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txt下载 苦难辉煌

《苦难辉煌》内容简介

 　　20世纪在世界东方，最激动人心与震撼人心的，莫过于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龙、从百年沉沦到百年复兴这一历史命运的大落大起。在这一命运形成过程中，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这四大力量，以中国大地为舞台发生了猛烈碰撞。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国民党人以三民主义、日本昭和军阀集团以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展开了一场舍生忘死的较量。皆宣称自己的主义救国救民。皆为实现自己的主义在所不惜。毛泽东、斯大林、蒋介石和昭和军阀集团精英处于同一时代，他们身后所代表的三种主义在中国的冲撞与较量绝非历史巧合。本书从这些非凡事件和非凡人入手，对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恢宏壮阔的这段中国现代史进程，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景式揭示和深入剖析。震撼世界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正是这四股力量在中国大地理想冲突与实力较量的结果。红军青年将领与蒋军青年将领的生死搏斗之间，日军少壮派军阀坚决踏倒三个首相疯狂侵华。中国地方实力派又企图在红军与蒋军、南京与东京之间夹缝求生。内外矛盾冲突空前尖锐，相互斗争局面极其复杂，各派力量的策略转换空前迅速；每一方的领袖和将领皆在较量中淋沥尽致地展现自己全部能量，从而在历史中留下深深的印痕。斯大林纵横捭阖，蒋介石纵横捭阖，毛泽东只有率领工农红军穿越万水千山；既要摆脱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又要面对共产党组织内部的争论与妥协，弥合与分裂。正是通过万里长征这一中国共产党人的炼狱，通过严酷的围堵、不尽的跋涉、惊人的牺牲、大量的叛卖形成的地狱之火，使中华民族探测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深度和时代宽度，最终完成了中国历史中最富史诗意义的壮举。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也由此成为一只火中凤凰，从苦难走向辉煌，从此吹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性号音。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一，孙中山的困惑

　　二，钢铁斯大林

　　三，谁人看中毛泽东

　　苏俄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斯大林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托洛茨基的警告与斯大林“挤柠檬”。陈独秀也须看共产国际脸色。蒋介石的悲剧，在于与毛泽东同时代。

　　各方都力图破解：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

　　他们的生命都没有超过一个世纪。但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历史，却要被不尽的后人运用不尽的观点，一个世纪一个世纪描述下去。

　　历史不论多么精彩纷呈、多么惊心动魄，当活动于其中的那些鲜活的生命逐渐消失之后，也就逐渐变成了书架上一排又一排的故纸。

　　静悄悄的图书馆内，靠角落那个书架上，有本如秋叶般枯黄脆裂的书，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十月重庆初版。翻到第195页，见一篇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记:

　　……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

　　颇像一部拙劣惊险小说的开头。可以想见，当年写到这里，握笔的手定在不住颤抖。接着往下写:

　　……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卒不得钥，乃越墙而出。 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住，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巅陡绝，攀援摸索而上……

　　竟然连“离地丈许”的高墙也认为“不难跨越”，上墙之后未及细看又飞身纵下而跌入深沟，出逃之狼狈仓皇与求生之急切鲁莽，浑然一体。

　　难以想像，这个越墙攀山身手不凡人已逾五十。

　　他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所记之事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史称“西安事变”。

　　事变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审蒋、除蒋。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4日红军将领致张学良、杨虎城电，15日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都是这个态度。

　　事变第三天，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毫无疑问， 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认为张学良是日本特务，事变乃日本阴谋所主使。

　　日本政府则认为莫斯科同张学良达成了“攻防同盟”，张学良是苏俄工具。苏俄才是事变真正的后台。东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 “中国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的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

　　南京方面何应钦调兵遣将要动武，宋美龄穿梭引线欲求和，戴季陶摔椅拍桌、大哭大叫，连平日颇为持重的居正也用变调的嗓音呼喊: “到了今日还不讨伐张、杨，难道我们都是饭桶吗!”

　　凡此非常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立有一席之地的，无人是饭桶。

　　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人们能够轻松觉出每日每时不息不止的量变，却不易觉出行将到来或已经来到的质变。

　　1936年12月12日，当中国政治包含的量变已经足够之时，所有各方便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猝不及防地推到了前台。

　　历史来到十字路口。

　　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苏联和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都在既谨慎又顽强、既坚定又游移地探索自己真正的位置。表白着自己的立场，又修改着自己的立场。表白的同时又在修改，修改的同时又在表白。

　　在华清池跌伤了腰腿的蒋委员长，更是一瘸一跛来到十字路口的。

　　事变大起大落，他也大起大落。先不屈不挠翻墙越院求生，后不管不顾躺在床上寻死；先当着张学良的面，明骂其受赤党指使；后又当着周恩来的面，暗示想念在苏联加入了赤党的儿子。

　　委员长方寸大乱。他连衣帽都未穿戴整齐，沉重的历史帷幕便落下了。只容他将终生最为心痛的一句话，留在那页干枯得几乎要碎裂的日记上:

　　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 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 (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

　　和共产党苦斗8年，最后就差了两个星期。8年共2920天。两个星期为14天。8年与两个星期之比，为1000:4.7。所谓差之毫厘，便失之了千里。

　　他把这句话一直默念到1975年4月5日农历清明节。

　　该日深夜11时50分，他在台北市郊草山脚下的士林官邸内病逝。

　　共产党人终剿不灭，是其终生不解之谜。

　　生命不在了，民国三十一年重庆版的日记也化为纸灰，谜底却依旧留在那里。

《苦难辉煌》前言

　　我从哪里来？

　　我们从哪里来？

　　所问像生命一样久远和古老。

　　不仅是未来对过去的寻问。是大树对根须的寻问。是火山对岩浆的寻问。是有限对无垠的寻问。

　　我们曾经是奴隶。否则不会有从1840到1949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

　　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不会有从1949到2050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

　　与波澜壮阔的历史相较，人的生命何其短暂。幸福起来的人们于是不想承认自己曾经是奴隶，也不屑于承认曾经有过英雄。不知不觉中，自己那部热血奔涌、震撼人心的历史被荒弃了、抽干了，弄成一部枯燥、干瘪的室内标本，放在那里无人问津。

　　历史命运蜕变为个人命运，众生便只有在周易八卦面前诚惶诚恐。

　　我们没有在丢掉自己的宝藏么？

　　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好比鸟爱自己的翅膀，请勿撕破我的翅膀！

　　不能深刻感触过去，怎么获得腾飞的翅膀？狄德罗说，除去真理和美德，我们还能为什么事物感动呢？把他的话反过来设问：若除去个人富足便不再为其他事物感动，该怎么获得挺直身躯的脊梁。

　　钱包鼓起来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么？

　　皆从个人苦乐出发，中华民族永远出不了孙中山，毛泽东。不是要你到历史中去采摘耀眼的花朵。应该去获取熔岩一般运行奔腾的地火。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吕西安·费弗尔说过一句话：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费弗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法西斯德军枪毙了，他的话语仍然在新世纪全球动荡的回音壁上回响。对中华民族来说，需要前仆后继的事业依然在继续。我坚信，今天为中华民族复兴默默工作与坚韧奋斗的人们，必能从我们的过去吸收丰富的营养。

　　不论我们如何富强，也永远不要改变国歌中的这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不论我们如何艰难，也永远要记住国际歌中的这一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物质不灭。宇宙不灭。唯一能与苍穹比阔的是精神。

　　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就是民族脊梁。谨以此书献给过去、今天、未来成为民族脊梁的人们。他们历尽苦难，我们获得辉煌。

一、孙中山的困惑　

　　新中国的中心是北京。
　　北京的中心是天安门。
　　天安门的中心又是什么呢？是那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年年月月，不论白天还是黑夜，画像上毛泽东那双睿智眼睛，通过面前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注视着新中国的人民。几乎所有中国人和世界上很多人，都把天安门和毛泽东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又有多少人知道，毛泽东最初并不喜欢天安门。他说天安门太高了，高高在上不好，要在天安门下面，跨在金水桥上搞一个二层的矮台子，观礼时离群众才近。至于天安门后面的故宫，他只在1954年4月三次登城墙绕行一周，一次也没有进去过。为什么最终没能在天安门前另搞一个矮台子？因为破坏了总体建筑格局，各方面都反对。为什么后半生居中南海与故宫仅一街之隔、三次登故宫城墙却不愿去里边走走？其中缘由今天已经无人能够知晓了。不管毛泽东的主观意志如何，风风雨雨中的无数次游行、庆典和检阅，把他和天安门溶为了一体。别的地方看不见毛泽东了，天安门能够看见毛泽东。有天安门在，就有毛泽东在。过去每逢节日或重大庆典，天安门广场毛泽东视线之内，还要挂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以及孙中山的巨幅画像。
　　后来，马、恩、列、斯画像不挂了，但孙中山的画像依然准时地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前。
　　孙中山，毛泽东，中国革命最为杰出的两位巨人，隔着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年年月月默默相望。
　　一人生于1866年，一人生于1893年，相差27年；
　　一人逝于1925年，一人逝于1976年，相差51年。
　　这两位革命巨人、现代中国的奠基者，他们之间真正互相理解么？
　　18岁时，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
　　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说，1911年他考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看到同盟会党人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上面刊载着广州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从此，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
　　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看到的第一份报纸。“我是如此地激动，以致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
　　第一份报纸导致的第一次政见是什么呢？
　　风吹日蚀，湘乡驻省中学校园墙上，一个来自韶山18岁青年写的那篇东西，早已无踪无影。幸亏还有个冒险闯进陕北的斯诺，通过他毛泽东能够把那篇政见的内容留下来: “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康、梁是早年毛泽东心中的偶像。梁启超写的很多东西他一直要读到能够背诵。在梁启超一篇文章上，青年毛泽东有这样一段批语:“立宪之国家， 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
　　当年毛泽东崇拜康、梁，赞成君主立宪。
　　但一个孙中山横空出世，便夺去了他心中的第一把交椅，他的“第一篇政见”就抛弃了君主立宪而改为共和。他提出来的不再是君主，而是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虽然康、梁与孙中山的区别他不甚清楚，还将三人揉为一体，但孙中山对毛泽东影响之大，震动之深，可见一斑。
　　孙中山知道毛泽东么？
　　他年长毛泽东27岁。1925年3月他在北京病逝时， 毛泽东正在湖南家乡搞社会调查、办农民协会。后来震惊中外的湖南农民运动，当时还只是运行的地火。
　　但孙中山知道毛泽东。在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一大”上，有两个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共产党员，以能言善辩、词锋激烈给国民党元老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是李立三。另一个就是毛泽东。
　　李立三单刀直入，大段大段阐发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率直批评国民党的言论；毛泽东则主要以孙先生的说法为依据，论证自己的观点。
　　许多国民党人惊异地注视着这两人，连汪精卫也发出由衷感叹: “究竟是五·四运动的青年!”
　　孙中山以赞赏的眼光，注视着中共的这两个新锐。他亲自批准毛泽东为章程审查委员。
　　但孙中山所知道的热血青年毛泽东，毕竟不是后来那个集建党、建军、建国之誉为一身的毛泽东。客观讲，如果没有俄国十月革命，孙中山、毛泽东这两个背景和性格都差异巨大的人，他们的生命轨迹也许永远不会交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改变了一切。但最先听见这声炮响的中国人，既不是孙中山也不是毛泽东，而是北洋政府的驻俄公使刘镜人。1917年11月7日，刘镜人给国内发回一封电报：“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势力益张，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这是最早向国内传递的十月革命即将发生的信息。刘镜人例行公事对北洋政府外交部进行情况报告，并不知道震撼整个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在他眼皮底下发生。次日，刘镜人再发一报：“广义派联合兵、工反抗政府，经新组之革命军事会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经该会核准，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夺国库，占车站……现城内各机关尽归革党掌握，民间尚无骚扰情事”。这是最早向国内传递的十月革命已经发生的消息。刘镜人的俄译汉有些问题，布尔什维克本应译为“多数派”，却被他翻译为“广义派”，让人看了有些摸不着头脑。翻译有些问题、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的这些电报送到北洋政府外交部，也因电讯不畅整整晚了20天。外交大员草草阅过，便被撂在一边。北洋政府的外交当然是以各协约国的立场为立场，所做的决定也如出一辙：拒绝承认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召回公使刘镜人。无人想到刘镜人发回来的很快被归入档案的电报，喻示着世界东方将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会有中国共产党么？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会有毛泽东么？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会有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么？如果不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孙中山、毛泽东的生命轨迹能够相遇么？历史的奥妙，在于它可以包含无穷无尽的假设。历史的冷峻，又在于它总把假设永远置于假设。结论是明显的：十月革命使中国奔腾运行的地火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被那场俄国革命所促发的历史合力推向一起。被革命之力推向一起的中国国民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未来走向，判断却截然不同。包括孙中山本人。

　　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估计判断，集中体现于1923年初的《孙文越飞宣言》。
　　这是一份国民党人经常引用、共产党人很少引用的宣言。后来出现的国共分裂及共产国际以苏联利益为中心干涉中国革命的倾向，都能从这份宣言的字里行间发现阴影。
　　越飞是老资格革命党人，真名叫艾布拉姆·阿道夫·亚伯拉罕维奇，克里米亚人，1908年就同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编辑《真理报》，1917年十月革命时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2年8月，他以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来华担任全权大使，肩负两个方向的使命:
　　在北方，与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实际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中东路和蒙古问题，维护苏维埃国家利益。
　　如果北方受挫，就在南方帮助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
　　来中国之前，他绝对没有想到要和孙中山签署什么联合宣言。
　　到中国之初也没有想到。1922年8月19日，越飞在北京还给吴佩孚写了一封信，说吴将军“给莫斯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提议密切双方合作。
　　结果吴佩孚在中东路问题和外蒙古问题上毫不松口。越飞在北京半年，工作毫无进展。于是他重点转向发展与南方政府关系，实行以南压北方针。
　　1923年1月17日，越飞以养病为名赴上海。在沪十天之内， 几乎每天同孙中山或孙中山的代表张继接触。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公开发表。
　　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宣言第一条: “……孙中山博士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越飞先生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充分的民族独立。”
　　孙中山、越飞，一个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个是苏联政府同时也是共产国际在中国代表。两人皆不以为中国存在马列主义生存发展的土壤；皆认为中国不存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条件。
　　孙中山的不信，一半出于对三民主义的信念，一半出于对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担心。所以他一定要用宣言的形式肯定“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
　　越飞的不信，则全部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为了换取孙中山对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的承诺，以实现以孙压吴、以南压北。
　　所以又有了宣言第三条、第四条: 双方认为要以谅解的态度解决中东路纠纷，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解决现行铁路管理法；苏俄声明无意使外蒙古与中国分立，孙中山表示苏俄红军不必立时由外蒙古撤退。
　　孙中山的主要兴趣在第一条。这是越飞的让步。
　　越飞的主要兴趣在第三、四条。这是孙中山的让步。
　　《孙文越飞宣言》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没有这份宣言，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改造，就没有国共合作，然后也就不会有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它既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判断和规定，也是新生的苏联将其斗争中心由世界革命中心转向苏联利益中心的启端。通过这份宣言，苏联在中国第一次完成了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交换。

　　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发表，他召集核心干部征询意见。
　　联俄大家都无问题，因为不论在道义在财政还是在武器在顾问，都需要苏俄提供强有力的支援。争论的焦点在联共。
　　汪精卫同意联俄，反对联共；
　　廖仲恺则赞成联俄联共，认为既联俄，就必须联共；
　　胡汉民介于汪、廖之间。
　　应该注意一下胡汉民。他的论点十分奇特: “无政府主义者离我们比较共产党员更要远些，对待无政府主义者尚且如此，容纳共产党员入党有什么可怕的呢？”
　　他向孙中山建议，先对共产党人有条件地收容。条件是“真正信仰本党的主义，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收容以后再有依据地淘汰。依据是“发现了他们有足以危害本党的旁的作用，或旁的行动”。
　　胡汉民的观点对孙中山影响很大。后来孙中山采纳有条件联共的主张，不同意实行党外合作，坚持让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施“党内合作”，主要就是出自胡汉民。孙中山认为最理想的，是先用共产党人的力量改造国民党，再用国民党人的纪律约束共产党。
　　他既联俄，又不相信中国可以走俄国人的道路。既联共，又不相信红色政权可以在中国建立、生存和发展。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在这里陷入了两难。
　　1923年11月在国民党“一大”前，邓泽如、林直勉等十一人以国民党广东支部名义呈孙中山一份《检举共产党文》，指责共产党人“此次加入本党，乃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加入”；“实欲借俄人之力，耸动我总理，于有意无意之间，使我党隐为彼共产所指挥，成则共产党享其福，败则吾党受其祸”。
　　党内合作本是孙中山自己的主张。所以他在批语中维护共产党人、批评了邓泽如等人疑神疑鬼的话。但孙中山还有另外一些批语，在我们自己编纂的史料中却不多见了。
　　在今天一段我们基本不引用批语中孙中山说，先前共产党人“所以竭力排挤而疵毁吾党者，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乃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学问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愚，且窥破彼等伎俩，于是大不以彼为然，故为我纠正之”。看来马林与孙中山的谈话和所提的建议，都被孙中山认为是“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学问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愚”、“故为我纠正之”的表现。所以他对邓泽如等人表示，共产党人“既参加吾党，自应与吾党一致动作；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

国共合作-1924.广州-赵建成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就在这种复杂的心理因素和组织因素之下开始。
　　1924年1月，由孙中山主持，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几乎占委员总数的1/4。谭平山出任组织部长，林祖涵出任农民部长；在国民党最强大的一个执行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当了组织部长胡汉民的秘书；恽代英则当了宣传部长汪精卫的秘书；文书主任邵元冲未到任前，毛泽东还代理了执行部的文书主任。
　　在共产党人表面获得成功之中，国民党“一大”新设立的一个组织却被共产党人忽略了。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把共产党人忽略了。
　　这就是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国民党组织松散，历史上从来没有专设监察机构。同盟会的司法部，中华革命党的司法院、监察院，都未真正行使过职权。其实际职能仅是“赞助总理及所在地支部长进行党事之责”。1912年组建国民党时，连司法、监察的条文也未罗列。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党章，却专门设了第十一章《纪律》。孙中山、胡汉民在会上特别强调了纪律的重要。胡汉民专门作说明说: “嗣后党中遇有党员破坏纪律，或违背主义，当加以最严厉之制裁。”
　　这一章专对准共产党人而来。
　　执行纪律的操刀者，既中央监察委员会。
　　国民党“一大”选出中央监察委员5人: 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持；候补中央监察委员5人: 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
　　10名中央监察委员，无一名共产党人。
　　孙中山允许共产党人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部长，却不允许他们成为国民党的监察委员。他想通过中央监委执行纪律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有所防范，所以才有了十名监察委员全部由国民党员担任的精心安排。
　　从实质上看，国民党的联共政策是联俄政策不得已的产物。孙中山希望随着时间流逝，把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逐渐消化在国民党内。
　　如果不能消化呢？
　　1924年10月9日，在一封写给蒋介石关于组织革命委员会的信中，孙中山说:“而汉民、精卫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所以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此种手段，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
　　孙中山对与共产党人的破裂，并非毫无准备。他认为只有置共产党人于国民党领导之下，才可防制其制造阶级斗争。而北伐军事一旦胜利，纵使共产党人想破坏国民革命，亦势所不能了。
　　“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国民党以外而已”；不注上言者姓名，你敢相信是孙中山说的么？国民党的这些底数，当时连共产党人的领袖陈独秀都一无所知。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后，便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在《向导》报上批评孙中山与奉系、皖系军阀建立反直系军阀的“三角联盟”，认为这是走老路，希望他回到依靠工农革命的道路上来。孙中山对陈独秀的批评十分恼火，他只要求新加入者对他绝对的服从，不能容纳他们的所谓意见。他几次对马林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事情甚至发展到了孙中山想把陈独秀开除出国民党的地步。后来虽然没有采取这种极端措施，但还是通过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对共产党的弹劾案这种方式，压迫和警告了陈独秀。陈独秀深感意外。沉思之后，1924年7月14日他给维经斯基写信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只应当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制造)反对派。”
　　陈独秀的这些话当时看偏激、后来看尖锐、今天看深刻。伟大的民主先行者并不等于共产主义者。孙中山最终的目标是三民主义的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中国。今天我们很多作品把这位国民党总理描写成几乎是共产党的一员，实在是对历史的曲解。孙中山对红色政权后来怎样在中国产生、发展和遍及整个大地，无从知道了。他1925年3月病逝于北京。共同签署了《孙文越飞宣言》的越飞也无从知道了。他与孙中山达成联合宣言后便赴日本，回国后受托洛茨基问题牵连，1927年11月16日自杀身亡。孙中山临终前共留下三份遗嘱：《政治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政府遗书》。自杀前的越飞，却来不及留下片言只语。
　　《孙文越飞宣言》作为重要的历史文件，今天还放在那里，但实践做出了不同的结论。中国的红色政权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成立。当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纪过去，社会生活进入一泓平滑宽阔的缓流时，欢愉地漫步在天安门广场的人们，该怎样理解那些激流跌荡的年代呢？
　　孙中山永远不会知道，那些“与吾党争衡”的“此等少年”，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他也没有“亦必弃之”，而是年年在天安门广场安放他的巨幅肖像。甚至在马、恩、列、斯的肖像不出现以后，他的肖像仍然一如既往。孙中山也永远不会知道，他亲手设计中山装，后来成为新中国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长期标准着装。在其《政治遗嘱》中，孙中山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在《致苏联政府遗书》中他说：“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当年认定“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的孙中山，如果知道最终由他的后进——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建成了“强盛独立之中国”，难道不也会同样感到欣慰么？

二、钢铁斯大林

　　俄国革命中有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普列汉诺夫。他是俄国资格最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880年他第二次流亡国外、在日内瓦创立并领导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时，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才刚刚十岁。
　　年长的普列汉诺夫，无疑对年轻的列宁产生了很大影响。列宁后来说，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全部哲学著作，便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革命的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反过来淘汰革命者自身。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起初在很多方面赞同列宁，但后来又很快转向了孟什维克。
　　转向了孟什维克的革命导师普列汉诺夫，反过来讥讽不放弃自己立场和观点的布尔什维克为“坚硬的石头”。
　　列宁把这个称呼当作一种称赞接受下来。当时一个叫做罗森费尔德的年轻布尔什维克立即选用“加米涅夫”──俄语“石头一般的”──作自己的化名；不久，另一个叫做朱加施维里的年轻布尔什维克选用了一个更加坚硬的名字: “斯大林”──俄语的意思是“钢”。
　　布尔什维克党人用一切方法去回答挑战。当然，名称并不能说明实质。例如那个加米涅夫，后来在革命中的表现并不像石头那样坚硬和顽强；倒是斯大林本人，以自己钢铁般的手腕和钢铁般的意志，给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政治烙下了一个永久的印痕。从近年来俄罗斯陆续公布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来看，1923年至1927年期间，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联共中央政治局共召开了122次会议，作出了738个决定，事无巨细地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
　　钢铁巨人斯大林深深关注着中国革命。他有一段铿锵有力的著名论断，被中国共产党人反复引用:
　　“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遗憾的是斯大林讲这番话的时间是1926年底。“武装的革命”之所指并非当时还未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而是正在摧枯拉朽的蒋总司令麾下的北伐大军。
　　斯大林这番话还是受国民党人的启发。
　　1926年11月30日，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共产国际的同情党──中国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在大会上发言。当时北伐革命在国内进展迅速，莫斯科的报纸上，已经把攻克汉阳的“广东军”的辉煌胜利，与1911年武昌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相提并论。
　　邵力子非常激动，对着麦克风高声宣称国民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下，一定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接着他说出了一句重要的话:“我们坚决相信，没有武装便没有革命的胜利，中国的形势特别证明了这条经验。”
　　邵力子发言不长，但这句话留给斯大林的印象非常深刻。
　　当天，斯大林出席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会议，发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演说。第二个问题“关于革命武装和革命军队问题”中，他把邵力子的话扩展为:
　　“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就在于此。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也正在于此”。
　　一个著名论断由此产生。
　　共产国际是语言大师。斯大林是语言大师。指出阶级斗争的实质是“剥夺剥夺者”，描述革命形势是“两个高潮中间的低潮”，皆是以极其精炼和巧妙的词汇搭配，完成了今天动辄需要数千字才能完成的概念。而“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与邵力子“没有武装便没有革命的胜利”相较，基本意思相同，但以概念的清晰程度、明确程度、有力程度而论，斯大林的语言不知强大了多少倍。
　　邵力子是说者无意。所以这样讲，依据的是国民党30年搞军事斗争和武装暴动的经验。斯大林则听者有心。孙中山去世后的国民党，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通过北伐，正在进入最辉煌的历史时期。斯大林用这句话来高度评价北伐革命军本身。
　　斯大林和邵力子两人都没有想到，这条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用枪杆子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基本依据。
　　如同孙中山直到临终也未料到红色政权会在中国产生，斯大林也未料到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夺取政权。
　　他一直把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放在国民党和蒋介石身上。
　　斯大林之所以看好蒋介石，因为他认定蒋是中国革命的雅各宾党人。在这位中国的罗伯斯庇尔领导下，未来政权有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
　　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怀抱如此希望的斯大林，又是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人的呢？
　　在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斯大林发表的那篇《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演说中，除了那段著名的“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外，还有这样一段话: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大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强自己的工作。”
　　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
　　斯大林也不相信离开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存在；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
　　后来把王明推上台的米夫当时认为，应该提出在中国农村成立苏维埃的口号，为此受到斯大林的严肃批评。他说米夫在两个方面犯了错误:
　　第一，不能撇开中国的工业中心而在农村建立苏维埃。
　　第二，在中国工业中心组织苏维埃现在还不是迫切的任务。
　　斯大林不相信农村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基地。更不用说什么“农村包围城市”。
　　斯大林所谓“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的这个“有人”，是指托洛茨基。
　　这是一个在俄国革命中具有相当份量的人。
　　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悲痛的日子到来之时， 斯大林首先办的事是口授一封电报:“转告托洛茨基同志。1月21日6时50分，列宁同志猝然逝世。 死亡系由呼吸中枢麻痹所引起。斯大林。”
　　一些苏联领导人后来被冠以“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重要参加者之一”；托洛茨基从来不需要用“之一”来肯定其历史地位。1917年9月，在决定性的日子来临之时，他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期间，更担任着关键的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即使在电影《列宁在十月》中人们也能看到，当“面包会有的”瓦西里掩护列宁四处化装躲藏之时，斯莫尔尼宫的起义组织领导没有停顿。若要还原历史真实，电影中在斯莫尔尼宫具体指挥武装起义的人，应该由斯大林换成托洛茨基。
　　某些时刻，事物需要从反面获得论证。西方惟心主义历史学家德·阿宁在评价十月革命时，认为“可以很有把握地说: 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完成，首先有赖于列宁的百折不挠的狂热和托洛茨基的恶意煽动”。
　　联共(布)党史的一个悲剧: 从敌方那里，才能重获从己方失去的公正。
　　所以十月革命后，斯大林仅出任民族人民委员。而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被人们称作“红军之父”的，是托洛茨基。其之肖像与列宁并排悬挂。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称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
　　这是那种极其难以被抹杀的历史地位。
　　托洛茨基又是那种时时刻刻都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历史地位的人。
　　而且语言又极其尖刻。

　　1927年4月6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说：“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而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因此，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
　　6天之后蒋介石便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托洛茨基嘲笑说，斯大林讲人们应利用中国资产阶级，然后像对待一个挤干的柠檬把它扔掉，几天以后这个被挤干的柠檬却夺取了政权和军队。对蒋介石的背叛斯大林极其愤怒。1927年5 月在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起草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斯大林斩钉截铁地说:“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必须惩办那些坏蛋。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党人，那末他们是会被人民和革命所抛弃的”。当时的情况的确尴尬。莫斯科正在筹备五一节游行，刚刚制成一个蒋介石的大型模拟像；斯大林也刚把一张亲笔签名的相片寄给蒋介石。
　　他方才明白那些“坏蛋”，实际并非想像的“革命的雅各宾党人”。
　　托洛茨基对这一叛变却异常冷静。他只说了一句: “他们叛变的不是自己的阶级，而是我们的幻想”。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在苏联引起了激烈争论。曾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部主任的斯列帕克，在国共合作初期就深刻地指出：先认为吴佩孚是个非常好的人、后认为蒋介石是革命的雅各宾党人的危险；“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境”；“即使国民党目前确实是所有党派中最优秀的，更接近于国民革命运动，但也决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做它的尾巴”。但斯大林是不承认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有误的。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上，斯大林还说中共中央正确执行了国际的路线，大革命失败后，他又立即指责中共中央违背国际指示，犯了机会主义错误。1927年7月9日在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中，他以最严厉的口吻指责说：“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国民党养活，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但它没有做任何工作”；这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被执行的原因所在”。斯大林忘记了，1927年5月13日他还公开说：“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 5月30日，又对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既著名的“五月指示”）：“立即开始建立由由共产党员和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来代替正在叛变的“现在的军队”，以惩办蒋介石。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连建立一个师的实力也没有。斯大林忘记了，当最初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求建立武装的时候，他是如何的不以为然，而把援助的武器都给了国民党。1926年“3·20”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曾经产生“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的想法。当时正好有一批苏联军火到达广州港，陈独秀立即派彭述之代表中共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的这批军火匀出5000支枪武装广东农民，深得斯大林信任的苏联顾问鲍罗庭不同意，认为中共应将所有力量用于拥护蒋介石，巩固北伐计划。1927年2月25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暴动失败，在华国际代表阿尔布列赫特向莫斯科报告：上海革命形势“非常好”，“这场罢工也许是起义的信号”，但“没有钱。急需钱。有5万元就可以买到武器”；但莫斯科仍然用什么也不提供的态度，反对中国共产党继续举行武装暴动。对于蒋介石的背叛，斯大林比中国共产党人还要准备不足。1927年4月收到中共中央报告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后，斯大林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回电询问蒋身边的苏联顾问鲍罗庭“是否属实”？是否可以“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事到临头要求共产党人立即拥有一支强大武装与国民党对抗，为时晚矣。当斯大林以最严厉的口吻指责“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的时候，难道把自己说过的话和做过的决定都忘记了？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布哈林，更通过6个“如果”、而且在每一个“如果”下面都加上着重号，把指导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都归结给中国共产党人。他说:“如果共产国际的指示得到贯彻， 如果土地革命没有受到阻挠，如果武装工农的工作大力进行，如果忠诚的军队团结一致，如果明确的、为群众所理解的政策得到实施，如果关于国民党民主化的指示正确执行了，那末武汉的形势就不至于如此危急了。”
　　文过饰非，功劳归自己，错误归别人，斯大林领导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这种作风，由此开始。所以托洛茨基派的维克多·西尔格一句话就把布哈林弄得面红耳赤: “我们当然也可以用一个‘如果’来概括这许多‘如果’: ‘如果小资产阶级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话’。”

　　应该承认，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是托洛茨基最先发出的警告。当苏联与共产国际领导人普遍将蒋介石当作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雅各宾党人”之时，托洛茨基已经在提出要警惕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是“波拿巴式的人物”了。
　　他较早认识了蒋介石。
　　1923年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在11月2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的主席台上，蒋介石慷慨激昂地阐述了国民党的“世界革命概念”。
　　他说，俄国是世界革命的基地，应该帮助中国完成革命；在德国和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俄、德、中三国结盟，开展对全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靠德国人民的科学实力，中国的革命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俄国的农产品，我们就不难完成世界革命，我们就能消灭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制度”。
　　蒋介石最后说:“我们希望在三五年之后，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民族革命将顺利完成，很快达到这一目的之后，我们将转入第二阶段──宣传共产主义口号。那时，对中国人民来说，将很容易实现共产主义。”
　　大会给蒋介石以热情的欢呼。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身份，请蒋介石“向中国国民党特别是向孙中山同志转达共产国际热烈的兄弟般的问候”。
　　一片热烈的气氛之中，44岁的托洛茨基冷冷坐在一旁。
　　托洛茨基称病，直到代表团临动身返国之前，才会见蒋介石。面对刚刚呼吁完世界革命的蒋，作为这一革命的狂热信徒，托洛茨基竟然只字不提世界革命。
　　蒋介石是慕名而来。苏俄红军之父、激烈的革命家、狂热的煽动家，甚至是不择手段的阴谋家；东西方各种评价搅在一起，使蒋介石未见托洛茨基之前，心中就充满一种莫明的激动和冲动。
　　面对蒋介石等待指教的殷切盼望，托洛茨基装作对中国问题不甚了解。他对蒋说，他难以给代表团出什么主意。他不大相信中国能够接受社会主义革命。至于如何支援中国革命，他还未考虑好。
　　蒋介石向他转述孙中山的建议: 从华南和蒙古兴兵，夹击中国北方军阀。谁从蒙古出兵，孙中山没有说，蒋介石也不明谈，却显然是指望托洛茨基领导的红军。曾经设想过派遣骑兵军横穿阿富汗到印度去发动革命的托洛茨基，为什么不能率领军队穿过蒙古进入中国呢？
　　历来偏爱冒险决策的托洛茨基这一次却分外清醒理智。他说明，苏联出兵直接援助孙中山的军队是不可能的。此前他已经说过，只要孙中山专事军务，那么在中国工、农、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眼中就会像北方的张作霖和吴佩孚一样，不过是又一个军阀；那样，革命运动不可能胜利。
　　托洛茨基对蒋介石泼的都是凉水。会见没有出现本应出现的高潮。尤其是托洛茨基说，中国若没有一个强大的革命政党，这个党若不进行目的明确的政治和宣传工作，“即使我们给许多钱，给予军事援助，你们还仍然会一事无成。”这些话令蒋介石万分气恼，给他的刺激也最大。

　　不知为何，托洛茨基第一次见革命红人蒋介石，就充满戒心。
　　中苏两国的报刊和出版物，皆从来不提这次会晤。中国革命问题，后来成为联共(布)党内就世界革命和在一国内建成社会主义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争论的焦点。自1925年以后，斯大林、布哈林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尖锐的托洛茨基和圆滑的季诺维也夫是失败者。1926年10月，二人被开除出政治局。一个月后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季诺维也夫又被解除共产国际主席职务。以布哈林出任第一书记的共产国际，从组织上确立了斯大林对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的领导地位。列宁晚年病中一再求助、并决心与之一道反对官僚主义的托洛茨基，最终被戴上了“反列宁主义”甚至更严重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的帽子达数十年之久。中国共产党人也长期接受了这样的说法。只有当那段激荡的岁月像天边白云一样远去之后，这位十月革命时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才终于获得越来越趋近历史真实的评价。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有这样的表述：“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阶级实质的认识，对他们将要叛变革命的判断，对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这种评价的变化确实来之不易。1952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如下：“托洛茨基集团，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完全反革命的匪帮。关于这个叛徒集团的演变，斯大林同志于1937年在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里，作过如下的说明：‘过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治派别之一，诚然，是一个反列宁主义的、因而也就是极端错误的政治派别，可是它当时总算是一个政治派别……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基本上全盘照搬苏联的观点。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则修改为如下内容：“托洛茨基（1879——1940），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1927年11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已经开始有所节制。1999年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和第七卷《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已经变为：“托洛茨基（1879——1940），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1926年10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27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职务，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29年1月被驱逐出苏联。1940年8月在墨西哥遭暗杀。”客观描述占据主要成分了。

　　这是位既才华横溢又矛盾丛生的历史人物。他对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形势作出了比斯大林更为客观的判断，但他的认识就100%正确而毫无问题吗？他会见蒋介石时装作对中国革命一无所知，其实那时他已经对中国革命发生了很大兴趣，后来还出版了《中国革命问题》一书，但出了书的托洛茨基就真正弄通了中国革命的问题吗？
　　的确是他最先提出要警惕蒋介石，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又立即提出要警惕武汉的汪精卫，这些无疑皆是难能可贵的。但他又认为中国革命不应分为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宣称中国革命如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胜利。中国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帝国主义。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又有着共同的利益。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任何一种统一战线都是不可能的。
　　托洛茨基虽然很尖锐，但也很左。
　　很左的托洛茨基陷入了自相矛盾。他看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弱小，却忘掉了与此同时中国无产阶级的弱小。于是他低估农民群众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他的结论是: 只有工人运动的高涨才有农民运动的高涨；在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陷入低潮情况下，红色政权在落后的农村无法存在。
　　托洛茨基认为只有当大革命还没有彻底失败以前，提出苏维埃口号才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形势处于高潮时没有组织苏维埃，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却提出组织苏维埃口号，一切都太迟了。因为无产阶级现在只能进行秘密活动，而秘密活动是无法组织苏维埃的。尤其在失去了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只有转入农村的时候，苏维埃更不可能在农村得到实现。
　　托洛茨基反对在中国先进行民主革命，否认统一战线，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和农村根据地的作用。他根本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农村根据地，能够夺取政权。
　　他太自信了。自信得以为列宁之后，只有他自己手中握有真理。
　　而真理却不是任何人能够独占的。
　　嘲笑了斯大林的托洛茨基，又反过来嘲笑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当斯大林开始不断修正对中国革命的判断、使之越来越接近实际之时，托洛茨基却开始偏离原先的正确判断、越滑越远。智慧与谬误，可能永远就像这样，在历史中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

三、谁人看中毛泽东

　　有人翻遍历史，得出在中国欲成大事者，实践上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其一，爱才如命；

　　其二，挥金如土；

　　其三，杀人如麻。

　　近代中国恐怕没有哪一个比蒋介石更加具备了。就江山改姓、王朝更迭来说，普天之下，也只有姓蒋。

　　蒋介石早年赴日本留学，在给表兄的照片背后提诗一首: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从1926年“三·二○”中山舰事件，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从1941年1 月皖南事变，到1946年6月26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 蒋介石每每突然间向中国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就达337000人；至1932年以前，达100万人以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彭湃、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方志敏等大批中共的优秀领导者皆被杀害。

　　周恩来曾经万分痛心地说过: “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了我们革命的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的领袖。”大批领导人的被害，曾使中国共产党处境艰难。

　　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在《“九·一八”第四周年纪念感言》中写道:“呜呼!不知多少万热血青年，就在这‘清党’明文的‘停止活动’四字之下，断送了最宝贵的生命!国民党为‘救党’而屠杀了中国数百万有志有识的青年。 这个损失是中国空前的损失，即秦始皇之焚书坑儒亦必不至于此。”

　　蒋介石用屠刀在中国造成的白色恐怖，可谓是全世界顶尖的白色恐怖。

　　相较之下，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党人是有幸的。

　　列宁被捕流放过两次。

　　托洛茨基被捕流放过两次。

　　布哈林被捕流放过三次。

　　加米涅夫被判处终身流放。

　　加里宁多次被捕流放。捷尔任斯基多次被捕流放。奥尔忠尼启则多次被捕流放。古比雪夫多次被捕流放。斯维尔德洛夫先后被关押和监禁达12年之久。

　　斯大林被捕流放竟然达到7次之多。

　　若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成为蒋介石，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能存几人？谁又将去领导改变了整个20世纪的十月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人只要一次被捕，便很难生还。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本已叛变，蒋介石也只让他活了三天。蒋记政治词汇中充满了“枪决”，“斩决”，“立决”，“立斩决”，“见电立决”；根本没有“流放”这个字眼。只有极少人能够幸免──例如陈赓，黄埔军东征时救过蒋的性命，杀掉名声不好，捕了以后也只有勉强放走。那是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期间，第三师在华阳附近被围，情况危急。蒋命第四团连长陈赓去传令：不许撤退。几个月前蒋介石与廖仲恺曾共同签署连坐法令，规定“如一班同退，只杀班长。一排同退，只杀排长。一连同退，只杀连长。一营同退，只杀营长。一团同退，只杀团长。一师同退，只杀师长。”但第三师在敌人压迫下已处全线动摇之中，连想杀的人都找不着。兵败如山倒之间蒋还站在那里大声叫喊，陈赓见状上去背起蒋就跑，一直跑至河边上船摆渡过去，方才脱险。蒋后来感慨道：“幸仗总理在天之灵，出奇制胜，转危为安”。话虽这么说，却也知道是陈赓实实在在救了他一命。1933年3月陈赓在上海被捕，蒋闻讯，立即命令将陈赓带到南昌，他要亲自劝降。据说那天陈赓闻蒋进屋，随手举报纸遮脸，不见。蒋见陈赓正在看报，便绕到左侧，陈赓复举报纸转到左侧；蒋转到右侧，陈赓又举报纸随着转到右侧。蒋无奈，只有苦笑离去。一个月后，蒋让人“陪伴”陈赓外出自由活动，同意随他走脱。这算惟一的特例。

　　其余便没有那么客气了。连与蒋长期共事、先后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本不是共产党人，只是什么“第三党”，且还有陈诚在一边说情也不能幸免，坚决杀掉。

　　如此腾腾杀气，为何共产党人终剿不灭？是什么力量使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一次又一次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

　　人人想破解这道近代中国之谜。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认为，原因在于中国农业破产。

　　1934年1月20日，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举行，汪精卫在开幕词中说:

　　“至于共匪之发生，则为中国历史上农民失业之结果，加以最近数十年来，经济落后，农村崩溃，失业人数遂以激增，而野心家因以施其操纵，谋为李自成、张献忠之所为。即以江西一省而论，人口减少至六百万，此等灾祸，真较洪水猛兽为重。本党除了努力治标清除共匪之外，还须努力治本，以解决农民失业问题。”

　　汪精卫风度翩翩，是国民党内口若悬河的雄辩家、“总理遗嘱”起草人、孙中山临终最后呼唤的人物，也是中国现代史中一位颇富戏剧性的人物。

　　1909年11月，他与黄复生、喻培伦从香港潜入北京，行刺摄政王载沣。此前有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车站刺杀日本重臣伊藤博文，举世震惊。汪一方面正对革命党人多次起义失败痛心疾首，见清庭又宣布“预备立宪”欺骗舆论，遂决心效法安重根，刺清庭一重臣，以醒革命。另一方面则是对保皇党人冷嘲热讽的回应，他们说孙中山等“叫人家去革了命，而自已可以安安稳稳，到处受人欢迎，那有做伟人这么便宜”？在此剌激之下，汪精卫决心以鲜血证实革命党人的决心意志。

　　决心与行动还不是一回事。汪、黄、喻三人皆有必死之心，却不是行刺里手，也无一人有安重根那样抵近行动的勇毅。炸弹安放地点花了三个多月时间研究，仍然举棋不定。

　　摄政王府在地安门外后海鸦儿胡同附近。炸药埋设点先选在鼓楼大街，后改烟袋斜街，最后皆作罢，定在银锭桥。选定一深夜三人到桥下掘土，吠声四起，便不敢干下去，约定次日晚上再来。第二天晚上，喻、黄两人刚埋好炸药，就被桥上行人发现。事情败露，三人全部被捕。

　　汪自料必死，行刺的慌乱便豁出去为临刑的慷慨。他在狱中供词长达数千言，痛斥清庭，吟诗言志: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首诗引出多少忧国忧民之士的滚滚热泪。

　　作为最具激情、最富浪漫色彩、最有个人魅力的激进党人，汪精卫几乎把革命者形像塑造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但事物的发展，往往又在不经意中悄悄走向自己的反面。

　　布尔什维克党人、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曾自称为“一切都预先看到的”政治家，却不能预见自己最后以“投靠法西斯”罪名，被斯大林处死。汪精卫这位辛亥革命前的著名刺客，也不能预料到自己在抗日战争前终于被刺。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大会刚刚开幕、 全体中央委员摄影完毕之际，身穿西装、外罩大衣的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突然跨出人群，掏出手枪，向站在第一排正中的汪精卫连开三枪。

　　孙凤鸣刺杀汪精卫的快速敏捷，决不像汪精卫刺杀载沣那样拖泥带水。

　　警卫拔枪反击之中会场大乱。代表们涌向门口逃生，腿脚不便的张静江被拥倒在地。

　　留在汪精卫背肋骨的那颗子弹最后成为他致命的创伤。1944年11月10日，其因枪伤复发死于日本。他在中国现代史中以刺客开始，以被刺告终。以杀身成仁的著名义士开始，以摇尾乞怜的头号汉奸告终。

　　汪精卫本身就是一个谜。他却以为用农业破产理论，便可解开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产生和存在之谜。

　　汪精卫的死对头蒋介石则有另一种理论。

　　1931年5月12日，在国民党政府国民会议第四次会议上，何应钦代蒋作“剿匪”报告。在回答“为什么赤匪能有现在的猖獗”时，列五点理由:

　　“第一，自然是由于历年军阀的叛变，散军溃卒，啸集成匪，枪枝遗失的既多，于是他们就凭地势，肆行不轨”；

　　“第二，则是由于赤色帝国主义者之毒计，它因为想暗中并吞中国，去供给它的原料，销售它的产品”；

　　“第三，是由于白色帝国主义者之经济侵略，以至农村濒于破产，增加了农村里的失业人数与痛苦，因此也有为生活所迫”；

　　“第四，则是由于过去教育制度的不良，青年在学校里头，好的只注意了知的训练，而缺少了德的修养，所以多数的青年只有一时热烈的冲动，很少有沉毅持久的操守”；

　　“第五，是由于中国社会组织的松懈。中国因为受了几千年专制的毒害，又遭了军阀的宰割，所以社会上简直失去了自动的能力，连保卫自己的愿望与勇气，都不容易实现出来”；

　　“由着这些缘故，赤匪的毒害，便如溃疮一样的烂起来。”“如果我们自身不努力的话，也就说不定唐代黄巢、明末流寇之祸，又将重现于今日了。”

　　五条理由中，第一、四、五条原因在内部，执政的国民党难脱干系，不便多讲；第三条“白色帝国主义者”既英、美、日等，已多变成国民政府的后援，也轻描淡写只限于“经济侵略”，后果仅为农村破产，且还用了一个临界词:“濒于”。

　　惟独对第二条“赤色帝国主义”用语最狠。

　　何应钦说，赤色帝国主义“用种种方法豢养它的走狗以为奸细，同时也想利用它走狗的力量去威胁欧美，得到它外交上的胜利，所以它不惜以中国为牺牲。我们知道我国历史上的流寇也有许多，但是与现在不同的，就是现在的赤匪是有国际的背景，挟有经济的后援，有组织的指挥与训练，所以更形猖獗了。”

　　于是共产党组织所以屡禁不止，红色政权所以屡扑不灭，根子就全在苏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便不过是一场“雇佣革命”了。

　　这是国民党人用了几十年的武器。

　　最常用的武器却缺乏最基本的常识。

　　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和共产国际，不仅给中国共产党，而且给中国各革命团体都提供了广泛的援助。颇富讽刺意味的是：其中绝大部分给了国民党。

　　1923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签署后，越飞赴日，从日本热海致电马林转孙中山，宣布向国民党提供200万卢布的款项和8000支步枪、15挺机枪、4门火炮、2 辆装甲车的援助，并派遣教练员帮助建立军校。

　　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记述，军校开办前，孙中山批了300 支粤造毛瑟枪给军校。但是当时兵工厂一心巴结军阀，不以军校为重，结果开学时仅仅发下30支，勉强够卫兵用；廖仲恺反复交涉也无济于事。正在此时苏联援助枪械的船只到岸，一下运来8000支步枪，全带刺刀，每支枪配有500发子弹；还有10支手枪； 全体学员欢呼雀跃。王柏龄回忆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

　　蒋介石标榜的黄埔建军，本钱却来自苏俄。正是有了苏俄资助的200 万卢布作为开办经费，加上提供的大批枪械，才使国民党获得了建军的基础。

　　除了经费和武器，苏俄还派来大批军事顾问。除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顾问的鲍罗庭和军事顾问的加伦将军外，专门派到军校工作的有总顾问切列潘诺夫、步兵顾问白里别列夫、炮兵顾问嘉列里、工兵顾问瓦林、政治顾问卡夫乔夫等。他们指导军事、政治训练工作，编订了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与交通通讯五大教程，成为黄埔党军后来坚强战斗力的基础。

　　此后，苏俄继续运来枪支弹药。1925年一次运到广州的军火就价值56万4 千卢布。1926年又将各种军火分四批运到广州。

　　第一批有日造来福枪4000千支，子弹400万发，军刀1000把；

　　第二批有苏造来福枪9000支，子弹300万发；

　　第三批有机关枪40挺，子弹带4000个，大炮12门，炮弹1000发；

　　第四批有来福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12门；

　　第二次东征大捷后，蒋介石在汕头曾说: “我们军队的组织方法是从那里来的呢？各位恐怕不知道，我们老实说，我们军队的制度实在从俄国共产党红军仿照来的”；“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蒋介石深知，黄埔党军的胜利，很大一部分应归于苏俄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

　　为此国民党也曾面临“卢布党”的指责。

　　1924年，孙中山、汪精卫在一次答《顺天时报》记者问中，有记者问: “为什么国民党接受俄国布尔什维克每月五千金卢布资助？”“为什么广州军事学校靠俄罗斯苏维埃政府的经费维持？”

　　孙中山、汪精卫巧妙地回答: 关于国民党和黄埔军校接受经费的问题，这要有书面材料才能成立。记者君请拿出真凭实据来证明关于接受苏维埃资助的责难吧。如果他做不到以一点，那么他不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而且还负有法律上的责任。

　　末了孙、汪通过进一步补充，也给自己留了后路：世界上也找不到一个政党或学校会反对接受别人的资助。因此，即使证明国民党或上述学校从其他来源获得财政支持，那在道义上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为什么记者君一定要对我们的动机提出异议呢？

　　后来指中国共产党“是有国际的背景，挟有经济的后援，有组织的指挥与训练”的蒋介石，当初在这方面也有颇为精彩的论述。

　　1926年12月11日第二次东征大捷后，他在汕头总指挥部宴请苏俄顾问时讲:

　　“现在有人说，我们中国革命党受俄国人的指挥，在他说话人的用意，以为这句话就是可以诬蔑我们革命党的一个最好的材料。我以为作这样想的人，就好的一方面说，充其量，不过是一个19世纪以前知道国家主义的民族英雄而已，他并不明白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我们要晓得这种褊狭的思想，在数十年以前闭关时代来说，还可算是一个爱国的英雄，但是现在20世纪就不行了。因为现在中国问题，几乎就是世界问题，若不具备世界眼光，闭了门来革命，不联合世界革命党，不以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那么，革命成功的路径，恰同南辕北辙，决无成功的希望。”

　　蒋介石也是颇善雄辩之人。

　　苏联政府除了大力援助南方的孙中山蒋介石外，还大力援助北方的冯玉祥。

　　从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得到了俄式步枪38828支， 日式步枪17029支，德国子弹1200万发，7.6毫米口径步枪子弹4620万发，大炮48门，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附带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以及大量药品等。

　　1926年10月底，国民军又从苏联得到3500支步枪，1150 万发子弹， 3 架飞机，4000把马刀，10支火焰喷射器等。

　　还派遣了相当数量的军事顾问。冯玉祥回忆说，顾问组中“步骑炮工各项专门人才皆备”。苏联顾问帮助国民军新建了一些兵工修理厂，生产弹药，培养技师；按照苏俄的图纸，还制造出第一批装甲车。

　　1926年3月，冯玉祥下野后访问苏联，又签订了约1100万卢布的军火贷款协议；并派乌斯曼诺夫(桑古尔斯基)为冯玉祥的军事总顾问，帮助他指挥国民军作战。

　　所以当蒋、冯先后叛变革命，被解职通缉的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庭途经郑州时，曾对冯玉祥感叹曰:“苏俄用了三千余万巨款，我个人费了多少心血精神， 国民革命才有今日成功。”

　　可见苏俄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援助之巨大。

　　相形之下，苏俄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就十分有限了。中国共产党人接受这一援助与国民党比较起来，也谨慎得多了。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之前，不管是南陈还是北李， 经济来源皆只有教书、编辑的薪水及写文章的稿费。钱稍有富裕，也仅够用于操办一两份刊物。对其他社会活动如开展学运、工运、兵运等，即使意义重大，也无力支持。

　　维经斯基等来华后，中国共产党进入筹建阶段，社会工作急剧增加，不仅党员多数渐渐不能兼职教书、编辑、写文章以获取薪金，而且仅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工人夜校，出版各种革命理论书籍，所需费用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支付能力。因此，上海党组织最先接受了维经斯基提供的经费援助。当时这种最初的援助带有很大的临时性质。1921年1月维经斯基一离开，立即经费无着，各种宣传工作， 特别是用于对工人进行启蒙教育的工作不得不停止。派包惠僧南下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连区区15余元路费都拿不出来，只有从私人手里借钱才算了事。

　　连路费都无着的这些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接受外援仍然十分谨慎。

　　陈独秀就主张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他对包惠僧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

　　他不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也不愿意向其汇报工作、受其领导。

　　后来陈独秀到广州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广州有人在报上骂他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在这种压力下，陈更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党人有哪一个不想独立。但若不能自主解决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理论再好，独立也是一句空话。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不久，与当时主持上海小组工作的李汉俊、李达会晤时，表示共产国际将给予经济援助，但必须先交出工作计划和预算。李汉俊和李达当场表示: 共产国际如果支援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支配。否则，我们并不期望依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开展工作。

　　马林同二李的关系因此蒙上了一层不愉快的阴影。

　　张国焘则取另一态度。他是最先认为应该接受国际经济援助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并以很快的速度，向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告，及每月约需一千余元的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

　　张国焘没有狮子大张口。他提出的经费预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谨慎。

　　但陈独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评张国焘。他说，这么做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要坚持的立场。

　　本着这种立场，陈独秀与马林谈成僵局。包惠僧回忆:“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 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

　　陈独秀不同意马林的意见，他认为中共“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

　　双方对此争论激烈，几次会谈都不成功。在一旁担任马林翻译的张太雷着急了，提示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不料陈怒火中烧，猛一拍桌子，大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说完拿起皮包就走，拉都拉不住。

　　要不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经费受其领导，这是1921年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也是中共中央出现的第一次争吵。

　　但经费问题毕竟是极其现实的问题，很快，连火气很大的陈独秀也无法“无报酬地为党服务”了。他开始以革命为职业，便失去了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经济上很不宽裕。起初商务印书馆听说他回到上海，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月薪三百元，他马上接受；但这一固定收入持继之间很短。他大部分时间已经埋头于党务，已经没有时间再为商务印书馆写稿编稿了。

　　窘迫的陈独秀开始经常出入亚东图书馆。

　　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与陈有同乡之谊。它出版的《独秀文存》有他一部分版费。于是他没钱了就来亚东，但又从不开口主动要钱。好在老板汪孟邹心中有数，每当他坐的时间长了，便要问一句:“拿一点钱吧？ ”陈独秀便点点头，拿一点钱，再坐一会，就走了。

　　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肯松口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

　　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出现转机是因为他的被捕。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正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5人聚会，被法租界当局逮捕。到捕房后他化名王坦甫，想蒙混过去。但不久邵力子和褚辅成也被捕来，褚辅成一见面就拉着陈的手大声说:“仲甫，怎么回事， 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来了!”

　　陈独秀身份当即暴露。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大报纷纷登载，闹得满城风雨。李达通报各地的组织派人到上海来，设法营救，并电请孙中山先生帮忙；孙中山立即打电报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要求通融。

　　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他用重金聘请法国律师巴和承办此案。

　　10月26日，法庭宣判陈独秀释放，罚100元了事。

　　陈独秀原来估计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了。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几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方才顺利结案。

　　按照李达的说法: 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共了一次患难。

　　这次遭遇对陈独秀印象极深。他通过切身经历才真正感悟到: 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自己同志的性命，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这些现实问题，的确不是凭书生空口的豪言壮语能够解决的。陈独秀本人极重感情，一番波折，无形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

　　建立一个党，巩固一个党，发展一个党，需要理想，需要主义，也还需要经费。富于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争论了很长时间才承认了这个现实。

　　据包惠僧回忆，当时陈独秀与马林达成的共识大体是:

　　一，全世界的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二，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每年都要赤色职工国际批准施行。

　　三，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如确有必要时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

　　虽然只承认“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用中共中央的下设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绕了个弯，缓和了陈独秀一直坚持“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的观点，但从此，中国共产党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的支援。

　　中共二大正式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那么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多少援助呢？

　　与国民党接受的援助比较起来，相去甚远。

　　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产国际报告，从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共收入国际协款16655元。因党员人数不多，全党还保持人均年支出40至50元的比例；但随着1925年以后党员人数大幅度增长，国际所提供的费用远远跟不上这一增长速度了。全党人均支出由最初的平均40元下降到1927年的4元。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主要都转到了国民党方面。

　　尽管经费援助十分有限，但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依然异常重要。

　　据陈独秀统计，建党初期党的经费约94%来自共产国际，党又将其中的60%用于了工人运动。显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能够很快在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同共产国际提供经费帮助分不开，也同中共将其绝大多数用于工人运动分不开。

　　党的组织不断发展，以革命为职业者渐多，各种开销日渐加大。20世纪20年代脱产的共产党员，组织上每月给30至40元生活费。尽管“二大”明确规定了征收党费的条款，但大多数党员实际生活水平本来就很低，党费收入便极其有限。陈独秀在“三大”上的报告称: 1922年“二大”之后，“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

　　到1927年1月至7月，党员交纳的党费仍不足3000元，而同期党务支出已达18万元；若再将这一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农民国际、济难国际等提供的党费、工运费、团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特别费等总算起来，有近一百万元之多。

　　比较起来，党的经费自筹数额实际不足千分之三。所以尽管这一数量远远少于国民党接受的数量，但必须承认，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重要支援。

　　共产国际的援助对早期毫无经济来源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巨大帮助。但又正是通过有限的援助形成对共产国际的依赖关系，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了相当的损害。

　　中共党史上，有三位领袖人物皆着力于让中共独立于共产国际。

　　首先是陈独秀。陈独秀个性极强，说一不二，向来不愿伏首听命。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其所言极是。问题是连从监狱里解救你的钱都要别人支付，还怎么独立于人。尤其是在接受援助、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以后，还想保持与联共和共产国际的“兄弟关系”，只能是书生意气的一厢情愿了。1922年春，马林提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陈独秀强烈反对。他给维经斯基写信说：“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人民视国民党“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应该说马林的建议颇富创见。在荷属殖民地求解放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统一战线经验的马林，看到当时中共仅是几十个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党，与五?四以后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不相适应，加上孙中山也不同意党外联合，因此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用国民党在全国的组织机构和政治影响，使共产党迅速走向工农大众、迅速发展成长壮大起来，可以说是革命党人战略与策略的高度溶合。也应该说马林的建议颇含风险。虽然皆以个人身份加入，但弱小的共产党进入到庞大国民党里去，怎样保持独立性而不被吞并？怎样维护蓬勃的锐气而不被官僚化贵族化？怎样坚持自己的主义而不变成别人的尾巴？再好的革命策略弄得不好，也会因丧失原则而变成坏的机会主义战略。马林的建议中还隐含着一些错误估计。他认为中国革命只有两个前途，或者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或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终止。把是否加入国民党看作是决定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生死存亡问题，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中认为“中国政治生活完全为外国势力所控制，目前时期没有一个发展了的阶级能够负担政治领导”，同样是一种不正确的判断。创见、风险、谬误就这样奇妙地组合在了一起。

　　马林在强调国共合作的好处，陈独秀在强调这种党内合作的坏处，一时间与早先的经费之争一样，双方再次出现僵局。

　　但在承认“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之后，僵局不可能持久。

　　马林的建议遭到陈独秀拒绝后，动用了组织的力量。共产国际从1922年7月至1923年5月做出一系列命令、决议和指示，批准马林的建议，要求中国共产党执行，并令中共中央与马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就这样，在1922年8月马林亲自参加的中共中央杭州会议上，尽管多数中央委员思想不通，但组织上还是服从了。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今天回过头去看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大革命实践，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策基本是正确的。说它正确，因为正是这一决策种下了北伐革命成功的种子。而在正确前要加“基本”二字，因为它仅仅简单提了一下“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却没有任何具体的安排和可行的措施，实际上是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与能力，由此也埋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种子。目标与风险成正比。这是任何决策都无法规避的两难。夹在两难之间的，是陈独秀。1920年5月，李大钊认为自己和陈独秀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深刻，对于俄国情况知道的也少，因此主张“此时首先应该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陈独秀的想法则不同。他说“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我们只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陈独秀以为他的建议要容易实行一些。后来自己真的“边学边干”了，才真正体会到“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不知要难上多少倍。长期以来人们说陈独秀的领导是一言堂、家长制，包惠僧一语中的:“以后(接受经费以后)就不行了，主要是听第三国际的， 他想当家长也不行了。”曾经叱咤风云地领导新文化运动、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的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固然有他的错误，但面对共产国际做出的一个又一个决议，有时明知不可为，也只有放弃个人主张而为之，大革命失败后他还是必须承担全部责任，这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之所在了。《真理报》发表社论，指责陈独秀“这个死不改悔的机会主义者，实际上是汪精卫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这种似曾相识的扣帽子习惯和无限上纲的语言风格，竟然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就在使用，真使人感到“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不在中国。

　　下台后个人反省期间，陈独秀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陈独秀之后，第二个想独立自主大干一番的是李立三。

　　1930年蒋冯闫大战，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中国北方”；“西伯利亚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在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只是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

　　李立三犯了大忌。

　　共产国际和联共指导中国革命，出发点和归宿点从来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结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保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安全。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政治局给他指示的第一条，即“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国革命。即使是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巨大帮助，推动了北伐革命的有力发展，同样也是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需求。现在突然间跳出个李立三，一口一个“暴动”，指手划脚地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要求苏联置自身安全于不顾全力配合中国革命，真是令共产国际和联共惊讶得目瞪口呆了。

　　抛开李立三的设想完全脱离实际、给中国革命也带来了严重损失不说，单是既从国际支取经费、又不愿接受其批评和指示、特别是要求苏联放弃五年计划准备战争、要求蒙古加入中华苏维埃联邦等等，也的确是太狂妄了。

　　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 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

　　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

　　被停发了经费的李立三，便只剩下台一途。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一个政党，一个社团独立与否，并不在其领导人的主观意念如何，而在是否具备客观条件。中国共产党人要想改变这种对共产国际的依存关系，不仅有赖于政治上、军事上斗争经验的日益成熟，更有赖于经济上找到立足之地。后一条更为关键。正是在以个意义上，我们说最终给中国革命开辟独立发展道路的，是毛泽东。

　　一纸《孙文越飞宣言》，孙中山表明他不相信中国能够产生红色政权。

　　找到五条结论，蒋介石说红色政权的根源在于“赤色帝国主义者之毒计”。

　　总想“挤柠檬”的斯大林，又怀疑脱离了国民党的共产党人能否独立存在。

　　托洛茨基则认为大革命失败后去农村搞苏维埃运动既不可能，也为时过晚。

　　但中国的红色政权产生了，独立存在了，迅猛发展了，谁来解释这一切呢？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布尔什维克党人最后占领冬宫之前，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还不得不躲藏在俄国与芬兰交界的拉兹里夫湖边一个草棚里。离武装起义只剩下不到20天了，才从芬兰秘密回到彼得格勒。

　　后来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基本都是扫荡法西斯德军的苏联红军帮助建立的。当苏联的支持──特别是以武装干涉为代表的军事支持──突然消失，厚厚的柏林墙便像一段廉价的雪糕那样融化掉了。

　　越南，朝鲜，基本上大同小异。

　　古巴的卡斯特罗游击队也是在先夺取政权之后，才建立政权的。

　　格瓦拉在南美丛林中和玻利维亚政府军捉迷藏时，也没有首先建立政权。

　　不是列宁不想。不是胡志明不想。不是卡斯特罗不想。不是格瓦拉不想。是没有那种可能。

　　为什么偏偏在中国就有这种可能？

　　1931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18年，毛泽东就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而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之前，星罗棋布的红色政权已经在白色政权周围顽强存在，并有效地履行一个政权的全部职能了。

　　为什么在中国能够如此？

　　全世界没有哪一本百科全书能够诠释这个问题。

　　1975年蒋介石刚刚去世，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就出版了一本书《The man who lost China》。书名就不大客气，翻译为“丢失了中国的人”。书中说:

　　“对蒋介石的一生进行总结，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蒋介石缺少那些将军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决条件──运气。他的运气糟糕透顶”。

　　蒋介石数十年惨淡经营，竭力奋斗，被仅仅归结为“运气”二字，克罗泽过于轻率。

　　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人的愿望终生不改。十年内战时期有“两个星期”理论，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为“三个月”理论──“三个月消灭关里关外共军”；兵败台湾后又有“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一辈子生活在扑灭燎原烈火的梦境之中。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存在？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白色恐怖中迅猛发展？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内外干扰中取得辉煌的成功？

　　蒋介石找过五条原因，但终生也没有弄明白。克罗泽把所有原因归结为一个最终的“运气”，也没有替蒋弄明白。

　　回答者只有毛泽东。

　　毛泽东早在1928年就作出了解答。

　　该年10月5日，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第二部分专门谈“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

　　毛泽东也列出了五条原因。第一条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既军阀混战。

　　毛泽东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 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什么条件呢？第一条就是“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蒋介石在五条原因中，认为“赤色帝国主义者之毒计”是根本一条。

　　毛泽东的五条原因中，“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是根本一条。

　　毛泽东的认识之所以深刻，就在于他牢牢地根植于脚下的土地。蒋介石在中国实施最严厉的白色恐怖。毛泽东却在这最严厉的白色恐怖下，在各个实行白色恐怖的政权连年混战中，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最广阔的发展天地。

　　这块天地不但摆脱了敌人，也独立于友人。

　　红色根据地和农村革命政权的广泛建立，在政治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独特的理论领域，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经济上也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土地革命时期，“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人人皆知，人人敬佩；但苏区根据地派人一趟一趟给上海的党中央送黄金，不也应该人人皆知人人敬佩么？

　　所以中国革命有了这一独特现象: 红色首脑最先在先进发达的上海租界建立。红色政权却最终在贫困落后的山区边区扎根。

　　不集中在最现代化大的城市，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获得先进的思想体系，不会获得后来众多的领导精英；不分散到最贫困落后的边区山区，红色武装便没有充足的给养和坚韧顽强的战士，中国共产党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

　　如果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自己的政权，不创造出巩固的根据地，不开辟出自己独立的经费来源，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依存关系便无法根本改变。

　　不走毛泽东开辟的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之路，中国革命不但不能独立于敌人，也不能独立于友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见。周围人没有想到毛泽东第一句话竟然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独立自主带来的艰难曲折溢于言表。斯大林的回答是：“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这是一般公理”。这位以“钢铁”命名并且深刻改变了20世纪世界政治进程的历史巨人，在胜利的中国革命面前，十分坦然地承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正因如此，更可见毛泽东道路的可贵。

　　一，一言难尽的一衣带水

　　二，清水加饭团，酿成法西斯

　　三，腾空而起的黑翅

　　中国是日本最早的老师。日本又是中国最新的老师。中国革命者从日本译来了《共产党宣言》，日本浪人却在中国炮制出法西斯理论。“三羽乌”从蒸汽浴室腾空而起，给世界的东方带来巨大黑暗。

一、一言难尽的一衣带水（１）

　　若说中国与哪一个国家的关系最难说清的活，恐怕就是日本。

　　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给日本人以如此巨大的影响。

　　从汉字到围棋，从《论语》到《法华经》，日本人几乎一成不变地从从中国学去了这些文化精髓。

　　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给中国人如此巨大的伤害。

　　自甲午战争始，哪一次针对中国的战争，都少不了日本；哪一个帝国主义杀人，都不像日本人那样在南京屠城。

　　中日两国，说不清的关系，说不清的恩怨，皆用这四个字代过: 一衣带水。

　　因为一衣带水，联系方便，影响也方便；

　　因为一衣带水，掠夺方便，侵略也方便。

　　日本原本也是被侵略者。而且对被侵略、被掠夺一直比中国有着更多的耽心。1837年幕府统治者德川齐昭发出预言: 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一个目标。中国太大，朝鲜和琉球又太小，对大不列颠的炮舰来说，日本恰好不大不小。

　　他比中国的道光皇帝先预感到危机。

　　三年以后危机来了。却首先来到躺在床上抽鸦片的中国。

　　既使如此，鸦片战争的冲击对日本也极大。许多人以鸦片战争为题著书立说，论述西方对东方的野心，慨叹清政府的失败，警告德川幕府如果不速筹对策，必重蹈中国复辙。

　　诗人山田芳谷特赋诗一首:

　　勿峙内洋多礁砂，支那倾复是前车。浙江一带惟流水，巨舰泝来欧罗巴。日本还在不断地向中国学习。这回学到的是危机。日本的危机也紧随中国之后，很快到来了。1853年7月8日，美国的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率4艘军舰：萨斯克哈那号、密西西比号、普利茅斯号和萨拉托加号，打开日本国门。1854年，美国强迫日本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神奈川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函馆为对美通商口岸。1855年，俄国强迫日本签订《下田条约》，划定两国在千岛群岛的疆界，并强迫日本开放下田、函馆、长崎三港为对俄通商口岸。1856年，荷兰强迫日本签署《和亲条约》，片面规定荷兰的权益和领事裁判权。1857年和1858年，美国又与日本签订两个所谓的《通商友好条约》，不仅夺得了租界和领事裁判权，而且剥夺了日本的关税自主权。1860年以后，英国也分别强迫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1863年至1864年，美、英、法、荷四国组成联合舰队，炮击日本下关，勒索战争赔款，控制日本关税，取得在日本的驻兵权。日本面临与中国同样的命运。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社会，也是一个超凝固、超停滞的社会。1864年，东京大学前身“开成所”的教授杉亨二读到世界史法国大革命章节，也不禁惊呼: “人类社会之变动竟有如此之剧烈耶？余为之落胆也!”

　　可见社会的停滞已经给人们的思想意识带来了何等深刻的影响。

　　真正使日本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个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另一个是中国的魏源。

　　林则徐交待魏源写的《海国图志》、《圣武记》、《瀛环志略》，在中国没有引起太大反响，鸦片战争后传到日本，却引起了强烈震动。这是日本统治者和知识界首先接触到的洋学知识。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中国。

　　合上魏源的书本睁开眼睛看世界之时，对岸正火焰熊熊──大清王朝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危机四伏的日本也必须做出选择——怎样避免中国的覆辙。于是有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之前6年——1862年，中国已经开始悄悄发生一场洋务运动。明治维新既受中国危机及魏源思想的启示，也被日本本身的危机所推动，还多多少少带有一点效仿中国洋务运动的意思。中国的洋务运动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个著名人物作为代表。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有所谓“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中国的洋务运动核心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谋求最终摆脱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日本的明治维新提出“尊王攘夷”，也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驱逐外国侵略势力。但中国的洋务运动最终败给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美国学者玛丽·K·赖特夫人评价当时中国与日本的改革时说：洋务运动“既不是政变，不是革命，也不是一个新的时代，只不过是依仗全体士大夫的能力与努力，使历史上难以避免的没落过程留下的一个小阳春”；是企图重新建立“中国保守主义的立足点”。

　　1868年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却并非如此。当时明治天皇以“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和“破除旧习，求知识于全世界”为主导，自上而下开展了一场效仿西方的激进改革：以“殖产兴业”大力促进资本主义的在日本发展；以“文明开化”在日本社会全面推广现代科技和文化教育；以“富国强兵”建立新式军队的军制和警察制度。明治维新涉及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交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制度设计与重建。就是这场激进的改革，使日本最终走上了战争扩张的道路。中日从此分道扬镳。在中日分道扬镳进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日本人，并不是明治天皇，也不是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所谓“维新三杰”，甚至不是伊藤博文这样的日本近代政治制度设计者，而是一个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日本国民的教师”，其头像至今印在1万日元纸币上以接受日本人最高致意的思想家，叫作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1872年写《劝学篇》，提出“天生的人一律平等”，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无异于平地惊雷，奠定其启蒙思想家的地位；1875年福泽发表《文明论概略》，提出只要以文明发展为目标，不论是什么样的政体，都应当受民众欢迎；不论用什么样的方法，都应当为社会所接受。从这里开始，福泽的思想发生转向了，这种思想最终演变为日本的“战争合理论”。福泽的名篇是1885年发表《脱亚论》。这篇文章指导了迄今为止一个多世纪的日本政治实践，今天在日本仍然受到极大推崇。该文的核心观点是：“为今日计，我国不能再盲目等待邻国达成文明开化，共同振兴亚细亚，莫如与其脱离关系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福泽在文章中特别提出：“支那和朝鲜是日本的邻邦，同他们打交道用不着特别客气，完全可以模仿西洋人的方式处理。”今天没有一个日本人认为福泽的思想与日本后来奉行的法西斯主义有什么联系。但其《文明论概略》中包含的“侵略战争正义”观点、《脱亚论》包含的弱肉强食观点，皆成为了后来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源头。日本统治者很快从福泽的理论中尝到了甜头。

　　首先就是肢解琉球。1875年，即福泽发表《文明论概略》那一年，日本派兵入侵琉球，命令琉球不再使用清王朝年号而使用日本明治年号，不再向清政府入贡。当时日本只有陆军常备军3万余人，海军4000人，军舰15艘，且多破损不能出海，本无力与清王朝全面抗衡。但当时清政府依靠以情理交涉的那套老路，被日本摸清了懦弱本性。1878年4月，日本政府废琉球为郡县。1879年，日本派出军队和警察进驻琉球，将王室强行迁移到东京。为了让当地人彻底忘记“中山国”这个称号，日本政府将地名改为Okinawa（冲绳）。琉球国就这样变成了日本的冲绳县。

　　肢解完琉球后，便直接向中国开刀。1894年的甲午战争，使日本收获巨大：中国被迫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赔款2亿两白银。后虽经俄、德、法所谓“三国干涉还辽”免除了辽东半岛的割让，但中国又加赔日本3千万两白银。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在其《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中说：“日清战争的赔款成为确立金本位制的资金，提高了日本资本主义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日清战争与日俄战争推动日本由一个潜在着殖民地化危机的国家，转变为领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这就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甲午战争后中国士大夫阶层痛定思痛，终于认识到不是器不如人，而是制不如人。明治维新导致了日本的甲午获胜。甲午战败推动了中国的戊戍变法。1898年康有为将其《日本变政考》呈送光绪皇帝，特别建议中国应该“以强敌为师资”，向日本学习，实行变法，由弱而强。戊戍变法很快就失败了，但是向日本学习从此成为趋势，一发而不可收：第一批是保皇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第二批是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第三批则是未来的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彭湃、周恩来、王若飞等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东方先进思想学说的集散地。毛泽东说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西方毕竟离中国太远，一衣带水的日本却很近。于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中国人，便如周恩来所说:“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东渡日本学习新思想。正因如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从日本传入中国。

　　1960年6月21日，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上海接见以野间宏为团长的日本文学代表团。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本比中国早，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从日本得到手的，是从日本的书上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毛泽东说出了一个实情。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1906年1月，同盟会党人朱执信在东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摘要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被朱执信译为: “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非阶级争夺之陈迹乎”。

　　这是最早介绍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一、一言难尽的一衣带水（２）

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李如作

　　朱执信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从日文版转译的，取自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这一转译意义重大，“共产党”一词在中国第一次出现。

　　“共产党”一词源于英文Communist Party。英文Commune直译为公社，在法国、意大利、 比利时等国家， 最小行政区划的市区、 村镇自治体也作此称呼；　而Community则除了“村社，公社”外，还有“共有，共用，共同体”之意， 如今“欧共体”用的就是这个词。无论是Commune或Community，都没有和汉字的“共产”发生直接关系。Communist Party若直译便是“公社分子党”“公团分子党”。

　　但幸德秋水和界利彦把它译作了日文的“共产党”。朱执信方便地将日文中的汉字照搬了过来。于是一个无数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名词，通过朱执信那支不经意的笔在中国大地产生。怕它的人咒骂它“共产共妻”，爱它的人则敬它“消灭私有制”；未被完全译出来的那部分意思便无人再去细想了。

　　这都是后来发生的一切。翻译它的朱执信于1919年去世，无从知晓了。

　　日本比中国早36年知道了马克思主义。1870年，明治维新时代启蒙思想家加藤弘治就把这一学说介绍到日本。介绍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批判。当时“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在欧洲徘徊。由于害怕这个幽灵也徘徊到日本，明治政府容许这一学说作为反面材料出现。

　　所以在日本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加藤弘治，就是这一学说的坚决反对者。他在《真政的大意》一书中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学说，……大同小异，都主张消灭私有财产”，是对社会治安“最为有害的制度”。

　　哲学家西周在《百学连环》中首次提到社会主义运动，也是为了向天皇献策，“主宰世界者不能不考虑此等事”，“惟防之于未然”。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声色俱厉的批判声中传到日本。

　　明治天皇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是空前强有力的批判武器，最不害怕的就是批判。

　　于是便一发而难收。

　　1882年被称为“东方卢梭”的中江兆民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马克思主义；1893年草鹿丁卯次郎写的《马克思与拉萨尔》；1903年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1903年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共产党宣言》、安部矶雄翻译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907年界利彦等的《社会主义纲要》等，马克思主义在日本获得广泛传播。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 这些最新的理论便被同盟会会员们一批一批翻译介绍到中国。

　　戴季陶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日文版一书的前四章译成中文，译名为《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全书由戴季陶和胡汉民、朱执信、李汉俊四人合译。这是中国人最早了解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戴季陶在自述中说:“我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想用一番研究的工夫”；还说:“要想免去阶级竞争，只有废除阶级的压迫，只有废除阶级。阶级存在一天，阶级压迫继续一天，阶级斗争就要支持一天。”

　　胡汉民则将日文版《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等著作中惟物史观部分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胡汉民说: “以上所译述，最主要的为经济学批判序，是马克思惟物史观的纲领。马克思自称他多年研究的结论，后来的学问，都以这个为导线。信从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有拿他当作宗教上的经典一样贵重的。”这位后来的国民党右派断言，在人类思想史上，只是到了马克思才“努力说明人类历史的进动的原因”，而惟物史观的创立，使“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

　　早期国民党人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他们把这些新思想介绍到中国，在长期沉寂黑暗的中国思想界，确实擦着了几分光亮。

　　所以瞿秋白1927年2月说:“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些国民党元老当初介绍马克思主义如此不遗余力，是后来那些视马克思主义如洪水猛兽的国民党新贵们能想像到的么？通过他们的介绍，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术语由日本传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党”、“共产主义”、“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惟物主义”、“惟心主义”等等词汇，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大革命时期响彻中国的“劳工神圣”和“团结就是力量”等口号，也是日本革命者片山潜、高野房太郎等人1897年从美国带回来的。西方有学者说，文化的联系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反应会迅速传递给另一个国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曾是日本文明的发源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却成为中国获取新思想的来源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沈玄庐、邵力子、周佛海等都是留日学生；后来彭湃、王若飞、周恩来、杨匏安、杨闇公、董必武等也先后留日。

　　对中国共产党人影响最大的，却不是大久保利通和伊博文这样的日本政客，而是经济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这样的日本学者。

　　共产党人中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李大钊，1913年至1916年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时期，就爱读河上肇的著作，通过河上肇的著作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期间，看到的第一本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论著作，就是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当时为了师从河上先生，周恩来特地提出入学申请，想选修京都帝国大学的经济系课程，未成。又去京都亽南开同学吴瀚涛处住了一段，想见河上肇教授本人，仍未成。后来周恩来归国，箱子里的重要物件就是河上肇的书。

　　郭沫若则在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时，给朋友成仿吾写信道:“这本书的翻译，使我的一生来了一个转折。把我从半睡眠状态下唤醒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中拉出来的是它，把我从死亡的阴影中拯救出来的是它。”

　　没有去过日本的毛泽东，对河上肇也留有很深印象。至今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里，还陈列着毛泽东早年阅读过的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河上肇翻译的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1960年率日本文学代表团访华的野间宏回忆，毛泽东对他说过: “河上肇写的书，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河上肇在《政治经济学》那本书中写有怎样从旧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新的政治经济学，河上先生说新的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此每年都再版发行。”

　　也正是这些因素，使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最初对日本革命的期望，要远远大于对中国革命的期望。1922年1月25日，《真理报》刊载季诺维也夫在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称“日本是远东的钥匙”，“没有日本革命，远东的经济革命都是小杯里的小风暴”；认为在日本发生的革命，将会左右在中国乃至在整个远东发生的革命。

　　但是向先进的中国人提供了先进思想武器的日本，却没有走上如中国一样的革命道路。

　　1901年，片山潜、幸德秋水、河上清等人发起组织了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宣言中提出“彻底废除阶级制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劳动问题”。

　　在日本政府镇压之下，该党只存在了一天。

　　1908年，日本政府捏造了个企图谋杀天皇的“大逆事件”，数百名社会主义者被捕，幸德秋水等24人被判处死刑。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之后，在第三国际帮助下，日本终于成立了共产党，但发展艰难。虽然片山潜等日本革命者与俄国革命先驱普列汉诺夫1904年就在荷兰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建立了联系，但日本革命除了理论探讨，一直不能进入实施阶段。因为日本已经为另外一种主义聚集了足够的能量: 法西斯主义。毛泽东1928年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却没有任何日本人或共产国际的任何革命者写一篇《日本的红色政权为什么不能够存在》。进而再写一篇：《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能够在日本存在并疯狂发展》。

二、清水加饭团，酿成法西斯

　　看到马克思日复一日地出入大英图书馆、李大钊本人就是图书馆主任、毛泽东也曾在图书馆工作，有人便说: 革命起于图书馆。

　　法西斯也起于图书馆。

　　1904年日俄战争正酣之际，一个21岁的日本青年天天来到东京上野的帝国图书馆，殚精竭虑地苦读。两年之后，他的重要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写成，自费出版。

　　他就是日本法西斯理论之鼻祖北一辉。

　　北一辉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他在书中说，日本必须通过“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及其公共经营”，来实现“共产制度”或“社会的共产制”，这项任务的实现者是“下层阶级”。

　　其本意是通过天皇的“协治”来完成“社会主义大革命”，但他倾注心血之作吓坏了日本内阁。虽然自费出版，也被政府禁止发行。

　　此时的北一辉崇尚民权革命，还不是法西斯主义者。面对禁锢得连书都不能出的日本，他转而为中国革命奔走: 支持孙中山，结交宋教仁、张继，而且一听到辛亥革命爆发消息，便立即前往中国，甚至写了一本《中国革命外史》；并且在中国把他的名字由辉次郎改为了北一辉。

　　五·四运动冲垮了曾立志为中国革命效力的北一辉。他把这一运动看作是排日运动，“眼前所见之排日运动前列并宣传鼓动与指挥者，皆为十年间同生共死有刎颈之交的同志”，他为此绝食。抗议不成，便决心离开中国，“告别十余年间参与的中国革命的生活，返回日本。我看到，这十余年间特别加速腐败堕落的我国，若继续这样下去而不加过问，则无论是对世界政策，还是对华政策或国内政策，都显然要濒于毁灭”。他的结论是“让日本之魂从底层翻腾起来，来担当日本自身的革命吧。”

　　回国之前，北一辉在上海完成了法西斯主义研究。

　　中国青年志士去日本寻找救国真理，日本法西斯组织却派人来中国寻找其领袖人物。1919年8月，标榜为“国家主义”的日本右翼团体犹存社成立，派大川周明专程到中国寻找北一辉。

　　大川周明比北一辉小三岁，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后来与北一辉齐名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两个思想领袖。大川对中国并不陌生，1918年就在中国东北“满铁”任职。但当他8月23日到达上海，在一间破房子里第一次见到北一辉还是吃了一惊。他没有料到后者过得如此清苦，仅靠吃米饭团喝清水，在撰写8卷本的巨著《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北一辉把已经写好的前7卷交给大川，约定写完第8卷立即回国。他要在上海完成其法西斯思想的代表作。

　　北一辉已经从中国五·四运动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了，决心完全效力于日本国家主义。他把革命与扩张合为一体，认为“在国际间处于无产者地位之日本”应成为一个“打败英国，使土耳其复活，使印度独立，使中国自立，其后太阳旗将给全人类以阳光”的“革命帝国”。

　　在上海亭子间泡制“革命理论”的北一辉虽也主张限制私人资本，雇主和雇员之间利润均分，抑制藩阀财团，但他的“革命”依靠的不是工人，而是军人。他生拉硬扯地将日本军人说成是“有兵卒素质之工人”，主张成立与俄国十月革命工兵代表苏维埃类似的“工兵会”，让最有组织，最有战斗力的在乡军人成为改造国家的骨干力量。于是他在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之间搭上了一块方便跳板。

　　后来有人说北一辉的理论好像在日本的旧米酒瓶中灌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酒，其实说反了。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酒瓶中灌进了日本的旧米酒。他说:“如马克思，虽生于德国，然而系无国家而只有社会之犹太人，故其主义虽首先并非筑基于国家而是筑基于社会之上，但若我日本作为社会组织而有所求时，则惟见国家”；所以“社会主义于日本即成国家主义”。

　　他的服务对像不是具体的哪一个阶级，而是抽像的国家。于是他的国家主义与西方未曾谋面的伙伴一样，很快变成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是世界法西斯运动收获颇丰的一年。

　　该年5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组织“战斗的法西斯”；

　　该年9月，希特勒在德国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同是9月，北一辉在上海完成《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当俄国革命刚刚成功、德国革命正在进行、中国革命行将开始之时，法西斯主义也不约而同，在西方与东方同时呱呱坠地了。

　　法西斯主义若要生根，必须凭借危机。

　　日本正因出兵西伯利亚和“米骚动”面临空前之危机。

　　贫困，日本人才伟大，他们又能忍耐；

　　物价无止境地上涨也罢，喝喝开水稀粥照样活。

　　啊!逍遥自在呀!

　　吃南京米又挨南京虫咬，住在猪圈般的房子里；

　　尽管选举权也没有，说是日本国民也自豪。

　　啊!逍遥自在呀!

　　膨胀，膨胀，国力膨胀，资本家的横暴膨胀；

　　俺老婆的肚子膨胀，贫困也更加膨胀。

　　啊!逍遥自在呀!

　　这是一首1918年在日本流行的民谣。

　　南京米即中国运去的米。南京虫即臭虫。这首民谣传唱很广，是此时期日本两极分化、官僚腐败的真实写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政府以解救各国战俘和收回协约国战争物资为借口，出兵干涉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此事大大激发了日本的野心，大正天皇和内阁已经在讨论将东西伯利亚并入日本的可能性了。

　　结果事与愿违。刚刚出兵西伯利，国内就发生了“米骚动”，波及32县，70万人加入，日本政府大受震动。害怕日本也出现俄国推翻罗曼诺夫王朝式的革命，天皇和历来反对政党内阁的重臣，都不得不同意政党组阁。

　　于是日本最早的政党内阁──政友会的原敬内阁产生。

　　政党内阁在日本，一开始就是个减压阀和维持会。正因如此，从该内阁起，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三个最重要的位置，执政党都不能安排。国家安全问题更在政党管辖范围之外。

　　政党政治从开始在日本就是个门面。门面也维持不住。第一届内阁首相就死于非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后一块肥肉。连列强都担心争夺这块肥肉时，可能引发另一次世界大战。出于这种考虑，1921年8月，由美国出面，邀请英、法、日、意、比、荷、葡以及中国共9国，在华盛顿开会商讨裁军和中国问题。会议达成的《九国公约》规定：各国尊重中国的主权、保全中国领土完整；中国要对各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该公约虽然是利益妥协的产物，同时要求中国必须实施门户开放，让各国利益匀沾，但对当时政治混乱的中国来说，客观上还是限制了列强的殖民活动，对国家保持领土完整起到一定的作用。在这次会议上，原敬内阁代表日本宣布收回二十一条中的部分不平等条约，交还青岛等前德国殖民地，对中国作出一些让步。这一举动立即被日本国内认为是妥协外交，引来强硬派的强烈反对，纷纷指责原敬内阁软弱、卖国。原敬是平民出身，想结束藩阀政治，搞西方式民主，他的国家却根本不给他这样的机会。1921年11月4日，原敬在东京车站被中冈艮一刺杀。 凶手是铁路雇员，19岁，自称为抗议寻欢作乐的松弛风气和日益蔓延的西方化潮流。凶器是在车站附近五金商店买的白鞘短刀。

　　一把五金店的短刀，便结束了日本刚想冒头的民主政治。

　　自此，日本政治便有了“暗杀政治”之称。北一辉的国家主义派上了大用场 :每一次暗杀都出自“爱国至诚”。热衷于“脱亚入欧”学西方的日本人忘掉了英国文学家塞缪尔那句话: 爱国心在不少场合，是被流氓当作隐身衣来使用的。

 三、腾空而起的黑翅（１）

　　原敬首相被刺前一周，德国来茵河上游的黑森林贵族城堡区，一个叫巴登巴登的矿泉疗养地举行了一个秘密聚会。三个军衔皆为少佐的日本驻外武官聚集在一起，议论上司，议论国家，目的与7天后将行动的中冈艮一类似: 结束国内的腐败。

　　这三人──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在东京陆军小学彼此就是好朋友。该校许多学生来自名门望族或富裕家庭，他们自视政治经济地位优越，时常结伙欺负别人。为不受欺侮，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和小畑敏四郎也结成了自己的团伙。一次冈村宁次在做木马练习时，与一个来自长州高级武士家庭叫做龟田的打起架来，龟田有雄厚的家庭背景，平时在学校就是呼风唤雨的一霸，身边总有一帮人跟随；冈村宁次眼看就要吃亏，幸而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得讯飞奔而来拳脚齐上，才把冈村宁次救了下来。三人中永田铁山与冈村宁次关系最好，彼此相互亲昵称呼“铁”和“宁”；小畑敏四郎则与冈村宁次在同一个学员区队。三人从那时起就玩闹在一起、打架在一起，是性格、脾气都合得来的挚友。后来这三人又一起考进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在以训练严酷著称的日本军校中，永田铁山的毕业成绩是士官学校第四名、陆军大学第二名；小畑敏四郎的成绩为士官学校第五名，陆军大学第一名；冈村宁次则为士官学校第六名，在陆军大学则因成绩优异接受过大正天皇颁奖。

　　这三人皆是陆军中的骄子——后来被称为“三羽乌”──日语“三只乌鸦”之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何一本研究日本军事史的著作，都要提到这三个人的名字。

　　这三个人成为了日本昭和军阀集团的像征。

　　但在来茵河上游巴登巴登矿泉疗养地聚会时，这三个同在欧洲当武官又是陆军小学、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同学的人，还没有后来那么大的胃口。当时他们紧紧盯住的，是日本国内的腐败。

　　国内腐败在他们眼中首先是政治腐败。政治腐败又首先表现在陆军的人事腐败。日本历来藩阀门第气息极重。明治维新后海军由萨摩藩把持，陆军则由长州藩把持；山县有朋、桂太郎、田中义一等陆军中坚人物，无一不是出自长州；非长州籍人士休想晋升到陆军高位。

　　三个泡在蒸气浴室里的武官，谈起这些事情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在陆军小学与长州藩后代龟田打架之事，不知是否也在三人议论范围以内？巴登巴登正值旅游淡季，这个清静的地方正好进行他们规划未来的秘谋。

　　三人的核心留着普鲁士式短发、嘴唇上胡子修剪得像一只海鸥、具有学者风度的永田铁山。他以优异的服务，1920年6月起就被授予在欧洲巡回的全权；但既使是他，也不是一个能系统提出自己思想的人。贵族出身的小畑敏四郎人最瘦最精明又最易激动，驻俄国期间正值俄国革命，拼命看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但除了想通过所谓“部落共产主义”实现与天皇感情沟通这种模糊混乱的概念外，提不出什么像样的政治见解；不修边幅的冈村宁次摘了眼镜就成可怜的半盲人，戴上眼镜又似凶猛的猫头鹰，最崇尚像前线指挥官那样直接行动，也不是思想者。

　　三人在热腾腾的蒸气中闷了半天，仅想出两条:

　　第一，从陆军──长州藩的栖身之处打开一个缺口。

　　第二，走法国的路线以恢复国力。

　　别的就记不起来还有些什么了。作为行动纲领来说，这两条确实有点不伦不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三羽乌”中的幸存者冈村宁次有过这样的回忆：“有一本《昭和军阀兴亡史》的书，提到了大正10年（1921年）我和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在德国南部城市巴登巴登点燃了革命烽火。其实，这么说太夸张了。当时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满洲等其他国家的事，只是讨论了日本陆军的革新问题。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很认真的。所说的革新，其包括的内容是：第一，当时陆军人事有派系，长州派垄断军队人事安排的做法必须打破；第二，因为日本陆军独立实施统帅权，而使军政、军民关系疏远，这一定要扭转。当时，我们3个人下定决心要改变日本军队这些不正常的东西。因为我们到欧洲后，看到了这些国家的军事状况，认为不这样干不行。那时我们3人都是少佐，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三个发誓拿长州藩开刀以开始他们革命的青年军官，照样秉承了日本军队极强的辈份意识。其实巴登巴登聚会有四个人，第四人是东条英机。尽管他后来出任日本战时首相，只因为在士官学校中比“三羽乌”低了一年级，他在巴登巴登除了替永田铁山点烟和站在蒸气浴室门口放哨，便无别的事可做。既不能列入“三羽乌”之内，更不能参加他们的讨论。

　　这两条不伦不类的纲领由谁来实施呢？

　　除了在巴登巴登这四人之外，“三羽乌”从不属于长州藩且才华出众的同事中又选出7人。11人的“巴登巴登集团”形成了:

　　巡回武官永田铁山；驻莫斯科武官小畑敏四郎；巡回武官冈村宁次；驻瑞士武官东条英机；驻柏林武官梅津美治郎；驻伯尔尼武官山下奉文；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驻巴黎武官中岛今朝吾；驻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北京武官松井石根及矶谷廉介；

　　巴登巴登聚会内容浅薄。被日本近代史所视甚高，全在会议的三个参加者和他们拟就的11人名单。11人都成为后来日本军界的重要人物。

　　永田铁山被刺前是日本陆军军务局长，裕仁天皇直到最后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时刻，还在地下室里挂着他的遗像；小畑敏四郎为陆军大学校长；冈村宁次为侵华日军总司令；东条英机为日本头号战犯，战时内阁首相；

　　梅津美治郎后来成为日军参谋总长；

　　山下奉文任驻菲律宾日军司令，率军横扫东南亚，被称为“马来之虎”；

　　中村小太郎任过陆相；

　　松井石根为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南京大屠杀要犯；

　　中岛今朝吾任第十六师团长，南京大屠杀中最残无人道的刽子手；

　　下村定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接任陆相；

　　矶谷廉介是后来与中国军队在台儿庄血战的日军第十师团师团长。

　　这11人是日本赖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昭和军阀集团核心骨干。

　　巴登巴登聚会之1921年10月27日这天，被视为昭和军阀诞生的第一天。

　　当被称为“三羽乌”的三只乌鸦从巴登巴登腾空离去之时，他们那张开的黑色翅膀，将给东方带去巨大的灾难。

　　三个未入日本陆军主流的青年军官为何能量如此巨大？一伙驻外武官如何能够组成一个庞大的令全世界毛骨悚然的军阀集团？

　　既以日本历史相关，又以日本皇室相联。

 三、腾空而起的黑翅（２）

　　日本自从1549年织田信长上台至1945年东条英机自杀，近400年的政治，实质就是军阀政治。完成近代日本统一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三位重要人物，皆是拥兵自重的军阀。在近代日本，要成为有实权的政治家，首先必须成为军人。明治时代的长州藩山县有朋、桂太郎，萨摩藩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人如此，昭和时代的田中义一、荒木贞夫、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人也如此。

　　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日本军阀政治中出现一种独特的低级军官通过暴力手段左右高层政治所谓“下克上”现象，更与日本皇室紧紧相联。

　　1919年，日本大正天皇因脑血栓不能亲政，权力落到皇太子裕仁和宫庭皇族手中。1921年3月裕仁出访欧洲。不经意做的两件事对后来影响巨大。一是皇室长辈、明治天皇的女婿东久迩宫带领一大批日本驻欧武官和观察员前来晋谒，裕仁特意为这批少壮军官举行了宴会；一是在法国，裕仁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微服出游中，亲手购买了一尊拿破仑半身像。

　　晋谒裕仁的驻欧武官和观察员，后来基本都上了巴登巴登11人名单；拿破仑半身像则一直放在裕仁书房，一遍又一遍加深着裕仁对武力征服的印象。

　　裕仁刚刚回国，由东久迩宫负责联系的驻欧青年军官集团首领“三羽乌”便举行了巴登巴登聚会。还未上台的裕仁已获得这伙少壮军官的鼎力支持。

　　这是一伙不缺乏野心和献身精神、只缺乏思想的青年军官。他们没有谁能像北一辉那样，对国家未来做出框架设计。要为他们补上这一课。裕仁选中了大川周明。

　　裕仁不喜欢北一辉。北一辉在上海用清水饭团泡制出来的激进思想，甚至要求把皇室拥有的财产也交给国家。但裕仁的弟弟秩父宫却对北一辉兴趣极大。他北一辉身上看到了巴登巴登11人集团正在寻找的思想。

　　《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被秩父宫找人油印出版了。此书一出，影响巨大。日本青年军官们纷纷把它作为策动法西斯活动的理论依据。

　　能够阅读中文、梵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德文、法文和英文的大川周明异常聪明。他和北一辉两人一边喝米酒一边争吵闹了一夜，然后削去了北一辉理论中皇室不能接受的部分。两人最后分道扬镳: 北一辉隐匿进智慧寺，大川周明则受命担任了宫内学监。

　　宫内学监即所谓“大学寮学监”。这是一个秘密去处，连二战结束后的东京审判都很少涉及。

　　裕仁自1921年11月代替患病的大正天皇摄政后，办的第一件紧要事，便是把以巴登巴登集团为基础的“为理想献身的年轻人”，集中到皇宫东面围有城墙和壕沟的幽静的宫庭气像台，听大川周明讲课。

　　陈旧的气像台是裕仁小时候放学回来的经常去处。他在这里观看六分仪、星座图、测雨器和18世纪的荷兰望远镜。现在他给它起了一个新名字: “大学寮”，大学生寄宿处之意。几乎全部后来昭和军阀集团的骨干成员，都在这里听过37岁的法学博士大川周明讲述大和民族主义、大亚洲主义、法西斯主义。

　　1922年1月开张的“大学寮”，实际成为日本皇室培养法西斯军官的教导中心。日本后来企图征服世界的那些庞大计划的草图，几乎都是在这里提出最初构想的。

　　裕仁小时候曾在这里流连忘返。大了的裕仁只需坐在屋里凝视拿破仑半身像，由未来的昭和军阀集团成员在这里流连忘返了。

　　皇室权贵的支持，是法西斯主义在日本获得的得天独厚条件。

　　北一辉虽然没有出席，但他在上海亭子间熬成的思想却通过大川周明，病毒一般流进讲台下青年校尉的头脑中。

　　救国与革命，是20世纪最激动人心、最具号召力的口号。在这个口号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初期，一伙优秀的中国青年聚集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聚集在广州加入黄埔军校。另一伙不能不说“优秀”的日本青年却聚集在东京皇宫，完成了钦定的法西斯思想改造。

　　《战争呼声》杂志1920年7月发表过大川周明等人的“集体信条”:

　　“日本人民必须成为解放人类的旋风的中心。日本民族注定要完成世界的革命化。这一理想的实现以及对日本的军事改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产品。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是不仅仅以日本的革命或改革而告终的，但我们必须满意地首先进行我国的改革，因为我们对日本解放全世界的使命抱有信心。”

　　打着“革命”与“解放”的旗号，一头法西斯怪物在世界的东方出笼了。

　　第一个目标便是中国。

　　一，领袖·思想·意志

　　二，谁人发现蒋介石

　　三，笔杆子，枪杆子

　　蒋介石不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毛泽东也不是共产国际钦定的领导者。共产国际让蒋介石作报告，却给毛泽东发讣告。蒋介石办杂志，毛泽东办报纸，皆由笔杆到枪杆。蒋介石以黄埔起家，毛泽东以井冈山起家。毛泽东通过枪杆子认识了蒋介石。蒋介石也通过枪杆子认识了毛泽东。

领袖·思想·意志（１）
 

　　中国有句老话，叫时势造英雄。

　　应补充一句，英雄仍须识时势。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乘火车从美国西海岸往中部东部募捐途中。行前收到黄兴从香港拍发的一封电报。因为密码本已经放在行李中，无法取出译电，所以直到丹佛下车取出行李后，才知道电报内容。

　　黄兴告之，武昌革命党人吕志伊向香港报告: 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并前往主持。

　　疲惫的孙中山把电报轻轻撂到一旁。他一生不知领导了多少次革命党人的武装暴动和起义，但无一成功。一遍又一遍做的，是失败后设法掩埋烈士的遗体，安抚烈士遗孤，然后满腔悲愤地写下一篇又一篇祭文。眼下他正四处筹款，无任何感官使他意识到数十年来牺牲奋斗所追求的目标已近在眼前。

　　既无款可汇，更无法前往主持，这是他看完电报后第一个念头。本想立即回电黄兴，要武昌新军暂时勿动，因夜已深，旅途又十分劳累，便决定次日晨再回电。

　　第二天却一觉睡到11点。起床去餐厅用膳，在走廊上购报一份准备入餐室阅看。随走随手展开，立见一则令他浑身血液停止流动的醒目黑体大字专电:

　　“革命党人占领武昌”。

　　辛亥革命爆发。

　　后来有人说，孙中山看到这条消息时，手中的玻璃杯失手跌落摔碎，杯中的牛奶泼撒一地。不管是否属实，这一点却是无疑: 他当时所受震动之大，绝非我们今天所能想像。

　　延续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王朝从此坍塌。

　　虽然正是他用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推翻清王朝奠定了基础，但最具决定性且惟一成功的武昌暴动，他不但事前未能参与，还几乎去电阻止。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一个如今发展为七千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就此诞生。但颇让党史遗憾、颇让后人遗憾、也颇让革命博物馆内那些大幅“一大”代表照片遗憾的是，“南陈北李”这两个中共建党的中坚人物，一个也未去出席。

　　陈独秀当时在陈炯明手下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大学预科校长，未出席的理由是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人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

　　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未出席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难以抽身前往。

　　两人当时都忙。但他们的理由与中共“一大”的历史地位相较，无疑是芝麻与西瓜相较。

　　什么是历史？这就是历史。

　　并非理想、却是真实的历史。

　　不是苛求前人。武昌起义并非一经发动就必定成功。其所以成功，毕竟还有其他许多因素。旧中国在剧烈的大变动时期每天成立的组织与散伙的组织一样多，也不能强令“南陈北李”预见到28年后的新中国。

　　常人也能觉出眼前的量变。但很多时候，伟人也无法立即察觉将要出现或已经出现的质变。

　　所以孙中山有面对辛亥革命的遗憾。陈独秀、李大钊也有面对中共“一大”的遗憾。

　　也有例外。

　　1917年6月16日(俄历6月3日)，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在1000多名代表中，770人声明了自己所属的党派:

　　社会革命党人，285名；

　　孟什维克，248名；

　　布尔什维克，105名。

　　布尔什维克在代表中连10%都不到，人数最少。孟什维克党人、临时政府邮电部长策烈铁里在会上高声宣称，在俄国，没有哪一个政党敢于单独掌握全部政权，并对国家今后的命运负责。

　　代表席上一个身材不高、目光锐利的人站起来，大声回答:“有这样的党!”

　　回答者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俄国敢如此回答的，只有列宁一人。

　　中国有毛泽东。或许蒋介石觉得自己也算一个。

　　1924年7月30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演讲。 他以丝毫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试问有谁能想出一个主义来救中国？除了本党总理的三民主义之外， 还有第二个主义可以救中国吗？若是没有这个三民主义，我们中国的危险究竟怎样解除，我们的国家究竟怎样建设，我们就是拼命的去革命，究竟从那里下手，这样想来，几乎要发神经病。像我这样的人，或者因为发了神经病早已死掉，亦未可知”。

　　蒋介石一直活到88岁没也有发神经病死掉。如果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将有多少优秀的领袖人才能够从屠刀下保存下来。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信:“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就是预见中国革命未来的名篇: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俄国的列宁，中国的毛泽东，皆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皆对自己担负的使命，表现出一种果敢和不可抑制的自信。

领袖·思想·意志（２）

　　列宁的自信来源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来源于对过去和未来的透视。

　　1917年4月，列宁回国，在火车站欢迎会上就喊出“社会主义革命万岁”口号。当时二月革命刚刚成功，临时政府刚刚建立，党内外对这一口号均感到不可思议，怀疑列宁犯了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左倾错误。《真理报》声明说: “对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那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业已结束，指望这一革命立即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

　　但列宁言中了。6个月后，震动世界的十月革命爆发。

　　蒋介石在手中握有杀人的枪杆、膛内压满杀人的子弹之时，他对他的党和他自己是雄心十足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第六天，在《敬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中，他除了表示“伟大任务在于拯救中国”外，还说出了那段广泛流传的名言:

　　“党在，国在，我亦在；党亡，国亡，我亦亡。”

　　毛泽东却并非穿上笔挺的哔叽军装、面对台下肃立的队列和如林的刺刀，才会自信得口若悬河。他的果敢和自信来自他对中国大地的深刻了解。就在他只是一名踯躅于桔子洲头的穷学生时，他也敢宣称: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果敢自信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却都没有见过列宁。

　　1923年9月，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列宁正身患重病。 “闻俄国革命党首领苏维埃共和国之创造者列宁，积劳成疾，不能谒晤，深致感咨”；蒋介石后来颇为挽惜地写道。没见上列宁是他一大遗憾。

　　毛泽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第一次访问苏联。1950年1月11日， 他在莫斯科红场向列宁墓敬献花圈时，列宁已经去世了26年。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便极其钦佩“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的“列宁之百万党员”；终生对列宁敬仰之至。

　　未见过列宁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又与列宁一样，都曾以极大的热情办刊办报。

　　1900年列宁西伯利亚流放结束，立即着手实施在流放岁月中酝酿已久的想法：创办一份报纸，让它成为团结俄国地下革命者的组织中心。很快，革命的精英聚集在编辑部里了: 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两年以后又加入了两个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 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该报的德国莱比锡创刊号上，用十二月党人给普希金回信中的一句诗作报头题词: “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烈焰!”

　　所以该报命名为《火星报》。

　　俄国十二月党人写给普希金那句诗，今天翻译即是“星火燎原”。

　　这几个办报人后来几经分化，果真在俄罗斯土地上燃起了十月革命的熊熊烈焰。

　　列宁30岁在德国创办《火星报》。

　　蒋介石26岁在日本创办《军声杂志》，自撰发刊词。当时沙皇俄国诱导外蒙自治，蒋甚愤慨，著《征蒙作战刍议》，《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等文，称征藏不如征蒙，柔俄不如柔英；研究外交与军事，甚思“提一旅之众，以平蒙为立业之基”。

　　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时，也26岁，也自撰创刊宣言: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都全副身心地寻找真理。又都十分自信，手中握有的就是真理。都不乏对历史的深刻领悟，不乏对未来的精心安排。就各自的政党来说，都是非凡的领袖。

　　自从人类被划分为阶级以后，阶级的核心就是政党。

　　政党的核心是领袖。

　　领袖的核心是什么呢？

　　是意志，与思想。

　　有的领袖提供意志，有的领袖提供思想。所以列宁说，需要一个领袖集团。

　　但列宁本人，既提供了意志，又提供了思想。

　　毛泽东也是如此。

　　蒋介石却仅为他的党提供了意志。提供思想的，是孙中山。仅就此点来说，蒋也不敌。

谁人发现蒋介石（２）

　　“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的特别委员会三人中，汪精卫本身是国民政府主席，许崇智是政府军事部长，惟有蒋介石未任过高于粤军参谋长和黄埔军校校长以上的职务，第一次获得如此大的权力。魔瓶最先被鲍罗庭开启。

　　其实此前鲍罗庭就看好了蒋介石，为此和总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发生了很大分歧。

　　加伦认为应该用许崇智，培植与黄埔并行的军事力量，不能以某个人或某一派系为中心，以防患于未然。鲍罗庭却认为许崇智的粤军为旧军队，不堪大任；蒋介石的黄埔新军有主义为基础，颇具革命性质，可当大任。7月国民政府成立，加伦再提出要防止军事独裁，主张建立军事委员会制度，以许崇智为军事首脑；鲍罗庭不同意，支持蒋介石。两人分歧日趋严重，只有莫斯科出来裁决。

　　加伦将军不知道，1905年在芬兰塔墨尔福斯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上，鲍罗庭就认识了比他大五岁的斯大林。当时斯大林还是一个叫柯巴·伊万诺维奇·朱加施维里的格鲁吉亚青年，与来自拉脱维亚的鲍罗庭一样，头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

　　裁决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加伦将军被调离广东。

　　斯大林对蒋介石的信任，很大一部分就是受鲍罗庭的影响。

　　军事顾问加伦将军提出了颇含政治意义的考虑，而政治顾问鲍罗庭却在关键时刻被蒋介石的军事才能蒙蔽，陷入了个人政治视野的盲区。他亲自把极大的权力交到蒋介石手里。

　　应了中国那句老话: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但这一失失得太大、太关键了，以至以前导致其成功的“千虑”最终被毁于这“一失”。

　　巴斯德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蒋介石为这一天的到来做了充分准备。他运用这个突然降临到手中的“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是毫不犹豫的。军事机器立即开动，首先针对几番压制他的许崇智。

　　利用廖仲恺被刺案，蒋介石指挥军队包围了许崇智住宅，指其涉嫌廖案，许崇智伧徨逃往上海。

　　然后就是胡汉民。胡汉民之弟胡毅生与廖案有瓜葛，胡汉民先被拘留审查，后被迫出使苏联。

　　廖仲恺则被隆重地下葬。

　　廖案处理，蒋介石一石三鸟。三个夺取权力的障碍一扫而光。

　　半年以后鲍罗庭才明白自己打开了魔瓶。许、胡、廖三人消失之后，他已经不能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遏制蒋介石了。他帮助蒋介石迈出了夺取政权的决定性一步。鲍罗庭重看蒋介石，与他轻看中国共产党同时发生，而且互为因果。他曾经十分轻蔑地说，中国共产党“总共只有40人”，“研究翻译成中文的共产国际提纲是他们的全部活动”；罢工之类的事件“临时把它抛到面上，否则它就会呆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里，事后从那里发指示”；他尤其藐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他在中国工作三年，不仅把“国共合作”变成了“国苏合作”，更热衷于把这种合作推向与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个人之间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反而成为他与国民党要人讨价还价的筹码。

　　孙中山1924年8月21日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容共问题”，鲍罗庭竟然向孙中山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控制中国共产党。陈独秀闻讯怒不可遏，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定，并毫不客气地致电鲍罗庭：一、禁止在国民党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但是，这个决定传到广州为时已晚。会议上鲍罗庭和瞿秋白为共产党党团问题进行了像征性辩解之后，赞同成立国际委员会监督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关系的决议。该决议要求共产党将自身活动中与国民党有关者，全部公开通报给国民党。陈独秀得知此结果后极为愤怒，接连几次上书共产国际，表示坚决拒绝国民党全会决议，强烈谴责并抵制鲍罗庭的妥协政策，特别是对其不同中共中央讨论“单独行事”，表示“非常不满”，要求共产国际警告鲍罗庭，并告之其无权领导广东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工作。

　　但鲍罗庭在斯大林那里如日中天，共产国际也只有保持沉默。在广州的苏联顾问也不完全同意鲍罗庭重国民党轻共产党的态度。续加仑之后担任总军事顾问的季山嘉就说："国民革命军的一切政治成就都应完全归功于共产党人。这一点哪怕以黄埔军校为例也是显而易见的，黄埔军校是共产党人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是国民革命军最稳定的一部分。“赶走了加仑的鲍罗庭又开始反对季山嘉。他说：“国民革命运动实际上是一种难以想像的复杂的阴谋勾当”，为此“需要玩弄权术”；鲍罗庭认为1926年初广州的革命形势是他个人以苏联军事援助为钓饵、依靠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军政力量、在国民党上层"玩弄权术"的结果；并且以为自己完全控制了广州的局势。1926年2月，鲍罗庭在北京向将赴广州的以布勃诺夫为团长联共政治局使团得意洋洋地说："当你们去广州时，你们自己会确信，华南的思想势力范围乃是我们的影响……还有什么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呢?一旦我们宣传什么，一旦我们提出什么建议，人们就会很认真地听取，并将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决定，以极大的成功希望来加以贯彻执行。"他十分有把握地说："军队领导人已完全处在我们的影响之下"，蒋介石等四个军长"完全可靠"。在鲍罗庭的主观意识主导之下，联共中央政治局也认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强调作为民族解放思想最彻底最可靠的捍卫者的国民党的作用，并将其提到首要地位”；中共必须向国民党右派和中派让步。但这位权术大师很快要开始尴尬了：他严重低估了蒋介石的能量。埋葬了廖仲恺，赶走了胡汉民、许崇智后，蒋介石还剩下最后三个障碍: 前台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后台的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庭，和心目中的死敌中国共产党。

　　下一个将是中山舰事件，又是一石三鸟。蒋介石将这后一个一石三鸟推了7个月。国民党被鲍罗庭由一个松散的组织造就为一个虎虎有生气的组织，在这个组织的全部力量转到自己门下之前，他还需要鲍罗庭的力量和影响。鲍罗庭的话在汪、蒋、鲍三人之中，仍然起决定作用。西山会议派攻击他将鲍罗庭“禀为师保，凡政府一切重大计议，悉听命于鲍”，“甚至关于党政一切重要会议，概由鲍召集于其私寓，俨然形成一太上政府”；他不但不在意，反而说作为总司令，只有法国福煦元帅的地位可同鲍罗庭相比。他反复引用孙中山曾说过的话: 鲍罗庭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因此，追随鲍罗庭就是追随孙中山。他相当客观地把他的擢升归于鲍罗庭的政治提拔及俄国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

　　他在等待时机。

　　时机来临了。

乱世总裁蒋介石-二十世纪中国一百年之三-许金国作

　　第二次东征大捷使蒋介石军功威名如日中天。返归广州途中沿途男女老幼观者如堵，道为之塞；至汕头盛况达到空前: 社会各团体整齐列队欢迎，民众簇拥，万头攒动；一路军乐悠扬，鞭爆哔剥，工会前导，次枪队，次步兵，次汽车，卫队为殿，连孙中山当年也没有如此之风光。

　　广州的汪精卫、谭延岂、伍朝枢、古应芬、宋子文联名电蒋:“我兄建此伟功，承总理未竟之志，成广东统一之局，树国民革命之声威，凡属同志，莫不钦感。东征功成，省中大计诸待商榷，凯旋有日，尚祈示知，是所祷企”。

　　国民政府要员站成一列，以前所未有的谦恭，向军权在握的新秀蒋介石致敬。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

　　1926年1月广州举行国民党“二大”，到会代表256人，选举中执委时，有效票总数249张，蒋介石得票248张，以最高票数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这就是蒋介石后来说的，21岁入党到40岁当上中央委员，相距了20年之久。

　　这一年蒋介石40岁。

　　会议代表中共产党员占100人左右，基本都投了蒋的票。

　　差的一票也许是他未投自己？起码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反而显得更加谦虚。

　　248强于249。

　　得票245张的宋庆龄在“二大”讲话赞扬东征胜利之后的广东形势:“此间一切的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而且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

　　一句“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从宋庆龄口中说出来，便是最高的夸赞。

　　国民党“一大”连张入场券都未弄到的蒋介石，个人声名在“二大”达到顶点。

　　广州第一公园大门口出现一副对联，上联“精卫填海”；下联“介石补天”。

　　人们再也不记得还对什么人有过这种夸赞。

　　声名达到顶点后，他便动手了。

　　1926年3月发生“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又是一石三鸟。

　　这回打击的重点变成了中国共产党，苏联顾问团，还有汪精卫。

　　鲍罗庭恰巧不在。苏联顾问皆被软禁。再用“整理党务案”把鲍罗庭架空。共产党人也在“整理党务案”后被迫退出国民党中央和第一军。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和苏联总顾问季山嘉被驱逐，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说是陈独秀的对蒋让步“妥协政策”的恶果，但真相是事件发生后，当时正在广州的联共政治局使团长布勃诺夫在鲍罗庭的协助下亲自处理，妥协让步政策是他们强加给陈独秀的。布勃诺夫事后讲了6条理由，第一条就是怕“吓跑大资产阶级”，否则中共“无论如何不能现在承担直接领导国民革命这种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务”。事后报告处理“三·二０”中山舰事件的报告中，布勃诺夫甚至认为中共只要做“保证这场革命彻底胜利"的苦力，不要去争领导权，否则“任何过火行为都会吓跑大资产阶级”，“造成广州政府的危机。最终加剧国民革命失败。”布勃诺夫的高参，当然就是鲍罗庭。布勃诺夫回国经过上海时，把他的态度告诉了陈独秀。陈独秀对事变情况一无所知，匆忙表态，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指令，认为蒋受右派挑拨中，“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应该“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中央和第一军，竟然成了帮助蒋“从深渊中拔出来”。蒋介石的回报只是赶走吴铁城、孙科、伍朝枢等人，虽然这是蒋追求个人独裁所需要的，鲍罗庭却在1926年5月30日写给加拉罕的信中，十分得意地说这样的交换“使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损失……从右派手里夺走了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武器”。蒋介石打击的三方之中，只有汪精卫对“三·二０”中山舰事件保持着明白和清醒。

　　汪精卫后来回忆:“3月20日之事， 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丝毫没有知道。我那时是政治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3月20日，广州戒严，军事委员会并没有知道。我是军事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

　　他斥责蒋介石的行动是“造反”。

　　但斥责完之后，他也只有闭门谢客，悄然隐藏起来，怎样也不怎样。

　　4月初，汪精卫以就医为名，由广州而香港，由香港而马赛，远走高飞。

　　蒋介石就是指汪精卫与中共串通，想用中山舰劫他去海参崴，所以发动“三·二○事变”。汪精卫倒不用蒋介石劫他，自己老老实实就上了远走他乡的外轮。自此，没有人能够阻挡他攫取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了。革命斗争并不排除充分利用矛盾、施展纵横捭阖之术，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依靠和壮大自己力量的基础上，鲍罗庭恰恰丢掉了这一点。中山舰事件再次成为鲍罗庭与蒋介石的权力交易。通过这次交易，表面上鲍、蒋二人之间的信任达到了别人无法代替的程度。蒋在北伐前夕谈到后方留守时，提到两个人可以托付，除了张静江，就是鲍罗庭，称鲍罗庭是“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但这位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已经开始预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了。

　　1926年8月9日在广州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鲍罗庭说出了他规划的“让蒋自然灭亡”的策略：当时除第一军军官主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之外，其他各军的军官主要是保定军校毕业生，而蒋与“保定派”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北伐胜利推进的过程中，“保定派”必定压倒蒋介石，“加速他在政治上的灭亡”。这时共产国际远东局已经不信任这位权谋大师了。主持远东局工作的维经斯基是列宁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使者，1920年3月就来华与中国革命者发生关系，1926年9月12日，维经斯基在上海向联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报告：北伐虽然在客观上起到了革命的作用，但同时也使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倾向神圣化了；而这种危机是鲍罗庭自“三·二０”中山舰事件后推行牺牲共产党和左派、在国民党上层对蒋无条件退让和投降的机会主义策略的结果。9月22日，维经斯基再次向莫斯科报告，指出“鲍罗庭同志在如何对待我们总的对华政策为自己制定了一整套相当完整的与总的方针相背离的观点”，明确提出“撤换鲍罗庭”。11月6日，维经斯基在继续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感叹道：“中国的解放斗争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在这种斗争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么的困难，一方面要冒陷入机会主义的危险，另一方面又要冒过左和破坏必要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危险”；“中国共产党需要在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条件下进行工作。”

　　维经斯基的这些报告引起斯大林的震怒。斯大林于11月11日主持联共政治局做出答复：“对远东局在上述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提出警告”；同时决定非但不撤换鲍罗庭，反而加强鲍罗庭的权力，“所有派往中国的同志均归鲍罗庭同志领导”，而“鲍罗庭同志直接听命于莫斯科”，并给鲍罗庭颁发红旗勋章，“责成远东局在就对华总的政策问题、国民党问题和军事政治问题做出任何决议和采取任何措施时，都必须同鲍罗庭同志协商。”戏剧性的场面很快出现了：被撤职的不是鲍罗庭，而是维经斯基。1927年3月10日联共政治局改组远东局，任命列普谢为书记，鲍罗庭正式进入远东局。维经斯基还在以远东局书记的身份指导中共筹备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远东局内部却已经被撤职。远东局随后也置于鲍罗庭的领导之下。

　　此时斯大林还不知道：历史给鲍罗庭的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5月5日，斯大林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广州组建新的可靠部队”；为此还作出了向广州派遣200人的教官团和提供50万卢布的决定。但让谁去“组建可靠的部队”？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斯大林语焉不详。5月13日斯大林讲了另一段话：“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所以5月5日的决定很快不了了之，转而实行大力加强对“国民党将领”提供军事援助的方针，令共产党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保持领导”。

　　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

　　斯大林得知此讯坐不住了，于5月30日给鲍罗庭等人发出“紧急指示”：(一)动员2万共产党员，加上5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消除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性；(二)“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叛乱的反动军官。斯大林不会不知道，四年来联共政治局推行的只武装国民党不武装共产党的政策，根本无法通过一份“紧急指示”改变。而权谋大师鲍罗庭从一开始就根本不是执行武装工农政策的人。他鼓动陈独秀出面给莫斯科一个模棱两可回复：“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本来这个紧急指示是发给鲍罗庭等三个俄国人的，本应由他们回复莫斯科。但是他们都十分清楚向斯大林说“不”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于是推给了书生气十足的陈独秀，让陈一人独自承担了违抗斯大林指示的责任。局面已经完全无法靠鲍罗庭的权谋来收拾了。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决议“分共”，大革命完全失败。

　　近代中国是个大舞台。这个舞台演绎了多少兴衰、美丑、胜败。原先默默无闻者，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大放异彩者，最终又在这个舞台上暗淡失色。发现、提携蒋介石的鲍罗庭就在1926－1027一年的跌荡演变中，由蒋介石所谓“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变成了一个要立即捉来枪毙的“煽动赤色革命企图颠覆政权的阴谋家”。政治人物往往瞬息之间出现苍海桑田的演变，完成让人瞠目结舌思维转换。鲍罗庭不像蒋介石想像的那样复杂，蒋介石也不像鲍罗庭想像的那样简单。这个前日本士官生内心深处还是钦佩那些直面反对他的人，却深恶痛决那些他以为要利用他的人。当年反对鲍罗庭独用蒋介石的加伦将军回国后，1938年10月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捕。蒋介石接到驻苏大使杨杰的报告，还想保加伦一命，要孙科以特使身份赴苏转告斯大林，请派加伦至中国做蒋的私人顾问。但苏联的肃反行动太快了，加伦从被捕到被枪决仅有一个月时间。斯大林告诉孙科的，已是他的死讯。

　　想保加伦性命的蒋介石，却一直想要鲍罗庭的性命。

　　加拉罕当年给孙中山的礼物，是鲍罗庭。蒋介石最后给鲍罗庭的礼物，是通缉令。

笔杆子，枪杆子（１）
 

　　说到枪杆子，人们马上想到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著称于世的毛泽东；以为枪杆子理论出自他的天才创造。

　　袁世凯最先给中国政治带进来了枪杆子。通过对枪杆子的纯熟掌握运用，满清王朝不得不接纳他，辛亥革命也不得不接纳他。

　　孙中山则最先给中国革命带进来了军事。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基本就是对武装起义苦心竭虑的策划与发动。

　　于是中国的革命或反革命，一开始便具有了与别国的革命或反革命截然不同的特色。

　　把枪杆子用到炉火纯青地步的，还是蒋介石。

　　他登上中国政治舞台首先利用了鲍罗庭提供的机遇，其次便是手中的枪杆。

　　首先也来源于其次。鲍罗庭错以为他是一支革命的枪杆。

　　毛泽东对枪杆子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

　　他最初并不赞成暴力革命。倾向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受五·四运动影响，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第一期《创刊宣言》上，即针对“打倒强权”提出了一番颇为温情的理论:“(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毛泽东当时对一切暴力──包括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反对北方北洋军阀政府的暴力──皆表现出极大的忿恨。

　　他1920年以极大的热心投入湖南自治运动，把各省自决自治看作是拯救中国的惟一方法。他说:“胡适之先生有20年不谈政治的主张， 我现在主张20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门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之外，一概不理。”

　　7年以后，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从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的毛泽东到主张暴力革命的毛泽东，期间经历了怎样由实践支撑的思想历程。

　　真正教会他认识枪杆子的，是蒋介石。一个1926年的“三·二○”中山舰事件，一个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事变，蒋介石在共产党人面前把枪杆子的威力表现得淋漓尽致。毛泽东后来描述说，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八·七”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

　　毛泽东通过蒋介石对枪杆子的运用，真正看清了他的真面。而从枪杆子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出路。

　　教会的又何止毛泽东一人。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陈独秀已经看出蒋介石利用北伐实现个人军事独裁的危险，当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问是帮助蒋还是削弱蒋时，也只有回答:“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

　　面对刀枪如林的蒋介石，手无寸铁的陈独秀认识到其野心也毫无办法，只有采取这种消极态度。

　　另一人是张太雷。他是中国共产党中较早认清蒋介石面貌的人。1923年随蒋访苏，他在代表团中就与蒋分歧很大，几乎天天争吵，弄得苏俄方面人人知晓。蒋对他恨之入骨，恨不得立即清除代表团了事。这样一个对蒋早有认识的人，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还要发表一篇《关于蒋介石同志对“要不要国民党”误会之解释》自我辩白，回答蒋的质问。他说: “如果我真是说了‘国民党是排斥共产党党员’，我自己亦要骂‘这简直不知道是什么话!’非但我没有这样说， 并且不会有这样的事。”并说，“介石同志是不会排斥CP的，大家都是知道的”。

　　今天的人已经很难领悟，张太雷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内心有多么的痛苦。没有实力又不得不仰仗实力，即使很早就认清其面孔，但直到屠刀举起之前，还要去陪着笑脸说“介石同志不会排斥CP”。

　　最终，张太雷牺牲在了蒋介石的屠刀之下。共产党人曾经就这样一忍再忍。对蒋的忍让，实际是对实力的忍让，对枪杆子的忍让。“四·一二”政变不久，陈独秀悲痛地说:“我们一年余的忍耐迁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变成了他屠杀共产党的代价!”对这一如此明显的事实，连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所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中也不得不被迫承认：“共产国际武装中国军阀而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结果，我国无产阶级创造的子弹射进了中国工农的头颅。”缺乏实力的共产党人，不掌握武装力量、没有枪杆子，即使有再深奥的理论修养，再犀利的政治判断，再庞大的民众组织，在一个只凭实力说话、谁力量大谁就嘴巴大声音大的社会里，也难于成事。批判的武器永远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

　　所以有了1927年8月7日党的紧急会议，有了会上毛泽东激动的发言:

　　“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段话后来被总结为一个石破天惊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知道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等于就知道了武装割据，知道了农村包围城市。

　　共产党人并非不喜欢城市。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原定目标是南下广东，二次北伐。

　　开辟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秋收起义，原定目标也是会攻长沙。

　　最先打出苏维埃旗帜的广州起义，则几乎一步不改地走十月革命城市武装暴动之路。

　　南昌起义队伍转战到广东还未立足就被打散了。秋收起义队伍则连个浏阳县城也蹲不住就被迫后退。广州起义只搞了三天，范围没有超出广州城。

　　毛泽东最早将失败的起义队伍转向罗霄山脉。这是在黑暗中面对失败思索的结果。它不是神的选择。是踏踏实实的中国革命者面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立足于现实的选择。

　　是人的选择。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留他在中央工作他不肯，说是要去搞“土匪工作”。结果秋收起义队伍没有攻打长沙而上了井冈山，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提议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照办。消息传到根据地就变成了开除党籍，毛泽东很长时间连组织生活都不能参加。

　　这些都没有阻止他在罗霄山脉扎根立足，建立农村根据地。

　　毛泽东的根基在井冈山，不在白区，更不在共产国际。不能设想他在大城市租界内外压低帽檐东躲西藏。更不能设想他像小学生一样端坐在共产国际会议厅里背诵亢长的决议。他属于那片实实在在的土地。只有在武装割据的中国农村中，他才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第一个上山搞起工农武装割据、在井冈山游刃有余的毛泽东，用武器的批判，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最有力的批判的武器，也为世界革命开创了一条“毛泽东道路”。

　　仅此一点，功在千秋。

　　毛泽东不是共产国际指定的领袖。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相当一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选定必须得到莫斯科批准。“一大”选陈独秀为书记，事先得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同意。陈独秀以后的负责人瞿秋白，是鲍罗庭一手包办。“六大”总书记由向忠发出任，因为斯大林看中了他的工人身份。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掌权，则完全出于他背后的国际特派代表米夫。

　　惟毛泽东无任何国际背景。

　　共产国际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了解毛泽东其人。

　　一直以为共产国际最早系统介绍毛泽东的文章，是1935年《共产国际》第33、34期合刊上发表的《勤劳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结果新近发现不是这篇，是1930年3月20日《国际新闻通讯》一篇共产国际官方公报:

　　“据中国的消息: 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

　　………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历史使命。中国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这篇讣告，就是共产国际最早介绍毛泽东的文章。

　　有人说，讣告表明远在莫斯科勒克斯大厦里的共产国际总部对中国革命实情隔膜之甚，否则不会闹出这样的笑话。

　　还不能这样简单。中国共产党也曾经为李立三开过两三次追悼会，每次都由他的战友周恩来主持。并非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不了解李立三，而是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时期，残酷的斗争环境中随时包含着这种不可预测性。

　　共产国际发表的这份官方公报也是如此。

　　但以一篇讣告作为最早介绍一位著名领导人的文章，不能不说是国际共运史上一个极大的遗憾。

　　其实共产国际1927年就注意到了毛泽东。

　　1927年5月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 为反驳托洛茨基所说北伐加强了资产阶级力量、削弱了工人阶级力量，布哈林专门引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为批驳。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在同月出版的第22期转载了毛泽东这篇报告。布哈林说，“这是一篇非常好的、很有意义的报告”，从中可以看出，“北伐对于革命的最重要成果是唤醒了广大的工农群众，自己组织起来，逐渐成为一支新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北伐中群众的力量成长壮大了，从革命发展的观点看，这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托洛茨基同志忽略了这一点。”

　　这位共产国际总书记实用地用毛泽东去驳托洛茨基，颇像后来中国大地上对毛泽东语录的用法: 只想去驳倒对手，却并不在意毛泽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但从此共产国际也便知道了中共有个毛泽东。

　　知道了，距离承认还有很远。毛泽东当时提出了一种与共产国际传统理论不同的理论，但还没有证实这一理论的实践，也还没有支持这一实践必不可少的实力。

笔杆子，枪杆子（２）

革命先声-孙中山在黄埔军校 刘文作

　　后来有了实践了，也有了实力了，国际开始重视，也只是几次致电中共中央，要与毛泽东搞好团结，发挥他的作用和影响，仅此而已。

　　就如列宁在中国革命中首先看好的人物是孙中山而不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一样，斯大林在中国革命中首先看好的人物也是蒋介石而非毛泽东。

　　斯大林曾对蒋介石给以长久的信任。开始说蒋介石是国民党左派。1926年“三·二○”中山舰事件后，仅把对蒋介石的认识由“左派”调整为“中派”；蒋介石反苏反共面目已经十分明显了，也只承认其是“中间偏右”。最后大家都公认蒋介石是右派了，斯大林还说: “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能干的人，他们领导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而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直至“四·一二”事变之前，还把一张有亲笔签名的相片寄给了蒋介石。

　　“四·一二”事变让斯大林看到了他以为蒋介石不可能有的“其他作为”，令斯大林伤透了心。

　　被蒋介石伤透心的斯大林，却对毛泽东抱有长久的怀疑。他以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仅是一些“土地革命者”；1944年6月，斯大林对美国特使哈里曼说:“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吗？他们对共产主义来说就像人造黄油对黄油一样”。

　　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还怀疑毛泽东是否会走南斯拉夫道路，成为中国的铁托。

　　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与美军直接作战，这种看法才开始改变。

　　此时离斯大林去世，只剩下不到三年。

　　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认识，这是一张艰难的、连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没有答好的问卷。

　　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共产国际的选择，而是历史的选择。

　　对蒋介石的选择也不是孙中山的选择，而且归根到底超出了鲍罗庭掌控之外，同样也是历史的选择。

　　毛泽东、蒋介石二人，心头皆有主义，手中皆有枪杆，历史选择他们代表各自的阶级和政党，用手中的枪杆和心中的主义，用对历史的感触和对未来的憧憬，在现代中国猛烈碰撞，用一场又一场生死拚杀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蒋介石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所向无敌。他通过辞职、下野、收买、驱逐、行刺、战争等等手段，使如此众多的对手多米诺骨牌一般纷纷倒地。他赶走许崇智，软禁胡汉民，孤立唐生智，枪毙邓演达，刺杀汪精卫，用大炮机关枪压垮冯玉祥、闫锡山、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用官爵和袁大头买通石友三、韩复榘、余汉谋；中国政治舞台上从古到今那十八般武器，他样样会使，而且每一件都烂熟于心。原本不太拿这个奉化人当回事的众多风云人物，纷纷被他挑滑车一般弄翻在地。

　　1930年9月8日，蒋、冯、闫大战之间，闫锡山在北平第八次总理纪念周上给反蒋派打气，说蒋介石有四必败:

　　一曰与党为敌；

　　二曰与国为敌；

　　三曰与民为敌；

　　四曰与公理为敌。

　　被称为“十九年不倒翁”的闫锡山所言极是。很长时间之内，没有人比闫锡山对蒋介石的总结更为准确、更为精僻、更为深刻的了。

　　但蒋纵横捭阖，就是不败。

　　这对众多北洋老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来说，此谜也是终身不解。

　　从客观因素看，他们不明白蒋代表着比他们更为先进的势力；与衰亡的封建残余更少粘连，与新兴的资产阶级更多关系。从主观因素说，他们也忽视了这个人的精神底蕴。1906年，蒋入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官学校前身），有日本军医教官讲卫生学，取一土块置于案上，说: 这一块土，约一立方寸，计可容四万万微生虫。停片刻该医官又说: 这一立方寸之土，好比中国一国，中国有四万万人，好比微生虫寄生在这土里一样。话音未落，课堂内一学生怒不可遏，冲到台前将土击飞，大声反问道: 日本有五千万人，是否也像五千万微生虫寄生在1/8立方寸土中？军医教官毫无所备，稍许缓过劲来，发现是学生中惟一不留辫子的蒋介石，便指其光头大声喝问：你是否革命党？该事在陆军速成学堂掀起轩然大波。1908年，蒋第一次读到邹容的《革命军》，而邹容已在5年前被清庭处死；蒋对《革命军》一书“酷嗜之，晨夕览诵，寢则怀抱，梦寐间如与晤言，相将提戈逐杀鞑奴”；革命与造反的情怀难以言表。1912年，蒋在日本创办《军声》杂志社，自撰发刊词，并著《征蒙作战刍议》一文。当时沙俄引诱外蒙独立，蒋十分愤慨，“甚思提一旅之众，以平蒙为立业之基也”。不可否认，这个人青年时代一以贯之的极强的精神气质。

　　1924年6月24日，蒋给黄埔军校学生作《革命军人不能盲从官长》的讲话，说:“十三年来，中国的军人被袁世凯辈弄坏了，他们专用金钱来收买军人，军人变为他们个人的利器，专供他们做家狗”；“官长权限一大，便可卖党卖国”；又说 :“我们革命是以主义为中心，跟着这个主义来革命，认识这个主义来革命的，决不是跟到一个人，或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的。如其跟到一个人，或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那就不能叫做革命，那就是叫做盲从，那就叫做私党，那就叫做他人的奴才走狗了。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到如今，仍旧是几千年前皇帝奴隶的恶劣思想。”

　　这篇讲话思想甚为解放，后来人们却有不同解读：据称讲话前半部分在说陈炯明，后半部分在说孙中山。因为陈炯明在广东搞军阀割据。也因为孙中山在广东搞个人崇拜。

　　也许当年蒋介石真如所指。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能够这样讲的人，必定具有一些信念的底蕴，和精神的力量。

　　不爱钱，不怕死，是他不离口的革命军人二信条。

　　蒋介石1923年访苏，至彼得格勒参观冬宫。五彩大理石建造的金壁辉煌的沙皇宫殿，没有给他留下太深印象；觉得“所谓金间、银间、翡翠间者，皆不过镀饰其外表，无足珍贵者”；而“惟新立一历史馆，标树其革命党过去之伟迹血状，皆足怵目悚魂，殊令人兴感也”；后来赴莫斯科城苏维埃参加纪念活动，“听加米涅夫、布哈林等演说，又见海军革命发难二官长及一水手，登台表述其勋劳光荣，心颇感动”。

　　他胸中曾澎湃过怎样的激情。

　　所以黄埔军校门口有一副铿锵作响的对联:

　　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蒋介石的力量，不仅仅来源于兵力和金钱。这些方面，冯玉祥、闫锡山、唐生智、李宗仁，皆不敌。苏联军事顾问契列潘诺夫1968年在莫斯科出版回忆录《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这样描写蒋介石:“在军事工作人员中，他与我们关系最密切。懂政治，自尊心强得可怕。读日文版的拿破仑著作……能很快做出决定，但经常考虑欠周，于是又改变主意。倔强，喜欢固执已见。他在政治进步中应该会走到合乎逻辑的极点”。这是共产党人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对手。

　　自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蒋介石在大陆统治22年零5天，三次上台三次下野，可谓“三上三下”，回回依靠枪杆起死回生。

　　第一次下野是1927年8月14日，因为国民党内各派系的争夺权位；但不到5个月便被请回来上台。

　　第二次下野是1931年12月15日。因为“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被占和“剿共”不力，仅44天就重返南京中枢。

　　下野成为蒋介石一种聚集力量的策略。枪杆子在手，自会有人来请。结果每一次上台都比原来实力更加强大，手段更加老辣。国民党把能够把蒋赶走的时间越来越短。越来越离不开这个非同寻常的人物。

　　但毛泽东让他第三次下台。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官邸宣布“引退”。这第一次是他统治大陆22年的结束，真是流水落花春去也。

　　遇上了毛泽东，蒋介石便也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共产党人。

　　他早就知道毛泽东。“三·二○”中山舰事件后，通过“整理党务案”被赶出国民党中央的，就有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

　　毛泽东不是蒋介石面对的第一位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之前，蒋介石用法庭审判了陈独秀，用死亡压垮了向忠发，用子弹射穿了瞿秋白。对付这三个共产党的第一把手，他甚至不用亲自出马，部下们就把审讯陈独秀的记录、枪毙向忠发、瞿秋白的照片，规规矩矩放到了他案头。

　　使蒋介石真正认识毛泽东的，是他亲自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和举世震惊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他最终也是通过朱毛红军对枪杆子的运用认识了毛泽东。

　　所以不得不于1945年在重庆恭敬地请毛泽东吃饭，还举杯互祝健康。

　　对手之间本不用互相尊重。蒋介石从第一次“围剿”起便以5万大洋悬赏毛泽东的人头。毛泽东1934年7月在江西苏区写《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一文，也嬉笑怒骂道:“试问蒋介石这个蠢货懂什么？”

　　对手之间又是相互尊重的。

　　悬赏了毛泽东人头的蒋介石，1945年抗战胜利后三封电报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讨“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两次留毛泽东下榻于自己的林园官邸。抵达重庆的毛泽东则得知蒋不抽烟后，虽然自己烟瘾很大，一天能吸几十支，但只要有他当年骂为“蠢货”的蒋介石在场，便一根烟不吸。会谈连续达四个小时之久，也是如此。以后他对任何政要皆无这种特殊的礼遇。

　　双方通过各自的方式，表达出各自对对方的尊敬。

　　蒋介石最终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去世前说他一生办了两件事，头一件便是把蒋老先生赶到一个海岛上去了。

　　为何而败？是败于主义，还是败于枪杆？是败于对历史的把握，还是败于对未来的规划？蒋终生不解。

　　蒋之大不解，在于中国共产党为何具有如此巨大之号召力，如此坚韧之战斗力，和如此顽强之生命力。从古至今，中国哪一个政治集团能够如此？

　一，李立三惊醒了蒋介石

　　二，战场与战将（一）

　　三，战场与战将（二）

　　四，外国的月亮圆（一）

　　五，碉堡──典型的中国特色

　　李立三把舵的船，是一艘既勇猛奋进又剧烈摇摆的船。被称为“蒋何”的蒋军与被称为“朱毛”的红军在红色根据地迎面相撞，皆是战将如云。建议碉堡政策围困朱毛的并非德国顾问，而是朱德云南讲武堂丙班二队的同学金汉鼎。

李立三惊醒了蒋介石（１）

　　中国革命中最惊心动魄的搏击，莫过于蒋介石的“围剿”，与毛泽东的反“围剿”。

　　1927年4月12日得手以后，蒋介石没有想到对付共产党人还需要“围剿”。

　　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的“围剿”。

　　后三次不得不亲任总司令。连“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都无暇顾及。一心一意、专心致志地“先安内而后攘外”、“攘外必先安内”。

　　最后一次不得不动用其所能动用的全部力量。

　　直到被张学良“兵谏”于西安了，闹到如此大之不可收拾局面，还感叹最后就差两个星期。

　　“剿共”不成，对蒋来说确实是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与共产党的对抗最初却颇为顺利。从1926年“三·二○”中山舰事件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他屡屡得手，没有费很大的心思。

　　“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人被迫退出第一军、退出国民党中央，接受“整理党务案”，全面退让。

　　“四·一二”“清党”，“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共产党人更是横尸遍野、血流成河；彷徨的、动摇的纷纷脱党。还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战友。

　　陈延年因手下的交通员出卖而被捕。

　　赵世炎则被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带领包探上门抓获。

　　叛徒何芝华出卖罗亦农，仅为弄到一笔美金和两张出国护照。

　　部分共产党人的信仰在这个非常时刻，变得如此廉价。

　　也如此昂贵。

　　蒋介石几乎是不加怀疑地认为: 共产党垮掉了。当初他在黄埔军校归劝学生们信仰三民主义的时候也算苦口婆心，不厌其烦；现在面对潮水一样的“投诚者”，他连见都不要见。

　　那是蒋总司令空前成功的一年。紧接着海陆丰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又相继被镇压，他更认为共产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基本被消灭，剩下钻山为“匪”的小股队伍已不足为患了。

　　于是他腾出手来，1927年下半年到1930年下半年，收拾张作霖、张宗昌，收拾唐生智、李宗仁，收拾冯玉祥、闫锡山，三年时间用于军阀混战。

　　湖南总工会委员长、湖南省委代书记郭亮的头颅被高悬在长沙城门口示众之时，鲁迅就说过:“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的”；“不是正因为黑暗， 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

　　蒋介石不懂这些。所以他万万想不到，在其军事力量空前壮大、政治权势空前膨胀的这三年，那些被他驱赶到偏远山区的星星之火，却成为他真正的、最终的掘墓人。

　　最先惊醒他的，是计划“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李立三。

　　李立三革命之坚决与脾气之暴烈，尽人皆知。1920年初赴法国勤工俭学，干别人不愿干炉前翻砂工，他干，出大力流大汗。师傅是法共党员，21岁的李立三从师傅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到学生运动和争取华工权利的斗争之中，而且情绪激昂，感染力极强。提到反动势力，就喊：“推翻！打倒！杀掉！”因敢闯敢拼，留法学生送他个绰号叫“坦克”。

　　1922年春节，李立三回家探亲。其父李镜蓉以为他刚刚从法国回到国内，便问:“你留学回来准备做什么事？”

　　李立三答:“我要干共产!”

　　李镜蓉不知道，此时他的儿子正在安源路矿发动工人大罢工。他听了李立三的回答暴跳如雷:“这纯属胡来!是自己找死!人家督军有那么多兵，那么多枪，你们几个小娃娃，一千年也搞不成!”

　　李立三答:“军阀有枪，我们有真理，有人民，我们死了不要紧， 牺牲了一些人，一定有更多的人起来革命，革命一定成功!”

　　整个春节在父子的争吵中渡过。

　　李镜蓉后来逢人便说:“这个儿子是舍出去了，只当是没生他吧!”

　　李镜蓉害怕督军的暴力。几天前湖南劳工会领导人黄爱和庞人铨刚刚被赵恒惕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其实李立三也是一样，如果没有工人保护，李镜蓉的这个儿子也必被舍在了安源。

李立三于安源第一煤矿工人俱乐部

　　当时安源煤矿总监工王鸿卿探知路矿俱乐部主任李立三是罢工首领，出600大洋找人刺杀李立三。工人们得知，从早到晚把李立三团团围住，必须出面的时候，也总是跟随几十个工人把他围在中间，谈话超过十分钟就动手把他拥起就走，使对方无条件下手。

　　李立三用暴力回应暴力。罢工谈判最关键阶段，路矿当局完成“草约”十三条后又想耍弄阴谋。李立三站起来说，我们让步已到最大限度，当局接受此条件就复工，否则我就离开矿区，听凭工人们自由行动。路矿当局一听“自由行动”，想必就是暴动。矿长李寿铨在日记里说:“事急如此，设有暴动，千数百万之产业，即不能保，……惟有姑订条件开工以息其风”。

　　安源罢工的胜利，刘少奇说“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仅有的事”。

　　这一胜利对全国工人运动影响巨大。京汉铁路罢工失败后，各地工会组织全遭封闭，被迫转入地下，惟有组织严密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阶级势力强大，反动当局不敢贸然镇压。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说，安源路矿是硕果仅存的世外桃源。

　　李立三为中国工人运动做出重大贡献。但他并不以此飘飘然。后来在给要求他留任俱乐部主任的工人们的一封信中，他说: “群众终有力量，团结终有力量，个人决没有力量”；“只要认识了社会主义，就不要认识哪个人了”。成功的安源煤矿大罢工使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1924年末中国共产党只有党员900人，其中安源煤矿的党员就达300人。李立三1926年又到武汉领导工人运动。在武汉，船工出身的向忠发只是名义领袖，实际主持工作的是李立三。当时人们说，只要向忠发、李立三一声令下，武汉三镇30万工人要进可进，要退可退。李镜蓉少了一个叛逆的儿子，革命却多了一员不妥协的猛将。

　　这员猛将对中国革命贡献决不仅仅止于工人运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在“李立三”一条中评价说:“蒋介石、 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

　　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李立三决不仅仅只是个参加者，更是这一起义的最早提出者。

　　大革命失败后，他坚决主张用革命暴力回击反革命暴力。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改组，陈独秀停职， 鲍罗庭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组成中央常委，代行政治局职权。

　　开始并没有南昌起义计划。临时中央的主要工作是部署党组织转入地下和中央机关经九江撤退到上海。为此李立三和中央秘书长邓中夏被先期派去九江，部署中央撤退的同时，考察利用张发奎的“回粤运动”打回广东以图再举的可能性。

　　李立三到九江后，三下两下把筹划撤退的任务变成了组织武装起义。

　　7月20日，他与谭平山、邓中夏等在九江举行会议， 认为依靠张发奎的“回粤运动”很少有成功的可能；即使回粤成功，也由于我党开始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同张发奎的破裂同样不可避免；因此应该搞一个自己的独立的军事行动，“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

　　这是举行南昌起义的最早建议。

　　第一次九江会议举行前，中央已经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但如何武装反抗，在何时、何地举行何种起义，没有进一步的计划。李立三在这次会议上果断提出南昌暴动，是一个不可抹杀的重大历史功绩。

　　会议一结束，李立三、邓中夏立即上庐山，向刚刚到达的鲍罗庭、瞿秋白、张太雷汇报。

　　鲍罗庭沉默不表态。瞿秋白、张太雷则完全赞成。

　　此时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明那兹到汉口，汉口传来要召开紧急会议的消息。李立三立即请准备去汉口开会的瞿秋白将此意见面告中央，请中央速作决定。

　　中央指示未到，李立三照样行动。他7月24日下山后立即搞了第二次九江会议，决定叶、贺部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然后再次电请中央从速指示，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

　　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第二次九江会议，不但起义时间很难说，起义地点也很可能不在南昌。

　　周恩来在武汉首先得到李立三报告。中共中央两次召开会议讨论南昌起义问题。最后同意举行暴动，但对暴动地点提出另一种意见。认为可将地点选在南浔，而不是南昌；同时派周恩来立即自汉口赴九江。

九江会议

　　7月25日周恩来到九江，召集第三次九江会议。在会上传达: 中央常委和国际代表同意在南浔一带发动暴动，然后由江西东部进入广东会合东江农军。

　　李立三不同意把暴动地点选在南浔。九江地区军阀部队聚集，于我不利；同时叶、贺部队已经陆续开往南昌，南昌起义势在必行。

　　周恩来最终同意了李立三在南昌、而不是在南浔举行暴动的意见。

　　至此，南昌起义被最后确定下来。周恩来、李立三等从九江出发奔赴南昌成立前敌委员会。前敌委员会决定7月30日晚上举行暴动。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排在第一号的中央常委张国焘于7月27日晨到达九江，带来中央最新意见，要起义推迟。30日晨，前敌委员会在南昌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举行紧急会议，由张国焘传达中央精神，要求对起义重新讨论。

　　张话音未落，李立三蓦地第一个站起来，兴奋地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什么我们还要重新讨论？”

　　周恩来接着说:“国际代表和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 你的这种意思与中央派我来的意思不符。不准起义，我辞职不干了! ”周恩来事后对别人说，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拍桌子(注：第2次为黎平会议时对李德拍桌子)。

　　张国焘看出李立三是门大炮，扳倒他就好说服别人，会后便立即与他个别谈话。说来说去李立三就是一句:“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上已来不及作任何改变!”

　　无奈的张国焘最后只得服从多数。起义时间定到8月1日凌晨举行。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革命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毅然拿起武器，反抗国民党血腥屠杀政策的武装暴动。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也是局势最为黑暗、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日子。毛泽东描述自己当时“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李立三在此时刻，决然提出并果断坚持南昌暴动，率先实践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对中国革命贡献巨大。

　　敢于一意孤行的李立三，后来却一意孤行出一个“立三路线”来。

　　1928年冬到1930年秋，李立三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之一。他不同意毛泽东实施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广大农村根据地的做法，亲自起草《中央致四军前委信》:

　　“你们现在完全反映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错误。你们的错误: （一），站在农民的观点上来作土地革命，如像你们认为‘农村是第一步，城市是第二步的理论……。（二）你们割据的观点，这同样是一个农民观点，如像你们认为先完成三省边境割据，再打南昌……”。他看不起毛泽东的农村根据地。认为“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他的四肢，而没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制他的最后的死命。这一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的争斗主要是靠工人阶级的最后的激烈争斗──武装暴动。”正是在这一点上，20世纪20年代末期就主张“斩首”理论的李立三，脱离了中国革命现实。

李立三惊醒了蒋介石（２）

　　1930年6月以后李立三成为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人。他把舵的船，立即成为一艘即勇猛奋进、又剧烈摇摆的船。

　　当时正值蒋、冯、闫展开中原大战， 31岁的李立三认为“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都在逼近到我们面前了”；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一蹴而就的时刻。他一面部署中心城市武装暴动，一面重新编组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李立三的计划是:

　　以红四军、红十二军、红三军编为红一军团，由朱德、毛泽东指挥，攻打南昌、九江，切断长江，掩护武汉的胜利；

　　以红五军、红八军、红十六军编为红三军团，由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指挥，占领大冶，切断武（汉）长（沙）铁路，进迫武汉；

　　以湘鄂西地区红军编成红二军团，由贺龙、周逸群指挥，帮助地方暴动，进迫武汉；

　　鄂豫皖地区红一军由许继慎、徐向前指挥，切断京汉铁路，进迫武汉；

　　广西的红七军、红八军由邓小平、张云逸指挥攻击柳州、桂林，进逼广州，然后北上合攻长沙；

　　各路红军的攻击箭头，最后皆指向中国的心脏，“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李立三在上海制定这个空前庞大的军事进攻加武装暴动计划时，一定热血澎湃。

　　如果蒋介石看到这份《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工作计划》，定要惊出一身冷汗。因为“计划”表明，中国工农红军在蒋介石与各路军阀混战的三年之间，已经发展到了十万余人。

　　1930年7月27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袭占长沙。 杀共产党不眨眼的国民党第四路军总指挥何健，在城内贴一张“市民住户不要惊慌，本人决与长沙共存亡”布告，便只身逃向湘江西岸。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这是工农红军攻下省会的惟一战例。

　　据说李立三嘴巴很大，大到能把自己的拳头塞进嘴里。攻陷长沙更使他声若宏钟。8月6日，他在中央行动委员会上报告《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

　　“同志们! 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正在突飞猛进的向前发展，已经显然表示着到了历史上伟大事变的前夜”；

　　“如果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形的人，他必然以为这是共产党人的夸大狂，或者布浪基主义。假使现在跑到工厂中去，问工友是否需要暴动，工人一定答复需要暴动。许多工人都说:‘暴动的时候，你们要来通知我’”；

　　“这回红五军攻打长沙，红军的兵力只有三四千人，何健的兵却有七团以上，但红军与何健部队接触的时候，何健部队都水一样的向红军投降。……现在红军进攻武汉的时候，又安知道不会遇着这样的形势？假使是可能的──的确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必然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领导红军进攻武汉呢？让红军在远远的等候武汉工人暴动，恐怕只有书呆子会这样想。……”

　　其实敌人并没有“水一样的向红军投降”。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说，每次消灭白军，都是红军硬打死拼。红军的军事技术也还非常落后。占领长沙前在岳阳缴获了几门野炮和山炮，全军上下除了彭德怀和一名朝鲜族干部武亭，竟然无人会用。结果只好由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和武亭亲自操炮。

　　要总指挥亲自发炮的红军，也总算建立了自己的炮兵。有了炮兵的红军攻占长沙，不能不使中外震惊。

　　震惊的副产品便是满天飞的流言。

　　挨了李立三代表中央批评的毛泽东和朱德，只有率领红一军团进攻南昌。他们在南昌周围示威而退，并未真正攻城，也误传成南昌被红军占领。1930年8月4日，《国闻周报》头版醒目的大字标题《共产党陷长沙南昌》:“近来中原鏖战，各省军队多征调前方，防务俱感空虚，共党乃乘机大起，于27日晚占领长沙，30日占领南昌。同时鄂北共党，更在花园方面截断平汉路，进占孝感，于是武汉亦感恐慌矣”；“三数日间，陷落两大省会，设武汉再有不幸，则长江上游均属共有矣”。

　　同期《国内一周大事记》则记载:“7月30日，星期三，共党占领南昌，各机关领馆均被焚，又向九江进攻。”

　　子虚乌有之事6天时间不得校正，臆想中之杀人放火也上了堂堂正正的“大事记”，国民党方面也确实慌张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战场上对手闫锡山、冯玉祥抓住时机，立刻给蒋介石扣上“放任共匪”、“纵共殃民”的帽子。

　　真真假假的消息和压力渗合一起，极大地震动了蒋介石。

　　就在李立三沉湎于“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之时，蒋介石从河南前线向南京发出密电，要求立即发布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为“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同时嫡系教导第三师首先抽调南下。

　　中原大战尚未结束，蒋介石开始准备“剿匪”战争了。

　　对苏区旷日持久的“围剿”，由此拉开帷幕。

　　帷幕还未拉开，“立三路线”已经宣告结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这位要求苏联停止五年计划准备支援中国的革命战争、要求外蒙古回归中国的李立三进行了快速而坚决的反击。

　　蒋介石不知道这些。也不需要知道。在中共中央忙于清理“立三路线”之时，他开始了他的“围剿”。

　　一发而不可收。

　　第一次“围剿”，兴兵10万，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

　　第二次“围剿”，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指挥，兴兵20万，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第三次“围剿”，用兵30万，蒋亲任总司令，分路围攻，长驱直入；

　　第四次“围剿”，蒋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委何应钦任“赣闽粤湘剿匪总司令”，先以30万兵力围攻鄂豫皖苏区，10万兵力围攻湘鄂西苏区，得手之后再集兵50万进攻中央苏区；军政并进，逐步清剿；

　　第五次“围剿”，则集兵百万，几乎倾全国之兵；其中用于中央苏区50万。其嫡系部队倾巢而出。蒋自任总司令，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严密封锁，发展交通；以静制动，以守为攻；

　　为了剿共，兴兵不可谓不多，战略战术不可谓不周密。确实是倾注了心血。确实是有十八般武艺就用上了十八般武艺，有十八般兵器就用上了十八般兵器。

　　第一次“围剿”，他便悬赏五万光洋，缉拿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同时宣称“期以三月，至多五月，限令一律肃清”红军。似乎仍是当年在上海滩完成一笔期货交易。

　　1930年12月5日，蒋介石亲乘军舰由南京赴九江，指挥“剿共”。

　　样子是做出来了，但内心仍然对朱毛彭黄红军瞧不起。

　　蒋介石收买地方军阀，出手就是数十万、上百万；拉拢闫锡山这样的大军阀甚至一次以上千万元相赠。相较之下，对红军领袖，他的出价是不高的。

　　此时他业已制服拥兵20万的唐生智，压垮拥兵30万的李宗仁、白崇禧，收编拥兵近40万的张学良，又刚刚打败拥兵70余万的冯玉祥、闫锡山；溥天之下，眼空无物，根本不把赣南的3万红军放在眼里。他只到江西草草转了一圈，带领幕僚游了一趟庐山，便将指挥大权交给鲁涤平，返回南京坐等胜利消息了。

　　胜利消息没有等来。等来的是顺赣江漂流而下的“围剿”主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的首级，以及总指挥鲁涤平一封悲痛万分的电报:“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归”。

　　何应钦、鲁涤平在南昌泪水涟涟、凭棺哭吊；蒋介石也在南京大叹“呜呼石侯（张辉瓒别号），魂兮归来”；第一次“围剿”在葬礼中悲悲戚戚中结束。

　　第二次“围剿”开始，便想“以生力军寒匪之胆”。于是除原有部队外，特增调王金钰第五路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入赣参战。

　　“生力军”却不愿生力。

　　王金钰左推右挡，迟迟不动。直到蒋介石许以江西省主席，才勉强带领其北方部下开拔。一路说是有共军骚扰，走走停停，甚为迟缓。

　　孙连仲的部下则开始破坏南下的铁路和车辆。该部半年前还在中原战场与蒋军血战，现在调头去充当蒋军炮灰，转变实难。

　　待蒋介石、何应钦软硬兼施，将王、孙两部连哄带压弄到指定地点，原定作战发起时间已经仙逝了半个月。

　　以非嫡系军队剿共，本是心中暗自盘算的一箭双雕。但有时候心思算计过精了，反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二次“围剿”又是惨败。

　　到这时蒋介石还以为是杂牌军队“围剿”不力。于是开始动用其核心主力。

　　从第三次“围剿”开始，蒋军嫡系赵观涛第六师、蒋鼎文第九师、卫立煌第十师、罗卓英第十一师、陈诚第十四师压了上去。这五个师十万人都是蒋介石黄埔起家的老本，可见决心之大。

　　如此之大的决心仍然不能招来成功，蒋介石才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用一个晚上就可以摧垮共产党人在城市中的组织。面对武装割据的工农红军，三次“围剿”却无损朱毛一根毫毛。

　　他头一次感受到了一种莫明的无奈。

　　就在毛泽东告诉林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后，把共产党人从城市赶向乡村的蒋介石，也开始发现“星火燎原”问题了。

　　他颇感沉痛地说:“瑞金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鄂豫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豫、皖七省，总计面积二十万平方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

　　取代鲁涤平为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也在1933年4月1日密电蒋介石: “现在匪势益张，…小股逐渐蔓延，坐视其大而莫能制。资溪、黎川为赣闽浙间要地，失陷数月不能收复，近且进扰南城、金溪、赤化民众，如火燎原”。

　　国民党人虽然不情愿，也不得不开始直面星火燎原的中国革命局面。

　　所以第五次“围剿”便倾全国之兵。各地除留守部队外，凡能机动的部队都调来了，嫡系部队更是倾巢而出。堡垒封锁，公路切割。远探密垒，薄守后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

　　眼看得手，将红军压向一块狭小地域围而歼之了，共产党人又有了长征。

　　一条红色铁流，蜿蜒逶迤二万五千里。任围追堵截，始终不灭。

　　蒋介石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对手。尽管这个对手自己也没有想到前方还会有雪山草地，泸定桥、腊子口。还需要二万五千里长征。

 
二、战场与战将（１）

　　平心而论，“围剿”不成，并非蒋介石的部下不能打仗。

　　国民党方面不乏善战之人。蒋介石手下就有著名的“八大金刚”: 何应钦，钱大钧，顾祝同，刘峙，陈继承，陈诚，蒋鼎文，张治中。

　　人们皆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有“朱毛”之称，却鲜知中国国民党领导的黄埔党军也曾被称为“蒋何”。

　　一度与蒋介石并列的何应钦，生于贵州兴义县泥荡村。1906年贵州开办陆军小学，规定每县保送一人，何应钦时16岁，以兴义县第一名成绩保送。陆小毕业再保送武昌陆军第三中学。1909年秋，陆军部从三个陆军中学考选20名学生赴日深造，何应考人选，入东京振武学校。

　　何应钦是以优异成绩开路的，却不知道振武学校有一个高他两年级叫蒋志清的同学也是如此。1906年，蒋志清报考陆军部全国陆军速成学堂（即后来的保定军校）。当时浙江省报名者千余人，仅招收60，其中还有46名由武备学堂保送，自由招考名额仅有14人。蒋志清被招生甄试挑选出来，入千分之十四以内。

　　蒋志清即后来的蒋中正，字介石。

　　何在振武学校不认识蒋志清。蒋受“坚船利炮”现实影响，选学炮科；何则以传统的“步战决胜”为信条，选学步科。后来辛亥革命爆发，两人返国，皆在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任事，蒋任沪军第五团团长，何任都督府训练科一等科员，仍然不识。历史的这两个交汇点，蒋、何都没有相遇。

　　两人知遇是在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兴办之日，却正是何应钦落魄之时。

　　何由日本返国后回其家乡贵州寻求发展。初被黔军总司令王电轮宠信，后与贵州督军刘如周之外甥女结婚。贵州两大实力人物皆与何有缘，可谓是春风得意，大树乘凉，前途无限光明。当时黔军一共有三个混成旅，何出任第五混成旅旅长，后又任贵阳警备司令。

　　但好景不长。1920年，贵州政局突变。黔军总司令部特务团团长孙剑峰发动政变，何被迫辞去所兼各职，被挤出贵州，赶到云南。

　　在昆明又遇行刺，身中两枪。一枪在胸，一枪在腿。胸部子弹幸未贯穿，留下一条性命。黔军这两枪让何应钦在昆明的法国医院住了半年。自幼立志从军报国，但最先尝到的枪伤，竟是来自自己人的子弹，这不能不使他受到极大的震憾。

　　也彻底破灭了他对贵州事业梦幻。

　　出院后他即去上海，闲住将近两年。所携不到一万元的旅费，不够过长期寓公生活，不得不为前途打算。想去广州，但眼见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失势，粤局前途不妙；想去北京，又苦与北洋系实权人物无甚机缘。焦灼之间，得悉建立黄埔军官学校，蒋任校长。他与蒋虽无深交，却与王柏龄相熟。于是托王向蒋介绍。

　　本来黄埔党军是应该称为“蒋、王”、而不是“蒋、何”的。

　　王柏龄与蒋介石关系非同一般。两人在保定军校同时考取留日生，一同赴日，且同学炮科。1916年5月，居正在山东青岛成立中华革命党东北军， 蒋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王柏龄任参谋；后蒋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便电邀王到广州，任大元帅府行营高参；后来成立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军校入学试验委员会，王柏龄的排名皆仅次于蒋。军校正式开办，他立即被委任为少将教授部主任。

　　当时蒋苦于人手不够，正在极力网罗日本士官同学协助。听了王柏龄的介绍，便以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身份，电召何应钦赴广州；何到后即委以重任，先是主持考选军校干部，后出任军校总教官，兼教练部主任，成为仅次于王柏龄的人物。

　　历史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在挨过两枪的何应钦，在一番跌荡起落之后，对历史的机缘做好了充分准备。

　　黄埔党军之所以未能称为“蒋、王”，而被称“蒋、何”，问题皆在王柏龄自身。

　　王是蒋介石在黄埔军校依为心腹股肱的头号人物。但他对教学兴趣不大，成天不务正业，去广州吃喝嫖赌，抽鸦片，每每有事找不着。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处在怎样一个历史关口，处于一个怎样有利的地位；而在这个关口这个地位稍微谨慎一些、敬业一些、“每每有事”找得着一些，历史将会向他提供多么丰厚的报偿。

　　何应钦与王柏龄的不一样，恰恰集中在这里。他无不良嗜好，且以军校为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无论上班下班，一找必到。于是蒋对何日加信任，开始把托付王柏龄的事交他去办。何见蒋对自己如此信任，大为感激，带领属下刘峙、顾祝同、钱大钧、陈继承等一批军事教官越干越出色。蒋则更欣慰地认为总教官没有选错，两人关系愈加密切。1924年底，黄埔组建党军，第一期毕业生编为两个教导团，蒋任命何为第一团团长，王为第二团团长，何之地位开始超过王。

　　蒋的视线由王转向何的关键，还是通过实战。

　　1925年1月，陈炯明分兵三路进攻广州，大元帅府成立东征联军， 分路迎击叛军。何应钦率领教导第一团沿广九铁路开进，担任攻击淡水城之主力，王柏龄率领教导第二团作为预备队。这是黄埔学生军成立以来首次投入实战。何应钦为消除官兵紧张心理，率部一面行军，一面搞野外演习，每天只走一、二十里，部队还以为是实弹演习。结果攻击淡水城第一团打得勇猛又放松。攻击拂晓发起，正午突入城内，全歼守军一个旅，缴枪千余支。

　　第一团城内告捷，第二团却城外败北。王柏龄率领第二团没用上攻城，却与后续增援之敌遭遇。战斗一展开，王柏龄临阵脱逃，第二团部队立即败退。何应钦得知城外战况危殆，立即命令本团第二营营长刘峙率全营出城反攻。此时已是黄昏，敌军在昏暗中以为出城部队是逃出来的自己人，及至跟前才看清是黄埔学生军端着雪亮的刺刀冲锋，措手不及，纷纷溃退。第一团完成了攻城任务又挽回第二团的颓势，何应钦首战告捷，名声大振。

　　淡水一仗，蒋介石看出来，领兵打仗，靠王柏龄是不行的。于是以教导一团一营长钱大钧接替王柏龄，出任教导二团团长职务。何应钦漂亮地完成了事业开局。但真正奠定何应钦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的，是棉湖之役。

　　此役是黄埔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何应钦率领教导一团为决战主力，于3月12 日在棉湖西北山地与陈炯明部林虎之主力相遇。战斗从拂晓直到下午4时。第二团由于行动迟缓，未能及时攻击敌人侧背，结果敌军全力对付第一团。第一团迎击十倍于己之敌，压力巨大。双方不顾一切，都将总预备队全部投入战场。至午后，何部官兵伤亡1/3以上，整个战线开始动摇。一位营长见官兵伤亡将尽，失声痛哭。几股敌人冲到了指挥所附近。何应钦当年的司书回忆说:

　　“此次战役，存亡之机，间不容发! 假如何先生，不决心牺牲自己，则阵线动摇，教导第一团，势必全被敌人消灭；敌人便乘势进攻我孤立无助的第二团，第二团亦被各个击破，无法幸存。于是黄埔训练数年的成绩，殆不免同归于尽，革命的前途，也就不可得而知了。”

　　何也认识到不是鱼死就是网被，只有拚死一战。他一面严令部队不论伤亡多大，都须坚持，不容稍退；一面亲率卫士队机枪排反击突入的敌军。双方犬牙交错，险像横生；战况至为惨烈。幸而钱大钧的第二团于下午5时绕过敌后，攻入敌司令部，直入夜幕，敌军终于渐渐不支而退。

　　当然，关键还是黄埔军能打，教导一团能打。作预备队的粤军许济旅中午赶到，一个团用上去，才不到半小时就被敌人打瘫了。教导一团却连打带顶带反击，任伤亡再大也坚如磐石。而黄埔学生军的英勇善战，从此威名远播。

　　棉湖之役当天，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皆在何应钦的指挥所。蒋事后云 : “棉湖一役，以教导第一团千余之众，御万余精干之敌，其危实甚。万一惨败，不惟总理手创之党军尽歼，革命策源地亦不可复保。此战适当总理逝世之翌日，盖在天之灵有以默相其成也。”

　　此战若败，党军尽歼，那么也就绝对没有了后来的蒋介石。于是蒋将3月12 日作为纪念他与何应钦同生死、共患难的纪念日。

　　党军的“蒋、何”之称，由此役后广泛传开。

　　蒋介石最念何应钦的是棉湖之役，何应钦自己最得意的则是龙潭之役。

　　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孙传芳率部反攻南京。 当时南京只有警备师及第二十一师守卫，顶不住孙军攻势，三天下来溃兵便到了麒麟门。何应钦深知此战一败，不但江浙闽赣皖5省重归孙传芳，北方的闫锡山也不会加入北伐行列，甚至北伐军能否回广东重整旗鼓也大成问题；于是率不满300人的特务营亲临前线。溃败官兵见何应钦来了，大呼:“总指挥到了! 怕什么？冲回去!”居然一举夺回东阳镇，稳定住已溃败之局面。这时恰逢白崇禧从上海筹款返回，因铁路破坏受阻于无锡车站，临时用车站的民用电话指挥沪杭一带部队反击，形成对孙传芳前后夹击之势，孙部攻势大挫。

　　龙潭一役为北伐成败关键。此役全歼孙军50000，缴枪40000，何应钦获“捍卫党国”奖旗一面。

　　何应钦用兵谨慎细致，颇有眼光和头脑，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也表现不凡。令蒋颇为头痛的桂系第四集团军，几乎就崩溃在他手里。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参谋长，帮助蒋介石运筹方略， 一举打败桂系。同年11月，张发奎与与桂军联合反蒋，何应钦又主持讨伐张桂联军。12月张桂联军刚被平定，驻郑州之唐生智与驻安徽之石友三又兴兵反蒋，何应钦再度走马武汉，主持讨唐军事。1930年1月唐通电下野，何应钦获一等宝鼎勋章。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后，蒋介石率全部主力北上与冯、闫作战， 何应钦在武汉行营坐镇后方，指挥一堆杂牌军对付倾巢出动骁勇善战的桂军。桂军占领长沙，直逼武汉时，形势一度非常紧张。他蹲在满铺军用地图的作战室地上用铅笔勾勾画画，冥思苦想，把个军用地图标得五颜六色，不向蒋要增援就拿出了解决办法。

　　他以夏斗寅部死守岳阳，将火车全数开往武汉，否则就地炸毁； 又命溃败的何健部退入湘西而不退向武汉，既免武汉受溃兵之扰，又使桂军侧翼受到威胁，不敢长驱直入；最后以粤军精锐蒋光鼐、蔡廷锴两师，跟踪追击桂军后尾，以湘军李蕴珩部支援蒋、蔡两师，共同夹击桂军战略重地衡阳。

　　衡阳被占，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被迫掉头回击粤军。何健部乘势从湘西进袭长沙。东、北两路也有何应钦指挥的军队压向桂军。衡阳一役，桂军遭建军以来空前大败，只有少部分部队逃出何应钦布置的三面夹击，避免了全军覆灭。但也几乎因此丧失了老本，从此一蹶不振。

　　独自对付了桂军的何应钦，不但不要蒋介石增兵，还能抽出手来，调三个师到津浦线支援北线蒋军主力作战。

　　享有“干才”之誉的何应钦，当之无愧地坐在蒋介石八大金刚中的头一把交椅。

　　所以蒋介石调兵遣将开始“围剿”红军时，头一个想到的，便是何应钦。

　　就在蒋、冯、闫的中原大战尚未结束之时，蒋介石便从河南前线向南京发出密电，要求立即发布何应钦为“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

　　北伐与新军阀混战中无役不与、无往不胜的何应钦，三次指挥对红军的“围剿”作战，却三战皆北。

　　何应钦在第二次“围剿”中担任总司令，亲自制定“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略方针，集中4个军、11个师共计20万兵力，组成一条800里长的弧形战线拉网推进，席卷红军。结果却被红军横扫700里，损失30000人，丢枪20000条。

　　第三次“围剿”他担任前敌总指挥，用“长驱直入”方针连连扑空， 始终找不到红军主力所在，陷入盲人骑瞎马的苦境；不经意之中又被红军消灭17个团，俘虏20000余人。

　　第四次“围剿”何应钦任赣粤闽边区总司令，实际是“围剿”中央苏区的总指挥，却弄得三个主力师被歼，两个师长被俘，连蒋军精锐十一师也未逃脱覆灭命运，败得最惨。蒋介石因此雷霆振怒，撤前敌总指挥陈诚之职杀鸡警猴，还叹曰: “惟此次挫败，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何应钦找了个借口回南京，再不参加这样的“围剿”。一想起与红军作战和蒋介石怒不可遏的训斥，“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的首先便是他。

　　虽同是蒋介石八大金刚，但刘峙与顾祝同最得何应钦信任，又被人称作何应钦的“哼哈二将”。

　　顾祝同与共产党有两笔帐。

　　一是第五次“围剿”中任北路军总司令，直接指挥蒋军主力进攻中央苏区。先抢占黎川，切断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继于浒湾战斗使红三军团、红七军团严重受损；三在大雄关使红一军团、红九军团蒙受重大伤亡；四则强攻广昌、建宁、古龙冈；血战高虎脑、万年亭；最后再陷石城，迫使中央红军提前长征。

　　红军突围长征后，在后尾紧追不舍的薛岳、吴奇伟、周浑元部共9个师，皆为顾祝同的北路军部队。

　　二是抗日战争中发动皖南事变。蒋介石原以为需两至三个月、最少也需一个月才能吃掉项英、叶挺率领的9000余新四军精锐部队，结果实际战斗只用了7天。其中与项英、叶挺的先后指挥失误有关，也与顾祝同的精心谋划和指挥相联。

　　如果说顾祝同与共产党最少有两笔帐，那么刘峙最少就有三笔。

　　第一笔是1926年中山舰事件，刘峙任党军第二师师长，蒋介石召集卫戍部队讲话，他紧跟着宣读要逮捕的共产党人名单，随即扣押了第二师和海军中所有党代表及共产党员。当晚，包惠僧质问刘峙为何如此，刘回答说:“我也不完全了解， 我是以校长的意思为意思，校长命令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第二笔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事变前蒋介石问上海警备司令白崇禧需要多少部队，白答:“只要调出薛岳之第一师， 留下刘峙之第二师及周凤歧之二十六军便够了。”蒋、白皆认为刘峙是反共最坚决的力量。第二师旋即进入上海，原第一师驻防的闸北兵工厂、吴淞口一带，均被第二师接防。

　　第三笔是1932年6月，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刘峙任中路军副司令官（司令官为蒋介石），指挥6个纵队和一个总预备队计16个师另2个旅，“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攻占鄂豫皖根据地的心脏新集和金家寨。蒋介石高兴异常，以刘峙的字改新集为“经扶县”，以刘峙麾下第六纵队司令卫立煌之名改金家寨为“立煌县”。

　　其实攻占金家寨的，原本应该是蒋介石的另一个金刚陈继承。

　　陈继承长期为刘峙部下。1926年中山舰事件，他在刘峙的第二师任第四团长，将该团官兵集中于北校场，党代表、政工人员和中共党团员一律被缴械拘禁。后来参加对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围剿”，担任刘峙的中路军第二纵队指挥官，指挥四个师担任主攻。陈继承8月13日占黄安；9月上旬占新集，14日克商城，三处皆为鄂豫皖根据地的核心地带。惟有在金家寨遭到顽强阻击无法前进，让卫立煌超小路立了头功，否则蒋介石就不会叫金家寨为“立煌县”、而要叫“继承县”了。

　　因陈继承作战异常卖力，甚至不惜拚光，蒋介石调他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陈继承率领第三纵队，1933年11月在阳新、紫金山一带布置伏击阵地，使红九军团第三师陷入伏击，部队损失达2/3。1934年4月， 蒋又令陈继承任湘鄂赣“剿匪”总指挥。陈到任后指挥部队包抄龙门山区的中共湘鄂赣省委，省委几次突围末成，机关和部队一千多人大部分牺牲。

　　红军长征突围后，蒋介石让陈继承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攻下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的是刘峙，攻下中央苏区首府瑞金的是蒋鼎文。

　　国民党军队战史评价蒋鼎文“勇敢善战”，属于能打敢拚的人。但首先发现他的不是蒋介石，而是苏联顾问加伦。一次黄埔军校学生野外演习，观操的加伦将军当场就战术上几个动作，连续向担任连指挥的学生队区队长蒋鼎文发问，一旁的蒋介石都为他捏一把冷汗。但蒋鼎文应付自如，对答如流；加伦对蒋介石说了一句“这人可以重用”，从此奠定了蒋鼎文飞黄腾达的军事生涯。

　　苏联顾问首先发现了他，他对苏联顾问却并不客气手软。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率第五团包围苏联顾问团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强行收缴顾问团卫士和罢工委员会枪械的，就是这位加伦将军发现的蒋鼎文。

　　关系黄埔党军生死存亡的第一次东征棉湖之役，蒋鼎文接任教导团第一营营长，于棉湖西北山地向林虎部主力发起勇猛冲击时，胸部中弹，送进医院抢救。蒋介石当即犒赏五千元，并在撰写黄埔一期同学录时，亲笔在前言提及“蒋营长鼎文等十余人尚在危病中，死生未卜”。

　　何应钦不信蒋鼎文如此奋勇，怀疑是怯敌背逃时为流弹所伤。派人验明，子弹是从左肋穿入。枪伤也不争气，侧面穿入的子弹，即可说明伤者在进，也可说明伤者在退。独蒋介石宁愿相信其忠勇，因此在医院伤期内，蒋鼎文就被升任教导第一团中校副团长，很快又调任第二师五团团长。

　　如此英勇一位蒋鼎文，却在“围剿”红军中被打怕了。

　　1931年6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 蒋鼎文任第四军团总指挥，率第九、五十二两师从南城地区进犯。蒋介石原想压迫红军于赣江东岸消灭之，7月底发现红军主力转移兴国地区，便命蒋鼎文率部向兴国急进。红军以一部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主力却于8月4日晚，穿过蒋鼎文部和蔡廷锴部之间20公里空隙，跳出合围。待蒋鼎文反过身来对君埠以东的红军集中地取大包围姿势，第九师二十七旅却在老营盘突遭红军奇袭。他急令二十六旅驰援，中间一道山又被红军占领，增援不及。激战数小时，二十七旅遭全歼，八十一团团长王铭被俘。第九师是蒋鼎文的基本部队，这一损失使其分外心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9月15 日第五十二师又在方石岭受红军袭击，全师倾覆，连师长韩德勤也被俘虏。幸亏韩德勤滑头，隐瞒了身份化装成伤兵，才侥幸逃回；蒋鼎文自己则在黄土坳陷入红军三面包围，幸逢蔡廷锴率军及时赶到，才得解围，惊魄稍定。

　　蒋鼎文指挥作战，在此之前一直是占便宜不少、吃亏不多。第一次参加“围剿”就差点当了俘虏，对他刺激很深。后来他虽然在进犯赣东北方志敏的红十军时频频得手，甚至还向蒋介石提出“步步为营，步步推进”的战法受蒋夸奖，但心劲已大不如前了。他对红军作战有了戒心，常常托故避居上海。在私下里对好友说: “今后打算积资百万，在上海消磨20年岁月，就可结束此生。”

　　蒋鼎文想退，蒋介石却不让。第五次“围剿”中又被作为干将拉上第一线。让他干了两件自己也意想不到的事。

　　第一件想不到之事是平息“闽变”。1933年11月21日，陈铭枢、蔡廷锴等第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州成立“人民政府”，通电倒蒋；蒋介石命蒋鼎文以左路军总指挥身份，入闽镇压。

　　蒋鼎文与陈、蔡二人都有不错的交谊。“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陈铭枢为京沪铁路方面的左翼军总指挥，蒋鼎文为沪淞铁路方面的右翼军总指挥，一起指挥部队对日军作战，配合得很好。蔡廷锴对蒋鼎文更有救命之恩，蒋鼎文自己也说，第三次“围剿”中在黄土坳若非蔡廷锴鼎力相救，他怕是早成了朱毛红军的阶下囚。

　　现在，蒋鼎文却率领15万大军入闽，对其并肩抗日的战友和救其于危难的同事作战了。

　　如果因私人感情对蒋介石的命令打了折扣，蒋鼎文也就不是蒋鼎文了。当年对苏联顾问就是如此，今天对陈铭枢蔡廷锴也不会例外。其受命当天，他就在总指挥部对消灭第十九路军和推翻福建人民政府作出了部署。他最害怕红军支援十九路军。后来听说红军没有与蔡廷锴合作，便如释重负，大打出手。军事进攻的同时贿买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在泉州倒戈；收买地方武装及地痞流氓在十九路军后方捣乱，一口气把十九路军搞垮。

　　第二件想不到之事是攻占瑞金。

　　1934年2月“闽变”结束，蒋鼎文部改为东路军，从福建方向进攻中央苏区。

　　但出师不利。第一路陈明仁的八十师刚进入沙县，就遭到红军的围歼，官兵伤亡近半，辎重损失殆尽；第二路李玉堂的第三师第八旅又在连城方向被红军全歼，师部直属部队亦有损失。蒋鼎文气急败坏，一面亲临前线督战，一面急电南昌行营。蒋介石接电，立即派顾祝同飞往闽西，帮助其重新部署作战计划，并将陈明仁撤职，李玉堂降为上校师长，留职“立功”。

　　在别处作战就很顺利、偏偏对红军作战极不顺利、直到红军出发长征前仍在吃亏的蒋鼎文，最后占领了一座空空如野的瑞金城。

　　还是在红军长征出发整整一个月之后。

　　还有三个金刚。

　　钱大均善战，也善谋。领兵打仗时，曾对南昌起义部队造成过很大危害。做高级幕僚、调任军事委员长南昌行营主任了，便又出谋划策，帮助蒋介石制定第四次“围剿”的方略。

　　八大金刚中，七个金刚都参与了对红军作战，惟独剩下个张治中。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他未和红军作战；抗日战争期间与中共十分友好；解放战争时被人说成是和平将军。虽然他不在战场上与共产党交手，但作为蒋介石的首席代表，在谈判桌上与共产党人的交锋之中，张治中也是攻势凌厉、咄咄紧逼的。1945年重庆谈判的记录便是明证。涉及共产党军队的削减，张治中就和在战场上交手一样，寸步不让。

　　否则，怎能算成蒋介石的金刚。

　　最后一个便是陈诚。

　　中国共产党方面，没有听说毛泽东夸赞过哪个国民党将领。中共中央军事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资格最深的领导人周恩来，曾夸过陈诚，胡宗南。

　　1936年7月，周恩来在陕北白家坪对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说，国民党将领中，陈诚算得上是个“比较高明的战术家”，“最有才干的指挥官之一”。

　　这是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作战中，给红军造成最大伤害的对手。

　　在蒋介石由黄埔党军集团组成的八大金刚中，就资历而论，陈诚排倒数第二。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时，陈诚仅是一名没有适当职业的候差军官，任上尉特别官佐。而何应钦是军校的少将总教官；钱大钧是中校兵器教官；顾祝同、陈继承是中校战术教官；刘峙是少校战术教官；张治中稍晚一些来，也被任命为第三期入伍生总队的上校副总队长。只有蒋鼎文的军衔低于陈诚，任第一期中尉区队长。

　　但蒋介石八大金刚的核心，是何应钦和陈诚。在大陆，称蒋何，到了台湾，便称蒋陈。其实自何应钦在南方三次“围剿”红军失败溜回南京，赴华北主持北平军分会受不了日本人压迫又溜回南京，蒋介石骂他“怕死就不要穿军服”起，国民党军队的核心便已经不再是蒋何、而是蒋陈了，只不过到了台湾才正式叫出来而已。

　　看戏时，演戏时，好的节目，好的演员，都要放在最后，曰“压轴”。

　　八大金刚中，蒋介石每每用陈诚压轴。收拾不了的烂摊子，让陈诚去收拾；啃不动的硬骨头，让陈诚去啃；实在丢不起人了，蒋介石也不丢这个人，而让陈诚去丢人。

　　1933年初对江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陈诚任中路军总指挥，虽然名义上“围剿”总指挥是何应钦，但主力部队全部掌握在陈诚手里，陈事事越级直接向蒋请示，何应钦也奈何不得。

　　结果出师不利: 2月底陈部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在宜黄南部被红军歼灭；五十二师师长李明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双双被红军俘虏。3月，陈诚指挥罗卓英、吴奇伟两纵队打算长驱直入，进攻广昌，十一师又为红军围歼。该师为蒋军嫡系中的嫡系，是陈诚的起家部队，在此以前从未败北。师长肖乾自恃战斗力强，罗卓英警告他地形不利，并通过侦察得知红军主力有可能前来包围，肖乾硬是要“拼一拼”，最后几乎全军覆灭。

　　罗卓英纵队在由乐安向东到黄陂集中的途中，也被红军截击，损失惨重。

　　仗基本都是按照蒋委员长意思打的，包括十一师师长肖乾坚持主张的战斗，陈诚事前都有请示，事后也有汇报。但仗打败了，承担负责的却不是委员长了。

　　1933年4月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决定， 以中路军总指挥陈诚“骄矜自擅，不遵意图”，降一级，记大过一次；军长罗卓英“指挥失当，决心不坚”，革职留任；第11师师长肖乾“骄矜疏失”，记大过一次。

　　处分了一系列人，惟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以“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便解脱干净，只留下陈诚站在那里成为何应钦、熊式辉等人的靶子，连声“觉得非常惭愧”，“不能辞其咎”，头埋得快缩进了胸脯。

　　能屈能伸的陈诚，从军也有一番独特经历。据台湾官方介绍，1918年，陈诚21岁，自杭州体育专科学校毕业，正为前途彷徨，有同乡前辈杜志远当选北平政府国会议员，北上就职时路过杭州，陈诚经人介绍与他谈话，杜发觉此人稳重有礼，且有志气，不甘平庸，遂带其北上进京。在北京逢“五?四”运动发生，热血青年无人不思救国，陈诚也不例外。杜志远便托人介绍陈诚去投考保定军校。当时想从军报国的青年很多，军校条件严格，初试录取40名，复试只取3人。3人之中，便有陈诚。

　　官方修订的正统历史，自然无比优异。

　　但当年陈诚的英文秘书陈应东却有不同说法：当年一帮浙江同乡在车站送杜志远北上时，因杜的卫队中多青田同乡，陈诚在车上与他们攀谈忘了下车，被糊里糊涂拉到北京。杜志远问明情由，才知道陈诚是青田同乡，又是同科秀才陈希文的儿子，这才将陈诚留下。后来杜志远向同属皖系的保定军校校长曲同丰保送陈诚投考八期炮科，因身材矮小，考试成绩又差，未被录取。再经杜向主考官、北洋政府陆军部军学司司长魏宗翰疏通，才以备取资格入学。

　　从陈诚的英文秘书口中透露出来的这些曲折，恰恰说明正统的历史，从来不一定就是信史。

　　陈诚倒从来对蒋介石忠心不二。与他关系再深的人，只要与蒋不睦，他必弃之从蒋。

　　其一是邓演达。

　　邓演达与陈诚关系极深。1922年，邓演达奉孙中山之命，到上海物色军事人才。选中的人当中，便有陈诚。陈诚随邓演达南下广州，邓担任警卫广州大元帅府的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陈诚任该团三连连长。1924年5月，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邓演达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入伍生总队长。陈诚又被邓演达带进黄埔军校，担任上尉特别官佐。

　　陈诚一生的第一次关键转折由杜志远引路，第二次和第三次，引路的皆是邓演达。

　　其二是严重。

　　严重对陈诚的人格影响极大。陈诚在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任连长时，营长就是严重。后来邓演达去黄埔军校任职，严重也进入军校。先任中校战术教官，很快接任邓演达的入伍生总队长，后来担任军校训练部主任，并调陈诚为训练部炮兵科长。广东出师北伐前夕，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严重由训练部主任调任第二十一师师长，陈诚便也由炮兵科长调任该师六十三团团长。

　　从粤军、黄埔军校、到党军，严重一直是陈诚的直接上级，两人相交很深。严对陈期望殷切，督教又严。他每天写日记，某日在日记写道:“陈诚来谒， 畅谈二小时，……将来救中国，必此人也。”足见他当时对陈诚的器重。

　　邓演达、严重二人一旦反蒋，陈诚便与他们分道扬镳。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前，严重辞职，将二十一师交陈诚代管。蒋召见陈诚，问其对国内形势的基本态度。陈诚只一句话: 绝对服从蒋总司令。

　　就这一句话，陈诚在事变前一天之4月11日，被蒋任命为二十一师师长。

　　陈诚与蒋介石如何相识的，也说法不同。

　　一说黄埔时期某日陈诚从市内玩耍归来，夜不能寐，索性起床挑灯读书。适逢蒋介石查夜，寻灯光而来，见陈诚夜读，拿过一看是划有很多杠杠的《三民主义》，从此留下深刻印象。

　　另一说某日陈诚到广州市区玩耍，第二天清早就乘头班轮船回黄埔军校，到操场上翻单杠。恰巧这天蒋介石很早到校巡视，走到单杠旁见地上放有一本《三民主义》，拿起翻阅，书上圈圈点点写满小字，连夸阅读认真，留下深刻印象。

　　两种说法差别不多。都是圈圈点点的《三民主义》。都是蒋校长亲自发现。都是从广州玩耍返回。不同的是一个发生在半夜，一个发生在清晨。一个在读书，一个在翻单杠。如果只有这两种说法，那么倒可以说，前一种说法可能性小，后一种可能性大。因为蒋当时并不住在黄埔军校内。他的住地与军校有一段距离，半夜起来到军校查哨再返回去，可能性不大。蒋有早起的习惯，清晨早早到校倒是极有可能。

　　不过蒋、陈相识，的确发生在黄埔军校以前。

　　1923年5月，担任大元帅府警卫事宜的上尉连长陈诚随同孙中山出征西江， 在肇庆与冯葆初部队作战，陈胸部中弹受伤。住院治疗期间，新锐军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中正到肇庆，顺便往医院慰问伤患，两人在病床前第一次相识。从此一直到1965年陈诚在台湾去世，追随蒋介石的政治态度终生不改。

　　陈诚自身也是一个矛盾体。政治上忠蒋不二，感情上又与邓、严藕断丝连。

　　蒋介石通缉邓演达，陈诚明知邓隐居上海租界也不报告，还悄悄给邓送消息。后来邓演达被蒋介石抓住枪毙，陈诚着实难受了好几天。

　　严重辞职后隐居庐山犁头尖，平房三间，生活拮据，陈诚便暗中接济。一遇机会就在蒋面前保举严重。“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大公报》发表严重隐居庐山的专题报道，指蒋介石国难当头，弃北伐名将不用。陈诚立刻抓住机会与陈布雷一起向蒋进言，起用严重，他本人还急匆匆上庐山想拉严重下山。

　　与忠蒋和反蒋的人都还关系不错，是陈诚独立摸索出来的一套政治模式。

　　这种模式被他用到指挥作战与部队训练中，变成对民情、对兵心的极端重视。

　　陈诚与蒋介石、何应钦不同的是，蒋、何皆以优异成绩考取军校和从军校毕业，陈诚却不然。当年若无杜志远连连保荐，他也只能返回家乡做一名体育教师。

　　所以他的军事素养大部分来自后来的战争实践。陈诚之善战，且不易为国民党其他将领学去，确有不少步兵操典之外的东西。功夫在战外，对他来说不为之过。

　　他一直对共产党的政治工作推崇备至。

　　二十一师是一支受共产党影响很深的部队。从广东出发北伐时，师长严重提出“官长士兵化、士兵民众化、民众革命化”口号，作为该师官兵守则。陈诚身体力行，贯彻全团。陈团连以下军官都肩背马枪行军，与士兵同吃同住。不仅官兵纪律严明，而且每到一处，即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宣传北伐革命道理。故所到之处，声威大振，倍受民众拥戴与协助，当时在苏浙一带被称为模范师。

　　二十一师的革命作风对陈诚产生很大影响。他第一次看到一支精神振作的军队是多么强大的军队。陈诚以后凡事以身作则。说禁止赌博、吸烟，自己先做到，其助手郭忏、周至柔都不敢在他面前吸烟。要求服装整齐，即使在酷暑盛夏，起床后他即打好绑腿，直到晚上就寝才解脱，从团长当到总指挥都是如此。夏日行军他顶着烈日不戴斗笠。在江西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作战中，山地行军也从不骑马，和士兵们一样，穿草鞋步行。他指挥的部队机动性高，一天能行军百里，是蒋军中少数能与飘忽不定的红军作急行军追逐的部队。

　　1929年12月，陈诚率十一师，在河南确山东南与唐生智部的刘兴第八军激战，雪深及膝，战斗持续三昼夜，陈诚亲在第一线督战，终将第八军压垮。全部缴械前，胜利者陈诚却派其军需科长携亲笔信和现款5000元给刘兴，说:自相残杀，实为痛心，请速逃走，来日国家当有用你之处。

　　这一点，确实是陈诚与蒋介石大不相同之处。接款逃走的刘兴，抗日战争初期出任长江江防总司令。

　　一面买力为蒋作战，一面也知道是“自相残杀”。陈诚颇具几分政治家的清醒。

　　内心深处不以自相残杀为然的陈诚，对生擒敌方主将这类历来是战场指挥官的最高荣誉，竟然兴趣不大。

　　但为什么后来又以极大的兴趣投入了对江西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围剿”？这就不仅是其性格之谜了。

　　特别是第四次“围剿”失败、受到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的处分后，蒋介石为振作“丧失革命精神”、“缺乏信仰”、“贪生怕死”的军队，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陈诚全副身心都投入了为消灭红军而进行的严格训练。

　　第一期至第三期庐山军官训练团，全称是“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围剿”军官训练团”，主要训练担任第五次“围剿”的主力军──北路军排以上军官。

　　陈诚任训练团团长。副团长二人: 跟随陈诚有年的刘绍先和碉堡政策的规划者柳善。

　　他在庐山用了心血：把红军的战术主要归结为四种形式: 诱伏；腰击；正面突破；抄后路。认为就是这些战术使国民党指挥官“无从措手”。

　　为了对付红军这些战术，陈诚领头搞出“一个要诀、两项要旨、三个口号、四大要素、六项原则”。

　　一个要诀是“服从命令”；

　　两项要旨是“战术上的分散与集合”；

　　三个口号是“受伤不退，被俘不屈，临难不苟”；

　　四大要素是“确实、迅速、静肃、秘密”；

　　六项原则是“搜索、联络、侦探、警戒、掩护、观测”。

　　陈诚认为深入研究、熟练运用这套方针，就能战胜红军。

　　实兵演练中，陈诚特别重视两件事就是射击、爬山。

　　在射击上，陈诚还有一套奇妙的演算。

　　其一，假定用10发子弹打死一个红军，每个国民党士兵带200 发子弹便可打死20人，每团以1000支枪计算，便可打死两万名红军。这样，中央苏区的红军还不够他三个团打，最高限度用十团人，也就可以全部消灭红军了。

　　其二，每5分钟放一枪打死一个红军，一小时放12枪，可打死12人，3000人用6小时便可打死216000人。因此消灭红军只要有千把个战斗兵就“可以说绝对不成问题”。

　　双方的作战行动被陈诚变成一场单方打靶。而且是固定目标、任随你怎么开枪的胸环靶。沙场宿将瞬间变成一个搬指头演算的劣等生。能够明白的倒是: 当年放跑刘兴的陈诚所说的“自相残杀”，不包括“围剿”红军。

　　在爬山训练上，陈诚的理论就不那么离谱了。

　　汲取前四次“围剿”教训，陈诚从红军山地游击战运动战的特长中总结出应对的四点:

　　一，练习爬山。国民党兵尤其是北方士兵不会爬山，见山就害怕，成为“围剿”军的致命弱点。，所以必须练就“超巅越绝”、“缒兵钻隙”的本领，不但不为“地形道路所支配限制”，而且要“利用一切的地形道路”。

　　二，娴熟地掌握“六项原则”、“四大要素”，练就过硬的基本的战术技术。

　　三，为对付红军“出没无常、飘忽不定，以寡击众、以零击整”；“独来独往”的游击战术，要能“便装远探、轻装急进；秘密敏捷、夜行晓袭”。

　　四，使用炮兵。许多高山人爬不上去，步枪打不到，把炮兵运用上去，就大为有利。

　　令陈诚翻身的，就是这个庐山军官训练团。

　　1933年10月，第五次“围剿”正式开始。陈诚被任命为第三路总指挥兼北路军前敌总指挥。记在蒋介石另一个金刚、北路军总指挥顾祝同名下的那些帐，实则皆是陈诚所为:

　　抢占黎川，切断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于浒湾战斗使红三军团、红七军团严重受损；三在大雄关使红一军团、红九军团蒙受重大伤亡；四则强攻广昌、建宁、古龙冈；血战高虎脑、万年亭；最后再陷石城，迫使中央红军提前长征。

南昌起义-陈衍宁作

二、战场与战将（２）

　　对工农红军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围剿”中，打怕了蒋介石的八大金刚。

　　对蒋介石屠杀政策的武装反抗中，却走出来一大批威震华夏的红军战将。第一枪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城头打响。

　　第一枪打得如此响亮。1955年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元帅和十位大将中，八位元帅和六位大将与南昌起义紧紧相连。八位元帅是：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林彪、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六位大将是：陈赓、粟裕、许光达、张云逸、谭政、罗瑞卿。

　　八一南昌起义的主力，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部队。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所能掌握或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这支部队里。该方面军下辖第四军、第十一军、第十二军、第十三军、暂编第二十军。共产党所能掌握和影响的，是叶挺兼任师长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成的第四军二十五师，以及贺龙任军长的暂编第二十军，共2万余人。颇值得历史记载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元帅中的五位、十位大将中的六位，1927年都集中在第二方面军内。

　　五位元帅是：第二方面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上尉参谋徐向前；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中尉连长林彪；第二方面军教导团特务连准尉文书陈毅。

　　六位大将是：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张云逸；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直属炮兵营见习排长许光达；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队学员班长粟裕；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少尉排长徐海东;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文书谭政；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二连副班长罗瑞卿。以上十一人，除贺龙于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入党、谭政在秋收起义中入党、罗端卿1928年底在上海转为党员外，当时都已经是中共党员。除徐海东于大革命失败后脱离第四军，返回家乡搞农民自卫军外，南昌起义前都在第二方面军编制序列之内。

　　一支旧式军队内，竟然集中如此众多未来新型军队的高级将领，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一种罕见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虽然共产党人当时还未能直接掌握军队，但对武装斗争并非毫无准备。

　　8月1日起义当天，在南昌城头指挥战斗的有后来人民解放军的三位元帅：起义代总指挥、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暂编十五军军长、协助贺龙实施指挥的刘伯承；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

　　贺龙寻找共产党经过了长期过程。1923年，时任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的贺龙问他的参谋刘达五: 我走的路子对吗？刘达五答: 你常讲要为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路子不对？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天下来，你也还在摸夜路呀!

　　贺龙说: 你说对了。清朝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还是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我们在四川打了三年，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四川老百姓。中国地方这么大，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可是困难哪，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哪个能够收拾？

　　在共产党人身上，贺龙看见了能够收拾这个摊子的力量。

　　1927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汪精卫又发动了“七·一五”事变，共产党人到处被通缉、被屠杀，被囚禁。就在这样的时刻，贺龙做出了自己的选择。7月23日，贺龙率部到达九江。谭平山找贺龙谈话：共产党人要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希望率二十军一起行动。贺龙当即表示:“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只有一句话，赞成! ”7月28日，贺龙见到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周恩来就起义基本计划询问他的意见。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点点头，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在天空最为黑暗、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时候，共产党找到了贺龙，贺龙也找了共产党。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在瑞金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伯承在南昌起义中协助贺龙实施指挥。这位老军人对共产党的寻找与认识，经历了与贺龙不同的过程。1923年秋，在吴玉章、杨闇公等人指引下，刘伯承的思想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但他素以“深思断行”为座佑，凡事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有人劝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回答了这样一句: 当今中国向何处去？哪一种主义最合乎中国国情？还应当深思熟虑才稳妥；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准备极力深研，将来才能确定自己的道路。

　　对刘伯承这番话，杨闇公在当天的日记中赞叹道:“这是何等的直切，何等的真诚哟! 比起那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万万倍。”1926年5月，刘伯承完成了自己的选择。经杨闇公、吴玉章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已是有“军神”之称的川中著名战将。南昌起义前，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独立地领导过武装斗争。所以对起义的组织领导者、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来说，迫切需要一个政治上可靠、军事上可资的得力助手。此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兵暴经验，又要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

　　周恩来选中了刘伯承。

　　刘伯承不负众望。他首先根据周恩来指示，到二十军军部协助贺龙拟制起义计划，并协助指挥二十军攻占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起义成功后，他又出任参谋团参谋长，直接指挥策划起义部队随后的行军作战行动。

　　南昌起义后成立的参谋团，成员有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在确定参谋团领导的问题上，周恩来回忆说:“参谋团当时没有人任主任。后来我就指定刘伯承同志来做参谋长，他起初谦虚，不肯答应；后来我说一定要你来做，他才担任参谋长职务。”后来在起义部队南下、连日行军作战的情况下，参谋团实际成为起义军的指挥核心和领导中枢。刘伯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8月2日拂晓，从回马岭又赶来了后来人民解放军的两位元帅: 前委军委书记聂荣臻；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林彪。

　　聂荣臻、林彪两人没有赶上8月1日南昌城的起义。因为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当时未驻南昌城，而驻在南昌以北靠近九江的马回岭。为使这部分力量加入南昌起义队伍，起义发动前，周恩来派聂荣臻去马回岭，任务是向第二十五师周士第等人传达前委武装起义的决定，并领导该部起义。聂荣臻当时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南昌起义前经周恩来指定任前敌军委书记。他到马回岭之后，立即开展紧张的起义发动工作。8月1日中午，马回岭地区第二十五师的两个团又一个连计3000人，在聂荣臻、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七十五团副营长孙一中率领下，脱离张发奎控制，向南昌开拔，参加起义。

　　这支队伍的行动坚决果断。当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率领卫队营乘火车追赶上来、想把队伍拉回去的时候，担任殿后任务的七十三团立即猛烈射击，张发奎、李汉魂跳车狼狈逃走，火车被俘获，张发奎的卫队营也全部被缴械。

　　北伐作战中初露锋芒的林彪，当时就在担任殿后的队伍之内，任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

　　这支队伍于8月2日拂晓赶到南昌，当聂荣臻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高兴地说: “行动很成功! 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

　　这部分力量的加入，使南昌起义部队力量得到大大加强。

　　陈毅加入南昌起义队伍，比聂荣臻、林彪费了更大周折。

　　8月1日南昌暴动当天，陈毅在武汉。他当时表面的职务是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准尉文书，实际是该团内中共党团的负责人。教导团奉命“东征讨蒋”，正准备开拔。陈毅虽然不知南昌起义已经发生，却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他在汉口向好友辞行时说:“以前清朝政府骂孙中山是土匪，现在国民党又骂我们是土匪。好，我偏要去当这个‘土匪’!”

　　乘船东进的教导团到九江后被张发奎包围缴械。全体徒手上岸，分别站队，清理共产党人。陈毅就在这天晚上决然脱离教导团，星夜追赶南昌起义军。8月10日，终于在抚州追上起义队伍。周恩来、刘伯承见到从九江追赶上来的陈毅，派他到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任团指导员。周恩来说:“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只一句:“什么小不小!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陈毅一句“只要拿武装我就干”，道出了大革命失败后多少共产党人的心声。过去无武装饱受摧残之苦、与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之志，都包含于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之中了。

　　叶剑英在南昌起义中的重要作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为人知。他当时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在白色恐怖气氛越来越浓重的1927年7月上旬，被中共中央特批为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党组织让他保持秘密身份，只与少数党员保持联系。

　　起义发动前，叶剑英利用与张发奎等人的关系，探知贺龙、叶挺等第二方面军将领将要被扣留，解除兵权。他立即连夜找到叶挺告之此讯，并约叶、贺、廖乾吾、高语罕四人到甘棠湖划船，共商对策。他们在甘棠湖的小划子上迅速作出三项决定:

　　一，贺、叶不上庐山；二，不接受张发奎调贺、叶部队到德安集中的命令，部队立即开往南昌；三，叶挺部队先行，贺龙部队随后。

　　这次甘棠湖聚会，在党史上称为“小划子”会议。它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将起义的主力部队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这个在关键时刻通报的重要情报，也促使叶、贺定下起义的最后决心。

　　起义发生后，张发奎的不少亲信将领主张派兵前后夹击起义军，一举将暴动扑灭。叶剑英又以第四军参谋长身份站出来反对。他利用张发奎一直想重回广东的意图，对张发奎说: 我们原来商量好的，到广东重新做起，如果尾追贺、叶，徒耗兵力，我军仍无立足之地，又怎样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呢？他向张发奎建议：跟随叶、贺部队进入广东，以“援师讨逆”旗号夺占广东地盘。张发奎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使南昌起义军减少了尾追，得以迅速打开南下广东的通道。

　　国民党方面编辑的《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这样描写张发奎当年的追击行动：“叶贺等遂东去抚州。张发奎率师追之。嗣忽分途，叶贺等由闽粤边境趋潮汕，张发奎部则改由南雄入粤。”

　　一个“嗣忽分途”，“改由南雄入粤”，活脱脱再现了叶剑英当年的作用。

　　如果张发奎当时率部追击起义军，起义军必将面临前后夹击的危险，后果难以设想。

　　1927年3月入党的徐向前，未能赶上南昌起义。但共产党人在南昌城头打响的这第一枪，对他影响重大。他当时在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任上尉参谋，回忆说，入党时刻“印象最深的是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1927年7月底，徐向前随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一起移驻九江，在新地点没能和组织接上头。但正是南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使他于茫茫黑夜中看到了一线希望和光明。起义爆发后，张发奎集合方面军指挥部全体军官，宣布：“CP分子三天以内保护，三天以外不负责任! ”徐向前当时虽然并未暴露身份，但决意离去。他当天晚上就悄悄离开九江去寻找党组织，从此脱离旧军队，结束了在国民革命军中的生涯。

　　南昌起义的发生成为徐向前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他后来参加了广州起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南昌起义紧紧相连的六位大将中，三位大将直接参加了南昌起义；一位大将以隐蔽的身份从旁协助起义；两位大将因南昌起义影响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直接参加南昌起义的三位大将是陈赓、粟裕、许光达。

　　陈赓大将1926年9月被党派往苏联远东，学习群众武装暴动，1927年2月返回上海。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后去武汉，武汉又发生“七·一五”事变，于是他随周恩来奔赴南昌，参加组织武装起义。在起义中陈赓负责政治保卫工作，南下途中出任贺龙第二十军三师六团一营营长。粟裕大将当时是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队学员班长，南昌起义中所在中队负责警卫设在江西大旅社的革命委员会。

　　徐光达大将当时是第四军直属炮兵营见习排长。他在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任起义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十一连排长、代理连长。

　　以隐蔽身份协助南昌起义的大将是张云逸。他当时任第四军李汉魂二十五师的参谋长，根据组织要求，未暴露身份公开参加起义，却做了两件极为重要的工作。一件是说服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让共产党人卢德铭出任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该团未赶上参加南昌起义，遂转入湖南，成为了秋收起义的主力，卢德铭本人还担任了秋收起义部队的总指挥。第二件是8月1日当天，在马回岭二十五师师部掩护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不被师长李汉魂扣留，使二十五师两个多团部队顺利加入南昌起义队伍。

　　张云逸后来与邓小平一道，参加并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

　　因南昌起义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另外两位大将是谭政、罗瑞卿。

　　谭政当时在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特务营任文书。南昌起义第二天，警卫团根据党的指示，乘船离开武汉东下，准备与南昌起义大军汇合。张发奎当时已经封锁了九江口。为防备张发奎在九江截击，警卫团于行驶途中在湖北阳新弃船上岸，改由陆路奔赴南昌，追赶起义部队。因起义部队已大踏步南撤，谭政所在的警卫团未能赶上，便根据党的指示留了下来，后来成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的主力。

　　谭政所在的方面军警卫团躲过了张发奎的堵截，罗瑞卿所在的方面军教导团却在九江被张发奎截获。罗瑞卿后来回忆说：“船到黄石港后，我们听到了南昌八一起义的消息”，“船到九江，部队一上岸即被第二次缴枪。先把枪架在马路上，等了很久，又命令大家把枪背到一个据说是总指挥部的地方。缴枪后，全部人员被关在一医院的草坪上，电灯都没有”。张发奎就在这个电灯也没有的地方，向他认为问题很大的教导团训话，要大家不要跟共产党走，跟他走。

　　罗瑞卿没有跟张发奎走. 他断然离队，返回武汉寻找党。南昌起义的发生成为他脱离旧军队的起点。如此众多的未来高级将领汇聚于南昌起义，决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的红卫兵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不应该是8月1日，而应该是秋收起义的9月9日，或三湾改编的9月30日。

　　这不仅仅是要把八一军徽改成九九军徽或九三○军徽的问题。这些初出茅庐便以为历史是自己写就的红卫兵，轻率在根本不清楚南昌暴动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不清楚中国人民解放军如此多的高级将领与这场暴动紧紧相连。

　　与国民党军队鏖战中打出来的红军将领，首推朱德。

　　1927年9月初，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由周恩来、贺龙、 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敌抄袭起义军主力后路。

　　这就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

　　当时朱德率十一军二十五师和九军教育团，共计4000余人。三天三夜的阻击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只剩下2000余人。

　　路遇溃败下来的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领的200多人（粟裕就在这支队伍内），才得知起义军主力已经在潮汕失败。

　　10月3日前敌委员会的流沙会议，是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当时正在发高烧，用担架抬到会场。郭沫若回忆说，周恩来“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再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

　　可以想见，当时周恩来是怎样一种心情。

　　别人的心情也是同样。周恩来报告后，被称为“叶、贺部队”的叶挺说: “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党史专家们后来解释，叶的所谓“流寇”，是指打游击。贺龙则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 我要卷土重来。”

　　这样的表态也没有搞完，村外山头上发现敌人尖兵，会议匆匆散了。

　　分头撤退途中，队伍被敌人冲散。连给周恩来抬担架的队员也在混乱中溜走，身边只剩下叶挺和聂荣臻。三个人仅叶挺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若不是遇到中共汕头市委书记、周恩来的老朋友杨石魂搭救，真是生死未卜。

二、战场与战将（３）
 

　　聂荣臻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 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二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经验教训时，讲过几段话：“南昌起义后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该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但共产国际却指示起义军一定要南下广东，以占领一个出海口，致使起义军长途跋涉南下，终于在优势敌兵的围攻而遭到失败”；“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这就不仅是当年所说的“战术错误”、“情报疏忽”、“政治工作懈怠”和“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了，而涉及到方向和道路的选择问题。

　　1965年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时，也谈到南昌起义。他对周恩来说：你领导的那个南昌起义，失败以后，部队往海边撤退，想得到苏联的接济，那是“上海”，不是“上山”，那是错了。周恩来马上接过来说，是错了，主席上了井冈山，是正确的。

　　应该再补充一句：幸亏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也上了井冈山。

　　想得到苏联接济的起义部队主力，在“上海”过程中失败了。但“上山”的那部分力量，则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力的核心。

　　当年四散撤退的南昌起义领导人，哪一个能想到留在三河坝担负殿后任务的朱德，最终组织起南昌起义部队的“上山”力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号军人？

　　从极端之处说：恰恰是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失败，使朱德面临历史的机遇。

　　八一南昌起义仅仅是朱德威望和地位起始的低点。起义部队对朱德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

　　不论是起义之前还是起义进行中，组织指挥起义的核心领导成员中没有朱德。起义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以保证起义顺利进行。陈毅说，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朱德没有基本部队。起义军主力十一军辖8个团，由叶挺指挥。二十军辖6个团，是贺龙部队。朱德是九军副军长，九军当时就是个空架子，没有军长，参加起义的只有军官教育团3个连和南昌公安局2个保安队，500人不到，只能算1个营。

　　朱德说:“我从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和我在一起的有澎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

　　他率领的不是战斗队。

三河坝战役-王铁牛作

　　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时，真正是他从九军带出来的人员，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基本力量是周士第的二十五师，还有周邦采带回来的部分二十四师人员。三河坝这个摊子，已经是个损兵过半、四面都是敌人、与上下左右皆失去联系的烂摊子，思想上组织上都相当混乱。到底怎么办，只能由临时负责的朱德做出决断。朱德就是在这个非常时刻，面对这支并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队伍，表现出了坚强的领导能力。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方针的会议上，一些同志觉得主力部队都在潮汕散掉了，起义领导人也都撤离了，三河坝这点力量难以保存，提出散伙。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他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

　　这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没有基本队伍、说话没有人听的朱德，接过了这个几乎没有人再对它抱任何希望的摊子，通过他异乎寻常的执着，为困境中和混乱中的队伍指明了出路。

　　茫然四顾的人们，听了他的话。

　　三河坝还不是谷底。谷底在天心圩。

　　部队虽然摆脱了追敌，但常受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林中宿营。同上级党委仍无联系。时近冬天，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穿着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枪支弹药无法补充，战斗力越来越弱；饥寒交迫，疾病流行，部队思想一片混乱。杨至诚上将后来回忆说: “每个人都考虑考虑着同样的问题: 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各级干部纷纷离队。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

　　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后来在上海写了一份《关于七十五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向中央陈述当时情况:“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

　　南昌起义在军、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立政治指导员。这一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崩溃。所有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均已离队。只剩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

　　军事干部也是如此。在天心圩不仅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离队，七十三团团长黄浩声、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也离开了部队。师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一个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

　　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想当逃兵的证据，其实言之过重了。在当时那种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搞”的。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起码对这支形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

　　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革命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关键时刻，站出来的还是朱德。

　　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还说：“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队伍中没有几个人知道俄国1905年革命。

　　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人们已经从朱德那铿锵有力、掷地出声的话语中，感受到了他心中对革命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与信心。

　　朱德胸中的信心与激情像火焰一般迅速传播给了剩下来的官兵。

　　陈毅后来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什么叫力挽狂澜？这就叫力挽狂澜。

　　朱德的话语中已经包含两条政治纲领： 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后来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基础。

　　西方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一曰恐惧，二曰利益，三曰信仰。恐惧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则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1927年10月底，在中国江西省安远的天心圩，朱德这个最初“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的指挥者，在关键时刻向即将崩溃的队伍树立起高山一样的信仰。通过信仰认识利益，再通过信仰和利益驱散恐惧，真正的领导力和领导威望，在严重的危机中凤凰湼槃一般诞生。

　　朱德讲话之后，陈毅也上去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陈毅当时去上海、去北京、去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都不去，坚决留在队伍里，实行自己“只要拿武装我就干”的决心。黄埔一期毕业的王尔琢则蓄起胡须，向大家发誓: 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

　　火种保留了下来，再也没有熄灭。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80余次武装起义。历次起义——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南昌起义——都失败了。但因为保留下来了革命火种，它们又没有失败。

　　保留火种的工作，首推朱德。在最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使朱德成为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领袖。仅存的两位团职干部: 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团参谋长王尔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编一个士兵支队，辖三个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剩下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关枪合编为一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800人。

　　这就是全部家底。

　　可以想像在当时条件下，天心圩留下来的这800人队伍中，没有几人能想到共产党人22年后夺取全国政权。但每一个自愿留下来的人，内心深处都从朱德、陈毅、王尔琢身上感受到了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信念。

　　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重要基础，战斗力的核心。蒋介石兵败大陆，其军事力量主要被歼于东北战场和华东战场。指挥东野的林彪，指挥华野的粟裕，1927年10月皆站在天心圩被朱德稳定下来的800人队伍中。

　　粟裕回忆说，当时队伍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隘口，受敌阻击。朱德亲率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是朱德而不是别人，为这支失败的队伍杀出了一条血路。

　　对这支队伍的战略战术，朱德也作出了极大贡献。天心圩整顿后，他便开始向部队讲授新战术，讲授正规战如何向游击战发展。

　　朱德对游击战争的认识和实践都很早。辛亥革命后，率部在川、滇、黔同北洋军阀部队打仗时，他就摸索出一些游击战法。1925年7月， 他从德国到苏联的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几个月后去莫斯科郊外一个叫莫洛霍夫卡的村庄接受军事训练。受训的有四十多名来自法国、德国的中国革命者，主要学习城市巷战、游击战的战术。教官大多是苏联人，也有来自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革命者。朱德当队长。教官问他回国后怎样打仗，他回答:“我的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必要时拖队伍上山’。”

　　十六字诀游击战术的核心出现了。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攻打会昌时，朱德奉命指挥二十军第三师进攻会昌东北高地。他首先命令三师教导团团长侯镜如，挑选几十人组成敢死队，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他向大家动员说:“你们都是不怕死的中华健儿。可是，今天我要求你们一反往常猛打猛冲的常规，只同敌人打心理战。你们要分作数股，分散活动，跟在敌人后面或插到敌人两翼，向敌人打冷枪。要搅得敌人吃不下，睡不着，这就是你们的任务。”50多年后，侯镜如回忆这一段战斗经历时说“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用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不让黑们休息。这就是‘敌退我追，敌驻我扰’”。

　　“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朱德自己后来只说了这么一句。

　　不说，也是无法否认的历史地位。

　　1955年人民解放军授衔，朱德名列十大元帅之首。天心圩离队的师长周士第授衔上将，他手下的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林彪名列十大元帅之三，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名列十大元帅之六，七十四团班长粟裕名列十大将之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评价说，这支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陈毅“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没有朱德，南昌起义的最后火种能够保留下来么？没有三河坝分兵，朱德也跟着南下潮汕，又会是什么结局？

　　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南昌起义诸领导者1927年10月底纷纷分散撤退的时候，很难有人想到留在三河坝的朱德，与毛泽东一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起义部队的主力都在潮汕溃散了，更难设想留在三河坝殿后的“部分兵力”，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中流砥柱。

　　历史又正因为不可预测，所以才充满机会。

　　面对不可预测的历史，能够凭借的，只有自身的素质与信念。领导者的素质与信念，最终汇聚成历史的自觉。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给予个人的机会极其有限。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无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

　　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个人如此，集团、国家同样如此。能够在关键时刻支持领导者做出关键判断、采取关键行动的那种发自内心召唤的历史自觉，不但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必备条件，更为见风使舵者、见利忘义者、投机取巧者所永远无法获得。

　　文化大革命中，朱德上天安门。休息室内的军队领导干部见朱老总进来，纷纷起立。一位红极一时的学生造反派首领稳坐不动，说：什么总司令，给他起立!

　　什么总司令。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有这个疑问。除了那根“朱德扁担”，对总司令便知之不多。更何况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

　　当年的造反派，现在也白发苍苍了。那位见总司令不起立的人，白发苍苍了也许还不知道，1928年4月朱、毛井冈山会师时，心情兴奋的毛泽东特地换下穿惯的长布衫， 找人连夜赶做灰布军装，只为能够穿戴整整齐齐，会见大名鼎鼎的朱德。

　　肖克上将回忆井冈山斗争时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队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信仰。这种“很高的威信”和“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印证着总司令的地位。它不仅来源于中央军委一纸简单的任命，也不仅来源于红军将士在军纪约束下的服从。共产党人在最为困难的时刻，在被追杀、被通缉、被“围剿”环境中锻造出来的坚定性，是那些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能吃多少碗干饭的人永远感悟不出来的。

　　红军初创时期的杰出将领，还应提出这三人: 王尔琢，黄公略，伍中豪。

　　三人都牺牲太早。

　　与朱德、陈毅一道，王尔琢对保留八一南昌起义火种所做的重大贡献，前面已有所述。建国初期，周恩来视察筹建中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发现没有王尔琢的照片，便对工作人员说:“要千方百计征集王尔琢的照片。 ”现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内那张照片，就是在周恩来关怀下找到的。

　　王尔琢是红四军二十八团第一任团长。二十八团正是朱德从三河坝保存下来的南昌起义部队，全团1900多人，在红军中军事素质最高，战斗力最强，最能打仗。1928年5月和6月，在五斗江、草市坳和龙源口的战斗中，王尔琢率二十八团三战皆捷，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派何长工去二十八团担任党代表，何长工认为该部是正规部队，北伐中就战功赫赫，人又都是黄埔一、二、三、四期毕业的，思想上还颇有顾虑；肖克也在回忆录中说到，他初入二十八团工作时，心中充满进入正规主力部队的兴奋；可见这支部队在红军中的份量。

　　王尔琢1928年8月死于其麾下二营营长、叛徒袁崇全的子弹。牺牲时25岁。他是黄埔一期生，在黄埔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周恩来将他留下，连续担任第二期、第三期的学生分队长和党代表。北伐时，周恩来派遣他担任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二十六团团长。部队攻入上海，蒋介石叛变革命，王尔琢被迫转入地下后来随周恩来参加南昌起义。三河坝部队天心圩整顿后，成为朱德在军事上的主要助手。

　　王尔琢牺牲后，陈毅说是“红军极大损失”；朱德不得不心痛地兼起了该团团长。一直到1928年年底，才把这副担子放到林彪身上。

　　第二个是黄公略。

　　蒋介石一直把红军看作两股: 一股为朱毛，一股为彭黄。第一次“围剿”刚刚开始，他亲自悬赏5万元，缉拿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四人。蒋介石有自己一套判断共产党人价值的方法，他的直觉告诉他，谁对他的威胁最大。一年后在上海悬赏缉拿王明，价码便由5万跌到了500。

　　黄公略与彭德怀一样，湘军出身，毕业于湖南陆军讲武堂，但比彭德怀早一年加入共产党。与彭德怀、腾代远一起领导发动平江起义后，一直担任红军重要领导职务，战功卓著。第一次反“围剿“指挥红三军，在龙冈直捣张辉赞的师部；第二次反“围剿”与林彪率领的红四军配合，歼灭敌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大部；第三次反“围剿”又率领红三军独战老营盘，歼敌蒋鼎文第九师一个旅。红三军在黄公略率领下，与林彪的红四军、彭德怀的红五军并称为红军中的三大主力部队。1930年7月，毛泽东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词中，以“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一句，使他成为毛泽东在诗词中赞颂的第一位红军将领。

　　1931年9月15日，黄公略率部转移，途中遭敌机袭击，重伤牺牲。年33岁。

　　第三个是伍中豪。

　　黄公略与彭德怀关系很深，伍中豪却与林彪很像。

　　两人同是黄埔四期生。不同的是伍中豪编在步兵科第一团八连，林彪编在步兵科第二团三连。从第四期开始，黄埔军校按成绩将学生编入军官团与预备军官团。伍中豪所在的第一团是军官团，林彪所在的第二团为预备军官团。

　　可见伍中豪在黄埔的成绩优于林彪。

　　两人都是叶挺部队出身。林彪在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当排长、连长，七十三团是前身是叶挺独立团。伍中豪则在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的新兵营当连长，二十四师师长就是叶挺。

　　林彪参加南昌起义，伍中豪参加秋收起义。南昌起义部队编为红四军二十八团，林彪为该团一营营长；秋收起义部队编为三十一团，伍中豪为该团三营营长。

　　两人又一起当团长──林彪为二十八团团长，伍中豪为三十一团团长。

　　两人又一同当纵队司令──林彪为第一纵队司令，伍中豪为第三纵队司令。

　　两人又一同当军长──林彪任红四军军长，伍中豪任红十二军军长。

　　伍中豪长林彪两岁，两人都是红军中年轻优秀的指挥员。

　　肖克将军回忆说：伍中豪没有林彪那种架子，他是北京大学文科三年级学生，是学文学的，有较好的旧学功底，被誉为“第四军的文学家”。后来叛变的二十八团二营长袁崇全也爱好文学诗歌，与伍中豪唱和；伍中豪回信说，作诗要意境好，还要音调铿锵。伍中豪讲话从容，温文尔雅。他的军事水平也高，能把一支部队带好，训练好。任三十一团团长之后，该团战斗力有提高，能攻又能守，特别是在守的方面，比林彪的二十八团还要强些。二十八团能攻善战，但有时稳不住。当时，我们都认为他俩都是将才，可惜伍中豪“出师未捷身先死”。

　　1930年6月伍中豪任红十二军军长，因病在闽西长汀福音医院治疗。10 月出院归队，途经安福县遭地主武装袭击，在战斗中牺牲。年25岁。

　　王尔琢、黄公略、伍中豪三位杰出红军战将，皆牺牲过早。

　　就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来说，红军中最重要的野战将领，还是彭德怀和林彪。

　　彭德怀是一团烈火。毛泽东一句“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把彭德怀烈火一般盖世无双的勇气，描写得淋漓尽致。

　　这是毛泽东用诗词赞颂的最后一位将领。

　　1928年9月，红五军取消团、连番号，编为五个大队和一个特务队。 在三个多月的转战中，部队减员一千余人，张荣生、李力英等骨干牺牲，意志薄弱者或投机者也相继离队或叛变。四团团长陈鹏飞忍受不了艰苦，告辞还家。四大队长李玉华以打民团为由，拉着全队逃之夭夭。一大队长雷振辉在彭德怀集合部队讲话时，突然夺过警卫员薛洪全的手枪，瞄准彭德怀就要开枪。

　　在众人皆惊呆的千钧一发之际，新党员黄云桥一手扳倒雷振辉，一手拔枪，将雷击毙。

　　彭德怀面不改色，继续讲话。他说，我们起义是为了革命，干革命就不能怕苦，怕流血牺牲，今天谁还想走，可以走。又说，就是剩我彭德怀一个人，爬山越岭也要走到底!

　　一声号令出发，无人离队。

　　彭德怀与毛泽东第一次会见，是在宁冈县茨坪一家中农的住房里。彭德怀走进屋内，看到一个身材颀长的人向他伸出手，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湘潭口音: “你也走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了!今后我们要在一起战斗了!”

　　从这句话起，开始了他们31年共同战斗的历史。

　　一直到1959年。

　　井冈山斗争初期，毛泽东揣两本最宝贵的书: 《共产党宣言》、《三国演义》。彭德怀也揣两本最宝贵的书: 《共产主义ABC》、《水浒传》。

　　有人说大智才能产生大勇。彭德怀则是大勇产生大智。

　　1930年7月，彭德怀率红三军团猛攻长沙。 国民党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在城内出示布告:“市民住户不要惊慌，本人决与长沙共存亡”，并亲到城外督战。 后来见红军攻势如排山倒海，湘军溃兵似洪水决堤，想逃跑时两腿软得连马背都爬不上去了。最后由马弁架着扶着，才逃到湘江西岸。彭德怀率兵8000，何键率兵30000。30000败于8000，被彭德怀俘去4000多人，枪3000多支，轻重机枪28挺，迫击炮20多门，山炮2门，还丢掉了省会长沙。从未如此狼狈的何键几乎精神崩溃，猫在船舱里见到岸上有胸系红兜的进香人，也以为是彭德怀部下，连连惊呼红军追来了，随从再三劝解也不能稍安。

　　此役彭德怀不仅创下红军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而且创造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红军攻下省会的惟一战例。毛泽东1936年在陕北对斯诺说，此役“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

　　从此一提彭德怀，便令何键胆寒。

　　大革命中共产党人最恨的，除了蒋介石，便是何键。蒋介石反共最著名的，是“三·二○”中山舰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何键反共最著名的，也有“五·二一”马日事变，和“六·二九”通电“清党”；两湖革命青年和工农群众死于何键之手者，不计其数。对罗霄山脉的工农武装割据，何键比蒋介石早两年多就开始“清剿”。他向浏阳县长彭源瀚说，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向宁远清乡督察员欧冠说，“不要放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如遇紧急情况，当杀就杀；若照法定手续办事，上面就不好批了，共产党的祸根就永远不能消灭”。当时各省之中，惟何健在湖南设立“铲共法院”。

　　甚至还专门派人挖了毛泽东的祖坟。

　　如此一个反共的凶神恶煞，却被彭德怀弄得魂飞魂散。

　　对何键这个屠杀工农和共产党人的刽子手，彭德怀却未完全解恨。30年多后彭德怀自己身陷囹圄，挨完造反派拳打脚踢的批斗回到囚室，仍然用笔写下当年未了之恨:“何键这只狼狗只身逃于湘江西岸。没有活捉这贼，此恨犹存!”

　　即使成了囚徒，仍令对手胆寒。

　　大将军雄风，气贯长虹!

　　蒋介石也很快认识了彭德怀。

　　1931年5月，蒋介石委任黄公略的叔父黄汉湘为江西宣抚使，进驻南昌， 想策反黄埔军校高级班毕业的黄公略；再通过黄公略动摇彭德怀。黄汉湘派黄公略的同父异母兄黄梅庄，携蒋介石写给黄公略的亲笔信进入根据地。彭德怀与黄公略在湘军即情同手足，对黄梅庄摆宴招待。席间套出口风，知道其为蒋招降而来，随即下令将黄梅庄处决。砍下的脑袋用石灰腌上，盛在篮子内封严，交其随从带回。随从还以为黄梅庄到苏区会其弟去了，不知道带回了他的人头。

　　蒋介石从此除了提高对红军高级将领的缉拿价码外，再不搞什么“宣抚”。

　　对敌斗争狠、毫不留情，是彭德怀一大特点。红三军团善攻坚，善打硬仗，在恶劣条件下也具有坚强的战斗力，无一不打上彭德怀的烙印。他与何键血战。与蔡廷锴血战。与陈诚血战。与蒋鼎文血战。与每一个深入苏区的敌军将领血战。哪一个国民党将领，也没有被他放在眼里。

　　对自己的战友却不然。

　　例如对林彪。

　　1929年初，彭德怀率部坚守井冈山，部队损失很大。4月与红四军会合后， 根据彭德怀的要求，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调拨部分干部和枪枝补充彭德怀部。

　　林彪调给彭德怀了一部分坏枪。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林彪。

　　彭德怀却并不念念不忘这类事情。对红四军中的八一南昌起义骨干、特别是前身为“铁军”的叶挺独立团部队，他充满敬佩。1928年12月11日，在红四军与红五军新城胜利会师大会上，彭德怀就提出红四军是五军的老大哥，号召自己率领的五军向四军学习。

　　一言九鼎。即使后来比自己小9岁的林彪出任红一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对以红四军发展起来一军团仍以大哥相称。

　　1933年底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团村战斗，一军团执行其他任务未能参加，使战果不能扩大。带病参战的彭德怀万般遗憾，赋诗一首:

　　猛虎扑羊群，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未到，让尔逃生。

　　大哥，即指红一军团。

　　作为一位著名战将，彭德怀还有一大特点：终生不改其本色。

　　师哲在其自述中有一段精彩回忆，记述解放战争时期的彭德怀：“一个炎热的下午，押解一批俘虏军官的队伍在村边树下休息，从西边走来两个人：前者为青年，身背短枪，牵着马；数十步外为中年，50岁左右，光着头，帽子抓在手里，脚上的布鞋破烂不堪，用麻绳绑在脚面上，走路却非常稳健有力。一挑水农民正在树下歇息，中年人笑呵呵走近问：‘你给家里挑水啦，我想喝你几口水行吗？’农民说：’‘你尽量喝吧。’中年人便倾下身去，从桶里狠喝了几口水，然后谢过农民，继续赶路。路边坐的俘虏中有认出中年人者，指背影说： ‘那就是彭德怀，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其他国民党将校俘虏大惊失色，起来呆视半晌，直到背影不见，感慨万分地挤出一句话：他们怎能不胜利！我们怎能不失败！”

　　对彭德怀来说，爱他的、恨他的、敬他的、毁他的都应记住这句话：本色最无敌。

　　彭德怀与林彪相较，说勇林不如彭，说谋彭不如林。彭德怀是一团火，一团从里烧到外、随时准备摧枯拉朽的烈火；林彪则是一潭水，一潭深不可测却含而不露静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前半句可形容彭，后半句可形容林。彭林配合，相得益彰，成为毛泽东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十分得力的左膀右臂。

　　林彪比彭德怀资格浅。红四军与红五军新城会师大会上，朱、毛、彭都在主席台上讲话，林彪还只能坐台下听。听着听着，讲台塌了。台下人都说刚会师就坍台，不吉利。朱德站到台架上大声一句: 不要紧，台坍了搭起来再干嘛! 大家一起鼓掌，才把热烈的情绪又恢复过来。

　　林彪也在台下鼓掌。彭德怀坐在台上看不见他。他却把这个人未到威名先到的彭德怀看了个真切。

　　从此开始了红军中这两位名将不错的配合作战历程。

　　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战斗，李德指挥红军与敌人正面硬拚，三军团伤亡2700余人，占军团总兵力的1/4；彭德怀当面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翻译伍修权考虑到领导之间的关系，没有全翻，彭德怀便把三军团政委杨尚昆拉过来一字一字重新翻译，硬是把李德气得暴跳如雷。

　　林彪则有另外一种方法。广昌战斗前夕，林彪个人署名写了《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军委的信》:

　　“对于敌人在五次‘围剿’中所用战略战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过去有许多同志曾研究了这个问题，有些文章上也曾发表过这个问题。但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观察，还有些不充分不确实的地方”；林彪认为“敌人在战略上虽是进攻，而在战术上则属于攻势防御，或为固守防御。”他将敌人的推进方式归纳为“缓进形式”，“跃进形式”和“急进形式”；具体用何种形式，“主要地是根据他当时对我军主力行踪的了解如何而定”；而坪上圩、乾昌桥、下罗泊港战斗都说明“短促突击”使我们成了“守株待兔”，“没有一次收效”。他直指军委在指挥上存在四大缺点:

　　一，“决心迟缓致失了不少可以取得胜利的机会”，“这是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

　　二，“决心下后在对时间的计算是极不精确的”，致各部队“动作不能协同”，“像这样的事实多得很”；

　　三，“军委对各部任务的规定及执行的手段过于琐细，使下级无机动的余地，军委凭极不可靠的地图去规定部队的位置，……一直干涉到很小的战术布置，则是无论如何不适用的”；

　　四，“军委对于战术原则还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未充分去分析当时当地情况上的特点，而总是一套老办法到处一样的照搬”。

　　在信的最后，林彪写道:“有些重要的负责同志， 因为他以为敌人五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一个战役中消灭（敌）几个师的机会。因此遂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人保持接触，与敌对峙，去专门求小的战术胜利，以削弱敌人，想专凭在长期无数小的胜利中（每回消灭敌人一连或一营），就地把敌人的五次‘围剿’完全粉碎，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事实我们没有失去运动战的机会，并没有失去一回消灭敌人几师的机会”；

　　这是一封尖锐泼辣又不失于冷静分析的信，直指“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这样明确、大胆而具体地向军委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中并不多见。

　　林彪以冷静剖析对李德的批判，不亚于怒火中烧的彭德怀。

　　林彪善思，善战。彭德怀由勇生智，林彪则由智生勇。从带兵伊始，他就与“主力”二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8年2月，南昌起义部队到耒阳城下。朱德听取当地县委情况汇报后决定: 大部队正面进攻桌子坳之敌，抽出一个主力连队配合农军攻城。

　　被抽出的，是林彪率领的连队。

　　耒阳被一举攻克。

　　朱德由此发现林彪的军事才能。这一发现此后反复被实战证明。

　　他当连长的连队，是全团战斗力最强的连；当营长的营，是全团最过硬的营；当团长的团，是红四军的头等主力团。如果一次、两次，还可说有那种不好排除的偶然性；几十年如一日，带出一批擅长野战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便不能全部归诸偶然了。

二、战场与战将（４）

　　1936年12月，林彪曾讲过一次怎样当好师长。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红军时期作战指挥的一个小结:

　　一，要勤快。不勤快的人办不好事情，不能当好军事指挥员。二，要摸清上级的意图。对上级的意图要真正理解，真正融会贯通，真正认识自己所受领的任务在战役、战斗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三，要调查研究。对于敌情、地形、部队的情况和社会情况，要经常做到心中有数。要天天摸，天天琢磨，不能间断。四， 要有个活地图。指挥员和参谋必须熟悉地图，要经常读地图。五、要把各方面的问题想够想透。六、要及时下达决心。七，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班子。八，要有一个很好的战斗作风。九，要重视政治，亲自做政治工作。

　　当然若以为以上9个“要”便是林彪指挥特点的全部，就大错了。数到第九个“要”的林彪偏偏漏掉了一个极其关键的“要”: 要面对失败。

　　他也有过“兵败如山倒”的时候。

　　1929年1月红四军前委柏露会议，决定红五军及四军三十二团守井冈山， 内线作战；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林彪刚刚担任团长，初战顺利，下山后便首先歼敌一营，突破封锁线，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大余。

　　很快便在小胜中露出破绽。

　　红四军前委在城内天主堂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确定二十八团担任警戒，军部、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城内及近郊开展群众工作。林彪领受了任务，带领二十八团进入警戒位置后，便分片包干，各负责一段。既没有组织营连以上干部看地形，也没有研究出现复杂情况下的协同配合，更忽略了这是一个没有党组织、没有群众斗争基础的地方，敌人来的时候，是没有人向红军报信的。

　　如同他在第一个“要”中所说，一个军事指挥员，“他对住的村子有多大，在什么位置，附近有几个山头周围有几条道路，敌情怎么样，群众条件怎么样，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部队到齐了没有，哨位在什么地方，发生紧急情况时的处置预案如何，都不过问，都不知道。这样，如果半夜三更发生了情况，敌人来个突然袭击，就没有办法了”；但偏偏没有做到这第一个“要”。

　　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了大余城。攻势是突然发起的。因为突然，所以猛烈。二十八团在城东的警戒阵地被突破。“到那种时候，即使平时很勇敢的指挥员，也会束手无策，只好三十六计，跑为上计，结果，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林彪就成了这样的“机会主义者”，活脱脱在总结自己惨痛的经验。部队急速后撤，城内一片惊乱。后来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说，他当时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兵败如山倒”。

　　那是一种失去控制的混乱。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陈毅正在街上向群众分发财物，城北街区已经出现了敌军；他连忙后撤，在城边才追上后退的军部。所谓军部，也只剩下毛泽东和少数机关人员。毛泽东要林彪反击，林彪犹豫不决。部队已经退下来、不好掌握了。毛泽东大声说:“撤下来也要拉回去!”陈毅也说: “主力要坚决顶住敌人!”林彪带着身边的少数人冲杀回去， 把敌人的攻势挡住了一阵，才勉强收拢起分散开来的部队。

　　这一仗牺牲了三十一团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用担架抬着行军，在敌军追击、部队仓促奔走的混乱中不幸牺牲。本来就缺干部的红四军真是雪上加霜。

　　部队日夜行军想摆脱追兵，但祸不单行。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红四军四地四战，结果四战四败。

　　在平头坳，向导把路带错，与追兵发生接触，造成损失。

　　在圳下，军部险遭覆灭。

　　当夜军部驻圳下，前卫三十一团驻圳下以东，后卫二十八团驻圳下以西。次日拂晓，林彪未通知就带二十八团先开拔，军部失去了后卫还不知道。警卫军部的特务营也未及时发现敌情。敌人进入圳下时，陈毅、毛泽覃还没有吃完早饭，谭振林、江华也正在喝糯米酒酿，晚睡晚起的毛泽东则还未起床。

　　枪声一响，毛泽东醒来，敌人的先头分队已越过了他的住房。

　　那真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后来消灭八百万蒋介石军队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领袖们，差一点就被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包了饺子。

　　毛泽东是利用拂晓昏暗、随警卫员转移到村外的；

　　朱德差一点让敌人堵在房子里。警卫员中弹牺牲，妻子被敌人冲散后也被俘牺牲，他抓起警卫员的冲锋枪，才杀出重围；

　　陈毅披着大衣疾走，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住了大衣。他急中生智，把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敌人的脑袋，方才脱身。

　　毛泽覃腿部中弹。林彪率二十八团、伍中豪率三十一团急速返回支援，才用火力压住敌人。因未能履行好护卫军部的任务，林彪挨了个记过处分。

　　1959年陈毅对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人员回忆说:“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 常常找不到向导……一走错路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毛泽东在1929年3月20 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就是这些最危险、最困苦、不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而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的环境中，摔打出了一个林彪。

　　1928年，在井冈山斗争非常困难的“八月失败”中，二十八团二营长袁崇全拉走队伍叛变，朱德、陈毅派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率林彪的一营追击。一营长林彪先前已经感觉出二营长袁崇全的动摇，提出追上去武力解决；团长王尔琢相信他与袁崇全的私人感情，没有采用林彪的意见。

　　结果王尔琢在追回袁崇全过程中，被袁开枪打死。

　　当年19岁的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83岁回忆那一幕时，感慨万端:“王尔琢去叫袁崇全时，我在场。他和袁有较深的关系，同学，还是老乡，一个是石门人，一个是桃源人。当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时，王尔琢很气愤，说: 岂有此理! 他不认为袁会死心塌地反革命。他认为，他去叫，袁一定会回来。

　　“听跟他去的人讲，进村后，他大声喊: 我是王团长，是来接你们的! 战士们听出他的声音，不打枪。找到袁崇全的房子时，袁拿着枪出来。王让他回去，他不回，俩人吵起来。吵着吵着，袁崇全揪住王尔琢的脖子就开了枪……”

　　杜修经说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的“有人”，便是林彪。

　　王尔琢牺牲后，林彪很快出任二十八团团长。

三、外国的月亮圆（１）

　　1933年10月17日，蒋介石发布《战守第二一三号训令》:

　　“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故今日剿匪，不在时间之缓急，亦不必忧匪之难觅；而在吾将士忍性坚心，以完成此革命最后之任务。如能效愚公移山之法，只要自强不息，则天下事无不成功之理也。”

　　蒋介石也提出愚公移山。

　　毛泽东1945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致闭幕词提出愚公移山，是号召共产党人奋发努力，挖掉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

　　蒋介石1933年10月提出的愚公移山，则是号召蒋军将士疆场效命，挖掉蒋家王朝面前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这两座大山。

　　愚公移山，每天挖山不止。蒋介石要部下学愚公，不求几口吞下苏区，只求三里一进，五里一推，构筑碉堡与军队齐头并进，进一步守一步，逐日蚕食掉苏区。

　　据说《战守第二一三号训令》里面，每日进二里，一年吃掉苏区的算盘，就出自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作为这一盘算基础的碉堡政策，也是德国顾问的主意。甚至说得十分具体: 主意都出自德国顾问团首领赛克特。

　　这使人想起在苏区红军中也有一个德国人李德。

　　于是有人便说: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是一场德国人之间的战争。

　　这些人喜欢用白描去图解历史。以为历史脉络尽在几根简单的线条之间。他们把中国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武装的反革命“围剿”武装的革命看得过于简单了。

　　中国近代史上，自在战争中使用了洋枪洋炮以后，便多见德国顾问的身影。惊天动地的甲午战争黄海大海战，旗舰“定远”号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旁边，就立着个德国顾问汉纳根。

　　比这更早，明末清初就有耶稣会传教士德国人夏尔，先帮助明末朝庭制造火炮防卫满人进攻，后帮助清初朝庭制造火炮镇压汉人反抗。

　　德国人以其精于兵器制造、精于军事学术著称于世。

　　也精于顾问之道。

　　所以便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约》第179条规定:　禁止德国国民在外国军队及其学校担任顾问与教官之职。这条规定很快就名存实亡。孙中山很早就请过德国顾问。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年10月特意访问当时仍属于德国租借地的胶州，在对大学生的演讲中特别称赞了青岛的建设和管理，并提出应将德国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榜样。

　　1917年3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正炽，孙中山明确表示中国不会参加协约国，与德国为敌。一战结束后，1921年孙中山派代表赴德国，表示愿借重德国的技术与人才协助中国发展。德国政府当时基于现实考虑，未同意与南方的广州政府建立正式关系；但此后孙中山以私人名义秘密聘请了多位德国顾问，逐渐开始在广东提供服务。一直到1923年1月签署《孙文越飞宣言》，孙中山才彻底将其目光由德国转向苏俄。孙中山用苏俄顾问取代德国顾问，蒋介石却反过来，用德国顾问取代了苏俄顾问。1927年蒋介石“清党”、驱逐苏俄顾问并终止联俄政策，使德国获得对中国施加影响的最好时机。从1928年直至1938年，十年间共有135 名德国军事顾问在南京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任职。蒋介石很早就对德国颇感兴趣。1923年他率团访问苏联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发表演说，提出在德国和中国革命胜利之后，签署俄、德、中三国联盟:“靠德国人民的科学实力，中国的革命成功， 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俄国的农产品，我们就不难完成世界革命，我们就能消灭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其实比蒋介石的“俄、德、中联盟”建议更早，1907年德国议会就提议建立“美－德－中”三角关系，以便补偿德国在欧洲大陆所处的孤立地位。正是这种地位，迫使德国政府以“和平的”的经济政策取代原先的扩张政策，德国国内媒体上甚至出现了将胶州湾归还中国的言论。

　　就蒋介石而言，当时他不是执政者，所以是个革命者。那时的蒋介石，还主要是从世界革命的角度，看待中国与德国结盟。

　　后来成了执政者、扼杀革命者、江浙财团利益保护者，不再想与苏俄结盟了，对德国的兴趣却有增无减。这除了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和独裁统治与德国相类似外，主要还是为德国军事化、中央化和工业化所吸引。他要依靠德国顾问的作用，扩大南京中央政府的军事和政治权威。

　　蒋介石聘请的第一个德国顾问是马克斯·鲍尔。

　　鲍尔是德国军队总参谋部的上校军官，重炮专家，军事独裁者鲁登道夫的得力助手，曾参与1920年3月鲁登道夫策划企图推翻魏玛共和国的卡帕暴动。 暴动失败后流亡国外，在西欧、南美各国出任军事顾问。到中国见蒋介石以前，此人甚至在苏联红军炮兵中干过一段时间。

　　鲍尔也精于顾问之道。1928年来中国，正逢蒋介石下野，他便帮助张作霖设计军事计划。但其本人后来一直否认此事。蒋介石北伐成功，东北易帜进入倒数计时，他便堂堂正正地做起了蒋介石的总顾问。

　　蒋介石与鲍尔关系不错。鲍尔主张将军政大权集中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大刀阔斧手段铲除一切离心力量，进行一切加强中央权威的必要改革，深得蒋之赞许。鲍尔此人也很怪。他并不把自己限制在军事事务上，更多地把自己看成一名工业和经济顾问，而不是军事顾问。他说：“除非先建立一个国有化的工业体系，否则根本谈不上建立一支国有化的军队”。但他没有更多时间展现头脑中那些主意了。与蒋介石合作仅仅半年，他便病死于上海。

　　鲍尔死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希特勒啤酒馆暴动的共同参与者和共同入狱者的赫尔曼·柯瑞伯上校继任总顾问之职。纳粹党的活动大量渗透进顾问团。柯瑞伯青年时代参加过八国联军，以中尉军衔在德国元帅、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麾下入侵北京。所以民族意志强烈的蒋介石对他没有太好的印象。柯瑞伯又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军人，连顾问团的军事性质都因他出现一些改变。他一直同自己的部下及国民党官方关系紧张。部下们说他的行为“像瓷器店里的大像”。他对蒋介石的影响远远小于鲍尔。

　　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先派他到武汉地区筹划布防，后又把他带上铁甲列车，上前线筹划对冯玉祥和闫锡山的大战。为此汪精卫1929年底公开发表声明，谴责德国政府指派军事顾问助蒋作战。德国政府慌忙出来声明:

　　“德国为遵守凡尔赛条约，一向禁止输出为战争使用之军火与毒气，且中国军队编用德国军事顾问，系违反德国政府之愿望。”

　　表示汪精卫所指的顾问皆系中国政府私下招聘，不能代表德国政府。

　　从总体看，蒋介石对柯瑞伯是不满意的。1930年元旦蒋与柯瑞伯等德国顾问一同观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电影，完后蒋说:中国政府为了进行各种必要之改革，不惜以大量金钱聘用德国顾问。但在过去一年来，若干顾问，未曾给予中国政府任何具体建议，且有对于所呈之问题，无法作肯定之答复。现十八年过，十九年将开始，余谨望顾问先生不要再辜负自己所负之责任。

　　蒋介石这番当面指责的话颇不客气，主要还是对柯瑞伯而发。

　　1930年5月，乔冶·魏采尔接替了柯瑞伯。 魏采尔中将是前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作战处长，拟定作战计划、实施作战指挥的能力很强。在“剿共”方面，他是对蒋介石帮助最大的一个德国顾问，不但参加了中原大战，而且参与制定对苏区的第一、二、三、四、五次‘围剿’计划。他感到极胜任这种任务，洋洋得意地说过: “在我们德国由诺斯克领导的反共战争中，采取了残酷手段并严格执行，只有这样才能成功。而我在中国也做了同样的工作”。

　　尽管帮了蒋的大忙，但他与蒋的关系却很一般。魏采尔对蒋介石手下的军队批评太多，而且往往很不客气，激动起来指手划脚，为蒋所厌。当时德国方面解释说他是因为“头脑不够灵活，对经济事务缺乏兴趣”，所以同蒋的关系恶化。20世纪90年代，德方又出现新的解释。德国弗莱堡大学的马丁教授认为，当年的魏采泽尔等德国军事顾问，罔顾中国国情，罔顾中国军人思想深处的儒家传统思想，在与中方交往中表现出太多的普鲁士风格，企图按照普鲁士精神改造中国军队，不但树敌过多，还未获成功，影响了顾问团的效率。

　　德国军事顾问也并非个个都不成功。在华期间待遇最高、蒋介石最喜欢、最钦佩的德国顾问，是汉斯·冯·塞克特上将。塞克特为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是来华的军事顾问中地位最高之人，沉默寡言的天性和谦虚和蔼的外表为其赢得了“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的绰号。英国驻德大使曾这样评价这位“德国国防军之父”：“他的头脑比其拘谨的军人外表广阔，他的见识比其严谨整洁的外貌广博”。德国人则评论说，在塞克特领导期间，德国顾问对中国统治集团和蒋介石本人的影响达到了异乎寻常、令人惊奇的地步。

三、外国的月亮圆（２）

　　塞克特1933年5月访华，6月拟一份《陆军改革意见书》送蒋介石。意见书中说：

　　“任何建军之先决条件，首在国境之安定；此即谓数年外在之和平与内部政治情势之稳定。在此条件未达成前，有效之军事组织，将无从谈起，连续不断之战争，将影响最终目标之完成。”

　　此建议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不谋而合。此时恰逢第四次“围剿”失败，国民党将领意志动摇，4月7日蒋在临川向各将领训话: “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我们要以专心一志剿匪，要为国家定长治久安的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的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惟一要务”；4月10日蒋又在南昌纪念周上宣称，“抗日必先剿匪， 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肃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

　　塞克特与蒋介石不同。蒋用惯了权威。塞克特却能把他充满威吓的讲话，包上一层理论的面纱。

　　在给塞克特的回信中，蒋写下了“拜读之下，感佩无已，吾人于此相别之后，惜相见已晚，而又不能常住一处为怅也”等语句，求教之切，溢于言表。

　　蒋介石下决心用塞克特。

　　但塞克特目标太大。德国政府怕出现麻烦，最初不同意塞克特来华。蒋软硬兼施，威胁说塞氏不来，将聘请法国顾问。当时德、法正是死对头。德国政府出于在华权益的考虑，只有同意。塞克特来华不仅担任总顾问之职，还被委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职务:“委员长委托人”──即蒋介石的代理人。

　　在这方面，蒋介石身边的塞克特与博古身边的李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塞克特1934年4月到上海，李德1933年9月到瑞金。塞氏晚一些，但两人“下马伊始”便获得了极大权力。

　　塞克特以“委员长委托人”身份出面，可以代表蒋与国民政府各机关首脑谈话，地位仅次于蒋。南京政府的军政部长、陆军训练总监等高级官员，也须亲自到蒋的官邸向塞氏请教；而且规定每星期二、五上午10时至12时，还需事前登记，过时不候。

　　李德所处的条件当然比塞克特差得多。但瑞金的中共中央首脑人物也须一批批鱼贯进入李德住的“独立房子”开会，决定大政方针。

　　瑞金有个“太上皇”，南京也有个“太上皇”。皆是国共双方迎菩萨一般自己请进来、供起来的。

　　蒋最初不想让魏采尔走。在“剿共”方面魏氏的能力是突出的。其娴熟的规划技巧和作战经验还颇有可用之处。蒋的原意是想具体事务让魏采尔继续负责，全面的军事、政治、外交筹划交塞克特。但魏采尔一付一山不容二虎之势，塞克特刚到上海，他便立即到南昌向蒋辞行，多一天也不待，也许也是一种东方人不甚理解的普鲁士精神。蒋无法，也只好让他走掉。

　　魏采尔与塞克特的交接在1934年4月11日。这一日以前诸事皆归魏采尔， 这一日以后，便都归塞克特了。

　　两人交接前一天，陈诚指挥十一个师发起了广昌战斗。

　　所以认为碉堡政策是塞克特出的主意的人们，完全没有根据。塞克特上任时，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已经发起了七个半月，碉堡政策早已执行，苏区周围的碉堡已经成千上万了。塞克特对蒋介石的帮助主要不在“围剿”红军，而在德国的军国主义建军方针和思想。

　　他在给蒋介石的第一封信中，就提出所谓“中国建军的三项中心思想”:

　　一，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

　　二，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

　　三，军队之作战潜能，基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

　　这三条皆来自典型的普鲁士军国主义：以军官团为国家核心。这三条影响了蒋介石一生。

　　人们说，在普鲁士军队拥有一个国家，而不是国家拥有一支军队。俾斯麦以“铁血政策”统一德国后，普鲁士的军阀制度和军国主义精神影响和渗透到整个德国。对德国人来说，军事力量是人类生存的最高形式。近代以来没有哪个欧洲国家像德国那样崇尚武力、崇尚“铁与血”。

　　当时在德国流行一种明信片，上面印着德王弗里德里希、首相俾斯麦、总统兴登堡和元首希特勒的肖像，文字说明是:“国王所征服的，由亲王建成，元帅保卫、士兵拯救和统一。”再清楚不过地显露德国由普鲁士军国主义演变到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全过程。

　　塞克特专门使蒋介石认识军事强权在国家政治中的巨大作用。他提倡“坚强的、一心一德的领导”，声称只有这种一元化的领导才能够“对涉及经济、财政，首先是民众教育与宣传等每一项国家措施加以通盘考虑”。

　　这些理论，使崇尚铁腕与独裁的蒋介石有茅塞顿开之感。

　　蒋介石很早就想留学德国。1912年，26岁的蒋介石主使人刺杀陈其美的政敌、光复会重要领导人陶成章。孙中山通缉杀人凶手，蒋介石只得避往日本。可叹陶成章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曾两次潜入北京，图伺机刺杀慈禧太后而未成，最后竟死在蒋介石派的刺客王竹卿手里。蒋在日避居期间专习德文，为留学德国做准备。第二年春本拟留学德国，因孙中山命其留沪听命，留德未成。

　　塞克特这个老师，为他补上了当年遗憾不已的一课。除这些之外，塞克特便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优先照顾德国的经济利益──推销德国军火，购进急需的原料等等。他与南京政府做成的一笔大交易，用德国军火换取中国的钨矿和锰矿。1935年和1936年，中国出产的几乎全部钨矿都被拿去与德国交换武器。在塞克特任上，德国很快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中国则成为德国最大的军火买家，超过1/4的德国军火输往中国。塞克特没有就军事行动的细节为蒋提供咨询。蒋也不对他做这方面的要求。虽然他没有为蒋介石提供碉堡政策，但其提供的独裁理论和支撑这一理论的力量建设，对蒋介石来说比那些砖石结构的碉堡重要得多得多。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演讲时，塞克特一上台便开门见山：“在一切权威荡然无存的时候，只有一个来自人民的人才能确立权威，这个人就是来自人民却又不同于一般人民的人，他必须是个独裁者”；这一理论揭示确实令蒋兴奋不已。然后是塞克特指导下的建军实践。到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军队基本完成以德国体制为楷模的整军计划。其中，中央军的30个师完全或部分接受过德制装备与训练，而第36、87和88师为德制化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则完全按照德国步兵标准编装。此外军火工业的规划、兵役制度的改进、军政军令权责的明确、整体国防体系的建立等等，都出现重大改进。

　　抛开这些后事不谈，剩下的那个老问题还悬在这里：谁提出了碉堡政策？不是塞克特，那么是其前任魏采尔了？

　　为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魏采尔也上了庐山，与陈诚等人一道住在海会寺，其他德国顾问住在附近的龙云寺和华严寺。在此前后，为规划第五次“围剿”的作战计划，魏采尔出了不少主意，包括赞成采纳碉堡政策，但他却不是这一政策的提出人。

　　碉堡作为一种无法抵御强大炮火的防守工具，在火炮密集的欧洲战场已普遍弃之不用了。来自欧洲的德国顾问们，不可能对这项业务有多么精深的造诣。只有对中国战场非常了解，对基本无重武器的红军非常了解，知道自己的对手既没有如此口径的火炮，也搞不到这样口径的炮弹，不能摧毁面前仓促建筑起来的砖石结构物，才能把如此大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乌龟壳之上。纵然外国的月亮再圆，外国人念的经再好听，就这一点来说，能够提出碉堡政策的，也非金发碧眼的日尔曼人，必定是把握透了中国式战场和中国式战斗的人。他的确是个典型的中国人──朱德的同学金汉鼎。

爱华网本文地址 » http://www.aihuau.com/a/369051/6971333566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