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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江的奥妙》一文中，我将宋江成功的经验归为四点：一是“包装意识”。通过日常的乐善好施仗义疏财以及其它的小恩小惠，在江湖上塑造一个知名“品牌”，让“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形成威慑力量，使初识者闻之即敬;二是敢“风险投资”，取得战略优势。报信私放晁天王，使梁山泊的开拓者(第一代领导集体)都觉得欠他一份情，这促成他后来居上;三是“舆论造神”，形成有坚固根源的个人崇拜。“遇九天玄女，受三卷天书”，使他成真理的掌握者，“天之使者”，别人怎敢反对!这就使他有把握在梁山泊成功发动一次不动兵戈的“政变”，篡改晁盖遗言：“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自立为梁山泊主，并颠覆了晁盖的“革命路线”;四是虚伪作秀、以柔克刚，通过所谓的“礼贤下士”，显示其虚怀若谷，成功地避免了王伦悲剧的再度发生。这就是他由一个不得志的县政府的小秘书，通过曲线运动，成为可以和朝廷抗衡叫板的拥有实力的“反对党领袖”。从这一点来说，宋江是成功的。
但宋江最后还是失败了。虽然自己混上了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但这毕竟是几十个弟兄的命换来的，而且没当几天便被“执政党”毒杀，梁山泊集团也被消灭了，直落得个鸡飞蛋打的苍凉下场!应该说，宋江的可悲下场是他一手造成的，是他狭窄的小农意识所决定的，是其行为意识的必然结果。同时，整个梁山泊武装集团缺乏有力的智囊机构也是致命的缺陷!仅凭一个读过几本通俗教科书在乡镇上做小学校长的“三无”文人吴用作参谋，作用可想而知!另外，宋江是玩阴谋的，他也容不下运筹帷幄的助手。他是梁山泊的“第一把手”，又是梁山泊“两条路线”斗争中“招安路线”的狂热执行者，一门心思寻思妥协，甚至为之操急而忘记了应该在权力天平上放置的应有“法码”。客观地说，推翻大宋王朝，让宋江们取而代之，这个胆量宋江是没有的。但就是招安，宋江也有制衡的实力和条件，保住他“反对党领袖”的地位，进而永保他的尊严和富贵。其实，宋江本来是有多种选择可以和朝廷玩玩，而且优势在宋江一边，但宋江心太急了，犯了轻信冒进的错误，出力不讨好，献媚未取宠，最后被分解消灭。这就是宋江的悲哀!悲在他缺乏坚定斗志和远见卓识、缺乏冷静分析和制衡建构。
宋江招安未必就是死路一条，其实他还是有四条路可以选择的，这四条路都可使他平安无虞，悲哀的是他一条也没敢选。首先，是宋江不应失掉“根据地”，有梁山泊根据地在，朝廷不敢拿宋江怎么样，反而会更加封官许愿以取悦他们。当时宋江完全可以自己率卢俊义等下山受封招安抗辽，而留下林冲鲁智深武松等坚定“革命派”继续坚持武装斗争，自己在前线遥控指挥(因为有神行太保戴宗这样一个绝好的传信者)，这样一打一和，朝廷奈何不得。几百年后的毛泽东就吸取了宋江的教训，和国民党斗争中坚持根据地路线，结果反而致敌于死地。其次，完全可以和方腊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和方腊订立城下之盟，你进我退我进你退，只要方腊在，朝廷不敢对宋江下手，一是朝廷不想失掉一个和方腊抗衡的力量，以免方腊壮大进攻自己;二是更怕宋江和方腊合而为之。其实宋江应该懂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尽，走狗烹”的道理，方腊灭亡之日也就是宋江将死之时。当时若以和方腊长期作战为名，向朝廷要供应，一来壮大自己，二来可以在周围各郡县更好地铲除贪官“替天行道”，团结百姓。就象以后蒋介石以“剿匪”“抗战”为名，消灭异已军阀一样。清初的吴三桂也是这样做大的。宋江可悲的是没这个智慧。其次，大胆尝试“一国两制”，接受招安拥护大宋，但大宋朝实行封建君主制，梁山泊继续实行“大斗分金、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原始共产主义”制度，在“抗辽”“反方腊”的统一战线下，保持梁山泊的相对独立性，向大宋朝派遣“雇佣军”，收取佣金，解决梁山泊经济问题。最后，还可以在招安的旗号下，化整为零，在各地搞小块“根据地”，象“二龙山”“清风山”之类，打游击战搞地下斗争，继续杀贪官除恶霸，替天行道，将梁山泊的旗帜插遍各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
其实，在梁山泊灭亡的道路上，宋江的作用倒是次要的，根本上的问题在于梁山泊众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没有完整的思想准备，不象其它农民起义那样是经过核心人物精心策划，借用神灵等以控人心而期改朝换代。如果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一个自觉者上梁山来搞场“整风”运动，统一思想。而本质上宋江也不是一个自觉的选择者，他只是一个被迫的妥协者。他原本的思路是先作县政府小秘书，上讨好县令下拉拢各乡镇豪强，找机会向上爬。是梁山泊的兄弟成全宋江也误了宋江，这又是宋江的另外一层悲哀。
二00二年六月十五日于周溪河畔听雨轩书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