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二锅头酒是北京的传统白酒，属普通白酒。“二锅头酒”的名称是怎么来的？这还得从北京酿制白酒的历史说起。
北京酿制白酒的历史悠久。金朝将北京定为“中都”，传来了蒸酒器，酿制烧酒。
到了清代中期，京师烧酒作坊为了提高烧酒质量，进行了工艺改革。在蒸酒时用作冷却器的称为锡锅，也称天锅。蒸酒时，需将蒸馏而得的酒汽，经第一次放入锡锅内的凉水冷却而流出的“酒头”和经第三次换入锡锅里的凉水冷却而流出的“酒尾”提出做其它处理，因为第一锅和第三锅冷却的酒含有多种低沸点和沸点的物质成分，所以只摘取经第二次换入锡锅里的凉水冷却而流出的酒，故起为“二锅头”。是一种很纯净的好酒，也是质量最好的酒。现在各地的白酒厂蒸酒时所采取的“掐头去尾”、“按质取酒”的方法就是沿承“二锅头”工艺原理而来的。清代末期，二锅头的工艺已传遍北京各地，颇受文人墨客赞誉。吴延祁在诗中赞道，“自古人才千载恨，至今甘醴二锅头。”将二锅头比作“甘醴”。
1949年，新中国建立，华北酒业专卖总公司北平酒业分公司，即北京市糖业烟酒公司的前身，立即组建厂房，生产二锅头酒。二锅头酒选用高粱为原料，还是以麸曲和酵母为糖化发酵剂，采用传统的“老五曾瓦”工艺，经原料清蒸、辅料清蒸，低温入池，适当发醇，缓火蒸馏，掐头去尾，贮陈精酿而成。由于二锅头酒的酒液清亮透明，香气芬芳，酒质醇厚，入口甘润、爽洌，酒力强劲，后劲绵长，回味悠长，因此备受广大消费者的认可，二锅头品牌家族也日渐丰富，其中“鑫星”牌二锅头酒，执行国家一级标准，采取电话、电码防伪，上市两年来，已受到越来越多饮酒者的喜爱。正所谓“京城古酿二锅头，历经沧桑美名传；传统工艺酒清洌，饮用鑫星陶。
东郊屠宰场
旧日北京朝阳门外以南地区为窑坑、荒地、坟地、苇子坑，还有王爷坟、公主坟和皇亲国戚的坟墓，居住居民大多是为他们看分的坟户。有名的坟墓有豫王坟、八王坟、英家坟、齐家坟等。
日伪占领北平时期，1938年，由日本规划师佐藤俊久、山崎桂一编制了《北京都市建设计划要案》，不久后扩充为《北京都市计划大纲》，于1941年经伪建设总署正式公布实施，其中包括在北平市东郊和西郊建设二个新市区，东郊新市区的功能是为都市服务的消费型生产区。
1941年在东城墙开一豁口，命名为启明门（现建国门），以方便交通。同时，在广渠门外1.5—3公里区域内开发东郊工业区，朝外大街以南，潘家窑以北，总征地面积约3平方公里，以低价甚至无偿霸占方式获得土地，驱赶走十几个自然村落居民。
伪北京建设总署铺设二条东西走向的石渣路，一条是现在的建国路，一条是广渠路。规划在北区东郊火车站附近设立仓储区，铁路线以南至双井地区设立工场区。
日伪在北京统治的前半期，政治、经济形势尚称平稳良好，故新市区建设也颇为顺利。1941年时，新市区收用土地、整理地基、筑造道路、敷设上下水道、建设公园及运动场等项均已大部完成。东郊工厂区已有华北烟草公司、大信制丝公司、北京锻造公司、野田酱油公司等企业建设完成，开始营业。但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战事扩大，后方经济亦趋紧张，对外殖民也因人口损失而下降。1942年，新市区住宅建设因建筑材料紧缺，而明显趋缓。人口迁入也明显减少。同年，为支持战争，节省开支，《计划》本身也进行了修改，缩小了计划建设规模。至战争后期，新市区建设事实上已陷于停滞。
相比西郊新市区，东郊工业区开发建设则相对缓慢。据战后进行统计，伪建设总署共在东郊新市区征地2.67平方公里，已放租约四分之三，分属20家生产企业，均系日资，其中已建成工厂9家，尚有11家企业仅划定边界，预留空地。区内建成干线道路3条，为石碴路，另有碎石路、土路22.2公里。
日本军队在东郊火车站建立军事仓库，还设立一所战地医院，名叫“二八医院”。
日军在郎家园占用农民耕地，开设牲畜屠宰场，称北京屠宰场，在南城香厂路也开设一处屠宰场（今友谊医院位置）。
日军占领北平以前，北京没有政府主管的牲畜屠宰场，民国政府沿用明清两朝收屠宰税（亦称牲畜税）的方式收税。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东郊屠宰场被北平特别市政府接收。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在东郊屠宰场原址建起赫赫有名的北京酿酒总厂，在那里生产了45年二锅头酒。
1998年开发商潘石屹在酒厂东区建起现代城小区，酒厂的西区现在是北京电视台新大楼。
新中国第一家国营酒厂——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实验厂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当时百废待兴，旧政权的腐败统治，已使我国民族工业极为落后。据统计，当时北京仅有12家酒厂，且早已处于停工倒闭状态。下图是1949年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实验厂大门的照片。
北平和平解放后，立即将京城所有酿酒的能工巧匠汇集在红星旗下，在北京东郊八王坟组建了新中国第一家国营酿酒厂——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实验厂（红星前身），原门牌号是建国路179号。1949年4月，中央税务总局、北京华北酒业专卖总公司在京召开首届酒业经营管理会议，决定对酒实行专卖，停止私人生产经营。
1949年4月，北京市酒业专卖公司成立后，政府对酒实行专卖，停止私人经营，并要求昕有“烧锅”关闭，只有龙泉、同泉涌、永和成、同庆泉等8家京城著名“烧锅”与酒业公司签订了加工代烧白酒的合同，合同规定：交一斤65度白酒，供给高梁二斤八两八钱、大曲半斤和煤一斤二两五。一时间，京城白酒成为最紧俏的商品，酒友们逢年过节都很难喝到醇正的烧锅酒，更别说梦寐以求的二锅头了。
1949年5月6日，华北酒业公司派黄秋芳和其他5位同事在东郊八王坟原东郊屠宰场的基础上筹建华北酿酒实验厂，同年9月，该厂生产出了第一批二锅头，作为北京酿酒行业献给新中国的礼物。原北京酿酒总厂副厂长、全国著名评酒师黄秋芳说，当时实验厂并没把二锅头作为主要生产项目。在1950年收编上义、大喜两家著名果露酒厂和石家庄黄酒厂后，实验厂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酿酒厂，并改名北京酿酒厂。该厂把研制、生产葡萄酒和黄酒作为主要项目，其出产的白酒主要是挂靠小酒厂生产的普通烧酒，质量较差，因此未得到京城百姓认可，白酒一度因此滞销积压。
1949年5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红星收编了老北京著名字号“龙泉”、“同泉涌”、“永和成”、“同庆泉”等12家老烧锅，继承了北京八百年的酿酒工艺，建立新中国第一家酒厂。1949年5月，该酒厂组建完成。
红星人在众多酿酒工艺中选择了“二锅头”酿酒工艺，苦干四个多月，于1949年9月16日，生产出第一批以高粱做原料的“白酒”，这20.5吨酒，就是红星人至今津津乐道的建国献礼酒。在这一伟大的创业中，有一个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就是二锅头酿制技艺的第七代传人王秋芳女士，她同“龙泉”、“景泉茂”等十二家老烧锅的技师一道成为二锅头技艺的正宗传承者。
为了表达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赵氏酿酒工艺的崇敬，企业没有沿袭烧酒、烧刀子、白干等白酒旧称，而是为这种酒取了一个很有时代特征也很响亮的名字——红星二锅头。从此，“二锅头”这一工艺名称被作为产品名称使用，北京有了举世闻名的北京二锅头酒。作为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献礼酒，此酒还是新中国诞生的英雄酒。
为创立北京的白酒品牌，1953年轻工业部给红星商标所有人石家庄酿酒厂发函：“希望红星牌注册证转与北京酿酒厂”。北京酿酒厂于1954年1月正式拥有“红星牌”商标，并规定红星牌二锅头为保证质量必须是红粮酿造，否则不生产。自此，65度绿色玻璃瓶红星二锅头出现在北京百姓的酒桌上，为缓和市场供应，北京酿酒厂还开始生产55度红星二锅头。
二锅头传承至今，其酿造技艺的当代传人是谁呢？就是现在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艾金忠，他是赵氏的第九代弟子。艾金忠师承二锅头酿制技艺第八代传人高景炎先生，在红星公司从事北京二锅头传统酿制多年。他在“北京二锅头传统酿制技术”的传承中，注重创新和发展，为红星二锅头走向国际做出了突出贡献。历经八百年，红星将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保存至今。可以说没有红星，就没有今天的二锅头酒。
从最初的品类问世，到今天的二锅头流芳国内外，作为中国酒海外市场的第一批拓荒者，红星一直致力于酿造技艺的传承与创新，一直以相对优势走在了品类的行业第一，以技术创新铸就了坚强的二锅头技艺之“芯”。
北京酿酒业
白酒酿造技术的记载最早产生在元代。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谷部》卷二十五中写道：“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
有关专家证实，二锅头源于北京烧酒，已有800年历史了。北京酿酒技艺的第一次飞跃，发生在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次辉煌的“康乾盛世”。
此时，北京的酿酒业有了很大发展，以高粱为原料的烧酒行业，以其成本低、度数高、储存时间长、贩运方便等优势发展迅猛。
当时酒坊“灶火如屋，突烟腾上，数里外皆见之”，可见其规模之大。“乱世良将盛世商”，皇城北京这种政治中心，产生了不少大商家，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四大商号：王致和、同仁堂、松竹斋（荣宝斋的前身），以及前门外赵氏三兄弟创建的源升号酒坊——二锅头酿酒工艺的发源地。
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源升号”酒坊的酿酒技师赵存仁等三兄弟为纯净烧酒质量，进行了工艺改革：在蒸酒时，将用作冷却器的天锅内第一次放入凉水冷却而流出的酒称为“酒头”，第三次换入锡锅里的凉水冷却流出的酒称为“酒尾”，提出做其它处理，只取第二次换入锡锅里的凉水冷却流出的酒，此酒口味最为香醇，称为“二锅头”。二锅头工艺自此诞生。
二锅头工艺是我国最早以工艺命名的白酒，是我国酿酒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几百年来被继承发扬并流传至今俗称“二锅头”。
北京的二锅头酒自从问世，就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京城饮二锅头成风，能酿造二锅头的烧锅坊也多了起来，但品质不一。而最正宗的二锅头酿造技艺，始终采用师徒口传心授的方式，秘不外宣。
这独门秘技被一代又一代的传人继承下来，如今二锅头技艺正宗传人是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艾金忠，赵氏的第九代弟子。
他师承二锅头酿制技艺第八代传人高景炎先生，在红星公司从事北京二锅头传统酿制多年。他在“北京二锅头传统酿制技术”的传承中，注重创新和发展，为“红星二锅头”走向国际做出突出贡献。
明清时期，除了皇家御用特制的名酒外，民间也出现了不少酿酒作坊，当时因其酿酒的方法被称为“烧锅”。由于朝廷规定距城40里之内不准开设“烧锅”，因此酿酒作坊多在四郊。民国初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对酒业未加管制，北京酒类生产作坊很多，尤其是生产白酒的“烧锅”多达40余家，其中市内28家，近郊10余家，共有制酒甑桶56个，工人650余人，日产3万斤白酒。当时京城酒友们都到离家较近的“烧锅”打酒喝，而且都把喝上两口醇正的二锅头当成最大的享受。
北京酿酒总厂
1965年，北京酿酒厂、北京葡萄酒厂、北京啤酒厂和北京双合盛啤酒厂组成北京酿酒总厂，归口管理5个县属酿酒厂。过去的北京酿酒厂也一分为四，设北京东郊葡萄酒厂、北京酒精厂、北京溶剂厂和北京酿酒机修厂，并成立北京市发酵工业研究所，使北京酿酒业走上规范化、专业化和机械化发展之路。1987年，总厂又将5个直属厂上交北京市一轻工业总公司管理，总厂转变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并负责对全市酿酒企业实行行业管理。1993年，总厂又与北京酒精厂和北京夜光杯（东郊）葡萄酒厂重新合并，成立北京红星酿酒集团公司，正式以红星品牌命名。下图是八十年代北京酿酒总厂大门的照片。
红星企业发展的第一阶段在改革开放前。当时政府叫干啥就干啥，叫咋干就咋干。企业原料靠调拨，生产有指标，销售不用愁。价格也由政府物价部门确定。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之间只有生产竞争而没有市场竞争，人人端着铁饭碗，睡着安稳觉。厂长压力不大，职工动力不足，企业活力不够。从1949年至1978年的30年间，红星二锅头的总产量不足2万吨，还不及现在年产量的一半。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企业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等、靠、要”的惰性及“软、懒、散”的陋习受到强烈冲击，企业中心任务也从完成生产指标转为提高经济效益。公司开始根据销售需要确定生产计划，依托自身特点进行市场开发，围绕利润的最大化加强人财物及产供销的自主管理。从1979年到1992年，公司共生产红星二锅头19万吨，产品市场从北京扩展到全国。1992年公司入围全国轻工企业200强。
1954年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20世纪60年代初又遇到自然灾害，饮料酒粮供应紧张，白酒粮更是逐年大幅减少，连同代用粮在内，仅为北京酿酒厂正常生产的三分之一。在酒粮紧张的情况下，北京酿酒厂就用芋头、烂白薯和烂柿子维持生产，把仅有的高梁全部用于红星二锅头的酿造，以保护红星品牌和对北京市场的供应。
在竭力维持二锅头生产的同时，北京酿酒厂也在寻找新的出路。1960年酒厂在农村建起11个小烧点，利用多穗高梁秆和玉米芯等农业废料酿制白酒，4个多月共生产62度白酒7万多公斤，缓解了白酒市场的压力。而且酒厂还开始进行酒精、丙酮、丁醇等粮食代用品的实验。在去上海溶剂厂考察之后，厂里决定进行酒精和溶剂生产。当年产量3000吨的酒精车间投入使用后，北京酿酒厂彻底摆脱了粮食紧缺的困境，使红星二锅头再次飘香满京城。1962年，巴金、刘白羽等著名作家考察酒厂，刘白羽挥毫写下“闻香下马，飘飘欲仙”8个字，以表彰该厂对北京酒业的贡献。
在1965年以前，由于建国初期粮食供应紧张，接着又是三年困难时期，红星产量始终受制于粮食供应。所以，令世界瞩目的北京二锅头产品一直在低产量水平发展。为了提高二锅头的生产能力，1965年8月19日，北京市有关部门下发第287号文件，题为《关于成立北京酿酒总厂、北京食品总厂的通知》，决定由北京酿酒总厂归口管理远郊区的五家分厂，实行“七管两不变”的原则，即除人事、财务不变外，生产、技术、粮食、能源、定价、计划、供应均由红星管理。由红星扶持京郊19家酒厂生产二锅头。
上世纪80年代初，红星又从行业大局出发，主动放弃“二锅头”独家注册使用的机会，与同行共享“二锅头”商标。在红星的“帮、扶、带”下，如今二锅头酒已发展成为我国清香型产销量第一的白酒品种。
1949年8月生产第一批红星二锅头酒，9月投放市场，产品一上市便以其醇厚甘冽的品质，深受广大群众的喜好，被誉为“大众名酒”。红星二锅头酒是京文化典型代表。红星是二锅头酒的创始人，从1949年的300吨发展到目前的6万吨，创造了全国清香型白酒产销量的新记录，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要求。
二锅头属于清香型白酒。清香型白酒具有香绵甜润、爽净适口、各味协调、自然的特点，入口绵、落口顺、回味长，代表着传统老白干的风格，符合北方人特别是北京人多年来形成的口味。由于多年的品牌积淀，红星二锅头已在北京人的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朋友聚会喝二锅头，亲人相聚喝二锅头，自斟自饮喝二锅头，借酒消愁是二锅头，真情流露时还是二锅头……北京人对二锅头怀有特殊的亲切感和自豪感，它已经不只是作为酒存在了，而是作为北京文化的一部分存在了。红星二锅头，北京人的酒。
在酿酒材料上，红星选用东北和山西等地产的优质高粱，不掺杂粮，经传统工艺“掐头去尾”，只要第二锅的头而酿制出的粮食酒。在制作工艺上从不马虎，60多年来始终保持着醇香、柔和、纯正的特色。红星二锅头的各种度数酒形成系列，比如46度、52度、55度、56度、60度等，适应不同层次的消费人群。当然，便宜是它最大的优势。目前市场上的二锅头酒多数在10元左右，能够接受这个价位的消费群体也最大。在赢得“便宜有好货”声誉的同时，红星集团以18%的年递增速度迅猛发展，到1995年，销量达6万吨。在国家统计局白酒市场占有率的调查中，红星二锅头名列前茅。在北京市的覆盖率已达7成。北京红星牌二锅头在本地销量达到生产总量的三分之二，比全市经销的上百种外地白酒一年的总销量多得多。在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CMMS）2001年一项针对全国30个大城市的调查中，红星以明显的优势当选为自用酒的首选品牌。可以说，红星二锅头牢牢盘踞在低端市场。
红星二锅头虽然在市场知名度上有明显的优势，但价格过于偏低，文化内涵上也给人市井气太重的感觉。市场环境变化造成的挤压和消费者需求的拉动，使得红星到了必须推出高档二锅头的地步。根据中国人的传统，节假日，特别是传统的大节日——春节，是人们礼品消高峰期。于是，在2003年春节前夕，红星向市场投放了售价在200元左右的“红星（青花瓷）珍品二锅头酒”。大部分消费者买高档酒的目的不是自用而是作为礼物送人。在选购礼品酒时，消费者非常注重包装。各个高档白酒生产企业也都深入挖掘包装的文化内涵，以此提升礼品酒的档次。因此，红星新推的高档二锅头，采用的包装高贵典雅，酒瓶系青花瓷工艺，仿清乾隆青花龙凤纹扁瓶官窑贡品，配仿红木托，盒为扁六棱龙形图案，风格独特，具有典型中华民族包装文化特色，颇具欣赏和收藏价值，成为馈赠佳品。由于红星二锅头酒原有的品牌知名度、质量，以及重新阐述的北京文化内涵，高贵的包装。红星高档产品在上市不久，就体现出不错不发展势头。2003年，红星新推的高档珍品二锅头销售额超亿元。
红星二锅头可谓是60多年来，由北京百姓一口一口品出来的名牌产品。它就如同百姓身上的小棉袄，时刻贴近百姓、服务百姓，被京城百姓亲切的誉为“当家酒”。它在京城，可谓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全国各地的朋友，无论是来京出差还是旅游返乡，都尽可能带些红星二锅头馈赠亲友，即使外国友人也不例外。半个多世纪以来，红星二锅头在几代“红星”人的不断努力下，成为享誉中外的北京特产，成为中华美酒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在北京人面前，它是老字号；在外地人面前，它是北京特产；在外国人面前，它是中国北京的一张名片。
北京二锅头酒博物馆
北京二锅头酒博物馆是北京地区最大的酒类专业博物馆。前门源升号博物馆坐落于繁华的前门大街，是在“源升号”酒坊遗址上复建而成的，是中国二锅头的发源地、中国第一瓶二锅头酒诞生地。时至今日，这种珍贵的“开国大典献礼酒”仍然在红星前门源升号博物馆保存。它们的“原汁原味”让到场的每个人体验到新中国开国大典酒的酒韵风采。
2011年8月开张的二锅头博物馆坐落在怀柔区北京红星酒厂院内，占地面积3400平方米，主要分为文化展示、工艺展示区两大功能区。游客在此可通过图片、文字、视频、音频展示了解中国白酒种类划分、营养成分、酿造过程等知识。为了将传统二锅头酿造技艺展示游人，博物馆修建了一个与传统工序相同的酿酒车间。在这个车间内，游人可在酿酒技师的指导下亲自动手将酿酒原料在甄桶内混合发酵，再将发酵好的原料盛入蒸锅内进行蒸馏，蒸馏出的原液再进行勾兑，整个过程只用十几分钟，一瓶自制的二锅头就大中国好酒招商网文章转自9998.TV功告成了。如果游客有兴趣，还可以将自己的照片做成外包装，把自制的个性白酒带回去请亲友品尝。博物馆内还建起了过量饮酒体验房。房间用不规则的倾斜地面和多面镜子进行布置，游客在房间里一会儿就能感到酒后头晕、站立不稳、短暂失忆等直观感受。
“北京礼物”——红星二锅头
虽经历了几次分分合合，北京酿酒总厂吸取了过去白酒滞销的教训，一直以红星牌二锅头作为龙头产品，且在最近30年间逐步开发了红星御酒、精品二锅头、青花瓷二锅头等新产品，充实红星酒家族。
二锅头的红星飘带商标诞生于解放战争时期，1951年6月由北京红星的前身“华北酒类专卖公司石家庄露酒厂”向中央私营企业局办理了商标注册。1958年，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红星二锅头酒全标注册，也就是说，不论是红星牌还是二锅头，均为红星股份的前身——北京酿酒总厂独家使用。1970年以前，北京酿酒总厂是我国唯一生产二锅头酒的企业。为实现企业、商标、产品三位一体化，1991年北京酿酒总厂更名为红星酿酒集团。“红星”的品牌形象逐渐清晰，老百姓购买二锅头时，开始指名要“红星”牌的。
1950年7月28日，政务院批准了《商标注册暂行条例》。依据该条例规定，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央私营企业局是当时的商标注册机关。在中央私营企业局1950年10月1日编印的第1期《商标公报》上，不仅公告了183件商标，还囊括了许多内容：共计34条规定的《商标注册暂行条例》，包含23条规定的《商标注册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当时使用的共66项的商品分类表，商标注册申请书文本以及更换商标注册证申请书文本等。1951年，中央私营企业局颁发编号为 “5296”号商标注册证，“红星”成为新中国首批注册商标。1958年6月，红星进行全标注册，其中包括“二锅头”三个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新的商标法出台，红星作为中国独家注册的“二锅头”酒类商标，完全可以独自垄断“二锅头”这一名称的使用权，而将其他酒厂排除在外。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作为北京二锅头企业的领头羊，北京酿酒总厂再一次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为了带动二锅头酒业的整体发展，为了北京其它白酒厂的生存与发展，红星于1981年主动放弃了“二锅头”的全名称商标注册，只用“红星”的注册商标，与其它所有的二锅头酒类生产企业共享“二锅头”。关键时刻，为了二锅头品类的梦想，红星再次顾全大局，作出了扛旗者的包容与奉献，其历史沿革中的每次变革与技术突破，均无偿转化了所有二锅头生产企业的共享资源，成为了二锅头的“技术领袖”。
今天的红星二锅头，不仅仅是代表北京地产酒的小范围势力，不仅仅是代表中国市场本土化的北京白酒势力，更是兼备国际视野与国际市场的北京味道，谁要知道中国的味道，先试红星的味道。
红星二锅头连年占据全国清香型白酒产销量第一名，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中华老字号，并入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996年，红星二锅头酒被国家质检总局评为“中国二锅头酒国家实物鉴定标准样”。新世纪里又被认定为全国三绿工程畅销品牌、中国白酒工业十大影响力品牌。
2003年，青花瓷红星珍品二锅头、蓝花瓷红星珍品二锅头两款高档二锅头横空出世，彻底解除了京产白酒无高档的尴尬。随后，红星1949珍藏酒、红星红花瓷精品等高档二锅头相继上市，在“红星青花瓷，国粹二锅头”的口号下，首都的高档商务、政务宴请有了京城自家的酒——红星二锅头。目前已经成为京城主流商务用酒之一。在诸多业界人士的评论中，他们交口称赞：红星此举，从根本上改变了二锅头行业发展的趋势，堪称二锅头发展史的第二次飞跃。而不为人知又耐人寻味的是，红星选择青花瓷为高档酒突破口，包括后来的红花瓷在内，都有着深刻内涵与深情用意，那是他们作为八百年京酒的正宗传承，以代表元朝的青花瓷与代表明朝的红花瓷，来纪念这两个二锅头史上重要的历史时期。
2008年元旦，“红星京味号”专列在北京市一号线地铁上驶出，同一天，红星启动京味战略新闻发布会隆重召开，二锅头第九代传人、红星集团副书记赵云龙、副总经理艾金忠从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负责人的手中接过了“弘扬京味文化”的大旗，并率领员工庄严宣誓：以红星的名义，弘扬京味文化，传承二锅头正宗工艺。
2008年6月14日，适逢我国第三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日之际，国务院公布了第二批入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名单，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 “北京二锅头酒酿制技艺”被批准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红星公司因全面继承了北京12家老字号酒坊之二锅头传统酿制技艺而被列为这一技艺的正宗传承人，再一次证明了红星为发展二锅头产业做出的贡献及历史地位，可谓名至实归。
2011年11月25日，在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举办的首届“北京礼物”旅游商品展及第八届“北京礼物”旅游商品征集大赛上，“红星青花瓷珍品二锅头酒”当选“游客心中北京十大必购旅游商品”，经专家评选、网友投票，成为参评40多家酒类企业中唯一摘冠者，获得名至实归的“北京礼物”金奖，成为最能代表北京文化的特色“礼物”! “红星二锅头”成为名副其实的北京“名片”。
北京二锅头生产工艺传人王秋芳
1946年，刚刚高中毕业的王秋芳，在老师推荐下加入到北京卫生试验所，从事食品卫生监督和化验工作，工作内容涉及饮用水、食品、调味料及酒类方面的质量检测，从此王秋芳开始了与酒行业的不解之缘。
1949年2月，北京和平解放。同年3月，王秋芳被选调到华北酒类专卖总公司生产处工作，正式接触酒的生产、经营与管理工作，自此，她在酒行业的工作正式起步。1949年4月，中央税务总局华北酒业专卖总公司首届酒业经营管理会议决定对酒类生产实行专卖，并决定在北京建立一个生产白酒的实验厂。同时对建厂提出了三方面要求：通过实验减少酿酒的用粮问题、减轻酿酒工人的繁重体力劳动、用科学的实验方法推进白酒工业的发展。
酒厂筹备工作马上展开，当时23岁的王秋芳入选筹备小组，筹备组的组长是来自革命老区的马少峰。当时的王秋芳是6人筹备小组中唯一的一名女性，也是筹备小组中唯一一个具有与酒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人，目前她也是当年筹备组中唯一仍热心于酒行业的一名成员。
筹备工作中，厂选址成为重中之重的项目。当时北京刚刚解放，条件落后，没有汽车等交通工具，王秋芳等5人就骑着自行车，几乎跑遍了整个北京郊区，最终选定了京郊八王坟的一个旧厂区，这里曾作过屠宰厂、中美军调小组军需仓库和二八医院。
“还记得那天是1949年5月6日，终于确定了地址，大家非常高兴，在旧厂区一间砖房中支起了一个锅，煮了一锅糊糊汤，大家都吃得很香，累是没法说了，但厂址有了，一块大石头落地了。”王秋芳回忆说。
当时筹备小组完全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新建酒厂。住在屠宰场宰牲畜的圈中，被毒蝎虫蚊咬伤是常有的事；每天必走的建外大街当时是一条坑洼不平未开通的河卵石路；为了购买实验、生产和生活物品，筹备小组就靠着两辆胶轮大马车来回运输，一天要赶几十里路；还要防备残存的敌特的破坏……克服了种种困难，筹备小组从东直门的一个私人小酒精厂接收了该厂的全部药品、玻璃仪器、桌椅等，筹建起了试验厂的研究室。
酿酒厂的各项工作进入正轨后，王秋芳等技术人员开始着手开展二锅头的工艺研究、质量定型、产品评定等多项工作。他们加班加点，8月制麯， 9月下旬出酒，按照国家的要求，如期在10月1日之前完成了酿制新中国成立献礼酒的任务，并在当年实现了年产20吨酒的产量。一个由酿造工艺命名的品牌和新中国第一个酒厂就此诞生。
现在回忆起这段历史，王秋芳的脸上洋溢着幸福与自豪：“我们厂因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被批准参加新中国成立庆祝大会。记得当时我们是站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侧，就是现在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南门外，并目睹了毛主席宣告'新中国成立了’的激动时刻。”
因为承担了酿制国庆献礼酒的工作，北京酿酒厂开始从各单位招聘技术人员，王秋芳后来的同事北京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刘震就是此时招聘到北京酿酒厂的。在刘震的帮助下，王秋芳积极学习酿酒行业和化学相关知识，制酒技艺得到了很大提升。1949年年底，王秋芳进入果露酒、玫瑰酒研发组，承担果露酒和葡萄酒的生产研究工作。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大与深入，王秋芳对专业知识求之若渴，从而萌生了重新上学的念头，她向厂区领导提出深造要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这也成了王秋芳一生的遗憾。
1952年第一届全国名酒评选正式启动，当时参评的样品完全由北京实验厂研究室负责检测，王秋芳是主要参与者，她参与了名酒评选条件的制定，最后选出全国第一届名酒。正是从此，王秋芳开始接触评酒工作，为后来担任历届评酒会的评委打下了基础，也使王秋芳与八大名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5年，已调到轻工部工作的王秋芳受上级安排，进入北京葡萄酒厂筹建小组，正式筹办新中国第一个由自己设计、制造、施工的葡萄酒厂。1956年年底，东郊葡萄酒厂正式竣工，在朱梅工程师领导下，酒厂开始了葡萄酒生产技术、工艺研发和生产制定工作。由于王秋芳参与了建厂并负责生产技术方面的工作，在东郊葡萄酒厂开产后，被任命为东郊葡萄酒厂技术员，负责该厂生产的全面技术工作。
担任技术员期间，王秋芳经常到国内其他酒厂学习调研，极大地提高了业务能力。尤其是率队赴山东烟台学习期间，王秋芳向陈朴先同志学习了先进的葡萄酒生产经验，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升了葡萄酒相关技术知识。
1963年，王秋芳担任第二届全国评酒会葡萄酒评委，并参加了1979年第三届全国评酒会葡萄酒评酒。1984年，作为葡萄酒和果露酒评选组专家组组长，王秋芳参加第四届轻工业部质量大赛。1985年，王秋芳参加第四届全国葡萄酒和果露酒评比，担任评比专家业务组组长，她负责评委培训、考核及产品评比工作，培训了一批评酒专家。
为了扩大东郊葡萄酒厂的发展规模，具有丰富的葡萄酒酿造经验的王秋芳被任命为东郊葡萄酒厂厂长职务，全面负责酒厂的生产经营和生产技术。担任厂长后，王秋芳殚精竭虑，既是厂里领导，也是技术人员，为促进北京及周边地区葡萄酒和果露酒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王秋芳被下放劳动。繁重的劳动让她很是吃不消，但王秋芳并没有气馁，而是悉心学习操作技术。劳动之余仍热心与工人研究生产中应该改进的地方，和工人相处得非常融洽。王秋芳非常珍惜这个理论与实际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机会，在六年零八个月的下放劳动中，王秋芳已经学会使用酒厂的所有机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王秋芳的生产和管理经验都有了大幅提高。她从一线员工那里学到了很多的细致的经验，也赢得了员工的尊敬，为后来恢复工作打下了基础。
“那个时候虽然工作很累，但是感觉很快乐，与基层师傅一起工作无拘无束，关系很融洽。远离了各种阶级斗争，天天加班也不觉得累，后来上级领导要调我回总厂的时候，我反而委婉拒绝了，我离不开那里的工作环境和那些师傅，在基层才能得到酿酒的真经。”王秋芳回忆道。
1973年，上级领导再次将王秋芳调至总厂技术科当科长，开始与国内著名酿酒专家高景炎等共事，全面负责白酒、葡萄酒、果露酒、酒精、酒精溶剂的生产和管理，并对总厂及郊区分厂进行管理。
1965年8月，北京市批示成立北京酿酒总厂后，对北京酿酒业实行统一管理，酿酒总厂在原北京酿酒厂基础上进行了扩建，地点仍在原八王坟厂址。初始总厂共有4个直属厂，5个隶属厂，其中包括昌平、牛栏山、大兴、通县等酒厂。酿酒总厂的管理原则是“七管两不变”。“七管”，包括管原材料调拨、生产计划安排、技术生产、科研立项、新产品开发、技术改造等。 “两不变”即人权不变、财权不变，归所属地分区管理。
王秋芳进入总厂负责酿酒技术和企业管理等工作。在北京酿酒总厂工作阶段，王秋芳还兼任学习班的讲师，培训酒厂的员工，讲了几个月的课程，对酿酒厂员工技术提升、技术人才的培养与积累做出了卓著的贡献，为北京乃至全国酒行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3年，王秋芳等主持研制成功的北京白兰地，通过部级鉴定，产品质量达到法国白兰地V.S.O.P.级水平，全国鉴评获金标奖。
与此同时，在王秋芳等专家的指导下，北京酿酒总厂从制定工艺、统一化验方法、质量评定等方面向市政府申请立项，落实资金，并取得贷款，为当时的归口酒厂扩大生产能力争取了资金支持。
在对郊区分厂的管理中，王秋芳与高景炎等专家每天挤几个小时公交车或步行到归口酒厂进行技术指导，跑遍了北京的各分厂。长期高强度的长途跋涉影响王秋芳的身体健康，现在每当阴雨天气，她总感到双腿疼痛难忍。
在北京酿酒总厂，王秋芳的工作承上启下，既从行业的角度，宏观管理北京地区酿酒行业的发展，又从地区的角度，管理郊区县酒厂，指导郊区县酒厂的技术和规模发展。当时昌平酒厂（现北京华都酿酒厂）为扩建规模，向酿酒总厂提出申请，得到了以王秋芳为代表的酿酒总厂领导的支持，促进了酱香型白酒在北京的发展，也开创了“北京茅台”新领地。
王秋芳对那段往事记忆犹新：“我们开办技术培训班、评酒师培训班，对二锅头酒的质量坚持月评比，大家对产品质量认真评定，在技术上广泛交流，把自己最好的技术心得大家拿出来请大家评论。互帮互学的气氛非常融洽，积极性高，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白酒行业的发展。”
王秋芳始终关注葡萄酒行业。1984年，王秋芳带队到罗马尼亚考察葡萄酒发展，参观了当地的葡萄酒基地，学习了当地旋转罐发酵技术。回国后，在王秋芳的指导下，在北京葡萄酒厂建造了我国首个旋转发酵罐，发酵容量10吨，改变了以往我国葡萄酒发酵利用水泥池发酵的技术，节省了劳动力，也提高了产品质量。随后，利用这种技术酿出的葡萄酒获得了轻工部和北京市的奖项。
从酿酒总厂副厂长的位置退休后，王秋芳并未赋闲在家，她参加了一些行业的研究和指导工作。1992年，国家为加强酒行业技术管理，着手准备成立中国酿酒工业协会，王秋芳被选调到筹备委员会，中国酿酒工业协会也成了王秋芳筹备的中国酒行业的第三个重要组织工作。
中国酿酒工业协会成立后，王秋芳担任副秘书长职务，分管葡萄酒、果露酒，并再次参与筹备各地分会的工作。当酒行业管理工作全面铺向全国时，王秋芳参加了一系列国家标准的制定：葡萄酒标准的起草，废除半汁葡萄酒、果露酒标准，白兰地标准等。
2001年，王秋芳赴吉林调研，跑遍了吉林省进行山葡萄酒调研，并参加制订了首部山葡萄酒标准。
随后，2002年初，王秋芳赴广东调研，为广东酿酒企业发展建言献策，推动了广东酒行业的发展。同年10月，王秋芳又进入山城葡萄酒厂鉴定。随后，王秋芳才正式从中国酿酒工业协会退休。
对于自己酒行业的一生，王秋芳总结道：“我在酒行业奋斗了50多年，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酿酒厂工作，我与酒行业、与北京酿酒厂结下了很深厚的感情。这50年当中，我经历了很多变动与诱惑，包括担任研究所所长的邀请等，但是我一直坚持了下来。从业50多年，我一直都跑在路上，现在我的腿不好，跑不动了，但是一点都不后悔。”
北京人就认“这一口儿”
明清时期，除了皇家御用特制的名酒外，民间也出现了不少酿酒作坊，当时因其酿酒的方法被称为“烧锅”。由于朝廷规定距城40里之内不准开设“烧锅”，因此酿酒作坊多在四郊。民国初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对酒业未加管制，北京酒类生产作坊很多，尤其是生产白酒的“烧锅”多达40余家，其中市内28家，近郊10余家，共有制酒甑桶56个，工人650余人，日产3万斤白酒。当时京城酒友们都到离家较近的“烧锅”打酒喝，而且都把喝上两口醇正的二锅头当成最大的享受。
张世荣从小每天到胡同口的小酒铺给父亲老张打二两酒铺自制的烧锅酒。遇到年节，老张还会嘱咐他把普通烧锅酒换成二锅头，改善一下生活。可新中国成立后，胡同口的小酒铺关闭了，老张便开始了每天到外面找酒喝的生活。
没了烧锅酒，老张虽然坚持每天到外面喝二两，但回家来老没笑模样，还总念叨着老“烧锅”。直到1954年的一天，老张破天荒地带回来一瓶酒，笑逐颜开地说，总算又能喝到二锅头了，还让小张记住这酒是红星牌的。
在粮食紧张的年月里，凭本才能买到二锅头，小张和老张被迫改变了每天都喝二两的习惯。小张为保证父亲喝酒，还一度戒酒。但令他们欣慰的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红星二锅头一直陪伴着他们，只要有“本”就有酒喝。
现在，老张已经不在了，小张却还保持着每天喝二两红星二锅头的习惯。小张说，虽然红星酒后来又推出了精品二锅头、红星御等品种，但他还是独爱绿玻璃瓶的二锅头，并且在他的影响下，小小张也每天二两酒下肚才觉着舒服。
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
进入2 1世纪后，北京酿酒总厂更名为红星酿酒股份有限公司，老厂房被高档写字楼取代，老厂址上只剩下一座红星大厦，位于建国路90号，建设单位是生产北京红星二锅头酒的北京红星酿酒集团。大厦楼高12层，2至8层红星股份有限公司自己使用，9至12层对外出租。
20世纪90年代以前，凡路过建国门外八王坟的人都会闻到呛人鼻孔的酒糟味儿，因为建国门外大街南侧是北京酿酒总厂占地100余亩的厂房和近50亩的酒糟池。据上年纪的人说，原来每逢周末都会有不少人托亲戚朋友混入酒厂，接几桶红星二锅头的“静流”（原浆），因为它比勾兑出来的成品更纯、更烈，而且是自家泡制药酒的极品原料。
1968年12月13日笔者到山西省原平县北三泉村插队当知青，同去的有一位68届高一女生不是我们学校的，是与我校同学的妹妹一起来的，叫张成风。因为不是一个学校的，张成风很少与别人来往。时间不长，她就拿着调令回北京工作。据我们同学私下说，她爸爸是北京北京酿酒总厂厂长，文革中属于被批判的“走资派”。返城后笔者向在酒厂工作的邻居打听，北京酿酒总厂厂长叫张晋孝，是山西老八路。
由于生产白酒使用大量水源，同时产生大量废水，长此以往，北京酿酒总厂成为东郊大北窑地区头号污染企业。北京红星酿酒集团公司于1993年决定溶剂产品下马，以减少环境污染；又于1997年决定搬迁，将企业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换取搬迁费。白酒灌装厂迁往远郊的怀柔区，酒精设备入股外埠酒精厂。
但无论酒厂的名称怎么变，厂址迁到哪里，只要红星二锅头在酒友中“上口、提神、解乏”的口碑不改，它就仍然会在京城飘香。也许，当酒友们拿起红星标志性的绿色玻璃酒瓶倒酒时，还能想到当年老红星盛极一时的场面。
新组建的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四个独立和非独立核算公司，二个合资企业，一个直属厂和一个发酵研究所，是具有独立进出口经营权的国家级大型企业。怀柔工厂占地面积37万平方米，员工二千多人，总资产55亿元。生产的“红星”二锅头酒年产约6万吨，占全国白酒产量1%左右。
但是，酒毕竟是用水做的，北京酿酒总厂始终是北京的用水大户，年用水量超过500万吨，而且产生相当数量的生产废水。在酒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噪音和大量的酒蒸气，人们走过长安街厂大门，就能听的见、闻得着。酒是酿出来的，储存酒要占很大的库房面积。在寸土寸金的长安街黄金地区，外迁北京酿酒总厂，势在必行。
1996年，北京酿酒总厂的东区卖给了潘石屹，建起了“SOGO现代城”；西区卖给了北京电视台建新大楼。
“红星大厦”写字楼的产权单位现在仍然是北京酿酒总厂，是具有六十多年历史的红星二锅头造酒厂在原厂址保留的唯一建筑物。
北京夜光杯葡萄酒厂
《辛丑条约》后的滕公栅栏传教士墓地由法国人管理，因为教堂举行宗教仪式需要使用葡萄酒，于是法国的修士，从法国引进了葡萄秧，在滕公栅栏墓地周边开辟了葡萄园，至今在附近的展览路西侧还留有“葡萄园”地名。西洋传教士的墓地滕公栅栏，成为北京葡萄酒的发源地。
1910年(清宣统二年)，为了给教会弥撒时准备葡萄酒，法国修士沈蕴璞在北京阜外马尾沟13号法国圣母天主教堂建立了教堂酒坊，延请法国技师，采用法国工艺，生产葡萄酒，这是当时北京的第一家葡萄酒厂。
当时所有葡萄种苗均来自葡萄酒圣地——法国，酿酒师也是法国人，教堂酒坊所生产法国风格红、白葡萄酒，供应几乎全京城教堂用于教会弥撒、祭祀和教徒圣餐饮用，年产仅5—6吨。
天主教会创办葡萄酒坊的时间，比1892年南洋富商张弼士在适宜葡萄种植的烟台投资张裕葡萄酒公司，晚了18年，但是，他们共同的特征，都是生产纯正葡萄酒，严格按照西方葡萄酒标准发展葡萄酒业，应该说，这是在中国生产葡萄酒最早的两家。张裕葡萄酒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商品展上夺得四项奖章的时候，教会葡萄酒坊所产葡萄酒则名动京城，名贵价高，华贵霸气，深受京城的传教士欢迎，且已经能够供应全京城教堂弥撒、祭祀和教徒圣餐所用。
1946年，这家酒窖注册为“北京上义洋酒厂”，以黑山扈教堂的“楼头”作为商标。当时北京的六合饭店、各国使馆以及全国的天主教堂、天津、青岛、上海等各大商埠和饭店以及上等阶层人士都纷纷购买“楼头牌”葡萄酒。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葡萄酒厂仅存6家（张裕、北京上义洋酒厂、吉林通化、长白山、山东青岛和山西清徐）,总产量仅为84.3吨，而北京上义洋酒厂产量为20吨，占四分之一之重。
解放后，1956年，“北京上义洋酒厂”实行公私合营，1959年收归国有，1965年改名为“北京葡萄酒厂”。
建国初期，国家轻工业部组织实施了葡萄酒行业的改建、扩建工程。1954年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拯救中国的轻工业，国家将葡萄酒列为重点发展对象，编进第一个五年计划，并经过周恩来的努力，终于将其列入苏联援建中国156个项目之一。
1955年，我国自行设计建设的新中国第一家大型现代化葡萄酒厂北京葡萄酒厂在北京东郊八王坟建成投产，年产设计能力620吨。
第一个五年计划还借助国内外的技术，对葡萄酒产业进行了升级，提高了年产量，增加了葡萄种植品种和质量，葡萄酒产业进入正规化生产过程。尤其是后期，中国葡萄酒领域还走出国门支援了一些友好国家。1957年2月，我国葡萄酒界泰斗郭其昌教授就按照轻工业部要求，前往越南河内酒厂援助，改进产品质量和开发新产品，并得到当时越南主席胡志明的接见和嘉奖。此后酒厂迅速发展，在八十年代成为中国5个最大规模的葡萄酒厂之一。
上世纪50年代，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秘密访华，周总理考虑到胡志明留法的经历，准备用中国的葡萄美酒来招待他，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北京夜光杯葡萄酒厂”，全厂技术人员在极短的时间内，研制出一款红葡萄酒，总理和工作人员一尝，十分满意，将此酒定名为: “中国红”。
北京东郊葡萄酒厂出产的中国红葡萄酒是1961年正式生产的，1963年荣获国家金质奖章的产品。该产品采用新鲜、含糖量高、具独特风格品种的葡萄,经破碎、发酵、陈酿、工艺处理配制、贮存、封装而成。中国红葡萄酒具有宝石红、清亮透明、无沉淀无明显悬浮物,并具葡萄酒的果香及香酒味醇和、浓郁、微涩。
建厂初期从洗瓶、装酒、压盖、贴标均为手工操作，1964年首先引进了日本灌装设备。1979年自行建造一条四机联合包装流水线，实现了洗瓶、装酒、压盖、贴标机械化。1983年又引进联邦德国高档酒灌装生产线，目前该厂已拥有三条大型葡萄酒流水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加速生产的发展，发展培育了12000亩葡萄基地，除我国特有的龙眼、玫瑰香品种外，又引进了国外的富司令、贵人香、赤霞珠和比诺等优良品种。在雄厚的技术力量的基础上，发展三个系列产品：以夜光杯牌中国红葡萄酒为龙头的甜酒系列，以夜光杯牌干红葡萄酒为龙头的干酒系列，和以夜光杯牌北京白兰地为龙头的白兰地系列，夜光杯品牌已享誉全球。
该厂厂区面积6.6万平方米，年产各种饮料酒14000吨，是我国6个万吨级葡萄酒厂之一，现有产品40个品种，其中18种产品先后进入国际金奖、国家金奖及部、市级名优酒行列。产品注册商标夜光杯牌，用于干红、干白葡萄酒、中国红、中国白、葡萄酒、北京白兰地、人参白兰地、丁香葡萄酒、龙眼葡萄酒等是北京市著名特产。北京龙眼葡萄酒1987年在法国波尔多国际酒类博览会上荣获金奖。中国红葡萄酒在全国酒类评比中，压倒群芳、独占鳌头，四次连获国家金奖，产品行销全国29个省市及港、澳、东南亚、日本、俄罗斯、美国、德国、瑞士、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市场享有较高的声誉。
1965年北京东郊葡萄酒厂改为北京夜光杯葡萄酒厂，并且并入北京酿酒总厂。
90年代中期北京夜光杯葡萄酒厂产生的废水对环境产生污染，厂区搬迁到顺义。2002年厂址卖给来自深圳的金地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厂区建起30万平方米的金地国际花园小区。
进入90年代后，全国兴起了葡萄酒热，国外葡萄酒纷纷进入中国市场，更加剧了葡萄酒的市场竞争。为了适应市场的变化，各企业都相应地建立了符合产品特点的营销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促销活动，以适合国人的优良质量、适宜的价位来赢得消费的信任。从市场的实际销售，充分说明目前国产品牌的葡萄酒已占据了国内市场销售的主渠道。其中烟台张裕葡萄酒公司、天津中法合资王朝葡萄酿酒公司、河北长城葡萄酿酒公司所生产的干型葡萄酒市场占有率高达70%以上，产销量占行业总量的20%左右。以绝对优势占有葡萄酒销售的半壁江山，并成为葡萄酒行业利税超亿元的支柱企业。行业中还有不少新兴品牌如云南红、威龙、香格里拉、新天等也已逐渐显示品牌优势。
进入21世纪，葡萄与葡萄酒产业面临着重大发展机遇，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是成长性最好、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在全国100个工业行业利税率排名中，葡萄酒排第7位。2009年，葡萄酒产量36.73万吨，销售收入74.3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7％和17.06％。高额的回报率，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介入其中，葡萄酒产业已成为国内新的投资热点。据专家估计，今后较长一个时期，葡萄酒市场将以年均15％的速度递增，市场前景十分广阔。葡萄酒行业一直受国家产业政策的扶持。特别是国家对酿酒行业实行“四个转变”，即高度酒向低度酒转变，蒸馏酒向发酵酒转变，粮食酒向果酒转变，普通酒向优质酒转变。葡萄酒兼具发酵酒和果酒两大特征，受到国家政策的重点扶持，为葡萄酒产业赢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04年以来，国家全面禁止半汁葡萄酒、市场准入制度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极大地规范了葡萄酒行业秩序，促进了葡萄酒产业的健康发展。加入WTO后，葡萄酒关税由65％下降到14％，国外葡萄酒企业和产品加快进入我国。他们的进入，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理念、精湛的技术工艺、成功的种植模式，更重要的是加速了我们与世界的接轨、融合，提升了发展水平。
目前，国内葡萄酒企业纷纷与国外品牌开展多层次的技术合作与资本合作，这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更是今后葡萄酒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北京丰收葡萄酒有限公司的前身，北京南郊葡萄酒厂，建于1980年，经过13年的发展，成为总资产两亿多元的股份制现代化生产企业，被连续评为“全国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外商投资双优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被推荐为中国酿酒协会副主任厂家，成为国内葡萄酒行业中屈指可数的佼佼者。丰收公司连续12年年增长速度从未低于30%。10年时间，丰收公司在硬件上完成了从手工到机器生产，从国内领先到国际一流两次质的飞跃，为丰收酿造世界流行的典型性口味葡萄酒提供了保障。葡萄酒的质量“先天于”葡萄，“后天于”酿造。经过缜密研究，选择了与法国著名的波尔多地区同处于北纬40°，具有悠久葡萄种植历史的采育镇，建立了万亩葡萄基地，丰收牌葡萄酒的原料全部来自基地的万亩葡萄园，做到了当天采摘、当天进厂、当天榨汁，保证了葡萄新鲜，原汁原味。绿色是消费者永远的追求，也是丰收不懈的努力。
长城葡萄酒是由中粮酒业有限公司出品的长城葡萄酒是全球500强企业中粮集团旗下的驰名品牌，被誉为中国葡萄酒第一品牌，连续多年产销量居全国第一。“长城”系列葡萄酒是中国最早按照国际标准酿造的地道葡萄酒，中国第一瓶干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以及第一瓶起泡酒均在中粮酒业诞生。长城葡萄酒多次在国际专业评比中获奖，远销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海内外消费者的喜爱，被誉为“典型的东方美酒”，拥有“中国出口名牌”称号。产品曾先后荣获80多个国际、国家金银奖，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指定为“绿色食品”，在葡萄酒行业率先通过ISO9002质量体系认证和产品质量认证，首批通过国家免检。除此之外，长城庄园始建于1979年，位于著名葡萄产区-沙城产区的中心产地，是集基地建设、葡萄栽培、科学研究、产品开发、规模生产于一体的葡萄酒庄园，形成了国内最早、真正意义上的葡萄酒庄园。
中法合营王朝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始建于1980年，是我国第二家、天津市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合资的外方为法国人头马亚太有限公司和香港国际贸易与技术研究社。现生产具有中国地域风格的三大系列80多个品种具有欧洲风格的葡萄酒，生产能力为4万吨/年，是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全汁高档葡萄酒生产企业之一。王朝酒曾获十四枚国际金奖、八枚国家级金奖，被布鲁塞尔国际评酒会授予国际最高质量奖。农业部首批将王朝酒确定为无污染、无公害、无病毒、营养丰富的绿色食品。目前王朝酒被指定为国宴用酒，供应231个我国驻外使、领馆。
1892年，著名的爱国侨领张弼士先生为了实现“实业兴邦”的梦想，先后投资300万两白银在烟台创办了“张裕酿酒公司”，中国葡萄酒工业化的序幕由此拉开。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张裕已经发展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葡萄酒生产经营企业。1997年和2000年张裕B股和A股先后成功发行并上市，2002年7月，张裕被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评为“最具国际竞争力向世界名牌进军的16家民族品牌之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权威机构联合进行的2004年度企业竞争力监测中，张裕综合竞争力指数居位列中国上市公司食品酿酒行业的第八名，成为进入前十强的唯一一家葡萄酒企业。
1910年（宣统二年），法国圣母天主教会沈蕴璞修士于北京阜外马尾沟13号法国圣母天主教墓地创建用于教会弥撒、祭祀和教徒饮用酒的葡萄酒窖，并聘请法国人里格拉为酿酒师，生产法国风格的红，白葡萄酒，年产量仅为5至6吨。1946年，注册为“北京上义洋酒厂 ”，正式向外出售葡萄酒。解放后收归国有。1959年2月，北京市政府将其更名为“北京葡萄酒厂”，并注册了“中华”品牌，其主要产品“桂花陈”、“莲花白”和“中国红”均为世界或国内首创的新产品，而且非常切合当时中国消费水准和消费需求，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处领先地位。1987年3月17日建立“北京龙徽酿酒有限公司”，1988年，由中国特选葡萄，璧合法国先进酿酒技术，诞生了第一瓶葡萄酒，时值中国农历龙年，故为“龙徽”。为了保证每一瓶龙徽葡萄酒的质量，经法国葡萄栽培专家实地对土壤、气候进行考查，引进了十几种世界名种葡萄，选择了有800多年葡萄栽培历史的河北怀来县建立公司自己的葡萄园，为酿造纯正的法国风味的葡萄酒提供了最必要的优质原料，并骄傲的做出承诺“我们保证每一瓶龙徽都是用100%中国葡萄酿造”。由于它不懈的技术追求，并具独特的风格和纯正的欧洲口味，迅速获得国际的认可。自1989年10月（龙徽葡萄酒诞生的第2年）在法国兰斯地区获得金牌以来至今，龙徽在各地的世界葡萄酒比赛及国际专业葡萄酒大赛上荣获大奖、金奖等27个奖项。
金地国际花园
我们金地公司来北京最初的办公楼是酒厂的一幢四层红砖楼，原来一直是葡萄酒厂的办公大楼，这幢楼看来也有一些年代了。在九十年代初或者更早以前，这样的小楼在北京应该属于很让人羡慕的办公环境，但是现在它只不过是一个破旧的小酒厂里一幢不起眼的小楼，与大多数分布在数不清的老国企里的办公小楼没有什么区别。我来到以前，先头部队把此楼的三、四层进行了装修，成了我们在北京的总部。下图是2001年北京东郊葡萄酒厂大门的照片。
二楼以下，还是酒厂办公的地方。我们每天通过一楼的过道，通过二楼的楼道，时不时和酒厂的工作人员照面，偶尔打个招呼。在我看来，他们的表情比较平静，谈不上有什么热情。直到有一天，我发现那不是一种平静。
二楼有一个乒乓球室。原来是酒厂办公大楼里仅有的一项娱乐设施。有一天午饭时有同事说二楼的乒乓球我们可以去玩了。据说是公司领导和酒厂的领导已经谈妥，我们也可以和他们的工作人员一起利用中午或其他业余时间锻炼身体。
有好事者已经准备好了球拍和球，于是我们兴冲冲就冲下了二楼。
球室里还有酒厂的两位同志（一男一女）在打球。我们就耐心地等着。看到精彩之处，我们也击掌喊好。他们的反应比较平静。等他们打完后，我们就接着玩。大约十分钟后有一个戴着眼镜的女士拿着一个像瓶子一样的东西进来了，不客气地责问我们谁打裂了她的水杯。在场的是我、张和平、孙静和财务室新的女出纳。我们面面相觑，不明就里。于是这个女士（像是厂里的技术人员）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这个是她什么人的杯子，借给她用的，她要还给别人，这样破了怎么还。
财务室的女孩是北京人，马上就声明不是我们打碎的。杯子在哪我们都不在意。我一看架势不对，马上对那位女士说，大姐您不要急，您有什么要求您就说好吗？
女士说，你们得买一个赔我。
我于是说好的好的，您把杯子放这吧，过两天我们给您买好吗？
当然就玩得索然了。
第二天我让部门同事帮着买了一个一模一样杯子，下楼还给了她。她接过去的时候只是很平淡地说了声谢谢。
过后我一直想，北京人什么时候和上海一个样了？再过了一些天，又经历了一些小事，才发觉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酒厂大门外是一个老俩口开的士多店。我们上下班路过那里时常帮衬买些香烟。挨着建国路是两排六层的酒厂宿舍楼，楼面看上去并不显老旧，宿舍楼一层就有职员开个门，搭个小屋，就成了个小杂货店，我们常去的店子就是这样中的一个。有一天阳光很好，中午买烟的时候顺便坐在士多店门口晒了会太阳。这一天做店主是应该是老人的孩子，三十多岁。他对我们说，你们是金地的人吧。他接着说，我们要搬走了，但不知道要搬到什么地方去。这儿挺好的。这些宿舍楼还新着呢，要拆了，看着心疼。工厂现在也乱糟糟的，新工厂那儿不要这么多人，好多人要下岗了。
又有一天我们下班回家，大门有一辆出租车停着，上了车才知道他是这儿的家属。他老爸老妈都是这个厂的老职工。看起来他因为自己在厂外面有了自己的工作，所以说话也没有什么顾忌。他说了很多他们这个厂领导的坏话。他说，你们知道吗？我们不是怪你们，你们不来，也会有别的人要来，但是，你们知道吗？好多人的生活就不一样了。好多人就没有饭吃了。
下图是2000年酒厂所在东侧西大望路旧景的照片。
金地国际花园是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开发的第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由金地集团的子公司——北京金地鸿业公司与北京一轻集团总公司的合作，地块属于原北京夜光杯葡萄酒厂。2000年11月双方在京港招商会上确定了合作意向，2001年2月双方正式签定了合作协议。建筑部副部长刘志峰、北京市常委阳安江、副市长刘海燕、深圳市副市长王顺生，北京市规划院院长柯焕章等出席了签字仪式。
金地集团是一家专业的房地产公众上市公司，精品开发理念和产品主义思想是金地房地产经营的主要特色，金地花园、金地海景花园被评为深圳市模范小区和全国城市物业管理优秀示范住宅小区；金地翠园以其鲜明的现代和绿色主题，创造了深圳高尚住宅小区当年开发、当年销售、当年售罄、当年交付的纪录；金海湾花园把海文化融入小区的每一个角落，独创的卖楼先卖环境的营销理念，使金海湾花园创造了深圳豪宅的销售奇迹，半年时间全部售罄，并因此而获得2000年全国住宅设计创新风暴奖组委会特别金奖第一名。
“金地·国际花园”住宅小区，位于东长安街建国路91号，项目总占地面积10.5公顷，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30万平方米，公建配套2万平方米，公寓总数1800套，商住房总数200套。
“金地·国际花园”由南区和北区组成。北区占地面积77044.2平方米，由五栋超高层住宅塔楼构成，住宅区内还保存有工厂原址的成年老树，小区由香港王董公司主持设计。2003年商品房的对外销售均价是9000元/平方米。由北京金地格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朝阳区金地国际花园居民住宅小区，被北京市建委评为2006年度“北京市优秀管理居住小区”。
“金地·国际花园”的南区为写字楼和公寓为主，由美国SOM公司担当设计。地面积27051.72平方米，由一栋150米高的国际甲级写字楼和另一栋国内高级写字楼及连接两座塔楼的三层商业裙楼组成。一期工程两座国际甲级写字楼和时尚购物中心，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A塔35层，建筑高度168米；B塔27层。南区建筑形体明快、简洁，通透的钢架玻璃结构，威严中透着现代感。朝向CBD东大门方向的立面，以一微微向外切出的三角形，暗示了大自然中水晶的折面——这是巨大“水晶”的一个“面”，在清晨、正午、黄昏不同的光线下折射出不同的美丽光芒。2004年公寓的对外销售价格为9800元/平方米。开发商名叫北京金地鸿业房地产开发公司。
潘石屹的SOHO现代城
2000年开始销售的“SOHO现代城”，位于大望路的西南角，建设用地是搬迁走的北京酿酒总厂的东部厂区，是潘石屹用2亿多元购买的（分期付款）。
“SOHO现代城”占地面积7.9公顷，总建筑面积48万平方米，分现代城公寓区和SOHO现代城办公南北两个区。
SOHO现代城办公区位于长安街南侧，总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占地面积2.6公顷，27万平方米建筑分A、B、C、D四个独立楼座，由3层高的商业裙房相连，整个建筑的一二层大部分为近2万平方米的商场，内设步行街，设计中有艺术庭院。楼体中间部分，每隔四层组成一个上下通透的空中庭院，成为这四层住户的公共交流场所，兼有调节室内外小气候的功用。
现代城公寓区（南区）由6栋28层高的塔楼组成，总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1999年商品房销售均价6000元/平方米。
该项目的开发商是中国SOHO有限公司，当时的正式叫法是北京红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潘石屹的第一个SOHO概念项目，小区内房屋出租率在80%以上，长期住户很少。
“SOHO现代城”是潘石屹在北京房地产界里真正独立操作淘到的“第一桶金”，据说纯利润有4亿元，这在十年前的中国，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开发现代城之前，潘石屹和冯仑等四人从“海口泡沫”里“玩地”中抽身，到北京玩的第一个项目是任志强阜外大街南营盘危房改造，成立了万通公司，项目的名字叫“万通大厦”，即知名的“万通小商品市场”。这之后，“哥四个”分家，各成立一家公司，各玩个的。
坚石公司诈骗案
2004年，在北京发生了轰动京城的“坚石公司诈骗案”，公司法人是潘石屹的弟弟潘石坚。
2006年3月17日，因在北京城制造诈骗大案而轰动一时的坚石房地产经纪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波及其女友蔡敏，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后被判处无期徒刑、没收其全部个人财产和有期徒刑10年。历时2年的坚石案最终落幕。
潘石屹旗下的坚石，一块著名的烫手山芋
坚石诈骗案之所以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其实人们真正关注的不是于波和他的女友蔡敏，他们只不过是一个房地产中介行业里的小小沙尘。人们真正关注的是频频在各种媒体上露面的地产大亨潘石屹。作为中国房地产界出镜率、知名度都很高的地产商，与潘石屹有关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是媒体追逐的对象，何况正是潘石屹注册了坚石公司，他本人就是坚石公司的第一任法定代表人，他的弟弟接手后转让给了于波，而于波在诈骗的过程中对外宣称公司的法人是潘石屹的弟弟潘石坚。因为潘石屹的名人效应，于波蒙骗了很多人，所以坚石出事之后，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很敏感，他们认为名声赫赫的潘石屹若能出点什么新闻，那么该新闻的披露，肯定增加报道的阅读量。基于这个不为外人道的因素，众多媒体把一起司空见惯的诈骗案炒作成了2005年京城房地产界第一大案。
其实，这确实有点冤枉了潘氏兄弟，因为潘石坚经营坚石时，虽然公司处于亏损状态，却没有任何房屋中介方面的经济纠纷，潘石坚把坚石这块烫手的山芋转手给于波之后，于波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打着潘石坚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旗号进行诈骗，才因此波及潘石屹和潘石坚兄弟俩。
如果说潘石坚有错的话，错在他把一个虽然亏损但是却非常著名的公司卖给了于波。但如果他事先预知于波会打着他的旗号到处诈骗，甚至最后还让哥哥潘石屹拿出1000多万元“私房钱”摆平此事，当初于波就是磕头作揖，潘石坚也不会当这个冤大头的。
坚石案出名就出在潘石屹身上。
1999年9月，在京城声名鹊起的房地产商潘石屹注册了北京坚石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咨询和中介等业务。1999年11月24日，北京坚石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1000万元，住所地为北京市怀柔县雁栖镇下庄村南，法定代表人为潘石屹。
2001年5月15日，坚石公司变更名称为北京坚石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潘石屹的弟弟潘石坚，其余登记事项均未变更。潘石坚接手后，主要做房地产中介业务，先后在北京开过10个分部，但经营状况一直不好，不但前期投入没有收回，而且亏损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潘石坚开始打算出让坚石公司。
此时，本案的关键人物于波出现了，这个于波是黑龙江省铁力市人，大专学历，近年来一直混迹于北京的房屋中介公司，熟悉此行业许许多多明明暗暗的行规。
2003年5月，于波通过朋友找到潘石坚，表示愿意接手坚石公司，并愿意承担坚石公司的所有债务、债权、财产，包括坚石公司的下属分部。这正是潘石坚求之不得的好事，双方很快达成了转让协议。经过对公司资产的清理，当时坚石公司尚有几百套房子正在执行之中，公司亏损的数额潘石坚计算出来的是30万元，于波计算出来的是80万元。最后潘石坚和于波商定把亏损数额定为60万元，潘石坚把坚石公司名下所有的直营店、加盟店、办公用品、已付押金、业务资料、营业执照、资质证书、财务账册一并转让，公司全部股权作价59万元，以50万元作为偿付房主的钱，于波付给潘石坚9万元，首付1万元，另外8万元为分期付款，其余债权债务全部由于波承担。
2003年6月11日，潘石坚和于波在坚石公司办公地点中鼎大厦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也就是说，于波仅仅用1万元的价格，买下了亏损60万元但却在北京房地产界赫赫有名的坚石公司。
挂羊头卖狗肉，打起地产大亨的旗号诈骗。
那么，混迹于京城房地产界多年，又聪明绝顶的于波为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其实，于波看重的就是潘石屹的名头。在很多人眼里，潘石屹这三个字，毫无疑问标志着京城地产界的某种信誉和号召力。这个自称“土鳖”的潘石屹能在京城最繁华的黄金地段呼风唤雨，他旗下的公司怎么会诈骗普通房主的几千块钱房租呢?
尤为重要的是，在潘石坚转让坚石公司之前，坚石公司注册资金达1000万元，是北京首批“放心中介”，是经营房屋中介的好载体。于波接手坚石公司时，同时也接手了该公司此前与房主签订的数百份合同，这些合同多数是在“非典”暴发前签订的，合同租赁价远远高于接手后的市场价。但是，于波仿佛不屑于赚一点点转租之间的差价，他接受公司不到一周，就开始施展他的“空手道”。
2003年7月初，于波召集他的手下，开始实施他制定的经营策略。于波的主要策略是与房主签订1年的合同，争取2个月的免租金期;但与房客签订3个月的合同，收3个月的房租;最后房客住了3个月，但公司只给房主1个月的房租，然后跟房主找茬，撕毁合同。于波认为，这样公司有了利润，还不违法，顶多是经济纠纷。
但是，仅仅过了1个月之后，于波就不满足于这样小打小闹了。8月初，于波召集全部部门经理开会，命令手下各部门将手中的房源低价出手，尽快收回资金，于波许诺给各部门的提成由原来利润的50%提高到营业额的50%，房价降价的幅度从300元到500元不等。如此下来，房价降价再加上分配给各部门的利润，以从房主那里转租的月租金为3000元的房子为例，转租给房客为2500元，各部门和业务员提走1250元利润，到了坚石公司手里的钱只有1250元，每月3000元的房子缩水了一半还多。
但是，即使是这样，于波还是觉得资金回收太慢。到9月初，于波再次召集部门经理开会，要求继续压低出租房屋的价格，至于压低的幅度，由各部门经理自行掌握，有的房子月租甚至降低了1000元。
如此压低房租价格，自然引来房客如云，压在坚石公司的房子很快转租出去，而且给房主的钱是按月付款，但转租给房客都是按照全年度付款，这样于波手里很快拿到数百万元现金。
于波手下的部门经理和业务员与客户签订合同时，大多使用化名。业务员与房客签订合同后，房客向公司负责财务的蔡敏交钱，公司再按照比例给业务员提成。在这个期间，公司的部门经理和业务员都心知肚明高进低出是不正常的运营方式，所以他们很多人只做很短时间，拿到提成后很快离开了坚石公司。
但是这样高进低出，意味着坚石公司要赔掉成本的一半以上。于波手下的一位部门经理高某，在9月1日到10月20日的50天里，部门流水50万元，高经理就拿到了19万元提成款，分给部下3万元后，他自己净赚16万元。这钱来得太快了，他意识到早晚要出事，结账几天后，高经理就拿着属于他的16万元一走了之。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金钱的诱惑下，很多部门经理和业务员不但助纣为虐，甚至还有人甘做于波的替罪羊。于波一个叫段玉龙的老乡到坚石公司打工，干了不到一个月，于波就让他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并告诉他只当两个月再换过来。段玉龙问起原因，于波告诉他说：“最近上面要查账，法人多了就给查账制造困难，你当两个月法定代表人给你10万元。”
2003年8月，于波就跟段玉龙办理了股权转让手续，之后于波分几次共给了段玉龙9万元。但是，段玉龙从未参与过坚石公司的经营管理，甚至他在当法定代表人期间回了老家。两个月后段玉龙从老家回来，他觉得不踏实，让于波找别人当法定代表人，于是，坚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落到一个叫王建华的人头上，这个王建华也是于波的黑龙江老乡。
通过这种“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猫腻，2003年下半年的坚石房地产公司早已不属当年享誉京城的房地产大亨潘石屹的旗下，截至2003年11月案发时，坚石公司已五易其主。坚石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顺序是：2001年5月，坚石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潘石屹的弟弟潘石坚;2003年6月24日，潘石坚将公司转让给于波：2003年8月13日，于波又将公司转让给其同乡段玉龙；2003年10月31日，段玉龙将公司转让给王建华。
其实，于波之后的两个法定代表人不过是傀儡而已，坚石公司真正的老板是于波。
多行不义必自毙，犯罪者逃到天涯也枉然。
于波大量将房屋低价转租出去后，并没有打算把收来的钱交给房主，他其实早已做好了挟款外逃的打算。但是，很多房主拿不到钱，自然要向坚石要个说法。
2003年11月9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警经侦队接到一名姓冯的女事主报案称，她与坚石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出租委托合同》，然而，房子交给坚石公司代管以后，冯女士却没有收到公司应付的租金。深感不安的冯女士赶紧与坚石公司业务员联系，却无论如何也打不通业务员留下的电话。冯女士立即找到中鼎大厦坚石公司总部，却发现公司已人去楼空。随即，冯女士向警方报案。
与此同时，海淀警方又连续接到数十个坚石公司客户打来的电话，都是反映坚石公司就地蒸发之事。此时，中鼎大厦有几十名坚石公司客户冲进坚石公司总部。在现场，几十名房主激愤的情绪难以控制，他们反映的情况与报案的冯女士大致相同。侦查员发现，坚石公司一面以明显高于市场平均价的价格与房主签订租赁合同大量聚敛房源，另一面却又以大大低于市场平均价的价格将房子转租出去。
坚石公司存在卷款出逃的诈骗嫌疑。2003年11月9日，海淀公安分局刑警经侦队立案侦查坚石涉嫌诈骗案。
大量事实证明，于波在收购坚石公司后频繁更换法定代表人，不过是在玩偷梁换柱转移债权债务的金蝉脱壳之计，其疯狂高进低出套取租金的真实目的就是诈骗。在事实基本清晰之后，海淀刑警全力以赴追查失踪的涉案主要嫌疑人于波。
但是，案发后于波下落不明。警方只在罗马花园查到了于波以97万元现金购买的一套187平方米的住宅以及以48万元价格在朝阳望京西苑购买的一套两居室住房。
刑警对于波两处房产布控后，均未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2003年11月20日，侦查员前往于波原籍黑龙江，在当地警方配合下查找于波线索。但是，在长达1个月的布控中，警方没有发现于波与原籍联系的蛛丝马迹。
正当案件侦破陷入僵局之时，2004年1月中旬的一天，警方接到于波的妹妹托人捎来的话，问100万元能否为其哥买断官司。侦查员推断投石问路之人一定是于波自己。随即，侦查员将力量集中在对于波妹妹北京的暂住地进行布控。2004年2月10日，海淀刑警发现于波妹妹与海口一个长达57分钟的通话记录，海口被警方目光锁定。
2004年2月24日23时许，公安人员敲响了于波的房门。应声开门的是于波的女友蔡敏，公安人员进入房内时于波正在上网，在于波床边案头撂着3本书，分别是刑法、刑事诉讼法、合同法，3本书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
于波辗转辽宁、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五省区，逃亡3个多月，他怎么也想不到，北京警方能在天涯海角找到他。于波感到无论如何也难逃罪责，遂为自己设计了彻底消失的计划，逃到海口后他闭门不出，每天抱着刑法、刑事诉讼法、合同法看。于波还前往当地整形医院了解整形手术的情况，准备对自己进行拉皮。与此同时，他找人为自己制作了一个名为吕宜柱的假身份证，在当地隐姓埋名。警察找到他时，于波正在做第三步，弄一张“死亡证明”。
2004年4月2日，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以涉嫌合同诈骗及伪造居民身份证两项罪名批准对于波、蔡敏依法逮捕。
最令于波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警察会在海口抓到他。返京路上他苦笑着对刑警说，前几天跟蔡敏一同去了一趟天涯海角，出租车司机说，做生意的人不要去那个地方，那里表示走到了尽头。
坚石诈骗案被媒体曝光后，在于波下落不明的前提下，社会和媒体的注意力瞬间集中在潘石屹兄弟身上。2003年12月2日，潘石屹及其弟潘石坚在代理律师陪同下，向媒体澄清坚石公司和潘氏兄弟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并出示股权协议转让书予以证明。
潘石屹的律师公开解释称，随着转让股权协议的签署及工商登记的完成，潘石坚与坚石公司再无任何瓜葛。潘石坚既不承担这家公司的债权和债务，也不负责执行这家公司正在履行中的合同。潘石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如果有关机构认定潘石坚对坚石事件负有责任，潘石坚将承担此责任，涉及赔偿方面的问题，潘石屹愿意借钱给潘石坚。但潘石屹宣称“绝不给坏蛋买单”。
但是，在于波归案之后，为了平息坚石诈骗案给京城房地产中介带来的震荡，潘石屹对外界宣布，虽然曾经说过“不给坏蛋买单”，但鉴于于波已经落网和受害者的实际困难，他将拿出自己的1000万元“私房钱”为于波“买单”。
2004年11月，坚石诈骗案进入理赔阶段。由市建委下属的市房屋置换中心等有关部门组成的理赔办公室对理赔工作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是对城八区的受害者逐一预约到现场登记，第二是在算出总理赔金额后将1100万元按比例发放到受害者手中。
理赔金除了潘石屹的1000万元“私房钱”，还有于波被捕后查抄其名下的两套房产和部分现金，折合人民币100余万元。2005年1月14日起，理赔办公室开始发放赔偿金。据悉，共对1400多名受害者发放了赔偿金。
潘石屹“建外SOHO”能吸引购房者眼球的三个“秘诀”
潘石屹在长安街做的第二个项目，是花了6亿元购买了北京国有企业的“大哥大”北京第一机床厂一半的厂区，建起“建外SOHO”，总面积达50万平方米，使得潘石屹在三年内迅速由亿万富翁演变成为几十亿富豪。
一、银行优惠按揭贷款
基于SOHO中国有限公司良好的资信状况，以及建外SOHO强势的市场影响力和上佳的销售表现，香港东亚银行、永亨银行决定给予建外SOHO特殊的优惠按揭政策，建外SOHO是当时北京地区唯一获得此项优惠的地产项目，这极大地刺激了建外SOHO70%投资型购买者的购房欲望，因为还贷压力能减轻一半左右。比如2003年内地银行八成二十年按揭公寓贷款年利率5.04%，外资银行给潘石屹2.5—3%；内地银行八成十年按揭写字楼贷款年利率5.76%，外资银行2.5—3%；内地银行八成十年按揭商铺贷款年利率5.76%，外资银行是3%。
二、北京有大量来自国内的投资型购房者
SOHO项目80%以上购买者都是以投资为目的，不是自住房。难怪售楼小姐的口头禅是，“SOHO是个品牌，买房的都是老客户。”据了解，购买SOHO的老客户，一期购买者，山南地北哪的人都有；而第二、三个项目中的大部分购房者，集中为“山西煤老板们”。为此，二个SOHO项目在山西省太原市和大同市知名度很高，还有山西籍项目销售代理人。潘石屹为此两下山西，并在太原市设立了一个售楼处。
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灰色收入”的北京人
2005年被媒体曝光的“京城商业贿赂第一案”的主角叫温梦杰。他在2002年11月，以其妻子的名字购买了“建外SOHO”上千平方米、价值3000多万元的铺面房。
一个国有商业银行的处长，何来巨资如此爽手买房？原来他1999年当上处长后，利用掌握的权力，从设备采购到软件交易，每当做成业务后，便向相关公司索取好处费。有人粗略算过，其受贿贪污的数额，竟占到北京农行与相关公司交易合同总额的1/8之多。由于“来钱”来得太快、太容易，因此，一掷数千万元买房，眼睛眨都不眨一下，便不足为奇了。
潘石屹的“SOHO”是什么东西？
任志强与潘石屹二人的最初相识是在1993年。那时，潘石屹是刚刚成立的万通地产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是冯仑。他们在海口房地产泡沫爆发之前，成功地抽出资金逃生，带着几千万元现金来到北京发展。
在西城区建委介绍下，潘石屹与任志强任经理的西城区城建第二开发公司谈判，投资开发阜成门外南营房危房改造一栋6万平方米公建项目，位于阜成门立交桥的西南角。
300多年前，那里是清王朝八旗驻军的营房，以驴市口为界分为南北营房。清王朝灭亡后，营房成为居民区。南营房校场曾是民国北京四大菜市交易市场之一。1956年以后成为破烂的民居。
谈判时，比任志强小6岁的潘石屹非常谦虚，向任志强请教了不少房地产方面的专业问题。这时的任志强已经在北京旧城改造领域摸爬滚打了10年，又是西城区的“大地主”。
面对初出茅庐的潘石屹，任志强很是不屑。尤其是当他谈到转让条件是“七通一平”土地时，发现潘石屹居然都没听说过这个术语，便毫不留情地嘲讽道：“你连什么叫七通一平都不懂，还做什么房地产？还敢来北京？”
不仅如此，任志强还强势要求，拟开发项目“万通新世界”而成立的新公司必须是任志强国企下属子公司，他要保留5%的股权。理由是，潘石屹不懂房地产，必须由他来把关。
这次合作虽然最终非常成功，双方都获利颇丰，尤其是万通在北京一炮打响，但潘石屹从此给任志强留下了“无知”和“爱贪小便宜”的坏印象，而潘石屹也见识了任志强刻薄和较真的强势性格。
1995年，潘石屹离开了万通地产，与妻子张欣联手创建了北京红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欣是英国剑桥大学硕士，曾在华尔街做过投资顾问，她给潘石屹带来了概念地产和房地产艺术等新元素。在妻子帮助下，潘石屹很快便用“在家办公”这一概念，在北京长安街建了SOHO现代城。
然而，楼盘建起来后，却没有预想的那样好卖。1999年8月，潘石屹找来地产代理商邓智仁做销售顾问，可邓智仁不仅没有帮他，反而以20万元的高薪将潘石屹手下4名销售副总一夜挖走。
潘石屹气得半死，请任志强前来评理，任志强却鄙视了他一番：“你们是狗咬狗，两嘴毛！”
潘石屹只得求助媒体，连夜写了一封题为《现代城四名销售副总监被高薪挖跑了》的信，发给了北京的数家媒体。第二天，几家大报刊登了这封信，引起了轩然大波，现代城也借此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北京最知名的楼盘，房子大销。
反败为胜的潘石屹得意不已，于2000年2月邀请一向不怎么瞧得起自己的任志强来参观现代城样板间。哪知，任志强参观后不但没说一句好话，反而提出了一大堆意见。不仅如此，任志强回去之后，还写了一篇批判文章，说SOHO这种物业类型，办公不像办公，居住不像居住，如果不做修改，最后只能炸掉。
潘石屹吓出一身冷汗，赶紧写了一篇解释文章公之于众。很快，京城两家报纸同时以大版面刊登了任志强和潘石屹的文章，把“潘任之争”推向社会。一时间，SOHO现代城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力。当热闹的讨论结束时，现代城也基本售罄，潘石屹捡了个大便宜。
潘石屹的“SOHO现代城”之所以获得成功，就在与潘石屹在国家政策不健全之际，成功地打了一个“擦边球”——炒作“SOHO”概念。
从此以后，潘石屹的公司就变成了“SOHO”，也就是说，潘石屹就是“SOHO”，“ SOHO”就是潘石屹，潘石屹现在公司的名字就叫——SOHO中国。
什么叫SOHO？该称呼起源于美国，是英文small home and samall office之意，中文意思是“居住的小房子当做小工作间使用”，主要是指那些流浪艺人，在自己的家里创作艺术品、画油画儿、给歌词谱曲，然后到地铁车站或街头公园，演唱、卖画儿、卖艺等。在商业繁华地区，中国的开发商过去曾大力宣传一种叫做“商住两用”的房子，即在住宅楼里开公司。
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在同一块地块，住宅项目如果向国家交纳的土地出让金是每平方米1000元的话，商业项目交纳的土地出让金可能就是每平方米3000元。开发商炒作“商住两用”，就是想用省掉这中间2000块钱来吸引小公司和投资者的购房欲望。
住宅就是住宅！商铺就是商铺！要想办公司，请到写字楼去！
建设部早有明文规定，严格禁止在住宅楼内开展经营性活动。2006年北京市工商局也公开宣布不允许用住宅面积当作公司的注册地点，住宅面积搞经营活动（开公司）是违法的，其正式称呼叫“住宅禁商”。
所以，潘石屹在北京盖的212万平方米房子，大约有6000多个购房户，房产本上房屋用途一栏，写的不是“住宅”，就是“商业房”，要不就是“办公用房”，根本不可能写“SOHO”所宣传的概念——住宅和小型办公室兼用型房——“商住两用”。
综上所述，SOHO只是潘石屹宣传的一个品牌，而这个品牌充其量只是一个称呼，仅其建筑特色角度上讲，既没有概念，也没有内涵，潘石屹建的12个SOHO没有一个是雷同的。
潘石屹的“一打”SOHO
潘石屹，男，生于1957年，出生地是甘肃省天水市，因父亲在他出生那年被错化成“右派”，潘石屹自小就生活艰难。1980年，他在北京读完大学后，分配到石油管理局当干部。80年代末期，在深圳、海南以官方公司身份从事房地产开发。他利用业余时间”倒卖土地“在海南完成个人原始积累。1992年回到北京，组建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任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与冯仑等人合作开发阜成门万通新世纪广场、万通发展大厦等项目。
1995年潘石屹与妻子张欣共同创立了SOHO中国有限公司（以前叫过红石公司、中鸿天公司），开始了在北京独立开发房地产的历程。1998年在北京销售了第一个项目八王坟的“SOHO现代城”，获得成功。该项目获首都建筑艺术委员会评定的建筑设计艺术创作一等奖。
张欣，女，1965年出生于在北京。14岁移居香港。之后，她留学英国，就读于苏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经济学专业。1992年，从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毕业，获得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此后加盟华尔街，先后在高盛和旅行家集团任职，直到1995年底返回中国，与潘石屹共创了他们自己的房地产公司——SOHO中国。作为中国知名的房地产品牌，SOHO中国入选2006年《财富》杂志中文版评选出的“最受赞赏的中国公司”全明星榜。2002年9月，在第八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上，张欣荣获特殊大奖“建筑艺术推动大奖”。2004年1月，张欣和潘石屹夫妇被Asia Inc评选为亚洲50岁以下的最具活力的锋线人物。
下面是潘石屹开发建设的12个SOHO。
第一个SOHO：1996年潘石屹以总价约6亿元人民币购买了北京红星酿酒总厂部分土地，在八王坟建起近50万平方米“SOHO现代城”。据说，该项目净利润达15亿元人民币。为此，被赶出局占公司15%股份的二位小股东曾把潘石屹告上了法庭。
第二个SOHO：2000年潘石屹花费了15亿元购买了第一机床厂三分之二面积的厂区，建设“建外SOHO”。利用三年的时间把房子全部卖光。有了钱，买第三个SOHO的地。
第三个SOHO：2003年潘石屹以10亿元的“低价”购买了任志强东大桥项目一半面积，建设起18万平方米的“SOHO尚都”。任志强这位地产“精灵”为什么舍得“割肉”呢？原来任志强急等钱用，要用潘石屹的现金购买东直门交通枢纽40%的股权。
任志强是国有企业出身，在京城有很好的人脉，可以获得良好的土地资源，在西单商业区能以任志强房地产公司“华远”名字命名的“华远街”就有四条，可见任志强活动能力之大。在这一点上，北京任何一个开发商都没做到，包括中国房地产首富大连万达的王健林。
任志强自脱离国有企业后，基本丧失了无偿获得土地的机会，卧薪尝胆经营了五年。但是，他与香港华润的合作，使任志强个人腰包增加了近5亿元，任志强成为名符其实的“富人”。
任志强可不是揣着钱到国外享福的“闲主儿”，他有他的抱负。
任志强第二次获得土地的机会是与首旅集团合作，首旅集团手里掌握大批50年代建设宾馆和饭店，亟待更新改造，它们都在三环路内黄金地带。任志强可是打包卖卖“小地块”的高手，于是一个又一个小项目被任志强转手“倒卖”（正式名称叫合法转让项目和项目公司）。任志强挣了更多的钱，他开始不卖房了，专卖地了。
揣大把现金的潘石屹越来越相信，任志强是个“高品质”的大地主。
潘石屹把任志强称作“大哥”。
潘石屹笑着说，“小弟有钱，可没'粮票’，大哥就是我的'土地银行’，我要'用鸡蛋换粮票’。”
任志强扶了扶眼镜说，“在大西北把你饿出毛病了吧。大哥我看中的可是你口袋里的'MONEY’”。
第四个SOHO：2004年潘石屹以24亿元购买了任志强手中的二个“烂尾楼”项目。据说，这次“闪电般”的签约仪式是在昆仑饭店咖啡厅举行的，合同书原稿是一张咖啡厅埋单条的空白背面。手写的合同书全文总共五十多个字，其中包括签名和年月日十几个字。潘石屹在三元桥建起了5万多平方米的“SOHO北京上舍”。
因为继2005年从任志强手中买下尚都项目，解了自己的“断顿”之忧后两年，他再次从任志强的华远集团手中，买下了两个地处黄金地段的项目，尽管每一次可是花费不菲。
任志强此次“出售”的两个项目，是北京公馆和民源大厦二个“烂尾楼”，总金额约25亿元。其中原民源大厦是任志强刚刚收购的物业，便转手卖出。民源大厦实际上是上市公司琼民源圈钱的烂尾项目，已经在国贸大厦西边戳了12年。后来在处理遗留问题时由一家名为“野力”的民营公司接手。当时，潘石屹也曾试图插手该项目，可是，潘石屹正处在上市关键期，最终还是被任志强拿到了手。据称，当时任志强完成该项目的全部收购谈判，只用了短短的三天时间。
而北京公馆，则是华远在北京燕莎商圈地区运作多年的项目，一度也是任志强的“主力阵容”。2007年3月，任志强与一家境外投资基金达成初步协议，由该基金出资收购北京公馆项目的绝大部分股权，以实现任志强套现解资金的燃眉之急。此时，任志强一度认为一切已经妥当。然而，霎时收紧的限外资政策，使其计划未能成行。2007年7月，国家外汇管理局下发文件，要求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对于在2007年6月1日前未予备案的房地产外资，将暂停办理结售汇的手续，而截至当时，任志强所引进的外资买家，并未搭上末班车，最终无奈只得罢了。在任志强仍缺现金的情况下，出价略高的潘石屹，一下打动了任志强，双方随即成交。种种迹象显示，此次任志强“逆市卖地”，恐怕与2005年将尚都项目转手于潘石屹的商业逻辑相同，即“潘氏缺项目，而任氏缺钱”，这恐怕是二人最终能一拍即和的主要原因所在。
可以说，这两桩交易基本实现了双赢。对华远而言，解决了上市获批前因为业务扩张导致的资金流紧张问题；对于SOHO中国而言，香港上市后需要成熟资产丰富产品结构，满足上市公司对财务报表的要求，支撑其股价，扩张是一种必然行为，任志强是其老合作伙伴，信誉好，项目适宜，成为首选合作对象也很自然。
老潘在北京做了前六了SOHO，二个是买工厂，一个是从土地市场拿的，剩下三个全是任志强转卖给他的。
2007年有人问潘石屹明年拿地计划时，任志强笑言“潘石屹明年要出100亿元拿地”。潘石屹表示“上市后钱多了，有地才有发展，任志强就是我们的土地中心。”
第七个SOHO：2002年潘石屹在海南省博鳌镇建设“博鳌蓝色海岸”项目，这是潘石屹第一个拥有部分产权成为自己资产的项目，也是SOHO中国借机上市圈钱的资本之一。
第八个SOHO：2007年3月，潘石屹以总额近35亿元，拿下南三里屯一块建设用地，建设“三里屯SOHO”项目，仅拿地成本就超过7000元/平方米，未来售价更有可能创北京新高。该项目位于三里屯工体北路以南“新三里屯太古广场”的正南面。总建筑规模47万平方米，由5个购物中心和9幢30层高的办公和公寓楼组成，其中商业12万平方米，其余面积为写字楼和高档公寓，在2009年、2010年陆续建成。
第九个SOHO：2008年5月，潘石屹斥资55亿元收购北京住总集团位于朝阳门的凯恒中心，并更名为“朝阳门SOHO”。该项目属于东城区朝阳门内南片危房改造项目，投资商凯恒公司因为拖欠银行大笔债务和住总集团施工款，面临工程停工企业破产的尴尬境地，为了避免走进法庭，才决定转让这个已经基本建成、总建筑面积30多万平方米的“熟鸭子”。
第十个SOHO：2008年9月，潘石屹以8.9亿元人民币收购了中冶集团在中关村西区的“金和国际大厦”，将该项目更名为“中关村SOHO”。
在2008年全球陷入经济危机情况下，海淀区人民政府为了救市，于2008年8月发布了《海淀区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暂行办法》，从财政支持、税收优惠等多个方面促进创业投资的发展。对于新设立或新迁入海淀区且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在海淀区的创业投资企业及总部型创业投资管理企业，租用办公用房从事创投业务的，可以享受三年中关村写字楼租金价格补贴。第一年补贴50%，第二年补贴 30%，第三年补贴 20%。
就着海淀区政府财政支持的春风，潘石屹从朝阳区第一次走进了海淀区。2008年9月，SOHO中国与中冶新奥正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冶）达成协议，以8.9亿元的价格收购后者所持有的金和国际大厦。新项目重新命名为“中关村SOHO”（中关村PE大厦）。中关村SOHO工程在2008年年底竣工，2009年3月开售。金和国际是中关村西区最后一个可以销售的商业项目了，占地面积 5654.3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8850.44平方米，可销售面积4.42万平方米。大厦地上13层，地下4层，由德国建筑师设计,整体建筑由弧形双塔高智能办公高层与底层商业部分组成，原来是中冶集团想在北京地产打造5A智能化甲级纯商务写字楼。原计划是2007年3月28日正式开盘，2008年3月31日入住。
潘石屹的最后一个SOHO在望京。
潘石屹100亿买“前门项目”
位于北京中轴线中心、最靠近天安门的百年老街前门大街，从明正统年间至今已有570年历史、并被著名作家肖复兴称之为“通往中国的心脏”的街区。
现如今已经面貌一新。但是开街四年后的前门大街，游人却显得稀稀落落，除了老字号全聚德门前呈现出热闹的景象外，在180家店铺位置的前门大街上，大多数的店面依然大门紧闭，空无一人，很多店面甚至还没有标出名号。
几经论证的《前门地区修缮整治总体规划方案》于2003年正式通过北京市政府的批准。根据这一规划方案，彰显百年老街的文化魅力、恢复古都的历史风貌，成为此次前门大街改造工程的重点。前门项目被划分为44块土地，其中33幅土地、规划总建筑面积16.5万平方米，由崇文区所属的北京天街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开发建设，另外11幅土地、规划总建筑面积19.5万平方米，由崇文区政府所属的天街公司进行土地一级开发。
2007年初,当崇文区政府斥资22亿元完成了这一地区的动迁工程后，SOHO中国公开介入了该项目。2007年3月17日，老潘旗下的红石实业公司与北京市崇文区国资委、北京崇远投资经营公司、天街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注资1.441亿元购入天街公司49%的股份（后转让给老潘私人持股的丹石投资），原第一大股东北京市崇文区国资委占股48.5%，退居第二；另一家隶属于崇文区国资委的北京崇远投资经营公司仍然占股2.5%，为第三大股东。
同年5月，前门大街所在的崇文区政府启动了北京前门大街两侧修缮改造工程。改造工程启动之后不久，老潘宣布拿下前门大街改造地区44块地中的33块，全面介入到该项改造工程当中，余下的11幅土地有待公开招标。而根据SOHO中国的改造计划，将把前门打造成为商业步行街，店铺模仿上世纪20年代老北京的样子。
前门项目之所以被SOHO中国高调曝光，缘于公司上市计划的正式启动。作为SOHO中国里程碑式的项目，SOHO中国在其上市《招股说明书》中，将“天安门南（前门）”项目赫然列在其中。此外在《招股说明书》的附录中，公司对这一项目的情况也给予了详尽的说明。由于很多投资者非常看好这个项目，这一项目被视作是SOHO中国在香港成功上市的筹码。
2007年10月8日，SOHO中国成功挂牌，募资到128.6亿港元。老潘公开表示，上市所融得的资金将主要用于购买前门项目的地块以及进行开发。
2007年，SOHO中国上市一波三折，但正是因为潘石屹介入前门大街项目开发的预期，最终得到了投资者的认可——当前门大街项目44块土地中的33块归到潘石屹名下的时候，SOHO中国启动了全球路演。
潘石屹透露说，前门大街项目投资额可能达到100亿元，超过公司之前所有项目的投资之和，可见潘石屹对该项目的看重。在上市之后的一次采访中，潘石屹信心十足地说，他制定的计划是持有前门大街两侧的房产3—5年，“培育成熟了再说卖不卖吧。”
不过与上市之初高调介入前门项目不同的是，各种迹象表明手握150亿元的上市融资资金的老潘却无从对前门项目下手，这个项目不仅逐渐变得让他感到很头疼，而且SOHO中国进军整个前门项目的信心也在逐渐减弱。有媒体报道说，崇文区政府制定的前门规划方案因不符合北京市的历史文化保护计划，SOHO中国前门项目的发展计划暂时被迫停止。
在得知SOHO中国将参与前门项目的改造建设之后，2007年6月，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公开发布了《关于老城保护年度评估报告》,《报告》指出，由于前门项目地处鲜鱼口胡同地区（位于鲜鱼口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西侧）,属于《北京旧城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的范畴，希望SOHO中国能在这方面慎重行事。此后，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还将此《报告》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给了SOHO中国的相关部门。
早在老潘信心百倍地介入前门项目之前，SOHO中国就制订了只租不售的赢利模式，以期能够赚取稳定的现金流。不过在2008年3月7日，汇丰银行针对SOHO中国发表的业绩报告称，由于该公司成功收购前门项目其余11块地的风险增大，因此对其评级由“买入”降为“中立”。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可以预见的是，老潘在前门项目上面临着很多矛盾，前门项目未来的发展前景不是很乐观。由于如今对开发商而言，是现金为王的时代。目前前门项目没有投入大量的资金，短期内对SOHO中国来说将是一件好事。但是作为上市之初承诺的今后主要的盈利项目，如果SOHO中国不能顺利地将这些资产装入上市公司并兑现当初的盈利承诺，公司未来就必须对战略投资者的150亿元做出一个明确的交代。
前门改造一度搁置不前一年，坊间有很多传闻。这些传闻在今天来看，全都是假的。真正的原因则是受到专家包括文物保护专家的巨大压力。他们认为，整个区域只能微循环改造，修修补补，修旧如旧，这个观点在国内外很流行。包括很多外国人都认为，北京已经被开发商给搞坏了，尤其是前几年改造的两条街——金融街与金宝街。说前门大街再也不能像那两条街一样了，一定要保护，不能开发，只能搞微循环改造。而你潘石屹就是开发商的代表，各方面都会对你心存疑虑。总之，一些不信任情绪是存在的。
关于个中原因，有人认为是北京市政府坚决拒绝商业力量介入开发。
事已至此，潘石屹只得无奈表示：“由于得不到政府批准，相信这是打破僵局的唯一办法。”
也有人认为，北京市政府可能并不信任SOHO中国的商业运营能力。因为前门大街项目定位于一条高端的步行商业街，这与以往的SOHO系列项目是完全不同的产品形态。并且，SOHO中国此前一直坚持散售商业物业的方式，门面房落产权落在散户手里，不利于前门地区商业物业的统一经营，前门大街不能成为大红门服装批发城。事实上，在2008年上半年，潘石屹的SOHO尚都的小业主们就因经营状况不好而与SOHO中国发生冲突。
最后，潘石屹只得到前门大街象征性的5万平方米商铺，并于2008年6月底开始招商。潘石屹将一改以往散售物业的模式，而是持有物业，以期为公司带来稳定的租金收入。尽管在之前的SOHO项目中，一直协助小业主招商，但是对于统一经营前门大街这样的标志性步行商业街，SOHO中国也将面临巨大经营风险的挑战。
实践证明，4年后的潘石屹5万平方米高价商铺——门可罗雀。
试可想，每天有上万旅游团游客在观看天安门广场升旗后集体游览前门大街，怎么可能花几万块钱买一件衣服呢？
看来，缺少北京文化的老潘是在“北京文化之魂” 的项目上栽了大跟头。但笔者希望：老潘还是当年那个潘石屹，因为他并不老；更何况他还有一位贤内助张欣呢。
“买前门楼子”的故事
北京有句老话“你有钱，买前门楼子去！”
这是老北京讽刺人自吹有钱或显摆有钱时的一句俗话。来源于北京解放前最大的百货商店——亿兆百货商店买前门楼子的传说。
据传当年某军阀占领北平，听说全城最大的商号是亿兆百货商店，就把亿兆的老板传来，说：“我的军队保护你们商号，你们得出点儿军费！”老板说：“大帅让我们捐多少？”军阀说：“一万万是一亿，一万亿是一兆，你们叫亿兆，可见你们的钱海了去了，就出一百万现大洋吧！”老板傻了，“大帅取笑了，我们取店名，只是求吉利，哪儿真有那么多钱？”“那就五十万。你交完钱，前门箭楼就是你们的了。”“五十万也没有，就算全店能值五十万，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现金呐！”“那好办！现金你能拿多少是多少，剩下我让人去你们仓库拉货，拉多少算多少。就这么定了，明天就去人拉。”第二天，从亿兆仓库往外拉货的车就排起了长龙，整整拉了一天一夜。还甭说，那前门楼子还真归了亿兆，那年亿兆灯节放花就在前门楼子上，看花的人满街筒子。亿兆有钱不假，可买这前门楼子有什么用？从此，就有了“有钱买前门楼子去！”的俏皮话儿。
关于这个传说，有很多版本，都传得有鼻子有眼儿，以致某些后来的本店职工都相信有那么回事儿了。我有幸认识几位亿兆百货商店的元老，亲历其事的王志成老先生说，根本没买过前门楼子，不过从亿兆仓库拉货和在前门楼子上放焰火倒是真的，那事儿说起来，可就得从亿兆的东家说起了。
20世纪30年代，北平长春堂药铺的大掌柜张子瑜很善经营，他掌管长春堂旗下的企业有药店、饭店、油盐店、木厂和棺材铺等。长春堂药铺，就是现在前门箭楼南边路东的长春堂药店的前身（当时在鲜鱼口里边）。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他发现日用百货有很大的商机，就决定开百货商店。1935年由长春堂出资2万现大洋，聘请当时有名的百货商刘孟炎、赵彬儒为掌柜，在前门大街东侧的瓜子店街开办了亿兆百货商店，这是北京的第一家专营日用百货的商店。
刘孟炎和当时同德银号的总经理王俊臣关系非常密切，可以随时向银号贷款。赵彬儒和全国各地及日本的很多生产厂家都有良好的关系，进货渠道很广。这样，亿兆不愁周转资金，不愁货源，又地处华北最大城市的中心，很快就发了起来。不久，在大蒋家胡同（现名大江胡同）开了第一分店，在东晓市开了第二分店，店名叫瑞昌和以及一个很大的仓库，在前门大街路东的街面上开了第三分店。在日本、天津、青岛、上海都有驻庄机构（办事处），负责与当地厂家联系进货。全店职工近800人，号称千人，在当时只有一百万人口的旧北京，绝对是第一大商店了。
1942年，长春堂药铺制药厂和毗邻的华乐戏园发生火灾，华乐戏园老板到当局告长春堂老板张子瑜，说戏园火灾是长春堂做药时引起的。当局让张子瑜赔偿戏园老板，张子瑜不承认火灾是自己的责任，当局即决定从长春堂所属的企业亿兆百货商店拉货物作抵，共拉走日本香皂12000打，当时每打96元；袜子12000打，当时每打180元，用50辆排子车拉了一天一夜。后来经中间人调停，最后决定由长春堂出钱重建戏园，占三成股份，才算了事。
事有凑巧，那年正月十五元宵节，不知是谁说亿兆要放焰火，很多人去看，越聚越多，把铁栏杆都挤坏了。当时仓库的负责人、大师兄王志成去门市办事，遇到这事，去请示刘孟炎，刘孟炎让他找前门警署请警察驱散人群。署长说：人太多了，没法驱散，你们就放点儿花吧，没地方就上前门箭楼上放去。刘孟炎只好让伙计现买焰火到前门箭楼上去放。
后来，不了解内情的人把两件事连在一起，就成了亿兆买前门楼子。如今，北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亿兆失去了北京第一的头衔。随着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原来繁华的街道相比之下变成了小胡同，亿兆的总店和第一、第二分店相继关张，在前门大街的第三分店就撑起了亿兆的招牌，就是现在的亿兆商场。虽然我知道了事实的真相，但每当路过前门大街，还是不由得想起那幽默的传说。（文章来自东城区政府网站）
潘石屹100亿失算“中服地块”
北京中心商务区“CBD东扩”将开发12宗土地，包括核心位置的“中服地块”，这也是北京市区内最后一批优质地块。
此前，在投资前门项目“马失前蹄”的潘石屹信誓旦旦地表示，“100个亿力拼中服地块。”是的，在长安街上扎根15年的潘石屹，怎么能让嘴边的“烤鸭”飞到他人的餐桌。
2010年8月2日，在北京昌平区小汤山镇九华山庄，参加投标的企业从清晨便开始备战第一阶段的竞标，从早上9点30分持续至下午3点左右。
“史上最庞大的土地投标。”一向高调的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在微博中如是说。SOHO公司发言人称，目前有61家企业参与竞标，几乎全国做商业地产的知名开发商都已报名参加。
潘石屹透露，CBD核心区投标，除SOHO中国外，还有60家公司参加竞标中服地块，起拍价50万元。包括：万通、万达、远洋、富力、首创、中信、融侨、苏宁置业、海航置业、和记黄埔、九龙仓、天润、中建国际、珠江投资、新华联置业、北京富德兴建置业、北大方正、广东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联通投资、中先国际控股、标准投资集团、中国中科担保、中航投资、亿利投资、北京涛利投资、葛洲坝集团、国通高盛、和谐海峡信用担保、安邦财险、科智担保、联通投资、北京平准投资、信宝行（宝马）、天籁印象文化传播等。不少知名企业以联合体形式参与，而大多数知名开发商则坚持单独竞标。
经过第一阶段竞标，潘石屹等9家公司得到参加第二轮竞标的资格。
在第二阶段竞标中，潘石屹的专家评分——垫底。
最后，潘石屹看中的“烤鸭”落入中信的餐桌。
北京潘石屹哪去啦？
在中国房地产界，潘石屹无疑是个另类。他一次次处于是非的漩涡，一次次不按常理出牌，因此为世人瞩目。潘石屹成为中国地产界知名人物因素多多，有主观操作，有客观促成。
首先，潘石屹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所开发的每一个项目在商业上都取得成功，SOHO中国的单个项目销售额及纳税额，连续多年在中国地产行业名列前茅。潘石屹所开发单个项目的利润率在中国地产行业最高。
其次，潘石屹是一个守法的商人。他在中国年开发地产面积排在全国地产大亨100位以外，但是他年上缴利税却始终排在全国前十位。仅从这一点，笔者认为潘石屹是位守法公民。据国家地税局公布数字，2003年SOHO中国公司纳税1.778亿元人民币，位居全国地产商第二；2005年，SOHO中国纳税3.03亿元，列北京市第一名。
第三，潘石屹在北京开发了十几年，前六个项目总量不过212万平方米，在北京大牌开发商中，连前三十名都排不上。但他又是一个北京地产界的公众人物。每逢国家房地产政策方面有个风吹草动，他总评论上几段。曾经在一段较长的敏感时期里，他的名气仅排在任志强之后，列京城地产老二。这与潘石屹喜欢把商业“生活娱乐化”，个人不怕坦诚面对社会公众有关。所以，他经常是广大传媒追逐的对象，年年轻轻的潘石屹，被媒体界称为“老潘”。
第四，潘石屹付出高昂的设计费，在全亚洲范围内邀请了12位著名的建筑师，为他设计一所私人住宅，其位置在北京市的西北角——延庆县的大山里，名字叫“长城脚下的公社”。据说，这12名亚洲顶尖设计师每人收到潘石屹100万美元设计费。
潘石屹讲，“长城脚下的公社”是SOHO中国最具创意的项目，是建在水关长城静谧的山谷上的私人收藏的当代建筑艺术作品。2002年“长城脚下的公社”应邀在威尼斯双年展“第八届国际建筑展”上展出，张欣作为这个项目的策划人和投资人，“因其大胆的创新精神，积极推动12名亚洲建筑师设计建造出极富当代精神的私人住宅”，而一举荣获威尼斯双年展“建筑艺术推动大奖”。同时，“长城脚下的公社”参展模型也被法国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收藏，这是蓬皮杜艺术中心收藏的第一件来自中国的永久性收藏艺术作品。
其实，这个项目也就是11幢别墅加1座会所，2002年完工。那次工程从邀请设计师、设计获奖到工程完工，前后用了二年多时间，就盖了几栋二、三层高的房子，理论施工工期不会超过150天。为什么拉长时间？这就叫做“商业炒作”。
第五，潘石屹在海南省博鳌镇，万泉河的入海口，开发了“博鳌蓝色海岸”项目，由115幢现代化的别墅群组成，该项目与博鳌亚洲论坛会址为邻。2002年完工后，就被2003年博鳌亚洲论坛指定为会议用房。现在那里是度假休闲场所。2003年3月，香港设计师严迅奇因设计“博鳌蓝色海岸”作品，获得香港建筑师学会颁发的2002年建筑大奖“境外作品奖”。据未证实的消息说，在建设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因潘石屹长期拖欠施工单位的大量施工款，曾被告上法庭。
第六，2003年底，轰动京城的“坚石诈骗案”社会曝光后，在主犯于波下落不明的前提下，社会和媒体的注意力瞬间集中在潘石屹兄弟俩身上。2003年12月2日，潘石屹及其弟潘石坚在律师陪同下，向媒体澄清坚石公司和潘氏兄弟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并出示股权协议转让书予以证明。原来坚石公司最早是潘石屹的，由其兄弟经营。坚石公司以高价收房但只付给房主部分钱款，然后迅速以低价卖出房子，从中得到近千万元的差价后，主犯卷款销声匿迹。潘石屹称，如果有关机构认定潘石坚对坚石事件负有责任，潘石坚将承担此责任。最后，他还是拿出自己的1000万元“私房钱”，撩了此事。真是“名人是非多”。
第七，2005年潘石屹曾花费几千万港币工作费，想把他的公司在香港独立上市，费时一年多，终无结果。其实，道理很简单。潘石屹声明自己每年能收入多少多少钱售房款。但人家把你的几千万元工作费花光了后，再问你一个最最简单的问题：想当上市公司，你有多少资产？潘石屹的全部工作，就是卖住宅、卖商铺、卖车位、卖SOHO、卖概念，直到卖得房无一间，地无一垅。2005年“8·31大限”后，禁止协议出让建设用地，潘石屹曾非常痛苦地说，“我有钱，但没粮票（土地）”。没有资产的公司，何谈上市。最终，潘石屹还是在2007年把SOHO中国成功“借壳上市”了。
第八，最近五年来，任志强与潘石屹利用一切机会在各种场合对国家房地产政策大加议论，微博、论坛、媒体访谈、两会发言、与领导见面，他俩的言论嫣然成为中国房地产走向的“风向标”。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潘石屹是中国房地产界的一位“新闻人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一个首要条件是“人有所居”。从此，任由开发商控制中国房地产价格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政府开始加大社会保障房建设的力度。人民谈论的话题已经变成了经适房、二限房、廉租房、新农村建设和城市棚户区改造。
在过去的2011年，中国供应开发土地面积的60%用来建设社会保障住房，20%的面积用于公益性建筑，只有20%面积让房地产开发公司去“炒作商品房”。
这时的任志强和潘石屹早已逃离北京，到地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去“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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