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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建华艺校又增加了一门文学课，老师叫方志刚。我和一个比我年龄大些的潘建华同学，差不多天天都到他的宿舍去。我喜欢读课外书，向他请教的问题各种各样。他总是用历史的、唯物的观点给我讲解，并借给我的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共产主义A B C》，一本是《社会科学概论》。从此，我们就更亲密了，他还说要介绍我参加共青团。
一个星期日，大批军警来到学校，在方老师的房间里翻来翻去，看来是专门抓方老师来的。第二天，潘建华找来一辆人力车，把方老师当病人扶上车，蒙上棉被，我去找父亲，把实情讲了一遍，父亲和母亲一起凑了15块钱，把方老师送上了去郑州的火车。方老师脱险了，我好像一下子长大了。
建华艺校被查封，父亲对我说：“家里给你凑了几十块钱，先到北平躲一躲，顺便也考个学校。我这里有一封给张伯驹先生的信，他是我们家的远亲，你可以去求他帮助。”我只得去闯北平。到北平拜访张伯驹先生未遇，找到了一位在北大法学院上学的同乡李永钊，他把我安排到沙滩的一个学生公寓，其实就是一间专供北大的穷学生住宿和吃饭的小旅馆。考什么学校呢？我的英语水平太差，北大是考不上的。我又想起方老师曾经给我讲有个俄共（那时不叫苏共），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我能学好俄文，将来有机会再去苏联留学，岂不甚好？于是我想找人学俄文。
经同乡介绍，我认识了一个从哈尔滨来的叫V.A.索科罗娃的俄国女孩。她当时在英国人办的一所华文学校里学中文。正想找人补习中文。于是，我教她中文，她教我俄文。索科罗娃知道我醉心音乐，对我说，哈尔滨有个音乐学校，她的叔父就是一个作曲家，约我和她同去哈尔滨学习音乐。到了哈尔滨才知道所谓的“音乐学校”，只是一些俄国侨民招收个人学生的招牌，学费也不便宜，我读不起。经索科罗娃介绍，我到位于市中心中央大道的一家俄国犹太人开的胡麦尔饭馆当领位员，住在饭馆楼梯下面的一间小黑屋子里。工作之余，看调酒师调酒。我从中悟出了一点门道：调配得当，酒的味道会更好更受欢迎。于是，我在顾客要酒的时候，顺便问一问要不要配其它的东西。比如，有人要白兰地，我就问他要不要姜汽水？这样很受欢迎，生意更好了。
有一天，来了一个身材魁梧的顾客，老板告诉我他是夏利亚平。呀！原来是闻名已久的大歌唱家夏利亚平！我喜出望外。过了两三天，老板说，在马路对面的马迪尔饭店有一个小酒会，要我去管酒吧。老板低声嘱咐我：“如果大夏利亚平要伏特加，你要问清楚加不加佐料？”还说：“佐料就是上好的胡椒粉和一片柠檬。”果然，那天宴会夏利亚平示意我，要一杯伏特加。我按老板的话照做，夏利亚平哈哈大笑，对我十分赞赏。一边喝酒一边和我聊了起来，说到我想学唱歌时，他要我给他唱一首歌。我唱的是柴科夫斯基根据德文写的《为什么？》，他竟然说我天赋很好，可能是一个男中音，并且教我练了几个发声练习，还要我跟他到日本去学唱歌。就我的经济状况，怎么可能去日本学唱歌呢？何况夏利亚平在日本也是暂时居住，他经常到欧洲去演出，要我自费跟着他跑，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索科罗娃的假期已满，要回北平继续上她的华文学校。我便和索科洛娃一起回到了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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