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回眸老大学余韵，重温大学精神：逝去的大学 作者：陈远,谢泳
《逝去的大学》回眸老大学余韵
文/陈远
在一次和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的聊天中，我们谈及过去的教育和当下的教育。黄先生感慨地说：“在家有父母，何必靠外人。”黄先生此语是有感而发：1949年以还，在大学结构上曾经有过两次重大的调整，一次是在1952年，史称“院系调整”，另一次大规模变动是上个世纪末的所谓“院校合并”。前者学习苏联，后者看似学习欧美，实则好大喜功。我想黄先生的意思是说“我们过去的大学本来有很好的传统，何必总是去学习外国呢。”这本书，就是一本关于“过去的大学”的书。
过去的大学，大抵如一个人，时间久了，变形成种种个性，在校则成为校格。过去的大学生，从他的言谈举止就可以判断出他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就是因为有校格存焉。校格的养成，有赖于校长，所谓“大海航行靠舵手”。但是过去的大学校长都有一种较高的自觉，那就是在一所大学筚路蓝缕的开创时期发凡起例创建制度之后，将自己置于制度之下而非凌越于制度之上，比如北大的蔡元培、南开的张伯苓、光华的张寿镛。曾经担任过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又对教育史素有研究的章开沅先生对此体会颇深，在前不久出版的《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中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校长责任重大，不仅其办学理念、谋划决策关系着学校的发展走向，而且其一言一行所体现的品格、作风，也悄然无声地对众多师生产生某些影响。”校格之养成，此之谓乎？
1949年之后，随着环境的改变，过去大学的环境也随之改变，一些大学消失了，如燕京大学、光华大学；一些大学改变了，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过去大学的流风遗韵，只留在曾经在那里读过书的人们残存的记忆或者后人的感念之中。1982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钟叔河与朱纯二位先生所编的《过去的大学》，是我看到第一本有“普及意义”的“大学往事”，钟先生乃当代出版大家，编出书来自然有大匠之风，编书这种事，大学者不屑为，小学者不能为，以先生之学识、之地位而编《过去的大学》，其人文关怀，令后生如我者感佩不已。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陈平原先生编出一本《北大旧事》引起一时纸贵，谢泳先生有感于此，倡议编一本《清华旧事》，我不及二位先生的专深，只好把过去存在过的大学笼而统之，编成这本《逝去的大学》。但是在私意中，也确认为中国除了北大与清华两所至今仍受世人瞩目的国立大学之外，一直被冷落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也有值得感念之处，他们在北大与清华之外，也算是开辟了中国大学的“第三条道路”。
本书分三辑：第一辑“大学与校长”选取当时名胜一时的大学中最著名的校长，或叙述他们创建学校之时的艰辛，或叙述他们在大学生存环境发生转变之际的境遇以及选择。不仅记“其迹”，而且记“所以迹”。蔡元培、竺可桢、梅贻琦、张伯苓、司徒雷登、唐文治……这一串名单，可以作为过去大学校长的一个缩影，从中当可窥探出过去大学的发展史。第二辑“大学往事”，选取了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云南大学等过去少为人提起的大学，这些大学至今多已不复存在，看看发生在过去这些校园里的故事，当知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所在。第三辑“大学理念”是近年来时贤对于过去大学留下来的资源的一种梳理，可以看作是对当下教育的谏言。
记得萧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过这样一句话：一九四九之后，不作兴把自己的书献给谁了。工作之余，我编了一本这样的书，我也没有想过把它献给谁，如果非要把它献给谁的话，我首先要献给的是我自己。因为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总想做个与众不同的人，但是我把自己跟自己的那些同学比较，怎么看怎么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后来我在书上读到大师们的风流遗韵，不由得对养成他们的环境产生兴趣，这也算这本书的由来。如果还要献给谁的话，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正在大学里读书的莘莘学子以及跟我一样曾经在校园里读过书并且迷惑过的人们，我们不能改变周围的环境，但是我们能够改变自己。
;; （此文为《逝去的大学》一书序）
《逝去的大学》; 陈远 编; 谢泳等著;; 同心出版社出版 2005年3月第一版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的灵魂(1)
文/陈远 司徒雷登，1919年担任新成立的燕京大学的校长，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 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 1918年，出生在中国杭州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在南京踌躇满志地度过了他人生中的第42个生日。他有理由踌躇满志，因为从他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以来的活动以及收到的效果，不仅让他所隶属的美国南北长老会对他刮目相看，而且也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声誉。也是在这一年，位于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筹划酝酿已久的合并初步达成了一致。司徒雷登从来没有想到，他之后的命运会与这所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是合二为一，彼此之间可以互为代名词。然而，在当时别的人看来，出任这所还是将来时的燕京大学校长的最合适人选，则已经是非司徒雷登莫属了。 当年“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的领袖罗拨·史庇尔（Robert E. Speer）认为“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因此他“判断”：“司徒雷登是‘北京大学’（后改名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F. S. Brockman）则推荐说：“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身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俩。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北京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1918年的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但是司徒雷登本人对于这项任命却并非心甘情愿，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他说：“……我实在不愿意去。我对金陵神学院的工作十分满意，在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已经得心应手，而且正在从事几项写作计划。”他的许多朋友，也认为那几乎是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并且劝他不要去。但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即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的父亲）却对他表示了支持，但是他同时提醒司徒雷登，在他应聘之前，应当仔细审查经费方面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一位燕京老教师的回忆中体会哈利·卢斯博士的提醒的深意。包贵思女士（她是冰心先生的老师）在她写于1936年的《司徒雷登传略》中回忆：“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陈在新博士与李荣芳博士）。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 虽然司徒雷登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任命并不情愿，但是他并不是个畏惧困难的人，同时，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并对中国有深厚感情的美国人，他认为创建一所新大学，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而且这个任务跟他服务于自己的祖国美国也没有什么冲突。司徒雷登接受了聘请，但是同时约定：他不管经费的事情。 为燕京大学寻找新的地址 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正式走马上任，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6月份他到达北京，遭遇了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尴尬。那时候，五四运动结束不久，但是学生运动依然还是此起彼伏。在6月2日、3日、4日，学生游行示威的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前后有一千多名学生遭当局逮捕。按照计划，司徒雷登应于6月8日跟学生们正式见面，算是新校长的就职典礼。不巧的是那一天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没有被捕的燕大学生，都满怀热情地跑到大街上去欢迎英雄们的光荣出狱，谁还顾得上这位上任之初的司徒校长？ 不过，让司徒雷登头疼的不是这突如其来的尴尬，这种局面对于熟悉中国形势的他来说，也许是意料之中。 虽然一开始曾经约定他不负责经费的问题，但是他一旦坐上校长的位置，这个问题就会来困扰他。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他回忆到：“当时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而学校当前的情况却需要更换一个更适合发展的校址，不然燕京则没有办法发展。根据司徒雷登的学生韩迪厚回忆，1919年的秋天，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是这样的景象：那里有五间课室。一间可容一百学生的饭厅，有时用这间大屋子开会，也有时用来讲道。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此外刚弄到手一座两层的厂房，原是德国人建的，可以改作课堂和实验室。 没有办法，只有自己来。那个不负责经费的约定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一纸空文。他开始在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的帮助下募捐资金。募捐资金难免遭逢尴尬和白眼，但是司徒雷登觉得，即使募捐不成，那么也要和对方交为朋友，以便之后燕京大学的道路能够更加顺利。不过，他内心深处的感受，则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曾经感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如今美丽的燕园还在，只不过已经更名为北京大学。司徒雷登是怎样找到了这个地方？又是如何把它变为燕京大学的新校址呢？在他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司徒雷登看上了这个地方，他找到了这块地当时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在和陈树藩交涉的过程中，司徒雷登显示出一如平常的那种非凡交际能力，结果，这位督军仅以六万大洋的价格把这块地让了出来，不仅如此，他还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捐作为奖学金。但是司徒雷登的本领当然不仅仅表现在募捐上和寻找校址上，否则，他仅仅称得上是燕京大学的一位精明的管家，而不会成为它的灵魂人物。 哈佛燕京学社 过去的大学校长，往往把学校内知名教授的数量看得比什么都要重要。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与之相比，司徒雷登没有说出过这样的名言警句，但是在他心里对于这一点却深以为然。在燕京大学初创时期，他延请到了刘廷芳和洪业两位名师，在他们的协助以及影响之下，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到上个世纪20年代，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张东荪等名宿……名师出高徒，雷洁琼、冰心、费孝通、侯仁之、王种翰等等，都是那一时期的学生。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的灵魂(2)
而真正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则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上世纪初期，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1863-1914年）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遗产中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合组成一个机构，来执行这项计划。起初遗嘱执行机构选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和中国的北京大学，但司徒雷登设法成功地说服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司徒雷登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弄得我十分紧张，心里为自己事业的前途担忧，连吃的东西也顾不上看一眼。 出任大使晚景凄凉 我们可以注意司徒雷登在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之后所说的那句话，在说那句话的时候，他完全是以一个中国人自居并为此感到欣喜。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他不仅把燕京大学看作自己毕生的事业，更是把它看成是中国事业的一部分，认同这所大学是“中国人的大学”。也正因为如此，司徒雷登在当时的燕大师生当中受到极高的推崇。而由于燕京大学的成功以及它的影响，司徒雷登在中美两国的声誉也在上个世纪中叶达到了巅峰。 有一件事特别能够体现燕京大学以及司徒雷登在当时中国的影响。1935年，那时候的燕京大学已经享誉国际，当时对于政府的一些部门来说，它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有一次司徒雷登发出了这样的抱怨，蒋介石知晓之后，立即为司徒雷登在南京励志社安排了一次演讲。那次演讲，蒋介石临时有事，未能参加，但是在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率领下，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张群、何应钦、陈诚在内的各院、部和三军负责人近200人出席了这次###。在这次演讲中，司徒雷登把燕京大学的种种状况介绍给当时的官员，以至于此后的燕京毕业生在应聘政府职员的时候，政府部门都不得不对他们青眼有加。 司徒雷登对于学生更是像一个慈祥的长辈，在燕京学生人数较少的时期，他能够准确地说出每个学生的名字。后来学生逐渐增多，但他依然努力做到这一点。当时燕京有个规定，未名湖里禁止钓鱼，但是有个学生忽视了这个规定，正当他手持鱼竿在未名湖畔悠然自得的时候，一个慈祥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来：“这湖里面的鱼不错吧？”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司徒雷登也在考虑着是否把他经营了许多年的燕京大学迁往后方，但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让这所大学留在北京。他迅速地在燕园升起美国的星条旗，以表示此处属于美国财产，又特别在大门上贴上公告，不准日军进入。司徒雷登本人并不认同共产党，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时期，抗日刊物以及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依然在燕京大学里正常地得以出版。燕京大学的校友、旅加拿大学者林孟熹在多年之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星条旗啊！多少年来你曾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令《独立宣言》蒙羞的可耻记录，可这一次却让你顿增光彩。”由于司徒雷登这种兼容并包的胸怀，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中，抗日救亡的呼喊得以在这个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中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就满脸笑容地对司徒雷登说“……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仿佛就是一体。那所由他的朋友们捐赠给他作为居所的庭院，位临未名湖，冰心先生给它起了个诗意的名字：临湖轩。但是司徒雷登并没有一个人独享它，而是作为学校的办公地点，所以，很快地，这座庭院成为了燕京大学的标志。每年的6月24日，燕大的学生必定来到这里，给这位受他们尊重的校长祝贺生日。1926年6月5日，司徒雷登的夫人在这所庭院离开人世，她的墓地成为了燕大校园中的第一座坟墓。也许，从那个时候起，司徒雷登就跟燕京大学融为了一体。 他本来应该一直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校园里，但是在1946年，他做出了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选择。在他即将离开北平的时候，在某个中美联谊会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他突然发现了已经认识了多年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他的即席发言中，他把自己与胡适作了一番比较，他说：“他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指胡适辞去了驻美大使的职务），返回了北平当大学校长，而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博士所避开的。”不过，燕京大学校友林孟熹对此则有不同的回忆。 林孟熹曾就司徒雷登出任大使请教当时燕大政治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成员陈芳芝，陈芳芝回忆说：“在离开燕园赴南京就任前夕，司徒雷登曾经对他说：‘出任大使是为了谋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环境下，燕京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 但是长于治校的司徒雷登对于政治显然没有对于教育那样了如指掌，这段大使生涯让他感到心力交瘁。他想一碗水端平，因此得罪了他过去的老朋友蒋介石，以至于1950年司徒雷登的75岁寿辰，当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请示蒋是否以蒋的名义赠送鲜花，蒋冷漠地回答：不必了。甚至他昔日的学生们，也不能完全了解他的一片苦心。据林孟熹回忆，1948年5、6月的一个下午，燕京的学生代表在临湖轩就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交换意见，气氛剑拔弩张，因为燕大过去给他的教育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随着南京的解放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踏上回美国的飞机，离开这片他曾经生活了50年并曾经深深热爱过的土地。在飞机上，他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在那里面，司徒雷登完全成了一个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替罪羊。而在大洋彼岸的这一侧，毛泽东主席则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这位老人再也支撑不住，一下子中风卧床不起。在他身边的，只有过去一直支持他的秘书傅泾波。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王公的后人，在司徒雷登卧床不起的日子里，体现出他一如既往的君子之风，像一个儿子一般服侍在司徒雷登的身边。恐怕也只有他，能够体会司徒雷登此刻心情的荒凉。 作者简介： 陈远，1978年生。毕业于河北科技大学。近年来关注于考察中国近现代文化生态。现供职于某报社。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1)
文/《陆志韦传》编写小组 陆志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心理学家、语言学家、诗人和教育家。他长期从事心理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是我国心理学开创者之一。1894年2月6日，陆志韦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府吴兴县（旧称乌程县）南浔小镇，1937年“七七事变”后，研究心理学的条件受到限制，他转而从事汉语音韵和语法的研究。1952年后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研究语言学，成为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之一。 陆志韦先生为人正派、学识渊博，为教育事业做出过很大贡献。然而1949年以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使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才干无法充分发挥，身心受到损害，1970年不幸去世。1979年，党和国家为其恢复了名誉。 1926年，美国在华传教士司徒雷登正担任着燕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他路过南京时看望陆志韦先生。在陆家，他们两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而且特别谈到了燕京大学的发展鸿图。那时，燕京大学刚从北京城里的盔甲厂迁到西郊的海淀，学校的局面亟待展开。司徒雷登发现陆志韦先生正是他办学事业中所需要的人才，于是流露出拟邀请陆先生北上燕京大学执教的想法。 1927年4月5日，陆志韦先生应燕京大学之聘，出任燕京大学文学院心理学教授，兼任心理学系主任。时年33岁。 那时燕京大学校园还在大兴土木。建筑师们在未名湖西南岸的小山坡上修建了一座校园主体建筑群的模型，供有关人士参观提意见。贝公楼、穆楼和睿楼已建成，而适楼、姊妹楼（也就是甘德阁和麦风阁）还在施工中，燕园已经有了初步轮廓。水塔已建成（那时叫博雅塔），它采用了中国密檐式佛塔的形式，而实际上是一座供水用的高位储水塔。塔影倒映在未名湖宁静的水面上，堪称京西一景。钟亭也修成了，一口明代的大铜钟悬挂在亭中央，每隔半小时敲响一次的钟声，总是那么深沉而浑厚。校工周大爷每到该打钟前的5分钟，就拎着个马蹄表从贝公楼东门出来走到钟亭，看着表，差几秒钟就举起锤来，准时敲下去。燕园的生活就像这钟声那么稳重、准时，似乎人们所称道的燕大效率，就是由这位和蔼认真的老校工掌握着的。 陆先生来到燕园时，燕园的建设方兴未艾，燕京的教育事业前景开阔。对一位年轻的学者来说，正是英雄用武之地。 燕京大学的心理学系尚在初创阶段，基础较为薄弱。陆志韦先生到校之后，努力筹划，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把这个系建设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系科。系里拥有一个有上千册心理学专业书籍的图书室、两间心理实验室、一个实验动物饲养间、一间暗房和一间隔音室。这些都是讲授科学心理学所必须的，在当时也可以称得上是具有先进科学水平装备的系科了。 现代心理学是现代科学中一门新兴的学科。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它脱离哲学的母体只有几十年短暂的时光。人们常常误认为现代心理学是神秘的、唯心的或不科学的，在当时的中国，尤其如此。陆志韦先生等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把西方的现代心理科学引进到我国的教学中来的。 陆志韦先生到了燕京大学之后，除了为创建心理学系而努力工作之外，还积极参与校园内的其他社会活动，深受燕京大学教职员同事们的爱戴。1928年他被推举为燕京大学教师会的主席，曾多次为谋求中国教职员工的利益而仗义执言，与校方力争。 陆志韦先生是一位涉猎面极广的学者。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记忆力极强，知识面甚广。到燕京大学执教之际，他已经是一位在心理学方面有不少著述、在学术界知名度相当高的学者了，故在当时心理学界，有“南潘①北陆”之誉。30年代他所讲授的“系统心理学”课程，被认为是在国内仅有的。他在国际心理学界，也有着一定的地位。 陆志韦先生给人的印象是庄重严肃，其实，他也常常十分幽默。在心理学系的实验室里，饲养着几十只小白鼠。这是供研究实验用的，饲养费用由哈佛燕京学社供给。白鼠是舶来品，它们的饲料也是舶来品，其中就有美国的克宁奶粉。沈道璋先生曾在做实验时说：“这小东西比人还贵族！”说着用小匙舀了点奶粉放进自己嘴里。陆先生笑着说：“你也是小耗子了！”还有一次，心理系的师生在用迷路箱（Maze）测试小白鼠的学习曲线。从下午2点开始，一般的情况只需6小时左右小白鼠就能到达终点。可是这次到了晚上7点钟，它还没走完一半路程。陆先生来看时，笑着对参加实验的几个人说：“可能这小耗子不够饿，没兴趣找东西吃！”又过了一会儿，他从家里拿来几张葱油饼给没有吃饭、坚持做实验的人吃，说这是对他们忍饥的诱奖（Incentive）。 陆先生对打桥牌十分感兴趣，从500分、拍卖桥牌到定约桥牌都能玩，而且能耐心地教给初学者，经常约一些教师和同学到他家去玩。 1933年，陆志韦先生获得中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奖学金，又去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心理学（主要内容是神经学技术），时年39岁。为了更有效地利用那里优越的实验室条件，他整天埋头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研究工作。经过一年紧张的研究与学习，1934年完成进修归国。 主持校务 陆志韦先生从美国途经上海抵达北平，才到家就听朋友说，司徒雷登已准备推举他当燕京大学的代理校长。 司徒雷登之所以要推举陆先生作燕京大学的代理校长，是因为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规定，外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当校长。而那年春天，原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吴雷川先生因年事已高，又与司徒雷登在办学方面有不同意见，已经辞去了校长职务。这就需要物色一位合适的继承人选，于是乎就遴选到陆志韦头上了。其原因，笔者估计大概有几点：第一，陆志韦先生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的知名度。第二，他是埋头治学很少过问政治的人，因此受政治上的动荡的影响会小些。第三，当时国内教育界人士中常有派系之争，而陆志韦没有介入任何派系，一直处于超然地位。此外，他受的是美国的教育，是美国托事部或基金组织易于同意的人选；同时，他在洋人面前能替中国教职员工说话，维护中国教职员工的利益，也能够被大多数中国教职员工所接受。就这样，1934年夏，陆志韦被任命为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时年40岁。 燕京大学当时由校长与校务长双重领导。校长之设立完全是为了应付国民政府关于教会学校要由中国人当校长的规定。而校务长的职务，则是为了向美国托事部和基金组织负责。校务长的英文名称叫President，校长的英文名称叫Chanellor。这两个字在美国人看来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大学的一校之长。不过在当时的燕大，学校实权主要掌握在校长手里。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2)
陆志韦先生答应只代理1年，可是事实上一代理就是3年整。直到“七七事变”日寇占领了北平后，他才中止了代理校长的职务，而由司徒雷登担任校务长和校长两个职务，以应付日本侵略者的干扰。但是陆先生仍然要协助司徒雷登处理学校很多行政事务。 1934年陆志韦先生从美国进修回国后，本来打算继续深入生理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工作，但是，由于时局动荡，学校经费短缺，无法创造条件来进行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工作，他就只好转而研究语言学方面有关心理学的问题了。正如他在所著《古音说略》一书的自序中说的：“由生理心理以知语言学之大要，由语言而旁涉音理，初亦无志于古音……”他对于儿童语言的研究、拼音文字的探索，以及对古诗音韵的研究等，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他认为“两只耳朵一支笔，随时随地都可以做些研究工作，不必跟着仪器走”。 支持进步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 从陆志韦先生到燕京大学执教到1937年夏天为止的11年间，中国大地上始终战火连绵。先是军阀混战，然后是北伐战争，再以后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并建立了伪“满洲国”。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内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不可能再有一块安静的乐土来供学者们致力于学术研究。 陆志韦先生代理燕京大学校长期间，日寇侵华日甚一日，政局多变，环境恶劣。广大进步青年学生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抗日救国运动。陆先生对学生的爱国行动一贯积极支持，对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十分不满。他利用代理校长身份和在学术界的名望，千方百计与国民党当局周旋，尽量使爱国学生不吃亏或少吃亏。 那几年中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使陆先生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有了一定的认识。1937年夏天，蒋介石召集全国各大学校长赴庐山“集训”，陆先生托故没有参加。 1936年底鲁迅先生逝世后，在北方各大学里很难找到能开大型追悼会的地方，燕京大学却得到陆校长的支持，在燕园举行了北平追悼鲁迅先生的第一次大会。这次大会冲破了当局阻止各校追悼鲁迅先生的禁令。那时，经常有一些进步学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或传讯，陆校长不断为他们具结保释，王汝梅（现名黄华）就是其中的一个。中国革命的友人斯诺是燕京大学的教员，应当说，只有当时燕园的那种环境，才给了他一个创作的良好机会。陆志韦先生与一些重要的共产党人也有所接触，邓颖超同志就曾在斯诺掩护之下，暂居燕京大学。 在“孤岛”继续办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北平、天津的一些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纷纷撤退到内地。燕京大学的行政领导也曾讨论过是否撤退的问题。后来校方认为，燕大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学校属于美国财产，日寇没有什么理由对它进行接管或干涉，因而没有同时撤退。果然，日寇因顾忌于与美英尚有外交关系，没有占领校园，于是总算保留了燕京大学这么一块处于敌人刺刀丛中的自由学习园地。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私下称这个敌伪包围下的孤岛为敌后抗日根据地。那时，平津一带沦陷区很多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撤退到后方去的青年学生，纷纷奔向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则尽量多招生，以便培养更多的抗日爱国青年，因此，学生人数猛增。 陆志韦先生虽已不再担任代理校长，但仍参与校政。当时，日本侵略者飞扬跋扈、气焰嚣张，虽说尚未占领学校，但是刁难与磨擦则无时不有。例如，他们要求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庆祝”日本侵略军攻占中国城市的游行，学校没有同意。又如，他们借口说燕京大学既然是一所国际性大学，那么就不能没有日本籍教授，于是，提出要向燕大派遣三位日籍“教授”，实际上是三个监视爱国师生抗日活动的特务。在这种形势下，为了维护这块自由学习园地，使之不被敌伪的奴化教育污损，校方提出日籍教授不能由日方派遣，而应由学校自己聘请。于是，校方主动聘请了一位真正的学者、考古学家鸟居龙藏教授，这才搪塞过去。燕京大学就是这样不断应付日寇的种种无理要求，坚持真理，坚持学术自由，维持课业，勉为其难地苦撑了四年。 这期间，在燕园里人们可以收听短波广播，可以谈论抗战消息，《义勇军进行曲》不时在校园中飘荡。四年间，曾有不少学生要转到大后方或延安去学习、工作。凡是要走的同学，学校都为他们送行，由陆先生或司徒雷登，以及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的老师邀请他们吃晚饭，叮嘱他们要记住“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预祝他们一路平安。不但替他们绝对保守秘密，并且大都向他们资助一些路费。 陆志韦先生在这几年里，除了协助办理校务和带心理学研究生外，主要的工作是研究汉语的语音史。西南联大曾约陆志韦先生去执教，先生未去。原因之一是不忍抛下无依无靠的家庭，同时也认为应该坚持在燕京大学为国家教育事业继续出力。当然，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蒋介石的偏安政权不抱什么希望。 对于国民党后来的假抗战真###的政策，对于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以及对于国际上的政治动态等，陆志韦先生经常在各种不同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言论是相当激烈的。那时，虽然燕园是在美国人庇护下，但敢于直言不讳谈论抗日问题的并不多见，因而他赢得了全校师生们的赞誉。 这个时期的学子们很难埋首于课堂学习。不关心政治的超然态度既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陆志韦先生也是如此，民族的屈辱不断地刺痛着他的心灵。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和继之出现的无数次爱国学生运动中，身为燕京大学代理校长的陆志韦先生虽然不便正面参加进爱国学生的行列中去，却总是想方设法保护青年学生。 “双十二”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位将军对蒋介石实行“兵谏”。 在中国共产党的调停下，国民党同意国共再次合作，一致抗日。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陆先生也异常兴奋。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为全国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从此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定的好感。 1938年，燕京大学学生冯树功骑自行车行经西直门外白石桥时，被一辆横冲直撞的日本军车轧死。消息传到学校后，群情激愤，纷纷提出要日本军方严惩肇事凶手。燕京大学当即以书面向占领军当局提出抗议，并在校内组织召开了追悼会。追悼会是由陆志韦先生主持的，他拖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地走上了主席台，笔直地站在讲台上，面色阴沉，头深深地垂下，脸上的肌肉在抽动。礼堂内一片肃穆，足足有两分多钟的静寂。这难忍的沉默使全体与会者们透不过气来！突然，他用嘶哑悲痛的声音讲道：“我……我讲不出话来！因为我这里（这时他以拳捶胸）好像有一大块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是，我相信，不仅是我，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到同样的压力！”这时台下鸦雀无声，人们似乎都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大家都感觉到了感情在交流。接着他又说：“死者有一颗善良的心。他追求真、善、美，但是他却被假、丑、恶给毁灭了！……他向往美好的境界，向往正义、友谊和幸福，但他得到的却是黑暗、不义和残忍……死者不可复生，但我们生者决不能忘记死者！永远、永远不能忘记！”人群中的饮泣声，突然爆发成一片大声的哭泣！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3)
在沦陷了的北平城，日本占领者杀个把中国人还不是司空见惯的事，中国人只能敢怒而不敢言！而在燕京大学里却引起了这么巨大的风暴，侵略军怎可能不怀恨在心！在日本侵略者的心目里，燕京大学是一颗眼中钉、肉中刺，但一时又难以对燕大下手。 保持民族气节 1941年12月7日深夜，日本军国主义者偷袭珍珠港，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早晨，阴霾笼罩北平，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军，横冲直撞地从西苑兵营奔赴海淀，包围并占领燕京大学。美丽的燕园遭受到屈辱，自由的学习园地受到敌寇铁蹄的践踏；坚持真理的师生，处于日伪监视下。 那天凌晨，还在日寇采取行动之前，英籍教授林迈可夫妇和班维廉夫妇四人，从广播中听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当机立断，驾汽车直奔西山，投向了平西解放区。他们走后，燕大的全部外籍教职员，除了一位瑞士籍的王克私教授（因属中立国侨民）和日籍的鸟居龙藏教授外，全部被日军逮捕，旋即遣送到山东省潍县的集中营关押起来。 日寇占领燕园后，当即宣布解散燕京大学，对在校师生实行“甄别”，随后将大部分师生逐出校门。15名教职员及十余名学生先后遭到逮捕。被逮捕的教职员是：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蔡一谔、周学章、洪煨莲、邓之诚、陈其田、侯仁之、林嘉通、赵承信、萧正谊、刘豁轩等。他们被关押在北平炮局日本宪兵队监狱。 被逐出校园的师生，有些陆续潜往内地，在四川成都华西坝成立了成都燕京大学。 陆志韦先生等被捕之后，日寇妄图利用他们在学术上和教育方面的造诣和威望，让他们出山事敌，为伪政权涂脂抹粉。在监狱中，敌人用尽了威逼利诱的种种伎俩，结果却大失所望。陆志韦先生等大义凛然，不畏弓虽.暴，绝不屈膝事敌，充分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日寇无可奈何，就改变方法，从肉体上、精神上对他们施以摧残与蹂躏。但陆志韦、洪煨莲、邓之诚、赵紫宸、赵承信、侯仁之先生等，彼此勉励，强自支撑，相濡以沫，在生死关头，在极端严酷的境遇下，坚信总有一天会云开雾散，重见光明，未名湖畔必将重新回荡起那洪亮的钟声。 在敌人的监牢中，敌人的淫威尽管未能摧残先生们的坚强意志，却极大地戕害了先生们的身体健康，大家的体力大为下降，疾病丛生。陆志韦先生更是被折磨得浑身是病，孱弱之至，瘦得皮包骨头。日本侵略者曾哄骗陆先生说，只要写了“悔过自新”书，便可出狱。陆先生不为所动，拿着敌人给他的纸笔，严肃而认真地写了四个大字：“无过可悔”，充分体现了他的浩然正气！在敌寇的监狱中，他亲眼看到，日本人对共产党员或有共产党嫌疑的人频施酷刑，相对来说对他却没那么残暴。对此他仔细琢磨，得出了一条道理，就是：“共产党对他们威胁大，而我对他们没有威胁力；日本人怕的是共产党，而我不是日本军阀所害怕的人！”这加深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在狱中放风或倒恭桶时，陆先生和其他几位燕京人相遇，偶尔还能匆匆说上一两句话。这对陆先生来说是无比欣慰的，因为他看到这些燕京人是那么坚强，敌人也奈何不了他们。 陆先生入狱之后，家中只有陆夫人带着孩子们度日如年地苦撑着。尽管环境极端恶劣，但还是有不少燕京人来家关照、安慰。陆家被赶出燕园时，就有学生来帮忙搬家。物理系的学生张象乾帮着搬家时，再三叮嘱陆家的孩子们讲话要小心，他认为很可能有特务在监视着。以后的情况应验了他的预见。 探监每月只有一次。所谓“探监”，只是送些洗换的衣服和少量食品，根本见不到被探望的“犯人”。头两次探监是陆夫人和赵承信夫人及陈其田夫人搭伴去的。尽管每次探监时看守都说“好好的，快出去了”，可是亲人们还是能够从取回的衣服上仔细地觉察到狱中人的情况在恶化。到了5月，陆夫人发现陆先生衣服上那不同于臭虫血的血迹，知道陆先生正在患着重病。她立即进城到从前在燕大校医处工作，当时任德国医院院长的郭德隆大夫处求援。郭大夫判断陆先生病情恶化，他给陆夫人出主意，由德国医院接收“取保监外就医”。5月中旬，日本占领军当局通知陆家，允准取保接陆先生外出就医。两天后，由李荣芳夫人陪同陆夫人，带着陆卓明去日军监狱接人。此时，陆先生已被折磨得瘦骨嶙峋，面色蜡黄，不能走路。日寇让雇来的一辆人力车进狱中把陆先生拉出来。陆先生一见大家就说：“想不到还能看见你们……”人虽孱弱，但目光炯炯，满腔仇恨尽在不言之中。 在德国医院就医期间，除家属外，一律不得探望。经过医生们（大多是旧友或学生）的悉心医护，奄奄一息的陆先生居然转危为安，并奇迹般地逐步康复起来。 在敌人监视下生活 陆志韦先生出院回到家中疗养时，槐树街上来往的小贩多了起来。那时陆家不时变卖衣物，于是就有收破烂的强行进门收购。 不久，日本侵略者又陆陆续续逮捕了一些燕京人，审问两三天后又放出来。陆卓明、田丽丽（燕大教员田洪教之女）等都在被捕之列。卓明等被放回来的次日，日寇又通知陆先生去受审，实际上仍是逼他出山，替日伪政权服务。陆先生断然拒绝后，日寇恼羞成怒，竟以“违反军令”罪名，判处陆先生一年半徒刑，缓刑二年。陆先生回到槐树街家中后，在敌伪特务严密监视下被软禁起来。 这期间，陆家几次受到敌伪军警的搜查与骚扰，不少珍贵的稿件散失了。 除了敌特监视之外，日本侵略者还专门指派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宪兵官儿来陆先生处做工作。烨田队长和杨翻译官不时来家“访问”，有时坐下聊上几句，有时硬要和陆先生下棋。谈话间总会直接或间接地劝陆先生“出山”，为“大东亚共荣圈”效力。陆先生则以病体未愈婉拒，并整天埋首在线装书堆中，以此表明自己的志趣。经过几次三番软磨硬逼都未奏效之后，日本人只好放弃了劝降拉陆下水的企图。但还是有一些已经失节之徒不断到陆家劝说。对此，陆先生则一概斥退，并晓之以大义，告诫他们来日方长，不要太短视了。 铁蹄下的生活是极度困难的。陆先生蛰居海淀成府村期间，经济相当困难，一家老小靠当卖度日，间或也有亲友送些钱物周济。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也曾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通过友人给予他一定的帮助。凡在这一段时间里所借用的钱物，陆先生都折合成美元（因为当时伪币不断贬值，难以计数，老百姓私下里有美元黑市交易）写成借据，在抗战胜利后都陆续清还了。从这点也可见陆先生一丝不苟的耿介性格。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4)
陆先生尽管自己生活困难，仍不忘接济和帮助其他受苦人。一次，陆家变卖了些衣物从西苑换来两小袋玉米，陆先生和卓明背着玉米到海淀去加工磨成棒子面。回来的路上，看见原来在燕大当临时工的老张的老母亲饿死在路边，身上盖了半张破席，头露在外面。过路的人说：死了人露脚别露头呀！陆先生便叫卓明用破席把死者头盖上，可脚又露了出来。后来，一些燕园故旧凑钱把她掩埋了。还有一次，有一位书商送给陆先生一点面粉和一小包白糖。那一点点白糖陆先生硬是分成了许多份，分送给附近的病人当药引子吃了！一位妇女来说，她的公爹和男人都病得爬不起来了（其实主要是饿的），求乞两小包白糖当药引子。这是最后的一点白糖了，陆夫人给了她，并难过地劝说道：“明知老的没救了，两小包都给年轻的或许还有用！”老人第二天就去世了，而年轻的也只多挺了一个星期！ 陆先生在受着监视、生活困难的环境中，仍然致力于学术研究，他的汉语语音学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除修订《古音说略》、《诗韵谱》等著作外，还努力研究近代汉语音韵，也就是关于普通话语音史的探索。前人的研究，着重在文献的整理和版本源流的考证疏释，而陆先生则从语音史的角度探讨近代汉语语音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他在这一领域涉及的广度、深度是前所未见的。他把11世纪到17世纪出现的几种重要的音韵资料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研究，用现代语音学的原理对其所代表的音系，进行描写和说明，提出对近代汉语音韵发展的新见解，写了《释中原音韵》等九篇论文，集成为《古官话音史》（他去世后出版）。书中的处理材料方法和分析研究程序，也有独到之处。 在成府村舍中，陆先生每每跷足遥望那久已蒙尘的燕园，心潮起伏，热泪盈眶。这时陆先生的心中即已期望着不久的未来，大地重光之日燕京大学复校之时的重大任务了。 1943年下半年，日寇的监视开始渐渐松懈了些。尽管陆先生是从敌人监狱中被判刑而缓刑放出来的受监视的人，燕京大学的同仁和学生们仍不断来家探望。有时几个人坐下来吃点茶，谈谈心，分析分析时局，交换一些有关战局的看法，甚至偷偷地收听短波广播新闻。这样，大家对形势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深知不要多久，侵略者就会失败，从而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外，大家也数次谈论研究过燕园重光之日要做的工作。 经常到陆家作客的人中，有些是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地下工作者，像费璐璐、刘仁树同志等。陆先生对他们的为人和他们所做的工作是清楚的，他曾不同程度地支持过他们的工作。例如费璐璐同志常为解放区采购药品，而药品又很难一下子直接运到解放区去，于是她就利用陆家做中转站。白天趁敌人不注意的时候把药品运出城，储藏到陆先生家厢房里，等方便的时候再转运到平西解放区去。敌人怎么也想不到陆家在被监视的情况下还敢做这种事，而费璐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而陆先生也并没有因自己是敌人注意的人而不敢支持这项工作。爱国主义和正义感在陆先生蒙难之时变得更加深了。 在成府村闲居的几年中，和陆志韦先生最谈得来的人中有一位蓝公武先生。蓝公武要去解放区的前夕，与陆先生促膝长谈，打算约他同行。陆先生这时心里非常矛盾。谁不想逃出敌寇的桎梏，奔向自由的天地，投身抗日的大业呢？他已认识到共产党以谋求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己任，人民信赖共产党，跟着共产党有可能实现自己从小就幻想过的平等社会。但是，他同时也想到了家，在敌人监视期间，陆夫人含辛茹苦操持家务和教养子女，吃尽了苦头，现在他怎能忍心抛下她和孩子们出走，而且他们又不可能与自己同行。还有一桩，就是他出狱时是由张子高先生做保的，自己一走，保人可就吃苦了。经过反复思忖，最后只得放弃跟着蓝公武一起走的想法，含着羡慕的眼泪送别了他。 重建燕京大学，领导复校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亿民同庆，万众欢腾。 8月16日，陆志韦先生等燕京大学同仁到城内去欢迎被日本侵略军关押了四年、刚刚恢复自由的司徒雷登。次日，陆先生约同洪煨莲、林嘉通、蔡一谔、侯仁之等五人，与司徒雷登在东交民巷三官庙开会，研究了有关接管燕园、清查校产、召集旧日教职员、筹划复校事项。决定成立复校工作委员会，由陆志韦先生主持复校的一切筹备工作。 这时，日本侵略军尚未彻底放下武器，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大员也未飞来，北平城内还处于混乱状态。一些原燕京大学的教职员工在学校被侵占的四年中，或以做苦力、干零活为生，或靠当卖度日，宁肯饿死，不肯降敌。如今终于盼来了胜利，并听说陆志韦先生在组织筹备复校工作，大家奔走相告，纷纷赶来报到。当时，有的沦陷时期为日伪做过事的原燕大教职员也想回来。陆志韦对他们的态度是：沦陷时期低薪被迫挣口饭吃而又无大罪的，可以回来；高层人员任伪职的，不得回来。足见陆先生既宽宏大量，又坚持原则。 8月21日，燕京大学复校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并立即投入工作。委员会以陆志韦先生为首，工作班子里有各个学科的知名教授，也有教务、总务等处室的骨干人员，还有一大批中年讲师、助教以及当年被迫辍学的高年级学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家不计报酬，不分职位高低，在庆祝抗战胜利的狂欢之余，专心致志投身于复校和筹备工作。 8月23日，日寇投降后的第八天，一支燕京人的队伍，在陆志韦先生的带领下，迈步重新走进了蒙耻忍辱近四年的燕园。 燕园的大门半闭着，校内的草坪上，杂草丛生，垃圾遍地，破碎的文件纸张随风飘荡。日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正准备撤离。未名湖水十分混浊，水面上漂浮着杂物与泛起的沉渣。房舍门窗支离斑驳，室内家具、书籍狼藉满地。真是满目疮痍，不堪入目，好端端的校园竟被糟蹋得不成样子！ 已经投降了的侵略军军部仍欲拖延交还燕园的时间，经过交涉，他们答应先交还校园的一部分。8月26日，复校工作委员会即派人接管了燕园的南部，也就是当时的女部区域。 陆志韦先生认为，当时已是8月末了，秋季学期即将开始，为了多为国家培养中兴人才，早日复课是必要的。但时间已十分紧迫，各方面的条件也很困难。怎么办呢？于是他发动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结果一致认为，时间再紧也要争取，困难再大也要克服，无论如何一定要争取早日复课！四年的时间已经让敌人给抢夺走了，胜利后的时间不能再稍有耽误。最后，陆先生与大家议定：先招收一个年级的新生，力争在10月份开学。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5)
9月1日，教务处的复校工作班子开始在灯市口公理会内借地办公，投入大批人力准备招生报名、入学考试以及复课开学的各项准备工作。紧接着在平津等地报纸刊登招生广告，预告9月12日开始报名，22日至23日在平津两地举行入学考试。 新生报名、考试的一切工作都严格按照燕京大学原来的办法和程序进行；一切表格与考卷也和以前的格式相同。就连“智力测验”这门燕京特有的考试科目，也完整地赶拟出试题来。整个工作完全体现了燕京大学战前的特色。 燕京大学复校并开始招生的消息一经传出，大批青年学生赶来报名应试，其中有辍学数年坚持等着胜利的青年，也有已经在其他学校就读着的学生，报名人数之多超出了预料。原来只打算招一个年级的新生先复起课来，但为了照顾广大青年学生的愿望，陆志韦先生与复校工作委员会经过研究，决定多招一个年级的预备班，给入学考试中在某一科目上稍差一点点的学生以就读的机会。 考试、判卷、计分等一系列繁重而又细致的工作，在仅仅一周的时间里完成了。陆志韦先生带领全体教授、讲师、教员亲自动手，出色地完成了新生录取工作。 10月3日新生发榜。同时，由招生委员会向被录取的新生发出录取通知。一些赶来报到的老同学还按照燕京老传统组成了迎新工作委员会，新生录取通知书中同时附上了迎新工作委员会给新同学的祝贺信和入学须知等。这一切都一仍旧制，是许多教职员和老同学千方百计搜集整理、赶印出来的。 10月上旬，燕园南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面貌焕然一新。复校工作委员会组织人力，几天里就把学生宿舍四个“院”和适楼的一些教室布置停当，为新生来校上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0月8日新生报到。东城米市大街青年会前一片欢腾气象。一张张刚刚洗去沦陷时期饱受屈辱的泪痕的脸，幸福地微笑着，兴高采烈地拥向新生报到处。老同学和中年教师们忙着接待。那时，燕京大学原有的校车已不知去向，复校工作委员会就从投降了的敌人那里接管了四辆军用大卡车，把新同学一车又一车地接送到了燕园。 10月10日上午9时，复校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在贝公楼举行，礼堂里济济一堂。老师们都找出了封存多年的各色各样的学位礼服，戴上了四方博士帽。陆志韦先生容光焕发，神采奕奕，阔步走上主席台，主持了开学典礼。这一年，燕京大学分别在北平与成都两地开学。 “当……当……”未名湖畔土山上钟亭里的古钟，在沉寂了1036天之后又敲响了。声音洪亮、余韵隽永的钟声，伴着燕园人的欢声笑语在天空中回荡。它仍旧按照燕园人的习惯，恢复了每半小时一次的报时。 陆志韦先生在领导复校工作期间，以超人的精力、出色的组织能力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奇迹般地完成了各项工作。那时司徒雷登正忙于飞渝会见国共两党领袖，随后又莅蓉视察战时燕大，校政主要由陆先生主持。在短短的个把月时间里，陆先生和洪煨莲、侯仁之、林嘉通、蔡一谔先生等共同组织起学校的教务、总务、财务、学生生活辅导等方面的工作班子。在教务方面，组织起了文、理、法三个学院的教师队伍以及预备班的教师队伍。图书馆也加紧进行了整顿，并准备先开放一个大阅览室。复校开学一开始，就开出了文、理、法等三个学院的必修课和几十门选修课。 当时，由于时间十分紧迫，有人主张先开些大一年级的必修课，用上大课的办法，先开起学来再说。可是陆志韦先生及几位复校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认为，办学就要认真办，燕京大学就是燕京大学，必须保持和发扬它的传统和特色，再困难也要按燕京的优良传统保质保量地办好。在这一点上也体现了陆先生等一丝不苟的治学作风。在陆先生等人的号召下，各学科的知名教授热忱地响应，例如邓之诚、聂崇歧、前独健、赵紫宸、李荣芳、高名凯、侯仁之、胡经甫、褚圣麟、蔡镏生、林昌善、徐献瑜、沈道璋、赵承信等，都担负起大一各科概论课的教学任务。 这些知名学者，在沦陷期间没有屈膝事敌，而是坚持真理，大义凛然，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抗战胜利后，他们也没有居功邀赏或稍事休息，而是空前热情地、忘我地奋斗在复校工作第一线。先生们大都沉疴未愈，身体孱弱，但却精神抖擞，努力工作。没有教科书就自编讲义，没有教具就土法制造，理科实验开不出来，就先画图讲解，来年暑假再补作实验。大家的共同心愿是：一定要让“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燕京精神重新发扬；让美丽而恬静的燕园再焕发青春；让久居铁蹄下的苦难同胞们从这“野火烧不尽”的民心中看到希望；让还盘踞在校园北半部的敌寇们看看我们中国知识界的力量；也要让那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争名利争地盘而迟迟不能办好受降接管工作的国民党当局的大员们看看和比比。 从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到10月10日燕京大学复校举行开学典礼，这期间仅仅56天！在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要把一所被敌人武力侵占近四年的综合大学恢复起来，有许多事情要做：要接管并维修校园校舍；要召集并组织起教职员工的队伍；要进行新生入学考试及评卷录取工作；要准备开学开课，准备教材教具，还要安排好教职员工及学生的生活……此外，一方面还要与已经投降但仍极为傲慢、狡猾的敌人交涉追索校产，逼促他们及早全部交还校舍校产，追录已经散失了的学校档案资料；另一方面还要与美国教会学校托事部取得联系，以获取办学的经费。更令人气愤的是，还要与那些从后方飞来或就地摇身一变的国民党接收大员周旋。陆志韦先生带领复校工作委员会的同仁们就是这样呕心沥血、事必躬亲、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终于把这项按常情在短短五十多天的时间里难以办到的事办成了！ 燕京大学复校了，几百名青年人欢欣鼓舞地涌进了燕园，未名湖畔又出现了莘莘学子的身影；朗朗读书声又伴随着校钟的洪亮响声在湖光塔影中回荡。那些还赖在校园北半部的日本侵略军的残兵败将坐卧不宁，再也赖不下去了。10月19日清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最后一群日本侵略者丢盔弃甲，灰溜溜地夹着尾巴滚出了燕园。 重主校务 复校后，陆志韦先生任燕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代理校长，司徒雷登仍为校务长。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的创建人之一，从1920年起一直是燕京大学的校长或校务长，1945年秋季燕京大学复校以后司徒雷登即不多过问校政。正当以陆志韦先生为首的复校工作委员会忙于招生、筹备复校之际，司徒雷登启程赴重庆、成都等地。同年11月，美国托事部召司徒雷登返美述职，翌年7月，美国政府任命他为美国驻华大使。所以燕京大学当时的学校行政工作实际是在校务委员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校务委员会除陆志韦先生任主席外，洪煨莲先生、林嘉通先生、蔡一谔先生和侯仁之先生等都是复校工作的中坚力量。复校初期，学校由于被侵占四年而元气大伤，校舍破损，校园荒芜。加上因国民党接收大员横征暴敛，社会百业萧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因此学生生活日益困难，学校经费也因美国托事部一再削减拨款而十分拮据。作为代理校长的陆志韦先生主持全校行政工作，日理万机，教务处、总务处和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的许多具体问题，都要由他来解决，而且还要不断和美国的托事部打交道，确实耗费了他许多心血。他曾回忆当时的情况说：那时物价飞涨，学校经费十分拮据。我要对付美国托事部，要做我最不喜欢做的事，就是向洛氏基金会争取拨款。为此，要接待应付在华或来华的美国人，还要对付国民党各派系的人物干预学校。由此可以想象他当时工作量之大，困难之多。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6)
陆志韦受的是美国教育，到燕京大学来也是在帮美国人办学，但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对美国人的态度是不卑不亢的，并无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洋奴相。他曾说过：“是美国人出钱办的燕京大学，但燕京大学不是为美国人办的！”并常常以“盗泉之水，可以灌田”这句话，表明他的办学态度。燕京大学的同仁们常说：“只有陆先生敢和美国人反驳。”美国托事部的做法是要人们按照他们的想法办学，而陆志韦先生却一贯主张要按中国的需要来办学。为此，在与美国托事部打交道中经常发生争执。1941年初，美国教会在中国办的13所大学的托事部要成立联合托事部，组成一个系统，按一个模式办学。陆志韦先生对此坚决反对，他主张按中国的需要各自办好学校。他的意见虽为大多数中国教职员所拥护，但却没有被美国方面所接受。例如燕京大学要办工科的问题，从30年代末期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燕京有些人士就议论过。战争之后大家更加认为，中国必将兴起建设的高潮，因此中国需要大批工科人才。特别是陆志韦先生，他一贯认为要振兴中华就要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大力培育科技人才，使我国以科学技术的优势，跻身于世界上先进国家、民族之林。燕京大学过去曾办过制革、化工等应用学科，培养了不少实业人才。在此基础上再加以扩大，办起机械、电机等工科是很切合实际的。1945年复校之后，在陆志韦先生的倡议下，开办工科的意见又一再被提了出来，但托事部却不肯答应。最后，陆先生不顾托事部的干扰，向国内一些民族资本家募集捐款兴办了工科课程。对此，托事部声称不承担责任，并且一直耿耿于怀。 1946年夏初，成都燕京大学决定复员回平，师生们分批陆续北上。陆志韦先生主持了迎接复员来平师生的组织接待工作和蓉平两校间的各项协调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曾拟邀请陆志韦先生出席庐山会议，陆先生闻讯后即向校内同仁们明确表示不去！会后，蒋介石派人送来一枚“勋章”，以表彰他在抗日时期所表现的民族气节。陆先生从楼上把勋章抛到楼下，说：“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还发什么勋章！”并写了一篇四六文，劝他们放下屠刀，讽刺蒋介石抗战胜利后又发动内战。 陆志韦先生不仅对蒋介石，对国民党其他派系人物也持这种态度。李宗仁为了通过陆志韦与司徒雷登拉关系，于胜利后的一天，携夫人到陆家。尚未进门就大嚷：“陆校长，我来过田园生活。”落座后谈话中，已流露出意图。于是，陆志韦马上对次子卓明说：“你去带他们游燕园，过田园生活吧。”游园回来，陆家已煮好自种的老玉米，陆说：“每个人吃两个。”这样，始终未容李说出自己要说的话。 大约在1947年末或1948年初，胡适先生来访，谈话间谈到了国内形势。胡适先生劝陆先生把燕京大学迁到南京去。这时候在燕京人内部也有人在议论着是否南迁的问题。陆先生说：“我不走。……谁要走，自己走。要校长下令南迁，不可能！”这样，胡适与陆志韦先生从20年代开始的友谊就此结束了。 1947年至1948年间，学生运动处于高潮中。有一个国民党人对陆先生说：共产党在燕大都闹翻天了，你的公子也混在里面，你也不管管！陆先生回答说：燕大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学生们追求真理有什么可指责的？连美国教员也支持学生呢！ 学校经费在联合托事部不断削减拨款的情况下日感拮据。托事部想从经济上使陆志韦先生就范，陆先生与托事部的矛盾越来越大，终于在1947年暑期矛盾激化。陆志韦先生一怒之下，借故休假一年，不理校政。但他仍留在校内，一方面休养身体，一方面读书。那时，国内解放战争已转入反攻阶段。陆先生对时局十分关心，虽然休假在家，但总是为校内行政权逐步落入外国人之手而担心。因此，他时常还要以在野身份出面干涉。学生们对陆先生是十分敬仰的，他们说陆先生好像一位慈祥的父亲。由于陆先生的高风亮节和对同学的爱护，使同学对他不但有崇高的“敬”，而且对他还有从内心深处发出的“爱”。 1947年除夕，学生会邀请陆志韦先生在全体师生新年同乐会上讲话。陆先生一上台，台下便掌声雷动，达四五分钟之久。下面摘录当年《燕大双周刊》第52期上的一段记载： ……陆先生讲演大意说：在目前这个年头，完全不感觉苦恼的人当然是麻木、堕落，然而快乐的人不一定都是堕落。从心理学观点看，一个人的苦闷、悲哀、烦恼，都是没有接近生活的表现。一个人如果真正面对生活，则不论环境怎样困难，心情怎样痛苦，他都是快乐地、振作地奋斗下去。因此，他觉得今晚举办的新年同乐会并非没有意义。他又举北平人过旧年的对联：“人过新年，二上八下；我辞旧岁，九外一中。”他说：二上八下者包饺子，九外一中者捏窝窝头。今年物价这样涨，教职员或者还可以凑合吃顿饺子，大多数学生可只有吃窝窝头了。由此证明人的欲望非常简单，过新年只不过要求吃顿饺子而已。……凡是生活在燕京的，不论嘴里怎样说与民同乐、民主，但实际生活并未与民众连在一起。环境越困难，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越会感到这一点。1948年中国的情形将更坏，可能演变到人吃人的地步！但大家不要以为中国无希望。如果有饭吃的人都肯对无饭吃的人发一点慈悲，也许有点希望！反正明年吃苦是定了。但无论怎样今晚也该乐一乐，这样才有点人的乐趣。……（《苦中作乐之新年同乐会》） 陆志韦先生在讲话中还展望了1948年的形势，他明确地指出，局势快要变了，但是天快亮前更黑暗，1948年的环境会更加困难，大家要有思想上的准备。为了迎接光明的到来，大家还要度过一段更加艰难的日子。陆先生的讲话，引起了与会同学和教职员工的共鸣。 支持爱国反蒋的学生运动 1948年夏天，面对越来越严酷的环境，在各方面人士苦苦相劝之下，陆志韦先生断然挺身而出，力撑危局，复任燕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这是因为形势逐渐恶化，只有陆志韦先生才能应付国内和国外的局面。在陆先生休假期间，原代理校务长的美国教授窦维廉已调去协和医学院任教，燕京大学便没有再请校务长，只是找了个美国人作校务委员会的执行干事，以便于同托事部打交道。因此，陆先生在燕大师生的心目中，实际上就是校长了。这时，国内的形势日益紧张，国民党在军事上屡遭失败的情况下，对各大学进步师生的迫害日甚一日。同时，学生运动也就一浪高于一浪。在历次的反迫害、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中，燕京大学的教职员工在陆志韦先生领导下，总是千方百计地支持学生，保护学生。除了发表支持的宣言外，每当学生们进城去游行示威，总会发现有中外教师紧跟着。有人误以为是在监视，其实这都是受陆志韦先生的委托来保护学生的。每次游行胜利归来后，总会有学校派来的汽车把体弱的同学接回去。遇到有国民党特务或警宪捣乱，外籍教师就会出面把他们吓回去。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7)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的北平特别刑事法庭对燕京大学31位同学发出拘捕传票。当天的各地报纸上也都刊登了国民党对全国范围内各大学学生的拘捕传讯名单，这就是有名的“八·一九黑名单”。19日晨燕京大学便被国民党军警包围了，并要进入学校搜捕。当时正是暑假，黑名单上的31人中，有些同学已经毕业离校，有的是暑期回家了，但也有些同学留校未走。作为校务委员会主席，陆先生挺身而出，一方面与国民党当局交涉，以赢得时间，一方面采取措施，劝说名单上的同学紧急撤离。到当日下午2时名单上的同学都已安全撤离学校之后，陆先生才与国民党派来的军官开始了谈判，讲好约法三章：（一）军队不入校，徒手警宪进来三四十人。（二）只查人，不查物件；只查学生，不查学校。（三）只查名单上的学生，不查不在名单上的学生，他们无论有无嫌疑皆不得逮捕。并提出学校不予合作，只派校警领路，其余一切由警宪负责。陆先生把这一切通知了学生自治会，并表示：“如果警宪临时交出第二批名单，校方绝对不予理睬，并立即向当局提抗议，就说学校没法办了，请他们接管好了！” 下午4时左右，来了60多名警宪，准备进校搜查，陆先生按约法三章议定的条件，只让40名警宪徒手进校，并召集全校师生到贝公楼大礼堂讲话。 会场内挤满了师生员工，讲台下国民党警宪虎视眈眈。当陆先生步入会场时，全场鸦雀无声，每个人的心都像灌了铅似的沉重。陆先生态度极其严肃，内心的悲愤凝集在他的目光中。他的声音有些哽咽。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这样的聚集，在燕大历史上还是头一回。从前有一回跟今天的情形有点相像，那是三十年（1941年）12月8日早晨10点钟。所不同的，那一天来的是仇敌，是日本人，今天来的却是我们的同胞！是同胞，将来共患难的日子还多着呐！”听到这里，不少师生饮泣起来，而会场上的国民党团长和警宪们却都脸色苍白，局促不安。陆先生接着说：“军警搜查学校，在民主国家是非常事件。但是，学校说的话已不能见信于人，我们没有力量拒绝搜查。而且我站在学校行政的立场上，对于‘非常’时期的‘特殊’法令，连意见都不能表示。”他深知师生们对此无比愤慨，他再三地解释说：“我并不是怕事。我出生入死，是曾为中华民族经过患难的……我对于同事们负责，特别中外籍教职员，因为用民主的眼光来看，今天你们会看见看不惯的事。我作为中国人，只有惭愧！同学们要守纪律，有话事后再说，一切由我负责。……凡是不属于本案（指“八·一九黑名单”）的人，不论有无嫌疑，今天绝不许逮捕。关于这一点，我用性命来担保！”说到这里，陆先生悲愤之情凝于眉梢，眼含热泪，注视台下，神态严肃至极。台下师生静聆陆先生讲话，没有发出一点声音，空气好像都冻结了。陆先生的话像一支利箭刺向国民党反动派，在场的军警呆若木鸡，不知所措。 学生自治会本来要求派代表监视警宪的行动，被陆先生劝阻住了。陆先生还表示说：“中西教职员，要有不放心的，你们可以跟在后面观察观察，将来有个见证也好。可是我不指派你们去，你们自己负责。”于是40名徒手军警宪，后面跟随了一大帮中外观察者，由校警领路去校内各处搜捕黑名单上的30名学生（原为31名，其中吴其进已毕业留校两年，曾经被拘捕并由校方保释）。当然，陆先生心中有数，结果是一无所获。 陆先生的讲话，鼓舞了同学们与反动势力斗争的勇气。学生自治会在被搜捕后发表的《抗议全面大迫害暨本校被非法搜查告社会人士书》中，引用了他开头的几句话，并对陆先生的爱国行动予以肯定。 迎接解放 1948年秋天，局势急转直下。东北即将全部解放，四野大军准备进关，国民党的残兵败将麇集平津。这时，平津各大学纷纷议论是否向南撤退的问题。胡适曾向陆志韦先生发出向南迁移的邀请，燕京大学也有些人动摇了，也来游说陆先生，劝他作出燕大南迁的决定。几年来，陆志韦先生逐步看清了国民党腐败、专制的本质，对它已不存在任何幻想。而通过与进步学生和共产党人的接触，对共产党已有了一定的认识，特别是和叶帅的交往，对他影响很大（军调部在北平时，叶剑英同志去访问过他，赠给他毛主席著作和从延安带来的毛毯）。因此，他拒绝了胡适南迁的邀请，胡适走的第二天，他和卓明谈起此事时说：“谁要走，自己走。要校长下令南迁不可能。”他并与燕大主张南迁的人展开激烈的辩论，指出燕大绝不南迁，原因是：第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一定会过得更好些；第二，要撤退，退到哪里去？无处可去，因为全国都会解放；第三，学生必须留下来，他们的前途在此地，我也要跟他们一同留下来。在陆先生和大多数进步教职员的支持下，燕京大学决定留了下来。这也给南方的各教会大学作了榜样。当然，陆先生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决定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 与“八·一九黑名单”的灾难同时降临到人民头上的是金圆券。那是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经济崩溃的必然结果。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学生生活之苦可想而知。1948年春季开学，报到学生845人，其中425人获得了助学金。到秋季开学时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申请各种救济。那时，学校经费也十分短缺，美国托事部经常以各种借口延宕拨款，而物价飞涨，朝夕有别，教职员工的生活也受到威胁。陆先生一方面向托事部力争，一方面在国内向民族企业家求援，千方百计把燕大维持下去。 解放战争的炮声自远而近，辽沈战役之后，东北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华北人民解放军也尽拔京畿附近各城，战争已逼近北平了。1948年12月11、12日，国民党的军队像潮水般地沿着公路从西北方向往城里撤退，有骑兵，有步兵，也有机械化部队，白天挤满了道路，夜里在灯光火把的照明下也在撤。看来人们企望已久的日子快到了。为了防止敌人狗急跳墙，垂死挣扎，学生自治会组织了护校活动，外籍教员也参加了日夜值班。西校门正在交通要道上，为了避免乱军闯入，就关闭起来，并由几位外籍教员值守，以应付那些见了同胞像凶神、见了美国人像孙子的国民党残兵败将。陆志韦先生以及学校其他负责人，通夜在临湖轩值班应变。 12月13日，天色阴沉，冷风阵阵。隆隆炮声从西北方向传来，随后又是不断的机枪声、步枪声。过不多久，打开校门一看，已见不到国民党溃逃的军队了，路上静悄悄的。枪炮声自清晨至黄昏断断续续，并且延续了一夜到天明。全校师生几乎全部通宵未眠，紧张的气氛中夹杂着欢乐的情绪，因为不言而喻，天快亮了！夜里，在校园北侧的圆明园旧址里发生了前哨战，密集的枪声就在咫尺之外，照明弹的白光划破了燕园的夜空，流弹已飞进朗润园，打到了小山坡。15日黎明前，有人轻轻拍着西校门，说：“开门吧，别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一位美籍教员半信半疑地让校警把门开了个缝，他发现在门外站的不是国民党的军人，而是一位十分年轻的解放军干部和两个士兵。这位干部没有佩带武器，而那两个士兵是全副武装。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么和善：“请问在战斗中燕京大学有没有受到损害？”又问：“燕京大学是否需要什么帮助？”看来，这个日子终于到来了，燕园解放了。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8)
陆志韦先生在12月16日召集教职员开会，他告诉大家：“我们已经解放了！” 他提醒大家说，这个变革是个伟大的变革，是比起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朝换代或是革命都要伟大的变革！ 就在北平围城、燕园解放、城内外电话尚通的日子里，国民党人隔着火线，在电话里向陆志韦发出最后“召唤”。正巧陆志韦不在家，卓明根据父亲的意愿回答说：“我们不走。”陆志韦回家后，同意儿子的答复。他轻松地说：“不要管它，我们看解放军去。”他不但决心留下来，而且对在燕京大学工作的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愿留下来而感到高兴。他愿和他们一道把燕京大学维持下来，把这座国际上有声望的大学从美国人手里接过来，转交给自己的祖国。他怀着美好愿望，领导燕京大学，走向新的时期。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40辑，1991年出版）
张寿镛与光华大学(1)
文/王慧章 在五卅反帝爱国怒潮中建校 辛亥革命以后，社会上传诵着古代的一首《卿云歌》，其中有两句歌词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上海有两所中国人自办的著名的私立大学，一所是马相伯先生办的复旦大学，另一所就是张寿镛先生办的光华大学，两所校名都取自这首《卿云歌》。复旦、光华，象征着复兴中华，反抗帝国主义割宰和奴役的革命精神。 1925年5月15日，日本纱厂职工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伤多人，工人罢工反抗。30日，在上海南京路上，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声援这一反抗运动，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的口号。公共租界的英帝国主义就开枪屠杀我爱国同胞，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掀起了全国规模的爱国反帝怒潮，从上海扩大到北京、天津、南京、汉口、长沙、青岛、重庆、海丰、陆丰等大小近500个城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五卅运动”揭开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序幕。光华大学就是这场爱国运动的直接产物。 英国巡捕在五卅血洗南京路那天的黄昏，有个原圣约翰肄业并曾目击惨案真相的交通大学的学生聂光樨奔至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办的一所教会大学）报告这一事件，全校的空气顿时震荡。当晚学生们就###商议，决定第二天早晨不按惯例去学校教堂做早祷，而是去思颜堂开会，并约好也是圣公会办的几所中学的同学前来参加。6月2日再次开会，决定于6月3日在大学图书馆前升起中国国旗。30多年来，圣约翰大学的旗杆上一直飘扬着美国国旗，而这次却升起中国国旗，显示了久被压抑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苏醒。 谁料未隔多久，同学们发现国旗被校长卜舫济夺去，经推代表交涉无效，于是向童子军团借了一面，仍悬半旗，为五卅惨遭屠杀的烈士志哀。一时掌声雷动。卜舫济闻声出现，勃然大怒，蛮不讲理，将旗掷地，践踏于脚下。当场宣布：学校从当天起放暑假，全体学生必须立即离校！同学们压不住心头的怒火，附中同学杨子英睹此情况，放声大哭，愤慨地说：国旗横遭凌辱，是可忍孰不可忍！附和者552人，宣誓集体离校，许多爱国教职员工也纷纷响应，这就是历史性的“六三”离校事件。 筹百年之大计兮，信根本在树人 从圣约翰大学离校的师生员工决心诉诸社会，另建学校。获得许多学生家长的支持，特别是一些爱国的社会贤达的赞助，其中出力最多的是张寿镛和王丰镐（省三，1858-1933年）两位先生。 “五卅惨案”爆发，张寿镛适出任北洋政府任命的淞沪道尹。他对帝国主义者残酷屠杀中国人民，激起无比的仇恨，表示一定要报仇雪耻，主张教育救国，筹百年之大计兮，信根本在树人。“六三”离校事件后，他一方面以淞沪道尹的身份与英国帝国主义租界当局进行交涉，处理善后，同时应圣约翰大学大批离校的师生员工要求，立即着手筹办光华大学。得到王省三先生的热心支持。王省三先生是一位清末民初的洋务人才。光绪六年（1880年）补博士弟子员。光绪二十一年到宣统初年（1895-1909年），他曾几度随从出使西欧各国，并当过驻日使馆的参赞和横滨总领事，办过铁路、煤矿，主管过洋务局、农工商矿局、电话局等，后来又担任浙江交涉使。民国七年至十四年（1918-1925年），先后出任外交部浙江交涉员和淞沪督办。晚清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旧中国涉外人员，畏帝国主义如虎，以荏弱屈服、丧权辱国闻名。可是这位官职并不太高的王省三，却不畏弓虽.暴。在他浙江交涉使任内，曾经驱逐擅自在杭州城内开设洋行的日商，还收回被强占的宝石山和乍浦等地。王先生和张寿镛都有子弟在圣约翰大学、中学读书，“五卅惨案”发生后也都离校了。王省三走访张寿镛，曾经有这样一段话：国旗辱矣，学生逐矣，悲愤凄惨之情状，虽在道路尤为伤心，况两家子弟皆躬遭其厄者乎！ 王省三在沪西法华乡（旧大西路底）置有地产六十亩，表示愿意捐献，建筑校舍，创办大学，以容纳从圣约翰离校的师生员工。他表示：这些地产，本来是打算遗给家属的，如今我已经和家人商量，与其日后让我的一家子弟受益，不如今天捐出兴学，让大众子弟受益。他还对张寿镛这样说：收回教育权，固吾志也。张寿镛、王省三办学的倡议，得到另一位学生家长、曾任江苏省交涉使的许秋帆的赞助。其时，王省三、许秋帆都已年迈，公推张寿镛为创建的光华大学校长。第一批师生员工550多人就是从圣约翰大学愤而离开到光华的，从此在中国的土地上就有这样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了。 创建光华大学，不辞奔走呼号 1930年，即光华建校后5周年，张校长曾写过一篇《光华五周年纪念书序》，其中有一段谈到当时创校的艰辛：方其经营之时，狂奔疾走，呼号相及，借甲偿乙，补屋牵罗，托钵题缘。这一点，颇似张伯苓先生之创办南开大学。南开大学可以说也是托钵题缘来的，有人因此背后说张伯苓先生为化缘的老和尚。 为了急于安置圣约翰离校的师生员工，开始时在上海霞飞路（即今淮海路）、杜美路（即今东湖路）租赁了校舍，并在枫林桥盖了十多间茅舍作为中学的讲堂。《序》中描写当时的情景说：筚路蓝缕，疲于奔走，凛凛焉惧风之飘摇！中学的学生以茅屋为讲堂，寒天暑地，眩涌其中，师若弟宴如也。张校长写这篇《序》时，已度过困难时期，不仅建立起了大学和中学校舍，还盖起图书馆和体育馆等。他聘请著名的教育行政专家朱继农为大学教务长，廖世承为附中主任（廖的前任是陆士宴），继而延聘到许多国内著名学者教授。当时社会舆论认为上海各大学的师资，以光华为首。 张校长创办光华大学的中心思想是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教育权，他认为要使国家尽善尽美，必须植基于大本大原，而这个大本大原就是教育，也就是他说的百年树人。 光华大学有座六三堂。是为了纪念圣约翰大学反帝爱国师生“六三”离校而建立的，用意是启发国人深沉纯挚之爱国观念，以无负圣约翰离校师生之义勇。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资产阶级的有志人士，他们的爱国感情常常表现在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前者是为了摆脱帝国主义对民族经济的压迫和掠夺，后者则是为了摆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和精神奴役。张寿镛先生在创办光华大学时曾说：这所大学缔造之艰，非身历其境者不知也；后来六三堂建成，又说：及其堂构即成，居息得所，明窗净几，左图右书，萃佳子弟与良师益友济济一堂，油然喜乐，有不复记忆昔之所遭者矣！张校长认为，物质之建设难而实易，而精神之贯彻易而实难。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张寿镛与光华大学(2)
张寿镛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把光华大学办好以来实现百年树人的理想。为了进一步说明张校长的办学思想和他对光华的感情，有必要了解他的家庭背景、官场生涯和政治态度。 张校长的家世和早年经历 张寿镛（1875-1945年）先生，字伯颂，号泳霓，别号约园，鄞县人。他既是教育家，也是藏书家、财政经济家，为明末抗清就义的民族英雄张苍水（煌言）的后裔。父亲张嘉禄（1850-1900年），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光绪十五年（1889年）后，先后任山东道、云南道监察史、转兵科掌印给事中。甲午战败之后，曾慷慨上书，参奏李鸿章。他说李鸿章自日本人耀兵于疆起，始终主和议，因而屡误军机，让叶志超孤军海外，不增援兵，不派巨舰，而只派了一些小艇，甚至在天津设了粮台却不运送军饷，前线三军弹尽粮绝，致使黄海一战，定远等五舰被击沉，丧失了海权，威海、旅顺陷落，终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他斥以李鸿章为首的丁汝昌、盛宣怀、张士珩辈为庸儒贪墨，朋欺朝廷。从那时起，到辛亥革命，张校长在江苏八年，历任许多差使，包括，仕学馆提调、警察局提调、淞沪厘局提调等（按清制的提调，是在机关内部处理事务的职员，不是长官）。还当过布政司衙门专管财赋和人事的藩署总文案兼新政文案，海运会办和度支公所箢榷科长。他的官职虽不大，但办事能力很强，任藩署总文案期间，每晨5点钟起床，至12点始入寝。办公室分排了七张桌子，每张桌子上放着各类文件，而每个文件都要他这个总文案阅读盖章，否则藩司不阅。他说：我的经验，根源于此，特别是后三个事务，直接与财政有关，为他以后在财政界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这里附带讲一件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夕的故事。 辛亥革命的前奏，是发生在宣统三年（1911年），粤、湘、鄂、川人民反对所谓铁路国有（实际上是清政府把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的铁路风潮。风潮初起时，当年与袁世凯齐名的岑春煊奏调张寿镛入川处理，他道经武昌，那是在武昌起义前五天。当时在湖北的湖广总督是残酷镇压苏浙农民起义发家的瑞澉，张寿镛向瑞澉进言：革命党在湖北颇多，而且都是青年，你要一一拿办，突然结毒于青年，是不可取的。瑞澉听了笑着说：你中了张四①先生的毒了！张寿镛听了又直言进谏说，我不是为革命党人说情，而是为政府爱护青年着想。革命党人是杀不尽的。据他的《会议》中所说，他当时向瑞澉说这番话是大胆的，希望瑞澉会良心发现。然而这个爱新觉罗氏的末代皇裔，嗜杀成性，对人民哪里会有什么良心。据《清史稿》载，瑞澉照告密的名册，按名捕之，捕获了32人，严刑拷打，把其中3人处死，并命令追缉逃亡。于是湖北新军骚动了（新军有不少是革命党人），3人被处死刑后第二天，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当时，革命青年中有位带头人叫萧湘，张寿镛向瑞澉大胆进言时，萧湘已被监视，也许碍于张謇和张寿镛的情面，瑞澉没有被逮捕，而是驱逐出境。革命成功以后，张寿镛见到了萧湘，他说我说过革命党人是杀不尽的，那被杀的几个，真正冤枉！但是，瑞澉杀了人，辛亥革命就成功了！ 为北洋政府理财 从辛亥革命到“九·一八事变”（1911-1931年），张寿镛先后当了十多年的财政官员，为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理财，遍尝官场生涯甘苦辛酸，终于长揖辞官，以办学、编书为乐。 在北洋政府时期，他的第一个差使是办上海税务。这在当时被称为天下第一厘差，但他在上海为时仅三个月就卸任了。接着，从1912年到1915年，他应浙江都督朱介人之请，当了浙江省财政司长（后改称厅长）。由于他是浙江人，而且与朱介人相处较好，得以发挥他的才能，当时，浙江省的年税收入连国税在内只有1600万元，辛亥革命时发了200万元军用，尚且有百万元外债，财政十分困难。在他任中，把每年税收平均提高两千二三百万元。除上缴国税、收回军用票、清偿外债外，及至他离任那年，还库余80万元，老百姓的负担反而减轻了。他采取几个措施：第一是治乱。包括制定税则章程，他不顾属吏谩骂，严禁贪污和苛捐杂税。第二是兴业。照他的说法是调查土宜，振兴物产，也就是利用浙江当地资源来发展生产，从发展生产中来增加国家税收。从那几年中，因收入上缴偿债，用在地方建设上的就不多了。可是他还是办了些好事，如修建马路，开辟西湖市场等。 从1915年到1918年，他担任湖北省财政厅长。那时已进入军阀混战年代。湖北的财政比浙江更难治理，他以在浙江时的办法，而且管得更严更细。曾做调查土宜、振兴物产方案计两三万字，当时，湖北督军是军阀王占元，为扩充地盘和势力，掠夺民财，增发官银局钞票。张校长不肯附和，就离开湖北。 1920年，张寿镛由北洋政府派任江苏省财政厅长。当时，江苏督军是李纯，因张校长不是他的亲信，被挡驾了，后调派为山东省财政厅长。但山东当权者强调鲁人治鲁，实际上也是变相挡驾，他接任不到十天，就主动辞职离去。 此后，北洋政府数度调他去北京任财政部秘书、总务厅长、库藏司长以及执政府秘书、上海南北和议秘书等，一度还在北京筹办劝业银行。然而张校长均不感兴趣，自称：此数年中，最无足述，流露了他对仕途的厌倦。 后来，张校长所写的追忆诗作，很能说明他当时的心情： 我亦与君少年游，久耻文章互标榜。 相期愿作太平民，坐看兰阶秀色上。 那识兰芳犹昔时，荆榛遍起遂生悲。 但听哀猿连臂叫，问天天醉天无辞。 沧海横流震荡甚，区区何足击皇慈。 又： 锱铢积累十三载，雾散烟消一刹那。 地窄雉飞虽带箭，奋刷翎毛忘坎坷。 信知君子法天运，洗净甲兵造山河。 长歌激越听者喜，曰吾流辈感蹉跎。 数度被军阀挡驾，做了些最无足述的差使，搞了十多年的财政，却历尽坎坷，像只箭伤的鸟，然而他的心情却因此更激越了。他看到的是沧海横流，听到的是哀猿啼叫，但他不甘心蹉跎岁月，仍保持他昔时的兰芳，说明他是有所抱负的。后来他决心不做官，专心办光华大学，为再造山河创百年树人的大业。 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之前，张校长在北洋政府统治的末期，又担任浙江省财政厅长。当时浙江督军是北洋军阀卢永祥，属皖系。十多年前，他在浙江财政司长任内，清偿积债，且有盈余；第二次重任此职，积欠又达数百万元，人民负担大大加重了。不久，江浙战争爆发，卢永祥战败下台，他也随之去职。
张寿镛与光华大学(3)
关于上海总工会的一段史实 1925年5—9月，张校长当了一百天的淞沪道尹。他在任职期间处理“五卅惨案”之际，有件事值得一提。 “五卅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天（6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成立。它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结成了爱国反帝的统一战线，罢工、罢课、罢市。惨案发生后，北洋政府派大员查办，当时统治苏、浙、皖的北洋皖系军阀卢永祥派军队弹压。但业已任命的淞沪交涉使尚未到任，因而与英帝国主义交涉事宜，就落在到任甫三日的淞沪道尹张校长身上，惨案发生那天，有大批学生被英国巡捕逮捕，经过他和上海其他名流唇敝舌焦的交涉，保释了被捕学生。对上海总工会的成立，卢永祥知道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组织，密令军队司令邢士廉（偶三）使用武力解散总工会。张校长身为上海地方长官，坚决反对。邢士廉军队在上海，理应受地方长官节制，但是他坚持要按卢永祥的命令解散上海总工会。张校长对他说：工会要改进是可以的，解散则不可以。如果你要这么办，我决不签署。这或许是当时上海总工会得以保存下来的一个因素。 为国民党理财到长揖而去 从张校长的家世、经历来说，他与清政府是有些渊源的；但与国民党却无任何渊源。可是为什么他又能历任江苏省财政厅长、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等要职呢？ 张校长担任这些官职时间是在1927年到1931年。他在《六十年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话：迨国民革命军到达沪、宁，承蒋介石先生致电虞洽卿约我以谈，始与蒋先生相见。时蒋先生欲以江、浙两处财政相属，我再三辞让，结果以江苏省府委员兼财厅任事。 这段话说明张校长与蒋介石初次见面，是在北伐军初抵沪、宁，蒋介石叛变之前；其二，蒋介石是托虞洽卿代邀的，蒋介石为什么会通过虞洽卿邀请张校长相见呢？这除了他们三人都是宁波人外，最主要的是因为张校长在江、浙两省和上海财政界、金融界卓有声望。 国民革命军初到上海时（1927年2月22日），军费开支十分庞大，而财源涸竭。北伐出师时，曾发行公债1000万元，但认购者寥寥无几。国民革命军第二任财政部长孙科接任时，携带《新债计划》赴上海筹款，遭到当地以江浙财团为主的金融界一致谢绝。孙科吃了闭门羹，无可奈何！两天以后，财政部修订组织法，增设次长一人，由孙科慕名坚邀无渊源的张校长出任其职。 孙科也罢，宋子文也罢，他们坚邀张校长就任财政次长的目的，无非是利用他与江、浙财团，上海金融界巨子如李馥荪、钱新之、陈光甫、胡笔江等等的关系。 无须讳言，张校长当年确实在财政上给孙科、宋子文以至蒋介石解决过燃眉之急。他也曾寄希望于国民党（他本人并非国民党）把军阀打倒之后，致中国于富强；但现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却使他很快对蒋介石失望了。他希望国泰民安，而蒋介石带来的是越来越乱的乱世。这种心情的转变可见诸他的一些诗句： 龙潭 初九龙为潜，野心来狼子。 末谓朝无人，知仁用可倚。 同心利断金，灿燃见易理。 （自注：龙潭之役，幸有何、李、白。何以仁，白以知，李以勇，此公论也。） 诗中龙潭之役，是指北阀战争中军阀孙传芳对南京的反扑（1927年8月下旬，战役发生于南京、镇江之间的龙潭）。张校长身为江苏省财政厅长，留在南京，为国民党军队筹备军饷。那次反扑以孙传芳的失败告终，但南京一度相当危急。他称孙传芳为狼子，赞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为仁、勇、知。他对打倒孙传芳之流的旧军阀是高兴的，庆幸朝中有人。但后来事实证明，赶走了旧军阀却迎来了新军阀，这也许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退休 在昔汉廷疏，长揖储君去。 此去非鸣高，欲遂读书趣。 聊反重由言，业岂籍官举。 社稷与人民，典坟乃师傅。 深愧漆雕开，未信登仕路。 茫茫三十年，不堪回首顾。 己巳离润州，辛未辞政务。 一身便觉轻，朝朝对缃素。 1929年和1931年，他在宋子文财政部任上，先后辞去江苏省财政厅长和财政部次长职务。他认为：一个人要做出一番事业，并不是非做官不可，特别是当了30年财政官员，在他自己看来是“不堪回首”的。张校长在辞职后所写的一诗云：“乌鹄不烦洗染劳，天然美质雪云涛，飞飞云月今宜息，岂畏风霜惜羽毛？”实是这种性情的写照。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可能与他的“退休”有关。1929—1930年间，他的两个儿子同时被绑票。他央求宋子文去向蒋介石说情，因为他知道蒋介石与上海大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的关系。宋子文去见蒋介石，不料蒋介石竟把脸一沉说：“赎票与绑票同罪!”这一下把张校长气坏了，只得忍气吞声，东借西贷，拼凑一笔巨款把两个儿子赎了出来。从此，他更加无意仕途，不愿再为五斗米而摧眉折腰了。 雨淋日炙全不管，风霜历练见明驼 许多事实证明，自从光华大学创建以来，张校长呕心沥血，全力办好这所学校，他常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当年，在校学生张令杭家境清寒，由张校长资助就读，并嘱其课余校对《四明丛书》，及至大学毕业。此五十年前事，如今这位同学已年逾古稀，“春风化雨”，他追思往事，深感母校校长对他的栽培，犹时时记在心间。张校长曾为光华成立纪念赋诗： 金榜与洞房，人生惟两喜。 宾朋聚一堂，恍如少年事。 （自注：余于光华成立以为生平第三快事。） 自我涉官途，不复存此意。 翰林未可求，学台今忽值。 （自注：从前称学台为学政。） 所期光国华，名驹千里驶。 誓将与终身，中途岂弃置。 他把光华成立称为“生平第三快事”。“第一快事”他虽未中进士，但也得了举人。“第二快事”是婚姻，他夫人蔡瑛，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为他分担忧乐。乙酉（1945年）三月（在他去世前几个月），正好是“花烛重逢五十年”。他在祝诗中说：“佛祖糟糠同气味，书声呗韵总神仙”，伉俪情笃是一快事。后来，光华的同学说：“张校长生平三大快事，做官不在其列。”
张寿镛与光华大学(4)
光华大学校训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张校长在王阳明学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贵在实行，不尚空谈”，要“说得出，做得到”。从光华当时开设的专业来看，除政治、社会、教育、文学和历史等系科外，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发展实业的，包括土木工程、经济、会计、银行、工商管理等。他反对在培养人才上“闭门造车”，以致“车不合辙”。他主张光华毕业的同学应当力求使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合辙”，这就是他所说的“知行合一”。 1939年，张校长在《己卯光华年刊序》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有史以来，艰难困苦，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向之所谋海防、江防、陆防者，今日渐渐移而至于腹地；向之所谓财源与夫货币等等，今或左右于他人之手；向之所谓工商者，今无一不与邻国相联系，甚且得操纵之……我以生货往，彼以成品来，盘剥之余，几何无不取膏血而尽之也!”这些话说得很沉痛，表明“国难愈甚，志气愈坚”（引自张校长：《赠宁波效实中学己卯毕业同学序》）。他认为“人生于世，惟志是视，志之所在，虽千回百折而必有以达其志”（引自张校长：《光华五周年书序》）。他认为强寇压境，只是一时的“艰难”，是“狼突豕奔”，还比较容易“应变”；而如果不注意人才培养，或者培养出来的人不“合辙”，那么他日的艰难将更甚，以致会被人“鲸吞蚕食，其患无穷”。这说明他把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学说，同当时中国的“救穷”、“救亡”联系起来。 这种思想，在他给儿子的一封信中也得到反映。1937年他的一个儿子将从经济系毕业，在选择职业问题上征求他父亲的意见。张校长在回信中说：“我是曾经沧海之人，甚不愿子弟入仕途，但汝既是学政治经济，当然在此路上走。不过要专精一些。专精谈何容易，全在学识与经验，书本上所得与经历上所得，两者必须贯串。至于经济更是立国之本。我不愿谈政治，而恰愿谈经济。中国大病是在贫字。货弃于地，而书生以不治生产鸣高，如何不穷？！汝要做官，必须以做官救一般之穷为志趣……” 大学的学生，也像当时所有大学一样，有左、中、右各派。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很有影响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光华大学有个小组，组长是苏灵扬。据同学回忆，1933年冬，蒋介石的白色恐怖越来越残酷，上海各大学的进步学生八十多人，并有一位教授，于12月21日同时被捕，其中有光华大学学生十四人，包括诗人田间（童天鉴）、作家周而复（周德）等。这些学生被捕后，张校长出于对青年学生的爱护，向当时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力保。张校长主持正义，对校中进步教师也力加保护。1930年，光华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维护人权，批评国民党专制。当时###竟饬令光华大学把罗隆基撤职。为此，张校长于1931年1月19日呈文国民政府，文中说：“今旬奉部电遵照公布后，教员群起恐慌，以为学术自由从此打破，议论稍有不合，必将陷此覆辙，人人自危！”当时蒋介石故作姿态，提出“赦免###”以愚弄人民。张校长即就题发挥：“夫因政治而著于行为者尚且可以赦免；今罗隆基仅以文字发表意见……略迹原心，意在匡救阙失。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拟请免予撤职处分，以示包容。”但蒋介石并不“给面子”，据1931年1月18日胡适致陈布雷信（稿）中提到罗隆基时说：“此事即无可挽回。对此，也可见张校长能上书据理力争，确实是有一番勇气的。” 光华大学在张校长专心擘划下发展得很快。校基扩大了，又陆续兴建了科学馆、体育馆、健身房、疗养院、实习工场，以及丰寿堂（取王丰镐与张寿镛名字而成）为大礼堂等。不幸在抗战爆发后，全部建筑物毁于敌火。张校长在一首诗中沉痛地记述此事。 育材国之本，三乐原不离。 经营十四载，不恤身为羁。 一旦风云翳，遂令日月亏。 （自注：光华大学经营十四年，去岁校舍悉毁。） 他把这场浩劫比作“日月亏”。但他并不气馁，一方面把大学、中学转入租界，赁屋上课；另一方面，亲自入川（1938年），在成都设立分校。四川知名人士张仲铭慷慨捐赠基地六十余亩，在成都草堂寺附近兴建金碧辉煌的新校舍。抗战时期，光华大学成都分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抗战胜利后，改名“成华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又并入四川财经学院。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公共租界。为了避免日伪玷污光华名义，张校长毅然解散光华大学和附中，化整为零，以“诚正学社”名义收纳文学院师生；以“格致学社”名义收纳理、商两学院师生；另以“壬午补习社”名义收纳光华附中的师生，使弦歌不绝。此外，他在自己家里开办“养正学社”，亲编讲义，讲授史学大纲、诸子大纲等课，所谓“雨淋日炙全不管，风霜历练见明驼”。他履行了与光华同始终的誓愿。 老翁七十无他望，坐看专家奕奕神 张校长的晚年（1931-1945年），除了办学之外，可用一个字来概括，即“书”字：读书，著书，编刻《四明丛书》，替国家购书，整理个人藏书。办学，实际上也就是让青年有地方安心读书。 他退出官场，就一面读书，一面编订乡邦文献。他有诗纪曰： 藏书如不读，滋味哪知长？ 琳琅廿万卷，椠刻不寻常。 取之自怡悦，聊作鞭贫粮。 编目犹非易，尽读岂渠央。 另一首曰： 昔佐度支使，世风挹炎凉。 吴月先看罢，乡献逮津梁。 （自注，先辞江苏财政厅长，再辞财政次长，编《四明丛书》得七集。） 张校长编纂《四明丛书》，是他对于浙江文献事业的最大贡献。这部丛书搜集之广，卷帙之繁，是全国乡邦文献中所罕见的。丛书中的每一种都有张校长所撰的序或跋。很多珍本，都是从北京图书馆、天一阁、文澜阁、刘氏嘉业堂等公私藏书中辗转采访抄得的。历代文人不乏重视乡贤遗著或乡邦文献，但像张校长那样编刻《四明丛书》，无论誊写、雕版、印刷，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资助，全靠个人的心力，这的确是一件艰辛的事情！他在这部巨著的序中说：“寿镛飘零海上，时值用兵，双鬓已皤，一卷不释。读元次山诗，曰：‘斯世虽乱，吾心不乱’。积一二月之心力，汇五百载之文献，枪林弹雨之中，汗竹秋灯之下，勉写成篇，以报乡先哲于万一，亦他州作客，垂老信书之意乎？！”《四明丛书》与其他乡邦文献比较，是有其独到之处的。国外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1973年，日本宫崎大学教授山内正博，在巴黎举行的第29届国际东方学大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张寿镛的思想》的论文，其中有一段说：“张寿镛是一位（中国）南方文化传统的忠实继承者。他……编纂了《四明丛书》，对丛书中的各书分别写了序言，并作了注释。通过这些序言和注释的内容，可以看出他的主要思想和王应麟、王守仁、黄宗羲一脉相承。张寿镛的思想虽然有时和上述三人思想不一致，但在他们的思想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当地流传甚广，在反法西斯侵略斗争中是有力的武器。”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张寿镛与光华大学(5)
山内教授指出张校长继承、发展了浙东学派的思想。这种看法是有其一定依据的：他发现并肯定张校长在编纂《四明丛书》和撰写序、跋时所透露的对日本侵略者的义愤和仇恨！事实确是如此。《四明丛书》一至七集陆续刊印于1933—1940年间。这7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从步步进逼到大举入侵的年代，张校长不仅在选择乡邦文献中重节义之士，而且所写序跋随着抗战的深入，愈益激昂慷慨，成为山内正博所说的“反法西斯侵略斗争中的有力武器”。 张校长的爱国思想不仅跃然纸上，而且付诸实践。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之后，上海各界成立抗敌后援会，他应邀任委员，同时参加救国公债劝募总会，与地方人士一起积极支援抗战将士。1938年6月，他不辞辛劳，从上海到香港、飞重庆、至成都，亲自与川中教师多方擘划光华分校的创建。1941年8月1日，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他闭门谢客，坚决拒绝日伪的威胁利诱。 张校长在抗战时期还有一个重要贡献。他与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教授郑振铎和藏书家徐森玉先生等，在上海抢救沦陷区流失的古籍。从1940年初到1941年底，两年之中共收购珍贵古籍一万五千部左右。这是祖国的文化瑰宝，经他们抢救，大量古籍得免被日本侵略者掠夺或炮火所毁，或流失海外。现在台湾省中央图书馆收藏的善本书，约有三分之一是他们当年抢救出来的。待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之后，这笔民族遗产将更放其光辉! 张校长私人藏书达一二十万卷，积聚时间主要是从1920年起到1939年近20年中。1937年冬，他以所藏书籍的刊刻年代为序，编了一本善本书目，其中除几部元刊本之外，绝大部分是明刊本，达735部。明刊本中，万历、嘉靖两朝的刊本近500部。此外还有一些抄校本，计254种，其中较珍贵的是阮元手校的宋本《太平御览》1000卷。 1952年，张校长的藏书4万余册，以张师母蔡瑛的名义，全部捐献国家，受到人民政府文化部的褒扬。现在，有一部分书籍存于北京图书馆（现改名为国家图书馆），有一部分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四明丛书》全部雕版则捐赠杭州浙江图书馆。 张校长有六子十女，孙辈众多，而当他垂暮之年，身边子女却很少。他以著书、讲学、课读孙辈自娱。他除编纂《四明丛书》外，其他著述尚有：《约园杂著》一编、续编、三编，《史诗初稿》上、下两册，《约园演讲集》、《史学大纲》、《诸子大纲》各一册，以及经他校定的《乡谚证古》等。他尤喜吟咏，淳朴自然，发自性情。1938年入川，归来辑成《游蜀草》一卷，记其所游，歌颂祖国壮丽山河！ 张校长60岁时，他的后人为他刊行《约园杂著》八卷，在《前言》中特别提到他教育子女的这样一段话：“一个人立身处世，不可把自己看得太重，太重则一切不肯牺牲，也不可把自己看得太轻，太轻则认为一切非我所能做到。”他生平服膺两句话：一句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一句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纵观他的一生，可以说他是把这两句话作为自己实践的出发点的。因而在抗战时期，环境虽然险恶，他却能处之泰然，对抗战必胜，始终抱乐观态度，对国家的未来，一贯充满信心。 1945年7月8日（阴历五月二十九日）是他七旬寿诞，光华师生、校友趋前祝贺，他在病榻上以两句话来勉励大家——复兴中华！复兴光华！ 那天，他还赋《七律》二首，其一曰： 河汉江淮半涉身，文章典籍过吾春。 颠狂世界天生我，艰险工夫事在人。 今后士林肩任重，宜探根本见闻真。 老翁七十无他望，坐看专家奕奕神。 这是年届古稀的张校长一生的自我总结，也显示了他对未来的展望。 在另一首《七律》中，有这样两句话： 长于归来知国况，百般策刘在氓宽。 他在病危的时候仍旧念念不忘祖国的复兴，并向从重庆归来的长子详询抗战胜利后的振兴计划，他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使老百姓过宽裕的日子——“藏富于民”。 1945年7月15日，祝寿之后仅仅7天，张校长即与世长辞，惜未能亲眼看到抗战胜利。但是他尽瘁教育事业的精神，直至今天，还为光华大学和附中的师生深深地怀念着的！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南开教父严修(1)
文/梁吉生 南开大学创办人严修（1860-1929年） 严修是南开大学的奠基人，是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积极变革封建教育、倡导新式教育的先驱者。人们高度评价这位20世纪的爱国教育家。1929年，严修去世第二天，天津《大公报》即发表社评，称他“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60年后，即198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二次会议通过议案，褒扬严修一生倡导新学的功绩和培育英才对祖国的贡献。 严修（1860-1929年），字范孙，早年受过系统的封建科举教育，中进士、点翰林，终于攀上封建统治阶层，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但是，严修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吏。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之较早地看到了世界潮流和国势阽危的严竣。他勇敢地走出迂腐颟顸的封建营垒，率先大声疾呼：中国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 基于这种信念，1898年，严修弃官回津以其严氏家馆为基地，进行改革旧式教育、兴办“西学”的试验。1904年，在家馆的基础上，成立完全新式教育的南开中学。由于他的积极倡导，天津成为北方教育的先进地区。 20世纪初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为教育的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大学教育之设施及扩充，为我国目前最急切之要求”。严修不失时机地适应社会的呼唤，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开始试办高等教育。1916年，他与张伯苓校长大胆开办专门部和高等师范班，这可谓南开办大学的滥觞。 这是艰难的一步。高等师范班只办了一届，终因师资匮乏，经费短缺，难以为继。严修没有灰心气馁。他与张伯苓商定，先由张伯苓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高等教育，随后即于1918年严修赴美参观考察。严修以半年的时间，或去美国大学旁听教育理论课程，或走访美国东西各地，对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葛林奈尔大学、旧金山大学等学校的学制、行政管理、办学经费、教育教学方法及设备、图书情况详细调查研究，特别对美国私立大学教育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在美期间，他还与张伯苓一起广泛接触了中国留学生，如李建勋、郑宗梅、廖世承、汪懋祖、邓萃英、王文培、傅葆琛、鲍明黔、张耀翔、凌冰、朱家骅、刘廷芳、侯德榜、邓以蛰、颜任光、张默君等。他们对美国教育的切身感受给予严修很多启发，严修还从这些留学生中为未来的南开大学物色骨干教师。 1918年底，严修、张伯苓回到天津。他们对创办大学教育充满了信心和勇气。正如张伯苓在南开师生欢迎他们的###上所说的：“这次我与严范孙先生和范源濂先生先后游美，很有收益。一年多来，考察他们的国情及人民的精神，遂知教育是一国之根本。并且一国的人才全由大学产生而来。现在我国教育不兴，人才缺乏，不禁使人感而思奋，要立即创办大学。” 1919年初，旧历春节刚过几天，花甲之年的严修不顾体弱多病和刚刚丧子的悲痛，偕张伯苓开始为筹办南开大学仆仆于京津路上。为了就近与张伯苓等人筹商大学事宜，他甚至提出要在南开学校内设立办公室。严张首先到了北京，在###拜见教育总长傅增湘，讨论南开大学立案事，在六味斋约见蔡元培、胡适、陶孟和，征求建立大学的有关建议，在中山公园会见梁士诒、曹汝霖、周自齐等筹募办学经费。不久，严张又分赴太原、保定、南京等地，请求阎锡山、曹锟、李纯等协助办学，以后又派人遍访各省军民长官及教育当局，敦请鼎力襄助。 为了筹款，向人求见，严修和张伯苓不知坐过多少冷板凳，挨过多少次白眼，但为了办成南开大学，他们并不自悲、自惭，诚如张伯苓所说：“虽然有时向人家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严修等人的努力终见成果，于是从1919年4月起开始兴建大学校舍，5月成立大学筹备课，拟订校章，规划系科，组织招生，9月录取周恩来、马骏、张平群等96名学生，25日举行开学典礼，严修、黎元洪、范源濂等莅会，私立南开大学诞生。第二年开始招收女生，这是中国近代私立大学中最早招收女生的高等学府。 应当说，南开大学得以奠定巩固始基并获初步发展，是与严修的努力与名望有着极大关系的。胡适在分析南开教育时，曾对严修在天津地方、直隶全省的道德名望，及其对教育的信念、对新时代新学识的虚心接受给予很高评价。可以说，没有严修，就没有南开。 严修在南开大学最初发展中，曾以个人财力、物力给过学校很大支持。1919年他捐赠南开大学购书款2000美元，同年还赠中文书籍30余种数百册；1922年捐地5亩多，折洋18130元；1924年又以《二十四史》、《九通》等数十种古籍捐赠南开大学图书馆。20年代，南开大学接受几笔大的社会捐款，也无不缘自他的名望和关系。如1921年江苏督军李纯以其四分之一存款捐助南开大学作永久基金，就是由其弟李馨致函严修，并派员与严修之代表洽商拨交手续的。1922年严修好友徐世昌捐助南开大学震义银行存款票据8万元，也是经由严修转交南开大学的。 思源堂（今第二教学楼）的起建，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时称罗氏基金团）捐助建筑及设备费12万多元，而建筑费的另一半则由河南袁述之慨捐。述之先生系严修好友袁世凯的堂弟。他之所以“秉承慈命，朝达夙愿”，固然主要在于南开大学“声誉日隆，倾动中外”，但严修与袁氏家族的特殊关系也是原因之一。 官绅出身的著名实业家和教育家卢木斋是严修的儿女亲家。1927年经严修促成，卢木斋捐出10万元兴建南开大学图书馆。这幢新式图书馆占地920平方公尺，可容纳读者300人，藏书20万册。1928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校庆之际，同时举行图书馆落成仪式，严修等亲临出席，观礼来宾达400余人，成为当时天津文化一大盛事。图书馆被命名为“木斋图书馆”（今行政办公楼）。 严修不仅从物质上给予南开大学支持，其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对学校早期的办学宗旨、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无不有着重要指导作用。严修主张“讲中学以通经致用，讲西学以强国富民”，强调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特别注重人格修养和校风建设。对于南开文科的发展，严修曾拟与梁启超联合，吸纳优秀人才，使文科在全国建立学术地位和影响，梁启超对此也信心十足，表示“若将文科全部交我，我当负责任”，“南开文科办三年后，令全国学校文史两门教授皆仰本科供给”。后来，梁启超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他又计划在南开设立“东方文化研究院”，学校采半学校半书院制，院舍在南开，课程与南开保持相当的联系，主要研究孔孟思想和宋明理学。严修对此十分赞成，多次与梁研究磋商。在理工科设置上，严修支持张伯苓发展应用科学的主张，使南开大学比较适应了天津及北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南开教父严修(2)
在办南开教育上，严修一直把张伯苓视为知己和同志。他十分信任和支持张伯苓。张伯苓最初主持南开教育是极不容易的，社会上并不理解南开大学建校的初衷和主张，认为南开大学要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是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张伯苓只配做一个职业中学校长。面对社会的压力，正是严修给予了张伯苓坚强的支持。历史已经证明，张伯苓的确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南开之所以办出骄人的成绩，南开大学之所以成为一所著名大学，张伯苓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严修慧眼识贤才，他给南开大学选了一位好校长，这也正是他对南开的最大贡献。 严修慧眼识贤才，还表现在他对周恩来的器重和资助上。1913年周恩来考入南开中学。在南开这个中西文化融合的教育环境中，周恩来很快显露出品学兼优的才能，得到严修的格外赏识。1917年周恩来中学毕业赴日本求学，翌年4月严修去美国考察教育途经日本，受到周恩来热烈欢迎。在几天的时间里，周恩来一直相伴左右，甚至在严修下榻旅馆留宿彻夜长谈。同年年底，严修、张伯苓回国又在日本停留。严张告诉周恩来南开将设大学，欢迎他回母校就读。1919年“五四”前夕，周恩来回到天津，经严张同意免试进入南开大学文科，开学前4天，严修在私宅设宴欢迎周恩来。 周恩来入大学后，成为南开和天津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者。他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组织“觉悟社”，勇敢地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第一线，带领广大进步青年学生请愿，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开展以科学、民主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1920年1月遭反动当局逮捕，身陷囹圄之中，仍然不减斗争锐气。同年7月胜利出狱。严修一如既往看重周恩来。他与张伯苓商量以他在南开设立的“严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深造。10月，他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为周恩来介绍去英国留学。 周恩来到达欧洲后，一直与严修书信往还，保持密切联系。严为资助周恩来，特在严家账目上为周立了户头。除第一年的用款是他交给周支票携走外，以后周恩来在欧洲的3年，都是他让人转寄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如1921年严修日记载有：2月27日“李琴湘来，余将补助李福景、周恩来之学费，交伊持去”。1922年旧历正月初五，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特去拜谢严修。 严修在经济上对周恩来的帮助，不仅使之免受饥馁之苦，而且周恩来不必像其他旅欧学生那样勤工俭学。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中说：“周在欧洲时，他本人的经费支持者是南开大学一位创办人严修。与其他中国学生不同，周在法国时，除短期在雷诺厂研究劳动组织外，并未参加体力劳动。他从一位私人教师学习法语一年后，即以全部时间从事政治活动。”周恩来在欧洲参加共产党后，有人曾劝严修不要再给周恩来以资助，但他不为所动，以“人各有志”奉答，继续寄钱给周恩来。对此，周恩来十分感激。他深情地说：“严老先生是封建社会一个好人。” 南开大学作为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以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创办新式大学的成功典范，严修为她的早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对教育的极大热情和无私奉献精神，使人感怀和钦敬。严修去世后，南开大学召开追悼会。张伯苓高度评价严修的办学功绩，他说：“严先生道德学问，万流共仰！个人追随颇久，深受其人格陶冶。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严修逝世后，南开在世界各地的校友发起捐款，在南开中学兴建“范孙楼”，敬塑严修铜像。1992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又在中心花园敬塑严修半身铜像，以为永远纪念。每逢他的诞辰或校庆纪念日，南开师生和校友都来这里凭吊。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张伯苓的最后五年(1)
文/司徒允 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校长（1876-1951年） 一 1946年，合组“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自返回平津复校，南开大学此时正式改为国立，尽管这所著名的私立大学早在抗战开始不久即已事实上被纳入了国立体制。这一年，张伯苓的实足年龄刚好是七十岁，年届古稀的他仍被任命为国立南开大学校长。以当时国立大学校长的在职年龄，张无疑已属高龄，不过此前他发愿要再服务教育十五年，壮心依然。为此他远赴美国治疗困扰自己多年的老年宿疾，清除身体上的障碍。因而这一年大部分时间他是在美国度过，直至第二年初春才回到天津。据说当时赶往车站欢迎张校长归来的各界人士和民众超过了三千人。这个时期，无论对南开还是对张伯苓个人，似乎都进入了发展的“巅峰”状态：返津复校的南开大学尽管困难重重，但占地面积较先前有了成倍的扩展，为将来发展预留了广大的空间；张伯苓更是雄心勃勃地设想，南开中学除已有的天津、重庆两所外，还要在上海和东北某地再建两所。看来，“大南开”的蓝图，化为现实已经指日可待。 张伯苓早年矢志办学，为筹款“化缘”，与各时期军政要人均建立起良好融洽的关系，但在北洋时期无论是黎元洪请他出任教育总长，还是奉系主政时让他担任天津市长，他均极力辞却，不为所动。以他的学生们的观察：“先生眼光远大，知道一下海就身败名裂，自身不保，南开学校亦随之瓦解。”可是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张伯苓刻意回避政治的态度发生了改变。1930年张伯苓南下拜访蒋介石。此前，蒋派国民政府秘书钱昌照（后任###常务次长）考察平津地区高等教育情况。据钱回忆：“在天津，我看了南开大学，和张伯苓详谈。他对蒋称颂备至，说中国富强要靠蒋。南开大学办得比较好，秩序井然。我回到南京后，写了一个比较详尽的报告。我还对蒋说，南开大学办得不差，但经济比较困难，蒋立即打电报给张学良，叫张学良每月补助南开大学几万元。张学良照办了，张伯苓颇为感激。”张伯苓的南下谒见蒋介石，有着上述具体背景。 翌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较早关注东三省命运的张伯苓更是感触颇深，进而把挽救民族危难的希望寄托于南京国民政府。鉴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张伯苓于1936年在重庆购地筹建南渝中学（后称重庆南开中学），蒋介石率先捐助大额开办费用，使该校顺利建成并开学，嗣后成为陪都时期的教育重镇之一。“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决心抗战，张伯苓应邀参加第一期庐山谈话会，会上力排“低调言论”，主张抗战到底。未几，天津南开大学惨遭日军炸毁，张伯苓的几十年心血毁于一旦，其内心之愤怒和痛惜不难想见。蒋介石随即接见张伯苓和北大、清华等校的校长，明确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作为一个政府首脑，国难当头的这番表态是足以感召和聚拢当时教育界的经典话语。本来对蒋氏即怀有感激之情的张伯苓，经此番遭难，更增强了政治上对蒋的亲和力。第二年，他在蒋的邀约下加入了国民党，其后又出任战时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主席团主席等职；1945年国民党六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本来学校规模不大、学科远未健全而声誉良好的南开大学由政府当局决策，与北大、清华合组国立性质的联合大学，先长沙后昆明，构成抗战期间大后方高等教育的翘楚。 这样，抗战胜利后“凯旋”天津的张伯苓，其身份较之八年前就有了明显不同，他不再只是作为社会贤达的南开校长，而是在此底色上叠加了某种政治色彩。这段时期天津新闻媒体在报道地方头面人物的活动时常常有这样的排序：“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天津市长杜建时……”，恐怕这并非只是因为杜乃南开毕业，与张有师生关系所致，而是凸显了此时张伯苓的政治地位和身份。也正是得益于此，处在复校阶段的南开大学就地区环境而言，就显得比较有利甚至优越。张伯苓早期艰难办学，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政治与教育相互关系的密不可分，像蔡元培、胡适等教育界人士钟情于“教育独立”理念的言行，在张看来是不现实的。他鼓励当年南开毕业后赴美国取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学生归国到南京政府监察院从政，而辞去国内大学的聘约，即是出于依靠政治强势扶助教育（学校）的现实考虑。他之所以不惜在政治上“跑跑龙套”，未始不是出自同样想法。当然，他也曾不止一次地向南开同仁和校友表示，要摆脱政治，专心教育，但事实上已难以做到。 二 不过，南开大学正式改为国立之后，不仅办学经费仰仗于国库，办学规划和决策也须得到###认可，其自主权较之私立时期大大削弱。虽说有得也有失，但对于张伯苓来说，还是显得不很适应。1946年夏，张伯苓呈报《南开大学复员计划》，拟将复员后的南开大学建成由五个学院、二十多个系组成的具有相当规模的综合大学。但是###的批复却只同意设立文、理、工、商四个学院、十六个学系，原计划中预备筹建的医学院和法律、新闻等系未获批准。###显然虑及现有师资、图书馆设备等办学条件不足，从而压缩了原计划。可是以张伯苓一向自主办学的风格，对###批复的感受无异于使南开雄心勃勃的发展规划遭遇了挫折。此后，###长朱家骅亲临南开大学视察，张伯苓现场说法，提出了包括图书馆、教员和学生宿舍建筑费等在内的九十多亿元（当时币值）的特拨经费要求，然而###随后实际下拨的经费却尚不及所请数额的一半。张伯苓不免大失所望，对朱家骅颇有意见。 曾经一度接替张伯苓代理南开大学校长的何廉教授在晚年所述回忆录中认为：###对南开不肯特别行以方便，是由于教育界的派系因素在起作用，在“北大集团”垄断高等教育主导权的情况下，南开很难得到应有的照顾，因为“在1948年，和那些最好的国立大学相比，南开可能是惟一的行政管理上仍然自主的高等院校”。何廉教授进一步指出：“南开作为一个大学和张伯苓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从未得到北大领导人的重视”，无论蔡元培还是胡适，都认为南开主要是技术性和职业性的学校，张伯苓“不欣赏自由教育，事实上在南开大学的课程表中看不出自由教育来，其定向是鼓励职业的、实际的和技术性的学习”。何廉先生作为 “现场当事人”之一，披露了民国高教界的某些内幕，涉及张伯苓与朱家骅“不睦”的深层背景，具有相当的可信性。的确，张伯苓属于从底层涌现出来的实干型人才，其自身并不具备深厚的人文素养，在民族危机的现实急需和仿效美国实用教育模式的双重作用下，他更倾力于相对功利化的教育，加之私立办学经费有限，就愈加远离“虚文”。事实上张伯苓轻视人文学科的取向也曾受到来自南开内部的批评，据邢公畹教授载述：“张伯苓校长早年办大学，重理工而轻文史的情况很严重，有见地的又极受校长器重的化工系主任张子田教授，为此深感遗憾，乃至当面批评张校长，认为从一个办教育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破坏学术界‘生态平衡’的短见。”
张伯苓的最后五年(2)
其实，何廉的说法还只是就一般背景而言，可聊作参考。考虑到1947年内战方酣，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的实际情形，###自身究竟有多少经费可用来满足各高校嗷嗷待哺的迫切需求，实在也是个疑问。何况原本并不充裕的经费被脱缰野马般暴涨的物价抵消之后的实际所得也就愈加少得可怜，而这又是教育主管当局所无可奈何的。张伯苓对朱家骅的抱怨即便确实也事出有因，而后者的操作难处也不应全然视而不见。问题在于，面对以北大为领头羊的近代中国高教体系，张伯苓领导的南开选择哪怕是部分地融入其中而换得相当的认同，还是依旧像私立时期那样自外于这一体系，追求特色而“独往独来”？无论如何，张伯苓是眷恋自己独打天下的往昔岁月的，这可以从他反复强调南开发展史的言论中得到证实，“南开经验”的成功已使他建立起牢固的信念。所以，南开大学改为国立以后，他仍然梦想“十年之后恢复私立”。然而，现实里国立南开应如何度过“磨合期”而与现行教育行政体制实现良性互动，张伯苓却显得思想准备不足。而在###看来，南开大学要真正纳入国家管理系统，就必须放弃行之多年的“家长式管理”，而这一触及人事的敏感问题恰恰又与所谓“北大集团”对南开和张本人的认知及评价互为因果。随着不久后张伯苓出任南京政府考试院院长，###终于等来了更迭南开人事的机会。 三 1948年由国民党导演的“行宪国大”之后，蒋介石出任总统，他提名张伯苓担任考试院院长。张伯苓一生办教育的“清誉”和他近十年来与蒋的相互信任关系，应是他获得此项提名的两个关键因素。考试院与行政、立法、司法、监察院并称“五院”，乃国民党实行“宪政”的五大支柱之一。考试院院长一职长期由国民党###戴季陶担任，戴死后蒋介石曾有意请胡适继任，被胡婉辞，几经考虑最终决定请张伯苓出山。张伯苓最初亦曾犹豫，以致推辞，但天津市长杜建时衔蒋之命极力敦促，陈布雷也专电恳请：“我公不出，将置介公于万难之地。”张伯苓性格中具有诚笃仗义的特点，他素来持“你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待之”的做人处世准则，终于允其所请，复电称：“介公为救国者，我为爱国者，救国者之命，爱国者不敢亦不忍不从。”不过，他提出一个重要的附加条件，即兼任南开大学校长一职。张伯苓的意思很明显，南开才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据说，蒋介石默许了这一附加条件，然###方面则存在异议。 张伯苓急电当时在美国的何廉，要他速归代理南开大学校长一职。何廉深得张校长器重，自他加盟南开，该校的学术研究局面为之一变，南开经济学科令世人刮目相看。何几次放弃他处高薪聘约，效力于南开，对张伯苓尊重有加，感情深厚。抗战期间，何廉一度从政，担任经济技术部门的管理工作，但仍兼任南开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廉应召而回，他同意由张伯苓居校长之名，由他实际主持校务。对此，###长朱家骅颇有保留，认为在张的影响下，何很难放手管理校政，他援引有关大学法的规定，现任政府官员不得兼任国立大学校长，指张伯苓的“恋栈”与法规不合。此前，北大资深校长蒋梦麟即因兼任行政院秘书长最终不得不辞去校长一职，促成此事者，主要是朱家骅和傅斯年等人。朱氏曾约张长谈，力求说服对方，却未能如愿。何廉提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变通方案：张伯苓赴南京履职期间，向南开请长假，张请假期内，何廉代理校长，这样既顾及到有关法规，又照顾了张本人对南开的眷恋之情。对此，张伯苓自然欣喜，而朱家骅却不置可否。就在张伯苓与何廉交接校长职务的次日，行政院的人事变动决定见诸报端：“中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0月13日行政院第二十次会议决定接受张伯苓辞去南开大学校长职务的辞呈；任命何廉为南开大学代理校长。”对此，张伯苓大感惊诧，而何廉则认为“很明显，这是###搞的对张伯苓的一次突然袭击，将他从南开大学校长职位上拉下来。张伯苓感情上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所以，不久即离津到南京”。 张伯苓真正到南京考试院视事的时间甚短，他曾表示，“对考试院的业务，向来不熟悉，我可以学”，多少有些既来之则安之的意味。颇有意思的是，南京方面为张伯苓配备的考试院下属多为有南开背景的人员，如沈鸿烈任铨叙部长、田炯锦任考选部长、雷法章任考试院秘书长等。不知事属巧合，还是有意为之，不久，时局逆转，南京百官纷纷作鸟兽散，张伯苓年迈体衰，随即避往重庆南开中学，那里是八年抗战时期他的避难栖息之地。 考试院院长的这段经历，是张伯苓从政的“顶巅”，也是日后在新中国的环境里使他“身价大跌”的原由，即所谓“一脚踏在臭水沟里”。本来一位办教育卓有功绩的社会贤达，转瞬间竟成了“前朝遗老”，当年为之扼腕叹息者不乏其人。他的学生周恩来在1945年冬为军调处执行部成立来北平，与南开同学、时任中央社北平分社负责人的丁履进谈道：“（张）校长是卓越的教育家，不是政治家，他不应该参加国民参政会这类的政治工作。”反映了中共方面对张从政不以为然的态度。 被后人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张伯苓的从政表示了“惋惜”。且看1947年3月18日的胡适日记：“下午四点，蒋先生约谈，他坚说国府委员不是官，每月###二次，我不必常到会，可以兼北大事。我对他说，现时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蒋先生前几年把翁文灏、张嘉璈、蒋廷黼、张伯苓诸君都邀请入党，又选他们（廷黼除外）为中委，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误了”。此时胡适任北大校长，刚刚推却了要他出任考试院院长的“好意”，又在为蒋介石请他兼任国府委员一事而苦心说服对方。在胡适看来，社会上应有好人站在政党之外，“独往独来”，必要时替政府说话，更有收效，而一旦加入政府便失去了独立发言（包括批评）的资格。基于此，他认定张伯苓等人的置身政府之内，得不偿失。因此，胡适在国府委员，乃至其后的行政院院长、总统等“官位诱惑”面前，还是把持住了自己，保有一个“独立之身”。虽然胡适与国民党人的渊源瓜葛较之张伯苓更为深厚复杂，但在拒绝官职方面，胡适毕竟表现出更多的个人选择，这里确有某种自由主义的理念在起作用，而这恰是偏重务实的张伯苓所欠缺的。 四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74岁的张伯苓在新中国只逗留了短短一年两个月又二十余天。其间，他先后两次中风，第一次在1950年1月的重庆，幸而经治疗恢复过来；第二次在1951年2月的天津，发病九天后去世。关于张氏这段最后岁月，现存的文字资料并不完整，其中令人质疑或相互矛盾之处颇不少。总的感觉是，张伯苓的处境十分不妙，其精神状态低迷不振，外界刺激接连不断，难以融入正在改天换地的新时代。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张伯苓的最后五年(3)
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父子接连三次劝请张伯苓去台湾或美国，张谢绝了，留在大陆。张谢绝蒋氏的托词据说是“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云云，而以当时接触过张的南开校友观察，此时张“精神衰微，体力已竭，愿终老故乡”，显然身体因素不容忽视。不过，从他病逝前数月与部分南开校友在津聚会时得意地宣称“咱南开到处有校友，北京有周恩来，在台湾还有吴国桢”的情形揣测，他选择留在大陆或许内心也有某种把握。素来善于做统战工作的周恩来恐怕不会轻易让老校长“沦落海外”，通过特定渠道捎话给张也未可知。不过，由于张伯苓留在大陆，这面南开的旗帜随之发生了政治性分裂，台海两侧的南开校友们明显地赋予他不同的政治色彩，以致在他身后竟有两份政治取向截然相反的“遗嘱”流传…… 在50年代初期的新中国，张伯苓无疑得到早年学生周恩来的特别庇护，政治上没有像对旧政权军政要员那样进行清算。张氏夫妇搭乘飞机回到北京，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暂住傅作义斋舍，在京逗留近半年之久。之所以如此，是周恩来考虑到张伯苓即时返津，可能会遭到激进学生的斗争。1950年9月中旬张伯苓终于回到故乡，可是“城郭依旧，人面已非”。当时进步的南开师生对归来的老校长并不欢迎，态度冷淡，许多同学认为他是“战犯”，没按反革命分子去政府登记就已宽大他了。只有一批南开故旧在情感上给予他一些慰藉，尚存人间温情。他希望暑期到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特意征求南开大学党支部意见，却未得到任何答复。不久，南开校庆来临，他早早准备前去参加有关活动，但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座席。自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叹息不已，自感平生工作全被否定……与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愈挫愈奋”的虎虎生气相比，其晚境之凄凉无奈，适成两极。 张伯苓逝世后，除天津报章刊出张家的“哀启”和由他人代笔起草的“张伯苓遗嘱”外，大陆新闻媒体一片寂然，无任何评论和深度报道。即使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临吊唁一事也未作公开披露，好像仅是一项个人活动。周恩来在审读张氏遗嘱时，从政治高度表示遗憾说：“可惜少了两句话，即张伯苓应表示悔过，向人民低头。”直到张伯苓逝世后44天，才由张的朋友和学生在南开女中礼堂举行了一个小型追悼会，致悼词者乃早先南开大学秘书长、张氏遗嘱（大陆版）代笔人黄钰生（字子坚）先生。这篇30年后才公开发表的悼词，洋洋万余言，新旧观念混杂，既有饱含深情的真知灼见，也不乏追随时代话语的笨拙努力，在当时的社会氛围里堪称一篇难得的用心良苦的纪念文字。其中写道： ……张伯苓40多年间为教育、为中国，辛辛苦苦，劳碌奔波，到处碰壁，失败了再起来，起来了又失败，愈失败愈奋斗。他是中国新教育的启蒙者，也是一代人师。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张伯苓是孙中山时代的人，而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人。他是真诚的爱国者，甚至于他在政治上的错误，也由于他爱国情切，把希望寄托到错误地方上去了，如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救星。但是，他懊悔晚节的失足，他叹息老境不能参与这个伟大时代的工作，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扬弃的人，他悲伤在新社会里无有他的地位，他悲伤他不如他的老友颜惠庆，他悲伤他的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的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里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 悼文最后列举张伯苓读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文后的感悟，特别申辩道：有人说，张伯苓没有形式地向人民低头，但是他向人民意志的代表毛主席，低头了，如果天假以年，这位老人或者还要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做一些有用的教育工作…… 此后，在南开大学的各院系便陆续展开了对张伯苓的批判，诸如“人格卑鄙”、“不学无术”、“公、能教育旨在升官发财，为蒋介石服务”、“其办学是搞改良主义”之类不实之词、诛心之论像污水一样一股脑泼向辞世不久的张伯苓。有的单位要求教师逐一表态，批判过程中出现不易理解的问题则派出工作组专门加以辅导。一些老教职员即使发出“不和谐之声”，也迅即淹没在一片政治声讨的批判之中。1960年校方编印的《南开大学校史》更对张伯苓予以全面否定。 海外对于张伯苓逝世的反应和评价则是另一番情形。香港、台湾、美国等地报纸和通讯社反应迅速而强烈，《纽约时报》刊发专题文章，称颂南开校长张伯苓“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家”。台湾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致祭文，党政###几乎倾巢出席。在台的南开校友随后陆续编印有关纪念册、纪念文集、传记和专著，对张伯苓的办学功绩给予高度评价。当然，其中涉及政治的成分所在多有，台海两岸对张伯苓的认知趋于一致或接近，已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两地南开人颇有“历尽劫波校友在，相逢一笑求共识”的感受：张伯苓不仅是南开的旗帜，也是中国近代教育领域一个颇为独特的成功者，尤其他创获的近代中国私立办学的成功经验，值得倍加珍视。而他的晚年经历，说明教育与政治之间攸关损益的微妙联系，也集中折射出当年政治对垒势若水火已无中间地带可言的严酷现实。 作者简介： 司徒允，原名张晓唯，笔名司徒允，1957年生，天津市人。现任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中国蔡元培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生平与思想研究。著有《蔡元培评传》、《蔡元培与胡适——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近代教育的吉光片羽——民国文教名人史事考述》等。
记校长唐蔚芝先生(1)
文/凌鸿勋 在上海交通大学六十年的历史当中，任职校长最久贡献最多，而对于学术风气、人格教育、人才造就最有深长影响的，当首推唐蔚芝先生。先生之于交大，有如北京大学之有蔡元培先生，和南开大学之有张伯苓先生，都是一个大学学府建立过程中的中心人物，和学校的荣誉是离不开的关系。唐先生在交大由前清任监督以至民国以后任校长连续十三年多，在这时期内，国家由专制转入共和，在学校则由普通科转入专门科，在学风则渐由恬静而入于动荡。五四运动之第二年，先生因目疾日甚，乃辞职家居。计长校的十余年，不但对于学校的学科及设备打了不少的基础，即对于学生人品的造就、体格的锻炼和国学的修养，更有深远的启示，至今一般同学在社会上务实求是躬行实践的风气，实孕育于先生长校的时期。 笔者于前清宣统二年（1910年）初受业于先生之门，中学文凭、大学文凭都系先生所授与，派遣赴美也是先生的保送与敦促。曾在先生长校时，一度在校任教，先生辞任校长，曾短期代理其事。自后在上海，在无锡，以及抗战时在内地就教于先生，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在上海南阳路谒见，曾承先生赠以《茹经堂全集》一部为最后一次之谒见。离开上海时，先生年事已高（时已85），且已失明多年，隐居上海，不问外事，从此音尘不接，消息渺然。今兹交通大学举行建校六十周年纪念，自不能不对此经师人师表其最崇敬之意。笔者自惭不学，不克对先生述其万一，然在台同门中稍知先生者亦无多人，为就所知先生之事记其概略，至关于国家之大节，治学之源流，后必有史官书之者，作者不敢妄拟也。 先生名文治，生长于一个书香之家。前清光绪初年，即从几位有名老师肄业，知道文章应先从立品始。16岁入太仓州学，18岁中举人，28岁中进士，分发在户部补了主事之职。依先生的早年经历，这完全是科举时代仕进途程的一个典型。而先生的功业乃在32岁时考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一个新的转变。时在光绪甲午我国对日战败之后，国势脆弱暴露于世，外交问题渐为当时朝野所注意。先生在总理衙门曾有如下一段的自述：“阅各国条约事务各书，并评点万国公法，及曾惠敏黎纯斋诸家文集，自是于经济之学粗得门径。”其时先生专办机要文电，因此常值夜班，每至天明。在值班之暇，常在条约柜内取阅与各国所订条约，加以研究。又以暇时学习俄文，每于晚间油灯之下，对中俄各条约的文字细加校对。先生目力之受伤实开始于此时。未几戊戌政变，继以拳民起事，京中发生戕杀德国公使及日使馆书记官之事。拳民在京市起义，先生仍赴总署办事。某日拳民数百人首裹红布拥入总署办公室，时总署已散值，仅剩先生一人，拳民谓署中妖气极盛，且听说署内洋文书极多，都要烧毁，如有通洋语之人即系奸细，应即杀却。先生力予驳斥，谓与洋人交涉不能不通洋文，至杀人须依法办理，不能乱杀。拳民无奈，转向先生说，要给先生焚香升表，如表能上升，便是好人，否则先要杀却。后来将表焚烧，果能上升，未将先生杀害，先生付之一笑，其临难不苟免如此。拳事既平，翌年辛丑，清政府与各国议和，先生参与其事。和约既成，清政府派大臣那桐赴日为道歉专使，以先生为随员。先生因得出国赴日，于递国书后在日参观各项事业，憬然于日本维新之效。明年英国新王爱德华加冕，先生又随专使大臣载振赴英致贺，并顺道访问法、比等国，转程赴美游历，经日本返国，周行八万里，自是更注意于欧美诸国所以致富强之道，使先生于治学治事之余，对于国际情势，与新政设施，增加不少观感。先生有代载振所编英轺日记叙述至详，其时先生年38岁。 先生归国后，适清政府设立商部（后改农工商部），以载振为尚书，广揽人材，以伍廷芳陈壁分任侍郎，徐世昌与先生分任左右丞。虽先生对于外交学研究已有数年，雅不愿舍此就彼，然自是先生乃得大用。商部设有通艺司，专管铁路、轮船、电信，以及工业、矿务之事，先生致力于交通事业乃自此始。曾请准颁布铁路简明章程，为后来铁路法规的张本。又令各铁路督办大臣按期填送表谱图册，自后始有初步的铁路统计。又如厘定全国铁路轨制，明定以四英尺八英寸半为标准轨距，以及颁布路务议员章程等，皆由先生主其事。此类初期交通建设擘划的功绩，乃为先生文名所掩，恐世之知者或不多。先生在部并创立北平祖家街之工业学校，又为商务印书馆与上海科学仪器馆立案成立。先生41岁升任商部侍郎，其明年署理农工商部尚书。正在先生年富力强励精图治之时，其太夫人在京逝世。按照清制，凡正缺官员有父母丧即须开缺，先生于是开缺居丧，而农工商部自后即一蹶不振。 其时邮传部已成立，任尚书者为先生在商部时之同官陈壁。所有路电邮航之事，已由商部移归邮传部主办。上海交通大学之前身，即高等实业学堂，亦由商部移归邮传部管辖。于是陈氏奏请以先生任此校监督。先生到校以后，将普通工程科改为铁路工程科，后改为土木科，创设电机工程科、商船科与铁路管理科，自是学校教育始以交通事业为对象，实行建教合作。先生添聘英美教授，提高课程水准，增加试验设备，建筑图书馆，每年派遣毕业生赴国外深造及实习。先生在校则提倡国学，自编大学国文讲义，星期日自己授课，每年举行国文大赛，并提倡体育、拳术、音乐、演讲，倡导军事国民教育，使学生实行实弹操练，大开教育界风气之先。先生设教以勤俭敬信为训，以求实学务实业为鹄的，以出处进退辞受取与为人生大节，俭以养廉为立品之始基。当先生在商部时，有某巨商请办铁路，又有某巨商请办银行，曾向先生致送巨金，皆为先生所峻拒斥责。故先生以前清一品大员，而寒素逾常人，其淡于荣利与安贫乐道的风格，即此一点已给予后进一个极深刻的印象。 先生少受业于王紫翔先生之门。初攻性理文学，常书毋不敬、毋自欺六字于座右。18岁开始作读孟札记，理学亦日进。20岁始从事经学，受业南菁书院先后院长黄元同王先谦两先生之门。尤喜治易经，作周易大义，额其斋曰茹经堂，著述之盛自此始。自游京师，获交当世贤俊，始稍周旋于世故。25岁始授徒。馆于顾氏家。自通籍从政后，更注意经世之学，为文亦以奏折或公牍一类为较多。戊戌年清室酝酿政变，先生“谨殚竭血诚以维国脉”一折为人传诵，有声于时。自长沪校后，编成曾子大义二卷，国文阴阳刚柔大义八卷，古人论文大义二卷，论语大义二十卷，孟子大义七卷，大学大义一卷，中庸大义一卷，为学生习文治学之范本。离校以后之十余年间，著有十三经提纲十三卷，周子大义、程子大义、朱子大义、张子大义各若干卷，洪范大义三卷，性理学大义十四卷，政治学大义四卷，国文经纬贯通大义八卷，尚书大义二卷，诗经大义九卷，礼记大义五卷，阳明学发微七卷，紫阳学发微十二卷，周易消息大义五卷，此皆先生70岁以前著述之大者。自后以完全失明，犹以口授著述无一日或息。先生生于叔季，虽抱匡朝政抒国忧之盛德宏愿，而不获多见于功业，退而讲学，以正人心维世道为己任，闻风感发，立德立言，可谓不朽矣。
记校长唐蔚芝先生(2)
作者简介： 凌鸿勋（1894-1981年），字竹铭，广东番禺人。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二月被任命为交通部南洋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期间（民国十三至十六年），举办了工业展览会、修订了规章制度、恢复了每年一次的国文大会、创办了工业研究所、确定了校徽、规模宏大的体育馆也竣工落成。于1981年8月15日病逝于台北。著有《铁路大意》、《台湾工业概况》、《抗战8年交通大记事》、《桥梁学》、《工厂设计》等书，被誉为一代工程巨子。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忆吴有训校长二三事
文/陈蜀尧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学校实行军训，小学叫童子军，大学和中学早上要出操，每周要穿军装上军事课讲步兵操典。军事课不上了，学生思想放纵不羁，生活自由散漫。不少学生头戴洋毡帽（称博士帽），上身穿灰军装，下面是笔挺的毛呢西装裤，尖头皮鞋闪亮光，手拿Stick（又叫文明棍）；有的鼻上还架着金丝眼镜，在沙坪坝、松林坡游来逛去，一副滑稽相。中大柏溪分校全是一年级新生，相对的奇怪装束少些，但穿一半军装一半西装的人很多，成天泡在柏溪小镇的茶馆里打扑克聊天，学习风气很不浓。新到任的校长吴有训特地到分校在大操场集合全体学生讲了一次话。他说：“大学，不单是学校大、院系多、同学多、教授多，更主要的是大学生受高等教育要有大的抱负，大志向。八年抗战，前方将士流血牺牲，全国人民艰苦卓绝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现在胜利了，百废待兴，国家需要人才，同学们赶上时候了！你们要加倍努力学习，将来事业有成才能很好报效祖国，不要空度时光。古有名训：‘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他还举例说：“普法战争（1870-1871年）法国战败，德国（当时叫普鲁士联邦）向法国索取赔款，以当时法国的财力，需要50年才能偿还清。科学家巴斯德发明了微生物发酵技术用于葡萄酒酿造，生产效益大大提高，法国很快还清了战争赔款。英国科学家牛顿为了研究地心吸力，思想集中在实验上，居室为猫开了大小两个洞，让大猫钻大洞，小锚钻小洞，忘掉了小猫可以钻大洞的笑话。” 1946年秋天，中大复员南京。当时文昌桥的学生宿舍尚未建成，都住在大礼堂后面临时木棚里，睡日本人留下的“榻榻米”。一天深夜突然棚子外面吵吵嚷嚷，原来是警察从妓院抓到一位学生送回中大。据那位被抓的学生讲，他是在夫子庙逛夜市出来在贡院街被人推进去的，泡了两三个小时走不脱。当时的南京政府就在夫子庙前的贡院街。东西贡院街都有妓院，那位中大的学生是被市政府的警察抓来的。第二天吴校长亲自找那位学生谈话，讲了许多做人准则、道德意识，青年人前途为重，要以此为训，好自为之。末了提笔在宣纸上写“德之贼也”四个字相赠，并告诉他学校已将他除名了。 六朝松旁的“梅庵”，是纪念中大最早的前身两江师范的创始人，清朝大书法家李端清（字梅庵）先生修建的。艺术系的教室就在梅庵，北墙外是北极阁、鸡鸣寺和台城，西墙外是丹凤街。教室北面至西墙约二百余平米的空地是一片茂密阴森的金竹林。黄昏时候双双对对的情侣在此幽会，甚至白天上课时间也有人前往搂搂抱抱，我们叫它“鸳鸯赴会”。吴校长叫总务处把竹林斫了，在原地建了个亭子，亲自书写题名“移风亭”。移风亭由于离学校行政大楼较远和地处僻静，学生会的干部和系科代表常来此地开会，###中罢课游行回来总结也多是在此开会。移风亭成了民主亭。 二次大战后，太平洋美军物资通过“救济总署”在上海、南京倾销，有些东西经申请批准即可得到，即使在街上买也很便宜。有一种快餐，体积只有半个砖头大，内装几片压缩饼干、一小听铁皮罐头奶酪、一小包汤粉、两支香烟、两根火柴，外包装纸是用腊浸过的。吃完了用罐头盒装满水，点燃包装纸，燃完水也开了。在野外使用十分方便，我们星期天出外写生画画带上一盒，一天的餐饮都解决了。1946年圣诞节，在四牌楼中大操场四周摆满了这种东西，另外还有面粉、黄油、奶粉、饼干，军靴、毛毯、皮夹克……那天吴校长偕夫人也来操场走了一圈，我见到有人向他捧上一大听黑啤酒想送他，吴校长摇摇头用手杖拨开，不屑一顾。 吴校长居家非常节俭，吴师母常接一些绣花活计贴补家用。40年代南京的小汽车很少，国民党的部长级官员不一定都有小车，政府却为吴有训校长配了一部漂亮的小轿车，但他很少用。一次吴师母生病，总务处安排校长的小车送师母到医院看病，吴校长不同意，说：“轿车是给我公务用的，家属用了不好交待。”那时没有出租车，只好叫黄包车拉师母去医院。 国民党政府复员南京后，撕毁了毛主席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所达成的和平建国“双十协定”，挑起全面内战，钳制言论自由。很快通货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终于爆发了1947年五·二〇“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学生运动。之后中大教授会屈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开除大批###活跃分子，吴校长也被迫离开南京去了美国。 20年代吴有训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他在物理实验中对“康普顿效应”做出了重大贡献。1927年康普顿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康普顿效应”正式命名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这次吴先生访问美国仍然是和康普顿教授研究核原理。 解放战争发展很快，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吴有训很快回到香港。1949年4月26日南京解放，12月1日全市庆祝游行，当中大的队伍到达新街口时，突然有人大声叫：校长！校长！大家向人行道望去，见吴有训正向大家招手。他仍然是穿着一身灰色派力斯长衫，拿着黑布雨伞当手杖。这时有几位同学跑上前去将他簇拥到队伍中来，说说笑笑，一同呼喊庆祝口号。 不久，吴有训被任命为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长。随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他和生物系教授秉志同时被任命为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还兼任新中国第一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有关报道庆功会上，中国科学泰斗吴有训先生和他多年的学生、助手钱三强、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王大珩、赵忠尧、赵九章等核专家一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表彰和接见。 作者简介： 陈蜀尧，南京大学校友，中国美术家协会云南分会秘书长。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罗家伦重建中大(1)
文/王运来 1932年，罗家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至1941年去职，计达10年之久。这10年，是中央大学危难深重而又发达鼎盛的10年。罗家伦便是这一时期中央大学整顿和发展的总设计师。 一、易长风潮 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可说是“受任于###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因为此时的中央大学仍漂荡在“易长风潮”的余波之中。 1930年10月，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由于经费等原因而辞职。是年底，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调任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任广东省政府常务委员会代主席，禀承当局旨意行事，压制学生抗日爱国运动，为师生所反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中大学生怒打对外无能、对内傲慢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冲击首都卫戍司令部、围攻中央党部，要求出兵抗日，捣砸诋毁学生运动的《中央日报》馆，校长朱家骅引咎辞职（同月即被任命为###长）。1932年1月8日国民政府任命桂崇基为中大校长，为学生所反对，月底桂即辞职。于是政府改任原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为中大校长，任却坚辞不就，校务便由法学院院长刘光华代理。6月间刘光华又辞代理职务，以致校政无人，陷于混乱。此时中大全体教师因索欠薪，宣布“总请假”，发生索薪事件。6月底，行政院委派###政务次长段锡朋为中大代理校长，学生因“反对政客式人物来当校长”而对段群起殴辱。最高当局甚为震怒，为此解散了中央大学；###派员接收中大，教员予以解聘，学生听候甄别。7月上旬，行政院议决蔡元培、李四光、钱天鹤、顾孟余、竺可桢、张道藩、罗家伦、周鲠生、谭伯羽、俞大维为中大整理委员会委员，整理期间由李四光代行校长职务。8月26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罗家伦为中大校长。 罗家伦，字志希，浙江绍兴人，生于1897年。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为北大《新潮》杂志社的发起人之一。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这份5月4日当天北京惟一的印刷品传单，在该宣言中首次提出“五四运动”一词。还被游行队伍推选为代表，前往各国使馆递送说帖。1920年赴美留学，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习历史，又转往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和巴黎大学深造，1925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翌年参加北伐，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党务学校代理教育长。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发生，蔡公时等18名中国外交人员遭日军惨杀。罗家伦时任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蔡为外交处长），受命与日军的师团长交涉，其胆识颇为国民党上层人物所称道。三个月后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时，他被任命为首任校长，时年31岁。可见，罗家伦之所以能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固然是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与器重，可另一方面，也与他“五四”学生领袖的形象、“五三”善后处理中的个人魅力乃至其独特的留学经历有关。这样的校长客观上易为学生所接受。于是，中大这场“易长风潮”，便以罗家伦的到任而告平息。 二、“六字”治校方略与“四字”学风 1932年9月5日，罗家伦到校视事。聘任孙本文、张广舆为教务长和总务长，以接替竺可桢和钱天鹤在整理期间所担任的职务。确定文学院院长汪东等人为甄别考试委员。接着，便公布了###批准的学生甄别实施办法8条。通过甄别考试，开除学生19名，合格的学生于10月11日全部返校，中大重新开始授课。是日，在全校大会上，罗家伦作了颇有影响的《中央大学之使命》的就职演说，陈述其出任校长的远大抱负和治校方略。 罗家伦认为当时中国的国难异常严重，中华民族已濒临死亡，作为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的腐败，而最重要者却在于没有一种“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的文化。罗家伦曾先后留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在他心目中，这些大学都是各国民族精神的体现，代表了各自“民族的灵魂”。罗家伦志在要中大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否则，“便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而要负起上述使命，他认为一是要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二是要使各方面的努力协调在这一共同意识之中。 在有了这样的意识之下，罗家伦宣布了他的六字治校方略：“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这就是首先要创造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再进行师资、课程、设备诸方面的“充实”，以求得学校的“发展”。他预计每个时期大约需要3年。同时他又辩证地提出：“在安定的时期应当有所充实；充实时期应亟谋发展；就是到了发展时期，也还应当安定。” 而欲达上述之目的，罗家伦认为就必须养成新的学风。于是，提出了“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新学风。“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不把学问当作升官发财的途径和获取文凭的工具；对于“使命”，更要有诚意，应向着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走去。“朴”，就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不以学问当门面、作装饰，不能尚纤巧、重浮华，让青春光阴虚耗在时髦的小册子、短文章上面，而是要埋头用功，不计名利，在学问上作长期艰苦的努力，因为“惟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雄”，是大无畏的雄，以纠中华民族自宋朝南渡以后的柔弱萎靡之风。而要挽转一切纤细文弱的颓风，就必须从善养吾浩然正气入手，以大雄无畏相尚，男子要有丈夫气，女亦须无病态。“伟”，是伟大崇高的意思，要集中精力，放开眼界，努力做出几件大的事业来，既不可偏狭小巧，存门户之见，又不能固步自封，怡然自满。 本着这样的思想，罗家伦在中央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改革。 三、“聘人是我最留心的一件事” 罗家伦认为，大学校长的首要之举是聘人。因此，他一上任，整顿校务的第一步就是从延聘师资入手。一方面他极为挽留原有良好教师，一方面随时添聘专门学者。当时大学的教师分专任和兼任两种，而罗家伦则主张教师队伍以专任为主，其原则是“凡可请其专任者，莫不请其专”，以求其心无二用，专心在中大授课。数年之后，中大兼任教师即由110人减至34人。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兼任教员，均为某一学科的专家，为政府或其他学术机关所倚重，“本校所欲罗致而事实上又不可能者”。
罗家伦重建中大(2)
若以所授课目而论，1934年时专任教授的课目就占到了3/4，这就充分保证了师资队伍的稳定和质量。罗家伦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自白：“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纵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无怪乎###长王世杰在回复蒋介石的提问“罗志希很好，为什么有许多人批评他，攻击他？”时，这样作答：“政府中和党中许多人向他推荐教职员，倘若资格不合，不管是什么人，他都不接受。”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实属不易。罗家伦重视师资，不仅在于延聘，而且还体现在对教师切身利益的关心上。当时公教人员断薪是司空见惯的事。可罗家伦为了解除教职员的后顾之忧，在经费吃紧、时有短缺的情况下，总是极力维持定期发薪，绝不拖欠。即使挪用其他款项，他也毫不含糊。 罗家伦亲手修剪的中央大学这棵茂盛的“梧桐树”，引得天下“凤凰”竞相飞来。1933年中大仅理学院就新聘了10余位著名学者担任教授，如留美的数学博士孙光远和曾远荣，化学博士庄长恭，生物博士孙宗彭；留日的物理博士罗宗洛；留学法国、受业于居里夫人的物理博士施士元，地理博士胡焕庸和王益崖等以及前清华大学教授胡坤院、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朱庭祜和早在南高师就任过教授的张其昀等。另有德籍物理、化学教授各1人。此外，在此前后被罗家伦选聘为教授的还有：经济学家马寅初，艺术大师徐悲鸿，诗人、美学家宗白华，农学家梁希、金善宝，天文学家张钰哲，医学家蔡翘，建筑学家刘敦桢和杨廷宝等。在此期间，先后被聘任为“三长”和各院院长的著名教授有孙本文、张广舆、陈剑修、查谦、汪东、李善堂、李学清、庄长恭、孙光远、戴修骏、马洗繁、郑晓沧、艾伟、蔡无忌、邹树文、周仁、卢恩绪、戚寿南等。一时间，中央大学群英荟萃，学术景象一派繁荣。 四、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 中央大学原有文、理、法、教育、工、农、医、商8个学院。由于1932年7月整理委员会将设于上海的商、医二学院划出（分别定名为国立上海商学院和国立上海医学院），因此，中大实设6个学院。罗家伦掌校后，根据国家需要和学科发展趋势，对中大的院系设置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充实。 鉴于国难深重、国内航空事业近于空白这种状况，罗家伦电邀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科的罗荣安回国，来中大创办自动工程研究班（后改为机械特别研究班），培养了我国最早一批航空工业专门人才，并于1938年成立了国内第一个航空工程系。1935年，罗家伦考虑到当时中国亟需医务人才，同时为充实中大学科起见，于5月份再度创办了医学院。6月又主办国立牙科学校。从此奠定了中大7院的格局。 在罗家伦任期内，中央大学还先后添设或恢复了心理学系、化学工程组和畜牧兽医专修科等。尤其是1938年，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的同时，又在该院增设了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体育和公民教育7系。中央大学这种7院40余科的规模当时在我国是绝无仅有的。 罗家伦在扩充院系的同时，还致力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在课程开设方面，他制订了8条“整理学课大纲”，要求各院系据此拟订课程，以求课时数的集中，删除不必要的课目，明确划分必修课和选修课，使学生集中时间和精力从事专业课程的学习，建设若干核心课程，不因人因事而变更；修业年限至少须满四年，以免除争求速效所可能带来的弊端。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教学活动的稳定性，加之优秀教师的安心授课，就使得中央大学的教育质量不断得到提高。 为了繁荣学术和促进高深学问的研究，在罗家伦的倡导下，中大校务会议决定发行两种学术刊物，一种是“国立中央大学丛刊”，登载专门研究之著述，分为《文艺丛刊》、《社会科学丛刊》、《教育丛刊》和《农业丛刊》；另一种是“国立中央大学专篇”，对于特别有价值的著作，专印成册。同时，罗家伦从研究条件和社会需要来考虑，不遗余力地谋求中大与社会事业和学术机关的合作。如，与江宁要塞司令部合作要塞造林，与中央棉产改进研究所合作种棉实验，在江苏省推广纯良棉种，开办中等学校教职员暑期讲习班，与实业部合编《中国经济年史》，进行全国儿童问题咨询，主持高中英语和数理化测验，进行淮河流域土壤分析、四川石油调查和滇边地理考察，等等。这一系列研究活动，既对国计民生有所裨益，又拓宽了学校研究经费渠道，还增强了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为了确保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罗家伦还制订了学校行政工作的三条原则：（1）厉行节约，缩减行政费；（2）力持廉洁，养成廉俭风气；（3）提高效能，少用人多做事。以把学校有限的经费，主要用于教学设施的改善。罗家伦上任后的前5年，用于校舍建筑方面的经费达87万元，先后建成或扩建了图书馆、体育馆、生物馆、东南院、南高院、牙医院、音乐教室、游泳池和学生宿舍等。至抗战前夕，中大已颇有最高学府的恢宏气势。图书杂志也大有增加。接受东南大学图书馆时中西文藏书共有万册，而1937年中大图书馆收藏图书已达万册（中、西文各半）。1932年至1937年间所购中文书中善本极多，不胜枚举；西文书中也大多是较珍贵者，如Geographical Journal，连续刊行134年。最贵的杂志达7000元一套，但为了研究的需要，罗家伦均不惜巨资，全部购齐。此外，由于院系学科众多，教学研究所需的仪器、设备、标本、模型等甚多，中央大学亦大量购进。 五、玫瑰色的甜梦 经过几个春夏秋冬的努力，罗家伦使中大得到了“安定”和“充实”。1934年时，他认为“中大发展的时机到了”。因为：（1）首都大学在国家用人的时候，决不应只是上千人的大学；（2）中大地处市中，车马喧嚣，市气逼人，不适宜研讨学问、培养身心，养成“高尚纯朴”的特殊学风；（3）四牌楼校址不过300余亩，湫隘逼窄，实无发展余地，而工学院又亟需扩大面积，添建实验室；（4）农学院与校本部分离，教学设备不经济；（5）师生食宿，杂处市井，身心不安，而且不能常相接触、问难质疑。所以，罗家伦打定注意：要在市郊另觅校址，建造一个能容纳5000至10000名学生的首都大学！他的这一设想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国民党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大新校址的提案，建筑费暂定为240万元，并训令行政院自1934年度，按月拨付迁校建筑费8万元。罗家伦量后选定南郊石子岗一带为新校址，因为那里气象宏大，山林起伏，布置曲折有致，非常时期宜于防空；离秦淮河上游不远，有一支流从此经过，不仅增加校景，而且还有工程和农业上的用处。此外，北面是龙盘虎踞的紫金山，南面是树木葱茏的牛首山，东面是天印式的方山，登高可见滔滔长江，于地质实习十分便利。罗家伦还特邀曾为苏联五年计划设计学校建筑的德国专家来南京察看，也认为地点很得适宜。对于这个新址，罗家伦充满了美好的向往，认为“这二水三山的中间，正是理想的学术都城”！1935年11月。内政部颁发公告，征得石子岗8000亩土地为中大新校址，并由###聘请叶楚伧等9人为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罗家伦悬赏5000元，在全国进行图案设计招标。1937年1月，新校址正式凿井动工，深达200余米。5月，工学院和农学院主要建筑着手兴工，预计次年秋季便可落成，二院即可先行迁入。孰料，新址刚刚动工，便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数月之内，上海、南京相继陷落。罗家伦另建新址的蓝图被日军的魔爪撕得粉碎，中央大学也不得不举校西迁。那二水三山之间的学术都城，便永远地成为罗家伦的“玫瑰色的甜梦”。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罗家伦重建中大(3)
罗家伦离开中大后，历任新疆监察使、台湾当局驻印度大使、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及国史馆馆长等职。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其功过是非自有人评说；而作为一位校长，他于中央大学确有颇多建树。
罗家伦与中大(1)
文/何善川 执掌中大十年校政 国立中央大学，民国时期作为首都大学，“冠全国中心之学府，树首都声教之规模”，其在全国各类高校中的地位和影响，当可想见，因而管理也实属不易。从1928年到1949年的21年间，该校校长八易其人，一般在任均一年左右，而独罗家伦先生，执掌十年校政。在当时国难当头、战祸频仍的艰苦条件下，罗家伦凭着执著的信念和坚韧的毅力，使得中大获得较大发展。 罗家伦（1897-1969年），字志希，浙江绍兴人。1914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在北大求学期间，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鼓吹自由民主，与傅斯年等共同创办的《新潮》杂志，成为当时继《新青年》之后，倡导新文化运动的第二种最有影响的刊物。“五四”那天，北京13所学校3000多人的大游行，罗家伦一直走在队伍的前列，并被推为代表之一，到美、英、法、意等国使馆，递送说帖和意见书，希望各国给以“同情之援助”。 “五四”那天所散发的惟一一份印刷品《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传单，就是罗家伦起草的，宣言主张“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断然表明：“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宣言虽只有180多字，却写得大气磅礴，字字铿锵，极富号召力。23天之后，亦即5月26日，罗家伦以“毅”为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3期“山东问题”栏内，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重要概念。它的意义不在于名词的推敲，而在于将“五四”这一事件，作为一场酝酿已久的民族自决运动。这位“五四”运动的健将，直到晚年，对于“五四”的激情和称道，始终未衰。 1950年“五四”31周年之际，罗家伦在台北《中央日报》上发表“五四真精神”一文，仍旧强调“五四”是文化意识的觉醒，是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它是以爱护国家民族为骨干的，“无论你赞成五四也好，反对五四也好，五四在中国近代史上自有其划时代的地位”。 改制清大归### 1920年秋，罗家伦获得上海工商界巨子穆藕初资助留美，从1920年到1925年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研读历史、哲学，1926年回国。出任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教授，随后参加北伐，加入国民党，曾做过蒋介石的秘书、中央党务学校教务主任和代理教育长等职。 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发生，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长蔡公时等，在负责交涉时，被日军挖眼割耳残杀，时为该会教育处长的罗家伦，受蒋介石委派，与熊式辉一道，涉险调查，严责日军，其胆识颇受国民党上层所赏识。3个月后，1928年8月时年30岁的罗家伦被委派为国立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1932年，罗家伦离开清华大学，同年8月，当罗家伦带着一腔热血和勃勃雄心，准备在清华大干一番的时候，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的势力控制了华北，阎系人物提出“清华人管清华”的口号，校园里掀起“驱罗运动”，罗家伦被迫辞职。尽管如此，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罗家伦对清华所做出的成绩，依旧是令人瞩目的，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使清华改归###，而不再受外交部的牵制。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恪先生，谈到这点时说：“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地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 发展中大教育事业 罗家伦离开清华后，曾受聘为武汉大学教授。1932年8月，罗家伦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当时的中大正处于###之中，先是易名风潮，1927年6月到1928年4月，10个月内，四易校名，先后经历了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随后又是易长风潮，1931年到1932年，两年不到，7易校长（含代理及未到任），最后只得由国民政府行政院下令解散中大，成立中大整理委员会，由蔡元培任委员会主席，当时的罗家伦是委员之一，后不到两个月，整理委员会解散，由罗家伦出长中大，至此，这场易长风潮遂告平息。 有鉴于国难当头，作为首都大学，应当对国家和民族尽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所以罗家伦上任伊始，在对全校师生作的《中央大学之使命》的讲演中，就提出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既是民族精神的结晶，也是民族团结图存的基础，决心把中大办成一所兼容并蓄的大学，就像十九世纪初的柏林大学一样，肩负起建立民族文化的责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先养成一种良好的学风，于是他进一步提出了“诚朴雄伟”的新学风，勉励中大人对于“学问事业应当一本诚心去做，人与人之间以诚相见，树立崇实而用笨功的朴厚学术气象，以大雄无畏相尚，挽转纤细文弱的颓风，以造成一种伟大崇高的意境。如此这般，中大便可以为复兴民族的参谋本部自任”。 与此同时，罗家伦又提出“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治校方略，在安定中求充实，在充实时求发展。这样，中大于易长风潮之后，遂进入了一个稳步发展时期。其学科建设方面，中大原有文、理、法、教育、工、农、医、商8个学院，自中大整理委员会决定把地处上海的商医两院划出独立后，南京仅存6个学院，罗家伦根据社会急需和学科发展趋势，对中大的系科设置，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扩充，1935年再度创办医学院，使中大成为当时学科最为广泛、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拥有7个学院，30多个系科，其系科之多，位居全国之首。在教学科研方面，罗家伦多方延揽人才，注重教授专任。1933年8月，中大仅理学院就新聘了10多位著名学者担任教授。1934年，专任教师的课目已占四分之三，确保了师资队伍的稳定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同时，提倡科研，鼓励办刊，先后出版了《文艺丛刊》、《教育丛刊》、《农学丛刊》和《社会科学丛刊》等一系列有影响的杂志，一时间，学者名流云集中大，科研气氛隆盛，声誉鹊起。在改善办学条件方面，罗家伦上任之后，扩建了学生宿舍，重修了生物馆、东南院和南高院，加建了图书馆，不仅使阅览室的面积扩大了4倍，而且书库的容量也增加了一倍半。同时，图书杂志数量也大有增加，据统计，1932年9月至1937年5月，中大共购置图书计中文书63381册，西文书34828册；中文杂志286种，西文杂志233种。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大教育事业的发展。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罗家伦与中大(2)
石子岗畔玫瑰甜梦 1934年，罗家伦认为“中大发展的时期”到了。当时的中大逼处都市中心，四面环街，车马喧嚣，不宜研讨学问，熏陶身心，校部面积仅三百多亩，湫隘狭窄，实无发展余地，且师生食宿，杂处市井，难以沟通；教学试验，分散隔离，极不经济，处处都障碍着中大的发展。于是，罗家伦打定主意，另觅新校址，要把中大建成一个能容纳5000到10000学生的真正首都大学，同时也实现他的“一个玫瑰色的甜梦”。罗家伦的设想，在他多方奔走努力下，不仅得到了当时###长王世杰的赞成，而且也赢得了蒋介石的首肯。于是，1934年1月，国民党的四中全会上便通过了“建立中大新校址”的提案，建筑费暂定240万，并由行政院1934年度按月拨付迁校建筑费8万元。随后，罗家伦派人四方勘探，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选定了中华门外的石子岗一带作为新校址，该处北对巍巍紫金，南连葱郁牛首，东倚天印方山，西眺滚滚长江，山陵起伏，曲折有致，林木茂盛，风景极佳，而且交通便利，与首都各文化学术机构，仍可收彼此合作之效，实在是从事学术研究的理想场所。后来罗家伦曾作过一首《忆南京》，抒发了他内心的美好向往与怀念： 我又想到了雨花台南， 岗名石子，桥唤铁心。 南望牛首， 东望方山，北望紫金。 山头放眼望呵， 大江雄浑，秦淮澄清。 这一水三山之间， 正是理想的学术都城！ 新校址选好后，罗家伦悬赏5000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图案设计招标，经公开评定后，由兴业建筑公司绘图承建，共圈地8000多亩，预计30个月完成。倘真如愿，中大必将成为一个“环境优美、格局轩昂的全国最大的近代式大学”，正如罗家伦自己所认为的：“本校是否能成为国家完善之学府，当视新校址是否建筑迁移而定。”可是，就在新校址动工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卢沟桥的枪声响了。 力排众议西迁重庆 全面抗战的爆发，南京政局的危殆，不仅使得中大城的建设戛然中止，而且迁校的问题，又逼呈眼前。当时敌机轰炸频繁，中大图书馆、实验中学、大礼堂和牙医专科学校都遭到了破坏，罗家伦在大礼堂的办公室也被炸得面目全非。在这种情势下，罗家伦即刻召开了教授会，议决兵分三路，分赴重庆、两湖和成都，另觅新校址，最后考虑到重庆不仅是战时大后方的中心，而且地势复杂险要，宜于防空和固守，在那里建校可以获得相对持久的稳定，所以，罗家伦力排众议，决定西迁重庆。其后的事实证明，他的果断决策是合乎时宜的。1937年9月23日，###准予中大西迁。可以想见，整所大学的千里大迁徙，其工作是极为艰巨繁杂的。当时南北各大学在迁移过程中，都备尝艰辛，损失严重，而中央大学一举西迁重庆，1937年11月初，就在重庆开学复课，八年抗战中，教学从未间断，损失最小，秩序最为稳定，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确是绝无仅有的奇迹。西迁后的中大分为四个部分：重庆沙坪坝本部、柏溪分校、成都医学院和贵阳实验学校，其中沙坪坝本部松林坡，仅是一个小山丘，紧邻重庆大学，占地不足200亩，为了能保证中大迅速复课，整个校舍工程，仅用了42天时间，就建起了一排排低矮的教室和简陋的宿舍。入川后第二年，学生人数激增，罗家伦又争取到沿嘉陵江而上的柏溪，建立分校，突击两个月，建起了44幢校舍。1941年罗家伦在离开中大时的告别演说中，曾不无幽默地说：“造化的安排，真是富于讽刺性。我在南京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新校址，但这点领至局部而未完的余款，竟使我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在重庆沙坪坝和柏溪两处造成两个小规模的新校舍，使数千青年，没有耽误学业，真可以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西迁后的中大，时常受到敌机的袭扰，沙坪坝的图书馆、校舍，成都医学院等都曾遭到破坏。森林系的一位教授，曾对沙坪坝的空袭作过详细统计，有一个月空袭高达28次，有一天多达5次。频繁的空袭，使得钻防空洞成为中大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就在如此简陋困顿的教学条件下，在呼啸不断的炸弹声中，校长罗家伦继续执著地谋求中大的发展，扩大办学规模，延聘名流学者，增设新兴系科，将原教育学院调整为师范学院，同时增添了七系一科，1938年又创办了“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分设9个研究部。在罗家伦最后离开中大时，中大在学科建设上，共拥有7个学院，一个研究院，56个系科，9个研究部；学生人数，1938年在南京注册时为1072人，到1941年6月增为3153人；所开课程，在南京最后一学年，共开524种，1941年的下学期则为829种，成为当时全国高校中门类齐全、院系众多、规模最大的大学，以致在抗战初几年的统一招生中，把中大作为第一志愿填报的考生，曾占当时全国考生数的三分之二。1941年8月，由于经费拮据，特别是CC派势力对于中大的渗透，罗家伦已到了精疲力竭、不敢支撑的地步，被迫辞职。罗家伦离开了中大，从此也就离开了教育界。其后担任一些闲职，赴台后，曾历任“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及“国史馆馆长”等职，1969年12月25日，因肺炎及血管硬化等症并发，病逝于台北，享年73岁。 作者简介： 何善川，淮阴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副主任。
傅斯年在台大的最后岁月
文/马亮宽 傅斯年1949年1月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去世，他任台湾大学校长近两年的时间可以看作他一生的最后岁月。 临去徘徊 1948年冬，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败局已定，开始着力经营台湾。而台湾大学校长庄长恭到任不到半年，乃悄然离职携眷返回上海，让杜聪明代理校长。国民党当局为安定台湾，权衡再三，决定让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于1948年8月从美国治病后回国。 当###长朱家骅要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傅斯年立即严辞拒绝，但朱家骅并没有改变决定，亲自找傅斯年晤谈，又让傅斯年的几位朋友轮流规劝游说，1948年11月傅斯年勉强接受了任命，但并没有前去上任，仍处于徘徊状态。 1948年元旦之夜，南京城中失去了往年节日的喧嚣，此时胡适刚从北平回到南京，傅斯年与胡适聚会共度岁末，两人置酒对饮，相视凄然。一面饮酒，一面谈论时局。在国共之间，他们一直把国民党政权视为合法政权，以在野的身份参政议政，而目前国民党政权失败已成定局，自己何去何从，难以决断。瞻念未卜之前途，留恋乡土之情顿生，思前想后，两人都十分伤感，不禁潸然泪下。 在傅斯年徘徊不定之时，台湾有关人士函电催促其迅速上任。庄长恭12月15日致函傅斯年，要求傅斯年迅速赴任，办理交接手续。杜聪明于12月18日、20日分别致电、致函傅斯年，要求傅斯年早日命驾，莅校主持。陈诚于1月5日就任台湾省主席，同日致电傅斯年，要求傅斯年迅速赴任，电报说：“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钜艰。”陈诚与傅斯年私交甚好，他的催促，傅斯年是必须认真考虑的，他将自己关在一个房间，三日三夜未出房门，绕室踱步，反复吟咏、书写陶渊明《种桑长江边》的诗句，考虑去留问题，最后决定暂且去台湾就职，但仍怀有去看一看的思想。他原想带全家去台湾，并且已买好了机票，临时决定，把部分亲属留下，退掉了机票，对他们说：共产党对文人还是要用的，我可能很快就回来。临行又把许多图书、家产留了下来。1月19日，傅斯年只携带部分亲人和主要生活用品乘飞机去了台湾。次日到台湾大学就职，并继续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职务。 身殉台湾大学 傅斯年到任不久，台湾发生了学生运动，台湾当局大肆逮捕学生，史称“四六”事件。傅斯年对当局不经任何手续到台湾大学逮捕师生十分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进行交涉，要求没有确凿证据不能随便到台大捕人，即使有确凿证据逮捕台大师生也必须经校长批准，并且相约成为一项制度。有文字记载，蒋经国当时曾负责军警特宪事务，他要台大某人资料对某事调查，也只好找傅斯年交涉，专门写信要求。信中说：“孟真先生道鉴：兹派员前来洽取于某有关文件，即请面交带回，以供参考。” 当时国民党政府还要求各机关学校实行联保制度，其方法是公教人员几人相互监督，相互保证对方思想纯正，没有染上共产思想，万一发现联保中有人思想不纯正，保证人都要受连累。台湾省当局也要求台湾大学师生办理这种手续。傅斯年出面对国民党当局说：凡是在台湾大学任教和服务的教职员每个人都思想纯正，没有左倾思想，他一个人可以保证，有问题发生，他愿意负全部责任。结果台湾大学没有实行联保制度。当时有些人攻击台湾大学有些院长、系主任是“###分子或亲共分子”，说他们把持的院系是“共产党细菌的温床”，许多学生受其影响。傅斯年对此公开发表文章进行反击，在文章中强调：“假如我对于这样的举动妥协了，我念这几十年书的工夫也就完了，还谈教育吗？我不能承认台湾大学的无罪学生有罪，有辜的学生为无辜，此之为公平。不能承认任何人有特权，此之谓公平。……宁可我受诬枉。我既为校长，不能坐视我的学生受诬枉。”他去世后台湾的一些报纸评论：“傅斯年先生在台大两年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1949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当时国民党政府刚退守台湾，迫切需要美军的保护，因此视麦克阿瑟为太上皇。麦克阿瑟专机到达台湾时，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并通知傅斯年到场，傅斯年虽然去了机场，但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第二天重要报纸刊登的照片，当天在机场贵宾室就座的仅三人，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其他五院院长及政要垂手恭候，三军总司令立正挺立，傅斯年则坐在沙发上，口叼烟斗，跷着右腿，潇洒自若。当时报纸新闻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惟傅斯年一人。” 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期间正是台湾的非常时期，其侄傅乐成回忆说：“他（傅斯年）经常每日在校办公6小时以上，一进办公室，便无一分钟的休息，有时还须参加校外的###……他那希望台大赶快办好的意念，竟使他坐卧不安。”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了由蒋梦麟主持召集的农复会会议，主要讨论农业教育改革和保送大学生出国深造问题。傅斯年想借机多保送台大学生出国留学，在会上频频发言，提了许多意见和建议，据蒋梦麟回忆：会议进行两个多小时，傅斯年讲话最多。午饭后他又去省议会，列席省议会第五次会议，此次会议参议员咨询的主要是有关教育行政的问题，多数由教育厅长陈雪屏作答。下午5时40分左右，参议员郭宝基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包括国民党###从大陆运到台湾保存在台湾大学的教育器材的失盗和放宽台大招生尺度问题，这些问题须由傅斯年答复。这两件事尤其是器材失盗之事，使傅斯年相当愤怒。此事出在台湾大学，一向嫉恶如仇的傅斯年深受刺激，曾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要除恶务尽，清除所有败类，现在参议员再次提起，傅斯年仍然相当激动，引起突发性脑溢血，6点10分会议结束后傅斯年倒在议会大厅，经抢救无效，在晚上11点左右去世。 台湾大学在校园内择地安葬了傅斯年，并专门建造了一座罗马式纪念亭。从此，傅斯年安葬地称为“傅园”，每年都有许多人前往祭奠凭吊。 作者简介： 马亮宽，1959年12月出生，男，汉族，山东菏泽人，研究生学历，民革成员，教授，现任聊城市政协副主席、民革聊城市委主委、聊城大学学报主编。
蔡元培：魂兮魄兮何日归来(1)
文/周怀宗 蔡元培（1868-1940年），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主张教育救国，曾受孙中山之召，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1916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1940年3月5日。香港九龙。 在这一天，蔡元培先生死了。这位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子监祭酒、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灯塔，在曾经的故国山水、如今的异邦城阙里，怀着悲怆与孤独，怀着未完的理想溘然而逝。他死后，港绅罗旭苏爵士代表港督及香港各界致祭文曰：“惟公之来，斯土之光！”而我们，这个让先生苦心孤诣、心力交瘁，连午夜梦回时都悚然惊醒的国家，这个拥有两千年教育史的民族，却早已把先生的衣冠远远地抛到了无法追忆的角落里。先生字孑民，我想先生生前身后，都一直在这个几万万人口的泱泱国度里茕茕孑立、踽踽独行。先生的思想高标见嫉，先生的事业千秋难竟，先生的疑问无人解答，先生的心境冷暖自知。 北大惊雷 中国人向来都认为书生治教是不行的，就好像书生治国一样，永远是“一腔热血办坏事”，因为书生往往太过于天真和浪漫，太过于理想化。蔡元培是个异数，这个从科举考试的漫天妖焰里浴火重生，从八股取士的铜墙铁壁中打破樊笼之后，仍旧从容不迫，丝毫也不带烟火气的谦谦君子，在把北京大学办成中国近代最大的文化集散地和论战战场之后，还能那样地气度雅致，那样地休休有容，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慈祥地看着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变革的忠厚长者，正是他，为中国建立了第一座真正的高等学府，带来了真正的高等教育理念，为中国文化的重新架构提供了基地，也为中国文化的万古长夜点燃了一豆明灯。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这只是中国几千年政治史上一次极其普通的任命，但却是中国文化史、中国教育史和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举动，它牵动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变革的脚步。蔡元培甫下车，就在北大发表了一篇让整个北大乃至教育界都颤了一颤的就职演讲：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入大学不应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必须抱定为求学而来之正大宗旨，才能步入正轨。 “诸君为大学生，地位甚高，肩负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辱，更何足以感人。” 叶落知秋，蔡元培在北大的就职演讲和紧接着的一系列雷厉风行的鄙政改革，让一片乌烟瘴气的北大和教育界感到了山雨欲来之前的暗流涌动，而中国新生代的精英分子们，也在其中嗅到了地火复苏前的滚滚热浪。一批“五四干将”和“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即将应运而生。 学之大者 一般人认为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是他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培养人格”的教育思想。他延揽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辜鸿鸣、吴稚晖、钱玄同、刘师培、马叙伦、陈汉章、梁漱溟、黄侃等进入北大，使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等等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汇聚一堂，“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他“提倡课外的高尚娱乐，组织各种社团，使学生藉其所参加的社团来互相砥砺，顿时呈现出蓬勃的朝气。又在校中倡办各种刊物，从此争奇斗艳，各抒所见”；他对谬种流传的封建教育思想“学而优则仕”进行拨乱反正。使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始发阵营，“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壁垒和中国文化振兴的缘起之地。凡此种种，都是中国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壮举，都足以让他名垂千古！ 但如果仅止于此，那就太小看蔡元培了，蔡元培对中国教育最大的贡献，是他对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蔡元培的教育体制改革理论横批八字可尽：教育独立，教授治校。1912年，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1922年，蔡元培发表的《教育独立议》提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1930年蔡元培为《教育大辞书》所写“大学教育”词条称：“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这真是中国几千年黑暗的教育史中第一惊世骇俗的论调。中国的学问向来是以政治为马首，中国的学问家们，也向来是以政客们的脸孔是瞻。这位东方的普罗米修斯，为我们盗来了文明的火种，烧毁了政治在学校大唱傀儡戏的舞台，彻底颠覆了中国腐朽的教育体制。让我们拥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可是，他的绝世情怀，他的良苦用心，他的伟大思想，又有几个人能理解呢？爱因斯坦曾评价甘地说：“后世子孙很难相信世界上曾走过这样一位血肉之躯。”而对于这位曾在中国大地上走过的先哲，我们又有谁，能明白他的坚苦和孤独呢？ 万世师表 蔡元培是一个真正的长者，他绝不虚言造作，绝不光说不练，他“做给你看”。这位两榜进士、钦点翰林，不会用激烈的言辞去指责别人，他只是用他的身体力行，用他的亲力亲为表达了他对中国士大夫的清高和伪善最大的驳斥。让那些“十指不沾泥”的封疆大吏、党国要员们惭愧难当，让那些空喊进步，却不敢以身作则的钻营之辈汗颜无地，也为后世子孙们留下万古景仰的楷模。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走马上任北大校长，马车驶进北京大学校门时，工友们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向这位传奇人物鞠躬致敬。和往常不同的是，新校长竟然走下马车，摘下他的礼帽，向这些杂工们缓缓鞠躬回礼。北大校长贵为内阁大臣，要自甘下流向工友行礼？先生用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没什么，我做给你看，你们这些寄生虫们！”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期间，北大学生运动开始萌芽。“五四”期间，学生被捕之后，蔡元培先生找到正在礼堂束手无策的学生，从容地对大家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只希望你们听我一句话就好了，从明天起照常上课。”蔡元培担负党国重托，怎能同情反动学生？先生用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没什么，我做给你看，你们这些暴君们！”
蔡元培：魂兮魄兮何日归来(2)
1900年，蔡元培原配夫人王昭去世。此时的蔡元培名播宇内，提亲的自然纷至沓来，但对自己再婚，蔡元培心中早有规矩，他在墙上贴出再娶的条件：1.须天足；2.须有知识；3.男方不娶妾；4.男方死后女方可再嫁；5.双方意见不合可离婚。蔡元培既为人师表，就该负维护礼教之责，怎能标新立异，破坏宗法？先生用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没什么，我做给你看，你们这些老顽固们！” 蔡元培以一己之力，为中国的老百姓争取民主、自由和平等，为中国带来新的风气，其立身、立言、立德，足以风世而为万世师，让所有的中国人在一百年以后，还享受着先生的恩惠，他真当得起“万世师表”四个字了！ 薪火谁传 1928年，先生挂冠封印，天涯远引，从此再没能回来。而先生离去后的北大，真正能继承先生教育思想的，只有胡适和马寅初。但尽管他们为先生未竟的事业奔走呼号、殚精竭虑，北大却再也不复昔日的风采了。 先生对胡适有知遇之恩，胡适对先生教育独立的思想自然奉为圭臬。早在1922年5月，他在燕京大学座谈时就反复引述《教育独立议》的观点。1932年7月，胡适对国民党当局向大学及教育机构安插党羽，酿成风潮，明确表示反对：“用大学校长的地位作扩张一党或一派势力的方法，结果必致于使学校的风纪扫地，使政府的威信扫地。”1937年抗战之初，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议及教育，他再次申明“教育应该独立”的意见：“其涵义有三：1.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2.政治的势力（党派的势力）不得侵入学校。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聘任，皆不得受党派势力的影响。3.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胡适趁国难时期重申教育独立的思想，认定“文化不亡，则民族终不会亡”。接掌北大之后，胡适更加不遗余力地推行先生的教育理想，他拟订《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呼吁修正现行大学制度，“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和责任”。其用心之苦，可见一斑。但此时“北伐成功，国民党统一中国，开始实行‘党化教育’，教育独立的口号被禁止”，胡适空有一腔热血，徒唤奈何！ 马寅初接掌北大，已经是1949年以后，他虽然有心发扬先生的理想，可惜他的人格力量并未足够为当局重视。先生的精神，竟成广陵遗曲，从此绝矣！ 蔡元培在黑暗的中国掀起教育体制改革的风潮，独力承担起中国文化复兴的重任，在中国的教育独立、女权平等、平民教育、德育美育等领域都有开山之功，他的教育思想，直到今天，还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一百年来，他的功绩无人可及，他的风采无人可及，他的先知先觉，他的百年孤独，亦无人可及。蔡元培最后病死香港，病死在中国人最耻辱的地方。先生的心情如何，我已不忍去想。如今，旧山河已经还回来了，先生的魂兮魄兮，也该回来了吧！
教育思想家胡适(1)
文/冉云飞 胡适先生因倡导文学革命，年轻即“暴得大名”，识与不识者均以“我的朋友胡适之”作为向人炫耀的资本、攀附主流社会的名刺；众人追慕影从，必然给人好邀众誉之嫌，于是“我的朋友胡适之”便暗藏着许多人的“婉而多讽”，这与“暴得大名”联袂纠结起来向胡适暗示老成耆宿们的不满。博学敏慧的胡适，自然不费力就能看出这是响鼓未用重锤。“暴得大名，不祥”，曾被胡适作为评骘北大喜稗贩新潮的断语，同样他在1923年6月《一师毒案感言》中说社会对名人是“期望愈大，愈容易失望；失望愈大，责备也就愈严重。所以享大名的人，跌倒下来，受的责备比常人更多更大。”这就是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必须付出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代价和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简言之，“率性”的胡适是可爱可亲而文学的胡适，“做圣”的胡适是中规中矩而教育的胡适，二者如影随形，互为表里，两相交汇，成就了一个言人人殊的胡适。顺带而言，50年代海峡两岸尤其是大陆知识分子猛烈炮轰他，固有专制高压的现实、可悲可耻之士风作祟，然亦有他早年种因而得的果。民初人物纷起，众声喧哗，大多“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章太炎语），而胡适却能维持其较长的“社会领袖”地位，因素固多，除了他君子善假于物的过人本领外，恐怕与他的教育思想在民国教育界发挥的特殊影响有关。 一 胡适关注教育之早，足以证其天才早慧。17岁在中国公学读书时，他主编的《竞业旬报》的第一宗旨便是“振兴教育”，比如他在《竞业旬报》第26期撰文抨击中国家庭教育的霉腐不可靠，其要点内核置诸现代，仍不失为先锋的吼号，“要改良家庭教育，第一步便要广开女学堂”，因为“这女学堂便是制造好母亲的大制造厂”。后来他进一步申引其见地，撰《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一文，从更深广的社会意义来续其说。尤其是他留美时所写的《非留学篇》，应算是中国现代留学教育的重要文献。 留学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一环，是最终开创自家的新文明，以便与国际交通的有效利器。但中国的现代化需求，非主动自变，而是被动开门。他人的扰攘、别国的侵略与我们落后挨打的现实，使得我们在开门时，有一种屈辱扭曲的心态，此种矛盾，此种变态，洵非外人能解。英人丘吉尔曾说，世上有两件事最难：爱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爬上一堵倒向自己的墙。而像义和团那种“爬上一堵倒向自己的墙”的可笑的壮烈，胡适这样的天才先进，自是虽可理解但不能苟同。强盗猛捶我们的门，我们便不得不开，开了过后，便要寻思与他较量乃至合作，谋得自己的利益。但这种过程对惯于以泱泱大国自居的国民，自是难以承受、屈辱以致敏感，至今已成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胡适也不免。因此他激愤地说：“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揆诸彼时的实情，面对国家的衰变，胡适的呐喊实在有非常之道理。现今看来，留学之去向，固然多半还是由贫国向强国去学，但究留学之内涵中，实在少不了文化交流学习的成分，不足以“大耻”来耸人。但胡适强调留学不是最终目的，只是开创自己新文明的舟楫，而不仅仅是自牟私利的工具；留学的目的是为了促使我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尽快完善起来，否则留学归来会最终无所依凭，留学的意义也就丧失了。“今若专恃留学，而无国内大学以辅之，而留学而归者，仅可为衣食利禄之谋，而无传授之地，又无地可为继续研究高等学业之计，虽则年年遣派留学，至于百年千年来于国内文明无补也，终无与他国教育文明并驾齐驱之一日耳。” 胡适这话，拿在今日，亦深有中弊之效。比如我们现今鼓励留学生来去自由，以吸引更多学子归国，但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虽有可“传授之地”，但教育体制并不好，难以发挥更大的传授之效，个人价值得不到较好的实现；虽可“继续研究高等学业”，但研究条件与水平，自是与国外不可同日而语，何况国内之研究掣肘甚多，研究之外的人际因素使人扰攘不堪。当然更主要的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主义教育观在文明步伐较快的地区日趋式微。当然，与祖国连接的脐带始终是无法割断的，何况海外学子为祖国所作的贡献，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抹杀的。复次，胡适论及留学界的弊端有三：一曰苟且速成，二曰重实业而轻文科，三曰不讲求祖国之文字学术。一、三两点之弊端在今日似稍好转，可暂时搁置勿论，单说重实业而轻文科。重实业而轻文科，今日留学生的派遣中也深染此弊而未能除。若以1979年为例，实比胡适当时所言之事实更甚。“我国向五大洲32个国家派出留学人员1750人，其中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1445人，占826%，学习和研究外国语言的282人，占161%，学习和研究社会科学的23人，占13%。”事实上，去外国留学的这种技术至上的思想，实是沉溺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框架中不能自拔，执迷不悟，也是实业救国过头的及时反应；更是我们自己过分强调技术型人才和隔行如隔山的专才教育的结果。固然，没有实业的发展，没有经济的腾飞，国不强，民不富，要说国家之变革，有点近乎痴人说梦，且市场经济的发展哪怕还不完善，但的确包蕴着一点天然的民主因子在；但经济发展了，就自然带来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和改革吗？恐怕只有实足的妄人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我们应该深知，习一先进之国的文明，非学该国积淀甚久的精神内涵不可，尤其是该国在制度方面的创新是非服不可的去毒剂，这一切都必须是习人文科学的人来实现。 胡适对念兹在兹的中国留学政策，不只是提出批判，而且拿出了着实的建设，细致的主意，他认为“今日教育之惟一方针，在于为吾国造一新文明”。倘若今日我们要想努力创造一个新文明，胡适的言论当有指路之功。 二 国家既处衰变之期，民众亦处颓唐之时，外侮日重，内乱频仍，国之不保，民之将堕，使有识之士，心有不甘，奋身跃起。像面对病入膏肓的病人，引得医手齐聚，于是各种方略纷纷出笼，胡适未必不知狂傲的龚自珍愤然后的谦虚：“何敢自矜医国手”。但良善之人，不能见死不救，何况国之将倾，在实用主义教育大师杜威那里得来的训练，配以胡适好名“做圣”的心态，于是他便以教育救国为己任。 先不妨切实地说，如果我们稍微放了眼光大胆去看，“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论”、“科学救国论”等方略都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应急措施。这也是不发达国家在“被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紧急救援。但要使其完全康复，非动大手术，即最终迈向真正民主自由的制度不可，舍此别无他途。胡适的确是希望国民过上好日子，后来又与人献出一帖“好人政府”的方子，在我们这个惯弄权术，以玩人为要务的国度，除了可堪尊敬的书生之诚，实无它用。而胡适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坚，之所以不能在国人的政治生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因素复杂，诚非三两句话能一网打尽。这可能与他不能像哈耶克一样，分析计划经济将“通往奴役之路”，从而将自由主义建立在经济基底上的深入分析有关，使其自由主义成了只与别的主义不同的另一个乌托邦，而他又不具备另外的乌托邦所具有的强烈的煽惑功能。国家多难，民多衰敝，因此用猛药者多，希藉此而一劳永逸，但猛药的副作用是，疗得眼前之病，而他病夹带而入，或许最终转为癌症，高手亦回天乏术。而胡适用的是调和之中药，药力虽有，且无副作用，但有几人能有这样的耐心和眼光，等你慢慢疗治呢？因此和者寥寥。
教育思想家胡适(2)
不能去煽惑民众起来斗争，自然就不能顺应眼下民情，又要去“做圣”，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背时，而教育救国便是其背时的一个体现。胡适面对当时政府的腐败，国家内外夹击的困难，他走的是温和的保守派的道路，一方面痛恨政府的无能，但又不同意学生因此罢课而荒废学业。他多次发表《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演讲，呼吁学生不要以罢课来作为革命的响箭，因此他认为“救国必须从自己下手”，而学生自救的方略则是“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并引用易卜生的话说，就是要自铸成器，国家民族方才有望。他认为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和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就是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的显例。胡适这些话对那些热衷革命的人来说，当然是冷水浇头。我们理解那些下猛药的人，但猛药的副作用，却没有人来管，则是不好的，只有等几十年后像韦君宜这样的学生老革命，来写《思痛录》以反躬自省。而胡适的观点素来被那些超越的不加证明的喜欢革命的人，骂得狗血喷头，包括一些借此吃饭的研究者，至今这种论调仍可谓甚嚣尘上。倘使革命成功后，革出了麻子甚或要了命，他也会说革命多好呀，我有麻子，你们有吗？我敢去找死，你敢不敢？换了正常而有理性的脑袋，我想没有人敢或者愿跟他们打赌，胡适便是其中的一位。 我们都知道，教育是人类文明和经验的传递工具，并且自身负有对社会前进的必不可少的创造性，教育作为文化传承方式来讲，有其延续性和滞后性，因为教育总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当今世界风行终身教育，但终身教育却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学校教育的基础上，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无论教育怎么发展，总是有其难以超越的阶段性，比如人在哪一阶段学什么，世界各地的教育基本上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定，这说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一旦在此阶段辍学或失学，其损失是难以弥补的。胡适的话与干革命的人，应该说两方面都有道理，而胡适的道理从文化继承层面上来讲更具有超越性，革命具有其自身的局限，而文化教育则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比如，唐诗它既属于唐代，它又有其超越性，而唐代的起义则就是属于唐朝，因为它不可能影响当今政局，至多作为历史的一个研究对象而已。也就是说教育有不囿一党一派的超越性，这在民主国家尤为明显，你不能说美国现在的教育是民主党（克林顿）的教育，而前几年则是共和党（布什）的教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育救国不是一党一派的事，而是千秋万代的基业。 胡适强调教育救国应从自身做起，明确个体的权利，然后再履行自己的责任——救国，这是明智的选择，没有个体的进步，整体的进步就是一句空话。经济学家茅于轼有个很妙的、说明个体与集体关系的比喻：集体无饥饿，只有个体才会饥饿；集体没有痛痒，只有个体才有痛痒。意思是说，我们应该首先关注自己的痛痒，然后再及其他。这说明个体的利益与权利应受到保护，才是社会得以向前发展的原动力。如果教育不从个体选择及其利益作为基本出发点，那么“教育救国”完全以集体和国家利益相号召，国家主义教育就会像一柄双刃剑，那非理性非人道的方面，就会形成二战前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教育，以服从国家利益为最高旨归，剥夺受教育者自身选择的权利和自由，受害者终究是黎民百姓自己。胡适 “教育救国论”的根基建立在个人利益之上，与其坚持自由主义的政治和哲学理念有关，由此，至少在理论上可避免统治者利用教育上的话语霸权，来实行教育上的独裁。 三 如果说文学改革使胡适“暴得大名”，那么对传统国文教育的改革，便使胡适在教育文化界的影响垂诸久远。因为教育的改革是比文学改革更为广大而普及的事，杜威说得好，教育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早在文学改革之前，留学美国的胡适便参照西方现代文法，来实施对我国古文文法的改良，可说是国文教育改革的先知先觉者，他用浅近文言撰写《吾我篇》、《尔汝篇》、《诗三百篇言字解》等。他在最后这篇文章里说：“他日欲求教育之普及，非有有统系之文法，则事倍功半，自可断言。”接着他又在1915年写了一篇《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得出一个石破天惊的断论，文言是一种半死的语言，白话是活的语言，相应的，文言文是一种半死的文字，白话文才是活的文字。下面要解决的便是，旧式标点中只有一个句号和一个逗号，所造成的对普通读者的阅读障碍，胡适便与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复、钱玄同等人一起参考西文的标点符号，而制定出我国新式标点十二种的议案，并在1920年颁行全国。其对文化教育普及的影响之深巨，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胡适在其中端的是居功至伟。他单刀直入地指出旧式标点符号的弊病有三：一为“常人不能‘断句’，书报便都成无用，教育便不能普及”；其二为“意思有时不能明白表示，容易使人误解”；其三为“没有标点符号，决不能教授文法”。新式标点不只是教授文法的基础，是普及教育的利器，更是建立“国语的文学”的先声。要打破既有的文言文的陈规，实施白话文之普及，由于难以找到一个“国语统一”的标准，就必须建立一个简便易行的仿效规则。胡适以一个文学家的敏锐眼光，看出了“国语的文学”必须建立在“文学的国语”基础之上，“我这几年来研究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没有一种国语不是这样造成的。没有一种国语是###的老爷们造成的。没有一种是言语学专门家造成的。没有一种不是文学家造成的。”后来他再谈中学毕业生的国文水准时，觉得对古文要求过高，降低了学古文的标准。 胡适所谈的中学国文教育里，受了杜威教育思想的浸染，含着对学生能力的信任以及他们作为人的尊重，对今日中学语文教育仍有相当针对性的有两点：其一是特别强调实践的机会，因此后两年安排“演说”与“辩论”，在他看来，能演说与辩论的人，没有国文不好的，没有不会做国语文的。其二，他主张从古小说里理解古文，而不是从干瘪瘪的如林琴南的《古文读本》，这是实践他“文学的国语”的见解，因此他倡导用“看书”代替“讲读”。而我们现今的中学语文教育之不堪，简直到了要让人发疯的地步，语文教学之僵死呆板仿佛《聊斋》里的关于鬼的故事，实在让人恐怖；考试答题之繁琐无趣，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只配做一标准的考试机器，真可用残酷二字来形容。从《北京文学》到《滇池》的“忧思中国语文教育”，无一不是民情汹汹的###之声，于此可观中学语文不得人心之一斑。但我们教育界的一些老爷们只管省事，哪管要给学生带来一点可怜的乐趣，与胡适倡导的“活的”中学语文教育相去何止千里。
教育思想家胡适(3)
四 语文在学校教育中各学科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甚至有学科中心之领衔作用。由于语文作为其他学科工具的基础地位，因此解决语文教育的革新问题，必然为其他学科的改革奠定了前提，同时也显示了语文教育革新对普及教育的重要性。“五四”运动后，文化教育界兴起了两个热潮：一是白话刊物纷纷创刊，二是平民教育的勃兴。前者，不用说，胡适是其中支持创办白话刊物的干将，后者胡适亦不落人后。平民教育与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劳工神圣”有相通之处，胡适与蔡元培、李大钊等16人共同发起了一个“工读互助团”，旨在提倡半工半读，以利平民之识字及文化提高。这些都是西方教育机会平等和普及教育的思想在中国的反映，更是杜威教育即生活的直接体现。虽然并没有取得什么骄人的成绩，但这种举动本身就是对过往的“精英教育”的一种反动。 为了更好地普及基础教育，胡适参与了有名的壬戌（1922年）学制的制订。学制作为教育制度的子制度，极为重要，它能反映出教育上是重普及还是重提高，尤其是决定着考试制度的性质，而考试制度又会影响教学，乃至反映出该种教育制度的教育目的观等等。这次学制尚未改革之前，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对学制会议的希望》的短评，他主张教育的精神，而非为学制而学制，并认为新学制里中学部分最为切要。这反映他对普及基础教育的热望。此次学制改革，将小学7年改为6年，将中学4年改为6年（三三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取消预科，师范学校6年，也可单设后3年，大学修业年限为4-6年，这样，以前的日本学制就转向改为英美学制。虽然中国考试制度的金字塔型结构并没有因此学制转而改为欧洲的梯型结构和日本、美国的谷仓型结构，这与我们人口众多、以淘汰性而非资格性考试方式有关，此种弊端实承科举考试制度而来，非三朝两夕所能断改。但胡适参与制订的7项学制标准中有4项与杜威的思想有关：加强职业教育，实行选课制和弹性制，下放大学预科至高级中学等。新学制以儿童为中心，增加了教育中的民主成分，缩短了学制，中学加强了文理科的融合，提高中等教育和师范教育水平。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有开创之功，此种学制延续到1949年，解放后废弃已久，但改革开放后又承此制，可见此学制的生命力和相应的科学性。 解放后，学制之变化极为频繁，1951年10月1日，政务院命令正式颁布新中国第一个《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稍后受“苏式”学制的影响，尤其是“文革”初期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影响深远：“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可以从此看出，以胡适为主制定的壬戌学制的一些影响，比如学制要缩短，比如既要学这样又要学那样，这既有平民教育、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职业教育的影响，也多少有民粹主义教育的影响。胡适与毛泽东的相识，是在1918年8月，后胡适在《每周评论》上赞《湘江评论》：“在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毛泽东后来找胡适谈湖南教育界驱逐张敬尧的事，并说：“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后来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记载有毛泽东的回忆，说喜欢《新青年》，爱好陈独秀、胡适的文章。众所周知，后来双方越走越远，而到了50年代，胡适作为战犯和资产阶级学者，遭大批士人承官方旨意的猛烈批判。据学者周策纵先生的研究（《论胡适的诗》），称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受胡适早年词《沁园春·新俄万岁》的影响，周先生说毛泽东未必有意摹仿胡氏，但在下意识里尚未摆脱少年时代受胡的影响，两词结尾分别为： 胡词是：“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毛词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学者罗志田的分析是，毛泽东写此词时，心中有胡词在，而且是对胡词的回答。胡适咏俄国二月革命，但亦可一般地理解为新俄的十月革命。毛泽东写此词时颇感自豪，回答胡氏，我们的革命将要赶超俄苏革命。“就像胡适一生都有为中国‘再造文明’的梦想一样，集马克思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于一身的毛泽东又何尝没有一个赶超英美最后并赶超社会主义老大哥而‘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梦想呢？”毛泽东晚年大改学制，是否心中有个胡适，不敢遽下断言。但老年时的一些举动与少年时代的某些影响有种隐秘的通道，是得到心理学家的认可的。 五 胡适对教育之重视，几乎贯穿着他的一生。他在各个时期对教育的奔走呼吁，既存教育救国之心，也是他对西方尤其是杜威的一些先进教育理念认同的结果。他认为教育是接受人类遗产的必要途径，是人类文明积累和传递的重要环节，是立国之本，也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基础。这既是他本人读书治学的经验，也是遍观民国社会弊端后所开的药方。 胡适相信教育应该独立，尽量少受政治风潮的波动、受政府三天两头更替的影响，加之他常看到学生闹###（并不是所有的风潮都没有道理，###之讨论是另题，不在此列），给教育的负面作用，以及对学生的直接影响。他认为，东汉已经有很发达的大学（像胡先生这样的高人也不免好古，于古代去找现代的印迹，我是不赞成此说的），但因为大学是作为国家官制的一部分，而一朝一代之天下即专制主义，学校作为传载文化的工具，必然随王朝的灭亡而未得保留，或者有所损伤，也就不利于搞持续的创造性研究，而不像西方的大学，政府的上台与下野，并不影响大学之存亡。因此他呼唤大学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有独立的管理机构，有独立的管理制度。胡先生似乎搞忘了，西方绝没有我们这样漫长的专制传统，而且教会在他们的世俗生活中有极大的影响力，有不少大学都得教会之助，得以建立和发展，而我们的社会政治系统中，在专制制度的淫威下，哪有什么能独立的漏网之鱼，真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臣民”。不行民主制度，要想大学管理制度、经费来源上独立，要想思想自由、精神无羁，实在比登天还难。但教育之独立，思想之自由，胡先生这个梦确是深得我心。 另一方面，他觉得教育若不独立，受制于一党一派，必为党派利用，成为党化教育和奴化教育的工具，成为效忠教育的牺牲品。他批评教会学校时指出：“学校是发展人才的地方，不是为一宗一派收徒弟的地方。”因此他认为政府对于教育只管分拨经费和任免行政人员。他为此拟了教育独立的三项具体措施：“（一）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二）政治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任聘，皆不得受党的势力的影响。（三）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们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中小学读经之类。”这三点自然都是中国教育中自由主义思想的空谷之音，但在专制国家实难实现，且不说别的，单说要中央禁止无知疆吏干涉教育一项，即不可能实施。首先你必须不证自明地相信中央是开明而不昏庸的，他们享受着不被怀疑的豁免权，其实，这豁免权首先就应该被怀疑；退一步说，他们开明可靠，是否就可以证明他们不勾结，因为利益之网是千丝万缕的，你要他禁止无知疆吏，他只有在暗中干笑两声。事实上，制度刻酷吃人，不管在这种制度中的人，就像胡适这样的大才如何努力，也极难实现与此制度冰炭不容的“教育独立”。弄到后来，胡适自己执掌了北大，也主张“党政军团与学校合作”来“疏导教育”学生。诚如邓小平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教育思想家胡适(4)
当然不是说坏的制度，就一事无成。在专制制度尚未被民主制度取代的情况下，在相对开明的时期，即相当于胡适倡导的“好人政府”主政，也还是可以在校内维持一小点民主自由权利的。比如1917年经胡适提议，在北大实行了类似于欧美大学教授会的“教授治校”，5年后他在纪念北大校庆24周年时，说到“教授治校”的好处，他认为使北大“从校长、学长独裁制变为‘教授治校’制，这个变迁的大功效在于：（1）增加教员对于学校的兴趣与情谊；（2）利用多方面的才智；（3）使学校的基础稳固，不致因校长或学长的动摇而动摇全体。”②可以说，在专制制度下能争得这种权利，对办高等教育尽管也只是权宜之计，但也属难得。说到北大的发展，胡适仍动情地回忆起蔡元培先生的好处来，一是真正提倡学术自由的精神，二是不独揽大权，充分尊重教授会的意见。因此教育的独立若先从此处着手，循序渐进，待大环境之改善，最终独立而获自由，虽不是指日可待，但也绝非遥遥无期。 胡适的教育理念，还关涉到体育、音乐、读书、学生的修养与择业、教育家传记、书院史料等等，难以备述。他对中国现代教育的贡献，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小视的。即使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今天，我们对胡适的判断依然是混乱而奇怪的，我们从来不愿意有自己的判别标准，又受着意识形态的可笑愚弄，于是只得出了一个漫画式的胡适。现在当然不说他是走狗了，只说他没与国民党统治者作生猛的较量，甚至还有同流合污之嫌。我倒要反问说这话的人，对当下现实中的混乱和暗昧作过多少批评与指陈？尽管你并不因此而丧失对胡适批评的权利，但你批评起胡适来是否就问心无愧？清代史学家钱大昕在评价古人时教导我们：“不卜年代，不揆时势，强人所以难行，责人所以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予尤不敢效也。”（《廿二史考异·序》）我想评价胡适的一生包括其教育思想，也应该坚持这个原则吧。 作者简介： 冉云飞，男，1965年生于重庆酉阳乡下，198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庄子我说》等各类专著十数部，现供职于某刊。书包网 www.aIhUaU.com
校长当如竺可桢
文/雷颐 浙江大学现在是全国著名高等学府，而在50年代初期“院系调整”以前，其学术声望更高，长期是屈指可数的极少几所享誉全国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在浙大的发展历程中，从1936年到1949年担任校长达13年之久的竺可桢先生可谓厥功至伟，公认为浙大学术事业的奠基人、浙大“求是”精神的典范、浙大的灵魂。而这13年是国难当头、内战不止的13年，竺先生究竟有何本事有何能耐有何“秘密武器”，能在如此动荡险恶的环境中将浙大办成全国著名大学？新近出版的《竺可桢全集》（1-4）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他反复强调办好大学有三个关键要素：教授、图书仪器和校舍建筑，而在这三者之中，教授又最为重要。因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因此，他总是想方设法延请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到浙大任教，并且能在至艰至难的环境中稳定教授群体。在欠薪成为家常便饭的当时他想尽种种筹款办法，虽然有时未果，但广大教职员工却为他的诚心所动。而时局的激烈动荡，学校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争夺的重要“战场”，卷入###的旋涡，对此，一向主张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的竺可桢更是竭尽全力排除政治的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在现代中国的急风骤雨中，他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吸引了许多一流学者、教授。 他认为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的重要一点是学者、学生要有独立的思想，经常提醒大学生“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然后在学时方不致害己累人，出而立身处世方能不负所学。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智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自动求智和不断研究的能力。” 由于浙大是从“求是”学堂演变发展而来，他时时提醒浙大师生“求是”精神是浙大的灵魂，所谓“求是”即尊重、探求真理，只认真理、是非，而不问利害、不为名利所动，不屈服于政治的压力。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以党治校”、“党化教育”，作为国立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自然无法公开彻底反对，但在实际管理中，他总是将这类“党治”减至最低，而且一有机会，他就不厌其详地宣扬学术、教育独立。 在1936年为纪念母校哈佛大学三百周年之际，他写了《美国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感言》一文公开发表，在文章最后，他意味深长地写道：“哈佛办学方针主要有两点，第一，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谓Academic Freedom。反对政党和教会的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第二，学校所研究的课目，不能全注重于实用，理论科学应给予以充分发展之机会。这两点主张与英国大学的方策一样，而与意大利、德意志、苏联各国之政策，则大相径庭。世界各国办大学教育之分野，在这两种主张上，是很清楚的。有一点哈佛大学亦可以昭示我们的，即为哈佛大学的校训‘Veritas’，拉丁文Veritas就是真理。我们对于教育应该采取自由主义或干涉主义，对于科学注重纯粹抑注重应用，尚有争论的余地，而我们大家应该一致研究真理，拥护真理，则是无疑义的。”如果说在国难当头，他认为这种“党治”还情有可原甚至有一定必要性的话，那么在抗战胜利后，他认为大学即应实行民主管理。 抗战胜利后，许多人都在深思中国的前途、命运，一直关心国家、社会和民族命运的竺可桢先生自有深刻思考，在1945年9月即发表了《战后国家与学校诸问题》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抗战胜利，国难已靖，大学的办学方针“应以理智为重，本校‘求是’校训，亦即此意。近年官吏贪污，学风不良，非道德之咎，实社会有不合理之处，今后大学应行教授治校制，以符合民主之潮流”。 竺可桢先生与国民党许多高官都是往来甚密的好友，与其中一些人还有亲戚关系，蒋介石本人对他也颇为看重，他的出任浙大校长，即由蒋“钦点”。后来，蒋又想让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为他婉拒。然而他却能“出污泥而不染”，绝未以此作为骄横之资，更未利用这些关系为自己谋任何利益，与“党国”有如此之深的渊源却能赢得包括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左派师生在内的全体师生的敬重，委实不易，显示出了他的人格魅力。 在1949年以前，作为留学美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大有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也并不赞同。由于校长的身份，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然而，在几次###中，他虽反对却走在队伍的前列，为的是保护学生，怕手无寸铁的学生“吃亏”。他虽不赞同、甚至反对左派学生的“闹事”，然而却坚决反对国民党抓捕学生，保护了不少他并不赞同其政治观点的学生。而且一旦有学生被捕，他总是极力营救，一定要到狱中看望他们；如果受审，他一定要到庭旁听。在1949年夏国共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冒着生命危险坚决反对了国民党特务在逃跑前对左派学生下毒手。“爱生如子”，是所有学生对他的评价。 他认为“宇宙间，有两种很伟大的力量，一种是‘爱’，一种是‘恨’”，而人类的命运就寄托于“爱”能否战胜“恨”。“世界现在还充满了仇恨、残暴和妒嫉，霸道横行。这还是因为仁爱的教育没有普及之故”，因此“办教育者，该有‘人皆可以得善’的信心”，对学生充满爱，无论自己是否同意学生的思想观点。竺先生对学生这种无私、无畏的爱应成为所有教育者的楷模；所有教育者都应扪心自问：能像竺先生那样爱学生吗？ 作者简介： 雷颐：男，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后下乡数年，然后当兵，后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 1985年 毕业， 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副研究员。
梅贻琦的选择
文/陈远 在清华的校史上，有一位校长与北大校史上“大名鼎鼎”的胡适之校长卒于同年，这就是梅贻琦。梅贻琦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不过，不要因此就以为清华的校长是好当的，情形恰恰相反，梅出长校长的时候，国内情势风雨飘摇，###起荡，尤以北大清华为甚。以清华来说，驱逐校长的运动可以说是此起彼伏，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清华的学生们的口号都是“反对×××，拥护梅校长”。梅贻琦为人重实干，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有一句话可以作为佐证，他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与胡适之相比，梅贻琦显然没有“暴得大名”的胡博士那么风光，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据陈岱孙的说法，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这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表现，这句话近年来也常为时贤所征引；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不过，历史自有其可玩味之处，“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独有梅贻琦在身后赢得“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在“比较广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过程中，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搜寻人们对梅的“异词”或“谤语”，但却迄无所获。这也证明了“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所言不虚。 1948年底，傅作义将军息兵，共产党军政人员开始驻入北平。梅贻琦和当时许多大知识分子一样，面临着走还是留的选择。关于这一点，许多人的记忆并不相同。据梅的学生袁随善回忆，大概是在1955年，梅贻琦和夫人韩咏华路过香港，主动地跟他说起当时离开的情形：“1948年底国民党给我一个极短的通知，什么都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飞到南京。当时我舍不得也不想离开清华，我想就是共产党来，对我也不会有什么，不料这一晃就是几年，心中总是念念不忘清华。”不过，在别人的笔下，同一情形却有另一番描述，梅贻琦离校那天，当时也在清华任教的吴泽霖教授在学校门口碰见梅，吴问梅是不是要走，梅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叶公超是清华当时知名的教授，和梅的接触比较多，他对于梅贻琦的评价，大致是可信的。从梅贻琦的为人来推测，他是不大可能“什么也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的。 梅贻琦的选择，是基于他对共产党的一种判断，梅虽然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他当时对于学生运动中的共产党学生还曾经保护过，但是他那样做是为了保护学校，从而使学校正常的教学不致受到影响。他不相信马列主义，也不大赞同当时的共产党。与诸多当时离开大陆的知识分子相比，梅贻琦的选择更具有代表性，因为他不存在所谓的人身安全的问题，周恩来和吴晗都曾经表示希望梅贻琦留下来，这也代表了当时共产党的态度。但是梅贻琦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判断，联想到储安平“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是可大可小，而在共产党统治下是可有可无”的话，我们可以说梅的判断和选择代表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时局的看法。 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了，昔日的西南联大中的南开由私立改为国立，并且大力扩充，北大所有的院系不但得到了保留，而且还接受了当时颇负盛名的燕京大学，独独清华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元气大伤，仅仅保留了工科院系。梅贻琦在清华建立起来的“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也荡然无存。此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55年，梅贻琦由美飞台，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三个大学校长(1)
文/傅国涌 大学作为社会的精神文化中心，传播人类先进文明和道义理想是它的使命所在。自19世纪威廉·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以来，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 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在中国的出现不过短短一百多年，但它产生不久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让后人几乎只能仰望，这是与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拥有过蔡元培、蒋梦麟、竺可桢这样的大学校长分不开的。我之所以同时想起这三位大学校长，首先是因为这三位深刻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人物都出生在宁绍平原，他们的家乡相去不过方圆百十里。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竺可桢是绍兴东关人（现属上虞），蒋梦麟虽是宁波余姚人，也靠近绍兴，少时曾在绍兴中西学堂求学两年。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20世纪前半叶，这片土地上涌现的人物真可谓群星璀璨，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其次，蔡元培和蒋梦麟、竺可桢这两个同乡后辈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蒋梦麟在绍兴中西学堂求学时，蔡元培是学校的监督，还是他的老师。“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南下，推荐年轻的蒋梦麟第一次代理北大校长，那时他留美归来不久，尽管获得过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博士学位，毕竟没有实际经验，蔡元培却一眼看中了这位早年的学生。而他果然也不辱使命，在动荡的乱世中，始终稳稳地把着北大的舵。蔡元培名义上做了十年半北大校长，“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在他在职而不在校期间，就由蒋梦麟代理校长，即使蔡元培在校，蒋也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他们密切的关系，从蒋梦麟的《蔡先生不朽》、《试为蔡先生写一篇简照》等充满深情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从他近似回忆录性质的《西潮》中也可以看出。 我不知道蔡元培和竺可桢最初在什么时候相识，但20世纪20年代后期，蔡元培筹建中央研究院时，就邀请竺可桢筹建气象研究所。后来竺可桢出长浙大也得到蔡的赞同和支持，竺在浙大的许多做法就是以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为榜样的。 三个人中以蔡元培年龄最大，影响也最大，他出生于1868年，受过完整的旧式教育，中过进士，点过翰林，办过学校，又长期在欧洲学习、研究，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蒋梦麟生于1886年，从小基本上受的是西化的教育，少时进的都是教会学校，留美近十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和教育学博士，还是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学生。他们两位都是以教育为志业的，都做过北大校长、###长。生于1890年的竺可桢从小接受的基本上也是新式教育，先后在复旦公学、唐山路矿学堂学习，留美8年，获得了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有所不同的是，他主要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从1936年出任浙大校长，直到1946年他还兼任了十年的气象所所长。所以他的一生主要是从事科学研究，办大学不是他的专长，但正是他把一所地方性的大学办成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著名大学，培养了无数不世出的英才，是值得后人深思的。我以为竺可桢是一位具有很深人文修养的人士，是真正把追求真理当作人生最大乐趣的知识分子，一位“求是”人曾说：“这种传薪播火、荜路蓝缕的学术使命感和文化责任感，远非职业精神、敬业精神所能涵括。它使我们体悟了竺可桢校长关于大学是‘社会之灯塔’之谓。” 正是这些深受近代文明熏陶，热情追求真理，具有崇高人格的教育家，全面提升了中国大学的品质，使这些大学迅速和世界接轨，融入了人类主流文明。蔡元培、蒋梦麟身上所体现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竺可桢身上体现的浙大“求是”精神，无论在今天还是在明天都不会过时，也只有这些精神才可能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时代。 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1792年，洪堡提出国家无权插手教育，新型的大学应该是塑造完善的个人，致力于真正的学术，教授和学生都应该成为真理的追求者，学术自由与教育独立乃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必须途径。蔡元培先生长期在德国学习、研究，深受洪堡的影响。他曾说过，德国近代的发展是基于成功的高等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小学教师，造成了一代优秀的公民。作为教育家，他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1917年，他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说：“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的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普之胜法，群归功于小学教员；然所以有此等小学教员者，高等教育之功也），亦发端于此。” 民国元年，蔡元培出任首届教育总长，邀请另一位教育家范源濂为次长，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后来他自“把两个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之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 蔡元培做教育总长为时很短，他的教育理想并没有得到实践的机会，不久他就再度赴欧洲学习、考察去了。直到1917年他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才一举奠定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教学自由的原则，开创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新局面。 1916年，袁世凯脱下皇袍，在一片唾骂声中死去。光复会老会员、国会议员陈黻宸、北大教授马叙伦等向###推荐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还在犹豫，不少老同盟会会员也有不同意见，有人坚决反对（如马君武），认为北大太腐败了。孙中山认为，北方需要传播革命思想，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帝王思想和官僚习气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带有全国性的教育，主张他去。所以国民党把他看作是“隐伏在北方的文化教育界的极其重要的革命棋子”。这些说法未免把蔡元培出长北大的动机狭隘化了，其实从蔡元培的思想境界看，从他以后在北大的作为看，他的目光要远比这宏大得多，早已不是“传播革命思想”这样简单化的政治目标可以涵盖的。 当年北洋军阀的手伸得还不是太长，他们还懂得有所敬畏，并不是直接插足他们所不熟悉的教育文化领域，教育基本上还是教育家们的事。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蔡元培的信仰，但他们选择的只是一个有经验、有学问的蔡元培，让他来办大学，和他的政治态度没有太大的关系。
三个大学校长(2)
众所周知，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个字，一方面他聘请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伊默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一方面北大教师中又包括了一些学术上有造诣但政治上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等。他认为大学就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大学应该广揽人才，容纳各种学术、思想，让其自由发展。他聘用辜、刘等是因为他们的学问可为人师，是尊重讲学自由和一切学术讨论的自由。筹安会发起人刘师培在北大讲《三礼》、《尚书》、训诂，从没宣讲一句帝制；辜鸿铭拖着长辫教英诗，也从未利用讲台讲复辟帝制。他曾对攻击刘、辜的学生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习惯专制、好同恶异的社会里，蔡先生这种容纳异己的民主作风、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开创了一代新风。他的北大是真正兼容并包的北大，各种思想、各种声音都可以并存，是一个多元、开放、宽容、民主的大学，超越了单纯的党派观念和“革命棋子”的狭隘性，不仅造就了傅斯年、罗家伦，也培养了高君宇、张国焘等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蔡元培先生重塑了北大，也奠定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大学的基本面貌。 在他眼里，“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他用人不分信仰、党派、学术见解，他主持下的北大因此能超越当时的军阀政权之外、各种社会势力之外。他有大胸襟、大气魄，是大手笔，前无古人。如果把北大看作中国民主的摇篮，蔡先生则是中国民主的奠基者，他一生最为伟大的功绩正是给北大这一民主摇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五四运动”以来20世纪的编年史已经可以作出充分的证明。 他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其中新潮社、国民社等在“五四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学生社团都产生于1918年下半年，得到了他这位校长的支持。为培养学术自由精神和自治能力，他批准每月由北大的经费中拨出2000元来给傅斯年、罗家伦他们的新潮社办《新潮》杂志（当时北大每月的全部经费不过4万元），并由学校负责印刷发行。 在大学领导体制上他第一次实行民主办校、教授治校，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评议员包括各科学长、主任教员、各科本预科教授各2人，由教授互选，任期1年，期满得再被选。组织各学科（系）教授会，规划各学科的教学工作。各教授会设主任1人，由教授互选，任期2年，并由各科教授主任组成全校统一的教务处，负责主持全校的教学工作。教务长由各教授会主任推选，任期1年。 蔡元培领导的北大不仅为现代中国大学教育树立了一个崭新的楷模，也促进了思想界、知识界的转变。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在陈独秀、胡适等的热情倡导下，青年学生掀起了追求民主、科学的浪潮，终于使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有人说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和陈独秀办《新青年》对“五四运动”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傅斯年1943年说过一番话：“犹忆‘五四’以后有人说，北洋政府请蔡先生到它的首都去办学，无异猪八戒肚子中吞了一个孙悟空。‘五四’之后，南至广州，北至北平，显露出一种新动向……激动了青年的内心，没落了北洋的气焰，动荡了社会上死的寂静。”由蔡元培创造的思想自由、民主精神已经成为北大绵延不绝的火种、传统。 蒋梦麟：“谨守蔡校长余绪” 1919年以后，蒋梦麟主持北大达17年之久，北大之所以能成为一所现代性的大学，与他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这位出生在浙江余姚一个小村庄的教育家，从少年时代起所接受的大部分都是西式教育，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及上海、余姚的教会学校求学，进入浙江高等学堂时他已能够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1903年，他19岁那年考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在急剧变动的大时代，在新与旧、中学与西学、维新与革命之间，他“尚未成熟的心灵”终于看清楚了——“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他考取官费留美资格，留美近十年，成为杜威的学生，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 回国之初，蒋梦麟曾办过《新教育》月刊，提倡新的教育思想，强调教育要按照学生的要求设计，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仅仅6个月发行量就达到1万份。由于这个刊物与北大师生“知识上的密切关系”，1919年初，他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蔡元培离京南下。7月23日，蒋梦麟受蔡先生托付代理北大校务，这时他不过30岁出头。在北大学生欢迎会上，他第一次发表了有关他办学思想的演说。他指出：国家民族的地位是由历代文化积聚起来的，不是朝夕所能成。“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的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这些观点成为蒋梦麟以后一直遵循的办学方针。 除了三度代行校长职权，蒋梦麟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主持日常事务，是蔡元培治校的得力助手，他们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现代大学的轨道。在他们主持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北大的三项治校准则。同时，他还认为学生自治会应该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他在1923年写的《北大之精神》一文中把北大精神概括为两点，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 他代理校长期间，也就是“五四”以后的7年，面对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而且始终为经费问题所困扰。如果没有高度负责的精神，没有勇挑重担的态度，要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年头，要使北大能始终稳步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就是他当年对全体教师说的话，他的道德威望、他的人格风范虽然无法与蔡元培相比，但他是一个有担当、能负责的人，一个做事的人。他曾感叹：那时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日夜奔忙的惟一报酬，就是他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这些感慨，无疑是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 作为职业教育家，他对无休止的罢课很不以为然。1920年5月4日，他曾和胡适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态度很明白。他们表示学生运动是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腐败卑劣，又缺乏正式的纠正机关所致。但他们认为单靠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学生注重学问的生活、团体的生活、社会服务的生活。一句话，就是希望学生以学业为重。
三个大学校长(3)
1926年，北京发生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大有三位学生惨遭杀戮，蒋梦麟悲愤欲绝。3月24日，他在北大全体师生参加的追悼大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一贤子孙，其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言，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说到这里他“潸然泪下”。接着，他对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他“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 3月26日，他发出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 这是一贯不赞成学生从事政治活动的校长，面对政府杀害自己学生时的态度，有了这些真实、生动的历史记录，我想其他的话都是多余的了。 1930年12月，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他延聘大批留学生来校任教，并按照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教授专任，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规化，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口号。在他领导下，30年代的北大，教学科研水平都有明显提高。 这一时期正是民族危亡之秋，作为校长他不仅要忙于校务，还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应付日本方面的骚扰。“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迅速向长城以内推进，占领河北北部，成立所谓的“自治政府”，并鼓吹推行华北“自治”。在这一紧急关头，北大教授联名发表宣言，声明誓死反对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他也是签名者之一，甚至差一点被劫持到大连去。宋哲元派人劝他离开北平，但他坚持留在北大负起自己的责任。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与清华、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后迁往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常委会共同主持校务，历时9年，写下了民族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蒋梦麟回忆：“在###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幸靠同仁们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其中当然凝结着他的一份心血、智慧与汗水。 从1919年到1945年，蒋梦麟前后在北大工作了20多年，主持校政17年，在北大校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以他的渊博学识和精明干练，在那黑暗而动荡的乱世中国，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使北大的教学与科研水平稳步上升，这一奇迹是与他的办学思想分不开的。他说在北大任职期间，蔡元培先生有关大学教育的主张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他始终谨记在心，遵照执行。晚年他在未完成的《新潮》一书中深情回忆：“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竺可桢：浙大的“求是”精神 浙江本是文物之邦、人杰地灵，南宋以来“尤成为衣冠人文荟萃之邦，学风盛极一时”（竺可桢语）。浙江大学源远流长，其前身求是书院创办于1897年，是中国最早实行近代科学教育的四所高等学府之一，以培养讲求“实学”（即“新学”、“西学”）的人才为宗旨，后改为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1828年改名为浙江大学。陈独秀早年曾在求是书院求学，邵飘萍、陈布雷、邵力子等都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 浙大学生对民主、科学的追求深深植根在“求是”学风之中，“五四”以来的历次学生运动中，他们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1935年，浙大学生最早响应“一二·九”运动，12月11日就联合全杭州学生冒雪上街游行示威，并准备赴南京请愿。校长郭任远勾结军警入校逮捕了12个学生自治会代表，因此爆发了驱逐郭任远的罢课斗争。罢课持续了一个月，蒋介石亲临浙大平息###。为了缓和人心，他接受陈布雷的建议，任命竺可桢为浙大校长，从而揭开了浙大历史的新一页。 1936年4月，声望卓著的科学家竺可桢就是在前任浙大校长郭任远被学生赶走的背景下，在争得校长独立用人权、当局不得干预的许诺后，走马上任的。这是浙大学生“一二·九”运动中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果实。 竺可桢1910年赴美留学，1915年参加了赵元任、杨杏佛等发起的中国科学社，在《科学》杂志发表过不少文章。1918年获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后回国，先后在武昌、南京执教，在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1928年起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是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 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上任伊始就发表了《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的演讲，要求学生“致力学问”、“以身许国”，提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强调“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他废止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经验，继承并发扬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自由民主的办校方针，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教授治校。同时，他十分赞赏浙大所特有的自求是书院以来一脉相承的朴实严谨的传统学风，并把它概括为“诚”、“勤”两个字，称浙大“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在社会上声誉亦很好”。 1938年11月，浙大西迁广西宜山时，竺可桢通过校务会提出以“求是”作为浙大校训，他说一方面是要将求是书院以来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一方面“求是”的英文是Faith of Truth，和哈佛大学的校训（拉丁文Veritas）“不约而同”。 1939年2月4日，他对一年级新生作了《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讲话，深刻、精辟地阐述了“求是”的涵义。“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而要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要有刻苦耐劳，富于牺牲的精神，“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以使“真理卒以大明”。“求是”就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不惜为真理而献身，鲜明地提出要“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他列举布鲁诺为了真理被烧死在十字架上；伽利略年近古稀还要被迫认罪；达尔文、赫胥黎等为举世唾骂。“但是他们有那不屈不挠的求是精神，卒能取得最后胜利。”
三个大学校长(4)
他讲话后的第二天，日军18架飞机在浙大的临时校舍投下118枚炸弹。就是在如此艰险、严酷的条件下，竺可桢先生概括并提出了“求是”校训。 在他民主、自由的办学方向吸引下，在他的崇高人格感召下，浙大汇集了不少崇尚科学民主、追求真理、有真才实学、有社会责任感的好教授，在他们身上同样体现出浙大的“求是”精神。正是有了竺可桢这样的校长，有了费巩、王淦昌、蔡邦华这样的教授，作为“流亡大学”，浙大才能在五易校址、历经五省、跋涉五千里这样颠沛流离的战争环境下，奇迹般地从抗战前只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系的地方性大学一跃而成为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不少专业在全国享有盛名，如物理、化工、农业、数学等，并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史地5个研究所，教授、副教授由70名增至201名，学生也由512名增至2171名，被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在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占有了重要的一页。 竺可桢所确立的“求是”校训不仅是治学准则，也是做人的准则。他自己就是“求是”精神的身体力行者。他尖锐地批评“一般知识分子往往只顾利害，不顾是非，这完全与阳明先生的‘致知’和本校校训‘求是’的精神相背谬的”。 竺可桢当了13年浙大校长，他一贯支持校园民主，1940年，他大胆起用无党无派、敢于仗义执言的政治学教授费巩出任训导长。在费巩支持下创办的《生活壁报》是浙大学生的一个民主论坛，推动了校园民主的蓬勃发展（1948年改名为《费巩壁报》）。每当危急关头，竺可桢总是义不容辞地站出来，承担责任。对浙大每次发生的学生被捕事件，他都非常关心，积极主动地营救，态度极为诚恳。就这一点而言，他对学生的真诚爱护，在上个世纪的大学校长中恐怕无人出其右。 1942年1月“倒孔”运动时，他亲自走在游行队伍前面保护学生；他一再拒绝国民党政府要他下令开除学生的威胁，斩钉截铁地说：“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 1947年11月2日，即于子三被杀害的第四天，浙大学生自治会举行###。这一天的竺可桢日记中写道：“此次为第一次###制”，当选者中“左派几占十之七八……故料想反政府之行为必层出不穷也。”但爱护学生是他作为校长的天职，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过。整个于子三运动中，他的言行感人肺腑，正是他不畏弓虽.暴、不顾个人安危、全心全意爱护学校和学生，成为学生最有力的精神支柱。 当得知于子三死讯赶到监狱探视尸体时，竺可桢即严词拒绝在“于子三自杀身死”的证明上签字，并在南京对《申报》记者说：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正是他仗义执言，率先冲破新闻封锁，击破了“于子三自杀身亡”的谎言，消息见报后震惊全国。蒋介石下令他“更正”，他断然拒绝：“报载是事实，无法更正”。并公开表示：“一本过去理智态度、求是精神，决不畏难而退，不能以利害得失而放弃追求真理。”他还对浙大全体师生郑重宣告：“真理在我们这一边，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将永远留在不灭的史册中。他身上所体现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半个多世纪后依然让我们肃然起敬、激动不已！ 竺可桢的人格力量，他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求是”精神对塑造老浙大莘莘学子的人格所起的作用是后人很难想象的。浙大在1949年前被誉为“东方剑桥”、“民主堡垒”绝不是偶然的，是和这位好校长分不开的。 作者简介： 傅国涌，生于1967年，现居杭州。独立撰稿人。主要著作有《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2001年）、《金庸传》（2003年） 、《百年寻梦》（2004年）、《叶公超传》（2004年）、 《追寻失去的传统》（2004年）、《笔底波澜》（2004年）等。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圣约翰大学(1)
文/林语堂 我很幸运能进圣约翰大学，那时圣约翰大学是公认学英文最好的地方。由于我刻苦用功，在圣大一年半的预备学校，我总算差不多把英文学通了，所以在大学一年级时，我被选为ECHO的编辑人而进入了这个刊物的编辑部。我学英文的秘诀就在钻研一本袖珍牛津英文字典上。这本英文字典，并不是把一个英文字的定义一连串排列出来，而是把一个字在一个句子里的各种用法举出来，所以表示意思的并不是那定义，而是那片语，而且与此字的同义字比较起来，表现得生动而精确；不但此也，而且把一个字独特的味道和本质也显示无遗了。一个英文字，或是一个英文片语的用法，我不弄清楚，决不放过去。这样precarious永远不会和dangerous相混乱。我对这个字心中就形成一个把握不牢可能失手滑掉的感觉，而且永不易忘记。这本字典最大的好处，是里面含有英国语文的精髓。我就从这本字典里学到了英文中精妙的片语。而且这本字典也不过占两双袜子的地方，不论我到何处去旅行，都随身携带。 当时学习英文的热情，持久不衰，对英文之热衷，如鹅鸭之趋水，对中文之研读，竟全部停止，中国之毛笔亦竟弃而不用了，而代之以自来水笔。此时以前，我已开始读袁了凡之《纲鉴易知录》。此时对中文之荒废，在我以后对中国风俗、神话、宗教做进一步之钻研时，却有一意外之影响，详情当于次章论及。在圣约翰大学，学生之中文可以累年不及格而无妨害，可照常毕业。 当时有一位中国教师，是老派的秀才，不知道如何上课。将近100页的民法，他继续不断地读，然后解释，这样一点钟上大约十行，这样一本如此薄薄的书，就可以拖长讲上一学期，每点钟讲完那十行，便如坐禅沉思，向我们学生凝神注视，我们也同样向那位老先生望着。因为学生不能在完全真空中将头脑镇定静止，我们大都乘机带进别的书去偷看，藉以消磨时间。我分明记得当时暗中看达尔文、赫克尔（Haeckel）的著作，还有张伯伦（William Howard Chamberlain）的《十九世纪之基础》（Foundations of Nineteenth Century），这本历史对教历史的教授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位老秀才有一次告诉我们可以坐汽车到美国，他于是成了学生们的笑柄。在民国十九年之后，圣约翰改成中国式的大学，里面的情形也就与前大不相同了。 诚然，圣约翰大学能举出优秀的毕业生如顾维钧、施肇基、颜惠庆等，他们都曾任驻美大使，但是就英文而论，圣约翰这个大学似乎是为上海培养造就洋行买办的。 一直等我进了哈佛大学，我才体会到在大学时代我所损失的是什么。圣约翰大学的图书馆有5000本书，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学。我对这整个的图书馆，态度很认真，很细心，其中藏书的性质，我也知道，我在这方面是颇为人所称誉的。来到中国做传教士的洋人之中，有些好教授，如巴顿·麦克奈（Barton McNair）教授，还有一位瑞迈尔（Remer），学识都很好；还有一位美国布鲁克林口音很重的教授，因为对圣约翰大学极具热心，自动义务来教书。 校长卜舫济博士（），娶了一位中国的淑女为妻。他治事极具条理，据说他固定将一本长篇小说每周读一章，一年读毕。在他的图书室里，我看见一卷Bradley的著作。他有子三人。幼子后来为Elmira学院的院长。我永远不能忘记他在大会后每日早晨在校园的步行一周。在大会与全体祷告之后，带着他的黑口袋，由宿舍的舍监陪同，他各处去察看，要在回到办公室之前，注意一下儿哪些事要做。我相信，伦敦伊顿学校校长安诺德博士对学校的理想，是认为学校是训练品格的地方，就好像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学校的理想一样，安诺德博士他自己总是和学生一同做早晨的斋戒。现在中国好多有地位的领导人物是天津南开大学的毕业生。 我在圣约翰大学将近二年级时，学校又增加了一块私产，与原校产相接，有乔木，有草坪，极为美丽。我就在此美丽的环境中度过愉快的时光。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我从夏威夷的男生根耐斯学打棒球，他教我投上弯球和下坠球。最出色的是，我创造了学校一英里赛跑的纪录，参加了远东运动会，只是离获胜还远得很。学校当局认为这种经验对我很有益处。我记得家父当时在上海，到运动场去看我，很不赞成我参加比赛，认为这与智能的比赛毫不相干。 我从来没有为考试而填鸭死记。在中学和大学我都是毕业时考第二，因为当时同班有个笨蛋，他对教授所教的各种学科都看得十分正经。在大家拼命死记准备考试得高分时，我则去钓鱼消遣。因为圣约翰大学濒苏州河湾，所以可以去捉死鳗鱼、鲦鱼和其他小鱼，以此为乐而已。在二年级时，休业典礼上，我接连四次到讲台上去接受三种奖章，并因领导讲演队参加比赛获胜而接受银杯，当时全校轰动。邻近的女子大学圣玛丽大学的女生，一定相当震动。这与我的结婚是有关系的。 我曾经说过，因为我上教会学校，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大都如此。我一毕业，就到北京清华大学去。我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您想象我的窘态吧。不仅是我的学问差，还有我的基督教教育性质的影响呢。我过去受限制不得看中国戏，其实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从中国戏里得以知道中国历史上那些名人的。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约书亚将军的号角，我都知道，我却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而我身为大学毕业生，还算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惭愧。 为了洗雪耻辱，我开始认真在中文上下功夫。首先，我看《红楼梦》，藉此学北京话，因为《红楼梦》上的北京话还是无可比拟的杰作。袭人和晴雯说的语言之美，使多少想写白话的中国人感到脸上无光。 我该怎么办呢？我无法问别人杜诗评注的问题，因为好多拥有哲学博士的教授，或是电机系的教授，他们中国文学的知识之贫乏，和我是伯仲之间。我找到了卖旧书出名的琉璃厂，那条街上，一排一排的都是旧书铺。由于和书商闲谈，我发现了我在国学知识上的漏洞，中国学者所熟知的，我都不知道。与书商的随便攀谈，我觉得非常有趣，甚至惊异可喜。我们的对话比如：“这儿又有一本王国维的著作《人间词话》。”其实我是生平头一次发现他的此一著作。又如：“这儿又有一套《四库集录》。”后来，我也学会谈论书籍，甚至谈论古本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圣约翰大学(2)
民国六年到民国七年，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期间，文学革命的风暴冲击到全中国，我是民国五年在圣大毕业的。中国那时思想上正在狂风急浪之中。胡适之博士在纽约已经开始提倡“文学革命”，陈独秀则领导对“孔家店”的毫不妥协的激烈攻击，攻击儒家思想如“寡妇守节不嫁”、“贞节”、两性标准、缠足、扶乩等等。胡适向中国介绍自由诗，提倡用白话写新诗，易卜生剧本《傀儡家庭》，以及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萧伯纳的戏剧。他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落后，不仅在科学、工艺，而且在现代政治组织，甚至文学、戏剧、哲学。所有的青年学生都受到鼓舞。好像是吹来一阵清风。其实吴稚晖早已提出了警告，他说“把线装书扔入厕所里去”。周树人后来也随着说“所有中国的古书都有毒”。 胡适在民国七年回到北京时，我以清华大学教员的身份也在场欢迎他。他由意大利返国，当时引用荷兰神学家ErasBmus的话说：“现在我们已然回来。一切要大有不同了。”我在北京的报上写文章，支持用白话写作，理由是欧洲各国文学在15与16世纪兴起时，都是用当时的白话，如意大利的但丁和包加邱都是。我的文章引起了胡适之注意，从那时起，我们一直是朋友。 作者简介： 林语堂（1895-1976年），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回忆金陵大学(1)
文/陈裕光 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一定影响的私立金陵大学，创办近一个世纪以来，培育了很多人才。金陵大学的许多校友分布于国内外，在各个领域内发挥所长，受到当地社会的重视。其中在南、北美洲，金大校友有三四百人；台湾也有四五百人，分布于政治、实业、文化、教育、农业等各个方面。比如，以“经济复兴”为号召的台湾农业界中的大部分骨干为金大农科毕业生。 旅居国外的金大历届校友，在不少地方有校友会组织。去年夏天，我应在美校友的邀请，远涉重洋，前往访问，会见了美国各地不少的金大校友会同学，昔日莘莘学子，今已两鬓斑白。近年来，不少侨居国外的校友，出于热爱祖国，陆续回来讲学、访问，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对我这个老校长，也关切备至。 我今年95岁，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纵有“科学救国”抱负，也只能是纸上谈兵。现在共产党励精图治，祖国春风骀荡，特别在三中全会以后，制定出富国强民的现代化宏图，举国上下，气象万千。我年事虽高，逢此盛世，深受鼓舞。 我青年时在金大前身汇文书院附中读书，后入金大直至毕业前后达十年之久。1925年至1951年，我重返金大，由教授至校长，又历26个年头，与金大的历史渊源很深。现在加忆一些亲历目睹，作简略叙述，因时日久远，疏漏、片面之处在所难免，希识者匡正。 一、创办经过 上世纪末，所谓“泰西各国”鲸吞蚕食，加紧对我侵略，我国国势日蹙。它们凭藉不平等条约，各自在华攫取特权，西方各式人物蜂拥而至。当时，美国基督教会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甚多，他们一面传教布道，一面创办学校，先后在中国设立了13所高等学校（即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广州的岭南大学，福州的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成都的华西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武汉的华中大学）。金陵大学是美国教会在华最早开办的大学之一，也是规模较大的一所。在旧社会，是国内外知名的大学之一，向由美国教会选派美国人担任校长。 金陵大学由南京汇文书院等三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先是美国教会中的美以美会、长老会、基督会相继派出传教士，在南京创办汇文书院、基督书院与益智书院。其中开办最早的是汇文书院，创建于1888年，距今已近一个世纪。院长就是后来在上海创办《新闻报》、《英文日报》及《亚洲文会》杂志的福开森（），他与清末两江总督刘坤一，邮传部尚书、航政大臣盛宣怀及一些北洋官僚频有往来。此人来华时不过20岁左右，原是南京地区的一个传教士，操一口南京话，精通中文，活动能力很强。他很早脱离教育界的原因之一，据说是因为汇文书院院长待遇不高。去职后受盛宣怀之聘，为上海南洋公学监院。福开森居中国60年，对东方，尤其是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兴趣很浓，收集古代金石书画甚丰，后悉数捐赠金陵大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福开森被日人囚于集中营，后美日交换俘虏，返回美国。1945年病故。 我于1905年入汇文书院附属中学。汇文书院是美国教会在南京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中学部又称“成美馆”，大学部称博物馆、医学馆、圣道馆。博物馆即文理科，1928年立案后改为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馆即医科，曾办有鼓楼医院。 这一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平凡的1900年。这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当时长江下游虽没有像直隶、山东那样处于风暴中心，也是风声鹤唳，南京的美国传教士同样受到了中国人民爱国运动的冲击。这时，美国传教士也开始对在华办学重新估计。为了适应中国的现实，从多方面改变中国人对美国教会的感情，教会学校必须提高教学质量及办学水平，而三个书院分散，既不利于管理，又不利于提高质量及扩大教会的影响，几经酝酿，1907年，基督、益智两书院合并为宏育书院。1910年，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又合并为一，定名为金陵大学。 合并计划的第一步是购置土地，扩充校舍。全部工程由美国芝加哥一家公司设计承包。建筑材料除屋顶的琉璃瓦和基本土木外，都从国外进口。新校舍从1910年开始设计、动工，至1915年秋，长达5年始部分落成。建成后的金陵大学校舍，中西合璧，美轮美奂，十分宏伟，基地面积达2000多亩，与鼓楼巍然并峙，为当时南京最大之建筑。 二、基督化教育 金大的办校宗旨是培养学生的“基督化人格”，亦即培养“基督牺牲与服务精神”，以“造就健全国民，发展博爱精神，养成职业知能的根本”，实际上就是推行基督化教育。因此，宗教气息十分浓厚，宗教仪式十分严格，宗教课为必修课。每逢礼拜，师生必须参加。后来，除本校师生外，不少校外教徒也加入了礼拜行列。基督教义为许多人所接受。 合并前，学校最高行政管理权操于美国传教士和美国差会干事之手，合并后，中国籍的教职员工人数虽有增加，但行政领导、各科主任、系主任及主要教职员仍为美国人。原来的文理科有所扩充，增加了几个系，医科停办。1914年成立农林科，后又增设农业专修科。 金陵大学的经费，开始时多仰赖美国教会拨给，学生不仅免收学费，甚至还另给津贴，但学生还是寥寥无几，因为当时社会上对“洋鬼子”办的洋学堂，心存疑虑，多不愿送子弟入学。后来，西风东渐，家长们开始改变看法，把子女送入教会学校求学的逐渐多起来，学校开始对部分学生收取学费，我就是在开始收费后进去的。 教会学校重视英语，这对教师、学生都一样。一年级新生入学考试，仅英文一项，就要过五道关：听力、读力、作文、语法、字量（常见字的字义及用法）。在课本方面，除去国文、中国经史等课程不能不用中文外，其他课程，包括文娱活动，全部采用英文，连助教指导实验、运动场上运动员的口语、学生助威的啦啦队，也无例外。我是学化学的，必须读英国文学史、英文修辞学、英国古典文学。由于一系列的强制措施，金大学生的英语水平一般都比较高。30年代华东四大学（金大、圣约翰、东吴等校）一年一度的英语辩论会，金大常占优胜。除英语外，学生对其他学科也能勤奋学习。写到这里，使我想起辩论会上的特殊现象：其他学校师生都是西装革履，而平时既穿西装、也穿中装的金大学生，在辩论会上一律长袍马褂，满口流利英语，一般学究打扮，直到现在，我还印象很深。我这个校长，在金大20多年，从未穿过西装，作为民族文化的表率和民族精神的体现，金大很多教授也穿中式服装。
回忆金陵大学(2)
金大教学用的教材、图书杂志、仪器设备乃至有些生活设施，有一时期也从美国运来。一句话，从行政到教学，很少与中国政府发生关系。这一现象至1928年向中国政府立案后才开始改变。教授当时皆为美国传教士，只有教中文和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才聘请华籍人员。中美教职员的待遇有很大差别，等级高低也很明显。华籍教师中出过国的比未出过国的高。 金大有“钟山之英”的美称。对学生要求不论学习上还是品德上一向从严。30年代初，各省兴办大学，师资咸感不足，金大毕业生多为征聘对象。高等学府是这样，政府机关、金融界、实业界、科学机构，也有金大校友跻身其间。当今积极工作，以期为人类社会贡献力量的金大学生，国内、国外都不乏其人。 金大同时在美国纽约州教育局立案，毕业生可同时接受纽约大学的文凭与学位。并可直接升入纽约大学或任何美国大学的研究院而不受限制，与欧美大学享受同等待遇。 金大第一任校长为美国人包文（），教务主任兼社会学教授是美国人夏伟斯（）。夏伟斯在金大推行一种美国式的计分制，即五等制，如一班10个学生，必须按照一等1人，二等2人，三等4人，四等2人，五等1人的比例计算成绩，并硬性规定五等生开除。结果很多学生不来了，教授们意见纷纭，有的公开进行抵制。后来被迫取消。如华籍哲学和中国文学教授刘伯明，对此即表反对。这位刘教授是1909年金大文科毕业生，是中国学生中最早获得美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一位爱国学者。他在金大担任国文系主任，热爱祖国古典文学，试图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结合起来研究，但未能实现。他的教育思想与某些美国传教士格格不入，又对外籍教师的一些生硬作风不以为然，遂愤而辞职，受聘去国立东南大学担任副校长。刘伯明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也为人所熟知。此外，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同学，他们来到金大，不仅为了学习外语、科技和书本知识，他们有抱负，有爱国主义思想，关心学校前途。所有这些都是随后由中国人当校长的精神准备。 由于当时金大的经济命脉掌握在美国教会手里，校长和主管财务人员，都直接由美国教会指派。主管财务人员初称司库，立案后改称会计主任。坐这把交椅的是美国女教士毕律斯。她来华时才20岁左右，解放初离开南京时，已年逾花甲，是位有献身精神、精明能干的老小姐。1927年我当金大校长后，她是配备给我的英文秘书。 三、###中接任校长 1927年，我国人民的反帝如火如荼，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北伐军势如破竹，摧毁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统治。“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呼声震天动地，一向被称作“睡狮”的中国人民觉醒了。北伐军气壮山河，一举攻克南京，南京城内新旧交替，一时显得纷纷扰扰。市上盛传国共合作政府即将在南京成立，这使外国传教士心惊胆战，纷纷作离去的打算。校长美国人包文看到中国政局动荡，形势逼人，也产生了辞职返美的念头。那时，原文理科长美国人夏伟斯已回美国，我正暂时代理文理科长职务。包文耳闻目睹，感到外国人当中国大学的校长已不合时宜，认为校长一职，还是中国人出任为好。为此，他曾多次找我谈话。他认为我出身金大，留学美国，与金大源渊较深，对教会情况比较了解，而且在北京师范大学又有过行政领导的经验。我对行政领导素无兴趣，不善于应付人事，以前所以离开北师大来宁，就是因为怕挑行政领导的担子。因此，我婉言回绝了包文的邀请。后来，局势进一步变化，包文再次对我提起此事，我的态度一如既往，不久，金大所有的美国传教士全部撤离南京，包文正式辞职。7月，国民党在南京成立政府，规定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始准立案。于是，先由中国籍教授、职员组成临时校务委员会维持校务。至此，金大开始在名义上由中国人领导。校务会初设委员5人，由农林科长过探先、文理科长陈裕光、教授刘靖夫、刘国钧、李德毅担任，公推过探先为召集人。后来出于需要，委员名额增加到11人。同年11月，金大理事会在上海开会，突然作出决议，推选我为校长。电报发来，局面已成，难以推辞。就这样，我当上了金陵大学的第一任中国校长，直到新中国成立，高等院校全面调整，金大完成历史使命时为止，前后共24年。 在我还未正式担任校长之前，我曾主动向即将成立的大学院（国民党仿照法国的大学院制，实属###）联系有关学校前途与立案等问题。担任校长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向政府呈请立案（当时具体立案条例尚未产生）。我认为在我国办校，理应尊重我国主权，立案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大多数中国教职员工及学生赞成我的看法，鼓励我的行动。次年即1928年获批准，是当时国内最先立案的第一所教会大学。继金大立案之后，其他教会学校先后呈请，其中最晚的是上海圣约翰大学，该校因圣公会主教、美国传教士持怀疑态度，一直拖到1947年涂羽卿担任校长后，始向中国###注册立案。名义上中国人当了校长，实权，尤其是经济大权，依然掌握在美国教会手中。我这位中国校长，几乎很少过问。 立案后，我本着革新的精神对学校的行政管理及教学，进行了一些调整与改革，以适合我国国情。主要是贯彻科学精神，实行教学、研究、推广的“三一制”（即三结合）。重视发扬“共和”精神，如成立校务会常务委员会，十多位常委几乎每周有一二次###，讨论、研究校务，并对各项重大措施制定决策。这种共和精神，体现在学校的各个方面，包括学生有自己选课方便的学分制，它是金大师生长年累月积聚起来的一种精神力量，是推动金大不断前进的主要因素。概而言之，即爱国主义思想、学术自由思想。 立案后，理事会改为校董会，增加了中国籍校董的比例，使中国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二，美国人占三分之一，又将各院院长、系主任及各级领导逐步改由中国人担任。教职员工中，中国人的比例也大大增加。实行这种措施，曾遇到不少困难，但在全校师生支持下还是完成了这一改革。这在当时的教会学校中，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 四、文、理、农三个学院 金大原设文理、农林两科，立案后扩充成为文学院、理学院和农学院，以符合国家大学至少三院的规定。文学院设立历史、政治、经济、国文、英语、哲学、社会及社会福利行政等八个系，初以研究为主，后重应用及推广。如社会服务深入社会基层，为妇女、儿童服务，同时还关注南京人力车夫的福利；经济系以合作经济为主。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国际友好人士、新西兰人路易·艾黎领导下，文学院许多师生参加了“工合”工作，到各地协助开展“工合”并开办“工合训练班”，我本人在成都时，也曾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副主席（名誉主席是宋庆龄）。1944年我去美国考察时，曾在华盛顿做过有关“工合”的报告，呼吁国际友人给“工合”以更多资助，以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回忆金陵大学(3)
文学院成立了历史研究所，与中国文化研究所合作招收研究生。 理学院除原有课目外，加强了课程设备及师资力量，增设化学工程与电机工程课，后来又增设化学研究所。抗战期间，理学院鉴于公路交通之重要，汽车技术人才缺乏，又添设汽车专修科，前后举办7年，直至抗战胜利复员返回南京始告停止。 理学院推行电化教育时间早，历史长。从1922年开始，一直间歇地延续到解放后院系调整。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客观需要，还办过二年制的电化教育专修科、三次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电化教育内容包括教育电影的翻译、制作和幻灯片的制作、发行。电化教育摄制人员的足迹遍及上海、北京、江苏、安徽、河南、江西、山东、河北、绥远、福建、广东、湖南等省市，拍摄各种有关地理、工业、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教育电影，到全国100多个点巡回放映。有一年日全蚀，理学院院长曾偕同中国天文学家组成的观测队，前往西伯利亚、伯力和日本北海道，拍摄日全蚀电影，后又制成《日蚀》教学片一部，对群众进行科学普及教育。1943年到1945年，金大内迁成都时期，每周一次露天放映教学电影，经常有许多人观看。 除文、理学院外，原来的金陵神学院与金大脱钩，本着信仰自由的精神，宗教课由必修改为选修，宗教###改为自愿参加。在此时期，教学方针强调学以致用，学用一致，亦即“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适应社会需要”。我个人提倡学生思想自由，并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团契、讨论会、读书会（有宗教的，也有非宗教的），旨在了解社会实际，接受进步思想，因此，学术空气十分活跃，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面貌。 金大农学院历史悠久，初创于1914年，开国内四年制农科先河。它的主要特点也是教学、研究、推广“三一制”，重在联系中国农业实际，不尚空谈。其中对推广一项尤为重视，师生足迹遍及全国十多个省的农村，受到各地农民的欢迎。其他如教学、研究也卓有成效。金大校誉鹊起，闻名国内外，农科是一主要因素。 1912年，农科斐义理教授向在南京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及黄兴、黎元洪等30人，吁请赞助规模颇大的农义会，这是使遭受水灾的农民开植荒地、以工代赈、自谋生计的办法，深受孙中山先生等人之赞许。随后又请求提倡造林，经临时政府批准，并规定清明日为植树节（后改为3月12日）。金大的林科就是在此基础上开始成立的。当时，北京农商部设立的林业学校已解散，青岛大学林科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也告停办，国内大专院校设农林科者只有金大。 农林科成立后，在南京、安徽等地购买土地，开辟农场，并在学校附近开办农事实验园，培育新品种，同时接受各省保送的官费生前来就学。山西阎锡山、南通张謇等都曾选送学生前来学农，金大也曾派人前往指导植棉。1922年，上海各纱厂为建立棉花原料的可靠来源，曾联合要求并资助金大农学院推广植棉。为此，金大开办了农业专修科、农业推广部，并在各地设立试验农场。20年代初，美国教会曾派一位教授来金大，专教棉花育种试验，后培育成第一号优良棉种，称为“百万棉”，在江苏、安徽等农村推广。继棉花之后，农科又培育成稻、麦新品种，从事推广，收效不小。 金大农林科立案后改为农学院，下设八个系和一个部：农业经济系、农艺学系、植物学系、动物学系、森林系、蚕桑系、园艺系、乡村教育及农业推广部。另辟农场及试验场多处，其中农艺学系共有总场一所、分场四所、合作场八场、区域合作试验场五所、种子中心区四所。仅总场就有农地1700余亩，蚕桑系桑园有230多亩，试验场面积100多亩，种植桑树数万株，对改良中国蚕桑业起了一定的作用。 农业经济系曾对土地利用情况作过一次广泛调查。截至1931年止，调查范围包括辽宁、绥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南、湖北、四川、安徽、浙江、广东等十几个省，还曾作过人口调查及水灾调查。对水灾调查的结果，曾细加分析，后交水利和赈济单位作预防水灾之参考。 1930年，美国农业部出资，在金大教授美国人卜凯（）支持下，农学院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全国农村经济调查。这次调查，动员了众多的师生参加，事后写了一份长达数千页的英文报告（后译成中文，名为《中国农家经济调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位卜凯，原为安徽宿县地区的传教士，熟悉中国农村情况，写过不少有关中国农村的报告，在美国被视为中国农业专家，担任过美国国务院的中国农业顾问。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任联合国远东救济总署署长。在金大，他曾倡力“东方文物研究所”，罗致不少名流学者，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语言、语法、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古籍等，前后达20年之久。 卜凯的前妻就是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她自幼生长在中国，是一位“中国通”，先后写过五十几部作品，多取材于中国农村。她曾把中国古典小说《水浒》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大地》（Good Earth）是她的成名作，曾改编为电影。赛珍珠和她丈夫卜凯在金大任教。卜凯在农学院，赛珍珠在外语系。由于她上英文课时常常夸夸其谈，离题万里，引起学生不满，后来反映到校长室。我转告了学生对她的看法，希望她引起注意，她就被调走了。此事曾引起部分美国传教士对我的不满，他们说我不尊重赛珍珠，“使金大失去了一位朋友，殊属可惜。”我当时也深感不安，但又无可奈何。 根据1940年出版的《金大农学院研究设计一览》所载，农学院创办宗旨，在于“授与青年以科学知识和研究技能，并谋求我国农业作业的改良、农业经营之促进、与夫农民生活程度之提高”。 1934年，日本驻南京公使馆在鼓楼百步坡竖立一座钢架式旗杆，悬挂太阳旗。金大师生义愤填膺，自动筹款，于大礼堂南侧建立了一座钢管式旗杆，1935年8月落成，高出日本旗杆10尺，以示中国人民不可侮学院在这些方面，确实作出了一定的成绩。当然，有些属于社会的根本性问题，要改善、改革，就不属农学院的范围了。 金大农学院培养了大批农业科学方面的人才，在国内农业科学阵地上，金大校友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各地有关农业单位和大专院校，主要负责人也多系金大农科出身。农学院历届毕业生，称得上是遍地开花。如在国外，著名的研究烟草的专家、美籍华裔学者左天觉，也出身于金大农学院。左天觉对吸烟及健康问题颇有研究，在减少烟草有害成分、生产无害或少害的安全烟草方面，作出了贡献，为此曾获1978年国际烟草协会的最高科学奖和美国政府授予的美国科学奖。目前，他主持美国安全烟的研究与生产，担任美国贝兹维尔农业研究中心的烟草部主任，也是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聘请的第一位外籍名誉研究员。去年6月，他回国讲学时表示，要把世界各国办农业教育的长处，提供给中国参考。他说他要为中国的农学院培养高水平的人才作出贡献。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回忆金陵大学(4)
五、图书馆、中国文化研究所及博物室 金大对图书馆一向重视，早在20年代初，农业经济系即成立农业图书研究部，收集中国古今农业书籍及各种图册，编纂《先农集成》及《农业索引》，为搜集、整理我国农业文献，做了大量的工作。图书馆对地方志的收藏，更是不遗余力。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后，搜集工作抓得更紧。文化研究所附设的博物室藏有殷墟甲骨数百片，包括《老残游记》作者刘鄂陪嫁女儿的甲骨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名画真迹，如海内仅存的南唐画家王齐翰（晋卿）所作的“挖耳图”，图上有北宋、南宋至清末各代名家的题跋。此图原为端方所有，福开森以巨金从端方手中购得，在福开森众多的收藏中，“挖耳图”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一件。 金大图书馆的管理和图书的收藏、整理，是与图书馆学专家美国人克莱门斯（）、中国教授刘国钧、李小缘等人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们为丰富金大图书，鞠躬尽瘁，值得人们深深怀念。 图书馆建成后，在命名问题上曾出现过意见分歧。有人为了纪念在###中被流弹打死的金大副校长、美国人文怀恩，主张命名为“文怀恩图书馆”，并在馆前竖立文怀恩的铜像，考虑到金大师生的反帝爱国情绪，结果图书馆落成后，既没有写文怀恩的名字，也没有竖立他的铜像。 六、西迁与复校 1936年，我去美国考察，把已经辞职的原校长包文请回金大，当我的顾问，因当时金大美国教师人数不少，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不少，需要他来帮助解决。他们夫妇两个回来后，果然帮了我不少忙。但终因金大内部人事比较复杂，使我难以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虽然我一向对个人得失，特别是经济效益，无所萦怀，但对更好地开展工作，多少有些阻碍。记得有一次，美国教会派了一位年轻的哲学博士来金大担任教育系教授，此人业务平平，却一心想当作家，经常把他的作品寄往美国发表。有一天，他外出拍摄不雅观的街景，为我校同学所见，认为他选拍的镜头是对我国的有意侮辱，要他当众交出胶卷并赔理道歉。此事闹到校长室，我及时向包文谈了这一情况，包文写信给美国教会，不久，此人便奉命调离返美，但事后却有人批评我偏袒学生。诸如此类的矛盾，常常使我左右为难。 “七七事变”之前，美国教会一度设想调整在华的教会大学，考虑把分布在江浙两省的教会大学圣约翰、东吴、之江、沪江、金大、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六校合并成为一所“华东大学”。后因抗战爆发，不了了之，但酝酿、研究了很长时间，也开过不少次会。 当我第二次从美国回来不久，就爆发了“八·一三”抗战。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日，日军长驱直入，淞沪很快弃守，南京岌岌可危，金大和其他许多单位一样，积极作内迁打算。经与另一教会大学——成都华西大学商洽，决定迁往四川。在迁校问题上，一部分美国传教士对局势估计不足，对迁校抱无所谓态度，显然他们认为一旦南京失守，有美国大使馆保护，不怕日本人干扰。###开始时态度暧昧，表示公立大学都迁了，你们教会大学不迁也无所谓。还说目前需要几个大中学校撑场面。在这种情况下，金大只得宣布开学。但20多天后，局势更形恶化，###突然通知闭校停课，却又表示无法帮助解决迁校所必需的交通工具。金大行政只好发动群众，依靠师生员工的力量，四处借车辆、船只，运送行李家具及人员。最后分3批从下关出发，经汉口抵成都，前后历时3个月，备尝艰辛，全体教工在西迁中表现得同心协力，十分团结。金大校本部迁成都华西坝，理学院迁重庆，次年3月，在四川开学。当时内迁成都的，除金大外，还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最后还有燕京大学，加上原来的华西大学，一共有5所教会大学集中一地，显得十分热闹融洽。 在迁校中，图书馆库藏的图书，因运输困难，未能全部装运，大约只运了总数的十分之一，共一百多只箱子。由南京到成都，路途遥远，沿途押运起卸，图书馆人员均躬亲其事，十分辛苦。 西迁不久，金大又恢复了蓬勃气象，但麻烦与困难还是不少，如行政与经济无法统一，战时迁校单位分散。在这种情况下，要有一个综合性的推进计划是不容易的。 1944年，美国国务院邀请中国各大学推派教授赴美讲学并考察。校董会提出由我代表金大前往。出国期间，校长职务由农学院院长章之汶代理。我本人也颇想暂时卸去学校行政重担，到美国去换换空气。次年夏天，我重返金大，欣逢日军投降。八年艰苦抗战终于胜利结束，举国欢腾，金大师生得以重返家园，极为欢欣鼓舞。于是，计划迁回南京。 抗战八年，处境虽然困难，但金大科系仍有发展，学生人数年年增加，我心中感到十分快慰。 抗战胜利后，学校于1945年11月组织了复校委员会，我于年底赴南京，接洽复员事项。事毕于1946年1月赶回成都，最后由复校委员会决定4月15日提前放假，4月底开始复员。幸赖全体师生员工之努力，不仅圆满完成艰巨的迁返任务，还维持了教学的正常进行，使金大于该年9月得以在南京如期开学。经过八年###，人心思定，大家都埋首于做好本身工作。在复员后的头一年，金大的设备仪器大有补充，各学院所属学科也有所发展。但国民党挑起内战，金大学生同其他学校的进步学生一样，以爱国为己任，热情澎湃，奋起反饥饿、反内战，积极参加各种爱国运动。尽管国民党政府多次表示要各校当局负责控制学生的情绪，加强对学生的管教，尽管我平时要求学生埋头读书，少问外事，但我反对国民党的党团活动干扰高等学府，更反对随意侵犯人权，因此，我十分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活动。记得从1947年到解放前夕，曾多次发生金大师生被捕事件，我对此是很不以为然的。这些被捕的师生，后来多由校方设法保出。解放前有一天，蒋政府派车来接中央大学校长和我两人到蒋宅，蒋介石当面提出，学生频频闹事，要我们对学生严加管束。其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生的爱国正义行动，岂是强力所能阻挡。我们二人回答说：我们已经劝告，但要过于管束，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反抗。 复校后，金陵大学接受了福开森捐赠的千余件文物，其中有不少名贵的铜器书画。早在抗战以前，我就得知福开森酷嗜中国古代艺术，研究并收藏大批我国古代书画、铜器、瓷器，听说考古学家商承祚还专门为此帮助福开森编写过一本小册子。大约在1930年左右，校董会开会，我与福开森并肩而坐。谈话中，他不时吐露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向往，并说不吝巨金收集珍藏。我当即表示，希望他对金大有所捐赠，以作纪念。他颔首允诺，后因抗战爆发，没有兑现。此前，我曾去北京福开森家中作客，亲眼目睹他那古色古香的书房中，不但字画、古籍多，历代瓷器也琳琅满目。福开森死后，他的女儿根据遗嘱，把乃父捐赠给金大的文物转给了金大。这批文物，前几年曾在内部陈列展出，现存南京大学。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回忆金陵大学(5)
解放前夕，关心我去留的海外众多校友、亲友希望我去大洋彼岸。但最后，经过深思熟虑，我还是决定留下。因为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过去的“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理想在旧中国眼看已没有可能实现，那么在共产党领导下能否实现呢？这问题就促使我带着积极企望的心情留了下来。建国以来的事实告诉了我，祖国如旭日东升，各方面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科学教育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和成就，使我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深受鼓舞，深感祖国前程无比远大。 作者简介： 陈裕光（1893-1989年），化学家和教育家，字景唐。原籍浙江鄞县（现宁波市）。1915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化学系。次年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有机化学，于1922年获得博士学位。留美期间曾被选为该校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主办《留美中国学生月报》（英文版）及《中国留学生季刊》（中文版）。1922年从美国回国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理化系系主任及代理校长。1925年到南京以后，任金陵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教授。1927年起担任长达20多年之久的金陵大学校长。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回顾东吴大学法学院(1)
文/谭金土 在法学教育史研究界，历来就有“北朝阳、南东吴”的说法。“北朝阳”是指北京的“朝阳大学”，它是民国元年（1912年）由汪子健先生倡导、北京法学会同仁集资创办的国内第一所专门研究和教授法律的大学。“南东吴”则是指上海的东吴大学法学院。东吴大学法学院是由美国人创办的一所以研究英美法为主、兼及国内法的比较法学院。上海的东吴大学法学院是苏州东吴大学的一个分部。 苏州东吴大学是由美国基督教差会监理公会开办的教会大学，1900年11月在美国田纳西州取得执照，核准开办“文学、医学和神学系，以及可能被认为适宜的其他系科”，校名为“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的中文名）。东吴大学建有3所预备学校：苏州的第一中学、上海的第二中学、湖州的第三中学。上海第二中学在1914年聘请了美国人兰金（）当校长。兰金先生是一名在上海租界开业的律师，他希望除了在中学工作外，还可以为东吴大学做些其他有益的事情。 时值辛亥革命取得胜利，清王朝被推翻不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需要一系列法律规范来巩固，宪法要编写，各类法律条文要起草，新建的政府需要设立各级法院并配备法官、检察官，还要有大批的律师为社会各界提供法律服务。由于当时的中国法律人才奇缺，尽快培养中国的法律人才是当务之急。谁来担当培养这些人才的工作呢？兰金先生凭借他的职业敏感抓住了这个机遇，他想，他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和在上海法律界的朋友们的法律知识，为新生的民国政府培养法律人才作出贡献。 当时，在上海有许多与领事法庭、特别是和英国最高法院以及美国在华法院有关系的律师和法官，更不要说中西结合的“会审公廨”的法官和律师了，在上海还有一些在国外获得法律学位的归国留学生。为什么不利用第二中学的教室办个夜校，聘请那些从法庭下班后的司法人员，为那些完成了白天学业后的学生们进行法律知识的培训呢？兰金先生为此征询了美国法庭的罗炳吉（Charles ）###官的意见，罗炳吉热心地支持这个计划，并答应做兼职讲师。其他的一些律师也随之答应充当兼职讲师。其中，在1922年至1949年期间，美国在华法院首席检察官陆赉德（George Sellett）博士就曾长期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当兼职讲师。 1915年9月3日，“中华比较法律学院”（即东吴大学法学院）正式成立，兰金先生任教务长。一开始，学生人数不到10人，而讲师却有十多人。1918年6月，首批7名学生被授予法学士学位。1924年以前，东吴大学法学院一直利用位于上海昆山路20号的东吴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教室上课。1924年，东吴大学法学院搬到了昆山路11A号，从此，法学院才有了自己的教室、办公室、餐厅和宿舍。 兰金先生与东吴大学的合约1920年到期，此后由美国人刘伯穆（）先生接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务长。1927年4月，刘伯穆先生辞职，由吴经熊博士接替教务长的职位。 据刘伯穆后来回忆，法学院于1915年创立时，要求在新生资格审查期间，所有被录取的法学院学生必须是正规中学毕业后并在被认可的学院或大学里修满两年课程的学生。并且，所有申请者都要有运用英语的能力，审查期末还要求申请者具有运用官话（即北方话）的能力。 这种做法是效仿美国的法学院的经验，但不久，美国法学院的入学条件提高了。所以在1924年到1925年的学校招生布告中提出了新的要求：“所有计划进入法学院、特别是希望到国外继续研究深造的学生，都必须要在入学前完成文学士课程（或至少三年课程），这是参照于美国著名法学院目前的入学要求。” 一个准备就读法律的学生首先要在东吴大学文理学院修完3年课程，然后再到法学院专攻法律课程，他花6年时间才可以取得文学士和法学士双学位。这种捆绑式的法学教育是美国著名的法学院校采用的办学方式，这样做也大大提高了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教学质量。 东吴大学法学院办学之初，常规的法律课程是每天3小时，从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30分到7点30分上课。将课程设在傍晚时分是为了便于兼职的法官和律师来上课。同时，学生也可以利用白天的时间来做一些兼职工作以资助自己。 招生布告中说：“办学的目标就是使他们完全掌握世界主要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办学的重要目的是培养一代能为中国新的、更好的法律制度作出贡献的人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民法、英美法、中国法三个系统的法律制度课程一并开设。在学习三个法律系统的基础课程的同时，学生可以作比较。对于学校的学习计划，哈佛大学的哈德逊教授在学校的一次发言中说：“对国内法的教学建立在对英美法及民法进行比较的基础上，你们学校是我所知的惟一的真正名副其实的比较法学校。” 在1920年至1927年这段时间，只有与中国法有关的几门课程是用汉语教学的，而其他大多数课程都是用英语教学。广泛的英语训练使得学生以后能在英国和美国顺利完成他们的研究学业。 学校在1921年组织了一个实习法庭（模拟法庭），法庭在周六晚上开庭，由学生充当律师、陪审员和证人，从外面请来的律师、法官和本校的一些教师充当法官。轮流演示3套法律程序——中国法庭（用汉语）、混合法庭（中、英互译）以及英、美法庭（用英语）。 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教学方式也比较特别，开始是采用“教科书式”的教学方式。1923年以后，引进了美国法律院校普遍采用的“案例教学法”。大概因为英美法属案例法，熟悉大量的经典案例是培养成功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必备条件。同时，“案例教学法”一反条文式的、死记硬背的、枯燥乏味的教学方法，使法学教育显得生动活泼，乐于为学生接受。 1920年时法学院只有一位专职教师，即教务长，其他教师都是由当地的法官和律师兼职的。采用兼职教师的办法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兼职教师解决了当时师资紧缺的矛盾，但兼职人员业务上的压力常常使他们根本无暇来上课，不停地调课打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计划。为此，建立专职教师队伍的工作成为学校的当务之急，早期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到国外深造回国的校友就成为首批人选。 1922年，一份以中英文两种文字印刷的法学刊物《法学杂志》以季刊的形式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出版。在创刊号的发刊词中，教务长刘伯穆先生这样写道：“法学杂志的方针可以概括为以下三重含义：第一，将国外法律原理介绍到中国，并使外国了解中国的法律原理；第二，推进中外法律原理的比较研究；第三，在中国广泛传播这些法律原理知识，为中国法律改革作准备。”
回顾东吴大学法学院(2)
一位中国学者在1936年写道：“中华比较法学院在它20年的历程中共有95位毕业生到国外大学去深造。近来一则报道表明有72名毕业生现在在学院和大学从事教学工作；40名在中学当行政管理人员和教师；1名毕业生成为一所公立法律学校的校长，3名成为私立法律学校的校长；有31名当了法官；41名在政府部门工作；有7名成为立法院编纂委员会成员；2名在教会工作。上海工部局中的9名律师中，有7名是比较法学院的毕业生。” 由于人们所熟知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初，教会大学绝迹于中国大陆。东吴大学的命运也是一样。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绝迹已经50多年了，在我们讨论教会大学的种种弊端之时，也应该客观地分析这种新式高等教育对中国的贡献。教会大学曾经是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驱。章开沅在《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的序言中说：“中国教会大学诚然是与西方殖民主义相伴而来，并且其初始阶段又主要是为基督教的传播服务。但到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的猛烈冲击下，中国教会大学不能不作相应的调适，经过本土化、人间化、学术化的艰苦历程，逐渐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曾在金陵大学任教的芳威廉博士（William ）在《教会大学在变革的中国》一文中这样说：“教会大学的贡献，是培养了一大批有良好训练且在社会各层面有很大影响的男性和女性，而这正是国家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中国教会大学的重要贡献还在于增进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通过学校提供的语言、知识、价值和外国教职员，引进了西方好的东西。同时，也通过他们，中国的知识被翻译和示范而介绍到西方。他们担任精神的和文化的使节，协助向东方解释西方，向西方解释东方，虽然受到帝国主义的牵连和外洋性格的妨碍，作为西方文化的介绍者，他们参与了中国文化、社会和政府的伟大革命。” 在我们回顾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历史的时候，觉得芳威廉博士的评价是妥当的。
从无锡国专到清华国学研究院
文/谢泳 有一年苏州朋友黄恽送我一册《国专校友会集刊》第一集，1931年6月出版。是校友会自印的刊物，封面刊名是董康楷书题字，大32开本，前有唐文治和钱基博序言各一篇。 无锡国专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学校，虽然是私立，但名气极大。我随便翻看了一下这册校刊，感觉很特殊。无锡国专是民国九年年底由施省之捐款创办的，当时名为国学专修馆，馆长是唐文治。《集刊》是30年代初出版，但文字还是文言，内容全部都是国学方面的。国专建立在“五四运动”后第二年，它的出现可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国学的激进态度有关。“五四”以后，在振兴国学方面，国专的努力应该说是很成功的，它的努力有一个特殊意义，那就是在新学术潮流对传统学术形成冲击时，传统学术如何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国专的选择是教育，是人才。 从这本集刊上看不出国专的教学课程设置，只从书中的大事记中找到一点点痕迹。1928年，钱基博到国专作了教务主任以后，学校的课程发生了一点变化，“本院原定学程与国立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大致相等”。可见它的教学也有与时代相适应的一面。同年中央大学派员到国专调查教学情况答复：“极称办理完善。”同时大学院还派柳诒征来国专调查并认为：“呈报条例符合成绩优良即于9月20日批准立案。”以后国专得到###经费“每学年洋3000元”。国专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要开设党义课、三民主义试验和军事教育训练。 在现代社会里，要想保持完全的传统教育方式，有相当的难度，但国专相对调整好了这个关系。以学员人数说，第一班招了30人，以后每班也就在30—40人之间，最多一次招了50人。人数虽然不多，但却出了很多国学方面的著名学者，如唐兰、吴其昌、蒋天枢、钱仲联、王蘧常、陈钟凡等，这些学者最后都落脚在了中国的现代大学里。这本集刊出版时，国专已毕业（含修业和函授）学生9届，从他们的籍贯上看，除了少量四川、福建、安徽和广西人外，其余都是江浙人，我从它的这几届校友录上看，没有发现一个北方人。 无锡国专学生的最后去向，特别是到了1949年以后，基本上是在中国各大学里的中文和历史系，这个经历成了他们一生的骄傲。也可以这样说，单就学校的总人数说，国专的学生不算多，但就专业人数来说，却不算少。当时中国大学里中文和历史系的学生人数多则十人，少则三两人是常见的事。国专从时间上说，比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要早五六年时间，所以它的学生中的优秀者又到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如吴其昌和蒋天枢，这其实是一个系统。几十年以后再看，中国文史哲的天下，大体可以说就是由这两班人来支撑的，这只要看看从1926年以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生的名单就可以了。这两个国学教育机构一为国立、一为私立，而且都没有长期维持下来，它们的中断也预示了国学研究的最后命运。这两个国学教育机构，前后兴起的时间恰好有一段学术上的连续性，正是这种连续性，延续了国学研究的生命。在他们以后，这一领域里再出现像他们那样的大学问家就很难了，这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和无锡国专特别为人看重的原因，因为是他们在国学面临冲击的时候，挽狂澜于即倒。历史在事后看有时候很让人害怕，如果没有这两个机构，中国后来的国学研究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真不可以设想。附带说一句，钱穆和钱锺书虽然不是无锡国专出来的，但实际上他们和那里有更深的关系。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是无锡国专的教务主任，钱穆早年的学术生涯也是在无锡开始的。想不到中国传统学术的生命，最后与一个江南水乡连在了一起。 作者简介： 谢泳，1961年生，现居太原。著有《旧人旧事》、《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学人今昔》、《书生私见》、《教育在清华》、《逝去的年代》、《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等等。
思想的关联(1)
——在一家民间报馆与一所教会大学之间 文/张国功 2002年6月17日，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民间报纸《大公报》诞辰一百周年的特殊日子。此前，关于旧年《大公报》（1902-1949年）的研究性专著《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都已经在大陆得以出版并引起读书界的广泛关注。据了解，王芸生先生的传记也在编辑出版之中，这是继徐铸成的《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之后姗姗来迟的另一《大公报》灵魂人物的传记；复旦大学出版社与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一套“大公报百年报庆丛书”共十册书以作纪念，丛书包括《大公报一百年社评选》、《大公报一百年头条新闻选》、《大公报一百年新闻案例选》、《大公报寰球特写选》、《我与大公报》、《大公报一百年副刊文萃》、《大公报小故事》、《大公报特约专家文选》、《大公报历史人物》、《大公报一百年》等。在读书界影响颇深的报纸《南方周末》与杂志《书屋》，亦相继刊发专辑长文，以助《大公报》百年纪念。学术界对这张在风沙扑面的现代大力标举“四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方针为宗旨，坚持文人论政、文章报国的旧年《大公报》的研究，正逐渐走向深入，日益屏弃以前惯常的阶级分析方法教条与框架，而有了更多的历史唯物主义色彩、学术品格与思想史意味。 今天逐渐基本认同的一种看法，就是把《大公报》视为中国现代史上自由主义思想之堡垒，把《大公报》人群体看作现代史上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将其言行喻为“比较公正的裁判”。百年回首，在近现代这一特殊时空中，民间报纸可谓多矣，惟独《大公报》与自由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追溯起来，偶然中有其必然。笔者以为，这种自由主义精神与报格的培植与养成，从大的方面说，是昙花一现的时代大环境使然——王纲解纽、两极对立等等特殊时代的政治语境，使奉行中道而行、自由主义的《大公报》有了生存的空间；从文化生成与机制建设这一稍小一层次来说，还和这张报纸与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关系密切，深受“燕京精神”之影响与熏染有关。探讨《大公报》与燕京大学之间的关系，可以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大公报》的自由主义色彩找到一条隐幽的思想史线索。 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进程与古代有一点极大的不同，就是现代传播媒介开始在文化发展与思想融铸过程中发挥出重要作用，成为一种任何人都不可轻忽的“势力”。在20世纪之初的新文化运动浪潮中，知识界对宣传媒介的重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美国教育家、传教士司徒雷登，凭着他对时代的敏感意识，从中看到了中国对新闻出版人才的需求及燕大作为教会学校在这方面可能施展的广阔空间，从1924年即开始筹创燕大新闻系。据史静寰教授在《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中不无得意地说：“有一段时间，中国新闻社派往世界各大国首都的代表几乎全是我系的毕业生，他们在中国报纸编辑人员的地位也同样突出。”新闻史研究者公认，燕大新闻系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受过系统教育的新闻工作者，是亚洲“第一所完全的新闻系”。 客观地说，由于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移植，在无地自由的中国现代史上，教会大学拥有一个政治上相对自由、思想上相对民主、文化上相对开放的小环境。宗教信仰上的自由选择、思想观念的宽容开放、学术研究中的独立不依、师生关系上的民主平等、社团活动的蓬勃活跃，都使教会大学与当时的国立大学有着明显不同。作为教会大学的突出代表，燕大典型地体现了这些特色。“燕大是在中、美两国注册的大学，因此体制和风气上都深受美国‘校园民主’的影响。与其他国立大学不同，燕大不设‘训导处’，而代之以‘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它的目的既不是统制思想、监视行动；它的手段也没有专以记过、开除、侦探、取消公费等方法对待同学。’因此，燕大的学术空气非常自由，‘要是你愿意，你可以从马克思研究到克鲁泡特金，一直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 “最初八年，燕大新闻系教育全都是美国式的，因为四名教师不是美国人，就是接受美国教育的。当时，所有的新闻教科书或参考书，没有一本是中文的。”作为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的代表人物，司徒雷登将燕大校训定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在校歌中强调“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他还说：“我所要求的是使燕大继续保持浓厚的基督教气氛与影响，而同时又使它不致成为（哪怕看起来是）宣传运动的一部分。不应要求学生去教堂做礼拜，或强求他们参加宗教仪式，不应在学业上优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学生，也不要给那些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至于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的事”。 史静寰在《狄考文与司徒雷登》一书中说，由于教会学校的特殊地位，也由于司徒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办学思想，凝聚成一种“无形的燕京精神”，“有人说‘坚持真理、崇尚民主、办事认真、勤奋进取、热情开朗’是燕京精神；也有人认为是亲密、健康、平等的人际关系，‘中国人和外国人，教师和学生，都彼此关心互相照顾，亲如一家’是燕京精神。对燕大校友来说，无形的燕京精神体现在燕大的校歌、校训之中，体现在燕大师生的举止、言行与风度之中。总之，燕京精神是以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为基础的，是对中国旧教育传统的否定，正像一位燕大校友所说：西方民主有缺陷，但比中国封建专制主义要高一个层次，燕大的民主精神培养了一个人的民主观念。”史为此特意主持了一项问卷调查，在对300名校友进行“燕大的生活最令人怀念的地方是什么”及“燕大这所教会学校所提供的教育对于你的成长产生的主要影响是什么”两个非标准化问题时，有一半的人提到了校训，提到了燕大的民主、自由精神及平等、融洽的人际关系。 如上论述“燕京精神”，并非随意拉扯游离，而意在说明一个人早年的教育背景对其思想信念与人生践行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以研究现代思想史与知识分子问题见长的学者谢泳曾说：“我近年在研究中国早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时，较为看重他们早年的教育背景，因为一个人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早年的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的基本价值取向，对于学术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这样，对于从政的自由主义官员也是这样，虽然他们的人生道路不同，但我们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就会发现，这些人最终价值理念的归宿，都要回到他们早年所受的教育上。这是前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特点，现在的知识分子是不是这样，我不好说，但前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体是这样的。”书包网 www.aIhUaU.com
思想的关联(2)
可以想象，沐浴着“燕京精神”成长的燕大新闻人，很早就会在心中或隐或现地根植下了自由主义的种子。在校园中，燕大新闻系学生就以《燕京新闻》与《燕大周刊》为基地，践行自己的新闻信念。这两份报刊，一直坚持新闻自由。就《大公报》而言，领导层人物中，早期的“三巨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先生有着留学（日本）背景，后入的总编辑王芸生先生则是自学成才。他们几人的思想观念固然对《大公报》的报格有着重要的影响。 但另一方面，就像郭根先生在《记徐铸成——我所知道的一自由主义报人》中所说的那样：“一般认为，《大公报》的成功，是由于胡政之先生的经营以及张季鸾与王芸生先生的文章，这固然是成功的因素，但并非全部。我觉得《大公报》的成功，大部在于中层干部的健全。以全国报馆来说，没有一家拥有像《大公报》那样素质高的中坚分子，无论是内勤与外勤。”大体可以这样说，社长与总编辑们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一张报纸的风格与思想走向，但同样重要的是，这种风格与思想的达成与实现，需要通过那些中间层人物的名记者、名编辑们来加以践行与推展。 而令我们惊讶的是，《大公报》的中坚人物，多是出自燕京！出自燕大新闻系的，就有朱启平（名记者，太平洋战争中活跃一时的随军记者，参加过1945年8月19日在“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受降仪式的三名中国记者之一，发回的长篇通讯《落日》传诵一时，被公认为“状元之作”，被选入大学新闻教材。其后又任驻美特派员兼联合国记者，赴朝鲜战地采访，通讯享誉海内外）、蒋荫恩（桂林《大公报》编辑主任，曾先后担任燕大、北大、人大新闻系教授、主任等，门生遍及全国新闻界）、萧乾（《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欧洲二战战场上极少的中国记者之一、著名作家）、刘克林（《大公报》记者的“后起之秀”，抗美援朝时任新闻主笔。建国后入###，曾是《###》写作班子的主笔）、唐振常（名记者、著名学者）、唐人（原名严庆澎，后以小说知名）、谭文瑞（后来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等人。其中蒋荫恩后来还曾担任燕大新闻系主任一职。另有女记者杨刚（解放时以地下党员的身份一手促成了《大公报》和王芸生留在大陆，后执掌过上海《大公报》，担任了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和改组后的《进步日报》党委书记，解放后成为政治活动家，先后出任外交部政研委主任秘书、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国际宣传处处长等职），虽是英文系学生，但与燕大新闻系埃德加·斯诺、萧乾等师生关系密切。——事实上，除了杨刚，今天学界所公认的《大公报》的自由主义，正主要体现于上述这些名记者、名编辑的文字与行事之中。50年代，上述人物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打成“右派”，遭受厄运，这正可反证他们思想底色中涂抹不去的自由主义思想在那个时代的“不合时宜”。 由于自50年代起，中国思想界受政治风向的影响，对为中国现代教育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教会学校进行了极其激烈甚至是粗暴的批判，教会大学在“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这一定性下再无存在空间。在《杨刚文集》、《萧乾研究资料》、《朱启平通讯集》等编辑于80年代的著作及有关回忆录中，我们很少见到这些名记者们对当年燕京母校的回忆与叙述（在唐振常先生晚年的怀人、自传等文字中，我们欣喜地读到一些篇什涉及旧年燕京），思想的影响与熏陶，被历史的忌讳抹去了可见的线索，被遮掩在粗线条的文字之下，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深入挖掘。 倒是在1998年北大校庆一百周年之际，出身燕大的知名学者李慎之先生在《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一文中说：“自由主义虽然以北大为发祥地，但是一经传布，其感染力是很强的。渐渐地以全国各大学为中心，都出现了一批又一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50年代并入北大的燕京大学，其校训就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自由主义流行在许多校园中和社会上，又通过《大公报》、《申报》这样的媒介，扩大了它在社会上的影响。”这种概括，可谓是一语中的。 及至今日百年报庆之时，林放在《〈大公报〉与燕京学子情》一文中说：“回顾半个世纪多来，燕京学子和《大公报》如此密切的交往，源于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大公报》的办报方针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体现着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学生们所向往的是公正、平等的社会。抗日战争胜利后，由王芸生授意，萧乾执笔撰写的社论《自由主义信念》一文，可谓是‘大公报人’与‘燕京学子’思想融合的体现。此文周恩来总理阅后，曾评价说：‘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时，能不感奋。’这一共同的思想基础，正是燕京新闻系学子愿意投奔‘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的《大公报》忘我工作之缘由。而《大公报》也愿为这批有着同一理想追求的学子，提供为他们展示自己智慧和才能的舞台，由此，共同铸就了不解的情结。”这种论断，更是对一种历史本相客观而又确切的评说。 除了毕业生与社会服务之间的“供销”关系，燕大与《大公报》的另一种密切联系，就是许多知名《大公报》人曾到燕大任教。早在燕大新闻系创办之时，《大公报》就曾与焉。卢祺新在上述一文中语焉不详地说：“天津大公报的名发行人胡霖（政之），对燕大新闻系创设的成功，贡献极大。”30年代初，王芸生与曹谷冰等也曾到燕京登台为学子讲授新闻课程。1942年，燕大在国难中迁至成都，聘蒋荫恩讲《新闻概论》及《采访写作》，他还曾任新闻系主任一职，对重振燕大新闻系贡献极大；聘《大公报》主笔张琴南讲新闻社论、编辑学，一直到50年代初期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燕大成都校友会在《抗战期间迁蜀的燕京大学》一文高度评价了《大公报》人对燕大新闻系的贡献：“燕大成都时期，新闻系能够做出出色成绩，是和蒋荫恩先生的民主思想，以及他待人接物平易谦和的作风分不开的。蒋荫恩先生尊重每一个学生的思想与才能。他始终不渝地强调新闻真实，要尊重事实，要客观公正，竭力培养学生独力思考、独立工作、千方百计采写独家新闻的坚强活动能力。” 还有一桩事也可以说反映了燕大与《大公报》关系之密切。1941年美国的密苏里新闻学院将荣誉奖章授予《大公报》，这是中国现代新闻传媒获得的最高国际性荣誉。奖状中有云：“该报自1902年创办以来，始终能坚守自由进步之政策；在长期作报期间，始终能坚持积极性新闻之传统……保持其中国报纸中最受人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殊地位。”而如前面所述，我们知道，密苏里新闻学院与燕大，有着互助合作的良好关系。
思想的关联(3)
民间性报纸与教会大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者都有着比其他文化机构更多的免于政治干扰的自由。这使得稀薄而可贵的自由主义因子能够得以在那样的环境中得到更好的培育。在文化剧变的现代史上，具有现代品格的媒体与高校、社团之间，往往形成一种“合则双美，离则两伤”的思想关联互动型关系以激动潮流，为古老的中国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明显的如《新青年》与北大、《学衡》与南京高师、文学研究会与《小说月报》之间。同声相求、推波助澜的关系，使它们在一度因“王纲解纽”而相对开阔的时代平台上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合力。燕大与《大公报》之间的思想牵系，值得中国现代新闻史、教育史及思想史研究者深入关注。 作者简介： 张国功，男，江西人，1972年生。现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编辑。编余偶尔作文。近年兴趣稍集中于近现代新闻出版史、教育史等。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如是我闻：为复旦百年华诞作(1)
文/陈四益 复旦大学很快就要过它的百年诞辰了，好像该为它写点什么，但几次坐到电脑前，却不知从何说起。惊天动地的事，让亲历者去说更为亲切，我经历的，不过是些小事，但参之平日所闻前辈先生的讲述，似乎也还可记，因题之为“如是我闻”。 校名 大概是1958年，正逢大跃进，什么都喜欢“大办”——大办农业、大办钢铁、大办教育、大搞科研……讲形势，大好；讲成绩，伟大，反正“大”总是好的。受了这种好大氛围的影响，学生中对“复旦”这个校名很感不满。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不是以省为名，就是以市为名，显得很大，惟独地处上海的这所综合性大学却叫“复旦大学”，一点也沾不到大上海的光。于是，要求将“复旦大学”改名为“上海大学”的呼声顿起，在学生中最为强烈。 以往，特别是1957年之后，学生中有了什么问题，总是党委出面，或劝阻，或解释，或鼓动，或批判，这一回不知为何，却把陈望道校长搬了出来。在一次全校大会上，望老用他那义乌官话对校名说了一番话，话不多，却充满了感情。他说：“‘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现在‘光华’已经没有了，‘复旦’还是留下的好。”老实说，如果不是望老，换了其他人，学生未必买账。但他老人家这样说，大家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改校名的事从此不再提起，但我们心里总还觉得“上海大学”来得响亮。后来听前辈先生说得多了，才知道望老那番话，不仅是对一个老校名的依恋，还饱含着一种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热烈情感。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我们只知道是《卿云歌》中的一句，但并不清楚从中摘出“复旦”二字作为校名，其中的曲折与艰辛。复旦的创办人是马相伯（名建常），他弟弟就是中文系学生都知道的中国第一部文法专著《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当时上海的学校多是外国教会主办，如“徐汇公学”就是法国教会办的。马相伯先生信教，还是法国教会的神职人员，但他想要出资办的，是一所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清朝晚期，眼见大清国运气数将尽，列强瓜分之势已成，爱国的中国人，总想自强自立，不仰仗官府和洋人的鼻息。办自己的学校，培养救国的人才，也是民族自立之一途。相伯先生的想法，得到了不少爱国青年的拥护，如后来名声很大的邵力子、于右任等，虽然都已经有了科名，也都表示要抛弃旧学，学习新知，到马先生创办的学校重新学习。于是就有了“震旦公学”的成立。邵、于等人，既是公学的学生，也受马先生之托，主持校政。“震旦”，即佛经中所谓“中国”，拉丁语的“东方”，那校名就有日出曜于东隅的意思。学校一反法国教会的办法，全用中文授课，政治倾向趋近于当时的革命党人。学校的政治倾向，引起了官府和教会的双重注意，因此压迫随之。法国教会强力要把“震旦公学”收为教产，要马先生交出治校权。此举遭到教师、学生的强烈反对。最后迫于无奈，以马先生为首的一部分师生便毅然脱离震旦，另立门户，重新开办了一所新的学校，这就是“复旦公学”。马先生的破门离教，不知是否也同此有关。辛亥革命成功后，马先生成立校董会，特邀孙中山先生任校董会主席。过去复旦校庆是5月5日，就因为1921年的这一天，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解放后，把校庆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的5月27日，有当时的理由，今天看来，实在大可不必。 光华大学的成立，与复旦有相似之处，不过时间较晚，是在1925年“五卅”之后。由于学生罢课，声援罢工，并为死难烈士降半旗志哀，圣约翰大学校长美国人卜舫济竟当着学生面，降下并撕毁了中国国旗。学生愤起抗议，宣布脱离学校，校方便列名开除。只有同是教会学校的沪江大学表示了同情，愿意收容被开除的学生。不堪忍辱的师生决定另起炉灶，在上海乡绅王省三和宁波人张寿镛等资助下，办起了光华大学。 了解了这一段历史，对于望道先生“日月光华，旦复旦兮”那番话，才有了真切的理解。光华在院系调整中归并了，留下了复旦。一个校名，就是一段历史。而复旦这一名之立，包含了多少前辈的心血、期望、理想和为此不懈奋斗的精神。校名在，思念也在。那一代人就是这样奋斗过来的。懂得过去，才懂得珍惜学校的荣誉。 校歌 恕我孤陋寡闻，打进学校到离开，15年间，不知复旦曾有校歌。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北京开校友会，会前发的材料中才见有校歌一首，颇感诧异。歌词中“复旦复旦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焕”，尚嫌泛泛，但后面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却大有意味，觉得有此几句，就有了复旦立校的根本。 校歌的歌词是谁作的？有人依据歌词，以为是陈寅恪，因为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有“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之句。这几句话，今之君子都津津乐道，以为是陈氏发明，校歌歌词精神既似，便加附会。其实，复旦的校歌作于“五四运动”之后，大致是20年代初，而陈寅恪这篇铭文写作的年代已经是20年代末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五四”之后，几千年的精神禁锢被打破，要求精神之独立曾是中国进步知识界一种普遍的思潮，非独陈氏所有，也非复旦独有。 想到陈寅恪的原因，自然还因为他曾是复旦公学的学生。现在讲陈氏，大多只说他负籍西洋，讲学清华，以及后20年间事，对于他求学于复旦公学，好像很少有人提到。复旦自有其传统。它很少以学生中出了多少政要、名流自炫；也很少以多少名师曾在复旦传道授业而自夸。这是它的大气处。即如孙中山先生担任校董会主席一事，又有几人知晓？更何况陈氏。一所大学，到了只是沉醉于往日光荣的时候，恰恰表明它已衰落，缺乏保持其水准的自信。我希望复旦在今后也不要沾染这种庸俗的时尚，要紧的是把学校办好。 校歌的作者，闻之于前辈先生，另有其人。此人也曾大大有名。就是“五四”时期著名的诗人刘大白。大白先生是白话诗的倡导者之一，有《旧梦》等诗集出版。我读过他的《白屋说诗》，起先发表于徐蔚南编辑的《复旦周刊》，后来结集成书，内容主要是讲《毛诗》。在当时，那是非常解放的见解。快要一个世纪了，年轻的朋友对刘大白多已不知道了，但复旦的师生，为了他那句“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也应当记得这位校歌歌词的作者。
如是我闻：为复旦百年华诞作(2)
校长 复旦的礼堂，我读书时叫“登辉堂”，是纪念校长李登辉的。现在已经改名为“相辉堂”，马相伯、李登辉，花萼相辉，是完全应该的。何况抗战时，复旦在重庆的校址，就是有“相伯堂”的。 李登辉先生字腾飞，福建人，印尼华侨。此李登辉，当然不是台湾那个现在还活着的李登辉。这是一位很有民族气节，爱护学生，人格高尚的可敬的教育家。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大约在1913年，受马先生之请，到复旦主持校务。复旦后来的发展和李登辉校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孙中山先生担任校董会主席时，复旦的校址在“李公祠”，是李鸿章家的祠堂。到了北洋时期，复辟势力抬头，李家状告复旦占用家产，要收回祠堂。后来迁往今天复旦的校址，创建之功，李校长有大力焉。校舍的兴建，从最初“相辉堂”西面那三座楼（我读书时的编号是100号、200号和300号），到后来数学系的那座西式楼房（子彬院），都是在登辉先生主持下，募集爱国华侨的捐款建造的。三座楼是爱国华侨简照南等先生捐款，子彬院则是靠澳大利亚华侨的资助。学校西南角一所有飞檐的两层小楼，原是登辉先生建造的私宅。他的夫人汤珮琳女士是一位医生。汤珮琳女士逝世后，登辉先生把这座小楼也捐作校产，作为校医所，为纪念汤女士，起名为珮琳院。我进校时依然如此，后来校医所搬迁，这座小楼成为经济研究所所址，好像已经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事情了。为了复旦，登辉先生可说是尽其所有了。 听前辈先生讲述李登辉校长的故事，有两件使我深受感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民族危急，国难深重，举国上下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青年学生的情绪尤为激昂。复旦大学本来就有爱国的传统，加之校舍也在淞沪战争中毁于日军炮火，三座楼的屋顶被轰毁，女生宿舍被夷平，当此之际，学校中哪有一张平静的书桌！而市政当局，秉承南京当局的旨意，大力镇压。复旦地处华界，军警随时都可以入校抓人。有一次，警察袭来，要校方配合抓捕抗日学生。李校长勃然大怒，对他们说：“为什么要抓他们？因为他们要抗日？我就是抗日分子，你们要抓，就先抓我吧！”义正辞严，警察无言以对，只好无功而返。一个校长，能这样不顾一切地支持学生的爱国举动，在压迫到来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保护学生，是何等难能可贵。如果压迫一来，便筋软骨酥，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不惜出卖学生，那样的校长是没有资格为人师表的。 1935年，北京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北京学生组团南下请愿，上海学生群起呼应。复旦和交大的学生结队到北火车站，也准备前往南京请愿抗日。上海市长吴铁城软硬兼施，命李登辉先生到北站劝说学生返校。登辉先生既担心学生去南京遭遇不测，又顾及学校的前途，只好前往。他刚对同学们说了句：“同学们！你们听不听李校长的话？”学生们便齐声高喊：“对的就听，不对的就不听！”登辉先生前往劝说本非情愿，看到学生们高昂的爱国热情和他们“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感动得泪如雨下，再没有作任何说词。 从那以后，南京方面更觉得登辉校长不可信用，为加强对复旦的控制，想把校长换掉。由于登辉先生在师生中深孚众望，顶替不成，便派蒋介石欣赏的吴冕（南轩）到复旦任副校长。这个吴冕，曾被派往清华，因受抵制，做了几天没有进过校门的校长。清华是用庚款办的，可以不受南京###的节制，复旦就不行了，但他人虽进了复旦的门，依旧是个不受欢迎的人，难于有所动作。到了抗战时期，蒋介石又派他到中央大学当校长，同样激起了中大学生请愿抵制，仍没有成功，只好派他当了个地处敌占区无法上任的英士大学校长。全国解放前，他随蒋政权逃离大陆，最后卒于台湾。 抗战期间，登辉先生固守上海，因为办正式学校要受汪伪政权的干预，李校长坚持只办一个补习部，帮助不愿在汪伪学校学习的学生得到就学的机会。他没有看到抗战的胜利，病逝于上海。而老校长马相伯，也于抗战时期病故于越南的谅山。 复旦能有这样两位校长，是复旦的幸事，也因此始终坚持着爱国、兴教、维护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原则的传统。在纪念复旦建校一百周年的时候，这两位校长是不可忘记的。 作者简介： 陈四益，1939年生，上海人。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进过工厂，当过记者，退休前为《瞭望周刊》编辑。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1)
文/智效民 20年前，冯友兰在回忆清华大学往事时，曾对“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予以很高评价，与此同时他又不无遗憾地说：“当时教授会经常讨论而始终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哪一种人才呢？是通才呢，还是专业人才呢？如果是通才，那就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求学生们都学一点关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总名之曰人文科学。如果是专业人才，那就不必要有这样的要求了。这个分歧，用一种比较尖锐的提法，就是说，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两种主张，屡次会议都未能解决。后来，折中为大学一、二年级，以‘通才’为主，三、四年级以专业为主。”究竟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不仅是清华大学，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国人就会继续丧失思考和创造的能力，甚至沦为会说话的工具，任人驱使的奴隶。好在近年来国人开始对1952年院系调整有所反思，清华大学也正在改变单纯工科大学的形象，但是我们对通才教育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达到前辈学者的水平；再加上整个社会长期被金钱第一、专家至上、高速发展等急功近利的观念所困扰，这使“人”的培养大受影响，“机器”的制造仍在进行。为此，回顾一下当年清华大学教授们在通才教育上的意见，应该有助这个问题的解决。 一、梅贻琦如是说 说到清华大学的通才教育，梅贻琦是最有力的倡导者。梅先生字月涵，1889年生于天津。他早年就读于南开中学的前身“严氏家塾”和敬业学堂，20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取第一期庚款留学生，赴美国专攻电机工程，学成后返回清华任教，并担任教务长、校长多年，直到1948年年底才离开北平。 俗话说“卖什么的吆喝什么”，作为学有所长的专业人士，梅在学校里倡导专业教育，也是人之常情。何况学科教育即专业教育，乃是20世纪中国的一大主题。据我所知，在1929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就有“大学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的规定。在这种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国民政府……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数，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也就理“所”当然了。 梅贻琦是1931年担任校长的，为了纠正上述偏颇，他上任不久就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 第二年，他在开学典礼上以“教授的责任”为题发表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委婉地批评了有些学生热衷于开会、宣传之后，又诚恳地指出：“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近年来国人对梅先生“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早已耳熟能详，但是很多人并不明白大师乃是博极古今、学贯中西的通人，这种人只有通才教育才能培养出来，才能发挥其作用。然而，我们的通才教育在哪里呢？多年来人们不断呼唤大师，渴望诺贝尔奖，却不知道没有通才教育，怎能有大师出现，更不要说诺贝尔奖了。 第三年，梅又在开学典礼上说，听说今年的新生大多数愿意学理工科，“这大概是因为社会方面近来注重理工之故。理工为实用科学，固宜重视，但同时文法课程，亦不宜过于偏废”。他介绍说：为避免新同学在选修专业时有“匆率勉强之弊”，学校决定今年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并不分院系（工院除外），大家在初入校时，可不必即决定入何系，最好在此一年内细细体察自己志趣所在，性之所近，究习何科较为适当，然后再决定”。这种设想在当时不算什么，但是放在今天却是空谷足音。与那时的学生相比，我总觉得现在的青少年可怜得很：且不说初中毕业后就可能被淘汰出局，好一点的也只能去职业高中接受专门训练；也不说为了适应高考，进入高中后又要面临学文科还是学理科的命运选择；单说考大学的时候，要在众多的学校和无数的专业中填报志愿，就让人无所适从，于是所谓填志愿就有点像押宝，其参照系往往是什么样的专业在毕业后好找工作；至于个人的志趣所在，性情所近，则几乎不加考虑。这种拉郎配式志愿选择，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几乎没有两样。 到了1941年，为庆祝清华建校30周年，梅校长又在《大学一解》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主张。文章说，从心理角度来看，人格可以分为“知、情、志”三个方面，但如今的教育却只注重“知”的灌输，不重视“情”与“志”的培养，再加上学校课程太多，学生压力很大，学校生活不利于人格修养，这就导致“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的状况，造成只知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不敢力排众议、自作主张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里“每多随波逐浪（时人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也就在所难免了。梅的说法让我想到，近年来每逢发生重大事件，在电视采访中几乎看不到不同的声音。许多大学生和专家学者往往像留声机似的，只会重复权威发言人和社论的声音。这大概就是“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吧。 在这篇文章中，梅还反复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古训，并反驳了“大学期间……应为通专并重”的折衷主张。他说，大学教育之所以“应在通而不在专”，应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是出于以下一些考虑：第一，生活大于事业，事业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第二，通识是一般生活的准备，专识是特种事业的准备；第三，从社会需要来看，也是“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第四，如果让没有通识基础的专家治理国家，其结果不是“新民”，而是扰民（这一点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基于以上理由，他提出专才教育， 必须改革；通专并重，“窒碍难行”；“通重与专”，方为上策。书包网 www.aIhUaU.com
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2)
1943年，梅贻琦又在《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把专家贬为“高等匠人”，好像不大好听，不过比起冯友兰的“机器”之喻，还算客气。梅又说：“我认为目前的大学工学院的课程大有修改的必要。就目前的课程而论，工学院所能造就的人才还够不上真正的工程师”，更不要说培养工业方面的领袖人才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要养成这种人才，“于工学本身与工学所需的自然科学而外，应该旁及一大部分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旁及愈多，就会使受教育者愈博洽，愈有能力。所以“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相比之下，“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倒是比较次要”的了。清华大学素有“工程师的摇篮”之誉，但是按照梅校长的标准，许多人恐怕很难胜任。基于上述思想，梅主张“要造就通才，大学工学院必须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 二、潘光旦如是说 潘光旦，字仲昂（一说号仲昂），1899年生于上海宝山。他是1913年考入清华学校的，1922年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先后攻读生物学、动物学、遗传学、人类学、优生学等专业，192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在上海几所大学任教，并参与胡适等人的新月社活动。直到1934年他才返回母校任社会学系教授，并兼任过系主任、教务长、秘书长、图书馆长等职。在清华大学，潘是通才教育的又一重镇，“他的治学原则是通，而‘通’的原则又归究到人”，因此大家说他的“人文思想较他的优生学更有名”。社会学系是清华园的一个大系，尽管系里有人与他意见相左（比如陈达教授就主张“专一”），但是该系还是享有“通才制造所”的美称。通才教育又称“自由教育”和“普通教育”，潘光旦于抗日战争时期写了许多涉及思想、文化、教育、政治等方面的文章，后来收入《自由之路》一书。 书中有许多深刻的论述。比如该书有一篇文章是讨论自由、民主和教育的。文章说，自由是生命的最大目的，个人要自由，社会也要自由，“不过社会的自由终究是建筑在个人自由之上”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一个“百分之一是独裁者，而百分之九十九是顺民”的国家里，要维持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怎样才能获得个人的自由呢？文章认为这正是各级学校、特别是大学教育的任务。但事实上我们的学校却不是这样，那些职业技术学校姑且不论，就连大学也成了造就高级匠人的场所。潘先生感慨地说：如果“举世全是匠人，而没有几个通人”，那种锱铢必较、乃至同室操戈的局面就在所难免了。 这话让我想起爱因斯坦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严厉批判。爱因斯坦说：“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以及同它有关的选择的理论，被很多人引证来作为鼓励竞争精神的根据。有些人还以这样的办法试图伪科学地证明个人竞争这种破坏性经济斗争的必然性。但这是错误的，因为人在生存竞争中的力量全在于他是一个过着社会生活的动物。正像在一个蚂蚁窝里的个别蚂蚁之间的交战说不上什么是为生存所必需的，人类社会中各个成员之间的情况也是这样。”也就是说，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人们是有能力避免弱肉强食的。不幸的是有人仍然把竞争奉为社会生活的铁则，这就使社会结构丧失弹性，人际关系极度紧张。近年来师生仇杀、父子相残等旷古未闻的悲剧时有发生，通才教育的长期缺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爱因斯坦还说：“另一方面，我也要反对认为学校必须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后生活中要直接用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种观点。生活所要求的东西太多种多样了，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取这样的专门训练。除开这一点，我还认为应当反对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照我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用进步和变化。” 多年来，我们总以为爱因斯坦是一位单纯的物理学家，以为他是学有专长的楷模，殊不知他也是主张通才教育的。大约在1999年秋，《中国文化报》组织了“科学与人文对话”座谈会，一位科学家在会上说：由于学科分工越来越细，学科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难，所以我们的社会更需要一大批“搞科学的爱因斯坦，而不是什么都不懂的爱因斯坦”。他强调：“如果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爱因斯坦，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专业的爱因斯坦，我们的社会不就更美好了吗？”这种对专业的偏执、对社会的曲解和对爱因斯坦的误读，不仅反映其知识的狭隘，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教育的失败。 潘光旦在1948年7月前后还写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章，题为《论教育的更张》。文章说，“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分工合作”，这也是专业教育的主要依据。但是我们要问，人究竟是为了分工而存在呢，还是在此之外还有其独特的人的价值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以蚂蚁为例，说蚂蚁的分工是一种本能，而人的发展却有无限的可能性。假如我们教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学生像蚂蚁似的，训练他的某一种能力，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成一个非人非“蚁”的世界。 文章还说，普通教育的出发点是以每一个人为目的的，如果过早地把学生纳入一个狭窄的专业范围内，就不仅不能顾及人的共性，还会扼杀人的个性。这样的人只能“是一个畸形的人、零碎的人、不健全的人”。为了避免这种后果，普通教育所追求的是“共通基础”，它与工厂所要求的“同样标准”截然不同。前者是为了向学生提供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后者却是要把产品造成一模一样的类型。文章认为，专业教育所造就的专家除了一技之长外，还有很多短处。但是不少人却因为有一技之长，就非常自负。于是这种人越多，合作就越困难，冲突也越多，“国家的和谐康泰越不可问”。
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3)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教育就理工农医而言十有九是训练，就文法而言十有九是宣传，就学生本身而言十有九是模仿。对于这种状况，他有一个很深刻的比喻：马戏班子训练各种动物，让它们模仿人的行为，是为了赚钱；如果我们的教师也干起类似的勾当，那就和马戏班的老板差不多了。他还说，就是训练和宣传，也未必多多益善：脚掌上的皮茧固然能越磨越厚，但是要想让其他地方的皮肤也磨出老茧来，恐怕下十倍的功夫也是枉然。更何况，过度的宣传和训练还能引起疲倦和反感，其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该文引起很大反响，吴景超教授在他主编的《新路》杂志发表这篇文章时，还刊登著名教授吴泽霖、周先庚、樊际昌的讨论，其中又以樊的意见最有启发性。 樊先生指出：“或有人说，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是人类努力的标准，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缺乏这种理想，也就不会有文明的社会。我们的答案是，这种理想必须先尊重个人的存在，必须以个人为目的而不以个人为工具。在任何以个人为工具的社会秩序里，只有人格的被摧毁，而不会有人格的自由。又有人说，今日这种悲惨的局面的造成，不全是教育的责任，政治经济的措施几乎有压倒的力量，使教育无能为力。这是推诿责任者的看法，是迷信‘社会化’‘制度化’等等空洞名词者的看法。在他们眼光中，具体而囫囵的整个人格并不存在。”按照这一观点，不论你有什么样的理由、特点或特色，包括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民族习惯、社会风俗、国家体制、经济制度、国民素质、地理位置等等等等，我们的教育都应该以人为目的，不然这就不是一个“人”的社会。 三、冯友兰如是说 上述讨论是有其深刻历史背景的。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哈佛大学的教授们提出过一个报告，题为《一个自由社会中的普通教育》。这份报告是在反思战争、反思人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那里的教授们发现，多年来过分强调社会分工和专业教育，有抵消人类合作、增加社会冲突的可能，这不仅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破坏，也对民主自由构成巨大威胁。他们认为，自由社会必须由自由的人组成，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自由的个体，惟有充分尊重这个事实，人们才能获得自由。基于这一认识，他们提出自由人格的产生，有赖于普通教育的努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普通教育强调的是“普”、“通”二字。“普”就是普遍，“通”就是通达。不“普”，自由的人格就不会大大增加；不“通”，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 抗日战争胜利后，冯友兰就应邀去美国几所大学讲学，应该对美国学术和教育界的这一动向比较关注。他是1948年上半年回国的，这正是国内战争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尽管如此，清华园仍然是荷花藤影，弦歌不绝。大概是受那份报告的影响吧，再加上梅贻琦、潘光旦等人的努力，清华大学类似的呼吁也日益高涨。到了1948年2月20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十一下午3点，工学院的二十多位先生聚集在土木馆楼上的231号教室，讨论通才教育的问题。会议由陶葆楷院长主持，与会者有我们熟知的钱伟长、梁思成等国内第一流专家。会议认为：大学工科教育与职业教育不同，它的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对社会及人生普通问题有相当之认识”的有理想的工程师，因此“各系专门课程应予减少”，“属于手艺性质之训练，应利用假期办理”。此外，为了使工科学生有时间和精力思考各种问题，还应该“吸收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 5月28日，《清华旬刊》发表署名晓宋的文章：《严重的工程教育问题》。文章首先介绍了工学院即将举行改善课程的大讨论，陶院长希望同学们要多多发表意见。与此同时，抢救教育危机委员会也发放了调查表与讨论大纲，机械工程系的同学还发出呼吁，可见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紧接着作者指出：去年工学院教授会已经“一致指出了过度专门的不良倾向”，但如今大家还是“被压在繁重的功课负担下……累得连读报的时间也没有，更谈不到广泛的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了。他问道：我们的教育当局“是不是晓得糟蹋教育把青年学生当成塑料是罪过”？文章最后希望同学们要展开彻底的讨论，争取合理的教育制度的实现。 6月10日，清华大学自治会举办有关教育问题的学术报告会，从美国归来不久的冯友兰在会上发表《论大学教育》的演说。冯先生1895年生于河南唐河，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翌年赴美国留学，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从1928年开始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院长、秘书长等职，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才离开水木清华，他对那里有着特殊的贡献和感情。 我注意到，这篇演讲稿好像并未被收入冯氏《三松堂全集》，秦仲德在《冯友兰先生年谱简编》中也没有提到此事，所以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演讲中冯先生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大学的性质，二是教育的目的。关于前者，他说大学不是职业学校，不是宣传机关，也不是###高等教育司的一个处室，而是一个传授知识的###门，一个追求真理的研究单位，一个“独立的、不受任何干涉的”专家集团。这些话看似简单，却包含着学术、教育要自由独立的深义。至于后者，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而不是要把人训练成工具或机器。在这方面，大学与职业学校有明显不同。冯先生说，职业学校重在“有用”，它训练出来的学生可能有一技之长，或者有某种“特殊机能”；但如果以为这就够了，那么我们的学生就会像茶杯可以盛水、板凳可以坐人似的，只能是一个“器”，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在这次演讲中，他还对“人”是什么、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作了通俗易懂的解答：“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以往及现在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专业知识以外，还应该让学生养成一个清楚的头脑，一颗热烈的心。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对社会有所了解，对是非有所判断，对有价值的东西有所欣赏，他才不至于接受现成的结论，不至于人云亦云。 冯先生还说，大学教育的目的之所以应以“君子不器”为准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人类不仅仅是面临吃饭、穿衣等“有用”的问题，也就是说除了吃饭、穿衣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需要；第二，许多知识和学问对于人生的作用，在短时间内是看不出来的，有些甚至永远也看不出来。强调“有用”，其实是无知的表现。再说，许多“有用的学问已有职业学校及工厂去做了”，这就更需要我们的大学去研究那些看似无用的知识，传授那些好像没有出路的学问。在谈论上述问题的时候，这位哲学家还不无幽默地说：按理说学校训练出来的人一定是会做事的，然而学哲学的能做什么具体的事情呢？“世界上有各种职业学校，就是没有‘哲学职业学校’！”
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4)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清华大学三十七周年校庆之际，冯友兰曾在《清华的回顾与前瞻》中说：“清华大学之成立，是中国人要求学术独立的反映。在对日全面战争开始以前，清华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对于融合中西新旧一方面，也特别成功。这就成了清华的学术传统。”他还说：“不管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变化如何，我们要继续着这个传统，向前迈进。”②没过多久，清华园就随着政权的易手而发生巨变。在此期间，冯友兰以校务会议主席的身份完成了交接任务。那时他恐怕不会想到，仅仅过了两三年，这座具有光荣学术传统的清华园竟变成了一所单纯的工科大学，那场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的讨论，也以后者占据上风宣告结束。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爱因斯坦为《纽约时报》撰文说：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尽管如此，清华大学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以俄为师”的不归路。于是老清华的消失，包括清华传统的沦丧和通才教育的失败，也成了冯友兰的一块最大的心病。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多的苦难。从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的入侵开始，中间经过军阀统治、日军侵略与大规模的内战，一直到50年代的政治运动、60年代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不知有多少家破人亡，生灵涂炭。有人说苦难使人思考，但假如面对苦难的不是“人”，而是“机器”或“工具”，是否也会有思考呢？总之，当清华大学已经走过90个年头之后，倘若我们仍然不能领悟通才教育的意义及其作用，我们就不能清除产生专制和腐败的土壤，整个社会的人格猥琐、思想委靡和精神委顿就会加剧。长此以往，一个多世纪的世界强国之梦，也只能是遥遥无期。 作者简介： 智效民，1946年生于山西太原。1964年高中毕业后因“家庭问题”未能考上大学，遂下乡插队。1971年回城后曾在小学、中学任教，1986年调入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著有《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往事知多少》、《心理的单间》等。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三所著名教会大学集体“消失”(1)
文/李杨 1952年，上海三所著名教会大学：中国资格最老的圣约翰大学、上海第一所政府立案的沪江大学、马相伯先生创办的震旦大学，集体“消失”于“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 1952年秋，上海。落叶缤纷的季节。圣约翰、震旦、沪江，这三所著名学府走到了尽头。 这三所学府都是教会创办的。圣约翰是中国资格最老的教会大学，沪江是上海第一所政府立案的教会大学，震旦大学则由爱国神甫马相伯先生创办。 伴随着院系调整的鼓点，它们集体“消失”。院系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原址上建起了华东政法学院、第二医科大学、上海机械学院。 与革命运动颇有渊源的复旦大学，则接收了圣约翰、震旦、沪江、浙大、交大、南大、安徽大学、金陵大学等文、理科的有关系科，变得强大起来。 转眼半个世纪过去，教育界感到：苏联模式有其历史作用，但它培养的人才太“专”，缺乏适应能力和创造力，人文精神无从谈起。人们开始思考那场院系调整的得失。但除了官方文件以外，资料十分稀缺。 消失的大学唤醒了这个城市的记忆。 清末民初：教会大学初现中国 和北京的燕京、辅仁等名校一样，上海这几所大学也是教会创办的。 说起来并不难理解。在美国，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到芝加哥大学，无一不有教派背景。它们都经历了漫长而完整的“世俗化过程”。 教会在华办学与传教几乎同时开始。100年前，清政府宣布：外国人在内地开设学堂“亦无庸立案”。在兴办新学的热潮中，借助留学的便利，教会学校开始高速发展，对社会影响日深。据统计，出席第一次国民党会议的600名代表中，基督徒占了十分之一。 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资格最老的教会大学。1879年美籍犹太人施约瑟在梵王渡（今万航渡路）创办上海圣约翰书院，1896年改组成为沪上惟一高等学府。 1903年，震旦大学由“毁家兴学”的著名教育家、爱国神甫马相伯先生在卢家湾创建，创立之初学生中没有一个天主教徒。1905年，马相伯与耶稣会教士的办学思想产生冲突，马相伯转而创办复旦，震旦由耶稣会全面接管，校址位于现第二医科大学。 震旦大学是天主教背景，圣约翰由圣公会创办。相比之下，沪江大学的传教士则来自提倡自由主义的“低派教会”——浸会。 1906年，沪江大学校董会选择了杨树浦西北岸一块面积165亩的荒滩地，开始建造校舍；1909年2月，沪江大学正式开学。和圣约翰一样，沪江大学除了国文外，其他均以英语授课。 “这所学校以它‘什么都缺’惹人注目：学生、教师、宿舍、图书馆和实验室都缺。”当时，一位沪江大学的传教士（教师）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在世俗化、本地化的影响下，大学最初是传教的副产品，后来却发展成为有相当规模的产业，但一直是赔钱的。据资料记载，学费占了办校资金的很大一块，此外由教会资助，每年的维持费和土地、房子都由教会提供，传教士（教师）不必由校方支付工资。后来中国人的捐助开始增大，但始终没有占到主体。 从清末到北洋政府，教会学校“自顾自”地发展着，不受中国政府制约。它们所发的文凭来自美国，便于学生留学。 黄金十年：“私立高校”被认可 1925年11月，北京政府###颁布《外人在华设立学校认可办法》，要求校名冠以“私立”，校长须为中国人，中国人须占校董会名额半数以上，宗教科目不得列入必修等。 沪江大学第一位华人校长是时年31岁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刘湛恩。1929年3月18日，沪江在国民政府立案，成为上海第一所立案的教会大学。 华人校长是“本地化”的应有之义。真正麻烦的是大学“校产”的归属。1929年7月，沪江校产的租赁协议签订：作为校产拥有人的“美国董事会”以每年一美元的象征性租金把校产租给“沪江校董会”（管理者）。 立案程序并未对高校产生什么影响，只是统一了教学大纲。20年代初期的学制改革已经将原先的“日式教育”改为“美式教育”；而国民政府的教育体制也是美式。 在短暂的和平时期，圣约翰、震旦、沪江的毕业生一批批进入上海社会，为母校赢得了声誉。仅圣约翰就培养了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林语堂、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潘序伦、施肇基、王正廷、经叔平……他们大多出身富裕家庭，成就则远超父辈。 “这些学校培养了一批自由知识分子，或者说‘自由职业者’。”王立诚如是说。 王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在专著《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中，他指出：江南教会大学的学生世俗化程度颇高，部分原因是高昂的学费。圣约翰曾让张爱玲负担不起学费，中途辍学。 大学本身也在世俗化。1914年，一位震旦的教师抱怨“课堂上都是异教徒，没有人祷告”。到1924年震旦学生共392人，其中320人为非教徒；到了30年代，沪江大学则连神学院都不办了，一心一意搞职业化教育。 王立诚如此描述它们的毕业生：“带点洋话，知识水平比较高，学到的东西在租界经济圈里派得上用场：学医可以开诊所，学商科可以当经理……” 这段时间正是“海派文化”的形成期，学校领社会风气之先：圣约翰校训“光和真理”，办的教育“比美国还要美国化”，其商科学的是经济学理论；沪江注重中国化、学以致用，其商科的专业必修课包括“商业管理”、“商业心理学”、“市场学”、“风险管理”等；此外，沪江化学系闻名全国，还率先创办了社会学系，夜校也为时人称道。 虽然如此，但在当时，这些“外资私人办学”的社会影响和学术水平已经难与国立的清华、北大相抗衡。因为办大学需要大笔投入，只有燕京能与一流国立大学抗衡。 沦陷—解放：沪江两任校长的命运 1937年11月，日军进占上海，沪江的校园被日军侵占，后虽经交涉，仍不允许复校上课。学校本部只得迁往城中区商学院，与圣约翰、东吴、之江等组成教会联合大学，继续开课。 刘湛恩坚持宣传抗日、支援前线、救济难民，不为日伪当局所动。1938年4月7日，刘在静安寺路大华路（今南京西路南汇路）候车时被日伪买通暴徒暗杀。殉国殉教，求仁得仁。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三所著名教会大学集体“消失”(2)
抗战胜利之后，沪江大学迁回军工路原址，迎来了最后一任校长凌宪扬。41岁的凌1927年毕业于沪江大学商科，1929年获南加州大学工商硕士学位。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建立中央印制厂，负责印制钞票。 在教学上，兼工商管理学系主任的凌力主扩充沪江的传统强项——商学院，提高淘汰率，以实现其“学术复员”。 除了教学工作，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四处讨钱养活学校。他向美国援华联合会、联合国救济总署及国民政府伸手“拉赞助”。1947年中，凌宪扬访美120天走了59个城市，对捐助者作了91次演讲。 面对通货膨胀，凌甚至做些投机生意让捐款得以保值。有一次，他得到万美元修教工宿舍。经校董会批准，他用这笔还没有到位的钱从政府那里囤积了一批平价纸张并高价售出，用售得的钱来造房子。 1948年初，米价一日三跳。10月蒋经国改革失败之后，这位挣扎着办学的货币银行学专家终于“不知道为了让教师养家糊口，到底该给他们多少钱”了。 一段昏暗的日子之后迎来了解放。面对新政权，凌宪扬分析：“共产党人可能对我们的课程设置会施加一些控制，但我们想他们不会接管学校。……我们将留在这里，只要学校还能办下去。”凌拒绝担任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发行处处长，拒绝离开上海。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妻儿都在这里。在这个时刻他们选择和我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快乐。……只要我对大学还有用，我就会坚守岗位。” 1949年5月，杨树浦刚解放，凌就遭到了校园里“革命群众”的嘘声，无奈辞职回家。沪江大学从此没有校长，只有校务委员会。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进入了高校。凌宪扬于4月被捕，1960年死于狱中。 大道无行：高等教育“一边倒” 新中国的教育被分为“文革”前“十七年”、“文革”十年和改革开放三个阶段。“十七年”是新中国教育的原型。 1950年10月，###接办“闹情绪”的私立辅仁大学。 在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中，已经逝世的陶行知被点名批判，陶的“生活教育社”随即停止活动，民间办学至此中断。 在著名教育学者###看来，1952年是个“多事之秋”：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许多学科被取消；学分制改为学年制；采用苏联教学大纲……还有，招生和就业的两个口子被“扎”起来了，“自由知识分子”已无立锥之地。 “院系调整”之后，全国的综合性大学由55所调整为14所；私立大学全部被改为公立。圣约翰、震旦、沪江的负责人都对解散各自的大学表示了热情支持。 1992年，高校再次调整。与1952年不同的是：变“条块分割”为“条块结合”，变“专业化”为“综合化”。学分制等被丢弃的做法被重新拾起。 半个世纪过去，当年的莘莘学子已成垂垂老者。 2003年，震旦校友举行了母校“建校一百周年庆祝大会”。在西藏南路青年会宾馆，圣约翰、沪江的校友会仍在活动，每年校庆都有大小不等的聚会。沪江校友会还和机械学院合作，重新办起了夜校。 记忆中的影像日渐模糊。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不同的大学，相同的命运
文/陈远 自上个世纪北大百年肇始，学界谈论大学渐成风气。不过，时贤所提及的大学多为声名显赫的国立大学，譬如清华，譬如北大，又譬如说中大。众人评说国立大学，自有他的道理，且不说国立大学得天独厚，有强大的国家财政支撑，又有众多精英为其建制殚心竭虑，但就在资料保存的完整性上，就让所有治教育史的史家心动。更何况现代大学问题重重，几近积重难返，也不由得让人怀念过去的老大学、老故事。 国立大学的历史受人瞩目理所当然，然而这不是说私立大学就理应受到冷落。而今日之情形恰恰如此，一方面是国立大学的备受瞩目，另一方面是私立大学被有意无意地“打入冷宫”。旧上海三所私立大学（大同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相似的命运，或许可以为我们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 在中国教育史上，大同、大夏远远不如南开、光华等私立大学那样有名，但在当时，这些学校都曾经名盛一时。 大同大学创办于1912年3月19日（时称大同学院），其创办人均为北京清华学堂的教师，他们因为不满清华学堂陈旧的教育方式辞职一同来到上海，共同的宗旨（己预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使他们在一起创办了“立达社”，并想用立达社来改革中国的教育。大同大学即是这一思路的产物。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名字：胡敦复、平海澜、朱香晚、吴在渊、叶上之、郁少华、张季元、顾养吾、顾珊臣、华绾言、曹惠群。 校名典出《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原规定“社为干，校为枝”，即大同大学只是立达社兴办的一个试点学校。大同大学的办校经费不向社会募捐，不接受私人或团体赠款，仅依靠社员自集经费。这种书生气十足的办学方式当时几乎遭到了所有人反对——这来自家人，更多的人的态度是嘲笑。但是大同的同仁“但忧毅力不充，不患度支之不足”，一如既往地把大同大学办了起来，并且成为了当时旧上海虽然是最穷但是教育质量却非常高的大学。由于经费不足，立达社于1920年开始接受社会资助，但是并没有改变大同私立的性质，也并没有因为接受资助而使教育沦为金钱的附庸。 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最为频繁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因为国是，但也有时候是因为人事纠葛、派系斗争。当时的环境对于教授还是比较宽松的，教授们在大学之间可以自由流动，“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实在不行还可以自己创办学校。大夏大学的创办者们当初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心态。1924年6月，厦门大学三百余位教师和学生闹###离校到了上海，在原来厦门大学教授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等人的帮助下成立“大厦大学筹备处”。“大厦”即“厦大”之颠倒，后来取“光大华夏”之意改名大夏大学。大夏跟大同比起来显得很幸运，她不像大同那样困顿。这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叫何纵言的学生，这个学生有一位显赫的哥哥，叫何应钦，引得社会名流纷纷捐资。我们可以单看当时的校董名单就可以想见其阵容：吴稚晖、汪精卫、叶楚伧、邵力子、张嘉森、马君武、傅式说等。说到教授更是囊括名家：马君武、何昌寿、邵力子、郭沫若、田汉、何炳松、李石岑、朱经农、程湘帆等。当时炙手可热的杜月笙也曾经屡次帮助大夏。可见大夏当时的盛况。 与上述两所学校相比，光华大学相对来说还算是没有被现在的人们完全忘记，时贤论及以前的教育家，也多有提及张寿镛。这所学校同样也是###的结果。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强行阻止学生组织起来的声援斗争，这对于一个大学校长来说本来也无可非议，校长的主要责任毕竟在于维持学校的正常进行，不过当时学生并不好惹，尤其是一个外国校长在涉及民族情绪的事情的处理体现得更是淋漓尽致。6月3日，部分学生发动“离校”运动，中国籍教师孟宪承、钱基博、张寿镛等17人为支持学生也同时宣布辞职。教育家自有教育家的眼光，虽然在离校这个事情上支持了学生，但是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学业。随后由张寿镛负责筹划经费，王省三（其子王华照是当时的学生）捐出大西路90亩地作为校址，成立了光华大学。在张寿镛的管理下，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光华大学就发展成为了旧上海规模最大的私立大学之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进驻租界，光华大学被迫改名，但是也避免了日伪的控制和教育。 这三所大学相似之处颇多，首先是创办年代（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创办地点（上海）以及创办的原因（###或者人事纠葛），其次是性质相似，都是私立大学，都有很高的教育自主权。不过，意味深长的还在于它们共同的命运——被解散、取缔、或者并入其他学校。这自然要提起上个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这次院系调整表面的理由是为了加速中国工业人才的培养，或者说速成。但它的深层理由却有意识形态的考虑，也就是说，首先它要打破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所以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原来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完全被打破了，主要标志就是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的消失。”（谢泳《从院系调整到大学合并》）本来科学知识的研究、传授本无阶级、帝国主义或社会主义之分，教育同政治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然而，随着解放初期教育改革运动的不断扩大，程度的日益加深，院系调整就成为了新的人民政府要对旧世界的所有一切来一场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的指导思想在教育领域内的具体表现，这样就把教育不加分析地同政治等同了起来，把一些纯属学术方面的问题纳入了政治思想范畴。50年过去了，当我们纷纷质问为什么我国不能产生像哈佛、耶鲁这样著名的大学的时候，我们是否有人记得那些大学一直存在着私学传统，在教育自治上有着绝对的权力？我们是否还能记起在以前，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学校？ 听说最近有一个关于促进民办教育的法律要实施，不过我在想：现在我们还有多少私学的传统？面对现在众多如企业一般运作的民办大学，我看不到一丝大学的影子。
清华风物今安在？(1)
文/陈远 历史常常诞生于偶然之间，但是偶然诞生的历史往往又能对后世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说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诞生众所周知是因为国耻，但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作为国耻的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与清华大学的诞生均无必然之联系。但是历史的诡诞，偏偏让这两件没有必然联系的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个中原由，恰可用本文的开端作为解释。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梁诚有一次往见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谈话中这位美国的国务卿无意说出了“赔款原属过多”，长于涉外的驻美公使当然不会错过良机。于是，梁诚一方面要求美方带头核减赔款数目，一方面又急报中国政府，建议向美交涉要求美方退还多余的款项。如何使美方把落入口袋中的银子再掏出来返还中国，梁公使想必大费心思。及至1907年12月3日，事情终于有了眉目，美国总统在国会宣布“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繁众之国度能渐渐融洽于今世之文化。援助之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翌年12月31日，美国国务卿路提正式通知其驻华公使柔克义：总统于1908年12月28日的实施法令种植事赔款从1909年1月1日开始。这一段曲折，便是被老一代清华人称之为“国耻纪念碑”的“游美学务处”的由来。 今年3月份，我曾到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家中与先生进行过一番关于梅贻琦校长的对话，那篇对话最初经我整理，殊不尽人意，后来硬着头皮令黄老审阅，黄老不辞劳苦，又经一番加工，几近重新写过，遂使文章文采斐然，此亦见黄老治学行文的严谨。那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我供职的《中国产经新闻》，随后我即因报社操作的不规范而离开报社，赋闲在家。其时，黄老以其多年研究清华校史的大著见赠。《图说老清华》即为其中之一。 赋闲在家，除了抓紧时间另觅饭辙，更免不了读书自遣。黄老的几本大著伴我度过大半无聊的时光。《图说老清华》以清华的校史为纲，借图片描绘老清华的轮廓，对于像我这样一个“爱读书不求甚解”的人来说，在读图的过程中遥想清华的故事，自然是最惬意的事。 清华前期人物，周诒春自然不可不提。周是清华学堂改称学校之后的第一任副校长，在首任校长唐国安卸任之后顺利接任，任职期间，于清华建树颇多：硬件如四大建筑（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的兴建，软件如“人格教育”和“三育并举”的倡导，均为可圈可点可歌可泣之事。而尤为不可不提者，则是1916年他呈文外交部，请“逐步扩充学校，设立大学部”，此为清华成为中国独立教育事业之开端，在清华校史上可谓浓墨重彩。周的呈文以行楷书之，洋洋数页，涂抹修改之处颇为不少，可见周校长擘画清华蓝图之心血。据黄老统计，在1959年公布的中科院学部委员中，这一时期的学生达28人之多，其中有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气象学家竺可桢、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人口学家马寅初、困惑的大匠梁思成以及哲学家金岳霖，等等。早年的甲所与乙所为校长住宅，简陋而古朴，与我现在所居住的小房子几近相同。所不同者，当然是前者宽敞许多。这一时期梅贻琦已学成回国，在清华出任教务长（1926-1928年），不过其时周诒春已离任，当时的校长为曹云祥。 这一时期的教师合影看上去也颇具意味，譬如1921年的教师群体：国文部的梁启超诸人一律长衫马褂，而其他各部则均为西服革履。遥想这一群风流人物行走于清华园的情况，令人忍俊不禁。服饰的不同，其实代表了文化取向上的不同，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多元性。 国学研究院也是在这一时期得以成立。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4位各具姿态，可谓天作之合。而吴宓则是国学研究院的主任。朱自清这时任教于中文系并兼系主任，刘崇则是历史系的教授和系主任。后来当了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先生，当时则是算学系的教授并兼系主任，其他的名师如叶企孙、陈岱孙也都身居要职，他们当时的照片看上去年纪都不大，好像都在30岁左右的样子。于是我就想我怎么就没有早生那么百八十年？就算不能在清华当个教授，去清华当个学生还是可以的吧？后来梅贻琦所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可谓渊源有自。 转眼到了1928年，清华学校鸟枪换炮，改称国立清华大学，光听名字就气派了很多。不过，国立清华大学可不光是名字听起来气派，虽然在此之前的清华学校几经曲折，甚至有几位校长竟然为学生所驱赶，连首任国立清华大学的校长罗家伦也不能逃脱这样的命运。不过平心而论，罗校长气魄极大，于清华之奉献在清华校史上亦有举足轻重之位置。罗校长在接管清华之初即强调师资之重要，他说：“要大学办好，首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必须以至公至正之心，凭着学术的标准去执行。”他又说：“研究是大学的灵魂，专教书而不研究，那所教的必定毫无进步。”此可视为后继者梅贻琦“大师论”的滥斛。其在职期间，开放女禁、淘汰冗员、调整学系、兴建土木均有雷厉风行之势。惜乎这位党国新贵作风比较专断，最终为清华师生所不容。罗校长离校之后，大家都认识到清华的校长不太好当，无人再敢轻易接管清华这块烫手的“热山芋”。而梅贻琦“生斯长斯”，虽知前途艰难，但依然临危受命。梅先生有句名言：“为政不在言多，故力行耳。”其人沉默寡言，但却受众望所归，于是清华上下对此均无异议。梅先生为清华校史最为出活的校长，清华教授治校之传统可谓自梅先生始。此传统常为时贤追怀与击赞，非有大气魄大胸襟者不能为。此期间清华不惟大师林立，且英才辈出，如1929级的王昌、沈有鼎、施士元，1930级的###吾、萧涤非，1931级的余冠英、夏鼐、钱思亮，1933级的吴祖湘、林庚、乔冠华、万家宝、钱锺书等等不一而足。各种学会在此时期空前活跃，诸如中国文学会、史学会、社会学会、哲学会、物理学会等等，少者十余人，多者则达六七十人，譬如化学会。若非此后战乱频仍，清华于学术上的建树实在不可估量。 1937年卢沟桥事变，7月29日北平沦陷。清华、北大、南开奉命南迁，始迁长沙，后辗转而入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凝视当时的校舍，不由令人心酸，其时的女生宿舍，竟还不如笔者中学时代所住的集体宿舍，想来教授们的住宿条件也强不到哪里去。无怪乎费正清访华时要惊叹他的老友们是如何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依然保持学术热情的了。联大的三位常委中，张伯苓曾经是梅的业师，蒋梦麟的资格也要比梅贻琦老，当时张蒋二位却有意让梅多担其事，毫无间隙之心。梅处事则事事体现至诚至公，使得三校均无意见，殊为难得。当时的联合大学并非别无分号，但是持续时间较久且成绩卓越者则只此一家。刚才说到教授们的生活条件艰苦，但是这时教授著述的数量却为数不少，文理科的教员均有硕果累累，这可以从存留的照片上看得出来。师生们的民主活动亦是此起彼伏，比较著名的有张奚若和吴晗的演讲，从照片上来看，听者甚众，几达数千人，令人艳羡不已。如今就演讲条件跟以前比起来已经是大为改观，且不必有生命危险，但此情此景则不复见矣。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清华风物今安在？(2)
抗战胜利后梅先生依然掌管清华。远在抗战前夕，以梅为首的清华校当局曾制定过一个“大清华”发展计划。按照这一计划，复员之后的清华有了很大的扩充。但随之而来的，则是频仍的内战和无休无止的###。及至1948年梅先生选择去台，清华的历史便从此告一段落。 如今清华的后人中，据我所知，梅贻琦的公子现已80高龄，居北京。年前我曾想到府上拜访，惜乎老人住院，未能成行。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要当面问问老人：清华风物今安在？想来老人不会笑我迂腐。
云南大学：被遗忘与被损害的(1)
文/周重林 夫大学之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生命与精神。——熊庆来 随着毕业的日子日益迫近，我渴望对这所大学有更深入的了解，结果令我十分沮丧，这是一所缺乏个性和没有记忆的大学。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在图书馆呆了整整两天，希望找到有关云大的一些较为系统的书籍，这种期望的结果与若干年前一样，无功而返。已经翻乱了的《东陆春秋》，远远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手中搜集的，是散乱、零碎的只言片语。以前我一直相信，会有人写出一本有自己历史与个性书，哪怕是诸如《北大往事》的集子也可以，而不是如《云南大学志》那样流于枯燥资料的堆积。 现在完全可以肯定，随着玉溪校区、“软件学院”的纷纷建立，一个新的云大很快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然而在如何表达内心喜悦的问题上，这所学校显得过于无动于衷和缺乏足够的想像力。更大的面积，更多的教学楼与更庞大的人群，是不是一定伴随着更浓厚的文化氛围？ 在施蜇存的回忆中，云大美丽而富有气度，是“群贤毕聚”之地。在他的《怀念云南大学》里，记叙了外地学生初到云大时的惊讶：如此一个边陲之隅，竟会有这般富丽堂皇的建筑？法国式的杰阁察楼，希腊式的圆柱和高而宽敞的教室。他说的是会泽院，这是以大学创办人唐继尧的家乡“会泽”命名的。会泽院“纵七丈，横二十三丈四尽，凡二层”，前有石阶95级，使得每一个站在面前的人都会产生登高仰止之感。78年前，唐继尧先生就是在此给青年学生致训词的。他说云南大学旨在“培养优秀人才，伸张正义而发达民治”，并说“……希望诸君以德育为主。今之乱世极矣……欲因挽救，专赖此一般青年”。昔日的青年，在“一二·一”运动中，在“反美扶日”的运动中，在“七·一五”事件中，奉献出他们的青春与热血，为云南乃至中国的自由与发展付出了一切。稍后到来的熊庆来，也住进了会泽院，这位肩负着“为桑梓服务”和延续“学术生命”的中年人，是那样地满怀忧虑：“欲成为有一健全学术生命之大学，距离尚远，因之在精神上之表现，吾人亦未认为满足。”要办出另一个清华，谈何容易，更何况当时国家内忧外患。诚然，如果没有极端困难的环境，也就无法窥到熊公的天才之处。“夫大学之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生命与精神。”吾校同仁及同学，于此意均深为重视，而有卓然之态，故在个人生活极艰苦之时，或学校环境极动荡之际，校内工作每能不受影响。……因时局之剧变，财才艰难，物价狂涨，待遇调整，远不能适应需要，同人物生活，每濒绝境，然弦歌从未中断，而课外之研究工作，继续推动者仍复不少……余故深感庆幸。” 那些口口声声唠叨云大辉煌的人听到了吗？那些大肆口诛笔伐云大的人听到了吗？什么才是云大的传统，什么是云大的精神？今天的云大，比起二三十年代，不知好了多少；尽管如此，学校仍然在扩大建设，毕竟“硬件”是办学的先决条件。可是，这也恰恰能说明问题，当年的经济困难打了如今的云大一记响亮的耳光，更好的物质条件并没有遏制教育水平的下滑，许多老师忙于创收而无暇顾及教学，大学越来越像街门和工厂，成了晋升与腰包鼓胀的又一个亮点。 我们有必要追问云大落后的原因是什么，加入“211工程”的云大并不意味着什么，新的契机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空间，1949年以来，熊庆来留给云大一个意味深长的背影，历史的叹息声如今显得异常沉重。我总是希望在云大的某个地方与熊公相遇，当这样廉价的愿望都成为乌托邦时，我对四合院那对身份不明的男女雕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厌恶。 1983年，《美国新闻及世界报道》，按照《财富》为大企业排名的方式，即以学术声誉、生源质量、资金捐助、师资力量等诸多项目对大学进行综合排名。后来这种标准被中国的大学引用，成为高中生报考志愿的重要指南，许多大学将排名当作衡量自己工作的重要标准之一。云南大学1998年排名在54位，到1999年，下滑到72位，2000年又有所下降，其中生源质量在综合大学中最差且一年不如一年。在痛心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质疑大学教育是否可以标准化？ 实际上，大学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才加工厂”，尤其是在教育产业化之后更加突出。另一个尴尬的事实也出现了，作为教育的消费者，我们竟然无法选择其他的产品，即使我们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假冒伪劣产品。教育过早转型改变了教育本身的目的与方向。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人性的充分实现或人格的健全发展，大学应该是引导年轻心灵追求智性、激情和创造力的土壤。而这片土壤已变得干涩了，她越来越缺乏人文情怀与思维的乐趣。不重视内心与灵魂，不关心想像力与创造力，只灌输大量的事实，成为教育的毒瘤。许多教师主要关心效益，告诉学生信息社会需要什么，尤其是学分制下，大多数教授的知识都是以学分形式标明“现金价值”，这种价值在教授的各门课程之间很少区分或全无区分。学生只需在一定学习时间内便可以机械地取得学位。赚取学分成了学生修习相关课程的惟一动机。他们从来不问，为什么把这些东西灌给他们。令人谅异的是，许多大学生的抱怨只是对“大学工厂”的不满，停留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缴了钱，却没有取得相应的资格证（英语四六级，计算机等级……）？于是许多培训学校在高校周围遍地开花，迅速走红。学生从一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只是为了把自己铸造成好的螺丝钉，以便更好地去适应社会需要？如果有人读了一本教师没有指定的书，马上有人不解，那会有用吗？对于这些人来说，背英语单词远比看托尔斯泰有价值得多。读书的目的和理由仍是它可能带来什么外部奖赏。 这样的教育是危险的，它导致学生过于重视社会角色，而忽略自我；视学生为机器或动物，而忽略自我，视学生为机器或动物，丝毫不触及内在价值选择。近来媒体披露的“26岁腐败”现象，充分说明了这点。那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拥有高学历和高收入，为什么会过早腐败，原因很简单，教育培训了他们很好的技能，却没有塑造他们健全的人格。一面提醒学生不要沦陷为“空心人”和“边缘人”的金子强教授，一面却将课堂讲学模式化和僵硬化，并不时周旋在各种企业的花环之中，灵魂教育变成一场可耻的谎言。 吴松校长所要面对的，除了把新的云大推向世界以外，最大的难点还在于如何还原出教育本来的目的与功用，如何延续云大固有的学术与文化传统。既然有“三四十年代的辉煌”，云大的复兴之日就有日可待。在大学已并非个人英雄时代的前提下，我们每一个云大人都有理由承担起建设云大的任务，也要有献身终极价值的勇气，并主动改造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
云南大学：被遗忘与被损害的(2)
当乔传藻先生在课堂上痛快淋漓地斥责北学楼二楼的两个厕所臭不可闻时，我依稀看到了另一幅景观：更多的阅览室，更丰富的书刊和更好的阅读环境。把充满大量动漫图书和时尚杂志的租书室理解为“厕所”，是我所听过最为过瘾的见解。没有谁会相信，画着胸脯比头还大的漫画书会给人什么创见。大学三年多的生活，我找到了某种内心丰富的途径，为自己庆幸之余，也为那些终日奋战在英语单词中的人担心，更为那些兜售廉价和伪劣知识的老师感到悲哀。也或许，内心丰富的途径不只一条，但愿每个人都能找到。 作者简介： 周重林，出生于1980年。曾供职于《中国青年》，后为大番茄传媒媒介经理。与友人策划出版“快乐阅读·时光书系”之《丽江的柔软时光》、《乌镇的似水年华》、《大理的游侠时光》等。独立主编有《天下普洱》。现为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研究员，首席策划。
复旦与南开 李登辉与张伯苓
文/王昊 对于多少南开和复旦人来讲，2004年与2005年将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南开和复旦将分别迎来她们建校的百周年纪念。除了与时下许多大学各式各样的百年纪念有着相似之处外，南开和复旦的百年则更具特殊意味。这是因为，假使中国历史上没有南开与复旦，不独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发展史，甚而一部近代中国教育史都会是另一番模样。历史虽然不可能被改写，但是少了复旦和南开，一部近代中国的教育史一定不会有那样好看，不会那么异彩纷呈。 其实，从个人角度讲，很久以来却不愿意“走近”复旦，更不愿将她与南开两相比较，这种情感多半是基于一种妒羡。近几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复旦的发展十分骄人，此评价若是复旦人的夫子自道，则未免有自夸之嫌。不过，只要稍微留意，便不难发现，现在从贩夫走卒到墨客骚人，一旦话题关涉到中国大学，则言必称“北有北大、清华，南有复旦、南大（南京大学）”。此种议论，俨然已经成为时下评价中国大学的一种思维和话语定式。相形之下，南开的发展则略显沉闷，甚至南开人自己看来，南开这几十年的发展多少有些默默无闻，缺少激情。因之，每当论起复旦与南开，不免让人有些气短，会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 复旦的陈思和先生曾提到，解放后的院系调整，使得一大批著名学者进入复旦，从而一举奠定了复旦的学术重镇格局。这是复旦人的自识，不过，陈先生后来讲的更为精彩，那就是即使在国家意识成为教育主导的岁月中，复旦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学术精神依然能够被新老复旦人自觉地承传。可见，复旦厚积薄发的关键还是在于复旦几辈学人的精神传承，在于复旦优良的学术环境与学术传统。本来，对于复旦的成绩，作为外人总要有些阿Q精神，“我们先前比你好得多呢”。然而，口舌上的义气之争，于己并不能获得什么更多的好处，徒增自大与无知，最终不免为人耻笑。 话说回来，一个学校的发展总会因时代际遇、社会环境、地理环境、政治、经济等条件的影响，每个学校的发展，也会受到办学者办学理念的左右，自然不必追求同一路数和模式，也不必对他人亦步亦趋。但提起复旦和南开，特别是解放前的复旦和南开，两者间确实存在着不少引人兴味的相似之处。上海、天津；马相伯、严修；李登辉、张伯苓；复旦公学、南开学校；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同样骄人的话剧与体育……复旦与南开本身有着不尽的可相比较的话题，有心人自会细细体味。 在追怀两校百年的光荣和梦想之余，更令人不能忘怀的自然是两位校长，复旦之李登辉，南开之张伯苓。在当年国人的心目中，民间办学北有张伯苓，南有李登辉。很多复旦和南开校友在回忆文章中，对此也多有涉及，复旦校友梁大鹏先生在《怀李故校长登辉博士》的文章中，曾讲：“国人皆知，李故校长毕生致力教育，和岭南大学之钟荣光校长，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校长，同一作风，互相辉映。”张、李二人，一位北方大汉，铮铮然，讲话掷地有声，极富亲和力；一位儒雅之士，亲切平和，不事张扬。两人身上都不乏一代文化精英的魅力，据后人回忆，“张伯苓演讲一口纯正的天津话，那绝不是被某些影视中混混儿亵渎了的天津话，那是一口极其纯朴、厚重，极具感染力、鼓动力、号召力的乡音。”纯朴、厚重，还应加上一点——坚毅，这足以让我们对伯苓校长的人格魅力展开无尽的遐想。对于李登辉校长，因为毕竟是复旦门外之人，不能对李校长的音容笑貌妄加揣度，不过，从复旦校友的回忆中，还是可以大致勾勒出李校长当年谦谦君子的风度与气质。唐振常先生曾回忆，许多老北大校友在怀念蔡元培先生时，多情不能已，涕泗滂沱。这种情感同样体现在老复旦与老南开校友的身上，李登辉、张伯苓两位校长，同蔡先生一样感动后人。张、李两位校长毕生服务于中国教育，尽管他们的教育生命和实践已经终结，但是他们留下的教育事业依然枝繁叶茂，他们的教育思想依然会给人以无尽的启示。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翻开一部中国近代教育史，不难发现，多少私立大学都已经灰飞烟灭，虽然如今的复旦与南开亦非当日的复旦与南开，但至少复旦精神、南开精神依然被传承了下来，被融入了复旦人和南开人的血脉之中。 说到人格魅力，梁先生的“同一作风”，真是一语破的，对此，复旦和南开的校友们自然会心有戚戚焉！尽管李校长之后，钱、吴、章数位校长出长复旦，但是在复旦人眼中，李校长对于复旦却有着更为特殊的象征意义。李登辉致力复旦大学的建设40年，一句“服务、牺牲、团结，是复旦的精神，更是你们的责任”，让多少复旦人铭记于心。张伯苓校长亦毕生奉献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他对南开人的要求和希冀，至今为南开人心口相传。时人每论教育家的思想和教育理念，则必称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大学、大师、大楼之论，其实，当年张、李两位校长亦有相似之论。大凡有为之教育家必会有高屋建瓴的教育理念和思想，岂非私见！ 张伯苓之于南开，李登辉之于复旦，从文化的角度应该有极有意思的文章可作，至少很能钓复旦人和南开人的“胃口”。比较复旦和南开两校，自然也有着更大的可发挥空间，同为私立学校，在办学体制、学科结构、教育方法、教学管理、人才培养等诸方面均有可资挖掘的内容。研究这两所在中国历史上较具代表性的私立学校，不仅仅是为了从当日中国教育资源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更重要的是为当下中国民办教育提供一些办学思路和观察视角，为中国教育发展寻找一个观念的突破口，将中国高等教育引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作者简介： 王昊，1977年生，山东招远人。现工作于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南开校史研究。
老清华教授面面观
文/唐少杰 老清华（1911-1949年）的师生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回眸的一个群体，当年的校园刊物中很多文章在谈论着他们，今天读起来仍然兴味无穷，从中能够感受到浓浓的人文气息，那真是一个令人流连的时期。 没有一个大学生没有议论过教授，但也很少有像清华的学生如此大胆又如此深情地大面积、公开化地大谈特谈教授甚至是校长的。我们不得不为当时学生的大胆惊叹，更不得不为那时的宽松的师生氛围惊叹。从中能够领悟出的远不止是一幅幅教授众生相。 常言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句话好像特别为我们的刘叔雅先生而设的。 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地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即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猿…… ——一幅多么不堪的形象。这是发表在1934年《暑期周刊》上的《教授印象记》中刘文典先生的画像。一位有着清新优美的文笔、绵密新颖的思想的学者，在学生的想象中该是位风流倜傥的摩登少年，至少也得是个状貌奇伟的古老先生，怎知是这副尊容！作者是真的失望吗？其实不然，他先抑后扬，马上极力抒写刘先生学问的渊博精深，对学生的恳挚，对国事的热忱，其精神的力量远远盖过了相貌的不足，矗立着的仍然是一个可敬可爱者。 在学生笔下遭遇相同命运的远不止一个两个： 比如俞平伯先生：“一个五短身材的人，秃光着脑袋，穿着宽大的衣服，走起来蹒蹒跚跚的，远远看去，确似护国寺里的一个呆小和尚，他就的的确确是俞先生么？”——这是相貌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比如陈寅恪先生：“里边穿着皮袍外面套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边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穿着棉裤、足下蹬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孑孓而来。”——这是衣着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比如冯友兰先生：“口吃得厉害。有几次，他因为想说的话说不出来，把脸急得通红。那种‘狼狈’的情形，使我们这般无涵养无顾虑的青年人想哄笑出来。”——这是口才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还有的“汗流浃背，喘呀，喘呀，上课的功夫大半用在揩汗、摩肚皮上面”，或一开口就“唾沫星儿，一串一串地迸出，又好像过山炮弹，坐在前排听讲的同学们，怎会不大遭其殃，连声叫苦”，或“下堂了，大家还没有完全走出教室，一支烟已经又吸掉了三分之一”。——这是举止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但千万不要以为清华的学生在贬抑他们的先生，恰恰相反，他们为拥有这样看似与平常人无异而实际上是些天才们的教授而深深地骄傲，而且不论他们的外貌举动如何乖戾（当然只是一小部分），个性如何的奇特，却无一例外地都渊博、尽职、和蔼与可爱，是一些不会混淆、不可取代的学术泰斗。 虽则面上严肃一点，而心肠是最软不过的。——那是朱自清先生。 他那便便大腹，好像资本主义过剩生产，已达到了第三期的恐慌似的——瞧着瞧着，原来里面装的是一肚子的词源呀。——那是杨树达先生。 有时你看到吴先生独自呆呆地立着，嘴角浮漾着轻微的笑影，那笑，无形中由苦笑而有时竟至非哈哈大笑不可的神情，但刹那间，像在荷叶上飘过的轻风，一切终归沉寂，他毕竟意识到自己是个学者，笑影俱散，剩下的是那俨然不可侵犯的矜持的面相。——那是吴宓先生。 虽然是福建人，可是国语讲得够漂亮，一个字一个字吐得很清楚，而不显得吃力。在上课的时候，学生没有一个敢出声的，只静心凝听，因为他的声音是有节奏的，有韵律的，能使人如同听音乐一样，起着一种内心的快感。——那是陈岱孙先生。 一年前在副刊上登载咱们主任自己开汽车往西山的消息，这就是咱们主任万能之一。他自己开车，半路上掉了一个轮子，三个轮的车还一直走，及发现前面有一个轮子在滚，才知道自己的汽车掉了一轮，不万能又怎的？——那是施嘉炀先生。 循循善诱地每堂课都写给那许多笔记，所以同学们不爱再发出什么问题，但在真是莫名其妙时，不禁要去一问。很怪，那时的陶先生好好的面孔上又加厚了一层红云，好像是个新娘子，羞羞答答地吞吞吐吐地来答复你。——那是陶保楷先生。 在学生的心目中，每个教授都是独特的，最棒的，不论是有着“两道浓黑的剑眉，一双在眼镜里闪烁的炯炯有光的眼睛”的诗人教授闻一多，如同“耶稣下诞那天给你送东西来的北极老人”似的体育教授马约翰，还是“无论他身上哪一点，都有点儿哲学味儿似的”哲学大师金岳霖，“真个把西洋式尖头鳗的气味表现得十足”的政治系主任浦薛凤，抑或弟兄教授——“把时间权衡了一分一秒不差”的大哥萨本铁和“给分数是很抠的”弟弟萨本栋，一人一种风范，一人一个世界。 是这些教授本身为作者提供了鲜明的范本，更是同学们栩栩如生地刻画了这些“教授印象”。当年的清华园有这群卓越不凡的教授固然是大幸，同样的，有了这些妙笔生花的学生给后来的人们留下这些形象，不也是大幸？
49年前国立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1)
文/谢泳 一、国立大学校长的来源及大学理念 严格说来，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只是20世纪以后的事。主要以当时国立北京大学和国立清华大学的建立为标志，其他大学的建立时间大体在这前后。①当时中国大学的主要格局是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三种形式。 国立大学的概念里包括了省立大学和市立大学，私立大学的概念里包括了教会大学。1926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中规定：“凡私人或私法团设立之学校，为私立学校，外国人设立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之。”1929年7月制定的《大学组织法》规定，除了国立大学以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大学。”当时这三种大学的实际地位虽然稍有差异，但在法定地位上是平等的，###一视同仁。而且对于办得好的私立大学，中央和省市政府都要拨款补助，或者由###转商各庚款教育基金委员会拨款补助。 本文讨论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主要指国立大学的校长，不包括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的校长，也不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及其控制地区建立的大学及它的校长。 20世纪早期，中国国立大学校长的来源从法律制度上观察是由政府任命的。《大学组织法》第九条规定：“大学设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由省市政府分别呈请国民政府任命之。除国民政府特准外，均不得兼任其他官职。”从后来国立大学校长的实际操作观察，早期成为国立大学校长的主要是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长严复、蔡元培、蒋梦麟等。私立大学的校长大体也不例外。如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这个现象说明，中国早期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还是传统的读书人。同时也说明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化的过程比较顺利。它有两个特点：1.大学制度的设计者有世界眼光，如蔡元培和蒋梦麟。2.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从一开始就居于教育的主导地位。蔡元培、蒋梦麟都做过###长和大学校长。 早期中国大学教育的主要模式来自欧美，越往后受美国教育制度影响越重。上世纪30年代，研究中西比较教育制度的常导之认为，英美两国倾向地方分权，其学校制度上容许较多的回旋余地，其他各国均倾向中央集权，全部学制皆出于最高行政机关的一贯规则。常导之说：“从多数国家之行政及学校制度中，皆可发现其所受于德法两国之影响，即美与苏俄，亦非例外。苏俄在其建国初期中，颇有一举而摆脱所谓资本主义国家之成法，而另起炉灶之势；惟自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其学制上显然受了外来的影响。英国在世界经济及政治上之势力，远较德法两国为雄厚，但其教育制度，则在所属领地以外，似乎影响他国之处不多。至于美国制度似乎仅能在我国博得最多之赞美者。” 常导之最后这句话，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教育所受影响的一个总结。法国教育权集中于中央，国立大学校长由政府任命，英美各国大学多私立，校长由董事会聘任，德国大学的行政权集中于大学的评议会，校长由评议会选举。中国国立大学校长的产生大体源于这三种模式的综合影响。一般说来，校长由政府任命，但权力集中在由教授组成的评议会中，特别以国立清华大学最具代表性。 中国国立大学校长在完成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过渡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比较早地接受了大学独立的思想，他们并没有因为校长是政府任命，国立大学主要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就放弃对这一现代大学理念的接受。1919年6月，蔡元培发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时曾说：“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当时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中国国立大学校长已完全确立了现代大学校长与政府之间的基本关系：国立大学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为天经地义，而政府不能以大学经费来源于财政拨款就对大学事务随意干涉。这一认识已成为中国国立大学校长的共识，1949年以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成功主要得之于这一理念的形成和落实。傅斯年曾多次讲过，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政府的责任第一是确立教育经费之独立，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第二是严格审定校长，保障他们的地位。 中国早期研究教育行政的夏承枫认为：“大学为最高学术机关，应有校政自治学术自由的精神。政府对于大学的管辖，应有其限度。教授治校为近代大学行政的普遍现象。即取集权的法国，近亦取消高等视察员，许大学有相当自由。大学应有完整的教授制，健全的评议机关，俾渐能趋于自治一途。大学以学术为中心，不同的学说在一大学可以并存。大学生以研究为中心，应充分予以自由研究的可能。但大学的自由，亦非可轻易取得，是在大学本身的学术化。中学式的大学，假自由以行，要亦失大学自由的真义。”他还说：“迄至目前，一般资助大学者，尚无以赠与金钱为取得控制权之手段者。在国家方面今日对于大学所付与之拨款，多于战前十倍，然始终完全承认允许大学自由之必要。然而英人一般认为此中伏有危机，并以为大学之自由苟以任何形式被侵害时，皆当警戒并竭力反抗云。”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以后，曾有控制国立大学的意图，但常常受到教授的抵制。抗战爆发后，中国各主要大学撤退西南，正是靠了几位国立大学校长的努力，才保持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命脉。虽然从此以后中国国立大学的学风受到一些影响，但大体没有变坏。周鲠生在同一信里还表达了他对当时北京大学的看法，他认为1927年以前的北京大学最令他怀念，以后就有官僚化甚至衙门化的倾向。 由于比较强烈意识到国立大学校长在大学和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国民政府1934年修订的《大学组织法》第九条规定：“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 1937年7月，胡适在庐山谈话上就多次说过，教育应该独立，其涵义有三：1.现任官吏不得作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2.政治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任聘，皆不得受党的势力的影响。3.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 1912年4月，蔡元培邀请范源濂出任###次长时就说过：“教育应当是立在政潮外边的。”
49年前国立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2)
1948年，北大50周年纪念时曾有一个“社会主义及苏联文献展览”。 “展览说明书”是这样写的： 洎自民国五年蔡孓民先生长校，以兼容并包之精神聘请各派著名学者来校，奠定学术自由研究自由之宏模，促成新文化运动之勃兴。一时众说争鸣风气大开，始成大学之所以为大。其时，陈独秀李大钊二先生首先介绍社会主义思想与新青年。其后李大钊先生主持本校图书馆，汇求社会主义文献甚力。旋招军阀之摧残，李先生竟以身殉。本大学优良之传统横告灭绝者经年。民国十八年冬，本校社会科学院设有社会主义之理想及其统系，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学。二十年，蒋梦麟校长返校，胡适、刘树桤、周炳琳三先生分长文理法学院，去旧布新，步入校史之复兴时期。本院遂请陈启修讲授马克思经济学说研究，许德珩先生讲授社会制度研究（内容分封建制度、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三部分），赵乃抟先生讲授社会主义（内容分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其他社会主义等），秦瓒先生讲授马克思学说研究，卢郁文先生讲授劳工运动及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文献之汇求遂为法政经济纪录室工作之一。抗战军兴，该室所在之红楼为敌寇宪兵队侵占，是项文献，胥告劫散。学校南迁之后，赵乃抟先生继续讲授社会主义于西南联合大学。胜利复员以还，复得许德珩先生讲授社会制度，吴恩裕先生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樊弘先生讲授马克思经济学说，陈振汉先生讲授比较经济制度（内容分资本主义制度及社会主义制度），吴惟城先生讲授苏联政府。至于社会主义文献之采录，前由经济学系自总图书馆书库检出敌伪时期毁去目录卡片并加禁阅之劫余旧藏西文书籍，复自###平津区办事处收回伪新民会中央总会劫持并列为禁书之本校藏书，旋由方经恢复之法政经济纪录室于接收伪新民学院等敌伪机关图书资料中备加搜罗，为数遂大有可观。其中尤以伪新民学院劫掠前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藏书中最众，其书目卡片具遭毁弃，书籍藏诸密室，并加“禁”字、“伊”字或“特”字戳记，以事禁阅。年来积极从事极端繁重之整旧工作之结果，十年禁书卒得重见天日。同时，增新工作亦在极端困难之条件下积极进行。兹值五十周年校庆，特选出所存中文及日英俄法德诸国文字社会主义及苏联文献之一部，都一千余册，以供展览，并资庆祝。 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时任大学堂总监督的严复成为北大首任校长由此看出当时中国国立大学的大概情况。1949年以前，中国国立大学校长主要活动在北洋和国民政府两个时期，在这两个时期里，越往后政府对国立大学的控制意图越明显，但因为国立大学校长通常由具广泛社会声望的人担任，所以在政府和国立大学校长之间，形成了一种有合作但更有独立的关系，政府对国立大学校长的干涉并不严重。 二、国立大学校长与### 1949年前的中国是一个动荡的时代，真正安定的时间并不长。在这个时代里除了外患以外，还有不断的内争。这样时代里中国的高等教育还能发展，实属不易。这个结果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努力造成的，也是中国国立大学校长能在政府和大学之间保持平衡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大学独立所保持的相当尊重，应当肯定。在动荡的时代里，政府和大学可以说是天敌，因为有大学就有###。1949年前的中国###，从“五四”到“三·一八”，从“一二·九”到“一二·一”，越往后###发生的原因越简单，明显特点是党派介入不断加深。###是国立大学校长和政府之间最矛盾的事。既要保护学生，又要对政府负责，在两者间找到平衡点是很难的，但中国国立大学的校长在这方面表现杰出，他们没有因为自己是政府任命就对政府惟命是从，而是在保护学生的首要前提下，调适自己与政府的关系。 有大学就有###。中国国立大学的校长很少不曾遇到过###的，无论大小。在那个时代里，没有平息过###的国立大学校长，不能说是真正的大学校长。大学校长的社会声望常常是在###中确立的。在中国国立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中有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如何对待###。蔡元培说过：“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20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劝阻他们了。他们因激愤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这是蔡元培对###的基本态度，大体代表了中国国立大学校长对###的一般认识。 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对待###的态度上也非常有独立性。40年代末，国民党特务有一次要来清华逮捕学生，先送来了一个名单，大概有几十个人。这个名单本来可以不给清华，因为负责人是清华毕业生，对梅贻琦有相当的尊重，事先秘密地通知了一下。学校为此开了校务会，梅贻琦极力主张通知黑名单上的学生马上离开学校，使这些学生免遭逮捕。当时国立大学校长在对待学生这一点上大体是相同的，这些大学校长在政治上不完全一致，但在对学生上，无论是一般的罢课还是大规模的###，无论学生是出于什么动机，有什么背景，国立大学校长总是以保护学生为自己的职责，在学生和政府之间，学生比政府重要。 国立大学校长知道教授和学生出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责怪教授和学生，而是先去解脱他们，使他们免于任何迫害。国立大学校长似乎有一种自觉，这是国立大学校长的基本行事原则。1937年，“七七事变”前，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被捕后，成为当时北平轰动一时的大事。当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文学院院长是胡适。这三位是著名的红色教授。但蒋梦麟和胡适却多方奔走，设法营救，最后使三位教授获得释放。在教授和学生受到威胁时，国立大学校长是受害者和政府之间非常重要的调节因素，他们的选择非常重要。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49年前国立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3)
三、国立大学校长的时代环境 从国立北京大学最重要的几位校长严复、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和傅斯年（代理）的思想观察，其自由主义思想较为突出。中国知识分子较看重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也与这个知识背景相关。晚清历史处境中的国立大学校长，是在传统与现代转型中发挥作用的。在严复生活的时代里，仕途与学术大体并不冲突，一般读书人进退余地很大。从晚清到民国，虽然时代变了，但这个时代的转换，对社会基本结构的震动并不很大，创造民国的领袖人物在很长时期里是与晚清的旧臣在共同进行政治活动，虽然冲突不断，但并非你死我活。民国初年中国政治的变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是渐进的，中国文化的基本传统没有发生断裂。科举的废除，新政的实行，立宪运动的兴起和地方自治的热潮等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基本是正面的。当时因为有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为不能再进入仕途的读书人预留了空间。如政府没有限制民间办学的合法性，从法理上保障了民间办报纸、办出版社和通讯社及宗教活动的自由等等。在国家之外，社会力量随处可见。在国民政府面临困境的时候，选择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可见政府还是有借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诚意。中国文化的命脉从近代以来基本保持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手里，国立大学校长在政府眼中的作用主要是精神方面的，是文化和道德的象征。 1949年前的中国社会，有一个社会贤达的群体。这个群体由前朝官员、地方绅士及各行业中具有社会声望的人士构成，国立大学的校长是这个群体中的重要成员。它的形成与当时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相关。这些人一般都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为社会各政治力量认可的社会声望。他们通常不直接介入政治活动，只是一个中间性质的力量，在文化、道德和社会进步方面起主要作用。 抗战胜利后，听说胡适将出长北大，曾引起很大反响，社会对胡适寄予厚望，当时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给胡适写信，表达对他的信任。胡适当时还在美国，他在给朱家骅、蒋梦麟的一封信中说：“将来弟归国，若不得已，亦愿与孟真兄分劳，暂代一时，以待梦麟兄之归……”当时胡适对蒋梦麟在北大的作为很肯定，以为他的步入仕途是“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当时的情况是蒋梦麟离开后，蒋介石想让胡适或傅斯年出任，因为傅斯年在国内。蒋介石先让###长朱家骅征求傅斯年的意见，而傅斯年则说北大校长非胡适莫属，绝无自荐意，并为此上书蒋介石。这说明政府认同胡适和傅斯年是文化界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这个评价是蒋介石的幕僚陶希圣的判断，唐纵在他的日记中说：“与希圣谈转移自由分子对政府之恶感，希圣认为胡适之为最恰当之人物，可惜适之不能归。其次傅斯年对西南联大亦颇能影响，如果自由思想派能了解政府，则青年学生不致为###所愚。” 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先后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可以理解为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是平衡的。从严复、蔡元培经蒋梦麟到胡适，作为国立大学的校长，他们和政府之间，基本是一种诤友的关系，你不对的时候我批评你，你对的时候，我就支持你，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一种相互信任基础上的，有人格和知识作最后的底线。蔡元培和胡适他们曾有过“好人政府”的倡言，政府也在不同时期尊重过这种意见。当年无论北大还是清华，都曾有过名教授从政的先例。从早期的罗文干、汤尔和到后来的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与何廉等，可以说，早期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与政府有过“蜜月”时期。这种“蜜月”的建立有两个条件：一是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格和信仰有相当的敬意，二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早期历史上，政府官员和他们有天然联系，即同出一校或在同一地留学。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僚主要来源于科举，科举的传统是特别看重同年科考，这一传统到了现代转化成同学同校之谊。 1949年前，中国国立大学校长在政治活动中曾产生过很大影响，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缓冲力量，在国家与社会发生对立时，他们居间调停，化解矛盾。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没有这种力量。国民政府时期，大体保留了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起码尊重，有冲突，但主导倾向是合作。在政府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政府是强者，他们的合作是强弱之间的合作。凡强弱关系能保持合作，必是强者一方有大的诚意。“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召开庐山谈话会，当时主要国立大学校长基本到会，表现了政府对所有社会力量的尊重。 中国国立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其实主要是政治关系，而不是一般的谋生关系，它的主要意义是在精神方面。1949年之际的时代转换，在中国历史是空前的。因为以往的政权转换，对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影响并不是突变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一般可以延续，而这一次的时代变革却把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全部改变了。 马寅初是新政权建立后的首任北京大学校长，但他和政府之间已没有往日的平等地位，他与新政府之间只有屈从，没有独立。中国大学校长身上的独立性到了马寅初这里就绝迹了，他是中国国立大学校长中最后一位在政府和校长间显示了自由精神的人。
学历当年
文/杨建民 前不久见到一篇文章，读毕后才知道，通数国多种语言，学问渊博的大学者陈寅恪先生虽在西方多个国家游学多年，却没有获得个什么“博士”学位。对此，陈先生这样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年年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他还说，自己从20多岁到德国，立志尽量多学几种语言。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知识找资料上，至于有没有学位，并没有放在心上。 其实，抱着与陈寅恪先生同样心思，不多关心学位，而最终成为饱学之士的文化人，还颇有那么几位。例如近年来笔者曾研读过的著名翻译家、诗人梁宗岱教授。1924年，只在广州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读了一年的梁宗岱先生，听从李宝荣老师关于真正有志于文学，就应该去欧洲文化的中心———法国的教诲，前往欧洲游学。在法国，他结识了现代派诗人保尔·瓦雷里。瓦雷里告诉梁宗岱，求学要务求实学，看重博采；汲取西方文化，要从精义入手，不必为虚名去钻某一学科的牛角尖。这些深刻见解，给了梁宗岱很深的影响。在欧洲的几年里，梁宗岱曾潜心到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著名学府游学研读，广泛吸收西方文化营养，并没有为学位的单一学科束缚。回国后翻译了许多西方诗文作品，质量颇优；他的不多的文艺理论著作，近年来集中重版，仍获得很高声誉。 到西方学习，却又并不专攻什么学位，可以知道的，应该还有翻译家傅雷、美学家宗白华、诗人艾青、作家兼记者萧乾等人。他们都在西方游学有年，却似乎没有专攻“硕士”、“博士”学位，但从今天看去，他们的学识和成就，在各自领域应属一流吧。 除此之外，中国文化史上，另有一批只有不高的学位，但同样做出很大贡献的学人。譬如王国维。王国维是上个世纪初少有的学贯中西、既精且博的大学者。他在史学、哲学、教育、文学、文字、音韵、版本目录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在蒙元史科、汉魏石经、殷墟文字、汉简唐卷方面，尤有前人不及的造就。可谓新学旧学，熔于一炉。但说起学历，却有限得很。他从7岁起读过近10年“私塾”；后来在“东文学社”半工半读了两年半日语和英文。两次“乡试”皆未中，加上16岁时考的“秀才”名分，也就算是相当“中专”学历吧。 鲁迅先生人们十分熟悉，他的小说、杂文创作之外，还有《汉文学史纲要》和开一代时风的《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著述。他到日本留学是学医，进的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历算不得高，而且所学与他后来从事的专业基本“不搭界”。 著名学者、教授梁漱溟先生，以研究哲学、佛学、东西文化著称。但他的学历，是毕业于顺天中学堂。大约相当于专科吧；现代学者舒芜先生，早年广泛涉猎哲学及文化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论文；在大学教授过“墨子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历代诗选”等课程；近年来发表数种研究周作人的著作，有相当影响；而他的学历，是“高中未毕业”…… 粗粗举了以上这些例子，其实是想谈及与此相关联的一个问题。以上这些学人，虽然没有到西方攻什么“学位”，在国内也没有甚至“大学本科”学历，但是，环境却并没有因此而拘牵他们的手脚，而是给了他们各自发挥自己才华的一片天地。 陈寅恪先生，虽没有什么“博士”头衔，但回国后却立即被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后来又在数所高等学府担任教授。他关于历史、文学方面的著述，大都是在这些院校完成的。可以看出，不是他的学位，而是他的学识能力，给了他施展长才的机遇。 梁宗岱先生，要说学历也只是大学“未毕业”，但就在欧洲游学期间，便接到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聘书，请他以教授和系主任身份回国主持北###文系，梁先生当时年龄不过28岁。后来他又在著名的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执教，可以说丝毫未受“学位”影响。他后来的成就与这种不看重“学位”的重用有很大关系。 傅雷先生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以翻译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享誉读书界；宗白华先生长期在著名学府任教授，以“美学散步”的人格学风影响深远；萧乾先生的著述和翻译作品，尤其晚年与夫人文洁若先生完成“天书”《尤利西斯》的翻译，使他的文艺才能发挥尽致…… 王国维先生学历虽不高，但他的学术成就却赢得广泛认可。他的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他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在学术一路，均可称为开山之作；他的史学研究使他被誉为“史学大师”，他还担任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而这导师仅有4人，是梁启超、陈寅恪一列的，他的成就和地位，似乎并没有受到“学历”影响。 鲁迅先生不用多说，他以“医专”学历，后来在北师大、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担任教授之职。他后来的文学成就与这些教职应当有所联系。学校营造的学术氛围使他的学术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给他奠下了深厚的、非同一般作者可及的功力。今天人们读鲁迅杂文，常惊叹其犀利，而杂文写到耐读、耐时光打磨，绝非随随便便看到报纸发一段议论可及。想来今天少有几位杂文作者可以完成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那样的一流学术著作。 梁漱溟先生，虽只是中学毕业，但蔡元培先生读到他的《究元决疑论》一文之后，马上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可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学者，如陈独秀、马叙伦一流，而梁漱溟当时只不过24岁。这样的重用，对他的学术生涯无疑有重要影响，他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与蔡元培先生别具一格的使用有莫大干系。 舒芜先生虽然“高中未毕业”，但后来却在多所高等院校任教，并且最早接受副教授职务时，年仅22岁，用今天话说，这算是真正的“破格”使用。 由以上所列举例子可以看出，这些学人或并不过分注重学位，或没有多高学历仍孜孜以求，基于的外部环境是，只要你有真才实学，“学位”并不十分重要，学校、甚至著名学府照样可以聘用，这使得学人们心思更多用在求知而非“学位”上；重在广泛涉猎而非早早被一个专题束缚起来。倘使当时亦如今天这般过度看重学位，以无文凭便不能聘用，更不用说升职等为限制，那么，陈寅恪、梁宗岱、宗白华等能不能被聘用很成问题；大约鲁迅、梁漱溟、舒芜等人不可能进高等学校任教是肯定了的。 由此想来，当年这种注重实学、不慕虚名的开放风气，真正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蔡元培先生近年常为人们念及，他“兼容并包”的吸收人才观念更屡屡为人推重，这或许与人们感于今天过于重视学位、缺乏对人才特殊性注意有关。在时下职称考评、晋升都与学位紧紧捆在一起的情状下，我们来温习一下这些不重学位，或没有很高学位的文化人对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了解那一代人如此开阔、大度的用人理路，也许并非没有启发意义吧！
大学学费：相隔六十年(1)
文/陈明远 近年以来，学费问题，特别是大学学费的问题，已经成了百姓家庭关注的焦点。本文考证了20世纪30年代我国大学学费的实际情况，并将历史和60多年后的现状做一比较分析。 虽然19世纪末年满清政府有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等设置，但实际上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我国才正式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杭、广州和一些通商口岸等地区；大学制度和规模逐步走向现代化、正规化。此后20年间，我国各大学先后培养出了几十万名大专毕业的专门人才，成为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从此，进入大学校园读书，成了每一个平民子弟的梦想。 可怜天下父母心！有多少贫寒的家长，甚至是几代文盲的家长，为了让他们的孩子可以佩戴大学校徽而节衣缩食，含辛茹苦，作出令“今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牺牲啊！一个催人泪下的典型，就是30年代阮玲玉主演的经典影片《神女》中那位“她”，为了培养儿子成为一个大学生，便以卖笑所得的钱，供儿子的学费。这部无声影片的解说字幕中写道：“每当孩子回家向她讲述学校生活时，她的心灵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光彩。”这是阮玲玉所创造的一个最灿烂的艺术形象；而《神女》也就成了中国电影史上流芳百世的杰作。 通常认为，在旧社会，上大学几乎是富家大户和贵裔子女的专利，一般劳动人民无力负担那样昂贵的学费，因而对于大学校门难以问津。 那么，20世纪30年代我国各类大学需要多少学费呢？当时一个普通家庭为了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负担多大的代价呢？恰好这就是我的研究项目，正可以用第一手史料准确地给出答案。 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分为三大类：国立大学、私立大学，还有教会大学。学费最便宜但是也最难考取的，是清华、北大、北师大、交通大学、中山大学这样一些主要由国家教育专款支撑的国立大学；而被称为“贵族大学”的协和、燕京、辅仁和上海圣约翰、沪江等等，这些具有西方（特别是美国）背景的非常洋气的教会大学，近乎为外国大学的分部，学费特别昂贵；另外一些借助捐赠和基金会补贴的私立大学，如天津南开大学、北平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上海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大学等，学费介于两者之间。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 我查阅了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其中第14条明文规定—— 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圆20圆，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第一期自9月至次年1月，交10圆；第二期自2月至6月交10圆。又，体育费每学期银圆1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年交费共22块银圆。宿费全免。 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一样。 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学费都是每学期10银圆，每年20银圆；但此外须交宿费12圆。 铁道部所属的交通大学（总部在上海、而在北平设有分部）的学费为每学期20银圆，每年40银圆。 又，1936年制订的《国立北平（北京）师范大学学则》规定：“本大学不收学宿费”，“入学新生除办理注册手续外，须交纳保证金20圆”，“本大学学生所交纳之保证金于毕业（或病故）时发还，但自请退学或因故由学校令其退学者，已交纳之保证金概不退还。” 全国各地的师范学校一律不收学宿费。 30年代教会大学的学费 我又查阅到1934年修订的《燕京大学本科教务通则》中关于纳费的规定：“本大学学生，每学期须于注册时，依照下列费用表纳费：本科正式生学费55圆；特别生附习生学费每学分5圆（学生以学分为交学费标准者，每学期至少需交学费15圆）；宿舍费（电、炉、水等）20圆；医术费（药费另计）2圆；体育费2圆；杂费2圆。这就是说，30年代燕京大学本科正式生的学费每学期银洋81圆，每年162圆。 此外一些著名的教会大学，如辅仁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以及广州岭南大学的学费，跟燕京基本上一样，每年大约160银圆。 30年代私立大学的学费 我还查阅到私立天津南开大学的学费。据吴大猷教授回忆：“南开的经费，学宿费为一主要来源。学费每年60圆，宿费两学期30圆（每年共须交费90圆），这与国立大学（如北大）之学费每年约20圆钱，自是很高的；但与教会大学（如燕京、岭南等）比较，则是平民化的了。” 北平市私立平民大学学费第一学期26银圆，第二学期25银圆，每年共51银圆；私立北平铁路大学（私立铁道学院）学费每学期29圆，每年58圆。 又，1934年制订的《私立中法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本科学生每年应该纳下列各费：（甲）学费全年30圆，分两学期交纳，每学期各15圆；（乙）实验费每学期5圆，不足补交，有余退还。此外，须交纳保证金10圆。”这个学校是由留法预科改办的，不必住宿，所以学费比较低，合计大约45圆。 1933年制订的《北平私立朝阳学院学则》规定：各科系学生每年纳费如下—— 学宿费52圆，讲义费10圆，图书费2圆，制服费2圆，体育费2圆，新生入学费2圆，杂费1圆，共计交费71银圆。 1934-1936年上海市最著名的四所私立大学，被公认为学费比较昂贵（因为当时上海市生活程度为全国最高）：复旦、光华、大同、大夏，所收学费如下—— 上海复旦大学每年学费100银圆； 上海光华大学每学期学费50银圆，每年100银圆； 上海大同大学每学期学费60银圆，每年120银圆； 上海大夏大学每学期学费45银圆，每年90银圆（以上如住校另收宿费）。 总之，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收费情况大致分为3种：国立大学每年约22-40银圆，师范类甚至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银圆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圆；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圆。 30年代学费占平民家庭收入的份额 30年代我国民众各阶层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 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 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大学学费：相隔六十年(2)
而私立大学或“贵族化”的教会大学，对于工农子弟来说确实是上不起的。 特殊情况如清贫的青年周恩来能上天津南开大学，是因为减免学费的缘故。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三分之一；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怪不得当时有人说，教会学校是培养“高等华人”和“精神贵族”的温房；而北大、北师大则洋溢着“平民意识”。这是足以引发我们深思的。 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间阶层”或者叫做白领劳动的“中产阶级”，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面就认为自己属于“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参看《鲁迅全集》第4卷151页），他们正是劳动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时我国的大学生们多数来自这样的中间阶层。原因之一是这个阶层热爱知识，并且以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为社会服务；原因之二，是他们的劳动所得能够保障子女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一般说来，大学学费不高于他们一个月的薪金。他们中间，收入稍低的可以把子女送入国立大学，收入较高的可以把子女送入私立大学。我曾经统计分析了当时许多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本文因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从货币购买力看大学学费 为了便于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作定量的比较分析，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早就提出了“生活费指数”、“生活程度”、“物价指数”和“货币购买力”等科学概念。我在前些年所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专题研究中，由统计数据计算出：30年代银圆1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1997年的人民币30元。这个基本换算率，已经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同。举几个形象的例子：在30年代，1块银圆可以买6斤好猪肉，或20张公园门票，或两本不太厚的书；北平1块银圆足可以请客涮羊肉，上海1块银圆可以买两份西餐。最豪华剧院的入场券为2银圆，梅兰芳等“国剧大师”的票价为1银圆；一般电影票价为2角-8角银圆。 读者很容易把这些价格与今天的情况作一参照。 如此说来，在30年代国立大学每年约22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660元；私立大学每年约9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2700元；“贵族大学”每年约16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4800元。 又，据新华社消息，###门发出通知：“从2000年9月新学年起，对北京地区高校年度学费标准进行上调，最高上限上浮20%，一般专业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为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师范、体育、农林、航海、民族专业等享受国家专业奖学金的学生免缴学费。” 那么我国目前人民收入状况如何呢？据报刊资料，14家调查机构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14座大城市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2000年我国大城市人均月收入821元，人均年收入9850元。 还有一个统计资料是有关“我国两亿城镇居民”收入状况的。国家统计局公布：1999年我国两亿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491元，人均年收入5888元；根据“十五计划”，到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将达到666元，人均年收入将达到8000元。 这就是说，我国2000学年的大学学费，相当于14个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而达到“两亿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80%-90%以上。国立大学的学费占据市民家庭生活费份额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或者说，目前我国大学的学费至少相当于普通职工4-8个月的工资。这样沉重的负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难道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吗？（至于广大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状况，肯定比城市差得远；但因为缺乏可靠的统计资料，本文暂不能进行讨论。） 由此看来，大多数市民家庭为子女上大学的学费问题而苦恼、而发愁、而焦虑，是应该给予高度同情、高度重视的。 几点建议 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何方能得到缓解呢？我的初步建议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切实提高工薪阶层按劳取酬的实际货币收入。 （二）大幅度地、迅速地提高国家教育经费，从而在实质上降低大学学费。 （三）普遍发展和加强奖学金制度，鼓励优秀学生，保障杰出人才的培养。 （四）对于贫困学生、特别是贫苦农民子弟实行有效的助学金政策；等等。 现实可行的目标是：把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降低到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两三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这个要求，也正是回到30年代一些大中城市如上海南京广州北平天津的水平；在历史上曾经达到过，在今天也一定可以达到的。 以上这些研究和思考，不一定妥当全面。但事关国计民生，事关中华民族的未来，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和关注。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学之魂(1)
文/萧雪慧 无论风云变幻、世事无常，人们始终对大学抱有比别的许多事物更为特殊的期望。然而提及现今中国大学状况，这个话题不轻松。 几十年间，人们看到，当政治风暴来临，它挣扎、颠簸，然后是一次次地随浪沉浮；当一切市场化的非理性狂潮袭来，它几乎不加抵挡就顺潮而行；当一个个彼此矛盾冲突的潮流飞快地迭出，它又带着眩晕感落入漩涡，在里面乱转。大学与自己置身其间的社会实况了无界限，被风浪打得、潮流冲得丢魂落魄。恐怕这就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学状况的基本写照。 这副尊容与人们期待的形象差得太远。 一 大学的形象关乎人们对大学这一事物的认同，也关乎大学的自我身份认同。大学应该呈现什么形象？还是让我们从世界上的伟大学府那里寻求答案吧。 历史悠久的巴黎大学，称得上现代大学鼻祖。它在中世纪时期率先打出“师生自治联合会”的旗帜，并率先以罢课斗争确立了自治地位，争得了结社、罢课的自由特权。从此，大学作为教师和学生自治团体昂然于世，在此后若干个世纪中，巴黎大学最经常地使用了罢课手段来维护和扩大自治权。这种对外的斗争展示出了大学的独立形象。在校内，这个教会的第一神学院发展出一种自由论辩的传统，提出各种令人不安的问题，进行最热烈的讨论、最勇敢的探索和最富成果的交流。这又展现出大学的另一基本风貌——对知识和真理的无私追求。它还一开始就以国际性面对世界。即使在当今世界也弥足珍贵的世界主义，早期就从这里发散出去，但它同时又以“传播法兰西精神最活跃的发源地”而著称。可以说，巴黎市享誉世界的特性——最富世界性，又最具法兰西的民族性——正是由巴黎大学熔铸出来的。 欧洲另一所最古老的大学，巴黎大学的姊妹学校博洛尼亚大学，是作为法学院开始自己的校史的。诞生之初，就以富于使命感的形象出现于世。早期，她致力于使罗马法重放光芒，让古罗马文明光照人间，这种努力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到来作了准备；当意大利处于豺狼包围中之时，她又站在斗争前沿，正如意大利民族诗人卡尔杜齐所说：“在战火中，在博洛尼亚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人们听到了法学教授用拉丁文发出的呼号”；本世纪末叶，欧洲联合的事业艰难曲折，她又在1988年900年校庆之际起草和发起了签署“欧洲大学宪章”，宪章不仅重申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原则，重申大学的崇高使命——维护人类精神文化价值、创造和传播知识，还高举欧洲联合的火炬，呼吁推倒精神壁垒，实现欧洲科学文化一体化，推动欧洲古老的联合梦向现实迈步。 牛津大学，这个世界顶尖人物的摇篮，诗人马修·阿诺尔德作了最浪漫但也最确当的描述。他写道：“牛津以她不可名状的神韵，在不断召唤我们走近我们大学的目标，最完善的理想……”，“敬爱的梦想家啊，你的心是这样罗曼谛克，你这样慷慨地献身于人，献身于非属于我的事物和英雄，但从不下顾没有教养的庸人！失败了的事业，被放弃的信仰、不吃香的名声，难以置信的忠诚——都在你这里找到了家！”诗人寥寥数语，便让人窥见了牛津近千年不易的特质：理想主义、博大、宽容、同情失败者。 剑桥大学，很少有人准确知道其生辰属肖，但却很多人熟知她产生了思想学术史上光彩夺目的璀璨群星，熟知这个学术上常开风气之先，孕育了许多科学、文化巨人的著名学府事事讲传统。关于剑桥的讲传统，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金耀基先生的《剑桥的三一》一文中有一段动人的引文：“1918年当诺贝尔奖得主汤姆逊爵士就任三一院长的那一天，三一的‘伟大之门’是关得深紧的。身穿学袍的汤姆逊庄严地用铁环在大门上敲叩。整条三一街都可听到那清脆的声音，门房应声，呀然开门，有礼貌但很正经地问来客尊姓大名，所为何事？汤姆逊说明来意，把英王的任命书交他手里。门房即请他稍候，随即又把大门砰然关上，并疾行过‘伟大方庭’，到院士休息室把证书呈交资深院士。院士煞有介事地验明证书无误后，随即依资历深浅，鱼贯而出，列队在大门迎迓新院长。”剑桥对传统的谨守由此可见一斑。但正如金耀基先生所指出的，她的传统中“一直有变动，在变动中又强劲地维系着传统。”无论世事怎样瞬息万变，人们如何浮躁地追潮逐浪，她有一种任凭举世中风狂走，我自卓然独处的孤傲和镇定。 至于哈佛大学这个后起的世界顶尖大学，本世纪初，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真正的哈佛”乃是一个“无形的、内在的、精神的哈佛”，这就是“自由的思想”与“思想的创造”。它以超越实用性的长远眼光致力于文理融合的“通才教育”，致力于唤起对新思想新事物的好奇心，鼓励自由探索、自由审视、自由创造，并因此而奠定了它的名望和深厚根基。80年代，哈佛拒绝授与里根总统荣誉博士学位一事便显示了这个看重自由和创造的伟大学府十足的底气。 在上述这些大学通常留给世人眼中的传统形象之外，去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我们又有幸听到一些世界著名大学的现任校长谈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说，大学“追求新思想、新知识”，它“总是站在批评的最前沿”，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前沿”；牛津大学副校长说，“大学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斯坦福大学校长则说，大学是后工业社会的“轴心组织”…… 如果说巴黎大学生气勃勃的斗争精神，博洛尼亚大学高擎理想主义旗帜的使命感，牛津的博大、古典，剑桥的孤傲、恬静和书院气息，哈佛的内在精神……是以各自独具的特色共同体现了对一种大学理想或者说大学灵魂的执守，那么，当代那些世界名校校长们的谈话则表明，这些大学在对理想的执守中又发展和丰富了它。不论是作为批评和创造的前沿，还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或是后工业社会的“轴心组织”，由它们标示的大学形象都是相当现代的，但内蕴在这些现代形象中的，仍是那不被风暴摇撼、不受时光溶蚀的大学之魂：以超脱于任何潮流，超脱于任何阶级、派别和权力机构的独立精神去保持和发展人类自由知识和人类价值。正是成为大学之魂的独立精神，使大学在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创造与毁灭两种力量无休止的冲突中始终代表着创造的力量，在人类苦苦追寻理想的过程中，大学则既是人类在意识中进行伟大探险的先锋，也是世世代代人类赖以支撑的理想和精神价值的守护者。忠于伟大的理想，担负起传承伟大遗产的使命，又忠于光荣的探求，去开拓思想和知识的疆域——这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传统。这传统是一种自我滋养的创造性源泉，也是大学能在任何外力作用下保持自己稳定流向的力量。开拓者的蓬勃精神就搏动在忠实执守着的传统中。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学之魂(2)
二 大学的独立以及作为独立标志的自由特权是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争来的。欧洲所有古老大学，没有哪一所不曾经历过争独立的斗争。巴黎大学还在雏型阶段就为了取得自治权而联合和斗争。作为教会的神学院，巴黎大学一开始就处于教会的严密控制下；作为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教学和学术中心，王权和地方行政当局也觊觎着这块地盘，千方百计要插手和干预它的内部事务。处在教会和世俗势力双重夹击下，巴黎大学争取自治的道路艰苦而漫长。在与教士进行过无数次争执和斗殴后，巴黎大学付出了流血的代价，取得国王特许证书，摆脱了主教们的监督、控制和干涉。接着又是与警察的长期斗争。 1229年，巴黎主教借学生与市民的冲突对学生提出起诉，摄政王太后下令抓捕学生。在与国王的警察发生激烈冲突中，学生死伤很多。师生愤然罢课，并撤出巴黎。罢课和撤离是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因为正如当时一位红衣主教所指出的，巴黎大学教授学习美文学的潮流“灌溉和肥沃了世界教会的天堂”，但师生的撤离出走使这个一直在巴黎城有力传播着的潮流“冲出了它的河床——即巴黎城”，这个潮流将“因而减弱以至消失，就像一条溢出河床的大河，涌进许多溪流然后干涸”。 1231年，长达两年的罢课带来的“大河干涸”的威胁使得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出面调停。这位法学家出身的教皇以创异端裁判所和维护教皇特权著称，但正是他发布了有大学“独立宪章”之称的教谕《知识之父》，确认了大学的法权自治和结社权、罢课权、授予学位的专一权这三大特权。并确认只有教皇才是它的最高监护人。这份由教皇亲自制定的独立宪章使巴黎大学最终彻底摆脱主教控制而取得作为自治团体的法律地位。这一地位也得到国王和王太后承认。从此，就如13世纪另一位教皇亚历山大四世所说的，巴黎成了“生命之树”，它吸收了欧洲各国最好的学生和许多来自各国的最优秀教师，巴黎大学则成了“法兰西国王的大公主”、“教会的第一所学校”，而且还是神学事务中的国际仲裁人。但学生仍然经常罢课、打架。他们既反对教皇的监督，也拒绝国王的监护。在很多时候，不论是主教们还是国王的警察都对巴黎大学无可奈何。这种为了独立自治而不屈斗争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1968年从法国开始，波及欧美、震惊世界的“五月风暴”就肇始于巴黎大学，这次###是大学生对僵死、停滞的教育体制和社会不公的抗议，也是这所大学的独立精神、罢课传统在现代的一次大展现。它导致了戴高乐政府下台，还结下一个硕果——《富尔法案》在当年11月颁布。这个在法国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法案再次明确重申了大学自治的原则。 当今欧洲最著名的那些大学中，除了由乔治二世出资建于18世纪的格廷根大学由于国王明智，做了该做的事而不去干预不该干预的事，它有幸一开始就不受干预地自主办学；其他历史悠久的大学都有着与巴黎大学相似的为独立自治而斗争的经历。其中，博洛尼亚大学早在12世纪就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那里取得特许状，外籍大学生可以不受博洛尼亚市的法律管辖。但市政当局限制教授们在各个城市自由流动，并干预他们的职称授予。一系列冲突触发了罢课，引起大学师生迁移出走。当局被迫让步，1278年，博洛尼亚大学最终获得独立。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反对国王干涉的斗争得到教皇保护，这打下了独立自治的基础。但这两所大学在维护和扩展自己的自治地位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学袍”与“市镇”的争执、械斗。几乎是每斗一次，市镇就吃一次亏。历史上，甚至发生过剑桥大学校长把剑桥的市长剔出教会的事。 在所有这些斗争中，大学表现出来的社团精神、不受任何派别控制的独立性和表示异议的倾向，使大学成为一种令社会上各种势力都感到不安的力量，诚如法国著名史学家雅克·勒戈夫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所说，无论对教会、国家世俗政权还是地方当局，“它都可能是特洛伊木马。它是无法归类的。”大学时而与教会势力斗，时而与世俗势力斗，它们利用国王的特许状反对教会控制，又利用教皇的保护反对国王和其他世俗势力。大学就在这二权之争的缝隙中摆脱了教权和王权的控制而独立，在欧洲成为与教会和世俗政权并驾齐驱的三大势力。 关于欧洲中世纪以来的权力格局，人们常以“上帝的事归上帝，凯撒的事归凯撒”的名句来描述。其实这不完整，还应加上一句：“亚里士多德的事归亚里士多德。”在知识这个广阔无垠的“国土”中，它的主人是学者。这种三元分立的社会格局保护和激发了欧洲社会的活力，使欧洲在表面的混乱下奔腾着汹涌不息的创造力。而大学，由于其传统的独立精神、批判创造精神和理想主义，它既开风气之先，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创造力源泉，又“树立标准、展示理想、坚持价值”，为欧洲秩序的建立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教会和民族国家的精神和文化的整合力。 三 说到大学的“树立标准、展示理想、坚持价值”，当然会令人想起牛津、剑桥不为世风所撼的古典神韵。这一对大学中的孪生子以对人生中永恒因素——心智和精神——的持久关注对抗工业文明时代的物质主义，以对失败者的同情和充当忠诚、信仰等一切被冷落但有价值的东西的家园和庇护所的姿态傲视炎凉世态和短见的实利主义；也会令人想起怀抱伟大梦想的博洛尼亚大学，它致力于在意大利重现古罗马文明的辉煌，致力于唤醒由这个古老文明传播的世界公民理想，在饱经战乱和民族仇恨之苦的欧洲推动民族和解和超越民族国家的联合；还令人想起“不平则鸣”的巴黎大学。叶芝有一句诗，大概是“一阵疯劲来了，连穿缁衣的死人也会摇醒”，把这用于巴黎大学，非常传神；尤其会令人想起所有这些大学坚持把自己作为人类对话基地，顽强地坚守着真正知识生活的条件：自由、自治、超然、独立…… 所有这一切，无不闪现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在这光辉映照下，人类在数世纪中追求的自由、宽容等基本价值犹如亘古长明的灯塔，激流漩涡不能吞没，狂风暴雨不能熄灭。而大学本身，在世界还并不宽容并不自由的情况下，它就是自由和宽容这一人类理想的象征。大学自诞生以来，一直张开双臂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学者和青年学生。在这里，学者们独立地提出问题，异常活跃地进行思想交流和学术探索；青年学生们则从这里学会如何思考、如何对话和进行思想交锋，并从这里获得广阔的视野去观察世界。大学的宽容和自由还使人们的精神可以往很多方面去发展。无论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热情，还是对内心生活的专注、思考和默想，都受到鼓励和包容。这里也酝酿和容纳各种见解，不论这些见解是传统的、守旧的，还是新奇的、怪异的，都有立脚之地。
大学之魂(3)
40年代两度到过剑桥的萧乾先生在《负笈剑桥》一文中记叙了他当时的所见所闻。他惊异地发现，在这个孕育和催生划时代科学思想的基地竟有一位心理学教授专注于鬼学研究，曾对他大谈人鬼之间可以互递信息。更令人惊异的是，虽然偌大个剑桥，除了此公，无人信鬼，虽然不是没人对此公有非议，但鬼学家既没有被大学评议会除名，也没有遭同僚们孤立、歧视或鄙夷，当然，更没有被###。鬼学家在剑桥安然无恙地存在着，安然无恙地继续着鬼学研究。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大学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正是这种连鬼学都可以容忍的学术自由，可以解释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和达尔文进化论这些惊世骇俗的理论何以能相继在剑桥问世。 关于学生的自由，裘克安编著的《牛津大学》一书中有很有意思的记叙。牛津的学生有许多社团、学会俱乐部供他们自由选择。创立于1826年的“牛津协会”是牛津众多学生社团中的一个。这个协会每周举行一次辩论。题目一般预先确定，发言人各择赞成的或反对的一方，力陈己见，驳斥对方。最后进行表决，以观听众倾向。最有名的一次辩论是在1933年2月9日举行的。题目是“本会在任何情况下将不为国王和国家去打仗”。如此怪论，经过辩论，竟以275比153票通过。当时舆论哗然，视之为青年堕落的证据。其实，当“二战”爆发后，大学生慷慨奔赴反法西斯战场，为国捐躯者极多。然而，牛津对怪论的包容给了学生不受拘束地发展自己思想的最佳条件，学生得以在各种观点和见解的交锋中去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并使自己的思想因受到砥砺而成熟。而众多学生社团的存在则不仅折射出学生课外生活的丰富和自由，还体现出牛津大学的一个基本的教育思想，这就是牛津大学副校长卢卡斯教授去年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谈的、也是牛津在传统上一直奉行的“自学、独立思考、触类旁通、全面发展”。 其他大学也有同样的风范。是自由和宽容使置身于大学中的师生去掉了心灵的桎梏，让思想和精神自由生长；是自由和宽容，使大学具有一种朝向未来的张力。记不清是谁曾把欧洲的中世纪喻为一条很长很长的神秘隧道，走进去的是正统基督教，走出来的却是罗马天主教。可以套用这个有趣的比喻换个说法：走进去时沉寂无声、了无生气，出来时却喧闹沸腾、摄人心魄。无疑，正是作为中世纪最重要发明物的大学，在促成这神秘变化中起了重要作用。是大学拥有的自治地位和自由特权在“无声的中世纪”孕育了使欧洲大放异彩的文艺复兴知识精英，推动了风靡全欧的新知运动；在此之后，同样是大学推动了知识向广阔领域开拓，向纵深地带挺进。即使在谎言可以任意传播，真理被当作异端搜索和镇压的专制暗夜中，大学仍是一块自由的绿洲，由这里点燃的思考的火炬，早晚要烧掉谎言编织的帷幕。 在由大学展示的理想和坚守的价值中，世界主义和民主性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知识无国界，真理无国界。大学作为知识圣殿和追求真理的场所天然地倾向于人类合作和世界一体。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基督教的普遍性呼唤和由各个大学来体现和传输的世界精神与正在崛起的民族精神构成了一种建设性关系，成为一种使觉醒中的民族精神免于狭隘的平衡力；在民族主义狂热一再威胁人类的当代，大学传统的世界主义精神更是一副解毒剂，它突破由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树起的藩篱，注目于被种种夸大了的差异所掩盖的人类共同特性，透过多样性来揭示人类的统一性，通过对生态危机、人口曝炸、核威胁等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的研究来揭示人类共同命运。而大学在科学、文化领域进行的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合作则展示了一种人类团结的可能前景。 说到大学的民主性，诚然人们也许会根据部分大学，例如牛津、剑桥曾在历史上长期作为贵族学校而存在的事实提出异议。然而，在等级分明的中世纪欧洲，是多数大学首先突破等级的界线而面向一切有才华的人。牛津、剑桥这样的贵族大学以另一种独特方式体现出民主性，譬如，它们共同奉行的“自学、独立思考”的教育方针，校长的选举制，重大问题通过投票决定，等等。至于前面提到的“牛津协会”辩论，其实就是作为现代民主国家一大特征的议会辩论的预演，青年学生在这类活动中得到的是民主素质的最好训练。最重要的是，在近几个世纪人类争取平等的斗争中，大学以对教育民主化的追求站在了前列。 建于18世纪的格廷根大学当时在收费上就有一条规定：贵族生注册费是平民生的6倍。这种“不平等”的收费规定体现了处于专制社会中的格廷根大学禀持着一种不分贫富、人人享有平等学习权利的教育民主化理想。把教育民主化运动推向高潮的，首推美国的大学，不论它们是建于殖民地时期还是独立战争之后。这些大学致力于打破部分人对高等教育的垄断，致力于使学校成为扩散学问的地方。而且，大学遍布各个社区的条件，也在事实上使大学向每个公民打开了大门。而在欧洲，发生在1968年的巴黎###对欧洲教育民主化作了强有力的推动。在巴黎###前，欧洲高等教育比较落后。当时，苏联大学生人数3倍于欧洲共同体，美国则5倍于欧洲共同体。“五月风暴”中的大学生受正义感引导，激烈反对仅能接纳少数人进大学、导致许多优秀人才被埋没的法国教育制度。###后经过改组而大大扩展了的巴黎大学提出的教育主张是：大学应该通过教育民主化与社会不平等作斗争。还提出残疾人、妇女、老年人、移民等弱势群体都应有权接受大学教育。基于教育民主化的理想，欧美大学还逐渐承担起终身教育的新职能。 这些大学在教育民主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再次表明，它们不仅有坚如磐石的信念，而且最敏锐地反映了时代的需要，并始终站在变革最前沿。 独立自治、开放、容忍、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禀持理想以及在执守这些传统理念与作为变革前沿之间保持张力，是大学在数世纪中展示出来的形象，也是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特质。比照比照这些特质，时下中国大学从中可否认出自己？ 作者简介： 萧雪慧，女，伦理学家。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现供职于西南民族学院文学院。主要著作有《伦理学原理》、《主体的沉沦与觉醒》、《自我实现——主体论人生哲学》、《理性人格——伏尔泰》、《守望良知——新伦理文化视野》、《复合人格——马基亚维利》、《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萧雪慧教育随笔》、《独钓寒江雪》等。另发表有大量学术文章以及随笔杂文等。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何谓“大学”(1)
文/郭汾阳 过去闹得沸沸扬扬的“青年必读书目”，今天又在一些高校实行了。抛开鲁迅、胡适、梁启超他们争论的“语境”，在今天不仅仅是“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和“汲取世界一切文明成果”，对今天的莘莘学子来说在当下世界“机器人”与“人机器”的交替运作中，“重理工，轻人文”已经积重难返，“人有病，天知否？”这已不是危言耸听的新闻了。 清晨绿阴草坪上，学子们喃喃的会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浓情诗句吗？黄昏碎石小径下，学子们切切攀谈的会是“生抑或死是一个问题”的怅惘猜想吗？对异国语言的苛求、阵阵相因陈词滥调的机械背诵、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传统方式……活生生窒息了那么鲜活跳跃的头脑。“老师呵，你说的那些书我真的一点也看不进去呢！”“老师哟，功课太重，你不要诱惑我们可好？那些书有什么用呢？”这是时常听到的话。初，与之辩；继，默默；终，还是我“迂”吧。你看：毕业要通过外语什么什么“级”的考试，可曾有母语的“水平考试”？求职要专业成绩外加关系党票公关面容姣好口齿伶俐，可曾瞧你终极关怀颜柳大楷诗意地栖活在大地上？ 百年了，大家都在加紧做着“世纪回眸”的工作，有人说：“清华园里可读书。”有人问：“百年校庆庆什么？”有人怅怅：“过去的教授。”有人自审：“我们这是怎么了？” 大学，怎么叫“大”？蔡元培说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也”，斯乃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五四”新文化发源地的北大；竺可桢说大学就是“求是”之地，“办大学者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正德厚生利用，还要有“真理的蕲求”与“但知是非不计利害”的作人原则，“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毁誉而动其心哉，此为我校求是精神之精义”，斯乃有“东南民主堡垒”之誉的浙大；张伯苓说：“教育之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就人才，三育并进而不偏废”，这才有涌出周恩来的南开；梅贻琦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才有水木清华大师如林的场面，这才有“通才教育”的有力支撑。这些话，睽违已久了，大概是背时的迂腐话了，可怎的新世纪的今天听起来却沁人心脾，让人缅想不已？今天的大学，可曾再有如是的磅礴大气？ 大学，当然不独是大教室大图书馆大操场大食堂大实验室，它的应有之义，一是要有“大”校长，起码是个教育家，不单单是大会计师和大乞丐，他须有大气。 二要有大师，不独是各抓着各领域的“大师”。竺校长说得好：“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育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他是深谙吾国传统道德和彼岸民主自由思想的精魂的，且身体力行，于是一校乃有向心力和凝聚力。苏步青说：“凡竺校长要我干的事，我都干。”为什么？谭其骧说：“我相信，浙大若能像竺老当校长时那样继续办下去，我是不会离开浙大的。”为什么？回首今天周遭，上海王晓明愤愤：“知识界中竟有这么多卑琐、狭隘、怯懦和无耻！”充斥着这么些人，又如何转移风气、培塑新人呢？很多人说：社会如此，学校自非世外桃源。然而他们忘了“出淤泥而不染”的道理。竺校长在抗战西迁途中，目睹时艰，有一番对学生的讲话，今天听来仍觉亲切：“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但大学犹如海上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低道德之标准。切记：异日逢有作弊机会是否能涅而不缁、磨而不磷，此乃现代教育试金石也。”那么，今天大学教育能算得上是成功的吗？不止一次为了“教授”们的行藏脸红、嗟叹，没有操守的人却大讲着“人文精神”，令人想起鲁迅沉痛而又耐人寻味的话：“中国其实并没有俄国之所谓知识阶级。”不要说执著坚忍的俄国了，庶几连“过去的教授”都可望而不可及时，那实在是一种大悲悯。今天的“教授”，已非个体的沉沦，而是群体的堕落，湖南曾国藩“风俗厚薄实视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矣”还有震顽立廉的力量吗？ 大学之三，是“大学生”。校长、教授，其“大”当视其培育之大学生能称“大”否。“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者”，是宵小。工匠专能，罕能称大。竺校长标高清响：“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这个“领导人才”其实绝非心存魏阙的痴想和野心，实在就是说“国家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鄙校有个好传统，每届新生入校，大门前必悬一醒目语，即竺校长当年向新生所发问：“诸位为什么来本校？”“诸位出校后将何所为？”意味深长。在他看来，以中国之贫弱，大学生之可怜人数，当仁不让须为“社会上各业之领袖”，然而“既要成为领导人才，社会栋梁，那么只是掌握一些专门知识、专门技能是不够的，应该知识广博，拥有科学头脑，做到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考，而不致于盲从”。今天很难有更多的大学生这样要求自己了。许是时代已变迁，竺校长的“一个民族内忧外患、贫穷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民，特别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没有科学头脑，轻信、盲从，这样的民族有亡国的危险”，在今天国运昌盛时很难入耳，然而一旦有事难免不露出窘相，庶几也可以用“单向度”、“空心人”这些话称今天的大学生了。那么，他们“幸福”吗，“丰满”吗，还会把“求是”不仅限于求知的态度和方法且去定位于一个人的责任、理想、处世立身的要义吗？ 大学是出知识分子的地方。从上世纪中叶有了这个称谓始，什么是“知识分子”百年来颇多歧义。以眼前的现实来说，就是指受了相当程度的教育、从事脑力工作而已，像西方学者标榜其为“一些对神圣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对其所处环境的本质和导引他们的社会规律具有不寻常的反思能力的人”对我们尚感“奢望”，人们也乐于津津于自己绍兴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的“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旱涝保收无下岗之虞但脑体倒挂囊中羞涩的小乐惠处境。“过去的校长”气局是可观的，1926年《京剧》评选“新中国柱石”十佳人选，蔡元培获首选就是一个证明。理想的知识分子称号，应有之义是应该包涵科学、人文、民主、自由以及浪漫主义、民粹主义气质的，他是以求知识为目的而不是下降它为手段的，他也能够“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的，他的思想原则是“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可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综合百家，超越背景的局限和世俗的顾虑，以了解、解决社会问题为职志的。这中间，大学应有的品位，如李敖所说，是应“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地方，而现在恰有人主张知识分子的分解、缩小、专业化也就是鼓励他们工具化的单一角色。
何谓“大学”(2)
掌声响起，人们散去。“我鼻子一酸，含在眼眶了的眼泪要跟着蔡先生的微笑一齐出来，我不知道巍然在我面前的是高山呢还是大海”（川岛）；“李（叔同）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把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更重要。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缘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的不仅是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先后，故能令人景仰”（夏丏尊）；“过去的学生”也真有福气，得一代宗师沾溉，沐浴“后先”，让一生有了底气。 回眸世纪，亡羊补牢，又有了“必读书目”（复旦、清华）。从美国撰文纪念竺校长的谢觉民先生说：“现在大学教育只注重各种专门知识的传授，而忽略品性德行的陶冶，积重难返，流弊甚深。”他怀念的竺校长，是“庄敬自强，有为有守，既有国学素养，又具科学脑筋”，这样的人今天是不多了。当几所知名高校世纪末幸逢华诞的时候，喜庆之余，也应该沉思一下了。 作者简介： 郭汾阳，浙江大学副教授。
中国现代大学的“制度设计”(1)
文/谢泳 中国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时间并不长。 去年纪念北京大学建校100年，有文章把北京大学的建校时间作为中国现代大学出现的标志，这当然只是一家之言。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以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为标志。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能是一个雏形，而应该是一个初步具有现代性格的大学。那么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大体上说，它应该具有这样一些条件。 一、综合性大学，那些单纯的技术性院校的建立，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正如柏林大学的创办人。纽曼所说：“实用的知识乃是不足称道的”。 二、中国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男女同校的意义就显得特别重大。男女不同校的大学，很难说得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三、稳定的科系设制，特别是学院和系的建立成为一种基本体制。 四、各类研究机构的制度化。 五、选课制的设立。 六、大学出版社和相关学术杂志的定期出版。 七、教授和学生的自治程度较高。 八、大学中普遍的体育运动。 以上这些条件也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比较起来，当年的清华大学较为接近这个标准。现代大学的观念有很多，但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生转化的国家来说，以上那些条件是较为重要的。因为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并不单纯是一个国家在技术上的进步。在中国，大学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它的人文意义上。 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是20世纪20年代初的事情。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却表现出了很强的后来居上的特点。从整体上说，中国现代大学从建立到初具规模，其中特别优秀的像清华、北大、中央大学等，可以说只用了大约10年的时间，就已成为世界著名的大学。抗战爆发时，中国现代大学建立的时间也就是10年左右，但那时像北大、清华都可以说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了。为什么中国现代大学能够有此成功呢？关键是大学的制度设计。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现在大家公认，它的起点不低，而且很快能和西方大学接轨，须知这一切都是在当时政治未上轨道的局面下完成的。这个成果应当归功于本世纪初那一代传统的读书人，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但他们又是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本世纪初，中国办大学的那些人，都很开明，他们出去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住世界的潮流，这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幸运。也许是中国有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的传统，所以在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中呈现出很强的适应性，这是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较少障碍的一种转型，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能够迅速发展的基本前提。 研究中国大学教育的人可能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本世纪初，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是一批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如果是个别人，也许是特例，但现代大学教育史向我们显示，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叶恭绰在做交通大学校长的时候，1921年他在交通大学开学时有一个演讲，他说：“诸君皆学问中人，请先言学问之事。鄙人前自欧美归来，目击其新潮，颇有思感。尝以为诸君修学当以三事为准衡：第一，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第三，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试申言之。夫学术之事，自有其精神与范围，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我国积习以衡文为进取之阶，于是百艺均废惟儒术仅存。虽科举之制为其历阶，亦由学者不察，不能辨科名学术为两事也。美国工艺之盛甲于世界，然说者谓其偏重出品之量及成功利益，以致学术之精神不敌欧陆，此又不辨利禄与学术为两事，是故求学术造诣之深，必先以学术为独立之事，不受外界之利诱，而后读书真乐，此所谓学术独立非必与致用分离。”然后又说：“交通大学自成立以来，积极改良已为有目共见，虽因出世甚晚，较之欧美先进相形见绌，然退而言之，彼之秘密我得窥见，彼之失败我未身尝，倘以最新最后之方法猛晋追求，未必无同趋一轨之日，是在我大学同仁之努力矣。”从叶恭绰的这番话中，可以大致看出本世纪初那些办大学教育的人的眼光。 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设计有两个先天的优越性：一、大学制度的设计者是有世界眼光的人，像蔡元培，他是留德的学生，蒋梦麟是留美的学生。二、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从一开始就居于教育的主导地位。像蔡元培、蒋梦麟都是做过大学校长和###长的人。现代大学的萌芽时期，最需有好的设计者，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幸运。制度的设计在于理念，在于对国家进步的强烈感情，在于对世界文明的诚意。中国早期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们可以说都是具有这样品格的人。有了好人，才能有好制度，才能有好大学。可以这样说，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得是非常好的，是一个一开始就具有世界胸怀的制度。我们举几点来说。 1929年7月，国民政府制定的《大学组织法》就明文规定，除了国立大学以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大学。”特别重要的是私立大学的概念里包含了外国人和教会可以在中国办大学，这是一种开放的世界眼光。 1926年10月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中就明文规定：“凡私人或私法团设立之学校，为私立学校，外国人设立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之。”当时国立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文曾说过：“从全国范围来评论，有些教会大学已处于中国最好与最有效率的大学之列。而且，由于他们兴办得较早，所以他们就有更大的影响与更多的优势。”对于这些大学，###一视同仁。而且对于办得好的私立大学，中央和省市政府都要拨款补助，或者由###转商各庚款教育基金委员会拨款补助。在待遇上各种形式的大学地位是平等的。 《大学组织法》还明文规定：大学校长不得由官员兼任：“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在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者的理念中，教育独立的观念可以说深入人心。1937年，胡适在庐山谈话上就多次说过，教育独立，官吏不能兼任公私立学校校长或董事长。1945年，蒋梦麟做了行政院秘书长后，他的北大朋友就劝他必须辞掉北大校长一职，他们认为，大学校长绝不能由官员兼任。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国现代大学的“制度设计”(2)
总起来说，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是以国立大学（包含省立、市立）、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主要格局的。这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全部传统。后来这个传统中断了。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的最终消失，带给中国大学的损失，50年来已经看得很清楚，这用不着多说。现在许多人连什么是私立大学都不清楚了，以为只要不是公家出钱来办大学，那就是私立大学，而不知道真正的私立大学是怎么一回事。 私立大学在大学的地位上和国立大学是平等的，事实上做到做不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办大学的人要有这样的理念，就以文凭来说，不能因为是私立大学，就取消独立发放文凭的权力，教育的最终检验是社会的认可，如果一所私立大学的教育质量得不到社会的认可，那么它自然就没有生源，没有生源，它就维持不下去，自然就要关门，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私立大学的前途担忧，也不必对私立大学存有过多的成见。以为教育一旦开放，就会天下大乱。中国是一个具有非常优良教育传统的国家，从古代的私人讲学到现代的私立大学，都可以举出无数的实例，从私立大学到民间教育家，我们本来就有一脉相承的传统，是后来中断了，不是中国人就没有能力办好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等，在当年都是完全可以和国立大学比肩的私立大学，而且它们都是综合大学，具有非常优良的人文传统。它们的校长张伯芩、林文庆、马相伯、张寿镛先生，都是永远让人怀念的教育家。现在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办好私立大学，而是有没有这种诚意，就像当年把土地还给农民一样，现在也要有勇气把办大学的权力还给民间，这才是真正对中华民族负责的态度。 胡适在《谈谈大学》的演讲中曾说过：“记得二十余年前，中日战事没有发生时，从北平到广东，从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学，当时每一个大学的师生都在埋头研究，假如没有日本的侵略，敢说我国在今日世界的学术境域中，一定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可惜过去的一点传统现在全毁了。”胡适认为私立大学有其优点，就是它“比较自由，更少限制”。如果一所私立大学有自由独立的传统，它的前途也就很让人有信心。中国民间和海外有很多对中华民族有热情的人，他们投资教育的实力也非常强大，如果管教育的人能在如今扩大招生的基础上，再把眼光放远，重振私立大学，重新设计现代大学制度，那我们的教育就会让人有全新的感觉。
私立教育的反思：传统与现实(1)
文/谢志浩 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硕果仅存的文明古国，追本溯源，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建立了一个富有弹性的“差序格局”，这个“差序格局”存留了氏族社会的血缘宗亲的遗风，并且成为一种非常深厚的心理积淀，它能够有效地联结家族文化和国家体制。这种联结从文化上看，需要中介组织和中介人。但中国社会并没有很好的中介组织，能够担当中国古典社会中介的，便是士人。士在中国古典社会有着重大的担当。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的轴心时代，孔子集大成地开创了中国的私学传统，开创中国私学传统的孔子后来居然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圣人”，这是非常有趣的。这是否表明中华文化是一种非常注重教化的文明。 我们可以回眸中国哲学史，孔子、孟子、董仲舒、韩愈、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黄宗羲、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鲁迅、胡适、冯友兰、毛泽东……哪一位不是中国教育史上灿烂辉煌的人物呢？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华文化是一种教化文化，中国自古就有“中和位育”的理念，这种理念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虽然历经沧桑，但依然有着非常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文化是一种向善的文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所以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是两种文化类型，古希腊文化是一种“知”的文化，他们的哲学理念是“爱智”，西方的贤人认识事物可以完全离开人自身，可以说越抽象越好，最好建构一个庞大的逻辑体系。 中国哲学在路径上就变成向善的。中国哲学毋宁说是教育学。“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规划了中国古典社会的文化结构，并且由于孔子门人和在传弟子的坚忍不拔的努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马克思曾说古典中国社会是一袋马铃薯，当然是一种隔靴搔痒之论。如果中国真是一袋马铃薯的话，那么近代文明的曙光恐怕就会率先在东方升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文化中心区域，集中在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一带；欧洲文明并没有自己的中心地带，很大程度上这种文明在近代以前并没有吸引力和凝聚力，这倒非常有利于文化间的碰撞、交流、融合。单纯依靠政治和经济的力量，中国古代是不会有那么广大的区域的，所依靠的恰恰是非常具有弹性和凝聚力的教化作用。中国建设和培育现代文明、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的是现代的公民，需要的是具有平等、自由、科学、民主理念的公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和障碍，这些障碍多数来自古典的文化结构。因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意思自治的“契约”，中国古典社会恰恰是“身份”，由“身份”到“契约”便是中国的现代化。 时贤指出，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实现现代化有着传统的精神资源，诸如希腊自然法、罗马私法，意思是说，西方的现代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从这样的理念出发，似乎中国古典社会没有任何促进中国现代化的文化理念和精神资源，其实已经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套子里面了。直到现在，2003年4月5日，我在讲选修课的时候，还有一位学生固执地认为欧洲和美国就是现代社会的中心，此种情况绝对不会改变。这位学生中毒之深，可见一斑。现代化并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现代化也绝不会仅有一种模式，完全可以多元一体。再说，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家，许多古典文化的资源也不是一句话就能扔掉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在地球存在和全球化的时代，对待各种文化，应该有一个文化自觉的理念，应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各美其美”就是对待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有一个自觉，深切认识国家的历史和现状。 通过我们对中国历史精神资源的梳理，我们看到，中国具有深厚的私学传统，这种私学传统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中具有重大的担当，为古代中国文明做出了令人难忘的贡献。孔子、朱熹、武训是中国私学的杰出代表。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中，私学传统焕发了新的时代风采和神韵，张伯苓和陈嘉庚便是私学的经典代表，他们为中国贡献了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陈嘉庚先生是富而好礼的代表人物。他对中国文化并没有深透的研究，他为什么能够倾其所有进行厦门大学的建设呢？私学传统对他有强烈的触动。这个“私”，绝对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自私”，而是以一己之力，勇敢地担当一个国民对社会的责任。近代中国社会命途多舛、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官学根本不能承担国民教育。以陈嘉庚先生为代表的企业家，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兴起了捐资助学的义举，这种行动的背后，未必有多么高深的理论，是一种非常朴实的作为。近代中国，特别是民国时期，文化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之间呈现着一定张力的互动，相对来说，经济生态和文化生态之间，具有较为和谐的互动。那时候的企业家，特别是成功的企业家，多是儒商，他们识大体，为了在社会上更为体面，企业家往往愿意和文化人交朋友，喜欢捐资助教，以便能够拥有源源不断的人才，最终使企业具有更高的文化品位和社会声望。那时候的企业家确实具有很大的社会担当。 张伯苓先生出身北洋，目睹时艰，对作育人才有一种自觉。张先生认定：中国将来之希望，纯在人才之多寡。本校之创立亦即其以教育人才为目的，其引全国人民皆能觉悟，学校正如一小试验场，场内之人皆有信心，具改造社会之能力，将来进入社会，改造国家，必有成效。毅然与严修老先生联袂进行现代新教育的实践，本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精神，创立了南开系列学校，南开大学成为中国近代私立学校的典范。相对私立中学、私立小学而言，一所私立大学的成功对社会的影响既深且远。我们看到，近代中国社会有许多事情没有走上轨道，但是，近代中国的报馆、出版社、大学办得是异常出色的。 具体来说，《大公报》、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对启迪民智、推动文明、促进现代化，厥功甚伟。张伯苓先生并没有因为南开大学是私立学校，便降格以求，张先生和严修老先生都认为，他们所从事的是一项社会事业，在为中国培育人才。所以他们的目光非常正大、视野非常宽广、理念非常纯正、操守非常巍峨。张伯苓先生自言：“我不给孩子留财产，我给他们留德。”尽瘁教育，淡泊一生。私立学校的经费，除了学费，主要是募捐。张伯苓先生风尘仆仆，在国内外奔波劳累，时有所获，便建设一个新南开。但筹得巨款张校长安于陋室。张学良为答谢张校长帮助整理东北大学，前往张宅拜望，怎么也没想到仅有两扇小门的小院子，竟是张校长的公馆。后来张学良叹曰：“偌大的大学校长竟居此陋室，非我所料，令人敬佩。”张伯苓先生可以称为中国近代私立学校的圣人，并与蔡元培先生、梅贻琦先生、竺可桢先生一起成为百年中国史上具有一流境界的大学校长。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私立教育的反思：传统与现实(2)
时序进入20世纪50年代，随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流传久远的中国私学传统遭到了无情的抨击和残酷的对待，到了1956年，私人所举办的一切事业，学校、企业都被扫除尽净，官办学校、官办企业垄断一切。中国近代所形成的市民社会夭折了。政府把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都纳入了计划经济的轨道，这种政治安排的结果便是政党逾越政府、国家逾越社会。50年来中国所实行的一套制度安排，从表层看似乎是学习苏联，其实从社会学的视角观察，这套制度安排的文化理念还是“乡土中国”的老一套。只不过血缘宗亲的不平等换成了城乡的不平等、大城市和小城市的不平等、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不平等，在经济领域，国有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不平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不平等，在教育领域国立大学、省立大学的不平等。 所幸1978年开始，历史开始回到正常和健全的轨道，私人的领域和空间开始扩展。经过长时间的脱臼，断裂的历史似乎穿越时空隧道，一夜之间，好像回到了从前。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25年了，这一段时间说短也不算太短，中国又是一个史学传统异常发达的国家，总应该有些史家对这段历史进行系统总结和理论提升。我们初步梳理这段历史，发现一个规律：哪个领域率先允许民间人士进入，那么这个领域的改革就相对比较深入，这个领域肯定涌现风云人物，必然对中国社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农村诞生了那么多杰出的企业家，我们内心油然生出一种敬意，我们以往太低估中国农民的智慧了。中国市场准入制度如此不平等的情形下，农民企业家扎根在中国这片热土，坚强地挺过来了。一个理性的政府应该是现代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市场体系的监督者，绝对不应该同时又是市场中与民争利者。 25年来，中国的知识界对当代中国的出版业亦有一个公正的判断。除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几家老店，河北教育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迅速崛起，不能不说是中国出版界主事者让权的结果。中国教育界主事者从来都没有想到在大学也来个真正的改革，大学变成了官场和市场的双重奴仆，现代大学精神在悄悄地哭泣。大学里聚集了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这些人理应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智囊团，主事者把大学的权力下放，我觉得至少中国大学不会像现在这样死气沉沉，说不定还会生机勃勃呢。 一个健全的社会，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之间必然有一个很好的互动。改革开放25年，最重要的成果，是在经济领域，私营企业有一个很好的生长。我们说很好的生长，并不是说政府为私营经济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而是私营经济突破重重关锁，一跃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点都不错的。私营企业家已经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但是他们还不知道花在什么地方。他们发展到一定程度对社会必然有自己的关怀，有公心的企业家对社会肯定有担当，这是没有问题的。中国的私营经济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不追求声望的企业家是不可思议的，只有捐资于学校这样的社会事业，才能保持长久的声望。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私营企业家往往喜欢向希望工程捐资。九年制义务教育应该由政府来担当，政府在义务教育上的缺位，必然影响一个民族的未来。香港李嘉诚先生、邵逸夫先生喜欢向国立大学捐资，这是企业家自由的选择，我们无由干预。 近十年来，中国私立教育有一个恢复和发展，但是这些学校生存所依托的往往是学费收入。最关键的是，所有私立学校的创设人，着眼的是把学校作为一个企业，致使中国私立教育一开始便采取市场化的模式。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中国的私立学校一开始，路径就走错了。中国私立教育和当代中国的公立教育其实是一对并蒂莲，学校的品位极低。为什么？主事者没有基本的人文关怀。所以依然处于粗放型经营阶段，还没有走上内涵再生产的路径。这里我们不讨论私立中小学，只说私立高等学校。几乎所有的中国私立高等学校都是职业学校。我在和一位私立高等学校的主事者交流时，这位自认为有教育家理念的校长，所念念不忘的是培养高级技工。技工还需要高等院校来培养，岂不怪哉？我们已经说过，中国是世界教育资源大国，所以学生的来源是绝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私立大学的校长更应该具有教育家的情怀，而不是企业家的头脑。 中国《教育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盈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奇怪的是几乎中国的私立大学都以盈利为鹄的，和《教育法》的规定正好背道而驰，这真是万分奇怪的事情。其实我们仔细考究，中国公立学校在1992年以后，便奔向市场化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学的人文关怀早已经被摒弃了。这时候我们要使私立学校不以盈利为目的，近乎儿戏了。这并不是说我们认同或者支持私立学校企业化，而是前面有公立学校的“榜样”，百年中国史上的张伯苓先生、陈嘉庚先生那么好的榜样便不为人所知了，不要说让私立学校的校长具有张伯苓先生的大学理念，就是给他们谈教育的公共性，他们都觉得异常奢侈。对他们来说，创设私立学校就是为了盈利，在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一些私立学校的校长甚至成为“明星企业家”。在当代中国，不要说理论是灰色的，就是法律都是可以虚置的，我们只能承认，生活之树常青。费孝通先生曾经就社会学被破坏30年，沉痛地指出：一门学科可以挥之即去，但不能招之即来。百年中国史上如此灿烂辉煌的私立学校传统，通过批判《武训传》已经挥之即去达50年之久，一个民族，有多少精神资源可供如此浪费、弃置？ 魂兮归来！ 作者简介： 谢志浩，男，1965年11月生，汉族。副教授。1989年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史系，是稀有物种，无熊猫娇贵，喜遇萧延中先生。随之分配到河北轻化工学院（现科技大学中区）工作。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及中国学术史、中国大学史的教学研究。系闭门造车，其车糙极，拙极，贻笑大家。守先待后，薪火相传；兼容并包，文化自觉，是所望言焉。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浅议中国近现代大学的教育目标(1)
文/### 中国近代大学的建立，大约可以1895年的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1896年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和1898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开办为起点，迄今已经百年。但其由旧入新，成为现代大学的转换，大致发生在“五四”之后。比较显著的坐标，如1912年，由蔡元培起草、###颁布的《大学令》；同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手中完成了现代性的改造。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传统大学逐渐完成了这种更新，与更多的新建立的大学一起进入现代之列。 这意味着对大学的功能、性质、使命、制度组织等等作出新的认知和构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和大学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不难找到从“中体西用”到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等各类社会思潮、思想文化的表现和标本。同时，社会政治结构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变动，使国家的教育目标与大学的宗旨处于一种紧张的互动之中；民族危亡的紧迫压力、民族振兴的直接需要，更是显著地影响了大学理念的形成。 确立现代大学教育目标的基本问题包括：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继承、批判或改造的态度，它既涉及中西文化的“体用”问题，也有源自西方的高等教育民族化、本土化的任务；在国家的发展目标和人的发展目标之间的恰当定位（国家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在大学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取舍、选择（培养专家，还是通才）等等。在20世纪上半叶，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等不同类型大学的实践，旧学或留学生出身等不同文化背景的大学校长的追求，都丰富、补充着现代大学理念的形成，从不同方向回应了现代大学面临的这些问题。 一 清末早期高等教育的举办者，多是旧学出身的绅商和知识分子，如创办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的官僚型绅商盛宣怀；协助张之洞策划三江师范、与马相伯、严复创办复旦公学的“状元资本家”张謇。1927年至1934年任暨南大学校长的郑洪年，是光绪年间的举人；暨南大学的另一位校长何炳松，是清末的秀才。曾任岭南大学校长、成为教会大学“华人校长第一人”的钟荣光，16岁中秀才，28岁中举人，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修教育学。蔡元培早年连中秀才、举人、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 在这批旧学出身的大学校长中，1907年至1920年主长交通大学的唐文治，是十分值得重视的。这位官至商部尚书的清末进士，在新教育的实践中，集“国学大师，工科先驱”于一身。作为国学大师，他是精神上的传统主义者，有“读经救国”的主张，他晚年的教育实践，是按照书院的模式创办了声誉卓著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但作为交通大学校长，他是行动上的改革主义者，奉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以“求实学，务实用”为办学宗旨。在他手中，交通大学成为一所学科齐备、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现代工科大学，秉承“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唐文治认为对大学生应“以道德端其模范，以规律束其身心”，使其“蔚为通材”；大学的功能，“其大要在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全国实业为主，并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在办学中强调道德育人，德才统一，知行合一；主张文理兼通，两文并重，既重数学、物理、外语，又重中文学习，使学生由“文理兼通”而达“体用兼备”。他为交通大学撰写的《工程馆记》集中表达了洋务运动以来主流的教育理念：“维余平生之志愿，在造就中国之奇材异能，冀与欧美各国颉颃争胜……吾愿诸生勤究物之质，更培养性之灵，庶几体用兼有，以捍外侮而致太平矣。”和许多早期高等教育的举办者一样，唐文治明确地将大学的培养目标定位于“造就领袖人才”，以期将学生“分播吾国，作为模范”。这既是当时高等教育作为精英教育的实际状况，也体现了一种培养圣贤的儒家理想。他鼓励学生“欲成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欲成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在这个方向上，唐文治鲜明体现了大变革时期传统儒学的现代生存，其办学实践是将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大学教育相融合、儒学精神与现代科学教育相结合的最初尝试。 在大学教育中融入儒家思想，结合中国国情，从而使西方教育中国化，在当时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庶几是一种必然的文化选择，或者文化交流中的必然反应。 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开办之初，就意识到过于西化的教育脱离中国实际的后果。他于1928年颁布的《南开大学方针方案》，明确提出以“土货化”为南开今后发展之根本方针。所谓“土货化”，他解释为“乃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标的大学”。针对中国“愚、弱、贫、散、私”五大弊病，提出南开的教育方针着重以下五点：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1934年，张伯苓提出“允公允能”的校训，以“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众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许多学贯中西、思想十分“西化”的学者，其情感和个性大抵是中国化的，文化之根仍深植于中国。他们用中文古典解读、传播现代大学理念，深入人心，流诵至今。如梅贻琦以《大学》之语作大学精神之新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1929年创办浙江大学教育系的郑晓沧阐释大学的教育理想，称英国大学理想，在养成Gentlemen，此即中国“君子”理想；德国之培养专门学者Scholar，于中国当谓“士”。“我国本有‘士君子’一名词，然细按之，亦自有别。大概‘君子’尤重行谊，而‘士’则必学问上有相当之造诣者，方足当之。前者尤重人格上之修养，后者则重学问上之修养。今如不取古人之形式或意义，而取其旨趣之所在，则今日之大学学生，不可不勉为绩学之‘士’，不可不勉有‘君子’之风。”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潘光旦也持此说，认为大学教育根本就是“士”的教育。他解释，这一方面是理性的教育，能够“推十合一”，思想开放明智，既不“泛滥无归”，也不“执一不化”。另一方面，是情志的教育，情绪、意志的培养，如古人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可杀不可辱”、“士见危授命”等。他认为“近代的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没有教一般人做人，更没有教一些聪明智慧的人做士，没有教大家见利思义，安不忘危，没有教我们择善固执，矢志不渝，也没有教我们谅解别人的立场而收分工合作之效”。他将西方大学理念与中国儒家理想相结合，提出一个全新的教育概念——位育。他解释说，《中庸》有“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所谓“位育”，就是“安所遂生”。可以说，在最高的境界上，古今中外的教育理想是大致相同、可以沟通的。
浅议中国近现代大学的教育目标(2)
无论唐文治的办学实践，还是其他学者以中国文化译解西方理念，都有一种自觉的追求：将西方教育文化资源本土化和民族化；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背景和层面，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众多教育家参与的极具规模的乡村教育、平民教育运动，蔚为潮流的“博士下乡”，所作的都是这种努力。 二 20世纪上半叶近现代大学校长的主体，是接受西方教育、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形成文科学者和科学家、工程师这样两个群体，前者典型如胡适、蒋梦麟、罗家伦等；后者典型如梅贻琦、竺可祯、茅以升等。他们作为“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主要传播者，强烈地输入了西方大学的人文主义精神，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对于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而言，突出表现为确立“教育独立”、“学术自由”的价值。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以树立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风气而闻名。蔡元培强调“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蔡元培并且强烈地鼓吹“教育独立”，认为“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的原则，并非仅为北京大学等少数大学所循，而是多数大学的共识。潮流所至，连相当一批教会大学，也努力争取这种自由。较早捍卫“教育独立”的实践之一，是1905年马相伯的震旦学院抵制法国天主教会控制，辞职离校，新组复旦公学。于是复旦校歌中唱道：“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纲无羁绊。”1927年起任金陵大学校长的陈裕光，在学校努力发扬以“爱国主义思想、学术自由思想”为本的“共和精神”。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是哥伦比亚大学杜威的学生，他在1928年任华人校长后，削弱学校的宗教性，增加学术性，提倡“团结、民主、进步、学术、自由”的“沪江精神”，使之成为孕育民主精神的重地。 30年代之后，中国教育的精神风向发生了明显的转变。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政府加强了对大学教育的干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的价值逐渐高涨。当时大学对学术独立、精神自由价值的守护，表现为一些学校和校长、教授对党化教育的抵制，对大学的学术权力、教授治校制度的坚守。例如，在1934年的《大学组织法》事实上取消了教授治校的制度之后，清华大学和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仍坚持执行教授会、评议会的制度，直至50年代初。1940年6月，西南联大教务会议通过公函，严词反对###统一大学教学的规定，###不得不默许联大对各项训令可变通执行。 事实上，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从发展之初，便负有富国强兵、民族自强这样直接的责任，具有很强的国家功利主义色彩，其与自由主义价值的冲突是必然的。反映到大学的教育目标上，这种分歧就是：为国家，还是为个人的发展。 外敌入侵、国难当头的局势无疑强化了对大学和大学生社会责任的需求，这与儒家知识分子“士”的理想是相当吻合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意见极具代表性。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主要是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这种人才需具备四种基本条件：第一，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己任；二，清醒而富有理性的精神，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品质；三，明辨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气概；四，健全的体格。 作为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的校长，罗家伦特别强调大学为国家服务的功能。1929年，他提出一个国立大学的存在，应尽两种义务：“（一）对于人类知识的总量有所贡献；（二）能够适应民族的需要，求民族的生存。”1941年，他提出目前中国的大学应该有三种任务：“第一，是要为国家民族培养继起人才。第二，要为人类增加知识总量。第三，要能把握住时代精神和需要。”他对大学为国家民族服务的理解，似不限于短期的现实需要。在1932年任中央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罗家伦提出中央大学的使命就是为中国“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其具体含义：“第一，大学必须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第二，必须使各部分文化在这个共同意识之下，成为相互协调的……精神一贯、步骤整齐，以趋于民族文化之建立的共同目标。”他说：“民族文化乃民族精神的表现，而民族文化之寄托，当然以国立大学为最重要。” 国家、社会政治与大学的关系及其对大学的塑造，是高等教育哲学的基本主题。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中，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也有不同的面貌。1918年，张伯苓在美国考察后，就意识到了两种不同的高等教育，言极精辟：“一为英法美之制度；一则日德之制度。前者专为计划个人之发达，后者性近专制，为造就领袖及训练服从者之用（是即服从纪律）。”社会本位还是个人本位、国家主义还是个人主义，这种文化冲突在新教育建立之初，便已呈现，并贯穿了现代教育的发展。 创办复旦公学的马相伯就坚决反对自秦汉以来的“奴隶之学”、“为人之学”，要求学生力求自主，“求之一己，而无与人者也”。他在学校实行多种形式的学生自治，以“发展个人自治能力及养成高尚人格”。 蔡元培则强烈地反对工具论的观点，声称：“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 蒋梦麟集中反映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教育价值，尤其是个人本位的理念。他从反对中国封建时代培养统治者的教育，所谓“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类，进而反对教育为国家“培养主人翁”的流行说法，认为是读书做官的一种翻版，这样的教育只能成为政治的附庸，而“不能从民族的和社会的经济独立及一般的繁荣与文化上着眼”，“为民众谋利益”。他主张“养成健全的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主张教育的产品应是这样三种人：活泼的个人——体力、脑力、感官、感情得到健全方针的人；能改良社会的个人——能自主、自治，能改良社会求社会进化的社会一分子（而不是主人翁）；能生产的个人——知道劳工神圣、学会科学技能、具有独立生产能力的“劳工”。
浅议中国近现代大学的教育目标(3)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潘光旦十分强调在社会结构、社会秩序中个人的重要性，他直截了当地说：“教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每一个人的人格的培养”。他批评那种认为“教育的目的是社会的”、“教育必须配合社会的需要”等等说法，将“社会”、“社会需要”变为宰制个人的“半神秘的实体”，而将人变为被动的工具。因而，他强烈地批评“党化教育”、在大学进行“训导教育”、将“宣传”等同于教育等等做法，崇尚自由教育的理念。他认为：“要个人生活与人格的健全发展，要通性、个性、性别三节目的不偏废，责任端在教育，在一种通达的教育，就是自由教育。要社群生活与群格或国格的健全发展，要秩序、进步、绵延三节目的不偏废，责任端在政治，在一种通达的政治，就是民主政治。自由教育与民主政治的相辅而行，互为因果，是我们一向认识而主张的。”直至今日，我们的教育理想仍然徘徊在强调国家、社会，与强调自由、民主、个性发展，这样两种不同价值的张力之间。 三 现代大学的理念和教育目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与西方科学教育逐渐从传统的人文主义源流中分离出来，并与之相抗衡这样的背景很不一样。在中国，废止科举、发展新学的一个基本动因，就是针对旧学“无裨实用”的积弊。因而，洋务时期发展起来的早期高等教育，均以武备、船政等“实学”为主，并伴随“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这样急切的动机。这种强烈的功利主义价值直接体现在大学的培养目标上。 1912年，蔡元培起草的《大学令》，确立了“学”与“术”的分离，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为大学教育宗旨。但在大学内部，究竟实施什么样的教育，一直存在争论。1925年，清华大学张彭春教务长把大学分为普通科和专门科，遭致许多老师、学生的反对。后实行通才教育，文理法三院不分院系，仍有学生反对。有学生给学校写信，要求早一些接受专门训练。教授们的意见也不一致。蒋廷黻称，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学家希望学生在第一年就接受专门课程，教文学和社会学科的同事则希望晚一些开始专门课程。朱自清就反对过早进行专门教育，他认为“大学教育应注重通才，不应该一味注重专家……学生倘若只需要专业训练就满足，他们应该到专科学校去”。冯友兰后来回忆说，清华大学教授会经常讨论而并没有完全解决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即大学教育究竟应该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折中之后，实际的教育模式为大学一、二年级，以通才教育为主，三、四年级，以专门教育为主。 大学的通专之争后来扩大到了社会上，是因为30年代之后政府的教育政策发生了明显转变。1931年公布的“确定教育实施趋向办法”，规定“大学教育以注重自然科学及实用科学为原则”，招生政策偏重实科，缩减文法科的规模。1934年国民政府修正公布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的教育方针为“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抗战爆发后，政府更是力倡“实用科学”，限制文科和理科的发展，在公费留学待遇上加以区别，引起教育界的非议和争论。 在科学技术、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尤其在战争时期，培养大量专家以为实用，是十分现实而迫切的任务。然而，即便在当时，众多知识分子并没有丧失对教育、科学清醒的理性认识。朱自清认为“大学生多只拥挤在工学院和经济系里，这是目光短浅，只看在一时应用上。这是大学教育不健全的表现。”雷海宗批评当时的大学教育，为求“专精”、“研究”的美名而舍本求末，“一般的学生，因根基的太狭太薄，真正的精通既谈不到，广泛的博通又无从求得；结果各大学每年只单送出一批一批半生不熟的智识青年，既不能作深刻的专门研究，又不能正当地应付复杂的人生”。朱光潜撰文解释西方大学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理想，认为系一种“宽大自由的教育”，其目的“不仅在训练一技之长而尤在养成宏正通达之士；不仅在传授知识技能，而尤在陶冶品学才识具备之完人与培养健全之士风。此非谓大学生可不具备专门职业之知识与技能，但以此为未足。理想的大学生应退可为专才，进可为通才，以其所学施之于特殊职业，固可措置裕如；施之于领导社会，主持政教，亦可迎刃而解，所谓‘宽大自由教育’者其义如此”。从事高等工程教育的梅贻琦敏锐地意识到对于中国的工业化而言，需要的不仅是技术人才，而且是组织人才，所谓“工业建设的领袖”，其“重要性至少不在技术人才之下”。“真正的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严格的自然科学认识倒是比较次要”，而我们却仅仅注意了技术的训练和专家的养成。针对政府重实科轻文理科的政策、所谓“通专并重”的培养方针，梅贻琦认为是不可行的，认为在大学期间，“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因为“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这是真正的远见卓识。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只是扰民的官员和专家。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通才教育。桥梁专家、曾任北洋大学校长、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的茅以升，提出高等工程教育培养专才目标，引起非议。他认为中国的工程教育抄袭美国，“广泛不精”，偏重理论，教育与工程生产脱节。但是，细察他所提出的“专才”目标，却并不是片面单薄的专家，而近似通才的要求了。他提出“专才”的八个目标是：善于思想；善用文字；善于辞说；明于知之；明白环境；科学知识，知其所来，及运用方法；富于经济思想；品德纯洁，深具服务之精神。 和今天的情况相比，应当说那时的教授学者对于大学实行通才教育，有更多的共识。 中国高等教育的童年是丰富、烂漫和充满活力的，半个世纪前前辈的探索和思考是我们今天向新世纪出发的重要的精神资源。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大学教育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仍然是相同的；甚至，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急于赶超的位势和心态也大致相似。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不仅需要前瞻，而且需要回顾，需要重温我们中断已久的晚近的传统，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从而在新的世纪，重新弘扬作为一个教育古国的大学之道和文明之光。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浅议中国近现代大学的教育目标(4)
作者简介： ###，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副会长，中央电视台谈话节目《实话实说》总策划。著有《通才教育论》、《城市季风》、《未来生存空间》、《最后的城墙》、《倾斜的金字塔》、《学问中国》（###分）等。编有《教育：我们有话要说》、《大学精神》。
大学之道与教育理想(1)
文/胡宗健 杨金砖 一位大二的中文系学生常同我谈及他同窗五年的好友A。A在高中读书时就是一位好写手，小小年纪就有一些豆腐块的诗文见诸报端了。可是在高校的两年里，再也不谙此道，而成了精于应酬的交际花。甫入高校校园，他立即与班主任打得火热，尔后，则频繁地出没于团委、学生处、宣传部和系领导的办公室及私人住处，这时自然少不了做些家务活儿，当然也少不了与其对饮漫酌。所有这些，都可归之为小心奉承的系列化运作。这一二年情感投资的所获是丰盛的，学校中上层都信任他，学生官已拜至校园最高层，这使他更坚信了“走出书本”、“冲出书斋”的初衷不可动摇。 对这位A，我起始愕然，继而又觉得，在官本位的气候下，无权的“英俊沉下僚”，A的这一选择，又属必然。如今，由这一官本位所辐射出的种种负面效应，如学术作假、学术泡沫、考生作弊、读书无用，高校一概不缺，惟独缺乏它自己的理念。高校现在奉行的商业和经济逻辑，有些做法诚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是没有考虑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 近代大学的理念，始见于18世纪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洪堡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充分发展个人的一切能力和个性，使之成为像古希腊人和法国人那样意识到自己尊严的、有教养的、独立自由的公民。……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也基本体现了这些原则：‘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 这就是说，大学的社会责任意识不能随着外部各种力量的介入而趋于淡化。它是知识的权威机构以教育培训和资格认定的形式来控制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流动；以知识占有的不平等来构筑合理化的社会不平等；它是蓄养高品位文化的世袭领地，从而培养一批批具有高贵精神气质的成员；它是理想主义精神的堡垒，最崇尚精深的学术品格，拒斥现实的功利主义，厌弃弄虚作假，以犀利而又苛刻的视角，对卑污、贪婪和腐朽提出无情的批判，以趋向人们心中的社会价值权威的角色。正因了这种高品位文化和价值观权威的自信，才赋予了它自身以凝重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社会深切的关怀。 这种对社会深切关怀的大学理念，蔡元培先生表现得最为执著。1917年1月，蔡先生走马上任，执掌当时惟一的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同年12月17日，在校庆20周年纪念会上，蔡校长发表讲话，先从在德国游学时观赏莱比锡大学500周年纪念以及柏林大学百年校庆的感受说起。感受之一，校龄只有莱比锡大学五分之一的柏林大学竟能后来居上。因此，校龄只有柏林大学五分之一的北京大学，“苟能急起直追，何尝不可与为平行之发展”。 纪念的话说过，即进入正题。其时蔡元培正关注“大学改制”，此后一个月发表的《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开篇便是“窃查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之编制，以德意志为最善”。纪念会的讲话，也是以德国大学为标本，赞扬北大之由注重“实用”逐渐转为强调“学理”：本校当20年前创设时，仅有仕学、师范两馆，专为应用起见。其后屡屡改革，始有八科之制，即经学、政法、文学、格致、造科、农科、工科、商科是也。民国元年，始并经科于文科，与德国新大学不设神学科相类。本年改组，又于文、理两科特别注意，亦与德国大学哲学科之发达相类。所望内容以渐充实，能与彼国之柏林大学相颉颃耳。 蔡元培的教育理想，与他游学德国的经历大有关联。正如罗家伦所说，“他对于大学的观念，深深无疑义地是受了19世纪初期建立柏林大学的冯波德和柏林大学那时代若干位大学者的影响。”柏林大学的榜样，在蔡元培的视野里，一是强调研究自由，一是主张注重学理。前者发展出人所共知的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两大“主义”，后者则演变成为以文、理两科为中心的办学思想。遥想当年，陈独秀这些大家名流那样佩服蔡元培的地方就在于：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元培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的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容纳在一校。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见。这“兼容并包”化作燕园的文化造血机制，使北大获得了绝非“一元论和独断论”，而是学术上民主和自由真正的可能性。20年代时为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重申，“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存，决非偶然主事”，究其原则为二：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如今沧桑巨变，但何谓代代相传的“北大学风”？这便是。 至于思想自由，它当然具有较大的涵容性，尽管理解的千差万别，但独立的胆识、感受力、判断力和鉴别力则是其根本。这一思想不仅适用于学校与教师，也适用于教师与学生。譬如，作为今天的现代教育家，我们竟没有一套比孔夫子更能开启心智的教学授课方式。一部《论语》，实在值得只知道整天拿试题折磨、窒息学生思维的现代教师们好好加以研摩。如今，建立在标准化课本、标准化考试、标准化答案基础之上的反个性的现代教育模式倒应该从孔夫子的教育模式中反思一下自己了： 一次，颜渊、季路（子路）恭恭敬敬侍于夫子身旁，夫子却对他们这种样子不以为然，说：“盍各言尔志？”再一次，情形要散漫些——夫子和学生们随随便便地在一处坐着，其中，有个叫曾点的学生甚至无拘无束地自个儿在一旁摆弄乐器玩儿。这时，夫子拿出“个人志向”的问题要他尽管照自己的意愿回答。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位弟子都踊跃而率性地答了，末了轮到曾点，“点，尔何如？”老师发问了，曾点居然不慌不忙，“鼓瑟希，铿尔”，这才丢开瑟来回答老师的提问。而被扣上“师道尊严”帽子的夫子却那样宽厚，那样平等温和，“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这就是他当时对微显踌躇和自觉不恭的曾点发出的鼓励。“师道尊严”在哪里？我们今天能见着这种尊重学生个性和思想自由的态度吗？也正因了孔子的这种态度，曾点才能无所顾忌地道出如下和“夫子之道”标准南辕北辙的人生追求：“莫春，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大学之道与教育理想(2)
与其说孔夫子是师道尊严，在这儿，毋宁说是学道尊严。这当然不是夫子在装扮自己，而是他教养人才的一贯立场。对此，我们可以从孔子在不同场合的一系列言论中看得出来： 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思而不学则罔，学而不思则殆。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在孔夫子看来，只知不能识的人，只学而不思的人，举一而不能反三的人，以世之好恶为己之好恶的人，纵使修得满腹学问大约也如朽木一般“不可雕也”。人的成才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知识的获得，而在于独立的见解，超拔的鉴识和判断，卓越的洞悉和创见。 蔡元培在执掌北大时期，是这一思想自由学风最鼎盛的时期。正像鲁迅所指出的，正是这一学风，培养了北大师生的独立精神，培养了他们对既成的文化、知识、权力进行不断质疑与批判的精神。 鲁迅说：“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 蔡元培离任校长之后的北大又是如何呢？1924年，梁漱溟先生辞去北大教职。有人问他原因，他大致作了如下回答：觉得当时教育不对，对学生毫不关心；先生应与青年为友——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梁先生的看法，让我们想起上述《论语》中描摹的情景：“莫春……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今日之高等院校，“品性感应品性”，“人感人”之教育状况如何呢？不知孔老夫子或梁漱溟先生来到今日之高校是何感想？ 我们对教育的理解已变得非常狭隘。 我们素有视读书为改变身份地位、加官晋爵之当然途径的传统。事实上，也几乎是惟一的途径。这种情况，决定了我们并无“求知”的渴求，而只有“求仕”、“求名利”的祈望。因此，知识从未成为目的，只有手段的意义。并且即使作为手段，其主旨也非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发展到今天，甚至用作假的自欺欺人的手段来作为获取知识（技术职称）的手段，作为一己的利禄之途。我们关于“幸福”的理解，大体是“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当然还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因此，读书和“求功名”几乎是同义的，并千百年来为国人所普遍接受和肯定。而今天，又是拜金主义比较盛行的时候，同时在人们的眼里，“拜金”又与权力联系在一起，这样，加官晋爵这种传统意识形态就更会深入人心并随时可能激活的。所以，当前教育确实难脱传统的阴影。 再者，目前高校已掀起一股易名之风。易名者，系讲究品牌效应也，正确一点说，是拔高品位也。从来未听说将大学易名为学院的，而是学院易名为大学，学校易名为学院，甚至几个中专相联合易名为学院。“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百家’之学府也”；“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蔡元培语）。按照这些标准来衡量今天的新大学新学院，合格者几何？ 但为着撑起这个名牌，就不惜一切方法去制造学问和学术，制作专业和教授，于是泡沫学术、泡沫专业应运而生，于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教授”就横空出世。其结果这些“教授”又唤起一些不学无术之徒采用百般手段，通过买版面和购书号的方式，进而大量炮制学术垃圾——论文和著作，于是堂而皇之的恶性循环愈演愈烈，几乎达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今天大家所抱怨的是教育质量的下降，学生眼光太窄，以获得某种谋生技能而满足，“才”气不足，整体素质粗劣；学术上追求泡沫，不求真务实，不追求真理，神圣被消解，崇高被颠覆，学术被纳入现行的商业秩序，丧失了自身的精神价值向度。所有这些，其原因不言自明。在今天，高等教育的平面化和平庸化趋势仿佛不可遏制，即使有谁努力去抵制它，似乎也很难成功地捍卫蔡元培式或洪堡式的理念对于大学教育的既有影响。这是现代高等教育的内在困境。 这种浊气与泡沫、假冒与伪劣，已遍及各个角落。所以谢泳在《过去的教授》一文中，直言道：“说到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不大相同。……就学术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这里谢老夫子的话虽有些偏激，然对当下的思考却是严肃的，并不是空穴来风。 但是，无论如何，高等学校总不应该成为假冒的学术产品市场和交易所之类。“大学就它所从事某些高等学问研究，以及它以人性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而非以现实的特殊功利为目的而言，可以说它是象牙塔。”这“象牙塔”里的成员，当然不是远离尘世的世外高人，但也应是具有一定社会身份和真才实学的人士。换言之，高校的教师质量是保持学校声望和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最优秀的教师才能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还能够取得最大限度的外界支持。因此，一所大学能否成功，关键在于看它是否有一流的师资队伍。世界级教育家、第一流的大学校长除洪堡、蔡元培外，还有哈佛大学前任校长科南特，90年代中期的哈佛校长博克，前任加州大学校长麦克·黑姆，斯坦福大学第五任校长史德龄和被誉为“硅谷之父”的副校长兼教务长特曼，都不约而同地以全力实施他们心中的教师和学术顶尖的战略目标。 斯坦福大学创建之初，创始人斯坦福先生马上着手抓教师队伍建设。据第一任校长乔丹回忆说：“斯坦福先生要我物色最优秀的教师。但他坚决不要那种徒有虚名或游手好闲的人担任教授。”按照这一要求聚集到斯坦福大学的第一批教师人数虽少，但都是拔尖级的。斯坦福大学经历了首任校长奠基，第三任校长韦伯的起飞之后，到第五任校长史德龄和副校长特曼任职时已开始了更大发展阶段。全面提出“学术尖顶”构想的，即是“硅谷之父”特曼。为了吸引冒尖人才，特曼解释说：“一个运动队里与其个个都能跳6英尺高，不如有一个能跳7英尺高。”同样的道理，他主张：如果有9万美元在手，与其平均分发给5位教授，每人得万美元，就不如把3万美元支付给其中一名佼佼者，而让其他人各得万美元。只要是尖端人才，特曼会不惜工本。在树立尖顶系科上，特曼考虑的突破口有三个：化学、物理和电子工程。结果，化学这个项目稍逊，但也聘到了著名化学教授卡尔·杰拉西和威廉·约翰逊，并因他们的到来而吸引了大批新秀。物理学成绩斐然，最突出的是布洛克因发现核磁共振现象而获得1952年诺贝尔物理奖。电子工程由特曼自身挂帅，从而使“硅谷”成为该大学“教育”与“实业”结合的典范，并使该大学成为工业研究和开发的核心。
大学之道与教育理想(3)
路易斯·特曼还同桑代克一道并称教育心理学的创始人，他提出的“智力商数”（IQ）概念为西方多数国家所广泛接受。 从斯坦福大学的经验看出，大学之“大”，“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学术广大。这一无形养成的学风，使北大的后来人能容纳不同的学术观念。……北大这个‘大’的特点，谁能善于利用它谁就能从中受益。……不能说其他大学不具备这种‘大’的特点，似乎北大给人的印象最新”（任继愈语）。这段话是任继愈先生就国内的北京大学与其他大学作出比较而言的，自然不会提到国外的大学，但在学术气度的广大上，当年的北大与斯坦福大学是一致的。然，比较起来，斯坦福大学的气度多见诸于工科，北大的气度多见诸于文科。正如蔡元培在诠释他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论时所说：“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常樊然并峙于其中。以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正因为这样，数十年来在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在历史思辨中的敏锐的洞察力，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便是精神合成的魅力。北大首任教务长马寅初，50年代又正式出任校长，50年代的大学校长与当时的蔡校长，其所处环境及责任、权力等均有很大差别。即如此，人们仍然感觉到马校长不时露出棱角。发表《新人口论》，主张控制人口增长，单枪匹马与权威挑战，与上述“北大精神”若合符节。 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贝娄在给《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灵》一书作序时说，在公众舆论控制的社会中，大学应当成为一个精神的岛屿。有了这个精神岛屿，大学才不会沦为一个精神荒芜的世俗之地，抑或才不成为一个人心浮躁、追名逐利的市肆里巷。这个精神岛屿是否有点像精英机构？这样说可能要遭到非议，因为精英就难免有些超凡脱俗，甚至刻意把自己用围墙封闭起来。如果是围墙的话，它可以把世俗利益的威胁和弄虚作假等时尚的诱惑阻隔在外面，把真才实学的知识风尚保护在里面，又有什么不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断言，没有知识上真刀真枪的精英，就会削弱社会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没有文化上的精英，再富庶的社会也往往会流于鄙俗，成为人欲横流、私心膨胀、邪念盛行、理想黯淡、良莠不分的名利场。
校长和制度谁更重要？(1)
文/周然毅 谈到大学的管理，很多人至今对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这些昔日的大学校长们怀念不已。的确，在中国，一个大学的兴衰与校长的人品胸襟及办学思想极有关联。 一个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学者。即使不是一流的学者，也应该是二流学者。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不是学者，没有体验过做学问的艰辛，便很难理解学者、关心学者、尊重学者；学者的特点是独立思维，不人云亦云，以这种思维去办学，自然会既尊重大学之共性，又力争办出个性、办出特色。在这一点上，中国大学曾经有过很好的传统，早期的大学校长几乎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学问家，以致几十年后人们提起的时候仍亲切地称之为“×××校长”，不像今天的许多大学校长是什么都不是的“几不像”：你说他是学者吧，可又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研究成果；你说他是政客吧，但他又有“教授”头衔，不过，认真一看就明白了，原来是个“管理教授”。 其次，大学校长应该是教育家，有自己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回顾那些有名的大学校长，哪一个没有令人称道的办学思想？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办学思想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遂成为北大校训。清华校长梅贻琦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看看那个时代的大学校训，就知其校长是有思想的教育家。再看看今天许多大学的校训都是些“团结、勤奋、求实、创新”之类，师范院校则都是“为师为学、求实求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之类的玩意，千篇一律，毫无特色，索然寡味，可见今天的大学校长们已经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办学思想了。 我曾经翻阅过一本叫做《中国大学校长访谈录》的书，收录了报社记者对100多位大学校长的访谈。应该说，被访谈的校长基本代表了中国高校校长的水平。遗憾的是，在这本被称为“质量相当高”的访谈录里，我们却没有发现多少可以值得称道的教育思想，尽管大家都雄心勃勃地表决心要争创一流，但总让人感觉到是你抄袭我、我抄袭你，或者都在根据同一个模式办学，真不知道这些校长们拿什么来“创一流”。 当然，今天的大学校长中也不乏可圈可点之人，比如以延揽人才著称的湖南师范大学前任校长张楚廷，以高扬人文教育大旗著称的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尽管他们的教育思想无法与蔡元培等前贤比肩，但在大学校长普遍思想贫乏的今天，他们的那么一点“异样”就足以鹤立鸡群了。我常常感到困惑，历史在前进，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家怎么就绝迹了呢？其实不难理解，就像其他学科领域再也没有出现过大家一样，多年来，我们的教育就是用一个模式来铸造人，哪里能培养出思想家呢？ 再次，作为大学校长，应该具有极强的人格魅力。用流行的话说要德才兼备，如果说学术成就和教育思想是大学校长必备之“才”的话，良好的个人品行及开阔的胸襟便是大学校长应有之“德”。大学校长的人格魅力源于对学校的责任感和对教职员工以及学生的关爱。有资料这样记述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为人：“司徒雷登把燕大看作是自己的毕生事业，以校为家，很注意与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关系，时时处处表示对他们的尊重和关爱。每年新生入学，他必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茶会或设宴招待；在校园里遇到学生，总要亲切地问候交谈；如有需要他帮助解决的问题，他会尽力帮助解决；许多教职员或学生结婚时，请他做证婚人并在他的住所举行婚礼；日寇占领北平后他曾设法营救被捕学生，也曾协助学生投奔解放区……他好像是燕京大学这个大家庭里的家长。”燕京大学“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孩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来的……” 尽管这些记载不排除溢美的可能，但是基本事实是可信的。像司徒雷登这样的大学校长恐怕今天已经不再有了。今天的大学校长已经高高在上，且不说普通学生难得一睹尊容，便是教师，也难得“亲近”了。也正因为如此，湖南师范大学前任校长张楚廷把分给自己的住房让给住房困难的教授，每有教授调离都要亲自送别，这些便被传为佳话。 蔡元培时期的北大之所以成绩斐然，除了蔡元培的改革措施得力之外，也得益于蔡元培的人格力量。“在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传为佳话的就是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校长蒋梦麟先生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 今天的一些大学，文科学者当校长便发展一番文科，理科学者当校长又重视一番理科，弄得学校像打摆子一样。20世纪80年代，一所历史上有名的以文史见长的大学，因为理科学者当校长，重点发展理科，结果，文史专业渐趋衰落，到90年代初，梯队青黄不接，学术水平大降，已经危机频频了。回想蔡先生“兼容并包”的人品与胸襟，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一校之长的人格力量是巨大的，尤其是对于有知恩图报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一位好的校长就是一种无形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有人这样形容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的重要性，苏步青说：“凡是竺校长要我干的事，我都干。”谭其骧说：“我相信，浙大若能像竺老当校长时那样继续办下去，我是不会离开浙大的。”使浙大由普通地方大学变成“东方的剑桥”。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成功也与三位校长的人格力量不无关系。 1937年，平津沦陷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迁至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前后共计8年，为战时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本来三校联合，###任命了三位常务委员，即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由三人轮流担任主席。但张伯苓因在重庆另有任事，便将自己的职责委托给蒋梦麟，蒋梦麟则常年不到昆明，将两副担子委托给了梅贻琦，于是，常委会主席一职就落到了梅贻琦的肩上。梅贻琦与联大教授同甘共苦，成为后人的美谈。按规定，梅贻琦可以配备一台汽车和一名司机，但为了节省经费，梅贻琦先是辞退了司机，改由自己驾车，后来干脆连汽车也停用了。1941年夏天，他出差去重庆，买好回程机票后恰遇有邮政车开往昆明，于是退掉机票乘邮车返回，为学校节省了200余元路费。梅贻琦的4个子女都在联大上学，有一次，###补助联大学生，梅却不让自己的子女领取补助。正是因为梅贻琦的人格力量和教授治校的管理制度，使西南联大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延揽了大量的人才，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迹。看一看这样的办学奇迹，想一想在办学条件不知优越多少倍的今天，我们的许多大学还在靠给求职者签订服务期限合同、否则要赔款多少多少来维持教师队伍的“稳定”，今天的大学校长们难道不应该好好反思吗？书包网 www.aIhUaU.com
校长和制度谁更重要？(2)
今天，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这些教育家、大学校长的名字，仍然令我等听来如雷贯耳，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之后再没有出现教育家，再没有出现可以与他们比肩的大学校长！为什么50年来竟出不了一位堪称教育家的大学校长？是中国没有人才吗？美籍华人学者潘毓刚教授曾经意味深长地说：“中国有没有人才？回答是肯定的。中国即使一万人里出一个人才，也比外国的人才多。……关键是要有一个健全的体制。如果没有健全的体制，即使有人才也发挥不了作用。” 不是因为没有人才，而是我们的体制太不利于人才脱颖而出。有人尖锐地指出了现行校长任命制度的弊端：“大学校长、副校长的任命权集中于中央各部门（包括###）。由此，高校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属。校长主要对上负责。在这种体制下，往往最适于做校长的人不一定能得到上级认可。而上级任命的校长往往并不是最佳校长人选。……实际上，在高校这样的智力密集区，采取民主竞选校长或教授委员会投票选举校长的条件早已成熟。中央部门没有必要介入校长的产生过程。实际上往往是越管越乱，越管越死。……目前由于校长的行政色彩，往往不少人想做校长不是因为它是一种责任，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权力，是一种待遇。” 严格地说，政府任命的校长只是“政府”的官员，而不是“大学”的校长，政府的官员首先当然是对政府负责，人品好一点的可以在对上级负责的同时兼顾大学，而人品不佳者则只把大学当成加官晋爵的一站。大学的校长应该由大学认可，由代表大学的教授会选举产生后，由大学举办者发文聘任，而不是“任命”。“聘任”与“任命”的含义是不同的，“聘任”含有“我请你来管理这所大学”的商量语气，而“任命”则是“我让你来管理这所大学”的命令或施舍语气。两种不同语气下的校长，自然会在惟大学还是惟上上作出选择。一般说来，通过教授会选举产生出来的校长都会对大学负责，把办大学当成一种事业来对待。同时，教授会也有弹劾校长、罢免校长的权力。此外，应该废除大学一切行政人员，包括校长、书记的行政级别，实行一套独立的、区别于党政机关的干部制度，实行严格的任期制，在位时可以享受一定的待遇，任期满后就是一个普通的职员，不再享受什么厅局级之类的待遇。 正如我们所知，人类历史上治理国家的方式只有两种：法治和人治。从理论上说，在法治的社会里，法律至高无上，政治的清明与否，并不取决于谁来做官，而取决于是否有健全的法制，而在人治的国度，虽然也有种种法律，但往往权大于法，有法不依，政治是否清明，常常取决于谁来做官即官员的人品如何。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无疑是一部“人治”的历史，人治的历史里虽然不乏公正廉洁的好官，但却有太多的专制和黑暗。于是世世代代，对明君、清官的期盼和对昏君、贪官的抨击便成为中国老百姓的集体无意识。无疑，大学的管理也是如此。虽然蔡元培、竺可桢们都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难得的优秀校长，但是，他们对大学的管理毕竟属于“人治”，靠他们个人的人格力量所搭起的人格平台是极其脆弱的。事实证明，随着他们的离去，这种人格力量消失，人格平台也就出现裂痕，最终土崩瓦解，他们所开创的那个大学的黄金时代也从此一去不返。 所以，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校长是重要的，但校长又是靠不住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停住。……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比之人格平台，更为稳定、可靠的是建立制度平台，即建立民主治校、教授治校的制度平台，由“人治”走向“法治”。国外的一些大学就是这样做的。 据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田长霖介绍，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教授会的权力是非常大的，整个学校的学术政策和规划全部指派给教授会，“校长、副校长、院长、副院长、系主任，基本上都是受董事会的委托，执行教授会制定的学术方针和规划，去做行政方面的推动和执行”。教授会由学校的全体教授组成，由于人多，不可能有效地执行、运用权力，因此又成立很多委员会，各委员会的成员由委员委员会指派。委员委员会相当于常务委员会，大约有六七个成员，这六七个成员是从全校教授中###出来的。每个委员会有五至十五位成员，权力非常大，比如经费预算委员会可以决定哪一个系给多少教授名额，科研委员会负责校内科研经费分配，教学委员会负责全校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安排、学时学分分配，学术规划委员会负责整个学校、学院、系的发展方向规划，学校的行政系统无权干涉，即使一些方案是校、院或系里提出来的，也必须由教授委员会裁定。教授会制定整个学术方针、规划政策及评聘任命教师，行政机构中的校长只有3%的决定权。教授会和校长行政系统是两个永远相互斗争、相互制约的机构。田长霖认为，这两个系统非常好，是该校成功的一个方面。 其实，对于中国大学来说，“教授治校”并不是陌生的东西。回顾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历史，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虽然中国的现代大学教育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很快便能与西方大学接轨。主要原因就是那时办大学的人，很能将西方大学先进的管理方法“拿来”，为我所用。有些东西，直到今天仍不过时，比如蔡元培推行美育、重视文理渗透、改年级制为选科制的思想与实践，梅贻琦的人文教育和通才教育思想与实践仍然是我们今天的奋斗目标。想一想现在的大学校长、书记们也一趟一趟地往国外跑，却没见学到什么东西，也难怪，那时办大学的人多是学贯中西的大家，而如今的校长、书记们很多连外语都说不上两句，出国不过是公费观光旅游而已，还能指望他们学到人家什么好的经验！ “教授治校”在旧时的北大和清华即已发展得较为完善，而且在两校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史上，最早提出并实践教授治校主张的当属蔡元培。蔡元培在德国留学期间发现，德国的大学管理十分民主。校长和各科学长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会公选，校长由各科教授按年轮流担任，全校从不会因为没有校长而出现问题。 因此，他回国后，极力主张仿德国大学制度，实行民主治校。1912年，他在《大学令》中提出：“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并对评议会的职权作了规定。出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改革北大过去由校长独揽大权，一切校务均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等少数几人办理，连各科学长都无权参与的管理模式，推行教授治校。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法规、学科的设立与废止、课程的增减与改革、聘请新的教授等重要事项，均须经评议会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校长是当然的议长。评议员包括各科学长和主任教员、各科本预科教授各2人，由教授自行互选，任期1年。1917年底，全校共推选出评议员19人。各学科（学系）亦设教授会，规划各学科的工作，学科教授会主任由各学科教授互选，任期2年。
校长和制度谁更重要？(3)
蔡元培此举的目的是改善学校管理体制，将权力下放，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授，调动教授的积极性，增强教授的责任感和主人意识，充分利用教授的智慧，让真正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学校。后来的事实证明，蔡元培的改革，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教学质量，促进了学校的快速发展。“五四运动”中，蔡元培迫于军阀势力压迫，离职出京，北大虽群龙无首，运动此起彼伏，但秩序井然，就是因为蔡元培建立的评议会和教授会起了积极的作用，正如一位学生所言：“蔡校长迫而南下，幸有本校评议会、教授会共维校务，而同仁等亦各本素日之修养照常力学，故未致以一人之去而令全校瓦解。” 清华大学也有教授治校的传统。早期中国大学的体制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1928年以前的清华即遵此制。当时虽亦仿美国大学设教授会和评议会，但其仅为校长的咨询机构，权力甚小。1928年，罗家伦入主清华，次年改校、系两级制为校、院、系三级制。按大学组织法，院长应由校长全权任命，但教授会认为院长系学术领导，校长应根据教授会的选举结果任命，后经协商，双方作了让步，改由教授会每院选出两名院长人选，校长择一任命，这一办法后来成为清华的传统，直至1948年底。 1929年4月，罗家伦辞职，后复职。1930年，罗家伦被学生驱逐出校。是年，阎锡山派乔万选任校长，但乔乘汽车上任时被学生拒之门外。1931年，###任命吴南轩为校长。这样，从1929年到1931年，清华基本上处于校长职权瘫痪状态。在此形势下，教授会的权力大大巩固、加强，教授治校的格局形成。1929年通过的《国立清华大学规程》规定，教授会的职责是审议教课及研究事业改进方案、学风改进方案、学生考试成绩及学位授予事宜。实际上教授会的权力大大超过了此范围，比如在院长任命上，已形成教授会选二、校长择一任命的制度，校长聘任讲师、教授亦须经教授会同意。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院院长及教授会互选出来的7名评议员组成，负责议决学校重要章制、预算、建筑及其他重要设备、各系的设立与废止等事项。学校的权力机构实际上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三方组成，以评议会的权力最大，可以看做是教授会的核心机构，而校务会则成了评议会的执行机构。 吴南轩到清华后，不经教授会选举即任命了文、理、法三院院长，被任命的三位教授因未经教授会选举而拒绝上任。吴便从校外聘请了文学院院长，并指定教务长兼任法学院院长，又弄来###令，解散聘任委员会，将校章中教师“由校长得聘任委员会之同意后聘任之”改为“由院长商请校长聘任之”，此举遭到清华教授与学生的强烈反对。 1931年5月28日，教授会通过决议请###撤换吴南轩，并恢复清华旧制，否则全体教授将于大考后离校。学生会也两次召开代表会，历数吴的劣迹，并决议全体同学整队前往吴南轩以及他任命的教务长、秘书长、学院院长住宅，请其即日离校。在此情况下，###不得不于7月3日下令由翁文灏代理校务，翁推荐清华原教务长、时在美任留学生监督的梅贻琦接任校长，梅于12月3日回国上任。①梅贻琦上任后，坚决站在教授一边，维护和强化了教授治校的制度，继蔡元培之后创造了又一个成功的办学模式。这一模式即使在抗战中的西南联大也丝毫没有削弱。 今天，当我们提起战时西南联大，仍对其创造的教育奇迹感叹不已。它不仅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学家，同时培养了何炳棣、邹傥、王浩等人文学家。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473名委员中有118名出身于西南联大，占249%。 回头看看过去中国大学的辉煌，不能不让人感叹：假如北大和清华在50年代以后能够一如既往地按照当时已经基本稳定下来的教授治校方式来管理、发展的话，今天绝对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哪里还用得着像现在这样去“争创一流”呢？同时，北大、清华已成制度的教授治校模式之所以能够毁于一旦，也说明要实行教授治校，还需要宽松的外部环境。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按鲁迅先生的说法，好的经验，我们先把它“拿来”，为我所用，不管这经验是西方的，还是我们先人的。这里不存在“全盘西化”、“厚古薄今”的问题。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呼唤教育家
文/谢志浩 1998年是个值得回忆的年份，前有北京大学100周年纪念，后有新浙江大学的成立。但让人不理解的是资格很“老”的北京大学没有一本像样的校史。堂堂北大竟人才匮乏无人捉刀？！非也。早些年北大所出校史仅仅是1898-1948年这50年间的沧桑，100周年的纪念会上竟拿不出来1948-1998年这50年间的一半校史，据说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笔者不才，不知道这“众所周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蔡先生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让人感念的地方特别多。但我想他老人家在北大的时间并不特别长，可他开创了一种风气。北大百年自然引发了对他老人家的怀念。但是蔡先生的事业是需要传承的，蒋梦麟、胡适二先生是继承了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理念的。这应该是公道话。现在赞扬胡适先生还可以，但有人仅讲了蒋梦麟先生几句好话，就惹得一些人老大不高兴，提出商榷。可以看得出来这几位先生是用心良苦的。 细心想来，1949年以后有教育行政而无教育事业、有教育政策而无教育理念。于光远先生认为1949年以后的教育不是教育思想错了，而是没有教育思想，给人启迪多多。不过，笔者看来，1949年以后迄今，我们的大学是离教育越来越远。这种教育思想在古今中外都是比较奇怪的：泯灭教育的教育。我们训练出大量的没有节操的顺民，这是现今我们痛感人心惟危的一个主因。现在只是问题暴露得比较彻底，而且大家反思比较彻底。以前我们种下种种“因”，不收成某种“果”是反常的。 扯远了。我们想一想，1949年以后的北大还有没有教育家，现今大家比较推崇马寅初老先生。马先生是非常重视气节和名份的。依笔者看，马先生比较符合“士”的行为标准，尽管他竭尽所能治理北大，但是却不能够成为教育家。这些毫不影响马先生在国史中的地位，笔者对马先生“敢怒敢言见精神”异常崇仰，并视先生为杰出的思想家。这里有一个问题，教育家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才可称为教育家？本人和时贤的见解有特别的不同。 （1）是否一个人当了多年的校长即成为教育家？回答是否定的。依我看，教育家首先应是学者，官僚就不配称为教育家。根据我的体会和观察，中国近代教育家有3种类别：蔡元培式、梅贻琦式、竺可桢式。清华校长梅贻琦本身为学者，但在学术上并无足称道；可他心特专，一辈子服务于清华，可称职业教育家。清华真有幸，有这样一位专心致志的好校长。竺可桢先生乃一代气象、地理大师，学术上有杰出的成就，为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位声名显赫的学术大师来浙江大学，其辐射力自可想见。竺先生只问事实、不计利害的求是精神，使浙大由一般地方大学而成“东方的剑桥”，自是情理之中。有关蔡元培先生，时贤议论太多太滥，但许多人都没议到点子上。其实，蔡先生真可称得上政治家办教育。他老人家改造旧北大的成功实践，真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现今的大学校长学不好，学不了，也不能学、不敢学。 综合3位教育家，体察到教育家应有学者情怀、教育情怀和人间情怀。通俗地讲，教育家具备学者的素质、大学的理念和民胞物与的情怀。 （2）教育官一般不是教育家。翻阅有关教育人物大词典。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只要在教育口当过几日官，都无一例外地是“教育家”。这可怎么好？这样一数，我们在1949年以后可以弄出一串“教育家”。 有一种现象异常奇怪，在其他部门，官员和学者的分界非常自然。但在###门就怪得很，随便什么人都可当###门的领导，而且一当###门的领导就能成为“教育家”，仕而优则学。这对古代的祖制真是一个不小的革命。 欠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是诞生过孔子的国度的最大耻辱，也是1948-1998年这50年间最大的失败。真正的危机是，我们似乎从不承认这种失败。具有重大担当的北京大学回眸百年历程时，竟然还飘飘然地标榜：我们是有过蔡先生的。荒唐的是蔡先生的办学理念后辈人没能真心体会过，这是蔡先生执教过的北京大学的顶大悲哀，也是大陆所有大学的心伤。 能够说我们是蔡先生的不肖子孙吗？真的没有大学校长为中国现代学术而开拓吗？事情不能绝对。但有一部分校长是有心而无力的。 提到中国大学的改革，时贤的议论都集中在诸如紧缺的经费、破陋的筒子楼、课程和教材的革新。这些问题的确令校长头痛，但在我看来这些仅仅是皮毛，而根本在于教育生态圈。劣质的教育生态圈是致使教育先天不足的主因。 要想产生和成长大批教育家，首要问题是改变劣质的教育生态圈。现今这个圈依然杂草丛生。教育和政治、经济、社会还处于一种劣性循环，大气候还没有根本的改观，小气候中纲举目张的“纲”也没能解决。诸如教育的理念大学的个性还没有被提上议程。 为什么到现在这些问题都没解决？说来话长。一言以蔽之，我们究竟在中国建立以民主和自由为目标的现代大学，还是建立专制和独裁的封建大学？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但愿这美好的企盼不是虚愿。书包网 www.aIhUaU.com
关于留学制度的随想(1)
文/谢泳 一、想起钟叔河 因为钱刚的电视片在央视播出，这些天来容闳和早年幼童留美的故事又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容闳的经历和他的故事引出的是一个古老文明如何走向现代的话题，其中留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它的核心内容。 钱刚在上世纪80年代是有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但他后期报告文学写作已转向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思考，那时他的《海葬》曾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我记得他当时的兴趣是在李鸿章，这次看到他写容闳，我非常能理解他的写作冲动，虽然是历史题材，但他是一个有现实关怀的作家。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曾与钱刚有过两次接触，但后来失去了联系。我对他的思考和工作一直很关注，他主政《南方周末》的时候，我曾寄过一本我的新书给他，但不知道他收到没有。这次看到他的新作，我佩服这个老朋友不懈的努力。我想起了胡适的老话，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说到中国近代留学制度，我先想到的是两个湖南人。一个是舒新城，一个是钟叔河。1939年舒新城出版了《中国近代留学史》，在以后关于留学制度的研究中，这本书是必看的参考书。以后对留学生和留学制度的多数研究，其基本思路大体不出舒新城这本著作。从学术史研究角度观察，没有舒新城的著作，以后关于留学生和留学制度的研究会有很大困难，因为除了研究方法以外，舒新城的著作中保留了非常丰富的历史材料。 舒新城的这本著作在上世纪80年代曾由当时的上海文化出版社影印出版过。但80年代是一个重现实轻历史的时代，读者的热情在当下，对于历史的关注是淡漠的。虽然相关的历史研究著作已出版过不少，但在读者中还没有形成兴趣中心。十几年以后再来观察，早年关注历史的学者现在多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 80年代初期，钟叔河主政湖南岳麓书社，出版了很多文化积累方面的书。他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和他的学术专著《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曾名重一时，钱锺书一生极少为人作序，但却对钟叔河的这本书非常推崇。容闳《西学东渐记》就在这套丛书中。它的标点者之一杨向群，多年以后成了我和程巢父编辑的《追寻储安平》一书的责编，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历史在事后观察，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感想。与这套“走向世界”丛书几乎同时，还有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偏重于介绍西方的各种思想。当年，我对于这套丛书的兴趣远远超过前一套，想来和我有一样经历的青年会有同感。但90年代以后，人们常常想起的倒是钟叔河编辑的书了，因为时代精神发生了转换。 二、留学制度的形成 作为一种教育制度，留学制度的形成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主要制度。当它成为一种稳定的制度以后，它在功能上取代了科举制度，也可以说成为一种近似文官制度的东西，特别是早期留学生，大部分进入中国社会的上层。夸大一点说，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基本来自留学生。舒新城曾说过：“如无留学生，中国的新教育与新文化绝不至有今日。”决定中国留学制度形成的关键人物是曾国藩、李鸿章和丁日昌。因为一种新制度的建立，起主要作用的是政治人物。但作为文化建设的留学思路，却是容闳最早提出来的。舒新城对他的评价是：“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中国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此之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舒新城这个逻辑里还少了一个环节，那就是传教士。中国留学制度的起源与他们分不开。1847年，最早把容闳、黄宽、黄胜三位中国青年带往美国的是传教士布朗夫妇。 容闳的建议是幼童赴美，容闳建议的主要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选择幼童赴美，应该说是容闳的远见。他当时建议的年龄是12到14岁。后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对学生的选择大体也是这个年龄。这个年龄的意义在于这些学生可以真正融入美国生活。因为同时还派了汉文教习，他们在美国没有忘记汉文。从中国后来留学生经历的统计中，可以看出，早期幼童留美和后来庚款留美学生成才比例较高，因为这个年纪容易彻底接受美国教育，同时建立与美国社会生活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在成年留学生中建立相对较难。1910年清华第二批庚款70名学生中出了胡适、赵元任、竺可桢、张彭春等对中国社会产生极大影响的人。1922年清华放洋的94名学生中出了沈有鼎、闻一多、梅贻宝、罗隆基、潘光旦、雷海宗、吴泽霖、萨本栋、高崇熙、黄子卿、张心一等各学科的著名人物。 近年考察中国重要历史人物教育背景时，留学教育成为观察和分析他们人生经历的一个主要变量。大体说来，人们对留学英美的评价较高，对留学日本的学生评价次之，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另有认识。 三、留美学生的影响在文化教育 中国早期留学生学成以后，多数回到中国报务，特别是公费留学生。自费留学生回国的比例也相当高，这主要得之于中国传统教育的功劳。胡适早年写《非留学篇》时曾提出过“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可见其思考之深远。另外，当时回国的留学待遇也相当优厚。中国早期留美学生主要出自清华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在一个留美学生国内最高学历的统计中，北京大学只排在第7位，西南联大排在第11位。从前15名的大学观察，留美学生除了清华以外，主要出在教会大学。留美学生最主要的服务机关是当时中国的高等学校，远远高出留日学生。 早年任教中央大学的常导之在《各国教育制度》一书中曾说：“从多数国家之行政及学校制度中，皆可发现其所受于德法两国之影响，即美与苏俄，亦非例外。苏俄在其建国初期中，颇有一举而摆脱所谓资本主义国家之成法，而另起炉灶之势；惟自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其学制上显然受了外来的影响。英国在世界经济及政治上之势力，远较德法两国为雄厚，但其教育制度，则在所属领地以外，似乎影响他国之处不多。至于美国制度似乎仅能在我国博得最多之赞美者。”常导之最后这一句话，很有意思，也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教育所受影响的一个总结，它与中国留美学生主要在高等学校从教有关。 如果以1949年为界来分析，当时从政官员的主要留学教育以英美为主。特别是外交方面，实际折冲外交问题的是颜惠庆、顾维钧、陈友仁、王正廷四位。他们都在外国受过教育，并都熟悉外国的政治经济情形。1935年出版的一本《最近中国外交关系》［波拉特（Pollard）著，曹明道译］中曾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差不多完全只由一小部分很熟悉国际公法有外交经验及通晓国际情形的相当人物所决定。这些外交官员中，有许多曾在中国教会学校毕业的。有几位是曾在美国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大学里得到高等学位的。实际上他们都能操一国或几国语言。所以内阁和党系可往复调动，各省也可任由以前的土匪去当政，可是外交部同外交官员，却终是在这种留学阶级的青年手里。他们曾在巴黎与华盛顿会议里，声诉本国的怨嫌。他们决心要努力达到中国应受主权国待遇的原则。因此，在南京政府一部分所成功的事业中，他们曾培植基础。”书中还引了一位美国人的话说：“大家曾说过并且说得很对，要是中国政府的其他各部，都能显示像外交人员所常显示的才能，尤其在这10年中，中国便将成为世界大国之一了。”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关于留学制度的随想(2)
四、留日学生的影响在政治和军事 舒新城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中曾引述当时一份文献指出过，中国留日学生一度激增的主要原因是“路近、文同、时短、费省、及留学生头衔好与国内政局不安6种原因。”据许多研究中国近代留学史的著作指出，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虽然众多，但真正在日本读完大学的并不多，以速成生、普通生和特约生为主。从出身观察，当时留学日本的学生家境贫寒者占相当比例。早年研究中国教育行政的中央大学教授夏承枫在《现代教育行政》一书中认为：“留日学生自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增至万余人，在政府是病急乱投医，在留学者是取其价廉而成功易。”留日学生中后来成为革命家和军人的很多。舒新城说：“中国军界之重要人物的姓名，几十之九可从明治40年振武学校一览之学生名册中查出，其影响于中国军政者可谓大矣。”从文学界来说，左翼作家中也以留日学生为多。而“新月”作家则以留学英美学生为主。 上世纪80年代初，三联书店曾出版过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我当时买了一本，但没有细读，就送了一个朋友。90年代以后，费了许多周折，我才又找了一本。国内外对这本书的评价非常高，国内研究中国留学史的，还没有人能写出这样一本著作。书中有一章是专讲现代汉语与日本词汇影响关系的，材料丰富，分析细密，很给人启发。他在分析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时，认为“一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方面是近代中国的文化史，另一方面又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史。”书中专门有一节是讲“亡命客与留日学生”关系的。所谓“亡命客”是指当时逃到日本的中国政治家。他特别指出，当时留日学生与“亡命客”在日本志士的参加和援助下，“三类人物汇合在一起，频频往来于中日两国之间，从事革命活动”。他在分析了这些人物的活动情况后说：“最遗憾的是大部分日本志士后来却挑唆日本军阀侵略中国。”这些研究视角都是很独特的。 以留学背景分析中国近代以来人才的变化是有意义的，但留学背景也有其特殊性，并不绝对与留学生的思想变化有直接关系，以留学背景为评价尺度，只是一个大概的思路。 留学制度是中国近代以来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但在后来的很长时期内，这一制度的功能便发生了变化。早期留学制度呈开放性，面向世界，英美、欧陆和日本等，都是留学的主要去向，但这个去向后来改变了，由面向世界变成面向前苏联和少数东欧国家，而且已不作为常态教育制度存在。留学生制度的改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各领域中主导力量的基本结构，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1)
文/高增德 《书屋》1999年第4期有关自由主义及其传统的三篇文章，尽管观点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然而却能自圆其说，自持其理。最重要的是气氛对头，各展其长，各陈其论，有学术争鸣的态势及其宽宏大量，既容许自己讲话，也要让别人说理。朱学勤先生虽然针对的是一种文风，他不仅提出应当“有话好好说”，而且自身力求体现正常的学风，我以为这本身就是自由主义所要求的精神。 还有，就自由主义而论，对于近现代的中国来说，虽然是舶来品，虽然最终在这块土地上未成为政治主流，但是毕竟不能否定它之存在过的历史，毕竟不能不承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自由主义理念变革中国的追求和努力。自由主义作为政治思想及其制度，虽然在中国没有过实践的传统，但是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传统、学术传统却是有的，其具体的表现是：不仅形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群体及其学派，而且形成了自由主义的传统及其思想遗产。不管对自由主义喜欢不喜欢，作为一种曾经出现过的知识分子群体及其学派、传统及其思想遗产，都是值得研究和重视的。 下面专门论述蔡元培及其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 如果说中国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话，我以为应上溯到蔡元培，应视蔡元培为自由主义者的代表。综观蔡元培一生，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而且最主要的是一位教育家，其业绩贡献是多方面的，尤以教育事业最为突出，集中体现在创办和治理北京大学的成就上。假如要对蔡元培进行知识分子划类的话，毫无疑问应归为自由主义者，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甚至可视为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或先驱人物。他作过教育总长，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以及大学院院长，前后的思想与实践，可以说是影响全国、影响后世、影响深远的。特别是在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其成就和影响更加显著，教授多数是自由主义者，凭其理念，研究高深学问、培养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维护学术尊严；凭其理念，提出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反对政府恶行，改良社会，努力实践其价值标准。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始终坚执其自由主义理念，立身行事，秉此原则，那就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蔡元培在教育思想上的主张及其实践，概括地讲主要有：其一，他提出教育应超越政党政治而独立。在《教育独立议》（1922年）、《提议教育经费独立案》（1927年）等文中，他强调“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影响”。何以要如此？因为“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教育是进步的……教会是保守的……教育是公同的……教会是差别的。”，而于大学中更应贯彻与实现之。他指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以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说到学术自由时，他强调“研究者进行学术讨论有绝对自由，丝毫不受政治、宗教、历史纠纷或传统观念的干扰。即使产生了对立的观点，也应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合理的说明，避免混战”。更难能可贵的是以上观点，即使到了晚年，也一以贯之，坚执不渝。 其五，他坚持教授治校，视之为保障教育独立的根本要义和措施。这一主张，蔡元培早在1919年就提出，在经过几年的实践后，到1925年在《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一文中更加系统地作出了详述。请注意：他这篇论文是以北京大学为例来重点地介绍教授治校制度，并以此来说明这项制度在中国现代大学及其教育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的。他说到原北大行政组织时，认为“这种组织形式形同专制政府；随着民主精神的高涨，它必然要被改革掉”。而“这一改革，首先是组织了一个由各个教授、讲师联合会组成的更大规模的教授会，由它负责管理各系。同时，从各科中各自选出本系的主任；再从这些主任中选出一名负责所有各系工作的教务长。再由教务长召集各系主任一同合作进行教学管理。至于北大的行政事务，校长有权指定某些教师组成诸如图书委员会、仪器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总务委员会等。每个委员会选出一人任主席，同时，跟教授、讲师组成教授会的方法相同，这些主席组成他们的行政会。该会的执行主席则由校长遴选。他们就这样组成了一个双重的行政管理体制，一方面是教授会，另方面是行政会。但是，这种组织形式还是不够完善，因为缺少立法机构。因此又召集所有从事教学的人员选出代表，组成评议会。这就是为许多人称道的北京大学‘教授治校’制。” 以上所说的，主要是蔡元培在主办北京大学时思想及其主张，他办学校，就是要办成高等学府，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他强调，想做官的不要到大学来，要做官去读法科大学，要做生意，要发财，去读商科大学。他甚至主张北京大学只办文理两科，道理就在于此，要研究高深学问。这个高等学府是殿堂，这里就是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在这里，我以为唐振常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今天强调北京大学的传统，北京大学的传统是什么？我想应该是自由主义，而不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任何学校、任何参加爱国运动的人都有的。而北京大学，它的传统，它所独具的东西，就是自由主义。今天回过头来说蔡元培是个自由主义者，是指理念上的自由主义，我看是非常恰当的，应该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先驱。” 当然，蔡元培的自由主义，不止于教育方面，而他之办大学的思想及其主张，本基于他社会政治思想的扩大和延伸，应该说他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们从《蔡元培全集》中，不难从《社会改良会宣言》（1912年）、《关于不合作宣言》（1923年）、《我们的政治主张》（1922年）、《与〈国闻周刊〉记者的谈话》（1926年）、《〈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序》（1935年）等篇中，领悟到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理念追求，那就是以人权、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为价值标准；以公开而受监督、为全民利益、保障个人自由、促进个性发展为基本原则；以教育与学术为根本途径；以阶级互助、和平渐进方式推进社会发展，主张与恶势力不合作；重视人权问题，大力宣传人权思想，长期为保障人权而斗争。
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2)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1922年4月，以蔡元培为首发表的政治宣言，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签名者共16人，除蔡先生外，另有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知行、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征、丁文江、胡适。在16人中北京大学占11人，可视为自由主义的大聚合及其政治宣言。宣言发表之初，曾影响当世，后来成立的王宠惠内阁即被称为“好人政府”。但是他们的努力最后失败了，其中原因是不言自明的：中国恶势力强大，没有民主基础，即使好人政府也难敌之；中国民众觉悟及其要求不高、力量不强，仅有一些知识分子难成气候；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见实际上并不统一，后来发生分化是必然的；先前兴起的好人参加政府，时间不长又演变为好人退出政府的行动，蔡本人即不止一次地提出退出政府的主张。在他看来，不论好人参加政府，还是好人退出政府，都是自由主义者的理念体现。 虽然这次好人政府的行动并未成功，但是所提出“好政府主义”，“好政府”要有两个涵义却有着深远价值。这两个涵义是：“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还强调“好政府”要有三个原则：一是一个“宪政的政府”，“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二是一个“公开的政府”，“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三是“有计划的政治”，这种“计划是效率的源头”。 当然这种“好政府主义”，从理论上来说，主要是针对无政府主义，从实际上来说，是针对北洋军阀这个坏政府。它所代表的是北京大学的一批知识分子改良社会及其政治的努力和追求，显然带有自由主义色彩。据《胡适的日记》载，在1922年5月11日胡适拟撰出《我们的政治主张》后，“打电话与守常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家会议，邀请几个好人加入。知行首先赞成，并担保王伯秋亦可加入。”于次日，约会者均在蔡元培家开会商议，“他们都赞成了，都列名做提议人”。从这里可见，蔡在《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件事上，他所扮演的角色，称他为领袖人物是名副其实的，当然称胡适为主角也是恰如其分的。 在这里，我们还需指出，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是蔡元培开创和奠定的，而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等继任者是认可这个传统和继承了这个传统的。可以说从1917年至1949年这个历史时期所一以贯之的，正是自由主义传统。 下面恕我再引用这几位继任者的言论，来说明他们在坚持自由主义传统方面所作的努力。 蒋梦麟1919年任北大总务长，1923年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30年重返北大任校长。他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重申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他指出：“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有，决非偶然之事。……这是什么缘故呢？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上，作激烈的辩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已屡经试验了。……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精神。……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故本校虽处恶劣政治环境之内，尚能安然无恙。”蒋梦麟不愧为蔡之得意门生，从这番话中不难看出是得真传的。故蒋对接续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是有他的功劳的。 胡适的一生精力，可以说绝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北京大学：于1917年回国后，就深得校长蔡先生的赏识和信任，并委以重任，成为一直是有职有权的人物。头年是哲学研究所主任，次年为英文部主任；1919年代理教务长，翌年转为正式教务长；1922年成立国学研究所，就任编辑部主任，主编《国学季刊》，并兼校务委员等职。先后任过哲学、外国文学、英国文学、教育、中文等五个系的主任；1931年出任文学院长；1946年担当校长，直到1948年底止。可见胡适在北京大学的作用和影响，在形成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远非一般人可比。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衍化为一种与保守主义、激进主义鼎力而三存在的富有影响力的文化和政治思潮，浸浸然大倡，不能说胡适不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自然首先受益者而能源远流长者成为自由主义传统者，又非北京大学莫属了。 傅斯年在抗战胜利后代理北京大学校长，虽然前后只有一年，但是从他的教育思想看，不论主政北大，还是执长台大，其言论和实践的自由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傅在论及大学的良好学风时，归结了四句话：“宽博的胸怀，爱人的气度，坚贞的风节，乐善疾恶的习惯，都是造成良好的学风所必需要的。”他又强调：“这个好的学风，包括自由的思想，规律的行动，求学的志愿，求真的信心，师生相爱的诚意，爱校爱国爱人民的心愿。”在这里，他认为：“没有自由的思想，便没有学术的进步。”要求得科学进步和学术发展，必须思想自由。在此，自由乃科学进步和学术发展之前提条件。 文章到此，本该结束了。然忽又想起了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第一代布道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他是首先发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呼喊的第一人，显然应视为开中国自由主义先河的人物。早在1903年即将英国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一书翻译出版，他在“译凡例”中宣称：“须知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在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真理事实，虽出自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此之为自由。”在严复看来，“自由者，各尽天赋之能事，而自承之功过者也”。“故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则有自由之权；合自主之权，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这里显然指明，有了天赋自由，才有人人平等；有了人人平等，才有民主政治。故此，西方近代社会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没有思想自由，政治民主难以实现；没有思想自由，学术难以“黜伪存真”。写到这里，我又觉得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应该上溯到严复，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肯定对北京大学有着重要的启导意义及其作用。当然，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关于教育的几点随想
——读《教育：必要的乌托邦》
文/陈远
早就知道萧雪慧先生出版了一本关于教育的随笔集，在市面上找了好久也没有见到，于是给萧先生打电话索书，萧先生告诉我她手头的样书已经被朋友们索要得所剩无几，但是她会尽快给我寄来。几天后，我收到了萧先生寄来的书。
我承认阅读这本书不是一个愉快的过程，因为凡是有良知的人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都会被书中的叙述和现实的境况刺痛灵魂的深处，尤其是像我这样对于当下的教育有些了解的人。
在本书选入的文章中，《教育：必要的乌托邦》是作者用力最重也是着笔最多的篇什。在文章中，萧先生尖锐地指出了当下教育最为严重的三个问题，一是提供教育机会的不公正，其中最为严重的是义务教育名存实亡；二是“中小学教育从教育思想、培养目标到教材内容、课程安排都贯穿了一种政治功利主义，孩子的个性和愿望完全不受尊重”；三是“大学因缺乏学术自由、教学自由而丧失了她作为学术和教学自治中心的地位”。然而当下的教育与这一目标恰恰相反，它在少数利益集团的垄断下变得极其狭隘。在摩罗等人编著的《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一书中，摩罗写道：“我们的教育目前的基本状态跟我所理解的教育目的是相反的，它尽可能地切断学生跟人类文化和大自然的联系。它只得告诉学生在人类所有的思想财富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是好的，其他的都是坏的，是对人类精神有损害的。”这种不公平的、狭隘的教育如果不尽快改变，那么我们民族的未来岌岌可忧。
在《南橘北枳的“教育产业化”》一文中，萧先生对近年来盛行的“教育产业化”的说法进行了批驳。从理念上来讲，我并不反对“教育产业化”这种提法，1949年以前的南开、光华、燕京等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以及萧先生文中提及的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都在教育产业化上有过成功的探索。需要指出的是教育可以产业化，教育的目标、其基本的理念却不可以产业化。尤其需要澄清的是，教育产业化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减少对教育的投资或者不对教育进行投资，因为从教育成本与教育收益上来看，个人诚然是教育的收益者，但是社会才是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对此我们可以做一个复杂的计算。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教育成本可以精密地计量计算，而对教育收益进行精密的计量计算几乎是不可能的，下面的计算方法尽管精密，也只是大致上的精密。
在这里，我们采用如下计算方法：
每名毕业生的社会直接成本=（学制期各年各项费用支出总和-无关费用）×（学制期各年平均在校生数总和÷学期制）
个人直接成本=学杂费+书籍文具费+生活差距费-助学金（奖学金）
教育收益通过教育收益率来计算：∑nt=1Et（1+i）t=∑nt=iGt（1+i）t教育成本收益比值：①《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研究》王善迈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V/G=∑nt=1Et（1＋i）t÷∑nt=1Gt（1+i）t
教育收益现值：
Epdr=∑nt=1Et（1+i）t-∑nt=1Gt（1+i）t
贴现后的个人教育成本：
G=∑nt=1Cet+Cit1+i=∑nt=1Gt（1+i）t
预期教育收益贴现值：
V=∑nt=1Et（1+i）t
式中，V=n年收入的总贴现值
Et=第t年的教育收入
R=利率，即教育的机会成本
Cet=t年的直接成本
Cit=t年的间接成本
G=n年的总成本贴现值
i=内在收益率（教育收益率）
然而无论是通过计算还是通过已有的统计数字进行分析，教育的个人收益率一般均高于教育的社会收益率，但是有一个常识性的事实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社会的发展却是历百年而不衰经千年而不竭的，从教育收益的长期性多效性和扩展性等特性考虑，教育的个人收益在社会收益的面前几近于零。
因此我认为，“教育产业化”只可以作为在多元化办学格局下的一种思路，而不能成为政府逃避教育投资的借口。
在《大学之魂》一文中，作者着重阐述了大学中的“不服从”传统。在这一点上我与萧先生的看法有些不同。大学的职能和功用决定了她应当是一个保存、发展、传播价值和文化遗产以及诞生新思想的机构之所在，这一根本目的决定了大学的超现实性和超功利性，也决定了大学的精神在于对学术的探求。贾谊有句话：“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我觉得这倒颇为符合大学的精神。对于这一点，陈平原先生在《北大传统之建构》一文中有淋漓尽致的阐述，陈先生在搜集了严复（《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1912年）、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开学式上的演说词》，1918年）、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1919年）、胡适（《北京大学》，1922年）、李大钊（《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感言》，1922年）、蒋梦麟（《北大之精神》，1923年）、鲁迅（《我观北大》，1925年）、马寅初（《北大之精神》，1928年）、刘半农（《北大河》，1929年）、周作人（《北大的支路》，1936年）等10位先贤的文章一一加以注解阐释，最后意在指出大学的精神重在对学术的探寻与建构。诚然，学术的探求精神与“不服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政治高压致使学术的独立性无法保存的时候，“不服从”便成了学术独立的前提，半个世纪以前的陈寅恪在这方面给后人树立了极好的典范，但是说到底，陈先生的“不服从”还是着眼于学术而非对当局的干涉。而对学术的探求精神，如果从严格的规范来说，本身就包含了“不服从”的外延。（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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