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毛泽东和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资料图）
1.毛泽东批转38军报告，要求召开“华北会议”
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上，围绕设立国家主席问题，陈伯达在华北组煽风点火，叶群声色俱厉，吴法宪有根有据，李作鹏、邱会作等也都拿着称“天才”的语录，还有华北组的“六号简报”抢先出笼制造舆论，其他各个小组也都有人呼吁响应，而毛泽东此前多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中央办公厅也早已通知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认为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在会上，他点了陈伯达的名，批评了陈伯达。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发言？这其中哪些人是有预谋的，哪些人是被蛊惑上当的，一时还很难判断。他需要看清真相，也需要教育全党。那么，从哪里入手呢？
华北组的“六号简报”，使他不能不想到华北，不能不想到北京军区。那么多军队代表的发言，使他坚定了要抓军队的想法。最后，毛泽东将目光聚焦在了北京军区。
正当毛泽东对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一切深入思考、对华北组的“六号简报”进行追查的时候，北京军区方面有了反应——12月10日，一份署名“38军党委”的报告送到了毛泽东案头。这份报告很突出、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揭发陈伯达在“文革”期间到北京军区、华北地区活动时，突出自己，反对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副主席。这份报告，在揭发陈伯达的同时，还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北京军区负责人纵容陈伯达在这里乱跑乱说，使他成了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38军的报告上批示：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38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18日晚，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郑维山、李雪峰、陈先瑞、吴德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人被“扩大”到会，学习讨论毛泽东对38军报告的批示。周恩来神色凝重地传达毛泽东的批示，有些地方还重复念了一遍。郑维山的政治直觉告诉他，自己已经处在了风口浪尖上。
周恩来传达完毛泽东的批示后，浓眉紧锁，沉默地望着北京军区的几位领导人。
郑维山首先表态：“我坚决拥护主席的批示。我觉得先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再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我相信，事实真相总会查清楚的!”李雪峰等人也明确表示，拥护毛主席关于召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的建议。周恩来没再多说什么，他告诉众人：“会要有把握开好。”
次日，周恩来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递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在文件上批示：“照办。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的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是有深意的。他要黄永胜和李作鹏参加这个会，或许是想看看他们有怎样的表现。另一方面，有人猜测，此时毛泽东已有改组北京军区之意，由李德生、纪登奎接替郑维山、李雪峰。虽然这只是猜测，但后来的情况也正是如此。
2. 华北会议前期：主题茫然
1970年12月22日，“华北会议”在京西宾馆的大礼堂开幕。
其实，来主持会议的黄永胜，心态是复杂的。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庐山上的表现，被毛泽东抓住了，他们相继作了检查，但毛泽东到底怎么看，他们没有底。黄永胜也没有底。这次，毛泽东决定从华北入手，批判陈伯达，这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个机会。因此，叶群曾和他们通气，尽量把脏水往陈伯达身上泼，企图瞒天过海。如果能把注意力引到北京军区，对他们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
与会的400多位代表同样是心情复杂，表现各异。
首先是多数人对这次会议的主题感到茫然：批陈伯达，还是批郑维山、李雪峰？要批他们，怎么个批法？而郑维山、李雪峰还都在位子上坐着。因此，冷眼旁观者有之，唱高调却内容空洞的发言也有之，还有些平时就对李、郑有意见的人开始上下活动，准备材料……这些情况很快反映到上层那里。
12月25日，华北会议召开小会。各小组会议重点是批评郑维山、李雪峰。中南海里的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在京西宾馆的华北会议进程。
不久，中央政治局指定四个人帮郑维山写检查，其中包括他的时任秘书杜辛和前任秘书高惠卿，还有军区党委办公室的副科长张工和秘书刘耀。另外，中央政治局又指定吴德、吴先恩等四个人来“帮助、督促”李雪峰、郑维山端正态度，交代问题。郑维山后来说，当时的“帮李、郑小组”实际上就是搞逼供。
为了顾全大局，郑维山有许多该上报的材料而没有及时上报。比如，他保存有兼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谢富治于1967年8月6日给林彪的一封亲笔信，可以说清“为什么听任陈伯达在北京军区乱跑乱说”，可是直到华北会议结束后的1971年2月4日，郑维山才把信同其他文件呈给李德生、纪登奎。这封信，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批示“同意”。
在华北会议上，有人提出林彪“都不便找38军的人谈话了”也是郑维山搞的。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
1967年12月，陈先瑞派军区干部部副部长尹明玉带干事韩殿宾到38军了解传达萧华检查的情况，112师政治部副主任周衍盛出面接待。周衍盛原是林彪办公室秘书。传达完文件之后，周衍盛拉尹明玉参加师党委讨论全师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情况。会前，尹明玉、韩殿宾与周衍盛闲聊。周衍盛说曾在林办工作，说38军是林带过的老部队，林对这支部队如何如何有感情等等。尹明玉顺口问了一句：“现在军里的干部，林副主席还有无认识的?去看望过林副主席吗？”就是这样一句问话，引来了黄永胜、吴法宪专程到北京军区找郑维山、陈先瑞谈话……
当华北会议对他进行揭批时，自然会有对他有意见的人站出来发言。这时，北京卫戍区的一位主要领导清了清嗓子，要求发言。他对郑维山、李雪峰的检查显然不满：“郑维山、李雪峰的检查不老实，你们的要害是跟陈伯达搞阴谋，不讲阴谋活动，这是对抗!……郑维山、李雪峰是陈伯达的打手，陈伯达在庐山向党发难是同打手商量了的！军区常委们都要揭盖子，不要捂。”一时间，全场哗然。不少人震惊地看着他，也有人用眼睛的余光瞄向郑维山，还有的人低头不语，更多的是在交头接耳。会议基调一下子升温。于是，在随后几天的小会上，甚至在包括省、市、军以上干部参加的中会上，会议的调子高了八度。很多人把在会上发言当做向党表忠心的机会，纷纷向郑维山、李雪峰发难。
但是，除了少数几个人，没有人知道毛泽东要黄、吴、李、邱参加华北会议的真正目的，因此，会议仍显揭批无力。
3. 毛泽东让参加军委座谈会的同志参加华北会议
1970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似乎有好几个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他选定的接班人林彪会“突然袭击”，没有想到与会的那么多代表要求设“国家主席”。
——到底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还是那些人起哄？是不是预先策划好的？
这就不能不涉及副统帅林彪。当时，对庐山上的事情，毛泽东还没有看得很清楚。在会上批了陈伯达，没有动林彪。但这不等于毛泽东没有对林彪产生怀疑。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为了削弱林彪的势力，毛泽东要直接管军队，对军队进行整顿。
因此，深居中南海的毛泽东开始关注华北会议的一举一动，实际上是关注军队的动向。他不清楚北京军区的领导人，特别是郑维山到底和陈伯达是怎样的关系，和林彪又是怎样的关系。
这一天，毛泽东收到上报的《华北会议对郑维山同志错误的初步揭发材料（未经核对）》和《华北会议对李雪峰同志错误的初步揭发材料(未经核对)》。在揭发郑维山的材料中，列举了他的六大罪状……报告虽然说了很多问题，但没有看到郑维山和林彪相联系的问题，也没有和黄、吴、李、邱的瓜葛。这无疑更加坚定了毛泽东要把问题搞清楚的决心，也使他进一步看到了抓军队、整顿军队的重要性。
与华北会议同时召开的，还有军委办事组组织的有总参、总政、总后领导，各大军区司令、政委及各军种、兵种负责人共143人参加的座谈会。黄永胜代表总参作军事工作报告，李德生代表总政作政治工作报告。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月9日，参加中央军委座谈会的军队高层领导参加华北会议。因此，毛泽东有时也将这次华北会议统称为军委座谈会。
有史学家认为，无论是批示38军报告，还是召开华北会议；无论是批转济南军区的报告，还是召开军委座谈会，都是毛泽东抓军队的步骤。事实上，毛泽东还在观察军委办事组，还在观察副统帅林彪。
然而，在军委座谈会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既不批陈，也不作检查。于是，毛泽东在周恩来送的《关于全国计划会议等问题的报告》批示中，直接点了军委办事组：
“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华北会议后，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同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前往北戴河林彪住处，向这位副统帅汇报毛泽东有关揭批陈伯达的一系列指示，以及中央准备在最近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等情况。事实上，用周恩来的话说，“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
在北戴河，林彪对自己的问题始终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也没有表示他将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周恩来、黄永胜一行回到北京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泽东面带怒色，指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严厉斥责：“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4.周恩来作总结报告
1月19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华北会议问题，认为会议可以准备结束了，今后两天内，拟续开小组会，再听取大家意见，但也要注意自我教育的整风作用。最后，需有人代表中央作会议的总结讲话。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还研究了关于华北地区军政领导人调整安排的设想。
1月24日晚上9点，京西宾馆大礼堂里坐满了参加华北会议和军委座谈会的人员。周恩来出现在主席台上。他被指定代表中央在华北会议上作总结。
这个讲话提纲在简要介绍了会议情况以后，主要讲了郑维山、李雪峰的问题：
李雪峰和郑维山，一个是家长制的“一言堂”，一个是军阀主义，作风严重不正，这是封建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
李雪峰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做官当老爷，唯我独尊，一个人说了算，动辄骂人训人。郑维山飞扬跋扈，称王称霸，竟然下令开枪镇压群众，伸手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他对同级以家长自居，对下级蛮横霸道。郑维山过去紧跟杨成武搞山头主义、独立王国，这次又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站在错误路线一边。李雪峰过去紧跟刘、邓，同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坏人混在一起，反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紧跟陈伯达跑了。他和陈伯达的思想上有共同性、有个人野心。李雪峰还在庐山会议上搞了准备翻案、算账的材料，这次会议上又派人回去销赃灭证，在背后捣鬼。他对有的同志的揭发批判很反感，甚至反咬一口。这种态度如不转变过来，那是很危险的。……
周恩来讲了三个小时。就在这个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李德生同志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同志任第一政委，纪登奎同志任第二政委；谢富治同志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同志任第二书记，纪登奎同志任第三书记。
据《京西宾馆那些年那些事》 文/夏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