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因为一直是文人，陈伯达胆子非常小，前怕狼后怕虎，老是害怕得罪了谁。他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以为摸透了毛泽东的心思。江青老是当面侮辱他，他早就忍无可忍了，看毛泽东对林彪好，他觉得“投靠”毛家湾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以后陈伯达说，我没有看出林彪和毛主席的关系已经出现裂痕。（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423页）
8月31日，毛泽东考虑了整整三天，在陈伯达选的“语录”上写下700多字的《我的一点意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92页）给陈伯达定了性。《我的一点意见》被印成会议文件，附上陈伯达编的“语录”，发给每个中央委员，各大组马上转为批陈伯达。《我的一点意见》印发全会前，毛泽东让林彪看过修改件。（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79页）
陈伯达编的“语录”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恩格斯称马克思为天才，恩格斯称赞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为：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第二部分，列宁称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
1、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亲自听取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一卷第769页）
2、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78页）
3、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同上第382页）
4、列宁在《预言》一文中，在引用了恩格斯谈到未来世界大战时所说的一段话后，赞扬恩格斯：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见！（《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93页）
5、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422页）
第三部分，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达林之所以能够做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4页）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写道：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114-115页）
郑维山说，这是毛主席的第二张大字报。（参见陈晓农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第 129页）陈伯达回忆：我对文章中的有些话不大理解。（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377页）
陈伯达怎么可能理解呢？他与张春桥争论的焦点是世界上有没有天才，毛泽东可不可以被称为天才？他没有想到，毛泽东把“天才”当成靶子，他首先中“弹”。
通观全篇，毛泽东没有提设不设国家主席，更没有把矛头指向林彪。甚至还提到“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明里把陈伯达与林彪区分开，但暗里却是针对林彪“我讲一点意见”而来。毛泽东说：“什么论“天才”？（九届）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门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600页）
毛泽东自己也在谈天才，为什么却不许别人谈天才？
第四章 毛、林分歧
陈伯达的“九大”报告稿被否定了
中央碰头会决定召开党的“九大”和起草政治报告。
陈伯达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因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张云生回忆：2月的一天下午，林彪从主席处开会回来，叫我和李春生去，说主席召集会议研究决定，准备最近召开“九大”。主席让他作政治报告，并说这次报告不用事先写成稿子，叫他口头讲，然后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对外发表，就摘用记录稿。林彪提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正式作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给写个稿子。如果必要，可像七千人大会那样，我另作一个口头报告，但对外发表，还是以中央正式通过的稿子为准。”（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210页）
毛泽东指定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党章》，指定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政治报告，由林彪出面抓，时间限定一个月，内容由他们自己考虑。（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45页）
作为党内的大理论家，陈伯达不想和“小字辈”的张姚合作。
王文耀、王保春回忆：1969年1月底的一天夜里，陈伯达开会回来，和往常不同，一进大门他不到自己的办公室，而是兴冲冲地到我们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说：“快给我准备准备！准备材料、纸和笔，中央决定让我起草‘九大’报告。”问他有谁参加，他不耐烦地说：“还有上海那两个，主要是我自己写。”“那他们来问怎么办？”“不管他，他们自己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好了。”我们看他一提到“那两个”就情绪激动，也就不再多说别的了。
2月下旬，林彪把陈伯达和张姚三个人召到毛家湾，商量“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林彪会客，不许工作人员在场，只许在门口等待。不到一小时，三个人出来。陈伯达说：“你们写你们的，我写我的，写完再把稿子拿到一块议。”（引自王文耀、王保春《关于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的前前后后》，载《中共党史研究》第二期2003年3月）
张云生回忆：我听见张姚对陈伯达说：“你就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210-211页）
王文耀、王保春回忆：陈伯达向我们讲了他要起草的主题设想，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你们帮助我搜集这方面的资料，要各地方有关在经济建设、生产方面搞得好的典型资料。虽然是林彪在“九大”上报告，但报告内容由陈伯达考虑，林彪没有多问。陈伯达很快拟好了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陈伯达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然后由我们抄清。陈伯达亲笔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附上提纲呈报主席。毛泽东很快圈阅退回。
但我们感到最不好办的是中央决定由三个人起草，而陈伯达甩开张姚自己干。果然，姚文元打来电话，问陈伯达起草报告怎么进行。陈伯达不接电话，让我们答复，告诉他们觉得应该写什么就先写什么吧，说他身体有些不舒服。张春桥又来电话问，是否谈一谈，陈伯达也同样答复，不是有个提纲吗？让他们自己觉得应该写什么，就先写吧。张姚一连来过几次电话，再也不来电话了。我们对陈伯达说，你这样把他们拒之门外，他们不会闲着，会向上报告的。陈伯达说不管他，中央决定主要是要我来写，他们就是想要塞进他们那些东西，这次我就是不让他们参加。陈伯达的态度很坚决，我们也不反对他的想法，但是担心的是怕这样硬顶，张姚会找岔子来破坏，让陈伯达搞不成功。我们还是希望这个报告能够写成，便努力按陈伯达的思路四处搜集资料。在这之间汪东兴送来一批北京六厂二校（注：六厂：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车辆工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二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六厂二校是毛泽东在斗、批、改中亲自抓的“点”，派八三四一部队和首都工人毛泽东宣传队进驻。1969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报导：六厂二校斗、批、改的先进经验，在首都开花结果。）的材料，除此之外，我们首先是找北京市要数据。陈伯达对北京市抱有很大希望，认为谢富治会支持他。可是我们打电话向谢富治要生产方面的材料，谢富治说：“写‘九大’报告，要北京市的数据，中央文革要可以给，其它人要不能给。”我们碰了钉子，陈伯达还不完全相信，就在这时，在人民大会堂118（北京厅）毛主席那里开会。散会出来，陈伯达有意和谢富治并肩而走，向谢富治要材料。谢富治说：“伯达同志，你可别怪我呀，中央文革向我要北京市的材料，要多少我给多少，可你要我不能给，请你理解我。”陈伯达在回家的车上不说话，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很不好。一进门对秘书说：“北京市不给资料不要了，你们可向河北省委要，向李雪峰同志要些材料，河北省有不少好的典型。”我们从李雪峰那里要了些，但主要的资料还是从新华社和中办要来的。在这期间，新闻口由陈姚两人共管，而实际上姚一人抓住不放。
陈伯达写“九大”报告写得很苦，长时间地思考、推敲。时间在不断地向推移，我们心里非常焦急，生怕中间出了问题。我们向陈伯达建议把已经写好的第一部分稿子报送主席，写完第二部分时再送。陈伯达同意先送第一部分，可是送出的稿子没有回音。第二部分写完后，我们实在憋不住了，在陈伯达休息时提出是否将第二批稿子送主席。陈伯达说：“不用，写完后一起送一个完整的稿子，主席就会一口气看完的，这是他的习惯。不能一段一段给主席看。”他有他的道理。但是规定完稿的时间临近，稿子进展缓慢，我们很是替他着急。看得出陈伯达同样着急。但他不让江青主张的一套插进报告的强烈心情，使他不得不一字一句地仔细斟酌。当他的稿子只剩最后一点时，中央开会了。（引自王文耀、王保春《关于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的前前后后》，载《中共党史研究》第二期2003年3月）
在“九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中，毛泽东最关心的就是政治报告的起草。2月7日他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开会，说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还没有开始搞就想到了推翻？这个会上，初步商定2月20日交稿，3月15日“九大”开幕。3月3日，政治报告仍然没有消息，毛泽东很生气，说还是准备两手，一个是写出报告可用，一个是不能用。（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45页）
3月7日，中央讨论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陈伯达才交出四分之三，还差两个半的问题。主席在会上第一句话就问：“‘九大’政治报告写得怎么样了？”周恩来说：“看来恐怕不行吧！”主席对陈伯达不能按期交出报告稿，可能延误“九大”的召开表示不满，说不行就重新搞嘛！请康生主持重搞。就这样，陈伯达一句话没说，辛苦了近一个月的报告稿，没有一个领导人看过，就被否决了。陈伯达非常痛苦，散会时问总理：“我那个稿子只剩下一点了，怎么办？”总理安慰他：“那你就把它写完吧，作个纪念也好嘛。”当晚总理让陈伯达先拿出写完的报告稿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谈一下，会上还是被张姚攻击为鼓吹“唯生产力论”而被否定了。（引自王文耀、王保春《关于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的前前后后》，载《中共党史研究》第二期2003年3月）
3月12日，毛泽东提出换人写，是不是请康、张、姚三位，两家各搞各。并点明报告的主题：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45-1547页）
毛泽东决定由康、张、姚再写一个“九大”政治报告，比较比较。林彪、周恩来没吭声。康生不想夹在毛、林中间，借口有病，推给了张姚。张姚笔锋正健，仅用一个多星期就拿出一个“抓革命”的初稿。经毛泽东多次修改、补充，很快“突击”出来了。
张姚起草的“九大”报告稿由中办送来后，陈伯达在房间里很快看完，就拿着稿子急匆匆来到我们办公室，很激动地说：“他们这个稿子你们看了没有？他们这是伯恩斯坦（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首领、修正主义主要代表人物。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公开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就是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他们就是搞运动！运动！运动！你们看看是不是这样的！”（引自王文耀、王保春《关于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的前前后后》，载《中共党史研究》第二期2003年3月）
1956年9月召开“八大”，主要文件由陈伯达起草，集体修改。陈伯达回忆：“八大”政治报告经过多次修改。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则是在会议进行中起草的，所以搞得比较仓促。我在决议草案上写上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的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是我又觉得这样的提法有些太笼统，应该有一个概括性的提法。当时会议议程很紧，9月27日那天下午就要表决决议，我早晨还在考虑主要矛盾怎么写才好，我想起列宁有过一个提法，这个提法启发了我。我就把主要矛盾概括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我修改好决议以后，已经来不及送毛主席看。毛主席是夜间办公，上午休息，原先的稿子他已经看过，这时已不好再去打扰他。这样，我修改好的稿子就直接在大会上宣读了，表决时大家都举了手，就通过了。那天的会上，坐在毛主席后面的叶飞后来告诉我，当念到这句话时，毛主席说了一句：“这句话不好。”不过毛主席当时也没有说应该怎样才好，可能是来不及想，也就举了手。（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130-138页）
王光美回忆：“八大”闭幕后第三天，国庆节上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对刘少奇说，“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是错误的，主要矛盾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刘少奇说，但是决议已经通过了。（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139页）
1957年9月至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958年5月，八届二次会议上，刘少奇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说，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正式否定了陈伯达的“矛盾”观。（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139页）
但陈伯达还是念念不忘“生产”。1962年以后，陈伯达完成农业60条和商业40条等，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业调查之中。他先后到北京、天津的许多科研单位和工厂，后来又去大庆油田和攀枝花等地，找有关人员座谈，听取科研人员的意见，提出以电子技术为中心，开展中国新的工业革命。从1963年开始，陈伯达主持起草《工业问题》的文件，四易其稿，到1965年夏才定稿，送毛泽东看。毛泽东说搞了这么多年，总算找到了一条发展工业的路子。过了几天，中央的常委会上被否定。陈伯达回忆：这个文件被否定，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否则毛主席有可能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经济问题上来。（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235-246页）
不过，这只是陈伯达的良好愿望而已。
1966年初，陈伯达到三线视察，到过20多家工厂。
直到1969年，总算有了用武之地。在林彪大力支持下，陈伯达把他所有关于生产的想法，都“堆”到“九大”政治报告稿中。
张姚的“九大”稿，林彪看也不看
陈伯达“促生产”的初稿露了面，和张、姚的初稿都排成清样，分送毛、林和中央文革小组。而中央文革小组只讨论了张姚的稿子。（参见王文耀、王保春《关于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的前前后后》，载《中共党史研究》第二期2003年3月）
中央确定使用张姚的报告稿后，政治局专门开了一次批判陈伯达的会，批判他提出的以发展生产为主要任务的观点。陈伯达很激动地抨击后，张春桥反驳，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陈伯达回忆：会上没有人支持我。最后中央决定仍用他们的稿子。虽然我写的稿子“流产”了。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毛主席听了我的话后，到卫生间去，出来后，说考虑在报告上添上陈伯达的意见。（引自《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第一版，114页）
但我说的话异常激怒了江青、张春桥，他们要找机会对我提出的“伯恩斯坦”这个比喻进行报复，过了两天，中央专门开了一个会，对我进行了言辞极其激烈的斥责和批评，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倒了以后，他们在报上反过来说我是“伯恩斯坦”。
毛主席也在会上讲话，批判陈伯达总是看重经济，帝国主义的本性不可改变，陈伯达的本性也不可改变。还说：“陈伯达觉得搞运动的路行不通，就走搞生产的路，不能和他同舟共济。有人在大船将要沉没时来了个老鼠搬家。”延安时，张闻天想留住陈伯达，陈伯达犹豫不决，毛泽东也说过这话。（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361-3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