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抗战期间，面对日本军队的强势进攻，以及国内各地方势力表现出的复杂态势，蒋介石曾和日本有过系列密切接触，意思是想和日本在战略问题上达成妥协。
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和日本组织的妥协意向与汪精卫实施的卖国行为有着根本区别。区别的显著之处在于蒋介石坚持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不会向日本俯首称臣。
那么，日本为何急于要打蒋介石的主意？蒋介石为何没有投入日本的怀抱？
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构想无法实现
抗战爆发后，日本政府很快发现速战速决的算盘打错了。于是，决定引诱蒋介石集团投降。日本请了当时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
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蒋介石递送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其纲要包括事实上承认满洲国，缔结日华防共协定，停止反日等。蒋认为尚可接受，原则上同意以此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但日军攻占南京后，其强硬派突然又追加了一系列苛刻条件，包括对伪满由“事实上承认”变为“正式承认”；扩大华北、内蒙古与华中的非武装地带等。国民党政府不敢贸然答复，日本政府很不满意，谈判出现僵局。
日蒋谈了十几个月也没谈出结果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相继攻占广州、武汉，守备兵力增加，带来作战兵力的不足。为尽早结束战争，日本政府又加强了对国民党政府诱降。
1939年春到1940年冬之间，日、蒋接触、会谈极为频繁，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那时，日本“至少每月一次间接及非正式的表示求和之意，并日益提出较优惠的条件”。1939年底的所谓“桐工作”计划，日、蒋代表先后在香港、澳门举行了15次会谈，形成了“意见书”，其要点是：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日本对中国尊重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中国立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日本于恢复和平之同时，尽可能迅速撤兵等。
1940年6月8日，日方又提议举行由坂垣征四郎、蒋介石、汪精卫出席的最高级会谈，中方要求会谈地点定在长沙，日方则要中方写出书面保证，不得危害日、汪代表的安全。蒋介石“怕会谈如果不成功会被日军所暴露”，拒绝写书面文件。日、汪代表则担心安全无保障，不敢前往。日、蒋历时十多个月的会谈，又一次只开花而未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