（Swift）、像萧伯纳、像巴顿将军（Gen.George patton），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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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智慧书(1)
第五章 智慧书
走向生命沉静的秋天“从心所欲”是李敖最欣赏的境界，这是“放纵的心灵”和“心灵的放纵”的自由、逍遥的境界。建基在这个上面的幽默不是刻意的幽而默之，而是生命油然而生的凝眸、睇视和流注。这种境界的最大特点，就是一个人可以完全照他心里的希望，贯注他的每一分钟，他可以不花一分钟去走神、去失掉自制、去做不该做的事。这种境界，一般人绝对做不到。一般人百分之百控制自己的“心”，结果每天有很多时间都误用、很多情绪都误用，这是一种心智与修养都不够成熟、不够炉火纯青的现象。孔子说他70岁才做到“从心所欲”，可见这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境界。
而李敖，却因为太多太久的悲怆遭遇，在20世纪80年代再度入狱之后，为自己设定了“从心所欲”的生命境界。1985年3月16日李敖作《菩萨就只好打倒他》检讨自己“没有青春只有斗”的人生岁月说：“国民党并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因为他们不配。国民党的罪过是他们怕‘菩萨将成正觉也’，因而‘诱乱不遂，忧惶无赖’，因而出面阻止我们、阻止中国的现代化。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拦路无赖而已。”“我们预见的国民党，是早晚‘魔军怖骸，奔驰退散’的乌合之众，他们的下场终将化为春泥，作为‘莲华’下的肥料。菩萨遗憾也许只是不得不浪费许多时间去圣魔大战，但这种浪费是在所难免的，没有这种浪费，就没有‘救多数人于永久’的开路条件。国民党既不允许菩萨‘成正觉’，菩萨就只好打倒他，菩萨没有法子。”
人生就是需要李敖这样的不断清理和取舍，所谓“三省吾身”是也。沧桑阅尽，三省过后，李敖以为：“我的人生观（包括与做法）已经到‘彼岸’，我很从容的舍弃了许多旧日的价值判断，对爱情、对友情、对人我关系、对世俗享乐、对身外之物、对自我牺牲、对时间与余生安排，等等等等，我都一一有愈来愈豁然之感。这种豁然之感，使我变得清澈、恬淡、从容、一无所惧，也一无错误。”“四十多年的人生经验，终于带给一个进步的智者的‘最后完成了的我’。这种完成之后的充实感，使我不想时光倒流，不想追回过去的什么。今天的我比过去的人——任何时候的我——更活得成功、活得自持与自适。??我认为人生修炼到这一境界的时候，就真的可以‘朝作文，夕死矣’！”基于这样的人生境界的体认，在他的《李敖五十年表》中，李敖说：“当然我已五十之年，来日有少无多，圣魔大战的浪费，应当尽量减少，多写世界性、永恒性的作品，自是我今后的主力。”
2005年9月李敖在复旦大学演讲再次以菩萨自况：“我这一次回到祖国的讲演是分三场，刚才姜义华院长给我定的题目都是假的，我真的题目是三个定位，第一个定位是我在北京大学要讲金刚怒目，我在清华大学要讲菩萨低眉，我在复旦讲什么，要讲尼姑思凡。”从1985年至今，又是20年过去了。李敖说：“我已经70开外了，我已经垂垂老去，我讲话我赞成什么，我反对什么，我敢说绝对是独来独往，我不受人左右。可是我再讲一遍，我讲的该凶的时候凶，该温和的时候温和，该开玩笑的时候我会开玩笑，可是当你笑过以后，你才想到你的眼睛里面可能有泪。”
李敖走进生命沉静的秋天，一如秋天的树，顶着一头金黄的叶子，它也可能在风中发出金属般的喧响，但它还是一棵沉静的树。虽然作为历史的“中间物”，“早生了50年，这件事注定了要有悲剧的结局”。李敖的人生态度却是达观的，“我李敖觉得做与不做的确是不一样的，努力与不努力也的确是不一样的，虽然结果可能我们看不到，可能在眼前我们是受害者，可是也许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地方，我们的努力会生根、发叶、开花、结果的。”“小写”大幽默幽默是理性的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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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智慧书(2)
李敖看林语堂看出他的玩世，他的笑嘻嘻；林语堂论幽默强调“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我们读李敖读出他的嚣张，读出他的喧哗与骚动。其实，在李敖的世界里，我们不仅读到他走向生命的秋天时所具有的沉静和智性而且还悟识到他面对秋之落叶时所表达出的豁达和机智，他以婉而趣的态度对待现实人生，看似小写，却是一种大幽默。这里有自得其乐的雅趣，有从容达观的观照，也有凄清和寂寞的玩索，有忍痛作趣，有临危觅趣，有苦中作乐。但不管怎样都濡染着深远的情调和幽深的智慧，就像林语堂所欣赏的幽默的最高境界。
林语堂认为最精微纯粹的幽默便是“能逗引人发出含有思想并发人深省的笑耍”。如果我们是天使，便不需要幽默，我们将整天翱翔在空际吟唱赞美诗。不幸我们生存在这人间世，居于天使与魔鬼之间的境界。人生充满了悲哀与忧愁，愚行与困顿。那就需要幽默以促使人发挥潜力，复苏精神。
西洋幽默文大体上就是小品文别出的一格。凡写此幽默小品的人，于清淡之笔调之外，必先有独特之见解及人生之观察。因为幽默是一种态度，一种人生观。
李敖的生命过程中有过两次牢囚生涯。李敖曾说过：“训练一个男子汉有两个最好的地方，一个是在军队（战场上），另外一个就是监狱”。监狱可以说是人间最苦的地方，在孤独无助的状况下，大多数人都会产生自怜的情结，但是李敖却没有。谈到这段经历，他认为“坐牢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先调整自己的心境”，“我在牢房里始终维持着规律而平静的生活。而坐牢更坚定了我对一些事物原先的见解”。
1981年李敖因萧孟能状告成功和当局的迫害，第二次入狱。在狱中，他总结了坐牢的五种“好处”，关于第五种“好处”他是这样说的：其五，你没女人了。坐牢的时候，你的形而上和形而下是一起坐的，除了犯的风化罪，十九都是形而上惹祸，形而下遭殃。在午夜梦回，形而下向你抬头抗议，或向你揭竿而起的时候，你当然对它抱歉。不过反过来说，从形而下惹来的种种女人的苦恼，也因坐牢而一笔勾销。为什么？男女关系本来是铁链关系，难分难解，可是一坐牢，就从铁链关系变为铁栏关系，就易分易解了，因为女人是你坐牢时离开你最迅速的动物。女人不离开，你只是男性；女人离开了，你才是男人，坐牢可使你变成纯男人，从一物两用变成一物一职，倒满适合精简原则、倒也不错。李敖坐牢时的舍房里一个特色，每间一个马桶，每个马桶上都没有马桶盖，大便要直接坐上去，冬天时候，一坐上去，就像以屁股上套个大冰圈，李敖称它是“套冰圈”。大便完了，起身时要小心，因为皮肤与马桶粘着，如果不慢慢站起来，皮肤就会疼痛不已。大便以后，发现屁股上多了一个圈，李敖说 “就像诗人的桂冠一样”，并把它叫做“桂冠屁股”。
李敖曾有一文《屁股·屁股·翘屁股》，称：“漂亮的屁股翘起来的时候，很好看，当然布施曼人和哈腾脱人除外——屁股已那样大矣，再翘起来，成何体统！”看来“桂冠屁股”总是不可名状。不过是否成桂冠，但诗人足可以做。
李敖在牢中译的《新约·哥林多后书》的诗似乎最能代表李敖的坐牢哲学——似乎是骗子/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知/却大大有名的/似乎要死了/却还活着的/似乎在受刑/却不致送命的/似乎忧愁，却常常快乐的/似乎很穷，却叫别人阔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不少的。而他给汝清写的《隔世》一诗则最能体现他的坐牢聚散哲学——隔世的没有朋友/别做那隔世的人/隔世别人就忽略你/像忽略一片孤云/离开你了——柔情媚眼/离开你了——蜜意红唇/什么都离开了你/只留下一丝梦痕/当子夜梦痕已残/当午夜梦痕难等/你翻过隔世的黑暗/又做了一片孤云。我们之所以要把幽默的日常性强调出来，其基本的前提不是以避世和逃世为代价，来换取所谓“自己的园地”。如果没有李敖对世界的批判姿态，如果没有对世界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卫护，所谓的“自己的园地”只能是想象出来的世外桃源。这样的人生态度下生成的幽默，尤其是在一个“豺狼当道”、“风沙扑面”的时代里，所谓的“心灵的光辉和智慧的丰富”只能是一种精神的自恋和意淫。可惜的是，我们很多时候却把这样的“精神的自恋和意淫”式的幽默，当着幽默的正道，以至于当我们去看李敖幽默的时候，只看见皮相的“心灵的光辉和智慧的丰富”。我们要指出的是，李敖的“心灵的光辉和智慧的丰富”是一种人生积淀，而不是从知识到知识，从书斋到书斋。李敖是有许多充满智性的日常生活的幽默，但这样的幽默的智性联系着的是李敖对世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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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智慧书(3)
“文化太保”的选择性幽默李敖在一篇文章中说：“有的人虽然活着，其实被视同已死；有的人虽然死了，其实还整天活着；有的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其实不死不活。第一种人是‘活死人’；第二种是‘死活人’；第三种是‘人活死’。生活在苦难里的人，都是‘人活死’；死了还不断闹人的人，都是‘死活人’；活着却被视同已死的人，都是‘活死人’。”
李敖的人生经验无时无刻不在说明，从来没有救世主，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生命的悠然和自信往往植根与斯。
李敖说：“人生不选择是不成的，不选就好像老处女，只有超然而没有生育；不选是不成的，全选就好像赌台上押所有的宝，赢在输里头。我的一个赌徒朋友怕死，枕着头念《圣经》，枕头下又偷放着‘大悲咒’。一天他死了——他想押所有的天堂，大概反倒下了所有的地狱。”人生岂能没有选择，人只要一生下来就面临着选择，这将充斥着他的一生。李敖说，承认了人生必须选择又承认了人生那么短，你会学着承认对那些落选的不必再花生命去表现沾恋与矛盾。再提醒一句，你的生命是那么短，全部生命用以应付你所选择的，其实还不够；全部生命用来做你只能做的一种人，其实还不够。若再分割一部分生命给“你最应该做的”以外的——不论是过去的，眼前的、未来的，都是浪费你的生命。
1955年李敖考入台大没多久，父亲就病逝了。李敖当时受胡适的影响很大，坚持不按传统的办法办丧事：不烧纸，不诵经，不拿哭丧棒，甚至当众不掉一滴泪。当时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李敖把他老子气死了。
李敖说：“我若真有气死老头子的本领,那我首先该把别人的老子气死几个,我是绝不会遵守传统,‘气吾老以及人之老’的。”
李敖父亲李鼎彝，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吉林六中校长、吉林大学教师，撰写过《中国文学史》，到台湾后在台中一中任中文科主任。
李鼎彝先生人缘极好，因此公祭的那天，场面很大，台中市市长、市议会议长以下有2000人参加。这些人不但目睹了李鼎彝走向火葬场，而且还目睹了李敖表演了一次触犯众怒的丧礼改革。
李敖如此“不孝”，许多人都表示不可理解。李敖的国文老师鄢曾荫看不下去，对李敖说：“你读书明理，按古礼，不能这样干吧！”
李敖怔怔地望着老师，很认真地说：“按古礼，按《易经》是‘丧期无数’；按《墨子》是我母亲要殉葬；按《礼记》是我父亲不能火葬，今天要真行古礼，更不得了了。”
有一次“中央研究院”的李济对李敖在台大的老师姚从吾说：“听说李敖跟他父亲意见不合，最后把他父亲气死了！”
姚从吾听到这句着实吓了一跳，他说：“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知道李敖的父亲是我们北大毕业的，北大毕业的学生，思想上比较容忍、开通。李敖的父亲若能被李敖气死，他不也算是北大毕业的了！李敖对他父亲的态度如何，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李敖对母亲很好，一个对母亲很好的人，大概不致对父亲不孝吧。”
在父亲死后十一年，李敖印出父亲的遗著《中国文学史》，在序中谈到“不孝”之事。李敖对李济极尽讽刺之能事。
再看李敖涉及他的宝贝女儿李文的一段幽默吧。
李敖和王尚勤所生女儿出生在美国，取名Hedy lee，中文名叫小文。有一次“闲出生非”的哲学才子陈鼓应知道李敖的女儿在美国出生后，便对李敖打趣说：“你这个女儿在美国出生，就是美国人了，你的目的，是20多年后，可以以‘美国人的爸爸’身份去美国。”
李敖听后哈哈大笑道：“李敖这么有远见吗？有本领把计划定到20年后吗？20年太长了吧？变化太多了吧？我靠小文去美国，还不如靠老蒋回大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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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智慧书(4)
陈鼓应笑笑说：“你以为我是说你的‘大头’啊？我是说你的‘小头’哪！”
李敖说：“如今许多家长做‘小留学生’之梦，他们的‘大头’其实真不如李敖的‘小头’远见呢！鼓应老兄，真深知我‘小头’者，在这一点上，你真是先知呢！”
陈鼓应是李敖的大学同学，以研究古代思想史而闻名，李敖在新竹度过9个月的山居生活后，把他的“碧潭山楼”移交给了陈鼓应，可见同窗关系非同一般。
说起李敖的宝贝女儿小文，还有一段故事。小文在美国长到两岁后，母亲王尚勤把她送到台湾，希望留在外公外婆那里一年。当王尚勤结婚后便要把小文再接回到美国。可李敖觉得孩子跟着尚勤会很不方便，便决定自己接回来。这引起了孩子的外公外婆不满，因为外公外婆非常喜欢外孙女，舍不得放人。
有一次，李敖约小文和她外婆看电影，电影散场时，父女俩精心策划了金蝉脱壳计，成功逃跑，急得小文的外公向警察局报警，说有人抢了孩子。当警察查明原来孩子是到她爸爸家的时候，只好放手不管了。小文的外公气得在电话中大骂李敖：“你是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
“文星”时期，有一次李敖开着他的小“凯莉”轿车和别人撞了车，车左眼被撞得凹了进去，保险杠折损，左前轮撞坏，左门撞弯，上面玻璃纷飞，而李敖的左肘和头部也都受了轻伤，同车的美国CIA的特务Miles膝部被撞出血来。
出事后，一个警察闻讯赶到，当他看到李敖的身份证时，兴奋地说：“哈，你就是李敖！我们有拘票，正要抓你呢，快跟我来吧！”
李敖笑笑说：“跟你来可以，不过你们要抓我，却等到我撞车时才找到我，未免太迟了吧？”
原来李敖在《文星》98期有一篇文章攻击司法黑暗，惹得“司法行政部门”的所谓领导者大怒，叫检察官以“妨害公务罪”起诉李敖，检察官把传票发到文星书店，传李敖不到，以为李敖故意抗传，所以发布命令只要见到李敖即拘，而检察官早已找到了李敖，但警察却不知道，以致弄巧成拙，成为笑谈。那位警察知情后，不得不连连说：“李先生，抱歉，抱歉，弄错了，弄错了，实在对不起！”
轿车出事的原因是由于李敖开车太快，正好碰上了对面来的开快车的司机。李敖看到自己刚买不久的车被撞成这样，自己又多处受了伤，却毫不惊慌。
Miles看李敖出事后谈笑自若，当场给他拍了几张照片，说要洗出来送人，让人看看台湾“文化太保”的镇静。
李敖和胡茵梦恋爱时，他和以前的女友刘会云的关系仍没有了结。胡茵梦问：“刘会云怎么办？”李敖说：“我会对她说的。”胡茵梦问：“你怎么对她说呀？”李敖说：“我会告诉她：我爱你还是百分之一百，但现在来了一个千分之一千的，所以请你暂时避一避吧？”
刘会云，英文名Martha，毕业于台大外文系，李敖称她是一生中最得力的无怨无悔的女朋友。在李敖隐居期间，会云知他最深，爱他最多，护他最力。有一段时间李敖一连五个半月不下楼，都是会云照顾他的。
李敖曾说：“我用类似‘登徒子’（philanderer）的玩世态度，洒脱地处理了爱情的乱丝。我相信，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它不是全部，也不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扯到它。一旦扯到，除了快乐，没有别的，也不该有别的。只在快乐上有远近深浅，绝不在痛苦上有死去活来，这才是最该有的‘智者之爱’??”胡茵梦后来称：李敖的多疑与防卫虽然令我不自在，他对女人的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也令我不安，但是人在充满着期望与投射时，通常是被未来的美景牵着走的，这些重要的小节也就用立可白粉饰掉了。
李敖与胡茵梦恋爱时，外界曾议论说，胡茵梦美丽而多才，为什么独独看中李敖呢？李敖说：“帽子歪着戴，老婆讨得快。”李敖自负的老毛病经过十几年了还没有改掉，他说：“胡茵梦已经够美了，她不像一般的女人要去美容，她要用文化美容，而李敖是文化最好的代表，胡茵梦便只好爱李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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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智慧书(5)
1980年8月28日，李敖和胡茵梦离婚。他们的婚姻只维持了不到4个月。李敖对媒体说：“西方谚言说：‘我们因不了解而结婚，因了解而分开。’胡茵梦和我的结婚正好相反——‘我们因了解而结婚，倒因不了解而分开。’”
李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凡是一个能最后被女人征服的男人，他最后一定不会是一个最坏的男人，最坏的男人都是不听女人的话，而又不跟女人结婚的人。李敖或许不愿意做一个最坏的男人，所以选择了胡茵梦。然而这却不是最后的肯定。`
李敖离婚当晚，有几位美女请李敖吃饭，她们称李敖是“离婚大王”。
李敖说：“其实我岂止大王，早就是专家呢！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就是《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及其效力与手续》，写的就是古代的离婚，那时就被同学们呼为‘离婚专家’了！”
李敖曾有言：男女关系真是够简单的了，就是唯美的关系。恋爱是如此，结婚是如此，离婚也是如此。
女人对婚姻的看法只有一种，男人对婚姻的看法却有一千零一种。
胡茵梦曾养过一只波斯猫，但懒得给它洗澡，结果，浑身沾了泥土粪便，积重难返，她便采取一种宿命的办法，把毛剪短，哪知一只漂亮可爱的猫，经过这一修理，已面目全非，变得不成样子，胡茵梦见她难看，便弃之不要了。李敖对胡茵梦说，你这不是爱猫，你是害猫，你对猫的爱，看来是假的。因为李敖不养猫，只看猫照片，所以称胡茵梦是“假爱猫家”，自嘲自己为“爱假猫家”。李敖离婚时，鉴于胡茵梦“守玉如身”、“爱猫如己”，把古玉和猫让她留在身边。李敖说：“当然不是‘陪嫁’，这是‘陪离婚’。”
李敖和胡茵梦的婚姻无疑是个大悲剧，在经过许多情感折磨后，李敖这样夫子自道：“新女性，给我一百万，不要抽税，我也不想认识她；新女性之母，给我两百万，杀了税吏给我看，我也不想认识她。”
在一次某大学的演讲会上，有同学问李敖：“你在胡茵梦结婚前半个月，上‘中国电视公司’谈现代婚姻的悲剧性，离婚半个月后，你又在香港的电视台谈现代婚姻的悲剧性。我们很好奇，你在婚姻关系持续时，都谈什么？”
李敖轻松地说：“谈情说爱啊！”
同学说：“婚姻既然是悲剧，那你为什么还是不中止？”
李敖说：“人有时候要演点悲剧，玩票嘛！”
李敖名言：好姻缘固佳，好离婚也不错！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李敖在不同情境中的选择幽默方式的特点。“上床”、“下床”皆好猫人生不仅仅有一往无前，真的战士也并不是时刻都把自己推到悬崖的边缘，然后置于死地而后生。学会给生命一个后退的台阶，哪怕是心理上的，那么得与失、进与退也从容和舒展。也许这就是林语堂所说的“人生态度”的幽默。李敖在看了《伊索寓言》“猫和爱神”的故事后说：“我总觉得，这只猫纵为美女，却也不失其本职与本色，床上欢乐，不忘床下战斗，其为人生观也，淋漓尽致矣！寓言的新教训：不论黑猫白猫，能下床就是好猫。”
“猫和爱神”的故事是说：一只猫爱上一位美男子，请求爱神把它化成美女，爱神答应了。化成美女后，美男子喜欢上它，就和它结婚。当天晚上，爱神要试试猫变美女后，是否还猫性没改，乃在卧室中放出老鼠一只。美女一见之下，故态复萌一跃下床，直追老鼠。爱神大失所望，只好把美女再恢复过来，变成猫。
李敖欣赏“能下床就是好猫”，正好印证了他的“床上能运动，床下能暴动”的大丈夫性格。真所谓“上床”、“下床”皆好猫。
这里，我又要重新提及“语丝”的人生追求，我们注意到和“自由思想”、“独立判断”相提并论的是他们对“美的生活”的提倡。生活之美的获得既是一种追求，同样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因此，生活之美也许不在完美无缺，而是在如何应对生活之“缺”。这时，幽默不失为一剂良药。也正因为如此，幽默之于日常生活的“心灵的光辉和智慧的丰富”不但可以发之为文，同样可以成为一种很切实的实践性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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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智慧书(6)
李敖知识渊博，圈内人士无人不知。有一天电影导演李翰祥在电话中对李敖说：我现在正要拍一部唐伯虎的戏，我知道古代有一部《唐伯虎千金花舫缘》的剧本，你李敖博闻强记，知道不知道这剧本收到哪部书里？
李敖说：“董康辑的《盛明杂剧》里有啊。”
李翰祥又问：“哪里有《盛明杂剧》呢？”
李敖记得“中央研究院”有，但他故意不说，只是说：“《盛明杂剧》是武进董氏诵芬室刊本，台湾很难找哟，我试试看吧。”
第二天，李翰祥约见李敖，问李敖有没有找到，李敖说：“我可以找到《唐伯虎千金花舫缘》，但是要100美金。”
李翰祥说：“李敖，我知道你现在缺钱，可才几页的东西，要100美金？”
李敖笑笑说：“李导啊，知识值钱哪！你拿这知识，可以编剧本卖大钱，别人提供知识，怎可以卖小钱？”
李翰祥听了觉得说得有理，于是便付了李敖100美金。
李敖拿了李翰祥100美金的第二天，就发高烧住进了宏恩医院。出院时一结账，全部费用400元，折合美金正好100元。
李敖对情人小蕾说：“淌来之财，来得容易去得快，不是好来也不是好走。等于唐伯虎先生代付了医药费！”
李翰祥是台湾著名的导演，李敖对李翰祥并无好感，原因是李翰祥的作品并不能使他欣赏。
李敖做预官八期排长的时候，正是李翰祥的《江山美人》流行的日子。部队整天播的、老兵整天哼的，都是梅龙镇那一套，李敖烦得要命。
李敖说李翰祥的电影间接被他大骂他妈的，之所以是“间接”，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他妈的这种影片。
有一次，李翰祥听说李敖没看过他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大吃一惊，开玩笑说：“李敖你这种朋友怎么能交，你不看朋友拍的电影！”李敖说：“现在你知道如何维持友谊了吧？最好你也别看我的书。”
李敖索要李翰祥100美金时，正是李敖离开文星，生计困难之时。李翰祥曾来祖国大陆拍过《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等影片，李敖开玩笑说，李翰祥跟共产党走了！
李敖聪明过人，赌艺甚精，每赌必赢。可是有一次他却被人告到法庭说他诈赌，《联合报》上登出了李敖诈赌的消息。另一位受害者蒋光超打电话给李敖：“报上登出这样有损名誉的新闻，你为什么不解释？”
李敖说：“人家说我是‘匪谍’我都不解释，何况是‘赌徒’？”
李敖这一次赌博被曝光，是电影导演李翰祥邀赌的，赌友中有李翰祥的经理外号叫“刘必跟”的人，他不信邪，每张梭哈之牌，必然跟进，以为这样可有奇迹出现，哪知结果是十打九输。这一次他输火了，开的支票不认账，反倒把李敖和另一赌友蒋光超告上了法庭，说他们联手诈赌。
法官开庭调查时问李敖：“可有诈赌之事？”
李敖说：“凡诈赌的人，必然联手者交情很深，才有可能。可是我当天晚上才认识蒋光超，难道我们上辈子串通好？”
被告蒋光超也在旁证实：“从未谋面，当天晚上刚认识无误。”
法官便再问“刘必跟”：“你告李敖、蒋光超诈赌，有何证据？”
“刘必跟”说：“我那天记了日记，有我的自己的日记为证。”
李敖说：“这叫什么证据！如果他日记里记我是‘匪谍’，难道我就是‘匪谍’？这种日记太可怕了！”
法官看看李敖，认为说得有理，对李敖点点头，问：“你会不会做假牌？”
“假牌实在不会做，但真牌打得极好。”李敖说着朝“刘必跟”一指，说：“这种人牌打得这么糟，凭真牌就可赢他，何须做假牌？！”
法官调查之下却毫无证据，无奈之下只好叫“刘必跟”撤诉,可《联合报》上还是登出了李敖和蒋光超豪赌和诈赌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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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智慧书(7)
1970年，李敖因被当局怀疑为“匪谍”而被软禁，后来还被捕入狱。被诽谤陷害已成家常便饭，因而形成了他对这类事坦然处之的心态。
李敖在景美军法处坐牢时候，牢房对面关的是被判死刑的李世杰。李世杰的眼睛出了毛病，看什么东西都是两个，结果一只眼睛要用眼罩遮住，另一只才能看清楚东西。
李敖跟他说：“这也不错呀！你手里只有一块钱，可是在你眼里却有两块钱！”
李世杰说：“我看两块没用，要别人看两块才划得来。”
李敖说：“那你讨一个老婆就等于讨一对姐妹花双胞胎了。”
李世杰说：“就有这一点好处！”
20年后，李世杰脱死还生。出狱后，早已家破人亡，他的太太已经死了，他的能把一个看成两个的眼睛，这下连单胞胎都不见了。
李世杰的故事便李敖联想到人生和生死。
李敖觉得，在生死线上，其实自己何尝只是一个人，而不是两个？自己又何尝不是精神上的双胞胎，而随缘起变，有其一死一生者呢？
“文星”盛世，李敖也富裕了不少，把他的凯莉小汽车也换成了裕隆一样的车。那时艺人刘家昌自费拍电影，想找一个假的制片人为他撑腰。李敖是汽车阶层，被刘家昌看中，便充当了“制片人”。
刘家昌好赌，嗜赌而艺不精，总想赢人而艺不精。有一次牌局前，李敖对刘家昌说：“今晚有一个呆子参加。”
刘家昌闻之大喜,入夜闻声而至，一赌之下，发现高手如云，他输得丢盔弃甲,便问李敖：“敖之，你不是说有个呆子吗？”
李敖说：“是啊！呆子不是别人，就是你小子呀！”
刘家昌是台湾著名艺术家，创作过歌曲《梦驼铃》、《在雨中》、《我是中国人》、《一帘幽梦》等，拍摄过《八百壮士》等影片。风飞飞、邓丽君、刘文正、费玉清、翁倩玉等歌坛巨星由他栽培而成名，也曾为大陆歌手解晓东创作过专辑。
李敖第一次入狱被关在军法处，牢友们无聊极了，以唱歌自遣者比比皆是。有一次一群小流氓们个个唱着刘家昌的《往事只能回味》，歌词是：“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也已经添了新岁，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当时李敖没见过歌词，把内容听得模模糊糊，最后一句“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李敖唱成：“我只好另外找一位”。等他出狱之后，一次偶然之中看到歌词，才恍然大悟，不禁哑然失笑，但他又解辩道：“我误听后的新词，其实比刘家昌的原词还要高明呢！情人走了，你另外找一位，岂不比梦里留恋更积极吗？”
李敖在竞选台湾领导人期间，曾在环球电视台主持“挑战李敖”新节目，他一袭鲜橘色的西装外套，他说他简直就像只橘子，而出席的各界贵宾则逮住这个机会笑他是“大土蛋”。
外传李敖主持该节目半年的主持费高达30万。施寄青对李敖说：“你自己拿那么多钱，把我们叫来捧人场，连个车马费都没有！”
李敖“实问虚答”道：“当别人说你有钱时，就像警总说你是‘匪谍’一样，赖不掉！”
说到“匪谍”，李敖似乎比谁都深有感触。他第一次坐牢受审时，备受折磨，警总没日没夜的审问和威逼，就是要他承认是“匪谍”。于是明明不是“匪谍”的李敖也成了“匪谍”。
李敖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悟出一个道理：要搞政治，就得有一项功夫，就是“小”。
他是根据《水浒》里王婆对西门庆说做花花公子要有五个条件引申出来的。这五个条件是：第一是“潘”，要有潘安的貌；第二是“驴”，要有驴的大机巴；第三是“邓”，要有财神爷邓通的钞票；第四是“小”，要有体贴的巧妙；第五是“闲”，要有闲工夫。合在一起就是“潘驴邓小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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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智慧书(8)
李敖说：“国民党在‘小’功夫上，颇有经验。可是他们缺乏诚意做基础，所以一切都是假的。国民党在很倒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洋大人帮它讲话、做它的死党，都得力于‘小’功夫做得勤。可是在大方向上，国民党始终把握不住,违背时潮而不自知，所以尽管‘小’得不错，也无补于大局。‘小’一定得在大方向把握得对以后才有意义,否则只是可笑的权谋术数了。”
有人问他：“我们知道你是非常会‘小’的人，但你老以傲慢示人，为什么？”
李敖说：“原因有三：一、我不要搞政治啊！二、我要训练搞政治的人去‘小’啊！诸葛亮傲慢的训练刘备，就是如此啊！三、我的朋友太多了,多得我吃不消，所以我就用不近人情来使别人怪我，就好像母亲在奶头上涂上黄连以使小孩断奶一样。如果我去搞政治，我想我必是第一流的能手，‘乱世之奸雄’本就是‘治世之能臣’，可是我无意于此，所以我就随便起来了。”
“有时候，以随便态度待人，也是‘小’的一种？”
“你说对了，有时候也是，‘以不教授之，是谓教也。’当我不肯‘小’的时候，也就‘小’在其中了。曾国藩那么庄重的人,忽然随便到“洗脚戏门生”,目的何在，还是一清二楚吗？”
李敖自悟“小”的妙用，他和胡茵梦离婚时，还不忘买上九朵玫瑰。也曾有人称他是“奸雄”，他说：“我当然是，我混了21年，受过无数次的打击与封锁，如今还能混，并且是每个月的畅销书作家，谁能像我这么混呀？”
李敖之于“小”，有时并不露声色，表面不小，其实早已“小”在其中也。
有多少尴尬可以重来时移世变，人生有许多尴尬和不如意。李敖在《大中华·小爱情》一文中说，中国的女人结婚后，相夫教子，做黄脸婆，已无罗曼蒂克余地；男人结婚后，如果想爱你在心坎里，对象却很特别，被选中的对象，不是别人，却是青楼情孽——妓女。以前的妓女和现代不一样，现代妓女都很忙，忙得不打话，就上床，实不考究任何水准与情调；以前妓女却斯文扫床，大家得先“小红低唱我吹箫”一番，绝不许公鸡见母鸡、公鸭见母鸭式办事。骚人墨客去找他们，必须经过基本的过门儿。这种情形，在唐朝发展得最具“规模”。这说明了男欢女爱，不在别处，正在秦楼楚馆之中。秦楼楚馆是中国式爱情的大尾闾和大市场，中国式爱情沦落至此，想来也真可悲。但面对“现代妓女都很忙，忙得不打话，就上床”这样的风流不再，智慧的人总会找到应对的方法，享受到默然于心的生活趣味。
李敖在部队时的一个老兵叫张永亭，与李敖最亲热。张永亭人缘不错，但大家个个都怕他，原因就是吃不消他奇臭无比的一双大脚。老兵们都说生物中，死人最臭，李敖却发现张永亭的脚就是死人的脚。因为张永亭是一组之长，所以睡在门边第一张床，他又贪睡,睡必脱鞋，鞋一脱下，与脚对臭，全连首当其冲。李敖也受不了这臭脚味，便写一条幅贴在张永亭的床边，随时提醒着他，条幅上书：清风自门而来，臭气由门而出。
这就是智慧的李敖，这就是识得生活趣味的幽默的李敖。
关于张永亭和李敖的故事还有很多，这些故事都可让我们领略到李敖的幽默风采。
张永亭是一个“兵油子”。李敖说他的“油”是属于“良性”的，他的“油”，只限于“拖死狗”的层次，比如缓慢、邋遢、懒惰、嗜赌、借钱不还、出操时偷溜回营房睡觉等等，他并不发生严重的抗命的行为。
35岁的张永亭摔跤在全排算第一。于是李敖说他一摔跤你发现他只有20多岁，但一看他的脸，肯定有五六十岁，“至于他的脸，皱纹又杂乱又多，可谓满面风霜，但黝黑得毫不匀称，深一块浅一块，非常难看”。有一次李敖问张永亭为什么这么难看。张永亭说本来好看，可有一次他受命枪毙了一个可疑的老百姓，那老百姓怪怪的，邪门儿的很，五花大绑后，老是回头看他这个刽子手。张永亭很忌讳，就对那人说，你他妈的不要回头看我，等会儿我一枪包你痛快见阎王，不为难你，让你死得痛快。可是当张永亭一枪将那人撂倒后，那人临咽气前，还是回头看了张永亭一眼。那一眼看得张永亭浑身发麻，从此脸上的颜色，就变成了大花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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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智慧书(9)
张永亭阅战已多，也受过伤，但李敖发现他的伤都在背上和后腿上，前面正面却没有。才知原来他逢战必逃，走为上计，所以虽有受伤的光荣，无奈全在背后，因此李敖常常笑他。
有一次，大兵们在一起聊天，谈到“反攻大陆”。张永亭半开玩笑地说：“反攻大陆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到老家，掘掉自己的祖坟，因为祖坟风水不好，害得我一辈子倒了大霉。”
李敖反问了一句：“如果回不去呢？”
张永亭说：“回不去吗？那我退伍后，老得不能动了以后，我就脱掉裤子，跳河自杀。——自杀前我会向我妈说：‘妈，我光着屁股来，现在光着屁股回去了’”。
张永亭也是花花肠子，他的情妇是一个长得黑瘦又结实的有夫之妇，李敖在退伍前不久，去高雄的车上，碰到了张永亭和他的这个情妇。
李敖问张永亭：“你好容易赢了几个钱，为什么不逛逛窑子？何必还跟有夫之妇乱扯，又多花钱，又划不来。”
张永亭说：“我没钱时，她跟我来，不要钱；现在有钱了，就不理人家，怎么好意思？”
张永亭没什么文化，对李敖很是佩服，李敖常常逼张永亭为他擦枪。张永亭委屈地说，他当兵这么久，没给人擦过枪，现在给李敖擦了好几次枪了。张永亭抱怨归抱怨，可枪还是照擦不误。
有一次在雨中演习，李敖在某条街上吃饭，头上是雨，饭盒盖住一半，边吃边流入雨中，饭后躲到三角茅棚，脱衣扭干，两手白皱像死人似的。这时张永亭出现了，原来他竟偷偷违反军令，冒雨溜回营房，自动替李敖取来干内衣来换，使李敖大为感动。
李敖退伍前的一个晚上，大家为他做惜别之宴，宴后，李敖与张永亭们谈到深夜。第二天清早，官兵们集体送李敖上车，张永亭随车送李敖至码头。李敖得知张永亭昨晚只有十块钱了，为了要送李敖，特地去赌，可是一下子就输了五块，再也不敢继续赌了。李敖临行前又送给张永亭十块。十元送张永亭后，李敖的余款就只剩下回程的车票钱了。
有多少尴尬可以重来——
这里又不得不说到李敖和大导演李翰祥和音乐家刘家昌的故事。
1970年7月，李翰祥在桃园夏威夷饭店拍片时，刘家昌突然从外面冲进来扇了李翰祥几个嘴巴。刘家昌打了人后又满腹委屈马上召开记者招待会，还抱着四岁的孩子大哭一场，说是李翰祥让他当了王八，他实在忍不了这口气，所以要对李翰祥大打出手。他还发誓要跟太太江青离婚。
李敖和影剧圈内对李翰祥了解的朋友们都坚信李翰祥不可能做对不起刘家昌的事，全是刘家昌疑神疑鬼，自我作践。于是李敖好心找到刘家昌，向他解释为什么李翰祥不可能偷他的女人，刘家昌终于若有所悟。
但此时刘家昌内心并不平静,他对李敖说：“敖之,我不是王八,这怎么成？我已经在记者招待会上当众宣布我是王八了！”
李敖大笑，辛辣地幽了刘家昌一默，说：“难道非做王八不可吗？难道非做王八不乐吗？难道要做错了王八还要为了面子错到底吗？难道非说你老婆偷人，你才变得理直气壮吗？”
也许不是李敖这番话，刘家昌还真难以释怀呢！
李敖的这种幽默方式也用在哲学家劳思光身上。
李敖的老师、台大教授殷海光在世时与学哲学的劳思光打了一场笔仗，劳思光批评殷海光“曲学而不阿世”，这让殷海光很是气愤，便跟李敖痛骂劳思光，说劳思光头脑不清。后来劳思光去了香港，殷海光也因主持《自由中国》，受尽国民党当局的排挤，后因病去逝。
有一次李敖路过台北市东丰街一家电玩店,看到从香港回来的枯瘦的小老头劳思光。李敖想不明白为什么劳思光会迷上了电玩。有时李敖还会看见《中国时报》的高信疆和劳思光一块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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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智慧书(10)
李敖问高信疆：你怎么这么无聊，怎么带劳思光去与你们身份不相符的地方，玩起与你们身份不相称的娱乐？
高信疆笑着说：“谁带他来了？是他带我来的呀！”高信疆这么一说，两人都大笑起来。
多年后的一个晚上，李敖和妻子小屯在东丰街散步，忽见一人熟悉的身影走过，小屯说：“那不是劳思光吗？”李敖一看，果然是他。
李敖幽默地感叹：“这个书呆子，又出没东丰街了，哲学家学到徘徊于电玩之中,叹息于马路之上,哲学可真无计可施了。”
劳思光作为一个“入世”的哲学家说殷海光“曲学而不阿世”似乎自有他的一番道理，如果不是这样，殷海光也不至于被挤出台大。殷海光离台大之际，“教育部”去函台大，聘请殷海光为“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员会委员。殷海光表示，“不该不劳而获”，也“义不食周粟”。
殷海光患胃癌住院期间，李敖不但多次去医院看望他，还承担了殷海光的医疗费。然而李敖不无感叹：“我看到殷海光躺在那里，心里就想，学哲学的人要看得开才是，怎能得了胃癌这种病？胃癌的原因虽多，但老是心情不好是原因之一，哲学家怎可以老是心情不好？哲学家得了胃癌，就好像神父得了梅毒，这样的人不可得这种病呀！不过，哲学家倒可以得梅毒，叔本华便是。但殷海光当然不会，他的胃癌，就是梅毒！”又一个典型的李敖式的幽默，像他幽默刘家昌和劳思光一样。
李敖的幽默中总是透出对人生些许的叹喟。他深感人生那种说不清之尴尬。
李敖在回忆录自序中说：“1997年我62岁，62岁对一些人是尴尬年纪：蒋介石62岁流亡台湾，他尴尬，‘树倒猢狲散’，是谓尴；‘吃力不讨好’是谓尬；我62岁拥抱台湾，我尴尬，‘人老心不老’，是谓尴；‘无可无不可’是谓尬。古人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蒋介石无德可立、无功可表，倒是言论总集出了一大堆，但都是文字大便，等于无言可垂。此人崛起于乱世，才具不足，对乱世无能为力，却拼命使劲，结果弄得‘我志未酬人亦苦’，尴尬以死，必矣！至于我呢，也崛起于乱世，因无机会、台湾又小，故乏事功足述，但在立德立言上，却自喜成就非凡。不过活到62岁，虽‘人老心不老’，毕竟宝刀渐老；虽‘无可无不可’，毕竟力难从心，尴尬之情，不可掩也。”
李敖14岁来台湾，一转眼便48年过去了。当年傅斯年为台湾人题字：归骨于田横之岛。李敖住台湾48年，未见到田横式豪杰，台湾倒也并非田横之岛，而傅斯年的溢美仿佛是对李敖老当益壮的写真。
李敖说“我在台湾,本是时代与地方的交错,既然阴错阳差的浮海而至,也就随缘入化的凌云而活。”此正所谓“无可无不可”。
有多少尴尬可以重来——
1965年，《台湾日报》发行人夏晓华约李敖为他的报纸写专栏文章，即“上下古今谈”。李敖写了一段时间后，出现各种不同的反应，夏晓华不得不提醒李敖“要手下留情”，以使专栏能“细水长流”下去。
李敖对夏晓华说：“如有大麻烦，随时可停，我绝不见怪；如果嫌停得太突然，不好看，那么按月叫停也好。每月月头上都可来一次‘停经期’，此后人道永废可也！”
在台中出版的《台湾日报》是台湾中部唯一一张大报，夏晓华先生不顾麻烦，请李敖主笔，是需经很大的勇气的。
李敖在《开场白》中称自己是“浪子”回来。他说：“《台湾日报》是台湾中部最大的报纸，我则是台湾中部的最大‘浪子’，这真是一个巧妙的配合。如今，我的‘幽灵’又借《台湾日报》的一角，重返中部，这真是耐人寻味的‘浪子’回头！由于我的家还在台中，对我来说，更增加了不少‘还乡’的情味。当然这不是‘衣锦还乡’，我无锦可衣，有债待还，哪里值得‘神气’？我只不过是向中部朋友谈谈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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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智慧书(11)
因此李敖也坦言，他是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他知道，如此下去，撞的一定的丧钟。
后来李敖在《李敖不可怕——致“你们”的几句话》中不无调侃地说：“‘你们’所以对我有‘成见’，最主要的原因，是少跟我在一起喝酒的缘故。‘你们’光从我的文章上来猜想我，以为我穷凶极恶，其实‘你们’全错了，‘你们’不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温柔、非常可爱的人，我本人实在是一个好好先生、好娃娃，兼思想家、批评家、哲学家、历史家和酒鬼。凡是跟我杯酒言欢过的人，绝不承认我是一个危险的人物，真正危险的人物绝不像我这样常常好说话、说好话、话好说，抛头露面，像个‘文化明星’。真正危险的人物是不写文章的，‘你们’不要搞错了对象。如果阁下不信，请带酒前来，与‘上古人’干干杯看！”
李敖是“全盘西化”的鼓吹者，他把一段意味深长的尴尬故事作为真正“全盘”西化的有趣例子——
出生于昆弋腔发源地河北高阳的京剧艺术大师齐如山，童年时代就养成看戏习惯，后毕业于同文书馆，曾两次去过欧洲。齐如山曾说起他当年带着中国工人出洋的故事。当时那些生于北方的人，除了北京以外，几乎不习惯坐着大便的，要大便，都得蹲着拉。这个习惯在人头攒动，卫生设施简陋的火车也不能改变，这带来的麻烦是，蹲着大便的人不但把人家马桶边上踩上脚印，还把大便拉到马桶外边，“尴尬至极”。
齐如山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广读经史，对流行于家乡的昆山腔、弋阳腔、梆子等地方戏曲十分喜爱。他19岁进北京同文馆，学习德文和法文，前后约五年。毕业后游学西欧，学习和考察了欧洲的戏剧。辛亥革命后回国，担任了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女子文理学院的教授。在同文馆读书时，同学常约他去看戏。齐如山对戏剧和戏剧理论有深入的研究，他还编写过话剧剧本《女子从军》，戏曲剧本《新顶砖》、《新请医》等。他看了梅兰芳的演出称赞他嗓音圆润，身段优美，扮相俊秀擅长做戏，既有天赋又能发挥，由此而产生扶植梅兰芳的动机。他对京剧非常醉心，但又看到了旧皮黄的一些缺点，因而产生了研究和改革京剧的兴趣。上个世纪40年代末齐如山取道香港来到台湾，在台湾继续从事写作和京剧研究。
李敖从齐如山的这个回忆中得出如下结论：“比较今天我们的大便文化，就知道我们多么全盘西化了。头脑顽固指斥全盘西化的人，他的屁股，其实比他的大脑还前进、还‘全盘’，至少他的屁股全盘西化的好处，并在大便时死心塌地全盘坐在马桶上。如此之故，每见摇头晃脑的指斥‘全盘西化’者，我就直看他的屁股。”
看来，李敖是在用一种近乎疯狂的幽默彰显李氏文化的智慧和冷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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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谐行录(1)
第六章 谐行录
生命的优游与长袍幽默学从李敖的《妈妈的梦幻》、《爱情的刽子手》、《杂谈女人》以及《李敖快意恩仇录》里的《大寒纪》中可以看出，幽默不仅仅是政治武器，具有攻击性，它也是日常的，谐趣的，智慧的。只要我们愿意睁开眼睛，你就会发现生活中幽默无所不在。这样的幽默没有剑拔弩张，有的是生活平静如水中的小风吹皱；没有大悲欢，有的是小欣喜小无奈。漫画生活幽默的芬芳，呈现出李敖的另一面：一个战士的机趣，“亦狂亦侠亦温文”。就像李敖在书信中所说：“很多人说李敖这个，很多人说李敖那个，但有一点，人很少说，那就是我在认真以外，喜欢玩世、喜欢戏谑、喜欢恶作剧那一面。我的为人的剽悍，多被这一面的我给中和了。而我的可爱，也就在此。若没有这一面，李敖就太可怕了，就可怕得变成了‘文化包公’（‘文化包龙图’）了，那多不好？”因此在李敖的幽默世界里虽然更多攻击性的幽默，但同样有戏谑性的幽默，这些幽默往往是来源于生活的无伤大雅的噱头，有揶揄，当然也不乏轻微的攻击。
这里有生命的优游和自适。这样的优游和闲适可以是苦中作乐的自我纾解，可以是战斗间隙的自我疗伤。在我抽到第一百零九根新乐园的时候，忽然茅塞顿开直指本心，心想既然“时不我与”“女人不我与”，何不就此提倡独身主义？一个人一生中不像培根那样提倡一阵子独身主义，就好像维纳斯丢了那条胳膊一般。换言之，一个堂堂七尺大丈夫如本文作者者，一定要花他生命一段时间去恨女人恨家庭不可，无金屋可藏、无孺子可教、无脸色可看、无小心可陪。无冤大头可当??而孑然一身，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邀游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纵浪大化以自适其适，这是何等气魄！何等境界！安能效多情小儿女呢呢喁喁鼻涕眼泪那！
??我把烟一丢，拍案而起。独身不但可无妻儿之累，而且可益寿延年：牛顿没结婚，可是活了八十岁；康德没有老婆，活了八十四岁；米开朗基罗打了一辈子光棍，却享年八十有九，独身之为用大矣哉！既可使“蒙主宠召”延期，又可兼做伟人，无怪乎老祖宗们要以“君子必慎其独”来垂训吾等了！（《独身者的自白》）这里有生活的谑画，对智识者的婉讽。国民党政权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殷海光这一成功，表现在《自由中国》杂志上，精彩无比。殷海光在《自由中国》时代，风光八面，如日中天。可是现实生活中的殷海光，却是这样笨拙，两相比照，幽默出之。
内秀而木讷的殷海光爱书成癖，有一次他看一本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幼小的女儿殷文丽走过来了，他就教女儿念Aristotle（亚里士多德）这个词，没想到女儿正在换牙，没有门牙，念到totle时，口水便应声而出，喷到了书上。殷海光如临大敌，一边哎呀哎呀地大叫，一边急忙掏出手帕擦书上的水。
殷海光那么喜欢读书，可却不会打电话，据传他一生中却只打过4次电话。有一次他太太把他带到电话旁，教他如何使用电话，她甚至还替他把电话号码拨好了，对方出声了才把电话递给他。李敖在文章中描述说，“殷海光拿起听筒，满头大汗，打完电话，要昏倒的样子”。
还有一个故事也是李敖抖出来的。有一次殷海光和政治大学的另一个嗜书如命的教授夏道平到机光饭店喝咖啡，咖啡厅在12楼。他们进入电梯后门自动关上了，可是很久很久还不到。殷海光说这么久了即使100层也该到了，于是紧张起来。夏教授看到电梯墙上有许多阿拉伯数字，就乱按了一个，门突然开了，原来还在一楼。两人吓得连忙下了电梯，去找楼梯。二人登上二楼后却发现没有上三楼的楼梯了，只好又下一楼。殷海光看到电梯门就害怕，说还是到别家去吧。夏教授说既然来了，一定要找到。于是两人四处找，找到一座有人开的电梯，总算到了咖啡厅，不巧那天咖啡厅休息，两人只好再搜索到一个较暗的房子，一进去，发现都是一对对情侣，两个老头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挤进坐下，看到一位歌手正在唱歌，夏道平碰碰殷海光说：“你看，是真的人在唱歌呢。”
这里有小场景承载大话题，所谓苍蝇之微，宇宙之大，生活的琐细曲曲弯弯却可以抵达我们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的细致幽深之处，李敖洞幽烛微的能力可见一斑。长袍成为李敖个人的商标，历史已久，不但传之于众口，而且形之于笔墨。香港出版的一期《大学生活》里，某君曾列举台大的四怪三丑，而怪丑之尤就是“长袍怪”，好像长袍就是李敖的化身一般。
“长袍”之幽默效果的产生固然因为其突兀于我们的惯常生活的不和谐，“一袭在身，随风飘展，道貌岸然，风度翩翩然，屈指算来，数载于兹矣！不分冬夏、不论晴雨，不管女孩笑于前、恶狗吠于后，我行我素，吾爱吾袍，绝不向洋鬼子的胡服妥协，这种锲而不舍的拥护国粹，岂何凡先生所能望其项背哉！”但仅止于此就不是李敖的作“怪”。闹剧过后是正剧的鸣锣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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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节：谐行录(2)
李敖的长袍幽默学物质化地表现了他优游和自适的生活态度。然而他在著述中却为他的长袍幽默学辩解：“可是我穿长袍在光天化日大太阳之下，理由却与她们迥然不同。盖穿长袍是一门失传的学问，降至洋服充斥的今日，凡是再穿长袍的人都有他一个深远的理论背景”。他把这种理论背景归纳为五派，一统其名曰“长袍心理学”——第一是“中学为体派”，此派可以钱穆为代表；第二是“男权至上派”，此派可以某些女人痛恨者为代表；第三是“招蜂引蝶派”，此派可以某些大包头型的海派学生为代表，这些暴发户的“太”字号们，到处横行，上穷碧落下黄泉，志在吸引异性的注意；第四是“没有西装派”，此派正好与前一派相反；第五是“十里洋场派”，此派别名“职业长袍派”，即穿长袍和他的职业有神秘的关联。例如说相声的，不穿长袍就失掉了耍贫嘴的模样；拉胡琴的，不穿长袍就锯不出摇头摆尾的调子；监察院长，不穿长袍就不能表现出他那“年高德劭”的雍容。
从进入台大开始，李敖便一袭长袍示人，另类无比，幽默自生。后来他报考台大历史研究所口试时，有教授环坐，却没有一个人敢提问，最后，主考官台大文学院院长沈刚伯问了一句：“你今后还要穿长袍吗？”大家哄堂一笑，李敖算是被录取了。在这里长袍式幽默承载了更深刻的文化智性。
当2005年李敖神州文化之旅开幕时，李敖或想继续长袍式的文化幽默，但由于穿长袍太过老气，便放弃了，他甚至放弃了唐装打扮和台湾民众最熟悉的“红夹克”。
现代版的《世说新语》李敖《妈妈的梦幻》中被三从四德压抑而扭曲的妈妈，给读者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在那里妈妈“能以在野之身，批评爸爸”，爸爸“却安坐在大藤椅里，一面洗耳恭听，一面悠然喝茶，一面频频点首，一面笑而不答。其心胸之浩瀚，态度之从容，古君子之风度，使人看起来以为妈妈在指摘别人一般”，对比中幽默自然生成。李敖的妈妈从小有一个梦幻，就是当她长大结婚以后，她要做一家之主,每个人都要服从她。在一阵漫长的沉默中，妈妈的梦幻不断破灭。于是，一面是冰冷的现实，从姥姥到爸爸的“在朝”者的专制；一面是“在野”者妈妈的梦幻在压抑的现实中不屈的生长。但造化弄人,等妈妈迎来梦幻的实现,却是爸爸的离世。于是，这样的场景虽然幽默、夸张，令人发谑,但这样的笑也只能是“含泪的笑”了。
李敖的父亲李鼎彝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学养深厚，仙风道骨，曾做个东北大学讲师，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以行动抗日的团体—东北义勇军马占山将军的秘密盟员。“九一八事变”后，父亲李鼎彝举家迁入北京,先在法部做科员,两年后被升为华北禁烟总局下太原禁烟局的局长,1949年9月携全家从大陆来到台湾。
李鼎彝是李敖20岁生日后两天在家里病死的，第二天，李敖得到“父病速归”的电报后，赶返台中家里，因为天热，父亲已经入棺，棺盖已钉，未能让李敖见上最后一面，李敖为之懊悔不迭。
父亲的丧事办完以后，妈妈召集6个女儿开了半天妇女会，李敖和弟弟敬候门外，等待家庭“政变”。
李敖在文中以戏剧脚本的形式描述了当时情景——妈妈开口了，她用着竞选演说一般的神情，不慌不忙地说道：“李家在你姥姥时代和你老子时代都是不民主的；不尊重主权’——‘主’妇之’权’——的！现在他们的时代都过去了！我们李家要开始一个新时代！昨天晚上听你在房中读经，高声朗诵礼记里女人‘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那一段，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故意念给我听的。不过，大少爷，你是聪明人，又是在台大学历史的，总不会错认时代的潮流而倒车吧？我想你一定能够看到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夫死从子”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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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节：谐行录(3)
我赶紧插嘴说：
“当然，当然，妈妈说得是，现在时代的确不同了！爸爸死了，您老人家众望所归,当然是您当家,这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伦呀！还有什么可怀疑的？您做一家之主！我投您一票！”
听了我这番话，妈妈——伟大的妈妈——舒了一口气，笑了；“筹安六君子”也笑了；“咪咪”——那只被大小姐指定为波斯种的母猫，也摇了一阵尾巴。我退出来，向小少爷把手一摊，做了一个鬼脸，怆然叹曰：
李家的外戚虽然没有了，可是女祸却来了！好男不跟女斗，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咱们哥俩还是赶快“劝进”吧！看来幽默不仅仅是创造出来，生活本身就孕育着幽默。
应该说，牢囚之后，李敖的战场转移到和国民党政治以及御用文人的贴身肉搏，优游和自适不再是战士的日常生活，虽然事过多年，李敖说自己是“快乐的战士”，但战斗的凶险也只有战士才清楚。不过我们还是在他的“快意恩仇录”这部稍近的作品中发现李敖对生活自身戏剧性的会心。对于自己曾经激烈抨击过的台大生活，多年以后再回首，恨则恨矣，原来也有许多忍俊不禁的东西。毕竟幽默不仅仅用来刺向敌人的，幽默也可以使自己获得许多生活的乐趣。或记言或状行，《李敖快意恩仇录》中的这一段堪称现代版的“世说新语”。大体说来，台大文学院四年，虽然不无阅历、不无师承、不无交游，但基本上、内心里，我是孤寂的、自负的。一方面我深感没有可被我取法的“大宗师”，一方面我又深感没有可与我并驾的“振奇人”，所以基本上，在心境上，我是一个独行者。虽然如此，我也抱着“暂与俗人偕”的态度，与人和光同尘，偶有鸿爪可记，也颇发噱：
一、我重考改入台大文学院后，因抽签住校未中，又没钱在外租房，只好在温州街七十三号台大第一宿舍与陆啸钊同挤一张床，虽然有时斗嘴气得不讲话，但在不讲话中，陆啸钊还是送水果给老朋友吃。陆啸钊与我交情长达四十四年，深知我为人。一九九一年十月二日他对陈良榘说：“李敖为人，绝不先向你开枪。但你先向他开枪，他就用机关枪打死你。打死以后，还要补上一阵枪。”真知我之言也。
二、后来我分到第七宿舍，与张京育同房。张京育人还可以，但其貌不扬，像个拉三轮车的，并且愈老愈像。四十年后，他和他太太俞雨娣请我和汪荣祖、陆善仪、刘显叔、陈烈在台大校友会馆吃了一顿饭，饭难吃无比，陈烈吃的牛排且未化冰，我们都不能吃完，但他却津津有味，全部吃光，原来他的好胃口也是三轮车夫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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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历史系高我一班的马宏祥，我们叫他“老马”，他是我好朋友。有一天陈彦增和我，同他在学校前面打弹子，他把我们打败。我们先走了，时已深夜，我们藏在校钟下的矮丛里，决心在老马归途，吓他一下。不久老马低吟而回。陈彦增和我，双双以外衣蒙头，边跳边叫而出。老马大叫一声：“是鬼啊！”这时我们已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十、大二时候，我选了姚从吾老师的“辽金元史”。此公挺着一个大肚皮，讲课时最喜欢用手去揉搓，满头白发，造型厚实朴拙。他一大把年纪，却对我们满口自称“兄弟”。第一堂课下来，班上女生众口纷纷，笑谓他怎么跟我们称兄道弟呀？他那么老，被他称“兄弟”，多倒霉呀！
??
十二、姚从吾老师长得一副中原者农相，这副相其实救了他。他在河南大学校长任上，共产党打开封，他在乱军之中，能够逃出，吉人农夫相之故也！吴相湘老师在《姚从吾师尽瘁史学》中回忆，说姚老师当时“化装为一老农”得以逃出，我看了，一直暗笑。—姚老造型原装即一老农,又何须化装啊！
十三：姚从吾老师学名姚士鳌，从德国留学回来，做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他虽喝过洋墨水，但是出身河南襄城，人还是土土的。学生们乃把“姚士鳌”戏呼为“姚土鳖”，深为他所忌，乃用姚从吾之名代之。有一次同我两人照相，洗好后，我送他一张，背面题“士鳌老师惠存”等字样。后来一个偶然机会，又看到这张照片，背后“士鳌”两字已被他偷偷涂去，自改为“从吾”矣！1954年，李敖19岁，以高中二年级肄业的身份考入台湾大学法律专修课。1955年6月27日自动办理退学，后重新考入台大历史系，“进台大文学院的拱门”。大学的生活使李敖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荒谬”和“迂腐”。离台大多年后，陈依玫访问李敖，李敖对她说：“陆游的诗说：‘欲求灵药换凡骨，先挽天河洗俗情。’我在整个大学时代，都在努力又洗又换，我做得永远使我不满意。你问如果我现在是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不知将如何安排这四年。我想，如果时光倒流，我大可不必在大学过这四年，我觉得从大学中‘换凡骨’、‘洗俗情’反倒过慢，慢得使自己不满意，感到浪费过多，大学中除非有启发性的师友，否则效果不如休学自修。但是启发性的师友太少了。我活到今天，从自己困学得来的自修成绩，远超过师友的切磋之益。??我在大学四年中，好像师友跟我，变成只是情感上的交流，而非知识上的共进。我念书，我做学问，都是‘单干户’，和他们不相干，我的一切几乎都来自书本，而不是来自师友的启发。”“假设我是80年代的大学生，如何安排这四年，不如假设我魂归那50年代的大学生，如何挖掉那四年！真的，我真的不想回到那段大学生活，如果我重活一次，我对我全部的学生时代，都愿意挖去，我并不留恋。我觉得学校是一个断丧性灵的地方，对愈有天才的人，断丧得愈厉害。萧伯纳说他不愿再假设回到学校重温学生生活，就好像囚犯不愿再假设回到监狱重温坐牢生活一样。对我来说，几乎也是如此。”
虽然不愿，但台大的这段生活毕竟改变了李敖，李敖还是会不断重温学生生活，只不过事过境迁，时空错置，记忆中的人与事少了许多爱恨情仇，多了许多诙谐和幽默。
对关心李敖幽默秘密的人，这些现代版的“世说新语”应该是有所启发的。不管幽默有多么复杂的生成机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幽默植根于我们的生活世界。因此，别误解李敖，以为他仅仅是一个幽默制造者，一个搞笑专家，李敖的幽默是从生活的大地上生长出来的。理想的幽默就应该像这样从生活中渗透出来、“析”出来。当然在这样的“渗”、“析”过程中必须对生活有着超拔的观照，就像《妈妈的梦幻》中的见微知著，就像回忆台大往事时候的看取生活的第三只眼睛，在这只眼睛里，在台大高等教育的“荒谬”和“迂腐”的宏大主题下，是细小、庸常生活的谐趣。
幽默来源于生活，也来源于第三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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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李敖似周作人(1)
第七章 李敖似周作人，却没有周作人中庸
周作人说了也做了；李敖没怎么说做得最多和周作人对比，可以看出李敖是民间幽默家。
说这么在乎证据的李敖是一个扎根草莽的民间幽默家你相信吗？事实上，幽默天生就是属于民间的，属于平民大众的。这一点提倡平民文学的周作人有很深的理解。世人都晓知堂老人幽默，但谈周作人幽默的人却少。徐志摩说过：“作人先生的幽默与‘爱伦内’——正像是镂空西瓜上了蜡发出来的光彩，亮晶晶的绿滟滟的讨人欢喜”。今人对周作人的人与文有独到的会心的应该数钱理群，他在谈周作人的散文艺术时说，与“雅驯”相对立的代表平民趣味、民间趣味的“俗趣”，亦是属于周作人的。“在‘俗趣’中，周作人注重于‘谐趣’（即所谓‘滑稽趣味’），这也是构成周作人的特点的。在周作人的心目中，存在于中国民间传统中的‘滑稽趣味’是‘辛辣而仍有点蜜味的；’并且表现着‘作者的性情与气象，海阔天空，天真烂漫’，‘是近乎天籁的好文章’。尽管有些人不屑一顾，但在美学上自有一种特殊的效果。周作人曾这样论及具有‘滑稽趣味’的‘打油诗’：‘论理应当为文坛所不齿??其实具我看来却是最有力，至少读过了在心上搁下一点什么东西，未必叫他立刻痛哭流涕，却叫他要想。拍桌跳骂，力竭声嘶，这本是很痛快的，但痛快就是满足，有如暑天发闷痧，背上乱扭一番，无论扭出一个王八或是八卦，病就轻松。闷着的时候最是难过，而悲惨事的滑稽写法正是要使人闷使人难过。假如文章的力量在于煽动，那么我觉得这种东西是颇有力量的吧’。”在普通人插科打诨的“滑稽趣味”里，周作人发现了一种使人沉重与深思的内在力量。事实也确乎如此，我们很可以在周作人的笔下找到这些插科打诨的“滑稽趣味”。
比如《狗抓地毯》：我看普通社会上对于事不干己的恋爱事件都抱有一种猛烈的憎恨，也正是蛮性的遗留之一证。这几天是冬季的创造期，正如小孩子所说门外的“狗也正在打仗”，我们家里的青儿大抵拖着尾巴回来，它的背上还负着好些伤，都是先辈所给的惩创。人们同情于失恋者，或者可以说是出于扶弱的“义侠心”，至于憎恨得恋者的动机却没有这样正大堂皇，实在只是一种咬青儿的脊背的变相，实行禁欲的或放纵的生活的人特别要干涉“风化”，便是这个缘由。比如《关于假道学》：从假道学里抽去了淫逸不净的思想，古衣冠便噗的一声掉在地上，只剩下了赤裸裸的人，那就是真的活人。比如《上下身》：人的肉体明明是一整个，（虽然那一把刀也可以把他切开来，）背后从头颈到尾闾一条脊椎，前面从胸口到“丹田”一张肚皮，中间并无可以卸拆之处，而吾乡（别处的市民听了不必多心）的贤人必强分割之为上下身——大约以肚脐为界。上下本是方向，没有什么不对，但他们在这里又应用了大义名分的大道理，于是上下变而为尊卑，邪正，净与不净之分了：上身是体面的绅士，下身是“该办的”下流社会。这种说法既合于圣教，那么当然是不会错的了，只是实行起来却有点为难。不必说要想拦腰的“关老爷一大刀”分个上下，就未免断送老命，固然断乎不可，即使在该办的范围内稍加割削，最端正的道学家也决不答应的。平常沐浴时候，（幸而在贤人们这不很多）要备两条手巾两只盆两桶水，分洗两个阶级，稍一疏忽不是连上便是犯下，紊了尊卑之序，深于德化有妨，又或坐在高凳上打盹，跌了一个倒栽葱，更是本末倒置，大非佳兆了。由我们愚人看来，这实在是无事自扰，一个身子站起睡或者翻个筋斗，总是一个身子，并不如猪肉可以有里脊五花肉之分，定出贵贱不同的价值来。吾乡贤人之所为，虽曰合于圣道，其亦古代蛮风之遗留欤。但正如钱理群所指出的：“周作人出入、徘徊于贵族与平民流氓之间的两栖性，他所受的文人文化传统影响的双重性，决定了周作人的趣味必然是集‘雅趣’与‘俗趣’于一身。”（钱理群：《周作人论》）而且以他对“中和之美”的倾心绝不可能将插科打诨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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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李敖似周作人(2)
而李敖天生是个玩家，插科打诨自然是他的拿手戏。李敖主办的《千秋评论》从第24期起，采用大裸女的照片做封面。这一大胆之举引起社会哗然。记者李宁问李敖：“这些美女的照片与内容无关，难道对杂志的言论和风格无伤吗？”李敖说：“我为什么用大屁股做封面，因为我认为用大屁股做封面有几个好处：一、提高大家的审美标准，使天下人‘知美之为美’。二、证明那么多国民党的人头跟党外的人头，都赶不上女人的屁股。三、推翻新闻局‘三点不露’的标准。我的‘千秋’虽然都是‘三点不露’，但同样可以达到露的效果。外边那些靠脱光才能活的野鸡杂志，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是，又露又登大雅之堂的，只是‘千秋’办得到。当初我所以突然想到大屁股做封面，就是因为‘国民党老脸’和‘党外小脸蛋’整天在眼前晃来晃去，让人讨厌，连我这‘不老不小’的脸，自己看了都讨厌，何况是他们？爱默生说：‘所有的英雄最后都令人厌恶。’李白也说：‘吟诗作赋北窗里，万里不值一杯水。’所以我觉得这么多五光十色的党内外杂志和人头，全不值一个屁股。我想我这样的封面处理，还含有一种讽刺性的意思在内。三国时候祢衡击鼓骂曹，为什么还要脱光衣服？因为与肉体有关的可以对别人构成一种侮辱。当然，我选美女做封面没那么严重性的理由，而是事实上我觉得的确好看——起码比‘朝代’好一千倍。 财政学上有一条定律，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但这条定律在文化界或杂志界却不适用。你绝不能以一无所有来打倒有些东西。因此，我的内容好、大腿好、屁股好，你就打不倒。开个玩笑——要有小姐脱，才有大解脱，只要大腿好，你就打不倒。”
他说：“女人重衣饰，百分之十是为了吸引男人，百分之九十是为了跟别的女人争奇斗艳。争斗的结果无非是比阔，这真太麻烦了。我有一个建议：不如大家订个“美人协定”，大定都脱光衣服，每人手里捏它一大把钞票，干脆数钱就得了！数钱也不行，还不算气派。你还记得晋朝石崇比阔的故事吗？用敲碎名贵珊瑚的法子来表示气派，还真别有阔风。因此我又建议：不如众美人们人人手中拿一根火柴，来个烧钞票比赛。不过要小心，不要烧到毛。所以，女人最后的衣饰品，实在该是一根人人挂在胸前的用过的火柴。”“我的名誉被两种人所破坏：一种是邮政总监；一种是情敌。所谓情敌，解释是广义的：当一个人，发现他的太太跟他同床却跟我同梦，或者发现他的女儿不说‘爸爸说’而说‘李敖说’，甚至发现他的妈妈、姨母、婶子或表妹，都带着李敖的著作上茅房的时候，他便开始在我的名誉上做手脚。”
任何一本正经的东西到了李敖那里都成了一场游戏，一种趣玩。“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在中国文学传统里，文人世界和民间世界的分野是相当厉害。民间文学资源要进入主流文学的殿堂必须经过文人的改造和加工，像曲和小说就是如此。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正视这样的一个事实，经过改造和加工过的民间文学资源里面保留的民间成分的含量还有多少。以幽默而论，“存在于中国民间传统中‘辛辣而仍有点蜜味的’” 的“滑稽趣味”在我们现代幽默文学中还有体现吗？如果有体现又是多大程度上的体现呢？林语堂梳理中国的幽默资源止于《论语》、《庄子》。鲁迅的文学之根扎在中国的民间大地，但对徐文长式的“讲笑话”也并不欣赏。对民间文化那么理解和宽容的周作人、鲁迅不过如此，何况其他对民间文化浸淫不深的作家呢。事实上，在中国的民间传说、笑话书中保留和流传着许多丰富的幽默资源，就是文人的笔记中也不乏“插科打诨”式的幽默。因此，中国现代幽默谱系不缺少文人幽默，在幽默资源的吸纳上也不缺少世界眼光，我们真正缺少的是像李敖这样在中国民间文化资源中找寻到幽默的精神源头，并让这样的资源在当代被唤醒的民间幽默家。所以，如果相对于现代的知识分子式的幽默，李敖幽默的民间性是相当可贵的。李敖没有太多的标榜自己的民间立场，但他却确实是一个民间幽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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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节：李敖似周作人(3)
一出道都是流氓改写历史是要有点有知无畏的“流氓精神”的。1982年，李敖接受李宁的采访时称自己“一出道就是流氓”。“我出道的时代跟胡适不一样。胡适那时代的知识人很受尊重，而胡适出来时就是大学教授，当然容易造成一个好形象。我一出道就是流氓，靠打天下起家，所以，不断有诉讼、不断有花边新闻，不可能有好的形象。可是这有助于我的发言权，当舆论这样封锁我时，它还是无法完全拒绝我，还是要登我一个百分比，因为它忍不住不登嘛！”他举他第二次出狱为例：“这次我出来，《联合报》登了我的消息，《中国时报》不登，听说余纪忠开会时很生气，因为漏掉新闻他们也吃不消。《联合报》一开始虽然登了，可是后来我写了一封信到《联合报》，他们就不登我的，登别人的。不过，没关系，他们总要给我一个百分比。”胡适那一代也差不多，大家一出道的时候都是流氓。
周作人有“两个鬼”，其中一个就是流氓鬼。“有时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密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精神上的‘破脚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着即带住’??…”原来如此，怪不得周作人不能将插科打诨的幽默的“俗趣”进行到底呢。但周作人肯定不是纯粹的“绅士鬼”，就像他说的，他一“绅士”了，“流氓”就要来专政了，而李敖整个就是流氓专政，流氓执政。
林语堂也是这样啊，不过他出道是“土匪”，因为林语堂写过《祝土匪》，那是1926年的年初，林语堂说：“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这也是祝《莽原》恭维莽原的话，因为《莽原》即非太平世界，《莽原》之主稿诸位先生当然愿意揭竿作乱，以土匪自居。至少总不愿以‘绅士’、‘学者’自居，因为学者所记得的是他的脸孔，而我们似乎没有时间顾到这一层。”“惟其有许多要说话学者不敢说，惟其有许多良心上应维持的主张学者不敢维持，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有土匪傻子来说话。土匪傻子是顾不到脸孔的，并且也不想将真理贩卖给大人物。”“土匪傻子可以自慰的地方就是有史以来大思想家都被当代学者称为‘土匪’‘傻子’过。并且他们的仇敌也都是当代的学者、绅士、君子、士大夫??自有使以来，学者、绅士、君子、士大夫都是中和稳健，他们的家里老婆不一，但是他们的一副面团团的尊容，则无古今中外东西皆同，然而土匪有时也想做学者，等到当代学者天灭殇亡之时。”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土匪没“等到当代学者天灭殇亡之时”就等不及的做了“中和稳健”的学者、绅士，不过李敖还是有“土匪傻子可以自慰的地方就是有史以来大思想家都被当代学者称为‘土匪’‘傻子’过。并且他们的仇敌也都是当代的学者、绅士、君子、士大夫??”但在土匪、流氓稀少，学者、绅士、君子、士大夫遍地的今天，我们还是听见李敖在说：“我作为一个历史家，我告诉大家，我有这么多的历史性的著作，告诉大家我怎么谈我的问题，奠定我的这个地位，我不是批评家。”面对这样的消息，是该欢喜还是忧呢？
至于鲁迅，也曾经被《现代评论》派的绅士、学者骂为“土匪”、“学匪”，鲁迅也就就势把自己的书室命名为了“绿林书屋”了。但鲁迅终于没想做什么绅士、学者，不但一路地“刺”将下去，而且在《故事新编》露出了“油腔滑调”。
李敖，你最应该把鲁迅引为知音！
“性而上”的中国史当然李敖也有一本正经的时候，比如他在叙述“性而上”的中国历史生活的时候。当我们看他一本正经地引经据典地在故纸堆里翻筋斗的时候，那种幽默的效果显然来源于我们忽然找不到的那个插科打诨的李敖。看到李敖严肃我们就要发笑，这样的幽默是四两拨千金，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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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李敖似周作人(4)
他阐释《易经·下经》的第一篇“咸卦”：以上“咸卦”，是典型的xing茭卦。这卦不但点出xing茭前的局部动作、调情动作，并且最后还显示出是一种男方仰姿。这大有趣了。算命抽签结果是叫你打一炮，还告诉你打炮姿式，中国的经典真有趣哉！（《〈易经〉中的xing茭文字》）他说《战国策》：秦国宣太后在外国大臣面前公开描写xing茭姿式，说自己丈夫一屁股坐上来，因为体重太集中一点，就吃不消；可是全身压上来，因为体重平均分担，所以就无所谓了。这种妙文，在南宋鲍彪新注本里说：“宣太后之言污鄙甚矣！以爱魏丑夫欲使为殉观之，则此言不以为耻，可知秦母后之恶，有自来矣！”在清朝王士桢《池北偶谈》里说：“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其实他们全都大惊小怪了，他们不知道，中国古代文明中，在性的看法上，确曾有过开通的一面。大多的性禁忌其实是以后的事。（《〈战国策〉记xing茭姿势》）他从佛经密宗经典中读出“淫”：当知彼金刚部大菩萨入莲华部中，要如来部而作敬爱。如是诸大菩萨等，作是法时得妙快，乐无灭无尽。然于所作法中无所欲想。何以故？金刚手菩萨摩诃萨：以金刚杵破诸欲故。是故获得一切逾始多无上秘密莲花成就。又说： 尔时世尊大毗卢遮那如来，钻金刚手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金刚手，汝今当知彼金刚杵在莲华上者，为欲利乐广大饶益，施作诸佛最胜事业。是故于彼清净莲花之中，而金刚杵住于其上，乃入彼中，发起金刚真实持诵，然后金刚及彼莲华二事相击，成就二种清净乳相。一谓金刚乳相，二谓莲华乳相。于二相中出生一大菩萨妙善之相，复次出生一大菩萨猛恶之相。菩萨所现二种相者，但为调伏利益一切众生，由此生出一切贤圣，成就一切殊胜事业。
这里所说“金刚杵”，就是男性生殖器；所说“莲华”、“莲花”就是女人荫部。佛经中认为xing茭是“敬爱”的事，“由此生出一切贤圣，成就一切殊胜事业。”这种对xing茭的赞美，真是古今罕见了。（《佛经中的xing茭文字》）瑞典人安特生（Andersson）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的“陶祖”，可说是中国人搞生殖器崇拜的最早玩意，证明早在五千年以前就开始了。随着这种崇拜的越来越进步，这种文化也就越来越成为精致文化了。其登峰造极，是中国人抛弃了石而改用玉，就是用玉制做男人生殖器，它的专名，就是“圭”。“圭”是典型的男人生殖器的造型。中国人崇拜男人生殖器，统治者父死子继，当然更崇拜得不亦乐乎，于是大家比谁的生殖器大、谁的老子生殖器大，而以“圭”的大小，象征权位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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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中国人搞生殖器崇拜，所以实物之外，在象形文字中，我们可以找到它的遗痕，??其实“且”字明明是象男人生殖器的形。（《且且且且且且》）所以他要这样读《诗经》：（《褰裳》）最后一句“狂童之狂也且！”裴普贤、靡文开《诗经欣赏与研究》译为：“轻狂小子糊涂虫！”“小傻瓜呀太轻狂！”洪顺隆《国风下集》译为：“狂妄的人儿啊你真骄傲情薄。”“狂妄的人儿啊你真骄做无情。”裴普贤、靡文开说：“且：语助词。”洪顺隆说：“也且：句未助字。”都是根据古注引申的，其实他们全没弄清楚，不但他们没弄清楚，有史以来，中国人就从来没弄清楚过。其实这句诗的标点该是“狂童之狂也，且！”它根本是女孩子小太妹打情骂俏的粗话，意思是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想本姑娘，本姑娘不愁没别人想，“你神气什么，你这小子，机巴啦！”（台语发音：“卵叫啦！”） 作为一个民间幽默家，李敖有他打量世界的方式，李敖“性而上”的中国史，相对没有欲望的正史，将历史的欲望释放出来。李敖是一本正经了，但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插科打诨”的一面却露出了冰山的一角。因此，在这里我们感到一种戏谑的幽默效果是因为李敖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民间视野。因此，所谓民间幽默家就不仅仅是他像民间笑话那样“插科打诨”，更重要的是他的民间立场。我们承认李敖严谨、庄严的一面，但我们还是欣赏李敖这样的草莽的朴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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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李敖似周作人(5)
且让我在爱情中撒个野还是回到周作人和李敖的流氓专政的时代。
李敖以为：“《前进》小朋友偷偷删改‘生殖器’为‘裙带关系’，其中一个原因是中了‘性禁忌’的毒，这种中毒的特色，是一种‘反对“性”的’（anti－sexual）现象。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反对“性”的’现象，至少在表面上占了上风，所以规律、约束，乃至压抑‘性’的理论与事实，总是层出不穷。而经典、当局、理学、教条、迷信、教育、舆论等所层层使出来的劲儿，大多是在‘解淫剂’（antiaphrodisiacs）上面下功夫，在这种层层‘解淫’之下，善于掩耳盗铃的人们，总以为‘没有“性”的’问题，因为‘中国是礼仪之邦’！流风所及，一涉到‘性’的问题，大家就立刻摆下面孔，道貌岸然地缄口不言，或声色俱厉地发出道德的谴责。因此，‘性’的问题，终于沦为一个‘地下的’问题。这样重大的问题，居然千百年不见天日，怎么能不发霉呢？在发霉的情况下，竟使我们对真正因生殖器而来的现象，都不敢一语道破，这就未免太失真了。在《史记》里，有公然记录‘大阴人’的故事，而不加删改；在《战国策》里，有公然记录‘以其髀加妾之身’的故事，也不加删改??可见我们的老祖宗并没像我们今天这样假道学。今天，以前进号召的我们，实在该努力返璞归真、实在该冲决网罗，建立我们的新词汇！”（《生殖器引发的杂感》）
历史家李敖应该知道“禁忌”这个词和周作人的关系，当周作人把这个词引入中国时，李敖还没有出生呢。同样在“性”的问题上，周作人也像做流氓、用“谐趣”那样摇摆不定。这次他是在禁欲和纵欲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但周作人和李敖还是有许多共同语言的。比如幽道学家一默，撕开道学家的假面和画皮。周作人说：“一个戴着古衣冠的淫逸本体，来信说他老先生斥《语丝》为诲淫的东西而自己‘每夜偷看种子新法’，便是最明白的一个证据。”（《关于假道学》）“我顶看不入眼而顶想批评的，是那些假道学、伪君子。”
有这样“性而上”的前辈，应该说李敖并不寂寞，所以李敖，当你说这些的时候，你应该感到你不是孤身一人的独斗。当有人问李敖为什么你的文章有一些词句和性有关系，为什么有这些词句时，李敖说了这样一番话：
这很简单嘛！“食色性也！”不过我的文章不太谈吃的，不像很多人那么喜欢“吃”，我的文章谈吃的太少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就因为别人不谈，我才谈给他看。为什么要把人生这么重要问题，变成一个莫名其妙的禁忌。这种禁忌，在古代的中国、古代的西洋和现代的西方，都不是禁忌。只是现在的台湾才是禁忌，才觉得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可以谈，很正常的一个问题嘛！
有一个问题是，像你这样谈，是否谈得太“粗”了？
太粗？这种表现有很多种性格、很多种方式，为什么觉得我“粗”呢？这是因为大家对性的看法根本是错误的，大家觉得应该是纯纯的爱，月朦胧、鸟朦胧、什么都要朦胧的，这是犯了错误的爱情观点、犯了错误的性观点。我们看电视剧，每一个电视剧，不管是碧什么海，情什么天，或者秋什么雨啊、风啊，都是提倡非常错误的两性观念。他们把男女之间的关系搞得那么复杂，那么痛苦、变态，那么纠缠不清。其实是错误的，男女之间应该很单纯、很快乐的。为什么我祖上能谈“机巴”？为什么我文章就不能写“机巴”？为什么不看看《红楼梦》呢？《红楼梦》就是这句话“一根机巴往里戳”，“机巴”就出在《红楼梦》，为什么出自《红楼梦》的你们就不嫌粗鲁，出自我李敖你们就粗鲁？
这根本是少见多怪的问题，不习惯的关系。（《两性观念要健康》）身为“一个爱情上的纯快乐主义者”，一个幽默家，自然有他的庄严和高尚，否则他就是一个“涩情狂”，一个“采花大盗”，一个彻头彻尾的“淫棍”。李敖说：“我们需要现代化的爱情”。“‘爱情是盲目的’错的，我认为爱情该像《三国演义》中张飞的眼睛，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眨眼，连睡觉都是睁着的。”“我认为男欢女爱是人类最大的快乐，这种快乐。是纯快乐，不该掺进别的，尤其不该掺进痛苦。”“灵上肉下的思想，是错误的。”“爱情是会变的——接吻来分离。”“爱情是要技巧的——不一起下山。”“爱情是唯美的——不涉真和善。”（《李敖情书集·原序》）李敖的爱情秘密和冒险似乎在印证：“这个庄严，显然在于自恋的胜利之中，在于自我无懈可击的胜利主张之中。自我决不因现实的挑衅而烦恼，不愿使自己屈服于痛苦。自我坚信它不会被外部世界施加的创伤所影响，它表明这些创伤仅仅是它获得快乐的机会。这最后一个特征是幽默的最基本的要素。??幽默不是屈从的，它是反叛的，它不仅表示了自我的胜利，而且表示了快乐原则的胜利，快乐原则在这里能够表明自己反对现实环境的严酷性。”
好，且让李敖来“打油”，也让我们和他一起“寻欢作乐”，享受这些现代中国最有趣的情诗。 我是中心点，
你是一个圆。
由你包住我，
共参欢喜禅。 爱情幻中幻，
人生玄又玄。
玄幻得实体，
上下两缠绵。 虽云色即空，
叫我恣意怜。
事事全无碍，
裸相有庄严。（《裸相有庄严》）
爱她的百种柔情，
爱她的千般无奈，
她说了一声“好吧！”
然后还情债。 她任我前呼后拥，
她任我寻欢作爱。
她收回那声“好吧！”
连说“你真坏！” （《“好吧”》） 享受她柔情似水，
享受她眼波如神，
享受她哀求、闪躲、挣扎，
享受她喘息、泪痕。
多少幻情，
多少等待，
直到这一刻来临。 看她用身体作画，
画出她纤弱均匀；
听她用声音作谱，
谱出她宛转呻吟。
多少幻情，
多少等待，
直到这一刻来临。 她一切为我成长，
她一切为我横陈，
她心上欢喜奉献，
奉献给身上的人。
多少幻情，
多少等待，
直到这一刻来临。（《直到这一刻来临》）幽默是反叛之后的快乐感，“文化”、“现实政治”和“爱情”是李敖投入反叛的战斗力最多的领域，在战斗中，李敖获得的快乐当然也超乎常人。所以李敖越战越勇，在近乎“人来疯”的恶作剧、游戏、捣蛋、撒娇、撒野的心理下，李敖从容地做着“快乐的战士”，制造着幽默也充分享受着幽默所带来的生命解放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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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我要做花花公子(1)
第八章 我要做花花公子
妙解“花花公子语”1986年，《花花公子》中文版特约记者飞到台湾专访李敖，问：“你的兴趣除了跟国民党战斗外，还有什么？”
李敖想也没想，便脱口而出：“女人。”
最后记者问他：“余下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李敖说：“做PLAYBOY（花花公子）。”
李敖要做花花公子是不奇怪的，他说他一生对好事和美女都是冲动的。
李敖与《花花公子》的缘分可追溯到他1961年退伍后住在“四席小屋”的时候。
“西席小屋”位于台北新生南路，是一个老式木屋。由于面积只有四个榻榻米大，故李敖给它起名“四席小屋”。
一天,他在逛衡阳路地摊的时候，看到《花花公子》杂志中间摺页的大幅彩色裸照，便开始收藏起《花花公子》杂志来，最中意是就是挂在家中的那张裸照，照片中女孩的名字叫Judi Motere Y，她浸泡白瓷砖砌的露天式浴泡沫之中，泡沫以上看到部分大腿，再向上看，则是可爱的小屁股，她的乳防不大，乳投被泡沫所遮，尤呈含蓄之美。发型是梳起来的，脸蛋娇小而秀气。这幅照片一直陪伴着李敖，李敖跟她神交，对其意淫，梦里寻她千百度。
李敖爱过的女人几乎有20个之多，个个都是如花似玉。《李敖情书集》收有他给十位女朋友的书信，他仍然说：“我一生中的女朋友和情书，当然不止此数。”以至于他自负说：“小人包围不到我，因为我被女人包围。”他前列腺出了问题时，女儿李文挖苦说是因为“女人找多了”如今，70岁的李敖还经常带17岁的小女生上节目，放言将效法杨振宁的老少配。
在情史上，李敖留下不少名言，显示了李敖式幽默的独特魅力。李敖做“花花公子”有一套他的诡辩术，一套属于他的歪理。“理儿不歪，笑话不来”，赏“花花公子语”自然不能死抱着我们惯常的思维和理性逻辑，歪理在逻辑上肯定是讲不通的，如果你挖空心思去找“花花公子”的漏洞，只能说你太不解风情了。
李敖说，男女之事，文人本应成为专家，看的书多，会编会写，能说能道，又生性风流，勇于浪漫，没有理由不是这方面的高手。奇怪的是，文人对此却谦逊得很，矢口否认不说，却道从不好色、绝不好色，有的只是逢场作戏罢了，其实好色是赖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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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我要做花花公子(2)
李敖说，对证此事，实在无聊，人有三情六欲，只要不搞出事来，没人管你；问题是文人这话太假，惹人生气，当怪不得我来揭他的老底。
台视新闻采访李敖，打的是美女牌。李敖喜欢美女，人尽皆知，书房中，除了书，还挂了不少深具美感的裸女照。台视新闻主跑李敖新闻的女记者刘佳佳就是一个大美人。就连陈文茜也怀疑台视是不是故意派个美女来投其所好，采访李敖，以挖出更多新闻。陈文茜故意开玩笑提醒刘佳佳：“小心李敖的性骚扰。”
刘佳佳说：“我一点都不怕，真是这样，我一定把性骚扰过程公诸于世。”
李敖接过话茬说：“我不会把性骚扰过程写在书上。”
李敖的确不会把性骚扰过程写在书上，因为那会有宣泄涩情之嫌，但他可以把性骚扰的感觉写在书上呀！
1965年，台湾传出李敖和中国广播公司主持人刘秀女曼有关的绯闻。9月份，由文星出版的《传统下的独白》出版后，刘秀女曼特别约李敖做一次采访，这是李敖第一次走进录音室。
刘秀女曼曾荣膺“中国小姐”，长得楚楚动人，李敖称她是“最使我着迷的美人儿”。对这样的美女，李敖自有“性骚扰”的冲动。
在录音室，刘小姐的铅笔掉落在地，李敖手勤眼快，弯腰捡笔时，猛然看到刘小姐的小腿修长而白皙，非常迷人，李敖便斗胆亲吻了她的小腿。
这个带有绅士般幽默的“性骚扰”让刘秀女曼感觉太过突然，然而她马上想到李敖那张骂人的嘴，便佯装不知，不动声色，继续做她的节目。尽管这样，李敖和刘秀女曼的花边新闻还是见诸报端。
李敖在《上下古今谈》代序中不无感叹地说：“美人在这个世界上，跟五十分上下厘米的电线一样，是阻力最少的物体。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开始凝结我的妙想是：刘秀女曼若能写出李敖这样的奇文，那多好！她的美丽若加上我的天才，那多好！我情愿挖空我的脑袋，把我的天才全部送给她，叫他妈的上帝彻底做一个不公平的上帝：一方面使美女兼做才女；一方面使‘文化太保’变成‘文化白痴’。”
无独有偶。1987年6月，《民生报》记者来访问李敖，美丽的小女生徐开尘做笔记，李敖被这小女生清秀脱俗的美所吸引，他一边接受采访，一边偷看她（可称作“欣赏型的性骚扰”）。李敖往常看到漂亮女人总是一边欣赏一边挑毛病，以便不再留恋，但徐开尘却非常耐看，李敖怎么看也挑不出毛病，不但如此而且愈看愈有味道，越看越喜欢。多年以后徐开尘与李敖偶有聚会，每次李敖都忍不住要偷看她几眼，感觉非常舒服。
有一次李敖问徐开尘：“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
徐开尘说：“我打过一次，你不在。”
李敖说：“你为什么不打第二次？”
漂亮的女生只是笑而不答，李敖觉得她的笑可爱极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李敖在凯悦大饭店附近邂逅美女，这位幽默的“文化太保”对徐开尘说：“你知道我多年来一直对你单恋吗？”对于李敖优雅的“欣赏型的性骚扰”，徐开尘只是一笑了之。
徐开尘不但漂亮，而且气质独特，极有味道，和李敖关系一直友善。她结婚后，李敖约她到家里来，她带来婚纱照让李敖欣赏。李敖不无感慨地说：“女人真是怪，重视婚纱照甚于丈夫。”
如果说李敖有性骚扰，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台中市中兴堂参加一家广播公司举办的“百年爱情”讲座上，他与现场主持人施寄青都认为，时下常见得不到爱情就把对方杀死的社会新闻，这情形实在令人扼腕。
施寄青说：“女性对爱情应有开阔的胸襟。”
李敖说：“爱情应有‘备胎’，当吃不到苹果时，还有香蕉。当吃不到苹果时，不要老想着苹果，因为另还有香蕉，当有备胎时，原有的爱情一旦有风吹草动时，还可以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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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我要做花花公子(3)
李敖的这种爱情观，早在大学时代就形成了。当时他和君若小姐恋爱失败后，就采取“李代桃僵”的办法，与一个性感的咪咪小姐爱得死去活来，使自己摆脱了暂时的困境。
他和胡茵梦恋爱时，他让他的女友刘会云去美国避一阵子，胡茵梦颇为不解。李敖说，你没个准，要是咱们吹了，会云还可再回来。
李敖第一次出狱后，“国安局”公共关系室主任林家祺在一家酒店请李敖吃饭，他们开了房间，并叫来两个朋友一起喝酒，李敖早已戒酒，为不让大家扫兴，他以果汁代之。这时几个风姿绰约的美女围坐上来，林家祺发现李敖跟其中一个女子谈笑风生，便喜上眉梢。
曲终人散，李敖以为可以回家了，林家祺说还没完呢，随即大家上车来到一家旅馆，四个客人每人一个房间，李敖到房一看，见到在酒店与他谈笑的那美女已坐在床上。
李敖对那女子说：“我不花钱买人肉体，因为这是不道德的，不过这次林先生请客，他付钱，你可照收。”说完便走了。
后来林家祺遇到李敖笑着说：“李先生你真是的，那位小姐后来告诉我实情了，你真坐怀不乱啊！”
李敖说：“我不要扫你们的兴，也不要挡美人的财路，一切心领了。”
又有一次，李敖多年的朋友苏荣泉遇到李敖说：“老大，有空吗？明天下午三点我带一位漂亮的年轻小姐到你书房去，随你要跟她做什么，全部我请客了。你不是要考察妓女生活吗？你太落伍了，不知道新人类怎么想，认识一下新人类吧。”
第二天下午，苏荣泉果然带来了一个快乐型的可爱女孩。但是李敖却仍没有要他。女子很不解，说，“苏先生特别介绍了你，我很愿意跟你做。”李敖说：“我也愿意跟你做，可是我可以不做。”
过了几天，苏荣泉对李敖说：“老大啊，原来你坐怀不乱！可是钱都付了，又不能要回来。”
李敖说：“你请客就好了，客人吃得太少，也是请客呀！”
李敖反对没有爱情的买卖性关系，他信仰灵肉一致论，灵肉应是全一的。他说：“但不幸的是：灵肉先在女人身上分家，灵的一部分，已上升到月满西楼的修道院；肉的一部分，已下降到宝斗里江山楼的‘卡经卡经派’，以致心物二元起来：形而上者有灵无肉、形而下者有肉无灵，前者启灵过分，后者泄欲太多，两相辉映，终于变成了现代的不灵不肉的，而不是灵肉合一的，这是现代人的一大失败。”
“花花公子”李敖对女人和性问题，不但用文字加以分析厘清，也在行为上进行幽默解读，颇为耐人寻味。一起上山吧贼亦有道，不能乱来，李敖以他特有的幽默花花公子得有声有色，但谁是这位“花花公子”的最爱？
李敖早在1986年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就说过：“女人可爱的地方不在真、不在善、而在美。真正够水准的女人，她聪明、柔美、清秀、妩媚、努力、有深度、善解人意、体贴自己心爱的人。她的可爱，毫不属于‘新女性’那种嚣张型??和女人只能谈情，不能说理，和女人不能谈思想，女人一有思想，很可能既不女人，也不思想。”
李敖在台大期间，对各种问题都颇有研究，在男女关系上自有一套说辞。他说：“男女关系好像一起上山，我认为上山时候，可以在一起，到了山顶，就该离开，不要一起下山，不要一起走下坡路。男女之间最高的技巧是不一起走下坡路，应该在感情有余味的时候，先把关系结束。”
李敖这句极富哲理的箴言，使后来者收益不少。当时李敖在台大因与罗君若的爱情失败而陷入痛苦之中，他曾吃下大半瓶安眠药企图自杀，被同室的翁崧然发觉，赶忙送到医院，才挽救了他一条命。
李敖在痛苦的思索中终于悟出男女关系的“最高技巧”。李敖“死”过一次，他不想再死了，为了度过当时最大的困惑，他采取了一种宿命的办法——“李代挑僵”——赶紧以新的情人取代旧的，桃子没了，赶紧找李子代替吧。因此，他在毕业前夕突然爱上本班一个有英国血统的大家闺秀咪咪小姐，然而又在毕业前分手了。处在茫然之中的咪咪尚不知道李敖不愿意和她一起走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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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我要做花花公子(4)
1962年年底，天气寒冷，李敖给他认识的女友G寄去一床太空被，然后附信写道：“我寄去的是双人被（单人被太小，不适合‘小姑独处’，因为一个漂亮的女人睡在被窝里春情大动，咬牙切齿，哼呀乱叫，滚来滚去，绝非单人被所能遮盖，故非双人被不可），但是双人被并不意谓你可在花莲勾引一个野男人来享用！如果一定要两人合睡，那么枕边人一定得限于跟你同性恋爱的老修女！或者是个省运会的选手，不过，我想，她的脚巴丫子一定比老修女臭！为了不上当起见，最好你先请IVOR蒋芸肥皂的鉴定人——刘鹤先闻闻看（让老修女和短跑家坐在升旗台上，唱过歌后由刘鹤当场试验）。
“太空被印有小型的‘录音机’，你找不到。专门收听是否有男人的声音。你到台北后，我检查棉被，如果声音是先‘啊’后‘哼’，那一定是偷人了；如果是先‘哼’后‘啊’，那一定是一个人了；如果是不‘哼’也不‘啊’或不‘啊’也不‘哼’，那一定是不假外宿，到花莲市区去开旅馆去了。总之你小心着吧！”这可称为李敖幽默艺术在情书中运用的经典之作。
本来寄床被子后的附信总是让其注意保暖云云，而李敖却只字不提，一个劲地叮嘱“双人被并不意味着你在花莲可勾引一个野男人来享用”。
想想真是荒唐，想想也别有情趣。
为了照顾好恋人，李敖还惊动了在花莲的他的中学同学杨尔琳，但是李敖却对G诡称杨是他在花莲的密探，随时监视她的行动，李敖警告G说：“可不能做对不起李敖的事哟。”弄得G哭笑不得。
李敖的女友G大学毕业后分到花莲一女子学校做老师，此时的李敖的情书比著书多，每次去信都免不了要调侃一番，以解分居时寂寞中的苦闷。有一次，他给G写道：
“你假借我的名义，托‘男老师’们寄限时信，他们可占了便宜了，一来可跟你眉来眼去，二来可偷看。（他们一定偷看！）你托他们寄信是什么报酬？飞眼一次寄一封？还是寄一封飞眼一次？还是寄信前和寄信回来各飞眼一次？快快从实招来！无论如何，你要想办法从二十二号到明年一月三号都要在台北！台北有舞会，我真矛盾，又想带你去，又不想。带你去，你会因跳舞而快乐；不带你去，我可以不必在舞会上做王八。”
G漂亮而多才，是李敖山居时期认识的，和李敖爱得死去活来。这么漂亮的女友放到花莲足实让李敖有些担心。调侃归调侃，我们也可从中看出李敖对美女的迷恋使他时常处于某种冥想和恐惧中。
李敖曾有诗云：只爱一点点，不爱那么多，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又云：有情可要恋爱，然后就去远行，惟有恋得短暂，才能爱得永恒。
“文星”后期，李敖结识了一个叫“阿贞”的女人，与李敖有一夜风流。“阿贞”是原国民党党营企业中兴公司头目的姨太太，李敖用他特有的幽默解释说：“这不是‘偷人老婆’，而是‘偷人姨太太’、‘偷国民党大员的姨太太’。”
但李敖所谓“惟有恋得短暂，才能爱得永恒”的哲学被他自己证实并非屡试不爽。
1992年3月8日，李敖与中兴大学中文系的美女王小屯恋爱8年后结婚，而这场婚姻保持到现在依然生机勃勃，值得李敖津津乐道。
王小屯认识李敖时才19岁，她为人聪明，思想保守，不喜奢华。李敖认为，小屯若生在古代，一定是三从型女人。他们婚后育有儿子戡戡、女儿谌谌。
他们结婚时因李敖反对戒指等俗套，小屯没有戴戒指，而李敖恶作剧般用一只“易拉罐”上的金属环套套在小屯手指上。为了向户籍机关陈报，他们是在市面上买的“结婚证书”，李敖在结婚证中写上四句话：证人从老，
证书从俗，
正朔从伪，
三从出炉。1999年，杨澜采访李敖时问：“你觉得这一次的婚姻比你上一次的婚姻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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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节：我要做花花公子(5)
李敖说：“当然稳定多了。我认识现在的太太已经有15年了，我们认识了8年结婚的。这证明了一点，证明了我还可以过婚姻生活的，不像我的前妻胡茵梦说的那样疯狂。”
杨澜说：“是不是觉得应该找一个??起码不要找个名女人，这样可以给你相对比较安定的家庭生活？而你跟胡茵梦结婚有没有那样虚荣？”
李敖说：“当然不是。那时我坐牢刚刚出来，你不了解我们坐牢那么多年出来以后，对女人的欲望是超乎寻常的，那是可以谅解的。”
李敖的情感世界在我们这个习惯于“泛道德化”的文学语境中引起非议最多。虽然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知识分子在“泛道德化”的问题上做了许多工作，但客观说突破还是有限的。在这个背景之下，李敖自觉地选择做一个“花花公子”，他所面临的压力是来源于整个文化，而不是来源于某一个个人或权力集团。
事实上，从具体的细节和观点上来说，李敖的xing爱观有许多矫枉过正值得推敲的地方，对于这一点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他掩饰和辩解。好在我们现在的目的不是就李敖的xing爱观论是非，我们只是认为一旦涉及xing爱，李敖的幽默才能就会发挥得很充分。
从幽默生成学的角度，xing爱是李敖幽默灵感的重要源泉。首先，李敖具有丰富的xing爱经验，这一点是他所津津乐道的，从爱情心理学来看，这是一个最能产生幽默的人生情境，所谓“调情”很大程度上就是借助幽默把平庸生活情趣化，而且，相关的研究也显示幽默往往容易引起异性的关注，尤其是幽默的男性，这一点只要看李敖的情书就可以体会出来。其二，李敖的“好色”、“宣淫”必然会和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现实之间发生冲突，而且这样的冲突也必然会侵入到李敖的日常生活，李敖必须为自己的“花花公子”做派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幽默不失为一个好的化解之道。
仔细研究，我们就能发现，xing爱方面李敖固然有自己的价值、意义世界，但李敖和xing爱相关的价值、意义世界的合理性和社会认同程度并不如他的政治批判和其他领域的文化批判那样，也就是说，“公理”和“私理”之间的距离相当大。于是，李敖在应对xing爱问题的指责时，往往巧妙地选择幽默的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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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节：李敖的幽默策略和效果(1)
第九章 “我们的报纸是大炮”——李敖的幽默策略和效果
越演越烈的“李敖秀”李敖创办《求是报》时，为该报写的广告语别出心裁：“李敖创办求是报，男人喊爽女人叫，别的报纸是手枪，我的报纸是大炮。”
戏谑中夹杂着“大言不惭”，这是李敖的惯用伎俩。在文星版图书广告里，有许多这样妙趣横生的文字。
比如他说《李敖自传与回忆》：李敖是剽悍的黑豹，没死就留皮。从皮相看，他是顽童、是英雄、是善霸、是文化基度山、是社会罗宾汉、是侠骨柔情的大作家兼大坐牢家，但皮相深处，却有他传奇式的神秘与历程。好奇吧？请看他的自传！——满足的是读者的窥视欲和猎奇心理。
比如他说《传统下的独白》：这是非处男李敖的处女作，连印N版，风行多时，被查禁后，盗版蜂起。24年后解严，警总也禁不得它了。这本书最受大学生欢迎，人手一册，也人屁股一册。——胡茵梦就把它插在牛仔裤后，招摇而过辅大校园呢！
——明星效应和读禁书快感。
比如他说《李敖情书集》：霸王对女人是不打话的，所以只是硬上弓；公鸭对母鸭是不打话的，所以只是按倒在地。如果你是真正文明人，不是霸王也不是公鸭，务必偷看李敖的情书——文字出神入化，令人欲仙欲死，情中带理，决不鸭霸，不读者，非人也！——还是窥视欲、“大言不惭”，又多了顽劣童式的咒骂。
比如他说《北京法源寺》：《北京法源寺》是李敖第一部长篇小说。这么多年，你以思想家、历史家看李敖，你错了，其实他更是文学家。奇情与思想，是文学家必要的条件，只有李敖具有这种条件。市面的所谓文学家，作品很菜，都是菜农。——又是一篇“自大者”言。
从幽默策略上看这里有自我调侃、故作大言蠢言、戏谑诙谐、歪曲经典、违背常识、故弄玄虚、装疯卖傻、模拟反讽、强词夺理、以退为进等等，大凡能用的幽默机巧，李敖都是手到擒来。在李敖的手里，幽默由自适，进入对话，读者反应心理成为李敖幽默的重要指标。
李敖善“秀”，李敖幽默效果学的核心就是不断找寻到读者的兴奋点，而这些兴奋点也是李敖当然的卖点。所以他要耸人听闻，他要哗众取宠，因此，李敖又“驭”读者，“驭”听众有“术”。
李敖2005年在大陆的演讲无疑又为他的幽默策略学和效果学提供了一个实弹演习的机会——刘长乐先生感谢你，没有你我今天不会站在这儿。姜院长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可以开一句玩笑，他为了把我今天讲话故意地学术化，所以变成了这种样子，和他坐在一起。其实我跟大家说，他讲得太长了，并且他的普通话讲得不够好。学问一级棒，语言不好。我跟大家说，我最怕这种讲堂，原因讲过，作为一个演讲的人，他要很礼貌地照顾每一位，可是当讲堂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一台电风扇??
刚才被美女抱了一下,浑身发热,我可以脱外衣吗？你们各位也可以宽衣,因为这屋好像热了一点,不要客气,不要见怪??各位终于看到我了，主任，校长，总裁，各位贵宾，各位老师，各位小朋友！来演讲紧张不紧张，紧张，站在大庭广众面前，很多人可以指挥千军万马的军队，可是你让他讲几句话，他就■了，不敢讲话，什么原因，胆小，美国人打赢南北战争的将军格兰特，指挥千军万马打赢仗，林肯总统请他上台给他勋章，让他几句话，他讲不出口，为什么？怕这玩意儿，一讲演就紧张。 前天晚上我编了一个故事，北京大学一个女孩子进了一个小房间，突然看到一个男的在一个小房间里嘴巴里面念念有词，来回走动，这个女孩子就问他，你在干吗，他说我在背讲演稿，他说你在哪儿讲演，他说我要在北京大学讲演，女孩子说，你紧张吗？他说我不紧张，女孩子说，如果你不紧张，你到女厕所来干什么？这个人就是连战。 这是他在复旦、清华和北大三所大学讲演的开场白，我们不妨把这种李敖式的幽默称为“幽默调情学”。《快意恩仇录》中的一段话可作这种“幽默调情学”的注脚。
1982年3月16日，李宁代《政治家》访问李敖时称李敖“是个很好的宣传家”。李敖说他“能成为好的宣传家”一部分原因是性格决定的，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本身有戏。“我出道的时代跟胡适不一样。胡适那时代的知识人很受尊重，而胡适出来时就是大学教授，当然容易造成一个好形象。我一出道就是流氓，靠打天下起家，所以，不断有诉讼、不断有花边新闻，不可能有好的形象。可是这有助于我的发言权??在这岛上，别人是靠成群结队狼狈为奸造势，我却靠独来独往单枪匹马造势，比别人难多了，所以要会作戏。我的戏目有很多种。第一种是要有‘狂气’，狂气就是有话直说，不必谦虚。在许多方面，我的表现一点也不谦虚，不过，这就是我。当我觉得我是第一的时候，为什么我要说我是第二？我要打破这种虚伪。更有甚者，我表现我是第一的时候，是干脆以自吹自擂的姿态，大言惭人的。我的敌人胡秋原骂我‘诈疯魔’，这次他说对了。”
“故作大言”是李敖用的最频繁最出神入化的“幽默术”，所以我们要把它单独拎出来摔打一番。李敖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耕耘日久，收获也很丰。李敖在大学时代曾寄给《自由中国》杂志一篇评论胡适的文章，发表后受到好评，可人们哪里想到那是他高中二年级的作品。在高一的时候，李敖就写信给“学阀”钱穆，指出他文中的错误，钱穆甚为惊讶，好长时间不敢见李敖。李敖就说过，不止台湾出了个李敖，而是中国出了个李敖，“五十年在台湾，我自负得不做第二人想，虽然如此，作为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人、作为一个午夜神驰于人类忧患的人、作为一个思想才情独迈于千古的人，我实在生不逢时，又生不逢地”。李敖年纪愈大，自立自恃的本钱愈足，这样就愈快行己意，愈觉得这种性格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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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节：李敖的幽默策略和效果(2)
狷行一：
1979年，李敖的《独白下的传统》出版了，他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写道：“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
正当李敖在情人刘会云的陪伴下在家隐居将近两年半的时候，一个资深的出版家在台湾满世界地寻找李敖，他就是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先生。沈登恩先生仰慕李敖很久，早就有一个心愿，就是出版李敖的作品。
在余纪忠的默许下，在出书之日，《中国时报》副刊大幅刊出李敖的《快看〈独白下的传统〉》，接着又刊登出长篇李敖访问记《李敖变了吗？看他怎么说！》这是台湾报纸第一次重笔浓彩地大胆介绍李敖。至此，李敖复出的消息不胫而走！
李敖曾在该书简介中说：李敖自写《传统下的独白》闯祸起，被迫诉讼多年，一直翻不了身，这本《独白下的传统》是书名翻身，不是他。
狷行二：
1999年，凤凰卫视主持人杨澜访问了李敖，其中有这样有趣的对话：
杨澜问：“你曾说当代中国写白话文的第一名是李敖，第二、第三名还是李敖，你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李敖说：“我这回有一点要修正，当时我说的是五十年内、一百年内，现在可能要讲一千年内。”
杨澜说：“还是当时你的那句话：你们捧我很难过，因为你们还捧得不够，所以我要自己捧。”
李敖说：“这是文章的表达方式。一般难会说‘我的文章最好’、‘我的文章千古独步’，可我不这样表达。我说，五十年内或一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你看了以后会很气，不服气：‘你乱讲，你吹牛’，可是这句子你是忘不掉的。这就是我处理中文的能力。”
杨澜问：“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李敖??”
李敖说：“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去看哲学家狄亚杰尼斯，狄亚杰尼斯在一个木桶子里做日光浴，他对皇帝讲了一句话：‘请你不要挡住我的阳光。’皇帝笑，辞别以后讲了一句话：‘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希望我是狄亚杰尼斯。’我最后一句话告诉你，如果有来生，如果我不是李敖，我希望我是李敖第二。”
狷行三：
李敖在接受陈敏采访时，陈敏请李敖对现阶段的自己来个自我介绍。
李敖说：“仍然是老话：不认识我的人，喜欢看我的文章；认识我的人，喜欢听我讲话；了解我的人，喜欢我这个人。我李敖的做人比我的讲话好，我的讲话比我的文章好，光看我的文章，人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家伙，可是听到我的讲话，你便会觉得我比我的文章可爱，等你对我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你更惊讶——在李敖能说善道的刻薄的嘴下三十二厘米处，还有一颗多情而善良的心。我李敖只是叫，其实人不坏。所以在我家门口应该钉一块牌子，上面写‘内有恶犬，但不咬人。’”
狷行四：
一次，记者问李敖：“我相信你跟耶稣一样能为世人背十字架，可是耶稣的宽宏大度，总胜于你吧！”
李敖说：“不能这么说。耶稣的教义中有一条说爱父母胜于爱我的，就不是我的信徒。显示他不是那宽宏，很多地方，他并不是给人类带来和平，而是带来兵刃。在《新约》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记载。”
记者问：“你觉得自己像耶稣吗？”
李敖说：“是他像我，怎么我像他？我跟耶稣有两点是相同的。第一，我们都是先知。第二，我们在受审时，一句话都不讲，对官方起诉的罪名，不屑一答。两人不同的有很多。第一、耶稣没有受过理智的训练，他很多对事的看法，都是走火入魔式的、教棍式的。第二、耶稣有十几个门徒，我只有自己。第三、耶稣让妓女给他洗脚，我自己洗脚。第四、耶稣上十字架前，只受过鞭刑。那时没有电，所以没有电刑，医学也不发达，所以刑求时，也没让他吃药丸，也没有内科医生在旁伺候——使你肉体被刑求到最大痛苦，但不会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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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节：李敖的幽默策略和效果(3)
李敖性格中神性的部分很像耶稣，他自己也承认他对耶稣比较感兴趣。他曾说，他的爱心不比耶稣少，不然你以为我每天干的是什么？如果说不是爱心，那我每天所忙何来？
李敖狷行中表现出的狂言跟他的性格也相辅相成。
狂言一：我学问已经成精了，还要他们教我读书
有一次，记者陈依玫对李敖说：“有人劝你应该多读一点硬书，好好把握‘时代的主题’，去做点对中华文明的开展有用的工作。”
李敖马上答复道：“‘不要教你的祖母如何吃蛋。’我学问已经成精了，还要他们教我读书？”
狂言二：我是在战场上作战的，不是在战场上救护的
1983年3月，主张民主、自由的《深耕》杂志被当局禁止一年，记者问李敖对此有何感想？
李敖回答说：“我是在战场上作战的，不是在战场上救护的。想想看，在诺曼底登陆作战时，你在枪林弹雨中，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先冲上前去，占下水滩头堡，你顾不得别人的受伤或倒下了。这么多年来，我自己因义受难无数次，也见人因义受难无数次，我有点无动于衷了。”
1982年，李敖的《千秋评论》风靡台岛，为了提高战斗力，后来他以此这主轴，展开了党外杂志的大串联，为所有党外杂志拔刀跨刀。其中有邓维桢、邓维贤的《政治家》系、许荣淑的《深耕》系、周清玉的《关怀》系，林正杰的《前进》系，还有郑南榕的《自由时代》系。《深耕》杂志由于政治倾向鲜明，发表了针砭时弊的尖锐文章，首当其冲，被当局勒令停业。
《深耕》停业后，李敖更加紧锣密鼓地出版《千秋评论》和《万岁评论》，并为郑南榕的“争取百分之百的自由”活动出力。李敖打了一个比方说：“印度圣雄甘地，在带领群众，用和平方法去抢盐的时候，群众一排排被英国人捧打、踢倒，但甘地奋勇前进，并不救人，不是救人的时候，何暇救人！”有人问：“你太矛盾了吧？听说你是且战且救人的？”李敖说：“那可能是海明威那种，自己开救护车，可是也要放枪作战。好战又好管闲事而已。这样的人，上了战场，忍不住又做金刚又做菩萨。”
狂言三：康德一辈子也没离开过他家方圆八十里地，可是他是大思想家
李敖总喜欢骂别人是书呆笨蛋，他也曾说他“不为读书而读书”。于是引来了记者的发问：
“你的笔下常出现‘书呆’、‘蛋头’这类的字眼，可是你为什么没有自觉到，你说的可能就是你自己？像你这种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既少睡眠又少郊游的妖怪，怎么来了解人间万象与真相呢？”
李敖回答说：“康德一辈子也没离开过他家方圆八十里地，可是他是大思想家，而且他还教世界地理。教世界地理我也行，我在家卧游已久。”
看完李敖的这些狂言狷行，我们已经发现李敖一直被“酱”在孤岛，但却没有使他的心理趋于内倾和僵死。著名学者孙绍振研究指出：“中国人的传统心理是不欣赏锋芒毕露口出大言的人，而喜欢那些口齿木讷老老实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这种无声的道德标准一直延续到当代政治社会生活之中，我们总是倾向于说老实话、做老实人的教导。这对于我们继续发扬民族文化传统自然是一个很有利的因素，但如果过分拘泥地、绝对地理解这一点，对于我国民族幽默心理的养成却可能有害。幽默的意识至少在形式上、或者在语言的表层结构上，是与日常的道德意识不完全一致。自我调侃的方法之一是把自己有限的缺点夸大到荒谬的程度，甚至明明很聪明，却装作连普通常识都没有，说出一些显而易见的蠢话来，才显出自己在智慧、教养和道德上的优越。故作大言的幽默，其实是幽默中最易成功者，中国人之所以很少进入这样的境界，那是因为他们太执著，太认真，不习惯与‘忘我’。在创造欢乐的幽默气氛时，你必须暂时地把自己想象得伟大起来，让你的想象自由地飞翔，只有这样才能很自然地‘大言不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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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节：李敖的幽默策略和效果(4)
这样的结论用在李敖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伟人是很容易被脱手的在我们的文化语境里，李敖频繁地故作大言蠢言，显得如此的夸张怪异。而我们对李敖的幽默莫名惊诧也是因为我们对他的“泛道德化”观照。在“非道德化”、“去道德化”的视野中，李敖的这些“大言”“蠢言”一定会显得生趣盎然。
事实上，李敖还有意识地不让自己走得太远。在他看来，在我们的国度里，即使是伟人，也“是很容易被脱手的”。李敖的好友李宁有一次对李敖说，他日前去远东公司买衣服，缺两百块钱，女店员看她手中有新出的两本《千秋评论》说，你可以用李敖这两本书抵两百元。由这个故事，李敖想到丘吉尔。丘吉尔有一次坐计程车到广播电台做节目，到了电台门口，丘吉尔对司机说：“车不好叫，请你等我好不好？”司机说：“不能等你了，因为我要赶回家去听丘吉尔的广播。”丘吉尔说：“我会多赏你一磅。”司机说：“好吧，我等你，不听广播了，为了钱，管他妈的什么丘吉尔！”李敖说：“这两个故事的玩笑性教训是：伟人是很容易被脱手的。”
李敖自比伟人，几分狂狷几分自嘲。1992年初，李敖在荣民医院排队领药时，有两个妇人插队，被李敖痛斥一番。这时一位漂亮的女士回过头来对李敖说：“李敖先生，你的《北京法源寺》写得好极了。”李敖笑笑，想不起这美女是谁了，等她拿出名片来，李敖才想起来是郑淑敏。李敖说：“十多年前远流老板介绍过，你越长越年轻了，认不出你来了。”这时所有排队的人都很荣幸地看着大作家李敖，向他致意。伟人是不是就这样很容易被脱手呢？
从这里出发，我们深究下去就可以感觉李敖的狷狂面影和嬉戏人生下其实潜藏着一个悲剧感的李敖。在他的私人书信里，他说：
……
我认为，自大如果变为一种施教或武器，自大是可贵的。李鸿章、戴高乐，都是出了名的自大的人，他们在受别人气的国势里，居然能以气势凌人，以自大获得别人的慑服与尊敬，这真是了不起的事。但是，李鸿章、戴高乐他们这种大模大样的外铄，都因为在内心中，他们真的都有“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自许气魄，所以“诚于中，形于外”，就是有那种架式，并不是演戏，而是真的舍我其谁的。我这种看法，你以为如何？（《自大者言》1982年11月24日给彦增的信）对于这样的悲剧感，他理解得很深刻。我的悲剧是总想用一己之力，追回那浪漫的、仗义的、狂飙的、快行己意的古典美德与古典世界、但我似乎不知道，这种美德世界，如果能追回的话，还得有赖于环境与同志的配合，而二十世纪的今天台湾，却显然奇缺这种环境与这种同志。环境对于我，活像爬座雪山，愈爬温度愈冷；同志对于我，活像三轮追汽车，愈追距离愈长。虽然如此，我自己却奋然前进，继续升高与加速，我不在乎做悲剧的角色。《我的悲剧》李敖这种和时代、社会的错位感也不是一天养成的，而且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为和时代、社会的错位，李敖才有了冷峻、超越的观察立场，从而在荒诞和谑画的体验中进入幽默的大境界；也因为这样的错位，他和时代、社会之间充满了紧张，一般的人也很难感觉到他的内心世界，甚至生活上的种种不协调。
李敖和胡茵梦婚后生活并不幸福，两人的龃龉不断。胡茵梦看到，李敖的生活方式“就像一部精确的机器，在例行公事中规律地运作着，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听音乐、不看电视、不打麻将，可以说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只有工作”。
李敖说：“我的职业跟屠户有一点相似，就是每天要杀许多猪，只是他用刀、我用笔而已。”
其实李敖不乏朋友，认识的人很多，但与之深交的人却很少。李敖对自己画像是：“为人外宽内深、既坦白又阴鸷、既热情又冰冷，既与人相谐又喜欢恶作剧。”又说：“我为人很够朋友，也喜欢交朋友，可是我却愈来愈抑制自己，大不交朋友。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怕自己的时间过于浪费在朋友身上。有些人整天游手好闲、喜欢跟你聊天，我最怕交到这种朋友，因为实在没工夫陪他神聊，但这种人往往又极热情、极够朋友，你不分些时间给他，他将大受打击。所以一交上这种朋友，就不能等闲视之。这种朋友会出现在你面前，以怜悯的姿态劝你少一点工作，多享受一点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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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节：李敖的幽默策略和效果(5)
到李敖家做客的朋友，都知道他有一个奇怪的“待客之道”，就是绝不专心待客，而是要一边工作一连同客人谈话。朋友们也知道李敖这个特别的待客之道，也就不以为忤，有的甚至跟他一起做起活来，贴呀，剪呀，抄呀，捆呀，由客人降为苦工。
老友骆明道有一次拜访李敖，李敖也是采用了这个“待客之道”，后来骆明道向人怒诉道：“李敖是一个苦人，有福不会享，整天做工。你跟他谈话，他五分之四的时间都不抬头看你，谁吃得消他啊！我才不去他家呢！我宁愿跟他通电话。”
李敖笑了：“我和骆二哥通电话的时候，我用下巴夹住听筒，照样工作，他还蒙在鼓里呢！”
是的，李敖本人也这么说，有的人（李敖之流），做他朋友要头疼，不做他朋友要血压高。
李敖还有一句名言是：“一个人要会那么多干什么呢，对我来说，上床能运动，下床能暴动，如此而已。”
李敖“自大者言”联系着他的性格世界，这种性格也不是一天养成的，他曾经回忆道：我从少年开始，便有狂狷的性格（《论语》定义：“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年纪愈大，自立自持的本钱愈足，这种性格就愈快行己意。现在年华老去，更觉得贯彻这种性格的重要，以求上生中最后完成自我。——一般情形是愈老愈泄气，我却恰恰相反，愈老中气愈足、愈老愈“进取”、愈老愈“有所不为也”。所以，相对的，我在世俗眼中，就是愈老愈别扭。
我深知这一情形、我深知我愈老愈难与世俗相处，这也就是我一直要“战斗性隐居”的一个缘故。
狂狷的性格使我变得一切都“是非挂帅”，面对人间事，总先坚持“是非”做标准，在“是非分明”的标准下，其他的标准（像“交情”、“感情”、“利害”、“荣辱”、“人言”等等等等），我都在必要时不惜不顾。——李敖的可贵可佩服在此，李敖的“可怕”、“可恶”也在此。
狂狷达到最大“缺点”是不能容人容物，这是“是非分明”使然，因为“是非分明”，所以要拥护“是”、要打倒“非”，其间不能做乡愿。以“明辨是非”为职志的人要做好好先生，是对真理的最大亵渎。（《不愿自己也走慢了》）明乎此，我们也感到随着时间的变化，李敖也在调整着自己，有限度地对世界作出妥协和和解。所以他说：“在我表现狂气的时候，看起来有大头症、有自大狂，其实我内心深处，可自我谦虚得很。我常以出糗的故事，来浇自己多么有名的凉水。”他曾经讲过这样几个故事。
李敖犯事到看守所的第二天，就参加了放风，走到放风场，各路角头流氓向李敖打招呼，并奔走相告说：“看呀！胡茵梦的丈夫”，弄得李敖真是哭笑不得。
李敖无奈地叹息道：“我纵横文海20年，在文化界，声名盖世，可是要盖流氓界，却只能以名女人前夫显，名女人的确比我这名男人有名多呢。我改写宋人的词对自己说，这叫‘散步出黑牢，满楼黑袖招！’。”
“台湾当局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的一本厚厚的《台湾作家作品目录》，上面介绍胡茵梦的有整整一页，而李敖连一个字都没有介绍。李敖说：“可见在国民党钦定的名单中，胡茵梦是作家，而李敖连作家都轮不到，李敖之为无名小辈，可想而知矣！”
说到李敖的声名，以下两个例子，颇为滑稽。
有一次，李敖在“金蛋糕”糕点店吃东西，突然一名女侍者拿了一个纸板过来，请李敖签名，李敖很高兴，心想，想不到这里还有认识我李敖的。可当李敖听到侍女说“我们老板说了，每个客人都要签名”时，李敖才恍然觉得自己声名不过如此而已也。
还有一次，李敖的弟弟患肠胃炎，李敖介绍他到“新高原药房”找一位李大夫。新高原的李大夫有两位，一位是妇产科的，一位是肠胃科的，李敖认识的那位是肠胃科的，可是弟弟找的是妇产科的李大夫。李敖的弟弟告诉这位李大夫，自己是李敖的弟弟。那位李大夫忙点头道：“李敖吗？我认识她，她下个月就要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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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节：李敖的幽默策略和效果(6)
可是有时李敖的声名大过了头，也颇为滑稽的。
有一次在高雄,李敖向市警察局索赔时,一位副局长脸上堆满灿烂的笑容、十分热情地握着李敖的手，说：“李先生，我久仰你，我早就拜读过你写的《高山滚鼓集》！”其实，《高山滚鼓集》的作者是柏杨。
还有一次在台北,李敖路过大安分局,一名警察认出李敖来,拉着李敖的手说：“李先生,我久仰你,我早就看过你写的《野鸽子的黄昏》！”其实,《野鸽子的黄昏》的作者应为王尚义。
李敖感慨道：飞来劣书，空降头上，弄得啼笑皆非；但对劣书作者说来，也将生而切齿、死不瞑目吧？
所以，人都是渺小的，战士也是一个人，一个渺小的人。
中国文学是“小脚文学”李敖一边“膨胀”自我，一边表扬着自己的作品，他没有忘记他“战士”的本职岗位，他的攻击性的幽默自然不会遗漏中国文学家和中国文学，打倒对手，当然不失为抬高自己的好方法，因此，对中国文学家和中国文学的“调戏”是李敖“幽默调情学”一个分币的两面。
有一次，李敖的朋友陈敏访问李敖时，请李敖谈谈对中国文学的看法。
李敖说：“对中国文学，我个人早已从压根上失望。我看来看去，在我眼中的中国文学，只是可怜的‘小脚文学’。”
陈敏听得一头雾水。
李敖为什么说中国文学是“小脚文学”，这或许是他饱读诗书得出的古怪的结论。他说，中国文学的集体悲剧，乃是在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什么，它们所遭遇的共同命运，都是“被层层桎梏”的命运——被传统的水平观念缠住、被传统的社会背景缠住、被传统的意识形态缠住、被传统的文学词汇缠住、被传统的形式语法缠住、被传统的陈陈相因缠住、被传统的粗糙肤浅缠住??这样一缠再缠，中国的文学便一直在“裹脚布”中行走，不论十个脚趾如何伸缩动静，都无助于它一出世就被扭折了的重要骨头！
他说，这样子的悲惨命运，使五千年的庞大文学遗产，只表露了庞大的繁琐与悲哀。我们五千年文学中，没有大气魂的诗，没有大气魂的剧，没有大气魂的小说，也没有大气魂的作品。我们没有好的表达法，没有像样的结构，没有不贫乏的新境界，也没有震撼世界的文艺思潮。我们的“文学”至多只是在一首小诗、一阙小词、一段小令、一篇作品、一个小故事里打滚，我们“足以自豪”的任何作品，在新世界的文学尺度下，都要打回票。
李敖甚至举中国名著《儒林外史》为例，他说，一部《儒林外史》的部分好题材，在任何二流三流的西方文人手里，都不会有吴敬梓那样糟糕的处理、那么可怕的结构！而吴敬梓也算得上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特级文豪。李敖晦气地说：“我们真失败！”
李敖说，照笑话说，狗屁文章有三类：第一类是“放狗屁”，程度最轻，是人放狗屁，还不失为人；第二类是“狗放屁”，程度稍重，是狗在放屁，但并不整天放，只偶一为之；第三类是“放屁狗”，程度最重，是以放屁为常业，整天放屁，一放而不可止。由于中国人相信文章是大业，是盛事，是不朽的张本，是富贵的敲门砖，是“天地之精英，阴阳刚柔之发”，所以古往今来，文章特多，狗屁也就三类俱在，臭不可闻。
清算了历史，李敖折回了现实。在李敖看来，用狗屁来说明，实在不是骂人，而是一种评判标准。他说，所谓文章，基本问题只是两个：一、你要表达什么？二、你表达得好不好？两个问题是二合一的，绝不能分开。古往今来，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在没能将这二合一的问题摆平。
李敖说，产生狗屁文章的原因是：白话文的正宗基础太薄弱，胡适等人公开表示他们老一代的白话文是放小脚式的，提倡有心，创作无力；另一方面，白话文的起步一再误入歧途，它们走上“新八股派”、“新之乎者也派”等错路上去，乍看起来，捧来捧去，仿佛成功，实际情形却是做人成功，作文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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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节：李敖的幽默策略和效果(7)
而“奇迹”来自李敖这边——李敖自己认为，白话文在他手里，已经出神入化。在中国传说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必有不世出的人出世。因此李敖才说：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
文学贬完了，李敖自然拿文人拿作家开“扁”。首先从他的老师开始，他说：“姚从吾做学问如一只狗熊走进玉米园。”这句妙语是因为有一次有人问李敖：“你曾强调一个职业作家必须有坚实的知识基础，同时我们也知道您读过非常多的书，那么具备这种基础或读书的方法应该是怎么样的？”
姚从吾是李敖在台大的老师，知识渊博，学养深厚，课的确上得有声有色，令李敖佩服不已，而李敖的聪明多才，也使姚从吾另眼相看，他们便成了忘年交。后来姚从吾主持成立台湾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后，便主动把李敖拉到自己麾下，做该委员会助理。但曾经令他钦佩的姚老师却被李敖“扁”了。
李敖在《看谁文章写得好？》一文中对中国的古今文学家进行了一番评判，他最后终结了这样一句生动幽默的话：“中国的文学家都是穷兮兮的，非右手写诗，左手为文，两手推车不能活。”
李敖有一次突发奇想，说：“如果我是‘国税局长’，要抽三种税：一、医生写文章，抽税；二、画家写文章，抽税；三、诗人写诗，抽税。抽前两种人的税，为了医生和画家不务正业；抽后一种人的税，为了诗专务正业。”
李敖似乎对诗人并没有什么好感，他说，诗人实在不是一种正业。因为，照爱默生和梭罗等的说法——人人内心深处都是诗人，人人可以成为诗人，既然大家都是，为什么有人却专门以诗人自居，整天摇头摆尾，写那不知所去的狗屁？他们除了只会将一些抽象名词排列组合一阵外，弄出来的，全无丝毫意义。从这种观点来过滤，他们不仅不是诗人，反倒是骗子。甚至还不如骗子，骗子至少知道他持以行骗的内容是什么，可是要命的诗人呀，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
“穷”和“酸”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李敖在《我来揭文人的底》一书中是这样评价文人的穷困的：文人的穷困，一般人难以想象。也许文人好面子的缘故，他们大多不言穷；或者认准一谈到钱字，便有辱他们的清白，损毁他们的人格了。我混进了文人的行列，幸有小财。今撰此文，绝非幸灾乐祸，只想说明真相。为不致引起误解，让人骂我李敖是条疯狗，见人就咬，特以史为据，除去杜撰胡扯之嫌。
李敖在《最险的行当》一文中说：“自古艰难惟一死，平白无故夺人性命，天理难容；糊里糊涂做了野鬼，终该醒悟。说文人有用、有功，你就像个人样；说文人罪大恶极、狗屁不如，你就和臭虫没什么两样。”
唐伯虎才名满天下，时宁王宸濠对唐伯虎甚是钦慕，派人持重金到苏州去请唐伯虎，终于把唐伯虎请到了，他们让唐住别馆，对他十分优待，唐伯虎住了半年后，发现宸濠心怀异志，所为多不法谋逆之事，知道他日后一定会策反，便以狂态对宸濠。宸濠派人送东西给唐伯虎，唐伯虎则赤身裸体，大大咧咧伸直两腿坐在地上，并大声呵斥使者。使者回去，将其情形说告宸濠。宸濠说：“谁说唐生贤能，不过是一个狂生罢了。”便将唐伯虎送回苏州。
从唐伯虎和宸濠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文人，说你有用，你就像个人样，说你狗屁不如，你还不和臭虫一样？
文人不但无用，而且怪癖多。所以有人问李敖：什么人最怪？李敖说：那你先看看我吧！再看看干我这行的文人，哪个不怪？李敖感叹道：“文人都有些怪。这一定比别人多认识几个字有关。武有‘艺高人胆大’之说，文当‘笔硬人多怪’了？从文本是一件美事，也许有利有弊，它的并发症也不少，好好的一个人，渐渐变得举止有异，行为非常，一切都怪怪的，让人猜不透，摸不准，想不通，无奈之下，只能让人以‘一群怪物’戏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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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节：李敖的幽默策略和效果(8)
“扁”完了别人，李敖也没忘记捎带一枪刺一下自己，当然这次抖的是“花枪”。小骂帮大忙，我们会，李敖也会。
李敖在《没人怕你》一文说他昨忽做一梦，被人追杀，惊惧无奈，骤发高叫：“老子就是李敖，尔等鼠辈还不罢手？”
李敖想，我李敖也是个人物，应当管用。不料，人家不听尚可，一听却是齐发狂笑：“你小子不报出名号，我们也许下手慢点，你不是李敖吗？臭文人一个，鬼才怕你！”
李敖说他醒来后，汗落如雨，回思梦境，犹有不解。闲来翻书，见有一文，是说农夫竟然不理会孔子的弟子。
李敖自我安慰道：“敢情农夫都不怕孔圣人的高徒，我李敖还算个屁呢？”
反讽的是，李敖这个“自卖自夸”的大师竟然拿王婆说事，说：“文人比王婆厉害。”
李敖说起文人就没个完，特别不喜欢文人自吹自擂，他在《比王婆厉害》一文中说：
“王婆卖瓜”的故事不必细说，问题是：王婆自吹自擂，恃“瓜”傲物，若是撞上文人，她一定自叹弗如了。文人比王婆厉害，他们恃的是“才”，比“瓜”更傲的资本。
因此，就李敖而言，幽默不是无意识、被动的语言和写作惯性，李敖对自己所置身的现实语境，对于自己预先设计的读者人群有着清晰的认识。和其他的幽默者不同，李敖的幽默不是隐匿的，他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少有的自觉地让受众意识到“我要幽默了”的，这样对受众的提醒，李敖常常都是选择自己作为其中的角色和道具，通过夸张、变形，甚至是自毁形象，李敖把受众带入自己预设的幽默情境。所以就像我们前面指出的李敖的幽默更多的不是那种让你气定神闲地玩味出来的，虽然他并不缺少这样的才能，李敖追求的是幽默的戏剧化、表演性。对于一个性喜热闹的民族来说，这样的戏剧化和表演性很是契合受众的心理。我们在对李敖的观察中就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李敖的电视脱口秀和公众演讲其内容往往是我们在他的文字中通过阅读经验过的，但一旦转变成电视脱口秀和公众演讲，一种别样的接受快感就产生了。在这样的从视觉向听觉、视觉并举的转换，李敖的过渡很自然。这就意味着李敖已经找到一种现代汉语诉诸于听觉和视觉的语言奥妙。以前我们对于文学阅读和欣赏往往强调读者视觉接受和想象中的重构，但这样的重构由于因人而异变得难寻其迹，因此，读者和作者之间真正意义的对话关系很难建立起来。而现在李敖让我们发现语言可以是直观的、造型的，是富有表演性的，这样传统意义的读者之“读”的局限就被打破。
因此，从传统的阅读接受理论上是无法完全读解李敖的，大众传媒和李敖之间的选择是双向，所谓“双赢”的实现是建筑在李敖的文字世界具备当代传媒改造的潜力，这中间幽默是最有可能实现这样的改造的。应该说在这方面传统的相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从李敖对大众传媒掌控倒过来回到李敖的文字世界，我们就可以发现李敖的文学世界，李敖的幽默风格化的一面。李敖的幽默既以其批判精神彰显它的实践性和行动性，又以其语言艺术突出了现代汉语的表演潜能。往大处说，李敖的幽默至少说值得我们对现代汉语如何应对全球化背景下以英语为代表的借助意识形态疯狂渗透的语言侵略提供思路。从幽默这个小小的窗口我们就可以发现现代汉语的无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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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节：李敖的幽默逻辑(1)
第十章 我在陈述一个荒谬——李敖的幽默逻辑
一个正确的人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从上面一章我们发现幽默可以造势来开拓文学阅读的疆域，在一个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代，靠造势来聚敛人气还是很重要的，毕竟好东西总得有人看了才知道。李敖的书这一段时间在大陆各大排行榜的上榜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但也应该看到,说到底我们也不能忘记文学依然是一种讲究韵味的艺术。因此，衡量幽默之于文学之功就不能仅仅依据产生的阅读快感这样一个指标，那样的话从幽默的角度看李敖的文学存在可能就站不住脚了。
事实上，李敖的幽默是内外兼修型的。他的幽默得做两面观，在李敖的吆喝下进入了他的幽默“气场”，也许对于一般的人笑过了也就罢了。但如果转念去想李敖的幽默是他基本的幽默逻辑底线，这些逻辑底线或关乎李敖基本的世界观，或关乎他选择的言说姿态。李敖坚守这些逻辑底线表面看有的也许是出于文章技术学和斗争策略学的考虑，但假如一以贯之地坚持下来显然就联系着李敖安身立命的立场和世界观。而事实上，幽默的生成从根本的意义上还不是来源于装饰性的技巧，它应该是一种反讽，是个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和所谓的群体价值、意义世界的悖离。而如果我们生活在这样悖离的世界里却不肯放弃自己的价值和意义，那么幽默就产生了，当然这样的幽默是根植于世界的荒谬性和虚伪性的。
1997年2月14日晚，李敖到友人邓维桢家吃饭。邓维桢是台湾著名的报人和评论家，1968年从台大毕业后就创办了《大学杂志》，1974年，他和沈登恩、王荣文一起共同创立远景出版社,把李敖、金庸等作为首次联络的重要作家，与李敖过从甚密。
李敖做客邓家，在座的有不少政界要人，曾任民进党主席的许信良问李敖：“你到底如何在台湾定位你自己？”李敖回答说：“一个正确的人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
在我看来，李敖的悲剧感是基于他对“一个正确的人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的背谬的理解。在这样的背谬的世界里，正调是很容易被视为反调的，所以李敖干脆说：唱反调就是我的正业，我若不唱反调，反倒是失职。论断一个人，必须认清他是干哪一行的，干刽子手的，你不能说他是杀人犯，干刽子手的不杀人，反倒是失职；干监察委员的，你不能说他不忠厚，干监委的不揭人短，也反倒是失职；干我这一行的，职业特质就是唱反调，因为我的训练与造诣就是从不同角度看事情，不但反面，并且旁敲侧击，威风八面。这样做，对他们的垄断来，才算扳回一点点，才算公道和公平！（《论国民党的美感》）有人说作家这种职业的特质就是做“反派小生”，而李敖也自诩是“演技派”的。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决定了他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不是合谋、调情，而是反对、批评、异议。因为在寻求真理、维护真理的过程中，从反对、批评、异议、你东我西来着眼太重要了。尤其是在台湾一党独大、众口一声的情势下，更该如此。
李敖的幽默许多就是来源于这种正调不正，反调不反的谑画，如他自己对《李登辉的真相》的介绍：“李登辉上台，大家以为他是学者、是教授、是基督徒、是好人、是台湾人，没问题。可是先知李敖首先用证据拆穿了他，指出他是蒋氏父子的忠狗、是害同学被枪毙的卖友求荣者，是比蒋介石还蒋介石的坏人，你上当了。”比如《论定蒋经国》，他说：“中国人讲究盖棺论定。蒋经国只是盖棺，没有论定，有的只是众口一声的马屁与牛皮。李敖看不过去，乃以历史学家的法眼、思想家的透视，为蒋经国的生前死后，做了无情的论定。读了它的人，必然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是傻子！”
李敖在复旦大学讲演，有人提问他，“为什么说，你是白话文写作以来的中国写作第一人？”李敖的回答是：“为什么我说我是五百年来写白话文的前三名？因为我在陈述一个荒谬。拉丁文有一句谚语，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这件事情很荒谬，所以我深信不疑。”在一个相信存在唯一的“正调”的世界，不同声音很容易被判为“荒谬”，但李敖陈述着，并且坚持“荒谬”。所以李敖的幽默不仅是事实和谎言、真相和假面并置的谑画的喜剧性，更深层的是对世界理解的错位。
陈述一个荒谬，也许最接近真实。
李敖的方法：揭、批、查李敖的幽默艺术也体现了他本人的特质，即“李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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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节：李敖的幽默逻辑(2)
“李敖的方法”是“揭、批、查”，首先是用第一流历史家的训练，博览群书，比对史料，所谓“揭”人老底，然后试图“用猪脑的角度去剖析猪，以得出真相”，是谓“批”。为什么要这样怪招呢？李敖自己说：“因为国民党是浑东西，我们不可能按照正常情况来知人论事，它不是人脑的问题，而是猪脑的问题。因此，揭发黑暗国民党必须靠细腻的分析、准确的处理和深入猪脑的植入方式才行。像我颠覆国民党比雷震他们深入多了，我根本从思想上、历史上下手。国民党怕挖屁股，因为有烂屁股；但国民党不怕遗臭，因为它是水肥车。雷震他们总是辛苦挖烂屁股，而我则根本上推翻水肥车，证明臭大便来源必是烂屁股，于是形式上没直接挖，事实上却臭气尽出。例如我知道，要颠覆国民党必须先从它的图腾开始。”这最后的追根溯源，落实到“查”之上。
李敖批蒋介石，先后有《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蒋介石研究六集》六本专题研究的书，编了《拆穿蒋介石》、《清算蒋介石》、《蒋介石张学良秘闻》、《侍卫官谈蒋介石》四本专题研究的书，又策划出版了几十种批蒋的书，又跟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柏堡）资深教授、好友汪荣祖合写了《蒋介石评传》，历来研究蒋介石的中外学者，在这一专题上的成绩，自然无出李敖之右者。
至于李敖为什么老是要挖国民党的根？他曾经说：汉高祖刘邦做了皇帝以后，回到家乡很神气。元曲里头有一段描写他：“道是刘三，说什么汉高祖！”意思是说：根本就是小流氓刘三嘛，以前老是欠酒钱、菜钱、花生米钱的人，怎么一变而成什么汉高祖了。
国民党就像是这样子。国民党根本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党、一个胡作非为的党。到了台湾，忽然摇身一变，变成“大有为政府”了，要“跟民众站在一起”了，好像过去那种乌烟瘴气的事情都烟消云散了，并且把它的历史延伸到九十年之久了。变成国民党的革命史后，还把故去那些与它不相干的别人的革命史，都变成他们的。我觉得这太荒谬了，所以我要查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刘三就刘三，即使今天成了汉高祖，也不能说以前就不是刘三。
其次，因为过去他是刘三出身，他汉高祖的行为就有刘三的基础。所以我们要了解汉高祖，就必要了解刘三。这是一个历史的工作，绝不能只看现在这一面，一定要追溯过去。
还有，国民党的很多习性，并不是国民党本身的，而是他们传承中国传统很多坏的习性，所以要从根上来追究，才知道他们有多么黑暗，才能真正了解他们。否则，根本不可能了解他们。换句话说，不但了解国民党要挖他们的根，了解任何政党，都要挖他们的根，就是要寻根。（《党外·党内·性》）因此，李敖的“揭、批、查”的道德意义，比存信史的意义更难能可贵，因为这中间不仅贯穿着李敖式的“为国民争人格”的激情，而且有着更为修远的文化理想。表面上看虽然李敖后来从出道的文化批判转入更现实的社会批判，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他心中永恒的情结。
至于批判的效果，有人曾经问李敖党外在手段上表现得如何呢？
这一点李敖很是自豪，他回答：“现在党外跟国民党都斗得太粗糙了，批的不够细腻，挖他们的根也挖的不深。为什么我李敖厉害？因为我细腻。我每一次出拳都是重拳，这你们都看到的。以前我打胡秋原打得他不能动弹，他就吵说：‘这哪里是一个人干得了的事情？一定是一个集团搞出来的。’后来人家看到了我的书房，才相信是我一个人干的事。”“我就是看不过去，就是要在这岛上，给知识分子留下浩然之气的榜样。我的手法是霹雳式的，因为施的是天威，所以雷劈之下，不论首从。虽然以劈‘当路’的‘豺狼’为主，但是兼问‘狐狸’，有时也有必要。我蛮喜欢一幅漫画，画的是打猎家在家中墙上，以所猎动物头标本为装饰，但在墙脚下的老鼠洞旁，却有另一装饰，盖老鼠头标本也！此公对敌人一视同仁、葑菲不弃、巨细不遗、大的要、小的也要，真是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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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节：李敖的幽默逻辑(3)
“对死者鞭尸，对生者追击，这才是复仇者的公理啊！”
用猪脑的角度去剖析猪“李敖的方法”其根底是实证精神和考据功夫，这样的精神和功夫倒与胡适的治学方法有着渊源。
虽然李敖在有的问题上也有欠周详的地方，比如对鲁迅的议论，但台岛内外，李敖的实证和考据还是令对手穷于应付的，比如他针对李筱峰的倒戈相向：我还是我，可是李筱峰却如此多变。李筱峰这次文章中说：
一些自命“激进”的青年，却逃不过李敖的思想陷阱和文字障，常被李敖牵着鼻子团团转，“吃不了两天的斋，就想登西天”，……唯先知之命是从、唯“先知”之马首是瞻、唯先知之马屁是拍？其实，先知，先知，先个屁知！
我想，“一些自命‘激进’的青年”，看了这些谴责，就可能有点不服气，因为，对照起李筱峰的另一段话，他们会哑然失笑。一九八二年四月，李筱峰在《关怀》杂志第四期《灿烂的星辰》中，就有过这样的白纸黑字：
“文化太保”李敖出生于一九三五年的今天（四月二十五日）。这位特立独行的当代大文豪，提起笔来六亲不认，亦狂亦侠，但颇不温文。他喜欢挖中国传统文化的烂根，喜欢扒社会上、政治上的大便，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最后从一个“大作家”变成一个“大坐牢家”。据他说，他的才华不是天生的，而是“妈妈生”的。其实，他的才华不是最可贵；真正可贵的是，在他那带有“毒钩”的笔锋之下，蕴藏着无限丰沛的感情——对社会人间一种大慈大悲的感情。这种感情，不是一般抱持道德教条的人所能感受得到的。
试问，“一些自命‘激进’的青年”，看了李筱峰这种白纸黑字，他们会接受他的谴责吗？他们会大怒，说真正唯“先知”如何如何者，应该别有其人吧？李敖在他们笔下，还没被这么“想登西天”过吧？（《弟子多变，吾不欲观之矣！》）实证和考据中的立此存照，鲁迅也常常使用。实践证明，这是一种无须借助语言的装饰即能油然而生的幽默。
“用猪脑的角度去剖析猪”是李敖攻击敌人最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他所欣赏的施性忠也用得很熟练。施性忠在上世纪80年代以无党籍身份竞选为新竹市市长。他曾有诗赠李敖：大 哉李敖，党外之宝，五十逍遥，巨笔横扫。后施性忠因案停职并被判刑，李敖和施性忠真正是心灵上的默契，在施性忠生前坐牢之际，李敖给予他许多道义和精神上的支援。在施性忠自焚殒身之后谣言声中，逆流而上，称“施性忠才是真和尚”。因此，李敖谈施性忠，其实是在论自己。施性忠上面所说的重点，已经清楚显示了：用“刁蛮”，用“顽童”字眼来看施性忠，真未免把他给看拧了、看小了。正相反的，施性忠非但不“刁”不“顽”，反倒是最严肃的、“最循规蹈矩的”。施性忠最自豪的一点是他说“我每一条都依法”！??不论在国民党检查官查案的时候、或是国民党法官问案的时候，他都很义正词严的坚持了。即使在国民党订下的“规则”里，他“依法”也有这些权利：
一、他有市长权责里的行政权利。
二、他有被告拒绝证明清白的权利（就是你说我有罪，得由你来证明；我不负我无罪的证明责任）。
三、他有缄默的权利。
这些基本权利，是不容国民党剥夺的，更不容掌握司法的国民党剥夺的。中国人口口声声争人权，但是，争的却是口号上的粗枝大叶，很少原则上细部功夫。施性忠在他的案子上，却能从根本上发挥不给国民党“当作动物”耍的决心，并且以他的渊博、聪明、机智、地位和不屈，把这一发挥，做到了淋漓尽致。这一成果，是“施案”的第一意义，也是施性忠的真精神，我们要以“识其大者”的眼光来看“施案”，至于施性忠刁不刁、顽不顽，乃至案情本身真不真、假不假，其实都不重要，都是余事和小事情。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在整个“施案”的演变中，大家的毛病在过于“看热闹”了，而疏于“看门道”，因而把施性忠看作“卓别林式”的人物，其实“施案”的第一意义，施性忠的真精神，却有着最严肃的一面，而被一般人忽略，这是应该矫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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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节：李敖的幽默逻辑(4)
??“智慧者” 施性忠以他一个人的力量，鸢飞鱼跃，最后成功的著作成了他的“试验”。他终于向国民党展示了他“有‘不被当作动物’来玩耍的决心”，他为党外树立了最伟大的尊严，并且，在尊严以外，他戏剧性的“玩耍”了那些想要玩耍他的人。“他真是优秀的、高杆的战士”——在施性忠告辞离开我家后，我一直这样想。（《用他们规则，出他们洋相》）了解李敖“用猪脑的角度去剖析猪”的精髓，我们就可以来看李敖如何将这一招施之于李登辉。针对“当局在重审旧案中，发现李登辉曾是台共分子。由于李登辉确曾脱党，再加上有力人士为保，李登辉，总算幸免于难”的报道。李敖分析道：国民党情治机关抓“匪谍”，抓到的大多是两种“匪谍”，一种是“假匪谍”，一种是“阿公阿婆匪谍”。“假匪谍”根本与共产党八竿子打不到，只是十足的假案，不去说他；“阿公阿婆匪谍”却非常麻烦，这种匪谍”只是他们年轻时代“偶一失足”，加入过共产党或共产党外围组织，不久即行脱离（也许是正式一刀两断，也许是开小差，反正绝非共产党就是了）。因为当年加入，是秘密的；事后退出，也是秘密的，一切来去，都是私订终身或私下解约，自然也就没什么了。可是这种情形传到国民党耳朵里，却绝对不是没什么而是有什么，国民党是绝对不承认这种私相授受式的退出共产党的，国民党要抓人。于是，一波又一波的“阿公阿婆匪谍”，便入笼了。??匪谍李登辉案”一检查，就知道当年李登辉之退出共产党，是私相授受式的退出的，绝对不合乎国民党御用大法官的解释、更不合乎国民党情治单位认定“匪谍”的习惯。（《李敖答问之三》）说到底，幽默还是智慧的艺术，插科打诨、嬉笑怒骂可以生长成为幽默，但如果仅仅是插科打诨、嬉笑怒骂，即使能称为幽默也是无根的，自然也经不起反复咀嚼和回味。李敖的幽默无论是热烈，还是冷峻；无论是辛辣，还是俏皮，都会让你有憬悟之感。结尾 多余的话：李敖炼成幽默大师了吗？
李敖炼成幽默大师了吗？我们一开始就在追问这个问题，它决定了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的意义。也许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李敖。《新周刊》陈艳涛的《李敖十副面孔》说李敖是：“追梦人、北京人、秀哥、情人、搅史棍、骂匠、文人、商人、大师、讼棍”：李敖是名词、形容词，还是动词。他是台湾岛上的，是北京的，是中国的，是历史的，还是现代的。是魏晋狂士、国故篓子、文化商人、政治明星兼娱乐明星，还是一个怪物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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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先是以反传统、反权威的激烈姿态登上台湾文坛和思想舞台，接着又以反国民党专横独裁的“斗士”形象出现；他还能以参与者的姿态把政坛搅得颇不安宁，坚持特立独行与狂妄。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大师级人物纷纷沉寂与谢世，和低调淡薄的他们相比，活着的李敖更接近填补历史空缺的大师。该有的面孔似乎都有了，说得也很有道理，但是没有“幽默大师”的李敖的面孔好像让我们很陌生。如果你说，大师还在修炼的途中，那就先称他为“幽默工作者”吧。我要说的是，炼成了大师与否，姑且不论。李敖之于幽默，之于鲁迅、林语堂、周作人这几位以“流氓”、“土匪”出道的幽默大师，李敖，你还记得你曾经的豪言“李敖，李敖，李敖”！可是现在你似乎已经志不在此。就在最近，你才给自己定了位，你太想成为“历史家”了。
但我们今天只想给现代幽默家行列的“坏小孩”定位。
我们应该正视一个基本的事实，1936年鲁迅的逝世曾经意味着一个文学传统的终结。这个传统是伴随着现代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的成长形成的，以独立精神为核心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传统。它起于《新青年》的“随感录”，在20世纪20年代的《语丝》和《独立评论》达到鼎盛，以后逐渐式微。当鲁迅孤独、决绝地反抗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和文化围剿的时候，曾经和他一起倡导“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的《语丝》同仁，或者退回艺术的象牙塔，或者将幽默退化为“搔痒痒”。而李敖的崛起，让我们看到一个伟大文学传统的延续和光大，而且李敖以他的实践证明：幽默不是战士的天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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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节：李敖的幽默逻辑(5)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李敖拓展了汉语写作的可能性。这不仅仅指幽默生成的语言技术，虽然这样的技术是李敖幽默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李敖大词小用的“降用”，他说：“女人要买新衣服，包括两个要件：一、驱逐旧衣服；二、迎进新衣服。”比如他歪曲语意，同时也赋予新意，他说：“女人对‘美化环境’永不灰心。民国五十三年春天，我在一家旗袍店看到考试委员张默君女士，那时她已经八十开外了，还在旗袍店左量右量量三围。我当时实在感到上帝对她太残忍，他实在不该把张女士的身体外缘‘罚’成平行线，因为女人究竟该是女人，不是水桶啊！”他说：“种因的时候，要认清成功不必在我，但努力必不唐捐，你可能等不及了，但你无心插的柳、有意栽的花，却迟早一一兑现，给后人‘寻花问柳’。”比如以谬对谬的“谬对”，针对因《求是报》广告有“男人喊爽女人叫”竟遭封杀，他讽刺当时国民党政权的“新闻局长”邵玉铭，他说：“‘邵玉铭’三字，也就无字不淫。其中‘玉’字，不见于字典，别有他义，他义不是别的，就是女性生殖器。所谓‘品玉’一词，就是舔女性生殖器，来自拉丁文所谓之cunnilingus者也。??试问这样子歪解以答，邵公其爽也乎？”比如变换语序的“换序”。他说：“有人插柳成荫，有人插阴成柳——同治皇帝得了花柳病，就是人证。”还有别人有听他“谈吐”，他却说，他没有“谈吐”，只有“吐痰”。比如敏捷的对句更是他的长项。他说：“男人因心老而结婚，女人因脸老而结婚”；他说：“恋爱是喜剧；结婚是悲剧；离婚是闹剧。恋爱是追求；结婚是追打；离婚是追杀。”当然还不只这些，举凡幽默技术，像断取、双关、飞白、仿拟、移用、装佯、归谬、夸张、戏推等等，李敖几乎无一不涉，但我所说李敖拓展了汉语写作的可能性，则不仅仅是这些，这些有待语言家去研究，而且如果仅仅是这些的话，李敖的幽默可能真的要流于“贫嘴”了。
我说，李敖对汉语写作的贡献在于他拆除了语言俗与雅之间的壁垒和樊篱。像这样，“原来真正灵肉一致旧艺综合体，乃是古代的窑姐儿和日本的艺妓。这些女士们，不但会饮酒赋诗、小红低唱，同时还会举手投足，‘教君恣意怜’。不料后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身亦不古，并且身心不再合一。女人‘灵’的一部分，已上升到女作家皇冠上；‘肉’的一部分，已下降到江山楼的‘卡经卡经’派，以致心物二元起来。弄得前者启灵过分、后者泄欲太多，活像祭孔的‘牺牲’——既不灵也不肉。”（《寻乐哲学》）在这里，中国文学惯性的雅驯和俚俗、精英和大众的语言的界限被彻底打破。这是李敖式的幽默——让知识分子雅驯的、精英、书面的语言契入俚俗的、民间的、口头的语言，语言的并置产生一种对照中戏谑和喜剧的效果。还不仅是如此，李敖的幽默语言在于他打开了一个“非文人”传统的语言世界。由于这个世界长期以来处于一种边缘和压抑的状态，所以这个世界的语言是俚俗的，但却有一种来源民间的新鲜、活泼和力量。这在李敖的语言里表现为对“猥亵语言”的偏好，可以这样说，李敖是汉语写作中，将“猥亵语言”运用到如此程度的第一人。因为李敖，被赋予了政治和文化内容的“猥亵语言”不再停留在口耳相传的民间状态，通过报刊和电视等等现代传媒迅速传播和扩散。李敖呈现了汉语幽暗，但富有生命活力的一面。不仅如此，李敖还开创了汉语的“声音”潜力，李敖说：“我的文章能很快的抓住重点，然后用最简单的话表达出来。至于表达的方式，我很重视声韵，所以我的文章是可以‘读’的，包括里面粗野的话，读起来气势很壮，像篇演说稿一样。”
李敖为政治而文学，为快乐而文学，李敖更是为大众而文学。知识、文学在李敖手中，不再意味着炫技、愚民、惑众，李敖说：“我并不敢否定知识的价值，但我反对把知识作严肃、高贵、麻烦的使用。”“群众”成为李敖检验他的作品的真理，“第一，我书的销售量应该是个很好的考察度。其次，报纸还用我，表示我还没有被群众遗弃。第三，群众反对我，我并不悲观，我觉得群众都是可以改造的。”所以书斋是李敖的武库，但李敖不是仅仅属于书斋的。李敖不是我们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在回答龚鹏程的提问时，李敖说：“有人说我写文章是诈疯装魔，不错，我就是要打倒目前这种严肃的、虚伪的文风，所以我用了那么偏激的观念和手法。当然你们会说我这种文章有流弊，但是主要的打击面我打到了。我就是要证明你们这些文章是狗屁，而我的文章是虎虎生风的。我认为台湾就是没有这种偏激之风，这种偏激之气用什么来表现？用文章！??我可以坦白地讲，要影响社会，首先必须要有发言权。这是一般知识分子所最不能了解的，他们以为只要自己有才，就可以推销出去，推销不出去怎么办呢？就‘怀才不遇’了？为什么要遇呢？遇有许多条件，包括一切运气与媒介，光有才是不够的。因此一个人要取得发言权，就必须制造一个为群众所注意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你所说的商业气息。你讲话他不看，我讲话他看了？注意我的动态，他要注意我说些什么。”
因此，现在我要说：李敖继承了一个伟大的传统，那是由鲁迅、周作人、胡适、林语堂、陈独秀等所开创的文学启蒙传统。同时李敖又在开创着一个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李敖正在改写着现代作家的生存和写作方式；在这个传统中，文学是行动的，他批判现实，同时参与现实的建设；在这个传统中，文学家是行动的，他必须面对广阔的世界去写作。至于这个传统伟大与否，我们需要假以时日，我们需要给李敖时间。但如果有一天这个传统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写作惯例，许多对文学怀有梦想的人一定会重新树立对文学的信心。
也许我同样在陈述一个荒谬，因为我面对的就是一个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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