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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郭沫若同为“五四”的健将。胡适虽长郭沫若一岁，但胡适在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起步甚早。他在1917年初就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随后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一系列的文章;1920年则出版新诗集《尝试集》，瞬然间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而到了1918年8月，作为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相当于高中)学生的郭沫若，尚与去年已发生的新文学运动毫无关系，他说：“国内的新闻杂志少有机会看见，而且也可以说是不屑于看的。”然而历史是充满着很多“偶然”性的，就在“五四”运动发生的那年夏天，郭沫若和几位朋友组织“夏社”，然后他们订了份国内报纸——《时事新报》，而就在它的副刊《学灯》上看到康白情等人的诗，于是郭沫若就把他的诗作，也投寄到《时事新报》，但稿子却被主编郭虞裳压下来。幸运的是，不久却又被接任的主编宗白华给发掘了，宗白华如获至宝，一一将它发表。因此假如“夏社”没有订《学灯》;假如《学灯》的主编不是换成宗白华，那么“五四”的诗坛，会不会少了一位激情澎湃的诗人呢?这可很难说的。
1921年4月3日，郭沫若和成仿吾从日本抵达上海，他俩是为出版同人刊物的计划而来的。在这之前，上海滩的大书局，如中华、亚东、商务，对他们要筹备的刊物都兴趣乏乏。而由于李凤亭的推荐，上海的泰东书局说要聘用成仿吾为“文学主任”(案：最后却落空)，郭沫若只是随行者，没有名义、没有职务。在这一个半月中，郭沫若待在泰东书局，编定诗集《女神》、改译《茵梦湖》和标点《西厢记》。在泰东书局同意出版他们的杂志后，同年5月27日，郭沫若离沪返回日本，他先去京都拜访郑伯奇、张凤举、穆木天等人，后又至东京会见郁达夫、田汉;最后与郁达夫等人开会讨论出版杂志计划、杂志名称及刊期等问题，并作出具体决定。7月1日，郭沫若再次从日本回上海，正式担任泰东书局编译所编辑职务，并着手筹办创造社丛书及刊物的出版工作。8月5日，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作为“创造社丛书”第一种，由泰东书局出版了。在“五四”时期，郭沫若不是最早的新诗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等人，发表白话诗都早于郭沫若;《女神》也不是最早的新诗集，在它之前，有胡适的《尝试集》、新诗社编的《新诗集》、许德邻编的《分类白话诗选》等作品。但郭沫若的《女神》却令当时几乎所有新诗的尝试，都黯然失色。《女神》可以说是奠定了郭沫若在中国新诗史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