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流浪汉乔治・麦罗是密特朗总统的老朋友。当年，密特朗只是个作家、普通议员和社会党第一书记，麦罗就是他家的座上客。1981年，密特朗人主爱丽舍宫，两人的联系中断。麦罗把他们俩的交往和友谊埋在心底，就连最熟悉他的警察局也一无所知。1988年春，一个偶然机会…
在一个阴阴的黄昏，我偶尔走过学校的大草坪，看见许多人坐在草地上，一对对的情侣相互依偎着说着情话，三三两两的伙伴背靠背在晚风中轻轻地唱着流行歌曲。远远望去，好似一幅恬静的水粉画。我不由地跑到他们中间，一下子躺下，闭上了眼睛。真惬意啊!可不一会儿，脸上突…
经过各种研究和实验，人们发现左右脑机能的不同。有语言中枢的左脑，能够读和理解文字或数字，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考虑问题。即左脑擅长语言、符号、文字、逻辑、分析等。与之相对的右脑在绘画、音乐等感觉领域中十分出色，可以穿透事物，捕捉形象，凭直观判断事物…
我很遗憾我是个女的。我很遗憾别人发觉了龙应台是个女性。
在编辑、记者、读者、作家发现我是个女性之前，我被当作一个正常的“人”看待。他们很冷静地读我的文章，而后写信来。不同意的试图指出我所忽略的地方；厌恶我的人用恶毒的语言攻击我；欣赏我的，更是毫不保留地把倾慕的话写下寄来。
我的反应也是一贯地冷静；觉得我用的逻辑不周全吗?好，让我再演绎一遍证明给你看。资料引用有误，对不起，我道歉并且更正。恶毒的人身攻击?我不屑于理会。至于赞美和倾慕，让我清心思索一下自己毕竟值得几分。这个世界大得很。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人发觉这个阳刚的名字后面居然是个女人!消息传出去了，象野火一样燃烧。
突然之间，我不是教授，而是女教授；不再是作家，而是女作家:不再是博士，而是女博士；总而言之，被人发现正身之后，我就不再是个“人”，而是个“女人”。
本来称我“教授”的大学生，突然改口称“小姐”。本来恨恨想跟我打一场硬笔仗的作家，颓然掷笔长叹:“唉!对方原来是一介妇女!”本来要骂我“刻薄”、“不爱国”、“激烈”的人，现在理所当然地改口骂“妓女”。本来想写信来表示欣赏的人，突然犹豫起来，会不会被人误会?
最奇怪的，莫过于访问记者。在我还是个“人”的时候，访问者所拟的题目往往平淡无奇:你为什么写《野火》?批评家必须具备什么条件?目前教育的最大症结在哪里?等等等。变成“女教授”、“女作家”、“女学者”，换句话说，“女人”之后，访问的内容突然活泼生动起来:你结婚了吗?先生是哪里人?在哪里坠入情网?他在做什么?他对文章看法如何?他高不高兴太太出名?陪不陪你买菜?你们有几个毛毛?长了几颗牙齿?还打算生几个?用什么避孕方式?一天换几次尿布?谁换?你的文学批评干不干扰卧房生活?你如何一面教书、写文章，一面照顾丈夫?你买什么牌子的尿布?
在被“发现”以前，在我还是个教授、学人、正常“人”的时候，也有人赞美我的文章思考缜密、条理清晰。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一个思考缜密、条理不清晰的本来就不该选择学术的路。头脑清楚只是所谓“学人”的基本条件罢了，就象鸭子非有一身羽毛不可，不然怎么能算鸭子!可是，被发觉是个女人之后，连这个基本条件都在一夕之间变成稀奇的东西，惹来许多问题:
作为一个女人，你怎么写出理性的文章?你有没有感性的一面?
你究竟为什么会有那样清晰的思路?你是不是个女强人?你是不是为了向世界证明女人也能理性思考所以才写这么强劲阳刚的文章?
你的家庭是怎么教育你的?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父母兄弟、街坊邻居看得惯你吗?你的丈夫能忍受你吗?
我其实从来也不曾故意隐瞒自己的性别，只因为旅居国外多年，此地几乎没有人认识我，而“龙应台”三个字又十分地男性化；小时候，为了名字，还发展出一点恨父情结，怨他没有给我取一个比较秀气的名字，譬如龙咪咪、龙美丽或龙可爱之类。但是父亲后来解释，他当初只有两个方案，一个是龙应台，另一个就叫“龙三条”，因为我排行第三。两相比较之下，我反而心生感谢，还好没叫“三条”。那么，别人是怎么发觉龙应台是女的呢?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中午，电话铃响……
“请问龙教授在不在?”一个很雄壮的男人声
“我就是，您哪一位?”
“嗄嗄!”对方突然断了声音，我的耳朵陷在电话线的真空里。等了半晌，正想挂断，他又说话了，结结巴巴地:
“你你你，你是个……”
我很同情他的受惊，赶忙把声音放得更轻柔一点:
“对不起，是啊!很抱歉哪!”
他长长地嘘了口气，又沉吟了半天，犹豫地说:“我是大文人出版的负责人――怎么电话里传来香味?”
我赶忙解释:“厨房里正在煎猪脑……”
“哦!是这样的，龙――龙小姐，我打电话来是想征求您的同意将您的一篇大作编入我们今年的最佳散文选，不过，现在既然知道你是，是个女的，我就想把大作收在敝社下个月要出版的《我见犹怜――女作家心心相印散文集》，不知你是否同意?”
“让我考虑一下好吗?”
“好，那我就不打扰了。抱歉妨碍了您煎猪脑――”
“啊!没关系!”我打断他，“是我先生在煎猪脑，我刚刚在修理马桶……”
“嗄――”他又半天没声音，最后才找出话来:“再见，龙小姐。”
第二天，龙应台是个女的消息就上了花边新闻，也开始了我这令人同情的遭遇。《龙应台评小说》出版了，记者来电话，是个娇滴滴的女声:
“龙小姐，这本书非常的知识性，可是才一个月就印了4版:能不能说说你对这本书的期许?”
“这书只是一个粗砖，我抛出去希望引出文学批评的风气来，使严格公平的批评――”
“您觉得一个女人写这样的东西合适吗?”
“呃――”
“我的意思是说，”她紧接下去，“这样硬的东西平常都由男性来写，你写来觉得不奇怪?有没有压力?”
“呢一一压力很大，因为有些作家不能忍受负面的批评――”
“对，您先生能不能忍受您的作品风格?”
“呢――我不知道我的先生和我的作品有什么关联一容忍与开放是一个批评者必备的态度，他不以一己的道德意识加诸作品；他不能感情用事――”
“对对对，我很同意；你们夫妻感情如何?”
“感情用事就不能直言针砭，我们需要的是说实话的勇气――”
“您觉得异国婚姻需要特别的勇气吗?”
就是这样!被发觉是“女的”之后，与人的沟通变得比较困难一点，常常这样阴差阳错的，牛头马嘴对不上。但这还算小事，比较令我伤心的倒是，被发觉是个女人之后，我不再能沾沾得意以为自己的文章好。有一天，一位作家(你瞧，我说“作家”，当然指男的，不必加个“男”字)阴恻恻地对我说:“你现在名气大噪，知道为什么吗?”
我理直气壮地回答:“当然因为我文章好――我思考缜密、条理清晰、头脑清……”
“得了!”他打断我，阴恻恻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得了!文章好!哼，只因为你是女的!女的!”
我顿时觉得心灵受伤，很难过，挣扎着反问他:“拿出证据来!”
他斜眼睨着我，从头看到脚，阴恻恻地一笑:“怎么，你不是女的?”
低下头来看看自己，六个月大的肚围，已经看不到脚趾头了。我叹了口气:
“是的!我是个女的!”
(摘自《书林》)
我很遗憾我是个女的。我很遗憾别人发觉了龙应台是个女性。在编辑、记者、读者、作家发现我是个女性之前，我被当作一个正常的“人”看待。他们很冷静地读我的文章，而后写信来。不同意的试图指出我所忽略的地方；厌恶我的人用恶毒的语言攻击我；欣赏我的，更是毫不保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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