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说明：本篇是全文的结束篇。里面用通货膨胀理论分析武帝时的钱币政策，很有意思。分析卜式的演技，也颇为新颖，有一定的说服力。只是我有点疑惑：卜式为什么不一直演下去？反正已经不经商了，官都做到御史大夫了，为什么老了老了，又跟武帝唱对台戏？张汤是不是假装信春秋，也可以商榷，我感觉他不一定是假装信，而是真信，因为春秋大义很契合酷吏的行动法则，而且有这样高大上的理论支撑，可以给自己减轻良心负担。司马相如部分，眼光也很敏锐。研究历史，必须做编年啊。）
第四部 卜式的演技
前面已经讲到，汉武帝出于本能和好大喜功的个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外事四夷，内兴功利，说白了，就是用思想控制来愚民，用经济军事政策来弱民。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过程。
对匈奴开战之后，武帝虽然凭借积累的国力压制了匈奴，可从财政的角度得不偿失，战争耗费巨大，而扩展的土地并不太符合农耕的需要。再加上治理黄河决口，通西南夷道，建宫室池台等一系列工程开支，财政变得相当紧张。
对于专制政府，财政紧张从来就不是问题。加税、通货膨胀、垄断这些手段就挨个儿上场了。
加税比较简单，专制政府嘛，想加就加。元光六年，“初算商车”。元狩四年，“初算缗钱”。元鼎三年，告缗。告缗不算加税，而是查偷税漏税，但这招最狠，“有不输税，令民得告言，以半与之”，这差不多就是商鞅的作派了，其结果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
搞通货膨胀就没有加税那么顺利了。为何？因为当时除了朝廷发行货币，还有郡国发行的货币在流通。我们从经济学里知道，铸币的轻重并不那么关键。简单说，如果流通需要的货币是1亿枚，不论每枚是3铢还是4铢，都不会影响交易，反正1枚钱的购买力，背后是整个经济的信用体系。如果因为朝廷的某种原因引发通货膨胀，会有两个后果，一个后果是普遍的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另一个后果是朝廷发行的铸币比郡国钱贬值得更快。因为郡国相对于中央，由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性质，有一定的经济独立性，郡国钱的流通主要是在当地。当官钱发行量过大，郡国钱发行量稳定时，官钱的信用下降更快，交易时更不好用，郡国之内的交易就倾向于用信用更好的郡国钱结算。但是因为全国铸币重量一致性的要求，比如都是4铢，就存在熔化官钱，改铸郡国钱的寻利空间。或者将郡国钱偷偷铸得份量不足，以与官钱的实际购买力保持一致。可是，这两者都是法令禁止的。对应的经济现象就是一方面不断有人犯禁，一方面中央发行的官币被逐步挤出流通领域。
汉代人并不明白这个道理，也不明白通货膨胀的缘由，看到官钱不好用，就怪罪到盗铸和郡国钱头上。其实文帝五年确立四铢钱时，“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盗铸，私铸钱是合法的，甚至“吴邓钱布天下”。一直以来，物价都不算高，四铢钱没太大问题，到武帝伐匈奴以后，才有了明显的通货膨胀问题，把原因归结到盗铸头上，恐怕说不过去。何况邓通早死了，吴国也经历七国之乱大受打击，私铸比文帝景帝时，应该是差得多了。武帝初期流通的货币主要是沿用文帝五年确立的四铢钱，也就是半两钱。武帝时各种政府开支巨大，导致的物资供应紧张，自然会引起物价腾跃。相对的，四铢钱就贬值了。
汉武帝时期，政府开支大幅增加，打仗治河修路所需人力物力，并非像现代社会主要通过公共采购进行，往往是通过征发。征发的人力和物资，相当于大规模从生产和流通的过程中退出，所以即便中央发行的货币量比较稳定，物价也会大幅上涨。
就这样，经济被搞得一团糟，四铢钱信用不足，流通不便。到元狩四年，汉武帝开始货币改革。这个改革实际上不过是巧取豪夺。怎么改的呢？当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就把一块白鹿皮算成四十万钱，叫做皮币，把银锡也按一定制作规格算钱。大家都用铜钱，朝廷发行的货币还需要在流通中竞争，现在规定用皮币和银锡，郡国都没有多少存量，那朝廷自然就没有对手了。同时，销四铢钱，改铸三铢钱，禁止铸造私钱，朝廷试图重建货币信用。因为皮币没人用，还特别强调诸侯朝觐聘享时，必须用皮币垫在璧的下面。本来货币就在贬值，现在又增加发行一种新货币，这种新币毫无信用基础，是赤裸裸的抢钱，这不是让通货膨胀变本加厉吗！技术官僚大司农颜异后来不赞同这么做，说皮币定价四十万，璧才几千，本末倒置。汉武帝就不开心，廷尉张汤借机以腹诽的罪名杀掉了颜异。汉武帝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用过就丢的搞法不是第一次了。古代的司法也就是这么回事，按领导的心情办。
皮币白金之后陆陆续续还有一些改革，三铢钱、五铢钱、赤仄，最后是“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
汉武帝的货币政策改革简单说就是铸币权收归国有，方便在财政压力大时搞通货膨胀掠夺百姓。这种改革当然也是伴随着诸侯国的削弱以及中央集权的加强进行的。比如，行五铢钱之后的第二年，武帝就派博士六人循行郡国，任务之一就是保障五铢钱的流通。武帝的货币改革谈不上有多少创意，更像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着摸着，就还是摸到贾谊的收回铸币权的办法上去了。只不过，文帝时诸侯实力还较强，贾谊的建议推行不下去，文帝只好置之不理。到武帝时，虽然没有贾谊这样敏锐的经济理论家，最终还是摸索到这个模式上来，大概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吧。不过，消灭了郡国钱，朝廷再搞起通货膨胀来，老百姓就无法逃避了，之前还可以通过改用郡国钱减少一点通胀损失。按中学历史课本的说法，秦皇汉武统一货币大概也算是“功绩”之一，可统一貌似消除了混乱，实际上也消除了竞争，从专制社会发展的角度，这种统一是一种必然，从老百姓的角度，至少铸币权的统一，可没有什么好处。
加税和通胀之外的收刮手段，主要就是垄断了。盐铁是生活和生产必需品。孔仅和东郭咸阳本来一个是南阳大冶，一个是齐之大鬻盐，他俩被网罗至朝廷当技术官僚后，不得不自扇耳光地说，山中海上，所有的矿产都是皇上的，因此民营全部要收归国营，未经批准经营，剁脚趾头！《汉书·食货志》中记载这是他们上奏汉武帝的话，我实在难以想象这是他们的本意。大概当年公私合营之际，那些纷纷要求与公家合营的资本家，能够领会他们的心情吧。
其实所有这些应对财政危机的经济政策并非是武帝桑弘羊等人独出心裁，倒更像是坚持走有法家特色的王朝道路不动摇。统一货币，盐铁垄断，鼓励告发都跟秦政一脉相承。甚至重农抑商也不能说是贾谊、董仲舒独特的儒家思想。内容杂糅的《管子》羼入法家学说，是盐铁均输轻重之策的理论源头，重农抑商在《商君书》中随处可见。诚然，商业加速物资流转，通过竞争促进经济活动优化，形成集市导致人口聚集，不加控制的话，会动摇王朝的根基。古希腊如果不是海洋限制着战争掠夺促进了对外贸易，如果不是人口足够集中形成政治力量，得以实施选举，恐怕也难以成为民主制度的滥觞。而罗马自将地中海变为内海，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帝国。王朝统治，需要的是分散、单一、无组织。
实力派演员卜式是河南郡人，早年以畜牧为业。弟弟成年之后，他“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与弟”，眼光相当毒辣。生产资料归自己，就牢牢掌握了发家致富的命脉。果然，“式入山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买田宅”。牧羊的难点，在于水草充足，所以游牧民族要逐水草而居。而在中国，一般而言，牧羊所需的山泽属于公地。如果皇帝要，山泽就属于皇帝，皇帝没顾上，以今推古，归当地政府管理。不知卜式用了怎样的手段，很可能是与政府关系良好，靠养羊脱颖而出。实际上，中国古代有名的富豪，发家的门道之中都少不了交结官府。翻开《货殖列传》，古人如范蠡、白圭、猗顿、郭纵、乌氏倮、寡妇清、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卜式，发家的途径主要是盐、冶炼、矿产、畜牧、粮食贸易，无不依赖于公共资源。那时代要想靠着技术进步或者辛勤劳作致富，无异于痴人说梦。
汉初时，因为修生养息的经济政策，富人不少。按照卜式的自述，“邑人贫者赁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从式”，这就是所谓的豪强了。专制社会之中，中产以上比例高，可以有效地减弱动荡，同时却对统治者提出挑战。中产阶层就像振荡吸收器，补偿了政府的低效运作。“贫者赁之，不善者教之”，那么政府的作用就小了。“人皆从式”，那么谁跟从皇帝？这也是汉武帝这样的独裁者本能地制造扁平化社会的原因。
元光六年，匈奴入上谷，这是自伏兵马邑之后汉匈第一次大战。卜式上书，“愿以家财半助边”。在丞相公孙弘看来，这简直是非人类的神经病。公孙弘当年，海边牧猪，家境贫寒，要不是长得帅，又熟读《春秋》，得以做官，恐怕要穷苦一辈子。卜式这个土豪居然要把一半家财捐国家，这不是神经病是什么？卜式的传记里没有提到的是，元光六年，不仅仅是匈奴入上谷这一件大事，还有“初算商车”！算商车就是征财产税，也是汉武帝一系列经济政策转变的开始。与其征税被收走，不如索性捐出去，图谋从商到官的转型。无独有偶，可能卓王孙与卜式英雄所见略同。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卓王孙起初大怒，后来顾忌与司马相如交好的县令王吉，“不得已，分与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到元朔元年，即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车的次年，“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於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驩。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卓王孙这第二次分家产的举动，多少有点怪异，分一次也就够了，还分第二次？虽说是分给女儿女婿，是不是同样属于交结官府？送家财的时间点，跟卜式捐财助边的时间点基本吻合，是不是恰好反映了当时商人对算商车的应对之策？这些虽无法遽下定论，但足以引人遐思了。
听了公孙弘的反对意见，汉武帝一时拿不准怎么应对卜式这别样的热情，晾了他几年后，放他回家了。到元狩二年，丞相公孙弘死，匈奴浑邪王投降汉朝，“县官费众，仓府空，贫民大徙”，卜式“复持钱二十万与河南太守，以给徙民”，再次引起了汉武帝的关注。
尽管卜式一直作出纯属爱国热情捐款，不愿为官的姿态，但他再次捐钱的时间点委实拿捏得好，恰恰是反对他的丞相公孙弘刚刚死掉的时候。是不是在京城坐冷板凳的几年，结交了些眼线，反应才这么快？想到卜式与河南太守的良好关系，我认为这对他不难。“是时，豪富皆争匿财，唯卜式数求入财以助县官”。简单的匿财，结局就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而卜式靠着演技不断升迁。起初为郎，在上林牧羊，卜式抓住机会对武帝说“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矣。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什么意思？我卜式别看没文化，也有当官的能力。当官如放羊般容易，给皇帝当走狗就可以了。不论商人、豪强还是谁，任何敢于反抗的，狠如羊的，一律干掉，剩下的顺民就好办了。武帝一看，上道！朴忠的外表，法家的底子，用起来肯定顺手，比董仲舒这种书呆子，动不动建议“薄赋敛，省徭役”识相多了。卜式此时大概也忘了他几年前曾对使者说“不习仕宦，不愿也”吧。于是卜式先是为缑氏令、成皋令，继而为齐王太傅，齐王相，最后升为御史大夫，也就是副丞相或者副总理。要不是卜式反对桑弘羊的官营垄断之策，升至丞相位极人臣也说不准。
卜式当齐相期间，还有两次演技的精彩发挥。“西河岁恶，率齐人入粟”。吕嘉反，“齐相卜式上书，愿父子死南粤”。刘彻导演付出的出场费是丰厚的，“赐式爵关内侯，黄金四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不过票房不好，“天下莫应”。
丞相石庆死后，卜式为御史大夫，这是准备升为丞相的架势了。卜式已经老了，回想起少年时快乐的牧羊时光，那真是官商勾结发家致富的天堂。如果不是桑弘羊这些商人中的败类，重提垄断盐铁山海之利，自己何必在官场上活得谨小慎微呢。“式既在位，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买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乃因孔仅言船算事。上不悦”。价格贵，质量差，这是垄断官营的必然后果呀！孔仅是商人出身，深知官方垄断对商业的伤害，因此才甘心被卜式当枪使。这大概是卜式试图改变剧本的唯一一次。汉武帝陡然发觉，这个未来的丞相还有这么幼稚的一面。既然已经捧红，杀掉终究难看，于是借口卜式不习文章，不能胜任封禅的任务，贬为太子太傅。这是个荣誉衔，没有实权，但总算能保全性命。
元封元年，桑弘羊取代孔仅管盐铁。他一方面纠正错误的经济政策，“令民得入粟补吏”，“不复告缗”，另一方面，置均输平准，实际上就是用官商取代普通商人，“如此，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卜式恨之入骨，求雨的时候说，“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原来真正挡到他的财路，撕掉面具的卜式有这么可怕！
好了，刘卜二影帝的演技就分析到这里。信不信由你！古人说，德不孤，必有邻。刘彻、卜式之外，还有许多实力派演员。比如，当了丞相还盖布被，表面忠厚，逮着机会就下猛药的老猪倌公孙弘，比如，不恤士卒骄奢无度，却叫嚷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霍去病，又比如，当着太仆，却假装不知道皇帝车驾有几匹马的石庆。还有假装相信春秋大义的张汤，装病躲避朝政以求平安的司马相如。这些演员，在权力场上，你方唱罢我登场，有的表演声情并茂，有的表演纯属无奈走过场。我发现一个规律：越是看起来愤激，其实越老实，越是看起来老实，其实深不可测。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谨把此文，送给新时代的演员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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