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雪门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论幼稚教育的目的
早在本世纪30年代，张雪门就曾根据教育目标的不同，把中国的幼稚教育分为四类：
（一）以培植士大夫为目标的幼稚教育他认为清末仿效日本办理的蒙养院就属于这1类。它们都是以“陈腐的学问，忠孝的道德，严格的管理，再加上劳心而不劳力的培养”，为造就士大夫服务的。他在1933年发表的《我国三十年来幼稚教育的回顾》一文中，对这类日本式蒙养院还曾作了这样的描述：“他们将谈话、排板、唱歌、识字、积木等[wwW.aIhUaU.com]科目，1个时间1个时间规定在功课表上，不会混乱而且也不许混乱的，教师高高的坐在上面，蒙养生很端正坐在下面。教师教一样，学生学一样，全部活动不脱教师的示范，儿童不能自己别出心裁，也不许其别出心裁。至于各种工具和材料，如果教师不给，儿童自然不能自由取用，且放置的地方很高，儿童虽欲取而不得，……在这种教育底下，……儿童是被动的、双方都充满了压迫的苦闷。所学的全是零零碎碎的知识技能，都是浮面的，虚伪的，日了稍久就立刻忘怀了。”在这里他对蒙养院管理上的严肃主义的弊端的揭露可以说是十分具体、十分深刻的。
（二）以培养宗教信徒为目的的幼稚教育
他指出，教会办的幼稚园，都是以宗教为本位的，它们在教育目标方面，总是以基督教教徒为标准，力图通过宗教教育毒害幼儿，使之将来成为虔诚的信徒和帝国主义温驯的奴仆。张雪门对这类教会幼稚园也曾作了具体描述，说他们“有美丽的教室，小巧的设备，在一时动作以后茶点以前，儿童们一定要闭一会儿眼睛，他们的小嘴一定还要唱一首祷告的歌曲；早晨相见，放学话别，‘上帝祝福’诗一样的调子，全从舌端跳到恬静的空中，飘宕在这边那边。他们的心儿是甜美的，精神是活泼的。因为他们所受的材料都是从西洋直接的翻译过来，是已经经过了多少教育者的匠心精选。至于教法，也是向西洋局部的摹拟。这种教育多半操于一知半解西洋传教士的太太们，利用国内教会出身年轻的女子。”张雪门对此和许多爱国者一样，深感痛心，在许多著作中都抨击了这种奴化教育。他认为教会幼稚园的保姆只是为教会尽职而不是为教育服务，她们关心的是宗教而不是孩子。并尖锐地指出教会幼稚园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它所起的作用“消极的是在减弱中国民族的反抗，积极的是在制造各国的洋奴。”
（三）以发展儿童个性为目标的幼稚教育他指出这种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着重于使儿童以最大、最多的思考机会，是从意大利和美国传入我国的。前者通过教具进行日常生活的训练、感官的训练和知识的训练；后者则利用生活环境中日常所见所闻的事物为教学材料，按时令的变化，从儿童的动机和需要出发设计和编制课程。而在这2种教育思想中，美国的儿童本位教育思想对我国幼教界的影响，又远胜于意大利的儿童本位教育思想的影响。他本人原来也是赞成这种儿童本位教育思想的，但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他已认识到这种观点完全不适应我国当时的国情和时代的需要，认为教育如果不考虑社会需要，那就没有多大效果。
（四）以改造中华民族为目标的幼稚教育他认为“中国社会的贫、弱、愚、私则在于国内封建的势力未曾铲除，而国际上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甚。此后若诚欲改革中国社会的病态，走上光明的大道，”则其革命不在枪炮而在教育，应通过教育“培养国民生产的习惯与兴趣，团结的能力，客观的态度，自动的精神，并唤起民族的意识及反帝国主义的情绪。”所以，教育是改造中国的关键，而幼稚教育应居其始。他强调目前的儿童，便是下一代的民族，凡现代中华民族应负的使命，儿童虽小，也决不例外，他认为优秀民族实基于幼稚教育，并提出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有4项具体目标：
“一是铲除我民族的劣根性；二、唤起我民族的自信心；三、养成劳动与客观的习惯态度；四、锻炼我民族为争中华之自由平等而向帝国主义作奋斗之决心与实力。”
基于这种认识，他主张幼稚教育必须是根据三条原则：
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二是国家民族的需要；三是儿童的心理发展。因为这样才能培养儿童的伦理观念、民主生活和科学头脑。总之，他认为幼稚教育的目标必须随时代的前进而改变，符合时代的需要和造就中华民族优秀的新一代的要求。
三、论幼稚园的行为课程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初，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董任坚翻译了《行为课程》一书，当时正值行为主义学说在我国传播。张雪门也在此时开始了他对幼稚园行为课程的研究。曾先后在《幼稚教育概论》、《幼稚教育新论》、《新幼稚教育》等著作中对幼稚园的课程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1946年去台湾以后，他继续致力于幼稚园课程的研究，于1966年出版了《增订幼稚园行为课程》一书，初步形成了他的“行为课程”的理论体系。随后在70年代初他又出版了《中国幼稚园课程研究》一书，对幼稚园的课程问题作了进1步探讨，这里我们将他在幼稚园行为课程方面的主要观点和主张作一简略介绍。
（一）幼稚园行为课程的含义
早在1929年，张雪门在《幼稚园的研究》一书中就提出：“课程是什么？课程是经验，是人类的经验。用最经济的手段，按有组织的调制，用各种的方法，以引起孩子的反应和活动。”同时明确指出：“幼稚园的课程是什么？这是给三足岁到六足岁的孩子所能够做而且欢喜做的经验的预备”。此后不久他在《幼稚教育概论》一书中又指出：“课程源于人类的经验，只为这些经验对于人生（个人和社会）有绝大的帮助，有特殊的价值；所以人类要想满足自己的需求，充实自己的生活，便不得不想学得这些经验，学得了一些又想学得了多些，而且把学得的再传给后人”。因此，他认为不应当把课程仅视为“知识的积体”，而应当是把“技能知识、兴趣、道德、体力、风俗、礼节种种的经验，都包括在课程里。换一句话来说，课程是适应生长的有价值的材料。”不过这时他还没有着明确提出“行为课程”的概念。直到1966年他出版了《增订幼稚园行为课程》一书，才明确提出什么叫行为课程的问题。他说：“生活就是教育，五六岁的孩子们在幼稚园生活的实践，就是行为课程。”他认为这种课程“完全根据于生活，它从生活而来，从生活而开展，也从生活而结束，不像一般的完全限于教材的活动。”它首先应注意的是实际行为，凡扫地、抹桌、熬糖、爆米花以及养鸡、养蚕、种玉蜀黍和各种小花等，能够让幼儿实际行动的，都应该让他们实际去行动。因为“从行为中所得的知识，才是真实的知识；从行动中所发生的困难，才是真实的问题；从行动中所获得的胜利，才是真实的制驭环境的能力。”同时幼儿只有通过这种实际行为，才能使个体与环境接触，从而产生直接经验，这种经验也可以说是人生的基本经验。他还特别说明，“幼童一定先有了直接经验，然后才可以补充想象。”至于游戏、故事、唱歌等教材，虽然也可以给予幼儿模仿和表演的机会，然而并不能代表人类实际的行为。所以，他要求教师一定要注意儿童的实际行为，要“常常运用自然和社会的环境，以唤起其生活的需要，扩充其生活的经验，培养其生活的能力。”他认为“若教师真能做到这样，这便是行为课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