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在介绍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的段落写道：“与此同时，张作霖在北京袭击苏联大使馆，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李大钊被捕后，英勇不屈，慷慨就义。”没有交待事件的具体原因和结果，似乎张作霖在呼应蒋。
事件复杂的背景是，列宁夺权后，希望在欧洲搞颠复各国政权的世界革命，失败后转向东方，企图建立由苏联领导的世界共产帝国。1924年7月，苏俄煽动外蒙古独立，连梁启超等人都因惊醒而高声疾呼“共产主义也是我们的敌人，其危害我们中国的地方，更甚于帝国主义式的敌人。”国民党也公开指责苏俄，但是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却没有一个人因苏俄分裂中国国土，而与国民党同持应有的反对立场。相反，由于苏俄与北京军阀政府建交并订立“中俄协定”，已参加国民党的李大钊等中共党员，竟在苏俄指示下立即承认北京政府，公开违背参加国民党时所发表的关于反对和不承认北京军阀政府的声明，并支持苏俄强行在外蒙驻军；甚至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企图出卖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此时，李大钊等中共党员的所为与卖国者何异？
1926年4月，张作霖打进北京、赶走段祺瑞和冯玉祥、控制民国政府，张作霖这么做，是因为段祺瑞放任冯玉祥，对外接受苏联红军的旨意，对内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民国政府面临严重危机，即将颠覆。而张作霖杀李大钊，是因为李大钊秘密策反冯玉祥，而且更多地，李大钊是代表苏联和国民党，劝冯玉祥哗变，以策应蒋中正北伐。不错，李大钊是共产党，但他更是苏联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的代言人，以此秘密身份，一并指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北方党务。在张作霖看来，他是汉奸，替洋人做事，搜集国家军事情报，并勾结南方乱党，企图颠覆政府，罪当以死。
李大钊率众进苏联大使馆避难，邵飘萍躲入六国饭店。警察抓李大钊不容易，却成功诱捕了李大钊的党羽邵飘萍，于兵荒马乱之际，草草枪杀。罗章龙晚年曾披露，邵飘萍并非只是《京报》老板，而是“特别党员”，李大钊和罗章龙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对这位杰出的报业巨子、记者、新闻学家、传媒事业的殉难者，历史课本和新闻教科书的介绍，同样是单线条的，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在妻妾成群的情况下，依然对嫖娼和吃花酒抱有始终不灭的兴趣，也没人愿意相信，他曾利用新闻报道，敲诈政敌，过著挥金如土的奢靡生活。只有翻看史料才会知道，邵飘萍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人。
李大钊就义，是1927年4月，那时，张作霖已平稳控制北方，所以对李大钊的审判并不像对待邵飘萍那样草率。查看北京档案馆的各种材料便会知道，李大钊并没有遭受传说中的严刑逼供，被揭掉指甲，用铁丝捅尿道，相反得到了很好的优待，他的供述详尽而完整，态度上十分配合和坦白。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认可死刑，但不愿接受枪决，希望接受绞刑。张作霖得知，批示拨款，订购了那台著名的绞刑架。
李大钊去世后，北大教授及其友人纷纷捐款，并发起公葬。但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李大钊出殡演变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并打出了“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的挽联。然而，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想一想，一个宁愿保卫一个红色侵略政权而不要自己祖国的人的精神可赞吗？是什么让他变成了这样一个忘记道义而心向他国之人呢？
了解历史文献，常常发现教科书是误人子弟，培育简单的头脑，所有复杂的背景、复杂的人物、复杂的事件，全部做了简单化处理，先遵循一种必须遵循的规律，再划分一好一坏两个阵营，好的特别好，一尘不染，坏的特别坏，一无是处，然后颂扬好人，鞭挞坏人。这些年，观察国人品评时事，常显出儿童般的思维水平，确实与这种失败的教育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