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 者：梁衡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时间：2012年3月 定 价：38.00
序
权与德
2012-04-27 16:34:44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德是人的行为规范，头上三尺有神明。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一种无形的道德约束，而官员又更多一层，这就是怎么用权。因为他比普通百姓拥有更多的权力。权对官来说有两重性。一是可以为百姓办事，服务社会；二是可以为自己谋私利，甚至欺压百姓。好官坏官由此区分而来。
官的政绩决定于他的能与德，但主要是德。有德无能至少不会办坏事，无德有能却可大大地办坏事。德是基础，是软实力，是一个无形的大磁场。所以中国封建社会初期汉武帝选官时首重德，举孝廉；隋唐开始科举考试，重能亦重德；到明清更总结出“公生明，廉生威”，出现曾国藩等这样的道德榜样，又回到道德上来。大凡一个政权，在开创之初，德和能都不成问题。替天行道，为民请命，自然大得民心，且自戒甚严，德风感天下。至于能，更是在战火中打出来的，无往不胜。而麻烦在于掌权之后，德渐松弛，能亦下降。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大会的讲演中自豪地说边区有“十个没有”：“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十个没有”确实反映了当时延安良好的党风、政风、民风，令人羡慕，使人向往。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周恩来“文革”之初到学校视察，就在学生食堂里吃饭，一个菜两角五分钱也要如数交上。中南海里开会，每个人主动交5分钱的茶水费。但现在生活好了，官员的“胃口”也大了，贪个千百万很平常。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因贪伏法的省部级以上干部是江西副省长胡长青，2000年2月贪500万，死刑；第二个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2000年9月贪1000万，死刑。后来就多得数不过来了，数额也高得惊人。高官贪贿再多也只能判个无期。虱子多了不怕咬，法不责众了。去年的公开数字，只外逃贪官卷走的钱有说5000亿，有说8000个亿。高官贪，小官亦贪，辽宁省大连市检察院公布，大连街道办下面一小区居委会主任王仁财，职务在科级以下，2007至2009年期间贪污9,000余万元。此外还联同当地黑社会，犯下了多宗故意伤害、非法采矿、寻衅滋事等刑事案件，2011年12月21日被判处死刑。以至于出现这样的怪现象，小偷专偷贪官，网上流行词“小偷反腐”。原因很简单：1、贪官有钱；2、是不义之财；3、失主不敢报案。这样想来小偷的“偷”倒是一种客观上的义举了，类似当年土匪的劫富济贫。而且因破小偷小案牵出不少大贪大案。成语“小巫见大巫”又多了一个姊妹词“小偷见大盗”。国之大盗，监守自盗。这还只是贪财之腐败，其余还有买官卖官、弄虚作假、阿谀奉承、结党营私、吃喝嫖赌等等，不一而足。
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对权力的监督可以使官员变成一匹奋蹄腾飞的千里马；而对权力的放纵亦却可以使他变成一个为所欲为的魔鬼。任何一个政权的兴起都是先从干部准备做起；而它的衰落也是先从吏治腐败开始。治国先治吏，国败吏先衰。治理的办法当然是有的，如领导带头，使有楷模；严刑峻法，使不敢犯；民主监督，使不能犯；还有就是道德教育，使之良心发现，自我约束，不该去犯。这几条中，制度约束、民主监督是最重要的，对官员个人来讲，自我约束，正确对待权力则是内因 。
那么从道德上来说，近年来官场有哪些变化呢？或者说出现了哪些坏风气呢？现在官场道德之坏主要表现是：私、贪、假、惰、媚。如何惩治其害并重整新风，笔者在官场已观察有年，对症下药开了十味药方，这就是：为公、为民、诚实、敬业、廉洁、独立、坚定、谦虚、坦荡、淡泊。有些是老生常谈，但官场总是旧病复发，有的还是顽疾难除，虽是常谈也只好再说再谈了。恰逢有出版社来约稿，就辑为《官德十讲》，这十个方面主要是针对官场的现状和时下官德的种种表现，也兼顾总结古代为官的伦理道德。十讲又可大致分为两组，前五讲主要是围绕权力和工作，是以德施政，以德辅政；后五讲主要是围绕个人修养，以德自立，处世待人，“以吏为师”，给社会一个榜样。
孙中山临终遗言说，他致力于革命凡40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现在改革开放眼看也要奔40年而去了，小平若在世当会叹息道 ：贫富不均世风日下，同志仍须努力。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董岩和来向武两同志代为搜集资料，分别撰写了第八、九章和第二、三章节。是为序。
梁 衡
2012年2月27日
引言：官德的由来
2012-04-27 16:27:07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但丁说过：道德常常能够填补人们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不能填补道德的缺陷。同样，对于一个官员来说，人格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往往能够弥补智慧的不足，而且具有比智慧更深远的意义。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以吏为师”的习惯，师什么？师其德。官员的道德程度往往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尺度。官德之力可成就一个时代，也可以摧毁一个王朝。所以共产党在进城掌权之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竟通过了五个决议：不以人名命名、不祝寿、中国同志不与马恩列斯并列、少拍巴掌、少敬酒；又提出“两个务必”。那是关于党风党纪的决议，对执政党来说也是一个关于“官德”的决议。进城后不久，毛泽东又严厉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
一、何为官
2012-04-27 16:26:03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一、何为官
在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一向注重仕途。自古以来，士农工商中“士”排名第一，士是什么呢？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社会特定阶层，后演变为知识分子。古话说学而优则仕，士的主要出路就是做官。在很多人眼里，读书人科举高中、当官吃皇粮才是光宗耀祖的人间正道。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机构的国家。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代，王廷里设有百官（总称多尹）辅佐商王进行统治。历史上，最早出现“官员”一词是在《周书?卢辩传》“宣帝嗣位，事不师古，官员班品，随意变革。” 唐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台阁多官员，无地寄一足。”此后，“官员”一词频频出现。按照甲骨文字形,“官”中的“宀”( mián), 以冖覆众,有治众的意思。新华字典给的答案是：在政府担任职务的人。也就是说：官是经过任命的、具有一定等级的政府工作人员，是旱涝保收、吃皇粮的人。
官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从事君的臣吏到公务员、公仆，从古代9品18级到现代6大等级12小等级，官的称谓、官职制度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不论如何演进，万变不离其宗，其本性依然未变。其一，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人；其二，是代表公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人。
这样的特性，使“官”与普通百姓有了根本的区别。这个区别在于他们拥有参与制定国家政策或地方政策的机会，还有自由分配手中各种资源的权力。手握权力，有所作为，这是当官的“好处”。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权力太大，诱惑太多，就有位高坠重之险。权力如同一枚试剂，检验着官员德行高下。权力面前，有是非分明、不念其私者，有良莠不辨、只取其利者……态度不同、追求不同，就有了清贪之别，忠奸之分。所以上下两千年来的官场，贪官清官层出不穷，既有范仲淹、王安石这样淡泊自持的清官，重权在身，如履薄冰；也不乏蔡京、和珅这样追逐名利的贪官，以权谋私，骄奢淫逸。这不稀奇。在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无论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无论人类社会哪一个历史阶段，官员都是最大的受益群体，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人群。他们的品格高低、德行好坏不仅关乎个人，更关乎社会、影响政局。从这个角度说，官员是面临诱惑最多、社会影响最大、最需要监督的高危人群。
二、何为德
德即道德。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劳动是德起源的基础，社会分工是德萌芽、生成的关键条件。随着生产和分工的发展，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复杂了，矛盾也随之产生，这就要求从道德意识上约束人的行为，调整各种利益关系，以维系社会秩序……德就这样产生了。
显然，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行为的准则和规范。源于风俗和习惯的德，与法一并构成了自上而下的社会规范。所不同的是，德不是强制性的，是发乎自身的内在约束力，而法则是强制性的，是外部强制力，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底线。显然，德的尺度要高于法，违法的必定离德，合法的未必合于德。德的门槛明显高于法。比如，见死不救者，会受到道德的审判，却能逃避法律的制裁。
中国是礼仪之邦，向来注重德，讲求德政、德治、德礼、德行。德不仅是立身之本，也是立国之基。在封建时代，“三纲五常”是维护等级秩序的支柱，也是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原则——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与此相适应的是忠、孝、节等伦理道德规范。既然是一种社会规范，因不同的社会身分，德就细分为多种，比如医生要有医德，教师要有师德，公众要遵守社会公德。《周礼?地官》，列出六德：知、仁、圣、义、中、和。老子《道德经》，列出三德：礼、义、仁。儒家列出五常，仁、义、礼、智、信。
德是维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础。俗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德的水准反映了社会文明的程度。德也是一种文化，一种传统，体现了不同的社会需求与时代精神。比如，中国传统的德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人性本善的基础原点上，重忠崇仁，强调通过德治，达到社会和谐，体现了农耕文明内敛、节制的特征；而西方的德深受古希腊民本思想的影响，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上，重信崇智，突出法治的力量以达到平衡，显现了商业文明张扬、理性的特征。
三、何为官德
官德是官员所应恪守的职业道德，是官员工作生活、思想行为的规范与准则，是从政之道、用权之德。是在权力这个大背景下的行为规范。
在中国古代，“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指修身以成圣贤之德，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内圣外王”之道，是安身立命之道，更是历代的为官之道，它强调德行是治国的前提，也就是说，权力只有以德为指导，才有正确的方向，因此“治人”必先“修己”。
中国封建时代一向重视德治。一是 “为政以德”，即执政者要以德施政，善待民众，以赢得百姓的拥护；二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德行去教育和感化百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出现了对官吏的道德评价，孙叔敖是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写的第一个人物，被尊为“循吏第一”，即奉法循理的官员。官德的标准，不同时期侧重不同。在司马迁的笔下，行教、清廉、守法便是好官。在战国、秦及汉初，守法则首当其冲。到了“独尊儒术”时期，推行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三国末年，根据司马懿的思想，清、慎、勤成为好官标准，清官也就逐渐成为好官的代名词。唐太宗李世民结合汉代刘向“六正六邪”之说，将好官的德行分为六类——高瞻远瞩的圣臣、扶善除恶的良臣、进贤不懈的忠臣、明察成败的智臣、廉洁奉公的贞臣、刚正不阿的直臣，以圣明、贤良、忠诚、睿智、贞洁和正直作为官德的六大内容。
德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的产物，永恒不变的伦理规律与道德教条是不存在的，但这不是割断历史的借口。作为历史范畴的官德，有一部分被继承和延续下来。比如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岳飞“精忠报国”的爱国精神、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气、孙中山“天下为公”的坚定信念等。而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与建设中又出现了许多道德楷模。比如大无大有的周恩来、坚持真理的彭德怀、一心为民的焦裕禄、敢说真话的朱镕基……他们都赋予了官德以新的时代内涵。
四、为何现在又提讲官德
其一、“治国先治吏”，这是由官德的相对特殊性与重要性所决定的。官员是社会的“强势”群体，他们掌握着人民赋予的权力，代表着党和政府形象，管理着公共资源。官员是社会的风向标，其道德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权力的正邪走向，关系着民心向背，影响着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200多年前，法国的路易斯?博洛尔曾说：在一个国家里，为政者的品质总是影响并成为该民族性格品质的模型。恶劣的政治道德可以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人民。所谓官风不正，民风难改。
马克思说，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所不同的是，究竟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一个称职的官员，应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维护大多数人的福祉，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公平行事，清廉务实。而这一切都是在道德自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倘没有道德的基础与依托，权力会失控变形，政治会失去方向。
其二、社会转型期矛盾激化，道德建设刻不容缓，官德首当其冲。当前，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突出。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年来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 转型期的信仰失落、价值观扭曲，使社会道德底线一再滑落——帮扶跌倒的老人反被诬告、佛山女童两次被碾压无人施救、留日学生机场刺母、女大学生网上要求被包养、北大教授婚外情遭敲诈、被包养的郭美美网上炫富等等……道德滑坡，形势严峻，社会道德良心亟需全面重建。俗话说官德不良则民德必失，对民众具有示范意义的官德，其导向作用，可四两拨千斤。道德建设，应从官员抓起。如果姑息纵容，一任官员失德，就会雪上加霜，让公众道德更加沦落，让国家无法摆脱经济发展与精神贫困的尴尬处境。
其三、官德不彰，贪腐丛生，社会信任危机突显。官德建设，历来为我党所重视，涌现出了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杨善洲等一大批官德高尚的楷模。但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官德出现了滑坡：热衷做秀、枉顾民生；急功近利、钻营浮夸；阳奉阴违、欺上瞒下；尸位素餐、不思进取；贪污腐败、骄奢淫逸。“官德”缺失已成为腐败犯法的重要诱因，贪腐乱象丛生不绝——上海在建高楼倒塌、县煤炭局长坐拥京城70多套豪宅、铁道部运输局局长18亿美金存款、安徽宣城原副书记用MBA原理管理“情妇团队”……中国《法制晚报》公布的一份反腐统计显示，中国贪官的胃口在2008年比2007年大了3倍。这份统计报告显示，被查干部无一“幸免”地都有受贿行为。2008年贪官们人均平均受贿884多万元，与2007年受贿平均值253万元相比，涨了3倍。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在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权力的滥用、资源的垄断、官德的沦落，又加剧了贫富差距，危害了社会秩序。2011年10月，北京三所高校联合发布“社会信任问题的大陆消费者民意调查”，数据显示造成社会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官场贪腐现象严重，并且呈现腐败群体化、年轻化、高官化、期权化、国际化、隐秘化等发展趋势。
五、让讲官德不沦为空话
官德是阶级社会永恒的话题。官德不正的成因有很多方面，信仰沦丧、教育不力、监督失效、司法不公、官官相护等，都在某种程度造成或者纵容了官德不正的现象。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让公权成为少数人的私权，伤害了社会公平与公众利益。要彻底改变这些，关键要从自律、法律和监督机制三个方面入手，真正从观念、制度上尊重人民，维护人民利益，保证社会公平，让公开、透明的阳光驱逐贪欲私利的黑暗。
1，道德自律。道德自律需建立于责任意识之上。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责任感支配下的行为，才有积极性与主动性，会通过自律来限制不当的自由。社会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横山法则”，即最有效并持续不断的控制不是强制，而是触发个人内在的自发控制。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价值观日益多元的新形势，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强化责任意识，深化道德的内在自觉，真正领悟“公权民赋”的含义，树立以民为本、官民平等的思想观念，这是提高官德修养的内在因素。古人云，一日三省吾身，“省”其实就是一种自律，以律己之心不断强化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意识和能力：及时清除非分之想、不善之念，及时反思不轨之举、伤人之言，让精神污垢无藏身之地，维护心灵的健康洁净。任何外部强制力，都无法替代这种道德自觉所萌发出的积极情感，它能化为一种自觉行动，坚定信仰，淡泊名利，明辨是非，远离那些侵占公共资源、损害公众利益的无德不法行为。
2、完善法律、法规。官而不德，社会不稳；德法兼治，社会和谐。德与法，向来是两种不同属性的社会规范，共同维系着社会的稳定。单纯依靠道德来纠偏制衡，只是一种美好的期许。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德建设在强调自觉、自律的同时，更需要法律等强制手段的配合，通过公正严明的惩治手段，降低腐败发生的几率。如果说道德自律旨在不想腐败，法律制度的意义则在于不敢腐败。
据媒体公开报道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5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7人。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2009年已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亿元，人均高达l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亿元，人均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亿元，人均1.4亿元。 为什么中央三令五申大力反腐，结果却是边反边腐、前腐后继呢?关键是制度不健全，惩治力度不大，腐败风险低。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裴敏欣指出，中国官员因为贪腐而“东窗事发”沦为阶下囚的不到3%，因而贪腐便成为官员们“高回报、低风险”的敛财手段。而缺乏监督的政府官员易于在回扣和贿赂的诱惑下成为欲望的俘虏。 新加坡的经验很值得借鉴。在上个世纪50年代，新加坡贪腐严重，为了治理腐败，政府成立了反贪污调查局，并通过了多部反贪法律——《防止贪污法》、《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公务员惩戒规则》等，把新加坡打造成了亚洲最廉洁的国家之一。显然，健全、严谨、公正的法律制度可构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天网，切实有力而严苛的惩治手段，可令贪欲者望而生畏、令违法者无处可逃。
3、加强监督管理。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道德约束不了权力，权力只有用权力来约束。”官越大，权越大，责任也越大，就越需要有效的监督。通过严密的监督机制——组织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增强透明度，使官员思想品德、政治作为、经济状况处于合法合理、行之有效的监督之下，防微杜渐，彻底摧毁腐败滋生的温床。比如，尽快制定并实施财产申报制度，领导干部要报告本人、配偶及其子女的家庭财产，包括存款、有价证券、房产、汽车、债权债务等主要家庭财产。同时，强化媒体作为社会“守望者”的功能，深化舆论监督，加大政务公开、信息公开；尊重公民的监督权，处理公共事务切实实行民主协商，党政机构定期向社会公开公务支出及经费使用情况，鼓励公众对国家事务及与公共利益相关的社会事务表达意见、建议，斩断权力寻租的链条，使权力处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
官德一失，腐败即生。反腐，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课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这是经济快速发展与制度不完善的必经阶段。2011年岁末，国际反腐败监察组织“透明国际”对180个国家“清廉度”进行排名，名列榜首的仍旧是新西兰，已连续6年排名世界第一，中国排名第75位，而中国香港、台湾、澳门的“清廉度”则分列第12位、32位和46位，美国第24位。索马里和朝鲜排名最后。该机构表示，腐败仍在困扰许多国家。腐败的形式包括滥用公共资源、行贿和闭门决策，而蔓延全球的抗议运动，很多是被腐败和经济危机点燃的。此前，中国政府出席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4届缔约国大会，重申了中国政府积极履约、全面惩治和预防腐败的郑重承诺，大力推进反腐败国际合作。
迄今为止，中国已与33个国家缔结了引渡条约，与47个国家缔结了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并与有关国家根据公约、双边条约或者在互惠基础上就多起案件开展了有效合作。党和政府的反腐决心和力度不可为不大。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正式写入报告，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之一。2005年颁布实施《关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实施纲要》，将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置于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胡锦涛指出，各级干部做官要有官德，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习近平则强调，选拔任用干部，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要求领导干部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今天，在复杂的形势下，加强官员道德修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经济有序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不仅是一个大党对14亿人民的历史使命，也是一个大国对世界的时代责任。
新中国建国前夕，在河北西柏坡毛泽东曾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上京赶考去，要考好，不要学李自成。周恩来说，要及格，不要退回来。作为一个诞生90多年、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正面临着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场新的考验。
第一讲 一心为公
一心为公
2012-04-27 16:14:24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从汉字的构造看，“官”是个会意字，上面是个屋子，屋内挂一“弓”，表示权威之所在。《辞源》的解释是：“官，职也，谓各守其职为国治事者也。”
在现代汉语中，“官”既可做名词解，也可做形容词解，做名词时，主要是指“政府机关或军队中经过任命的、一定等级以上的公职人员。”做形容词时，一层意思为旧时对属于政府或公家的东西的称呼，另一层意思指公共的、公用的物品。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为国治事者”、“公职人员”，还是由此引申出的“公家”、“公共”、“公用”之意，“公”都是“官”最根本的内涵，是为官者所要明确的第一要义。
宋人余靖在其《武溪集?从政六箴》中曾说“抱公绝私，是为率职。”意为：一心为公，不徇私情，就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从政为官者，其基本的职责就是“为公”。
公是相对于私而言的。任何官员，在他没有成为公职人员、没有做官之前，他是个体的公民，可以以个体的“私”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可以有私心、私利、私情等等。但是，一旦他成了官员，做官员职权中的事，他就实现了从私到公的跨越，不再是一个一般的“私”的个体，而应该超越私我，以“公”为本，出以公心、施行公举、谋求公利、倡行公义等等。对官员而言，在公与私之间，有一条严格的界线，是应当明确分清的。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胡锦涛同志曾强调，“对领导干部来说，……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
一、做官为什么是为公
2012-04-27 16:13:28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从原始社会到今天，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从某个角度讲，就是一个“公”与“私”相互博弈、竞争，共同发展，对立统一的过程。
1.先要区分“公心”与“私心”
2012-04-27 16:13:04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人之初，部落成员以洞为穴，群居而生，一起抵御猛兽袭击、自然灾害，共同围狩捕猎、采食果腹，生产力的低下和群体生活的意识，带来的是“公社”、“公共”性的生活方式。在当时人们的思维和意识中，尚没有“私”的概念，所有的成员都是原始公社的一部分，所有的生活资料都归部落公共所有，个人的存在与原始公社完全融为一体，休戚与共。
随着剩余生活资料的出现，人们逐渐产生了“私”的意识，希望单独支配占有剩余生活资料，进而开始追求对各种资源的私人占有。于是，产生了“私”和“公”之间的分化和对立。
在人类社会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奴隶社会是“私人占有”的一种极端状况，极端到原本平等的同类同族的个体连带个体的私有财产都可以被一个人私人占有。
但是，社会的发展，随即暴露出来另一个问题，对“私”的无限追求，带来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矛盾，进而从根本上阻止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这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的生存发展仅有“私”的一面是完全不够的，不能因为追求“私”而忽视了“公”的存在。诸如共同抵御疾病、天灾，发展生产技术，化解社会矛盾，组织社会成员，保持社会秩序等问题。这就超越了个体的“私”的层面，是一个涉及全体或者众多社会成员的“公共”问题。只有兼顾好“私”和“公”两方面的问题，人类社会才能持久良性地发展。
2.官员的工作是社会公共事务
2012-04-27 16:12:37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公共问题呢？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讲，就需要发展出一套社会公共系统，来负责这些问题，政府和官员就是这套社会公共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政府负责本区域内公共事务的完成，政府设定各种职位，任命官员，具体负责某一方面的工作。所以，各个官员，其工作的内容，从性质上来讲，都是社会公共事务。
社会制度的不断发展，使得“私”和“公”的领域，也在此消彼长，不断发生变化。如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江山社稷是皇帝个人所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则说“天下为公”。这种变化的总体趋势是，社会公共领域在不断丰富和扩展，而私人领域在受到各种保护。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以及在获得执政地位，进行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倡导和要求各级官员要一心为公、一心为民，戒除私心私利，在最大程度上扩大了社会“公”的范畴。
无论东西方，不管是将政治作为一种职业选择，还是以成为各种各样的官员，都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所认可。在中国，传统的“仕”的思想和“功名”思想，更推崇个人出将入相，以从政做官为正统的人生道路。官员从个体“私”的领域中跨越出来，进入社会“公”的领域，也是一个突破私的小我，而实现公的大我的价值提升的过程。
具体而言，官员出以公心，就是要时时处处从公共的角度而不是个体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以公共利益为最高目标。官员对“公”的恪守，应该成为其基本的思想要求和行为准则，贯彻在日常的具体工作和生活中。
二、公私两字定成败
2012-04-27 16:12:10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为官要为公是由官员的职责本身所决定的，但是，官员要真正做到一心为公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遍览中外历史，细察四海现实，为公还是为私，向来是为官的焦点和热点。在公与私之间，也就存在着一个官员成败、褒贬、毁誉的分水岭。
总结林林总总的历史和现实，官员要做到一心为公，就必须过好两关：一曰亲情关，二曰亲信关。这两关，是上最难跨越的两个山头，过不去这两关就难以成为一个好的官员。
1.先要跨越“亲情”关
2012-04-27 16:11:47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亲情，是以血缘、亲属关系为基础的一种特殊的情感。在亲情之间，有父母对子女的无私，绵绵不绝，不离不弃，爱其强而容其弱。还有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戚之间的情愫。人是感情的动物，亲情又是人类所有感情中最原初、最本真的一种。人的社会关系中有一大部分靠血缘来维系。所以在“公”字面前，要跨越亲情关很难。
在中国封建政治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外戚专权。外戚是皇帝的母族、妻族，也就是太后和皇后的家族。在历史上很多次的皇权交接和皇权行使过程中，皇帝因年幼、多病或者其他原因，无法实际处理政事，就常由太后帮助听政视事。皇太后如何来掌管国家大权呢？其他人她不放心，于是就会找来父亲、兄弟、甥侄等等有亲情关系的人来掌握各种权力，时间稍长，坐地为大，逐渐就成了外戚专权。这是典型的以亲情来干扰政权，其结果大都是昙花一现、好景不长，甚至最终落得满门诛连、人人受害。如汉朝的吕氏、窦氏等，唐武周时，满朝政要皆为武氏，杨国忠因为杨贵妃而成为宰相，后来魂飞马嵬坡。政权运行终究还是要回到正常的权力分配规律中，而不是以亲情为核心。
隋唐以前，官员任用讲究出身、门第，实际上就是在权力分配中过分强调血缘、亲情关系，这种政治制度直接产生了社会腐化和对政治秩序具有极大干扰作用的家族门阀，严重影响到社会进步和政治清明。
即使废除了世袭制等以亲情为基础的政治权利运行制度，在现代政治体制中，亲情仍然会对官员的权力行使产生重要的干扰作用。孙中山先生倡导“天下为公”，并在三民主义的革命旗帜下，团结了一大批志同道合而不是有血缘亲属关系的革命同志。但是民国仅仅运行了38年，到1949年解放前时，本来奉行以 “三主义主义”治天下的国民政府，竟然又演化成了“四大家族”的天下。伟大如毛泽东者，虽然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都能很好地处理个人亲情与为国为公之间的关系，但在其人生的晚年，也对周围的人很难信任，转而倚重毛远新和江青等人。可见要真正超越亲情难度有多大。
亲情是每个人都不可能回避的，官员当然不能例外。为官要跨越亲情关，是指官员要正确认识官员的“为公”和亲情的“为私”之间的关系、性质，有一个正确的区别。历史上的诸多事例，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也证明，这一关并非不可跨越。而且，跨越之后，就可以赢得人民的认可和支持，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成为人民爱戴的好官。
毛泽东为了中国革命，超越亲情，先后牺牲了7为亲人。建国之后，国家安定，本来已没有太多牺牲生命的危险，但他却决然地决定将毛岸英送上朝鲜战场，结果又不幸牺牲。当请示他要不要将毛岸英的骨灰送回国内时，他说道，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这是怎样的一种心理和境界啊！
对于官员如何正确处理亲情，周恩来曾有一段话，他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 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而他自己，在对亲属一些事情的处理上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彻底超越了亲情对自己的羁绊。
官员跨越亲情关要重点克服的一个难点，是对待子女的问题。父母对待子女，本来是应该有伟大的父爱母爱。但是，且不讲父母对孩子的爱要有一个度的把握，不能溺爱。对身为官员的父母而言，不能将这种爱带到工作中来。利用手中权力，假借公共资源，为子女谋利益。当前社会中，流行着诸如“官二代”、“拼爹”、“啃老”、“我爸是某某”等词语，子女不凭借自身的努力而依靠父母的帮助和荫护来生活，而这种情况又有很大一部分出现在官员家庭中，从侧面反映出很多官员做事不能出以公心，而是想方设法徇情枉法，其结果只能是毁了孩子，害了自己。
2.还要跨越“亲信”关
2012-04-27 16:18:09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相比于亲情，官员和亲信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却有很好的信任关系和利益关系。亲信的形成，是基于官员和其周围的人之间长时期的相处，或者某种特定的利益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官员的亲信关系，比亲情关系更为隐蔽、复杂，种类更多。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亲信”团体一直就没有离开过政权中心。与前面所说的外戚专权相对应的，另一个常常专权的群体是“宦官”。宦官们因为从小陪皇帝一起长大，常年服侍在皇帝周围，其中一些也就逐渐与皇帝之间结成了特殊的感情依赖和信任关系。及至皇帝要倚重自己信得过的力量，这些宦官往往就得势揽权，左右皇帝。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如明熹宗朱由校和宦官魏忠贤的故事。朱由校自小在深宫之中无人疼爱，最亲近的人就是跟前照顾他的太监魏忠贤，于是和魏忠贤之间建立了特殊的信任关系，到了朱由校突然走运当了皇帝，魏忠贤也成了权倾朝野的“九千岁”。
亲信的另一个重要群体是部属。官员在常年的行政事务中，和周围共事的部属之间，建立了超越一般同事关系的信任或者利益关系，从而结成小圈子或者特殊的政治团体。官员和部属之间，本来可以有正常的熟悉、信任、欣赏、器重等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限定在正常的政治权力运作之下，而不是以这种私人的亲信关系超越政治关系，从而使任用亲信服务于个人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利益。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就曾明确提出，要坚决反对“搞小圈子、小派别，拉拢一部分人，排斥一部分人。”我国历史上多次上演的军阀混战，特别是北洋军阀时期，官员的任用实际上都是局限在了亲信的圈子里，所以也就“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没有一个长久的。这种官员与亲信之间关系的存在，在今天仍然时时表现出来，成为官员一心为公面前的一个重要门槛。
当前社会环境下，官员要过好亲信关，要重点处理的一个关系，就是秘书的问题。所谓“秘书党”的存在，并备受诟病，已经成为我国各级官员必须要认真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秘书群体中，确实有一大批有才能的干部，如能量才适用，对其进行正常的安排任用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一些官员和秘书之间，往往形成一种特殊的信任关系甚至是政治“盟友”、“继承”关系，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想方设法将秘书安排在重要、核心的岗位上。或者是在自己任期结束之前，突击将秘书安排好。其心理，或者是延续自己的权力、或者是对秘书服务自己多年的回馈、或者是特别的栽培提携，大都不是出以公心，不是正常的权力交接。
三、三把尺子量公私
2012-04-27 16:10:32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官员要做到一心为公，除了能过好亲情、亲信两关，还要在实际工作中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一是不徇私，二是不结党，三是敢牺牲。这三方面的关系，是决定一个官员为官好坏、成就大小的三个主要因素。手握三把尺子对一个官员从这三个方面考察，可以度量出一个官员的好坏。
1.不徇私（1）
2012-04-27 16:10:17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公的另一面，就是私。公和私构成了矛盾的两极，要一心为公，就必然要克服私的腐蚀。
《论语》泰伯篇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多么伟大啊！舜禹作为天子，拥有天下，却一点也不谋私利。官员作为社会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一方面是作为“私”的我，与社会普通公众并无二致，更重要的，他的官员身份要求他作为“公”的我，要能够从“公”的角度出发，不徇私情。
北宋名臣富弼出使辽国，一走就是数月。有人捎来家书，富曰：“徒乱人心。”不拆书信，直接放在灯上烧掉。“家书抵万金”，富弼作为一个封建官吏，都懂得身在公位，执行公务，百分之百地勤政，不敢有一丝懈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新近公布的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中，有一件收于1912年2月13日晚9时的电文，内容为：“……陈督退志已决，众举孙寿屏先生继任……（望）中山先生俯念众情，即加委任，大局幸甚。”整件电文共三页纸，由广东地方人士与52个社团联合署名。文中的陈督是陈炯明，孙寿屏即孙眉，是孙中山的长兄。当时的情况是，孙中山为粤督一事久决不下，广东地方人士与社会团体致电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提议选举孙眉为广东都督。孙眉是同盟会南方支部的负责人，一直支持、协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为此甚至变卖家产、倾其所有，论其威望确实可以担任广东都督。但孙中山却坚决予以反对，他于1912年2月21日致电广东各团体，称“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于政治，一登舞台，人易欺以其方。”说孙眉忠厚老实，易于被政客欺骗和利用。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孙中山还致电孙眉，劝其勿任都督。孙中山先生的不徇私情、不唯亲是举，也是出以公心，是他“天下为公”思想的体现。
一心为公，不徇私情，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共同的品德。毛泽东作为领袖，建国后首先以身垂范，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他家乡的父老乡亲进京，一切开支应酬全部从他的生活费用中开支，从不使用公款也不安排亲属。建国前，他的亲属家人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建国后，他并不以之殉情，没有为家人办过任何私事。
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是参加过大革命的“老革命”，解放后在一个工业部门工作，后因病不能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反对这样安排，多次找到当时的内务部长曾山提出意见，并在一次会上说：“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参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总没有好影响。他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会后，他执意要求内务部按有关规定给弟弟办理病退手续。周恩寿病退后，从1950年到1968年，一直在周恩来那里领取生活费，直到他的六个孩子全部工作。
邓颖超也是党的老资格的高级干部，对于她的工作，周恩来曾明确说过一句话：只要我还在世，邓颖超就不能进政治局。这种不徇私情，甚至已经到了决绝的程度。他对邓颖超严格保守党的秘密, 两人坚持互不打听, 一直到生命的终结始终守口如瓶。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制度时, 周恩来让自己的侄子由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并在农村成了家。他鼓励侄女两次进草原，并与蒙古小伙子结婚，扎根在边疆。对于在他身边长期工作的秘书、警卫等服务人员，周恩来也从不给他们任何特殊照顾。在长期的工作中，周家还逐渐形成了明确的“十条家规”，并严格执行。兹录如下：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十条家规是周恩来处理家国关系的真实反映，也是他作为一个大国总理不徇私情的一个缩影。家规中涉及的事情大都是日常的小事小情，但小事连着大原则，小情背后是大责。对今天的官员来说，可以做个对比，那一条切实做到了呢？
1964年春，董必武的一个侄孙子去北京看他，一是想见见世面，二是特别想通过他的关系，谋得一份中意的工作。董老一面热情地接待了侄孙子，一面又对他施以严格的要求：在北京逛逛转转可以，但不准使用小车，更不许在外面暴露与董老的亲戚关系。那位侄孙子在北京住了大约一个星期，董老即要求他回家投入生产劳动。临别的头一天，董老给侄孙一些路费和小礼物，并把他叫到跟前说：“我在政府里的地位很高，但我们都是供给制，除了个人生活、住宅不成问题外，不能乱开支。你家的困难，主要靠自己克服，实在克服不了的，可以找当地政府。”早就在等待时机的侄孙子赶忙说道：“你没钱给我不要紧，那你写个‘条子’给我，我拿你的‘条子’去找县政府，很见效。”董老严肃地说：“那怎么能行？我不能插手地方政府的事，更不能要求地方政府给你特殊照顾，你要相信地方政府会秉公办事的。”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年轻的侄孙子要安心于农村工作，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不要向政府乱伸手，也不要向他提出不符合政策的要求。
胡耀邦从小加入红军，从红小鬼时开始就受党的领导人的示范教导，养成了克己奉公、以身作则的工作作风。1968年，胡耀邦的小女儿满妹被分配到北京市造纸总厂一分厂的维修车间当车工。一年之后，看到大家陆续都去参军了，而父亲对她不闻不问。于是她自作主张，找到了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托警卫员带话：“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员帮我去当兵。”作为胡耀邦的女儿，她深感入伍当时对她来说有多难，在回忆录中，她曾写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乐不可支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几年兵当下来，满妹发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至极的她，给父亲写了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既要注重学习书本知识，又要到社会实践中去学习。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那时，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的思想，懊恼、委屈一齐涌来，她把信撕得粉碎。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指望能“沾父亲的半点光。”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不是凭空而来，独立存在的，他必定会有自己生活的社会关系。对于官员来讲，如何处理好工作和周围的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封妻荫子”、“公报私仇”、“任人唯亲”、“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大义灭亲”等话，其实反映的都是这方面的问题。而处理好这样的问题，只要坚持一个原则就可以，那就是出以公心，不徇私情。
2.不结党（1）
2012-04-27 16:08:33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结党营私一直是中国官吏制度中所不能容忍的事情，但凡有官员结党坐大者，必然会扰乱正常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这里所说的结党，和现代政治中的政党政治不同，是指个人之间利用私人感情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小集团。
孔子曾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孔子还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是说，君子与人团结，而不是互相勾结，结党营私；小人是相互勾结，结党营私而不讲团结。但历史上更有名的，却是欧阳修的《朋党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虽然他不认为朋党有害的观点并不为所有人接受，但他的分析却颇为精彩：
“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他认为小人不会有真正的、永远的朋友，而君子之朋，守道义、讲忠信、惜名节。从这个角度说，欧阳修所认为的可以事国的君子之朋，正是那些坦坦荡荡、不图利禄和货财、没有私心的君子们。这里有一个辩证的关系在里面，不为私利、不为结党，可能反而会有一些朋友，可以一起事国，若以私利为目的，即使暂时结党，最终也不能相保。
另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官员结党可能带来的危害，在清朝雍正皇帝登基后，认定其弟允禩及其同伙以伪善收买人心,而实为不孝不忠、扰乱国政、希图大位。雍正二年七月，为发动力量打击该势力，雍正直接将允禩一伙人定性为“朋党”，并发布《御制朋党论》一文，以张声目。范仲淹在庆历新政中，很有作为，新政措施很见成效，但仅仅四年之后，却被贬黜，原因就在于被人攻击为以施新政而结“朋党”，触动了宋仁宗那根敏感的神经。
历史上官员结党的事情很多，最终大都身败名裂。究其原因，之所以结党，就是为了达到某种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如果真能出以公心，不图私利，则无结党之必要，亦不会受朋党之累。这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说的：“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结党乱政的教训。如，1929年王明回国后，利用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所形成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集团，在党内排斥异己，推行其错误的思想路线，给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文革中，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存在，实际上也是一种结党，最终也都逃不出历史的规律，很快便折戟沉沙，土崩瓦解，身陷囹圄。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中的重要成员，他参与了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张闻天、毛泽东等历代领导集体的工作，这中间党内也曾出现不少派别，但他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保持光明磊落的人格，不结党不营私。笔者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一文中专有这样一节讲他的“党而不私”：
列宁讲：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三国演义就是曹、孙、刘三党演义。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王明、张国焘不都成了党阀吗?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
…………
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磨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五十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这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成员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顺利北进，扎根陕北。第二次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一九五七年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说不是冒进，是跃进，并多次让周恩来检讨，甚至说到党的分裂。周恩来立即站出将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而在他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将“十五年赶上英国”，改为“十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下三年余地。第三次是“文革”中，林彪骗取了毛主席信任。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毕恭毕敬地向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副统帅请示汇报，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大会堂等公众场合为之领坐引路。林彪的威望，或者就以他当时的投机表现、身体状况，总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接这个班的，但主席同意了，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他只有服从。果然，九大之后只有两年多，林彪自我爆炸，总理连夜坐镇大会堂，弹指一挥，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为国为党再定乾坤。让也总理，争也总理，一屈一伸又弥合了一次分裂。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四人帮”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四人帮”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邓小平。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韶山与毛泽东商量邓小平的任职。小平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据战，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四人帮”唯一忌惮的就是周恩来还在世。当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于周恩来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麻醉药都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就这样一直撑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当时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群众一看医院内外的动静就猜出大事不好。这天总理的保健医生外出办事，一个熟人拦住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真的吗?”他不敢回答，稍一迟疑，对方转身就走，边走边哭，终于放声大哭起来。九个月后，百姓心中的这股怨气，一举掀翻了“四人帮”。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
周恩来为官员如何在现代政治体制下做到“党而不私”树立了一个典范。
3.敢牺牲
2012-04-27 16:07:19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为官者，要成就一番事业，有大作为，就要有大付出，有超于常人的付出。就是要敢于牺牲，有牺牲精神。历史上，凡最终成就大事业者，一帆风顺者有之，但极少，更多的人，是经过了千回百转，曲折起落，舍常人所不能舍，弃常人所难以弃。张骞出西域，以贵为大汉重臣之身，忍受恶劣的气候和复杂的政治环境，历经年而不改志，终于开历史新篇，留盛名于青史。司马迁受常人所不能受之腐刑，忍辱于心头，兴志于笔下，才得“千古之绝唱”；诸葛亮崇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以身实践，为蜀汉尽心尽力；文天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都是牺牲精神的表现。
近代史上，林觉民的一篇《与妻书》，成为一段“敢于牺牲”的千古绝唱，后人每每读来无不荡气回肠。信中说：
“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正因为他能“以天下人为念”，愿“为天下人谋永福”，所以才能够“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
中国共产党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只求付出，不求回报，鞠躬尽瘁，蜡炬成灰。不是要“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而要做到这样，就要有完全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甚至贡献出自己的生命。毛泽东豪迈地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不能想象，共产党的干部、官员，在为人民服务时，要计算一下成本，如果成本太高就不为人民服务。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的无私奉献、牺牲自我是不可能的，做不到，但是，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官员都做到了。毛泽东为了中国革命，牺牲了6位亲人的生命：妻子杨开慧、长子毛岸英、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他们中间，大部分没有活过30岁；他们中间，有5人没能等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为了八亿中国人民，完全地奉献出了自己，在他身后，没有儿女、没有财产、没有骨灰、没有向党和政府有任何要求和索取，被称为“大无大有”。
焦裕禄只是一名县级官员，但他在自己的岗位上毫不保留地为人民鞠躬尽瘁，敢于牺牲，直至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962年，焦裕禄到兰考任县委书记时，正是当地风沙、盐碱、内涝十分猖獗的时候。为根治“三害”，彻底改变兰考的面貌，让当地人民过上好日子，他深入农村，走家串户，调查研究，寻找治理风沙的方法。他身患肝癌，但不顾病痛的折磨，顶风沙，搞试验，带领兰考人民战天斗地，终于制服了盐碱，使贫瘠的兰考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而他自己却因积劳成疾长眠在兰考大地上。
这种乐于奉献、敢于牺牲的精神一直在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官员中得以延续传承。被誉为“干部的楷模”、“九十年代的焦裕禄”的孔繁森，两次进藏支援边疆地区建设,并鞠躬尽瘁、牺牲在二次支边任上。 1992年，拉萨市发生地震，孔繁森抚养了3名因地震而失去父母的孤儿，再加上他经常用自己的工资来资助生活贫苦的藏族群众。所以，经常不到半个月，他的工资就所剩无几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悄悄地跑去献血。在一年时间里，他先后献血900毫升，并把所得的营养费900多元全部用于3个孤儿的生活补贴上。孔繁森遇难后，人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除了一个袖珍收音机外，再就是几件简单的换洗衣服和8块6毛钱，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这样甘于奉献、敢于牺牲、一心为公的好干部、好官员，我们还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小岗村的好书记郑培民、鞠躬尽瘁的好干部牛玉儒、好公安局长任长霞……这些身处不同时期、不同岗位的干部官员，都以其敢于牺牲的精神，而长久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和纪念中，成就了自己的事业，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官，升华了自己人生的价值。
1、请读一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2012-04-27 16:06:37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导读：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范仲淹生于中国封建社会之成熟的北宋，一生四起四落，历经宦海风波，也悟透了一个为政、为官的道理：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已经暗含了现代人所说的“舍己为公、无私奉献”。这个“忧”字包括：忧君（上级）、忧民、忧政。他犯言直谏，“敢与天子争是非”，又体察民情，主持“庆历新政”改革，实践了自己的为政思想。这句名言也成了范之后所有进步政治家的信条。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2、请读一读林觉民的《与妻书》
2012-04-27 16:05:55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导读：作者林觉民（1887－1911），字意洞，福建闽侯人，黄花岗72烈士之一。这是广州起义前三天，他在一块白布上写给妻子的绝笔书。他同时还有一封给父亲的短信：“不孝儿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起义失败后有人将这两信塞进林家门缝。《与妻书》手稿现存福建省博物馆。
这是一篇大爱之文。一，作者为近代人物，已超越他之前所有忠君、报国、安邦、治民的封建志士仁人，开始向封建制度宣战：“今日之中国无地无时不可以死！能忍之呼？”二，提出“牺牲吾身为天下永谋福利”。起义前他已抱定必死的决心，在这封绝笔书中反复剖析小我与大我、爱情与爱国的关系，血泪俱下，大气磅礴。黄花岗72烈士名垂千古，但其事迹大多湮灭无考，幸有作者为后人留下这篇文字，让我们能一窥辛亥志士的心灵与风貌。这是一面辛亥革命的文学丰碑。今天拜读雄文仍热血沸腾，可知前仆后继，历史演进之艰难。烈士义举大有补于全国同胞，烈士雄文大有补于我中华青史。
第二讲 一心为民
2012-04-27 16:03:09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一心为公”是官德的第一要义，在此基础上，如果再进一步思考，则“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殖民地进一步考虑，一心为公又到底是为了谁呢？
现代政治学认为，“公”是从民众那里来的，“公”是民众的代表。“公”稍为抽象，而“民”则是具体的、实在的。所以，在日常的行为实践中，官员的一心为公，又常常实际表现为“一心为民”。
不仅如此，“官”和“民”还是一对相对应的概念，对官员而言，“民”还有更特殊的含义，一心为民也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正因为“民”对于“官”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在我国历史上，对“民”以及官民关系的认识一直就是为政者和思想家们所关注和阐述的重要内容。早在《尚书》中，就有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管子》中记载，战国时，齐桓公曾问管子何谓其本，管子回答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夫霸王之所使也，以民为本。”在《吕氏春秋》中，有“宗庙之本在于民”的说法。在孟子的思想中，也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宏论，并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一代明君唐太宗也曾提出：“国以人为本”。
以上的各种观点，其出发点或有不同，但不管是为了更好地“使民”、“治民”，还是维护国家稳定，都说明“民”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在这些论述中，得到不同时期沿承和认同的基本观点为：“以民为本”。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公开申明，“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他们甚至把历史唯物主义概括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接受“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的唯物史观。我们还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还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胡锦涛同志曾强调，“对领导干部来说，……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关键是要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所以，官德的第二个重要内容，就是要一心为民。
一、 权力是人民给的
2012-04-27 16:02:21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官员与普通老百姓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手中掌握着一定的权力。所以，对于权力的认识和使用，就成为官员和老百姓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与联系，成为官员理解“一心为民”的一把钥匙。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权力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是从哪里来的？官员和权力的关系是怎样的？权力在手的官员，和老百姓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2. 官与权的关系
2012-04-27 16:01:49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权力是什么？简单地说，权力就是达到某种目的的能力。一般情况下，权力多指个人之间、群体之间或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征。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就需要有效地建立各种社会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地利用各种资源。为此，就需要对自己的资源和他人的资源实现有效的影响、制约和支配，这就是权力的根本目的。马克斯?韦伯曾说，“权力意味着在一定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
权力的本质，实际上是一种人对人的支配力。是权力主体强制影响和制约自己或其他主体的能力。
西方启蒙思想家认为，“主权在民”，即权力是属于公众所有的，原本是所有公民的共同权力。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权力不可能由全体公民来共同行使，而只能由其代表或委托人来行使。民众将这些权力委托给政府，再由政府配置给各级官员，即所谓“官权民授”。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
更具体地说，我们国家的公共权力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形式，赋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去行使的。
所以，每个官员手中的权力，是为了顺利实现社会的发展和公共事务的管理，而被赋予的一种支配方式。官员手握权力只是代为行使，并不意味着其归官员私人所有，它在根本上属于人民，完全为人民所有。而且，每个官员的权力，包括其职责范围内的指挥或支配力量，有一定的边界和限定，而不能随意越界。
官员和权力之间的这种关系，从根本上限定了官员对权力的使用，从根本上规定了官员和民众之间的关系。虽然现实的纷扰总是掩盖和遮蔽了这种关系，使官员自我飘飘，常觉高人一等，让民众唯唯诺诺，总感官威压人。官员为政，应该对此有清楚的认识，这样才能做好官员应做的事。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官员如果能够用好，从整个社会的范围来讲，就可以产生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收到最好的效果。官员如果不能用好权力，对社会产生的危害也就比一般老百姓做错事情影响要大很多。古往今来，有多少官员都没能战胜权力所带来的种种诱惑，在权力面前迷失堕落，没有真正明白官员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用权不当反受其害，最终没有用好权力反被权力打倒，成了权力的奴隶。
2. 官与民的关系
2012-04-27 16:01:15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除了权力来自于民众，官与民之间还存在其他多种限定和制约关系，这也构成了官员要一心为民的重要原因。
在一般意义上，“官”和“民”，是一对相对应的概念。官与民的矛盾本质关系，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无民则无官”。其原因有三条：
首先，因为有大量民众的存在，才需要有人综合大家的意见，作为民众的代表，处理各种涉及民众群体的问题。于是，从“民众”中分化产生了承担这些事务的人。官是从民众中走出来的，本来就是“民”的一部分。
其次，官员所支配的各种资源都来自于民。官员本身作为个体的人，并不能天然地创造各种充分的资源。离开了民，则官员无权可用，无资源可支配，无事务可处理，无对象可管理。
再次，官员的存在，是要以民众的支持拥护为前提的。如果民众不拥护某一个官员，不认可他，拒绝接受他的领导和管理，甚至与其对抗，则该官员无法真正实现对民众的“支配”，也就无法行使他所掌握的权力。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先前手握重权，后来失去民众支持而被诛罚的官员，又何其多也。
另一方面，在普通民众的思想中，又是如何看待官员的呢？
我国传统上，一直有“父母官”之说。这里面可能包含有封建的家国思想、等级观念、“奴性”因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普通民众在心底对于官员的一种关系认同。与之相对应的另一句话是“爱民如子”，这是对官员的一种要求和价值导向。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对于官民关系的认识。将官员置于“父母”的位置上，父母哪有不为子女着想的呢？父母对子女的关心爱护又哪里会有什么保留呢？这些朴素的思想、语言，反映出民众心目中官与民之间密切相连、休戚与共的关系。如果官员做不到这些，那民众会则会对其表现出充分的不屑和嘲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官员而言，官与民之间还有更为特殊深刻的含义。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是最大多数人享有的最广泛的民主。可以说，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官员为国家工作，也就是为人民工作，官员一切工作的目的也都是为了人民，正如毛泽东号召和要求全党同志的那样，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中国共产党在其《党章》中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和人民的利益始终是一致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官员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贴近、更密切、更一致的。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也决定了各级官员要处理好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其他两项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和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各种困难，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一个有力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官员，应始终坚持这一作风，深入到人民中去呼吸新鲜空气，一切来源于群众，一切为了群众。
一、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2012-04-27 16:00:37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上面对于官民关系的分析，是从其本质上而言的，但在其现实表现性上，官员一旦成其为官，就在客观上实现了一种转化，有了不同的身份地位和社会认同，而不成为一般普通的民众。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官和民之间产生了界限区别，在官和民之间有了一定的对立关系。在这种对立关系的作用下，官员和民众之间，就处于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动态平衡过程中。决定平衡性的最根本的力量还是来自民众，民众如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在我国历史上，孟子曾提出一种“仁政”思想，主张“政在得民”。这种思想是对官员如何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力，如何处理与民之间关系的一种很有见地的观点，影响很大，成为几千年中国政治思想的一种主流观点。这等于给官员为政设置了一个根本目标，即在于“得民”，得到老百姓的认可、支持。这一思想，与现代政权运作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官员如何在其日常的言行思想中，不为浮云遮目，能够细察分毫，把官民之间的这种关系通过恰当的方式体现出来，能够通过自己掌握的权力的正确行使，顺应民意，辨清航向，获得老百姓的支持、拥护，实现民与官之间、民与民之间，以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而要做到这些，就需要重点处理好两个问题，一个是物质的、利益的主与次的问题，一个是精神的、社会位置的主与次的问题。
1. 要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2012-04-27 15:59:56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论语》中的《尧曰》篇说：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意思是说，尧对舜说：“啧！你这个舜，上天安排的帝王次序，帝位要落在你的身上了，你要好好地坚持正确的治国方略。如果天下的百姓都陷入穷困之中，上天赐给你的禄位也就永远地终结了。”舜也用这些话告诫禹。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关于官员与民众利益的一种论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官员的禄位，是以百姓的安居乐业为前提的。
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使自己出丑。”官员要做到一心为民，就应该完全地从人民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真真正正为老百姓的利益着想。
在中国古代，传统上对官员好坏的评价中，“忠臣”、“能吏”、“循吏”是一种主导的正面评价思想。一般理解，忠臣之忠是忠于君，因为君即是国。但其实“君”和“国”毕竟不同，真正的忠臣，是为民不为君。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而不是以君王个人的利益为重。
现代社会中，关于国君与人民的利益已不存在混淆争论，但由此带来的新问题是，人民是一个群体，人民的利益在具体的表现上常常会有模糊性、间接性，也就容易使坚持人民的利益在实际工作中变形、走样。所以，要在日常工作中坚持做好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不仅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还存在方式方法的问题。要求官员不仅要能树立正确的思想，还要锻炼提高自己的行政能力。
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也是中国共产党所一贯坚持和倡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始终是党和政府制定政策、开展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这方面，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反面的案例和教训。暴秦在统一六国之后，不是想着如何让人民休养生息，而是自以为从此天下无敌手，无所顾忌地重役横征，结果使秦不过二世。隋炀帝贪图个人享受，而不顾天下百姓疾苦，很快便断送了大隋朝的国祚。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各地的大小军阀，对辖区的百姓乱征税、强摊派，虽然都在竭力抢占地盘，但没有一个能长久占得住的。解放前，国统区物价飞涨、税赋沉重，有的地方征税竟然已经征到了几十年以后，完全不顾老百姓的利益，甚至有人被迫卖儿卖女，这样的政府如何能长久。不以人民利益为重，终会使人民怨情积郁，以致成汹汹之势，就会覆舟摧楫，显示出人民力量的伟大。
2. 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做人民的公仆
2012-04-27 15:57:35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除了在利益上以人民为重外，官员要真正处理好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还要在日常工作中给人民以精神上满足和尊重，摆正官员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近代以来，对于官员与人民之间的位置关系，已经同封建时代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人则奉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明确将干部官员确定为人民的勤务员和公仆的角色。
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毛泽东曾明确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此外，他还多次强调，要防止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由勤务员变为“社会主人”，由领导者变为“统治者”，骑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剥削压迫老百姓。
刘少奇也曾说：“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权利当老爷。”
周恩来常说，自己是人民的儿子，倡导“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象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建国后，作为总理，他一直真诚地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总服务员”，反复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要“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
在实际工作中，官员在做好人民的勤务员和公仆的同时，还要注意扫除自己身上的“官气”，自觉地向人民学习。
1958年，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过这样一段话：“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
张闻天曾说：“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向人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从第一代领导人开始，他们就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了解中国的国情，研究广大群众的要求。他把群众当作自己的先生，虚心向群众学习，汲取群众的经验。正如邓小平常说的一句话：“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
只有将人民当做主人，才能使历史的航船顺流而下，风劲帆正，浩浩荡荡。否则，人民就会以其不可阻挡的力量，汹涌而起，浪埋覆舟。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每当人民被压迫、被奴役而无法忍受时，就会揭竿而起，一呼百应，开辟新的历史时代。无论是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王朝覆灭，还是当代苏联、东欧的跨台，中东卡扎菲、穆巴拉克那些曾经的民族英雄一夜间的失败莫不如是。
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也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公仆意识, 自觉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在当前，已经成为各级干部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1. 时刻想着百姓
2012-04-27 15:47:18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1. 时刻想着百姓
行动是受思想和情感所支配的，要做到一心为民，首先要在心底装着老百姓，时刻想着老百姓。
在这方面，周恩来是一位楷模。他在日常的工作中，时时刻刻想着人民、为着人民，他对人民的爱，是自觉的，完全融化在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
他见到群众参加国庆游行淋了雨, 马上给北京市委领导打电话, 要他们给大家熬姜汤喝, 预防着凉感冒；到工厂参观时，他见工人热得流汗, 便立即替他们摇扇驱热；三年困难时期, 听到各地的灾情汇报时，他流下了泪水；去田间地头了解情况，他把旁边唯一的一把椅子让给刚刚忙碌完的农业专家；视察地震现场时, 他紧紧握住因失去儿了而痛不欲生的老妈妈的手说: 您就把我看成您的儿子吧……周恩来是一位大国总理，所要管的事何其纷繁复杂、所要面对的人何止成千上万，但他总能想得周到、做得周全，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是真正在心底里装着一国人民。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已年届73岁。面对当时的情况，他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做官，一种是做点工作。他通过一些简单朴实的话语，表明他自己的选择，也实实在在地表明他自己一心为民的思想和精神境界。他说：“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通讯《焦裕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严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们到齐后，他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只说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许多逃荒的灾民扶老携幼拥挤在候车室里，他们正等待着国家运送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从这里开过……”
即使在今天读来，这段话仍然使人有眼眶湿热的感觉，这种朴素纯粹的对老百姓的感情，具有最强大的打动人内心的力量。孔繁森在大学漫天的日子进入老百姓家中，一句“是毛主席让我来看您老人家的”，定格在了多少人的心里，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力量带来的感动。
官员时刻想着老百姓，还常常表现为一种思想、情感上的忧民精神。胸怀黎民，心忧天下。
忧民精神的代表是范仲淹，他在《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成为千古流芳的名句，在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一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都是他“忧乐思想”的表现。
《岳阳楼记》写于1046年，此后的近千年间，这篇文章为历朝历代的人们所传诵，范仲淹的忧乐思想，举起了一面忧民忧政的思想大旗，备受人们推崇。
清代的郑板桥有一首诗《潍县署中画竹》，写道“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郑板桥当时是一位小小的县令，但像他这样的小官吏，哪怕一点一滴的小事情，都要想到老百姓，甚至在当他听见风吹竹子的声音，都要仔细地听听是不是老百姓因疾苦而发出的呼号声。
忧民精神背后反映的，是一种深刻的政治态度、政治思想，是为政者与老百姓之间深切的感情，是对老百姓疾苦深入负责的态度。忧民精神是一种彻底的、纯粹的为人民，这与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致的。都要求官员能在心里装着老百姓，主动地去了解民情，调查研究，懂得老百姓的疾苦，思老百姓之所思，想老百姓之所想，更好地做到一心为民。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很多一心为民，为人称道的官员，从他们的故事中，我们可以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学习到这样一种美德，并提高为一种思想境界。
文天祥也曾以诗句表达了自己关心百姓，一心为民的思想，“但愿天下人，家家足稻粮。我名浑小事，我死庸何伤！”在他心里，百姓疾苦的重要超过了他的生命。
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之后，随即被革职查办，发配伊犁。当他到新疆之后，却不顾年高体衰，一心只想为老百姓、为国家做些事情。他到各地实地勘察，领导群众兴修水利，推广当地的“坎儿井”和纺车。人们为纪念他的业绩，称这井和车为“林公井”、“林公车”。
4. 办实事、除弊政：
2012-04-27 15:30:44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官员为民办实事，还要有科学的决策和计划。这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体现，也是从很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大跃进期间，1960年是“瞎指挥”和“强迫命令”最厉害的一年。各级官员不根据客观规律办事，凭主观愿望出发，搞强迫命令、瞎指挥，做出许多蠢事来。比如，四川的一个地方要求定向密植种包谷，将来长出的禾苗，要像士兵在操场“立正”那样，一律向左看（向太阳），叶子都不能乱长。1960年，风调雨顺，本是个丰收年景。由于搞“瞎指挥”和“强迫命令”，造成了人为的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几乎把国民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碰到一些反反复复、劳民伤财的胡子工程，胡耀邦同志总爱说一句话：“张书记挖，李书记埋，王书记上台又重来！”
1999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一次开会时说：现在干部队伍的问题很多，其中四个问题相当严重：第一是跑官。第二是享受，有些地方很困难，但干部却整天吃吃喝喝嘴不停；第三是扰民。不断收费，乱摊派；第四是瞎指挥。有的领导干部脑袋里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又不懂计划经济。只记得一条，就是行政干预，什么事情都是行政干预，强迫银行贷款，强迫企业生产，生产积压产品，片面追求高指标。朱镕基说，只要你认真给人民群众办好一件事，解决好一个实际问题，他会永远记住你，说空话没有用。
最后，无论在什么环境下，官员为民办实事都应特别注意关注民生民情问题，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把民生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多办顺应民意、化解民忧、为民谋利的实事，下大气力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在关系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等问题上。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每年都会专门制定一些为民办实事的计划，选出几件事情，作出承诺，很受老百姓欢迎。但是，结合实践的经验，官员在为民办实事时，还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首先，不要有“政绩”思想。既然是“办实事”，就实实在在地一心想着如何让老百姓享受实惠，不要掺杂其他思想、其他因素。否则，先是大张旗鼓地宣传，给老百姓以希望和憧憬，吸引了大家的关注，吊起了人们的胃口。结果，出现任何差错、纰漏或者夹杂了任何思想，都会使事情变味，成为发馊的面包。
其次，不要走过场，最终使结果变了样。“面子工程”惠民工程变了样，把山漆成绿色，把政府大楼盖得豪华高大。
还有，要严格防止“豆腐渣工程”、“人情工程”等出现。原宝鸡市委书记庞家钰，将工程承包给了他的情妇，结果工程质量太差，所修的管道过一段时间就会爆裂一次。每爆裂一次，就会影响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老百姓就会骂一次。
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把民生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多办顺应民意、化解民忧、为民谋利的实事，下大气力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在关系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等问题上，更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恪尽职守，依法履行好管理和监管职责。
5. 不欺下、不谀上：
2012-04-27 15:17:10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一个政权以人心背向定其成败，一个官员以为民办事多少分其好坏。但现实中，不少官员脑子里常想的不是为民办事，而是为领导办事，办给上面看，骨子里还是为自己办事，为个人前程，个人利益。
中国古语有“不刻下以谀上”，意思是说，不刻薄下属来谀媚领导者。但在今天，谀上欺下却越来越甚，并生出各种花样，成为官德所应排斥的一个重要现象。
一个官员掌握着两个资源：国库和老百姓。现实中，老百姓常常成为官员上级的资源。甚至于官员会以十倍之力、千倍之财，去讨得上级的一份之好。
身居官位，每天都要和上级、下级打交道，都要面对官位比自己高的人，面对普通的老百姓。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以什么样的心态对上、对下呢？当前，一些官员对上是唯唯诺诺，寻找依附；对下则封官许愿，结党营私；对同级则是貌合神离，台上握手、台下踢脚。有的热衷于拼背景，拼后台，拼关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有的习惯说瞎话，沽名钓誉，编造虚假政绩。许多造假行为甚至公然招摇过市，冠冕堂皇。有的为一己私利，逞一时之气，竟然是非不分，不惜触犯法律。
日常工作生活中，当然需要对师长予以尊敬，不能回避对下级、晚辈的批评帮助。所谓“尊上不媚上，使下不欺下。”但现实中多表现为对上谄媚、逢迎，对下欺凌、压制，而遑论对上的批评帮助和对下的尊重尊敬。而要把握好这个度，根本的方法并不是善于揣测上意、思考驭下之术，而是不计私心私利，为百姓着想。以公心相待，无论批评还是尊敬，都可以与实际相符，从而为人所接受和理解，也就不会出现媚上、欺下的问题，反过来也会赢得上下级的尊重和认可。
前面提到苏轼有“苏贤良”的美称，在他的为官经历中，还有一段为了百姓而两次得罪宰相而受排挤的故事，真正体现了一种为民着想而不谀上的态度。最初，苏轼反对宰相王安石的激进改革，直言改革会危害老百姓的生活，并上书劝告皇帝要优先富民。因反对改革，他被排挤出朝廷。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司马光执政后，全盘否定改革。这时，苏轼不是以反对改革派的姿态出来捞取政治资本，获得更高的职位，而是在获得司马光的重新任用后，又站在百姓的角度，冷静客观地建议司马光吸收王安石新法的合理部分。为此，他与司马光又发生激烈争执，再一次被排挤出朝廷。
郑板桥在范县作县令时，时常自省家里有没有收受贿赂，桌子上有没有未办的公文。空闲时，他经常和文人们喝酒颂诗，以至于有人忘记他是一县的长官。后来调任到潍县作官，恰逢荒年，百姓生活极为困难，甚至到了“人相食”，也就是人吃人的地步。郑板桥看到这种情景后，立即命令开官仓放粮赈济灾民，当时有人阻止，说这样的事要先向上级请示，他说：“都到什么时候了，要是向上申报，辗转往复，百姓怎么活命？上边要是降罪下来，我一个人承担。”于是开官仓赈济灾民，使上万人得以活命。到他任期结束的时候，潍县的老百姓依依不舍、沿路相送。
从前山西晋城产一种稀有兰草，岁岁进贡。然此地丛山峻岭，崖高林密，年年因采贡品死人。有一任县令实在不忍百姓受苦，便冒欺君之罪，谎报因连年天旱此草已绝迹，请免岁贡。从此当地人逃此苦役，百姓为其立碑。封建时代人们盼体恤民情的好官，所以就留下不少这类的刻石，留下了这类不谀上欺下官员的美名。
《晋书?陶潜传》中说陶渊明，“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就是因为陶不愿为了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地去阿谀贿赂有如乡里小人一般的权贵。这与今天一些官员的做派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
经典链接：
1、请读一读毛泽东的 《为人民服务》
2012-04-27 15:12:58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2、请读一读周恩来的《象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在上海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
2012-04-27 15:06:25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鲁迅先生死了十年了，整整的十年了。中国是从内战进入抗战，现在又回到了内战。内战乃鲁迅先生所诅咒的，抗战才是鲁迅先生所希望、所称颂的。他希望的事在人民大众努力下实现了，而他诅咒的内战可仍还存在，这应该是我们参加这会的每个人所难过的。人民希望民主、独立、团结、统一，而日本投降了一年多了，这一个愿望还没有达到。鲁迅先生逝世那年也在谈判，到今天足足谈了十年了，还不能为中国人民谈出一点和平，我个人也很难过。但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解决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的问题。今天，我要在鲁迅先生之像面前立下誓言：只要和平有望，仍不放弃和平的谈判，即使被逼得进行全面自卫抵抗，也仍是为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统一。
鲁迅先生曾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也是鲁迅先生之立场。在人民面前，鲁迅先生痛恨的是反动派，对于反动派，所谓之千夫指，我们是只有横眉冷对的，不怕的。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假如是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有所恨，有所怒，有所爱，有所为。过去历史上有多少暴君、皇帝、独裁者，都一个个地倒下去了。但是历史上的多少奴隶、被压迫者、农民还是牢牢地站住的，而且长大下去。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象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鲁迅和闻一多，都是我们的榜样。
第三讲 忠诚老实
一、 忠诚老实是民之本更是官之本
2012-04-27 14:57:36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官做到多大也逃不出人格与人性。于普通人而言，忠诚老实是做人的美德；于官员而言，忠诚老实，就是一个政权巩固的基石。
“忠诚老实”本是人人都应具有的一项品德，五千年中华文明，更是始终倡导这种美德，似不必特别赘言于官员。然而，一方面官员所应具备的“忠诚老实”，较之一般公众，更有特殊意义。如《墨子?公孟》中说“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意思是处理政务，要言行一致。二则在当前环境下，虚假之风甚炽，强调官员之忠诚老实更有现实针对性。
司马光在其《四言铭系述》中曾明确说“尽心于人曰忠。”一般来说，忠诚是指对特定对象的一种赤诚无私、尽心竭力的思想情感和道德操守，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体现。老实，是指实实在在，实事求是，是一种态度和方式，与之相反的意思有“虚”、“假”、“谎”、“伪”等。
忠诚代表着忠实、诚信、服从等含义，其所指向的，可以是国家、人民、事业、上级、亲人、朋友、爱人等。老实，则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包括做人、做事、说话。毛泽东就曾要求全党同志要“当老实人，讲老实话，做老实事”。
“忠诚”“老实”放在一起，主要是强调立场、真伪的问题。对个人而言，这是人生和人格的基本的问题。对官员而言，这是官德的基本要求。官员的忠诚老实是一种归属感，一种责任感，也是一种气节大义，要以崇高的信念做支撑。
更广泛地说，忠诚老实还和“诚信”、“气节”、“情谊”、“忠贞”等问题密切关联，是体现这些方面的基础，是这些外在表现的内心印证，是诚心诚意，真实无妄，既不自欺，也不欺人。
“忠诚”、“老实”一直是中华民族传统上公认的最基本的价值标准和美德之一，从小的角度看，是人们之间友善相处、和谐幸福的要求，从大的层面看，则是政治清明、国家发展、整个社会良性运行的保证。概之而言，忠诚老实可谓民之本、官之本。
1. 忠诚老实是传统美德
据《荀子》记载，早在尧舜时代，就有对忠诚的认识和强调。尧曾经问舜曰：“我欲致天下，为之奈何？”舜回答说：“执一无失，行微无怠，忠信无倦，而天下自来。执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诚盛于内，贲于外，形于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忠信无倦”、“忠诚盛于内，贲于外，形于四海”意思是说：对国家要始终有忠信，内心忠诚强盛，就会振发在外，遍布于四海之内。
这是从最高统治表率者的角度，提出要具有忠诚的美德。对臣子来说，这种品质更是不断得到历史实践的选择，从而得以最有效的倡导。
《汉纪?文帝纪下》中记载：“周勃质朴忠诚，高祖以为安刘氏者必勃也。”其实，这只是中国历史上每每上演的选择“首辅”、“托孤”之臣的其中一个案例。在这种取舍中，“忠诚”往往是首要条件，所谓“眷眷之心，无有异哉”，然后可以托付。在《尚书》中，还有“居上克明，为下克忠。”的话，即：在上位的要能够明察下情，在下位的要能够忠心竭力。
对于臣子的这种忠诚，还有更进一步的解释：“夫忠臣之于其主，犹孝子之于其亲。尽心焉。尽力焉。进而喜，非贪位。退而忧，非怀宠。”在这里，对“忠”的解释，以更被一般人所接受的，更具普遍意义的“孝”来阐述，在家而孝于亲，于国而忠于主，以小喻大，大同小理。强调尽心、尽力做事，而不是贪图权位和恩宠。
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说，“君子以为忠。”他所指向的，是普通公众，不惟皇帝大臣，忠诚老实也是一般公众所应具有的一种君子之风，是衡量人品的基本准则之一。
道德有继承性。忠诚老实这种传统美德，在今天仍然在以各种方式被强调。
继毛泽东在延安对全党提出“老实”的要求，上世纪60年代时，在大庆油田还产生了著名的“三老四严”精神，其中的三老即“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一口号提出后，很快成为全国各行各业学习的榜样，也成为那个年代的时代精神。
在2001年颁发的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诚信”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
离开了诚实守信，一切都无从谈起，强调忠诚老实，是构建社会道德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选择，也是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突出问题的迫切要求。
特别是，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整个社会的诚实守信也是市场秩序的保证。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诚信经济，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公民没有普遍地具有忠诚老实的品德，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就不可能得以协调。
2. 忠诚老实是为官之要
宋时的程颐、程颢在《二程集》中就曾提出“欲当大任，须是笃实。”即要想担当重要的职位，必须忠诚务实。职位越高，对忠诚老实的要求也就越高。为官者，应该比一般老百姓具有更高的忠诚老实的道德要求。中国古代对于封建皇帝的要求中，不是严格到“天子无戏言”吗？
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中明确规定，“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是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之一。这种要求，既是由党的宗旨和使命所决定的，也会为党掌好权、执好政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邓小平曾在一次报告中说，“一个革命者，是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就是看他是不是老实，是不是实事求是。忠诚与老实就是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都要做到忠诚老实，对党要忠诚，对群众要忠诚，要老老实实地说话，老老实实地办事，老老实实地做人。”
官员身处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之中，不仅要做好上传下达，更要做好各种民情民意的调查研究。这些事，无不需要诚实而为，来不得半点虚假。
同时，官员还身处“庙堂之上”，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超于常人，常涉重大事务，若不忠诚，必不能尽力，极端者甚至可以背叛祖国、背叛信仰，失去气节大义。
二、 忠诚老实是大操守、大智慧再更深入地思考，忠诚老实这种品德为什么会具有这么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忠诚老实更具备强大的影响力呢？
1. 官员忠诚老实是更智慧的选择
周恩来曾经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检验。”
这句话颇有哲学的意味，老实人做老实事、说老实话，与实际高度贴近，当然就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了。官员面对各种重大的、历史性的事件，以这种忠诚老实的态度去面对，其实是一种最简单、最有效、最智慧的处理方式。
以忠诚老实为本的人，俯仰立信于天地，行止无愧于良心。老实人可以坦坦荡荡做人，光明磊落干事，老实人其实是一种大智慧，是一种高境界。忠诚老实，属于一种美德也是一种超越。与之相反，弄虚作假、见风使舵、虚与委蛇，只是一种小伎俩。
另一方面，正如邹韬奋所说：“天下作伪是最苦恼的事情，老老实实是最愉快的事情。”不忠诚者，必然要付出极高的机会成本和代价。弄虚作假者，必然要为了一个谎言而去进一步编造谎言。这样，便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承担更多的烦恼。
张骞出使西域十三年，始终不弃汉朝特使的符节。苏武牧羊十九年，每天忍辱负重，仍然手持大汉的节杖。后来，迎回中原时，那根节杖几乎成了一根光光的竹竿。但是，正是这种近似“痴”举的忠诚，让其得以成就大业，是愚也？是智也？
反观历史上，还有许多应时善变者，随时寻找投机的机会，不断更换靠山的门庭，最终大都是机关算尽，难以善终。《三国演义》中武功最高强的吕布，就是这样变来变去，“三姓家奴”，再后来想投靠新的主子，已经无人可信，没有市场了。民国年间的军阀石友三，初入吴佩孚部，后投冯玉祥部，再投阎锡山，后冯玉祥表示可以既往不咎，又回到冯部。1929年，被蒋介石收买，随即又与唐生智通电反蒋，兵败，又赶紧易帜到阎锡山旗下，躲过蒋的追究。1930年中原大战中，又投靠张学良，1931年，又受汪精卫拉拢，通电讨张。这一次，遭到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南北夹击，石友三全军覆灭，成了光杆司令。两年后，他又勾结日本人，中间还一度编在宋哲元部下，最终。这位毫无诚信可言的军阀，在其准备正式投降日寇前，被人设计活埋于黄河岸边。
2. 弄虚作假是事业的大敌
2012-04-27 14:53:35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曾说，“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他对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谢非和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要多干实事，少讲空话。”
他还回顾历史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也是很管用吗？”
说空话，不干实事，弄虚作假，不忠诚、不老实历来是事业的大敌。妄想以这些小聪明、小手段，去博取官位，去对待工作事业，注定不可能有大收获。
在这方面，朱镕基同志竖起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他曾多次说，他是一个把讲真话当成做人原则的人。甚至因为这个原因，他特别喜欢中央电视台的敢于讲真话、针砭时弊的《焦点访谈》栏目。他在与该栏目的人员座谈时说：“自《焦点访谈》开播以来，尽管我不是最热心的观众，也是一个很热心的观众。”
在今天，这种讲真话、干实事的精神，尤其具有其珍贵的价值。近年来，诚信缺失已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先后出现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事件，就是一种表现。有的官员，对组织决策阳奉阴违，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讲虚的，不干实事，已经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这种人多了，不仅于事业发展无利，而且会严重涣散纪律，损害形象。是我们在提倡官德的过程中，尤其要反对的。
当然，这里所讲的老实做事，不是庸庸碌碌、无能无为，而是实实在在做人、踏踏实实干事、兢兢业业工作。老老实实做事可能会吃亏、可能会受委屈、可能被忽视、可能会丧失一些高官厚禄的机会，但从长远看，却会获得大的成功，获得更大的事业成就。与老实人相对照，有一些投机钻营者，做虚功、拉关系、搞奉迎，把心思和精力都用在“造势”和“谋官”上。这种人丢开做人做事做官最基本的底线和原则，丢开忠诚谋取一官半职，背弃老实贪得一时之利，也许可以有一时的收获，但终究不会对事业有大的推动，不会获得长久的发展。
三、 诚信为社会之基
2012-04-27 14:52:59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大治”的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在这些时期，均是政风和畅，社会诚信，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可以说，这些时期的社会状况才是较为理想的状态，虽然离人们想象中的理想状态还有差别，但已经为现实的社会运行状态树立了一个标杆。
可惜的是，这样的时期太少了。大部分情况下，社会的物质财富、社会诚信、道德水平等都低于这些时期。新中国建立初期，也是一个社会诚信、道德水平很高的时期。比如，那时如果有人说假话而被人点破，羞得恨不能立即跳楼。如果发现别人有假，也必勇于揭露，愤而斥之。“文革”开始后，社会诚信、道德水平开始大幅下降，后愈演愈烈。到今天，社会上假风盛行，假证件、假发票、假学历、假官员、假商品、假新闻等等，有人甚至说，凡是有“真”的领域，都会有假。
对官员而言，身负治理社会之责，自然要尽力去提高社会的诚信水平，通过自身的忠诚老实，首先起到表率，然后才能推动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而官员要做到忠诚老实，要特别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不造假（1）
2012-04-27 14:51:52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在各种人群中，大概都存在造假行为，比如企业主、商人、学者、学生，甚至于普通老百姓也会造假，然而，这其中最可怕的，是官员的造假。
纵观历史，官员造假一直是中国官场的沉疴。其中，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跃进”与困难时期，官员造假行为之普遍，虚假之程度，可谓极一时之甚。其惨痛的结果，是导致了数以千万计的平民百姓死于饥饿及其相关疾病，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官员造假危害最大的一次。虽然不能把大规模的人口损失简单归因于官员的造假，但不可回避的是，粮食产量造假带来的高征购，是农村缺粮的直接原因。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报道：“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 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前苏联《真理报》也登载了介绍此事的文章照片。据报道，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及朝鲜政府副总理等贵宾曾亲临现场，并给予高度评价。这只不过是1958年“大跃进”时席卷全国的浮夸风中的一场闹剧。当时在全国，它曾被许许多多受蒙骗的人广为传播，也曾被许许多多明知是假的人津津乐道。
当时，有人去参观水稻“卫星田”，下到田间一看，稻子长势喜人，甚至有小孩能坐在稻子上。然而，经过仔细察看和了解，原来是有人将18亩田里的稻子集中移到一亩田里，小孩子也并不是坐在稻子上，而是坐在被稻子掩盖的太阳灯上。还有的地方，把许多大块红薯用铁丝串起来作为一棵秧上结的果实，把大玉米粒粘在用泥作的玉米蕊上制成大玉米棒子，把多墩花生秧捆在一起当作一株花生结的果等。造假的方式奇奇怪怪，五花八门。
这样造假的结果是什么呢？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一年多时间，仅上面所说的建国一社河北垸的400多口人，就饿死了70多人。
官员为什么会造假，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趋利避害，造假者通过这种虚假的东西可以获得真实的事实所无法获得的东西。具体分析造假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无知、上级压力、攀比政绩、避祸、政治利益。
同样是在大跃进中，官员们因为无知而造假的程度，让人哭笑不得。如要实现办大学的跃进，四川省新津县给城关镇蔬菜社挂牌“红专大学蔬菜系”，给制造牙刷的小工厂挂牌“红专大学牙刷系”，综合厂作扫帚的挂牌“红专大学扫帚系”，一个公社的财粮办公室挂牌“红专大学财会系”、猪圈门口挂牌“红专大学养猪系”等等。
1915年，在袁世凯称帝复辟的过程中，其子袁克定，为了获取政治利益，竟然突发奇想地伪造了一份报纸，以便促使袁世凯早日称帝，他自己顺理成章地当上太子。
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因此，袁世凯对日本的态度最为敏感，十分关注这方面的信息。《顺天时报》就是袁世凯获得这些消息的重要渠道，这份报纸不仅发行量大，而且是日本人办的中文报纸。但是，该报经常发表一些对帝制不利的消息。于是，袁克定决心瞒天过海，专门编造一份假的《顺天时报》，给袁世凯和他家里人看。他所假造的《顺天时报》，经常刊登鼓吹帝制的文章，袁世凯看后，非常高兴，认为日本方面不会有问题，于是加快了帝制的步伐。等到后来发现时，袁世凯才知道真的《顺天时报》上刊登的都是反袁讨袁的文章，他大惊，竟然不知朝野反对自己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但是，此时已为时晚矣，袁世凯很快便一命呜呼。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袁克定的的造假，而早早结束了其父的生命。
与这些造假的例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镕基同志对于造假的坚决抵制。
朱镕基到中央上任之初，曾公开约法三章，其中一项是“绝不题字”。但是，后来朱镕基还是破例了三次，而三次题字的内容，竟一模一样：“不做假账”。
2001年4月16日，朱镕基在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亲笔为该校题写了校训：“不做假帐”。2001年10月29日，朱镕基视察了位于北京市天竺开发区的国家会计学院，并题词：“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2002年11月19日，朱镕基总理在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上，亲口讲述了他三题“不做假账”的故事。他说：“最近几年，中国建立了三个国家会计学院，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这两个都已建成。还有一个在福建的厦门，正在建设。我亲笔为这三个国家会计学院制定了校训。我很少题词，因为我的字写得不好，但是我为三个国家会计学院亲自写下四个大字——‘不做假账’”
朱镕基指出，会计造假已经成为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个“毒瘤”，许多贪污受贿、偷税漏税、挪用公款等经济违法犯罪活动，以及大量腐败现象，几乎都与财会人员做假账分不开，而“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是企业科学管理和政府宏观经济决策的依据，虚假的会计信息必然会造成决策失误，经济秩序混乱”。三题“不做假账”，固然显出总理对事关市场经济命脉的会计行业的殷殷关切之心，但同时，也折射出会计行业造假行为之猖狂和屡禁不止、屡教不改的现状。
近年来，官场造假成风，虚伪成规。开会排座次，发言念稿子，写公文套框子，应付视察摆场子。就是内部开个会，正常接待上司，一发言，也要先说一句“尊敬的某某领导”，如旧时臣子喊“吾皇万岁”，天天演戏，乐此不疲。干部一提拔，先学会应酬，摆架子，装样子，哪有什么如履薄冰，先忧后乐之心；下级见上级，专拣好听的顺耳顺嘴的话说，哪有什么忠言逆耳，实事求是。本来一个社会的安定是百姓老老实实做人，官员勤勤恳恳办事，现在官员只顾演戏，不去做真人，怎么能教化百姓办真事？假不为错，伪不觉耻，官无个性，商无诚性，是社会安定和发展之大患。
仅2011年期间，我国就爆出了多少官员造假的问题：原石家庄市政协常委、团市委副书记王亚丽深陷“造假门”，后查明，其姓名、年龄、身份、学历与履历均涉嫌造假，被网友戏称“只有性别是真的”。 2011年8月11日，沈庆华以全票连任临汾市委常委、委员和市纪委书记职务。随后，有网帖爆料，沈庆华“档案年龄比真实年龄小了5岁”。沈庆华1950年出生，实际上已满61岁。10月14日，山西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免去沈庆华的临汾市委常委、委员和市纪委书记职务。2011年10月20日，微博网友爆料，在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政府网站上，目前任中共旬邑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的田更文，1964年6月出生，1980年10月参加工作，大学本科学历。这么说来，田书记16岁就已大学毕业，还直接进入了政府部门工作。后来田更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之前政府网站上所公布的简历有误，他出生时间其实是1961年，1978年高中毕业后在乡村任教。后来又进入中专学习，22岁中专毕业后才进入县政府工作。还有，河北省馆陶县代县长闫宁简历不清，且县政府工作人员竟表示“县长简历是机密不便公开”，实际上是其中有假。
近年来，有一个新造的词使用频率很高：“山寨”，就是假冒的。从山寨手机开始，山寨春晚，山寨警察，竟然还有山寨官员，有山寨领导。这大概也是当前社会发展中的特殊景观吧，这也对官员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任务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当然，要减少社会之假，首先要从官员自己不造假开始。
在不造假的基础上，是不传假，不报假情。不报假情又分向上和向下，不欺上，不瞒下，对民众公开，对历史负责。
2、不报假情，不欺上（1）
2012-04-27 14:48:37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中国古代一直有一个罪名叫“欺君之罪”，是死罪。无论什么原因，但凡对皇帝谎报假情，或者知情不报，都是要杀头的，由此可见欺上的严重性。皇帝获知各种信息，是为了掌握事态，做出决断，这一切的基础，都要求信息要真实准确。
北宋词人晏殊，在其十四岁时，被作为神童举荐给皇帝。宋真宗召见了晏殊后，要他与一千多名进士同时参加考试。结果，晏殊发现考试题目是自己十天前刚刚练习过的，就如实向真宗报告，并请求改换其他题目。宋真宗听了，非常赞赏晏殊的诚实品质，当即赐给他“同进士出身”。
此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正值天下太平，京城的大小官员们，习惯于经常到酒楼茶馆里去宴饮，或者去郊外游玩。晏殊家贫，无钱出去吃喝玩乐，只好在家里和兄弟们读书写文章。有一天，真宗提升晏殊为辅佐太子读书的东宫官。大臣们非常惊讶，不明白真宗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真宗说，群臣经常游玩宴饮，只有晏殊闭门读书，如此自重谨慎，正是东宫官合适的人选。晏殊谢恩后，却如实说，其实自己也喜欢游玩宴饮，只是家贫而已，若有钱，也早就参与宴游了。晏殊的这番话使大家都感到很意外，但这两件事情却使晏殊一下子赢得了诚实的美誉，在群臣面前树立起了信誉，也使宋真宗对他特别信任。
当然，历史上明目张胆地欺君犯上，谎报假情的官员也不在少数。在唐德宗时期的裴延龄，官至司农少卿、户部侍郎、判度支等职，主要掌管国家的财赋。财赋国资问题本来是最讲准确实际的，但是，偏偏裴延龄本来就不大懂财赋业务，却极能弄虚作假，欺罔、奉迎皇帝。
他管财赋没几天，就上奏说清查到过去欺隐的钱有二十万贯，请求把这笔钱另贮别库，作为专供皇上支用的“羡余”。皇帝信以为真，有“羡余”可以支配就增加私欲，广事兴作。其实库里根本就不存在这笔“羡余”，裴延龄怎么办呢？为了弄到这笔钱，他便“搜求市廛、豪夺人献；追捕夫匠，迫胁就功。以敕索为名，而不酬其值，以‘和雇’为称，而不偿其佣。”一时之下，都城之中，乌烟瘴气，甚至街上的商号白天也闭门不开。他的这种弄虚作假，使德宗挥霍掉了很多钱财，使老百姓怨声载道，以致到他去世时，大家都互相祝贺。
再以大跃进时官员们的谎报假情为例，可以看出其后果之严重。四川有一个丰都县，1959年时，该县上报，当年全县的粮食总产量为42万吨，于是，上级按比例下达征购任务11万吨。实际上呢，当年全县的总产量只有11.51万吨，最后由于高征购而引发大饥荒，1959年和1960年两年，丰都县的人口死亡率分别达到了137.07‰和82.11‰。丰都，多么好的名字，寄寓着老百姓多少朴素美好的想法，长期以来，丰都还以其独特的鬼文化而蜚声中外。但在那两年，正如有人所说，丰都县真的有如“鬼城”一般。
毛泽东有一句著名的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是要通过调查的方式，掌握真实的情况。但是，官员的有意谎报假情，有时也会蒙蔽上级的调查研究。大跃进时期，毛也曾通过多种方式做调查研究，但还是被各级官员的谎报假情迷惑了。
朱镕基把讲真话当成做人的原则，他最容忍不了的就是讲假话。为此，还有一个著名的他怒骂“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的事情。
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来袭，九江是华东的重要交通枢纽，被国家防总列为长江防汛“死保死守”的重点之一。然而，1998年8月7日中午1时20分，经受了40多天高水位浸泡的九江市城防大堤在位于城西4公里处突然决堤，顷刻间，大堤被撕开50多米的口子，江水直扑城区。
九江长江大堤是在1954年特大洪水过后的大坝基础上加固而成的，1996年，九江市在混凝土防护墙上又加筑了一条一米高的防浪墙，从堤脚到防浪墙有将近6米的高度。此前，朱镕基到九江视察时，当地官员曾向他汇报说大堤“固若金汤”、“万无一失”。
8月9日下午，朱镕基紧急飞赴九江，看到现场后他勃然大怒，当即怒斥有关负责人：“你们不是说固若金汤吗？谁知堤内是豆腐渣！人命关天，百年大计，千秋大业，竟搞出这样的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
近几年，官员虚报、谎报、瞒报的情况，更是频频曝光。新华网曾刊发一则新闻称：在淮河流域，一些地方官员虚报套取、甚至挪用私分救灾资金，以致当地民谣竟然说：“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安徽阜阳的“劣质奶粉”事件曝光后，在国务院调查组前往该地区调查期间，当地有关部门曾经宣布对受“劣质奶粉”毒害特别严重的婴儿实行免费治疗。然而，国务院调查组一走，有些婴儿的免费治疗便被立即停止。有些地方，为了应付国务院调查组，谎报对失职官员予以处分，实际上却只是假处分。还有，面对各种各样的安全事故、矿难，许多官员选择了瞒报的方式，以致国家不得不多次强调不得瞒报。
为什么官员会去谎报假情呢？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利益回报，于是便丧失道德操守，抱着侥幸心理，瞒天过海，阳奉阴违，置诚信于不顾。由此而影响到许多人的身家性命，性质不可谓不恶劣。官员诚信一言，百姓人命关天，实在当警惕啊！
3、对历史负责，如实告诉人民，告诉后人。（1）
2012-04-27 14:47:19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官员要做到忠诚老实，在不欺上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不瞒下，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人民，告诉后人，从而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这种忠诚老实，是更高层面的一种精神境界。
很多事情，稍微离远一点，会看的更清楚。人们还常说，千秋功过，自有历史评说。一件事情，一个人的作为，无论在当时有什么样的社会反应和效果，从长远看，历史终究会有一个客观准确的评判。所以，官员的忠诚老实，从长远看，也应忠诚于历史，把真实的历史状态留下，对历史负责。
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国史之狱”的公案，常常为后人所慨叹反思。
北魏时，有一个叫崔浩的大臣，被魏太武帝派去负责编写魏国的历史。开始编写前，太武帝叮嘱他们，一定要写得真实，不要说虚假的话。于是，崔浩和他的同事就秉承这一意旨，加紧编写了一本魏国的历史《国记》。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于是，鲜卑拓跋氏在早期发展中一些不耻于为人所知的历史，也被完全记录了下来。
《国记》编成后，被刻在石碑上立于通衢大道旁。没有想到的是，很多鲜卑贵族看到那些历史后，无不愤怒，纷纷跑到太武帝那里去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于是，魏太武帝便命令将崔浩下狱问罪。但是，崔浩对自己所犯何罪，并不明白。太武帝亲自审讯他时，他竟惶惑不能应对。据《魏书?崔浩列传》记载，公元450年7月5日，魏太武帝将崔浩诛杀，在送往城南行刑时，“卫士数十人溲(撒尿)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当时，崔氏是名门世族，在诛杀崔浩的同时，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后人称之为“国史之狱”。
魏太武帝开始时修史的态度不可谓不正确，及至后来提刀杀人，又不可谓不血腥。由此可见，对历史讲真话，坦诚地面对历史，是一个多么困难的事情。自古以来，意欲粉饰篡改历史者，何曾绝迹。但是，历史也一再通过实践证明，只有真正的历史，才是经得起推敲的，越是想千古流芳粉饰历史者，往往最后遗臭万年。这是因为，人民群众始终是历史的主体，任何官员，无论其一时的权位有多大，终究只是历史中的一小部分。对待历史，最好的方式，就是坦诚面对，忠实于历史。要想求得青史留名，就要真正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做好每一件事，而不是想着怎样去粉饰。
在美国，有一本叫做《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的书，自1995年初版以来，各种版本共销售了一百万册。这本是一本讨论历史教科书的严肃的学术著作，其主题是揭露美国至今为止的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谎言、错误和对历史真相的隐瞒，但它竟然有这么大的销量，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反响。可见，人们对于历史真实的探究有多么的强烈。也更说明了，坦诚面对历史，对历史负责的重要性。
官员由于经常身处历史的重大事件当中，更应该有这样明确的思想，以之为一种基本的道德素养。从以下几个不同时期的事件中，我们也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官员该怎样以忠诚老实为本，给历史留下真实的资料。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起草该决议的过程中，按照体例安排，是需要把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年历史也总结进去的。在这几年被称为“徘徊”状态的历史中，华国锋有过一定错误。这就存在一个问题，要不要点华国锋的名。后来，邓小平明确指示：“需要点华国锋的名”。最终，《历史决议》对华国锋的功过做了比较恰当的评价。当时的共识是：这样做，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华国锋本人负责。华国锋同志去世后，中央对他的历史贡献做了进一步评价，党史学界对也他做了更具体科学的分析考辨。
早在1950年代，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曾酝酿将三大战役搬上银幕，但由于条件限制，一直没能如愿。1986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指示将三大战役拍成故事片。随后，《大决战》的拍摄开始启动。在先期对剧本的创作中，出现了一个问题，作为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主要指挥员之一，林彪这个人物在戏中的分量可想而知。当时有人担心片中反映林彪会有麻烦，主张不写林彪。还有人主张，如果要写就把他写成反面人物。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得知这一情况后，作了重要表态：“剧中要有林彪，如果不写林彪，那当年东北战场的仗是谁打的？而且写林彪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他后来不好，就把这个人写成从头至尾都坏。”后来，该片公映后，获得了业内外一致的好评。以致邓小平都曾满意地说：“拍得很好，我每年都要看一遍。”
在编鲁迅的遗作时，编者曾碰到一篇文章，是1935年6月28日鲁迅写给胡风的一封信，信中颇不留情地讥讽了当年“左翼文艺界”的“元帅”。这个“元帅”指的是谁呢？编者拟了一条注：“指周扬，当时任左联党团书记”，后来这个稿件送到了周扬手里，请其定夺。周扬欣然回音：同意此注释。其实，周扬当时完全可以提出“缓注”，不点其名，但周扬还是坦荡地面对了这一历史，这种态度，无疑是更能赢得历史的尊重的。
2011年4月，《朱镕基答记者问》的英文版在伦敦进行全球首发，在这个仪式上，朱镕基通过一段视频，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不敢说这本书立论如何正确，更不敢期望每个读者都会同意我的观点。我只想说，我在本书中的讲话都是真话。这是我一生坚持的原则。”“这部书，120多万字，是从1500万字录音里挑出来的。我只讲真话，不讲套话。”在讲话的最后，他总结到：“无论做官的、做人的，还是做生意的，应该都能从中有所借鉴。应该说，对做人的意义比做官还大。照着这样做，不容易。”
2009年10月，就《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他本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要出书就一定要讲真话，讲实话。我之所以要出这本书，目的就是为了把经验和教训留下来，把体育上重大事件的历史真相如实告诉大家。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人鼓励我说，你不出来说话，就没有人说真话了，历史就这么错下去了，我明明知道真相却不出来纠正，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正是因为这样的态度，所以很多读者在读后都感觉十分震惊，看到了很多以前不为人所知的信息。
官做到多大也逃不出人格与人性。于普通人而言，忠诚老实是做人的美德；于官员而言，忠诚老实，就是一个政权巩固的基石。所以，更应注意力戒力持，做到以忠诚老实之心，面对各种事情，无论其大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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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读一读毛泽东的《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
2012-04-27 14:42:35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
毛泽东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讲真话。那一天我讲过，我们要采取谨慎的态度，谦虚的态度，不要骄傲，不要急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今天再说这样一点：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猪鼻子里插葱——装象”，吹就是吹牛皮。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
什么叫不偷?我曾经看到这样的事情，人家写的整本小册子，给调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我的，拿来说是我的著作，这是不是偷?呀!有贼。我们党内也有贼，当然是个别的，很少的。这个问题历来就有的，叫做抄袭。这个事情不好，这是不诚实。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朱总司令讲的就是朱总司令讲的，刘少奇讲的就是刘少奇讲的，徐老讲的就是徐老讲的。张三讲的就是张三讲的，李四讲的就是李四讲的，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不要偷。
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夫子的学生子路，那个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对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为什么世界上出了一个装?为什么会感觉到不装不大好呢?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偷是社会现象，装也是社会现象。装特别多，在我们党内也特别多。为什么?母亲生他下来就是要他装的?母亲怀他在肚子里就赌咒，就在观音菩萨面前发誓、许愿，一定要生一个装的儿子?当然不是。这是社会的影响，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党内不允许装。不知道不要紧，知道得少不要紧，对马克思主义知道得很少也不要紧，知道多少就是多少。在这里，我提议我们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合著，主要是马克思著的。恩格斯的一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本，一本是《两个策略》，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读了很好，那两本书读一读也很好，这四本书薄薄的，读起来不会花很多时间。此外，还有《联共(布)党史》，比较厚一点。一九三八年到现在是七年，一百零二年减去七年，剩下九十五年，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走了九十五年，产生了《联共(布)党史》。这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它记录了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成功。这本书要读。前面四本也是理论的，也是历史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书多得很，可以先读得少一点。
还有一个是不要吹，就是报实数，“实报实销”。在座的同志不是讨论过党的历史吗?大家发言，说内战时期我们养成一种习惯，向上级报告工作，讲好一点、夸大一点才象样子。其实这样做，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是整个人民工作的一部分，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们都有份，人民都有份。为什么我现在当首长，就是恰好要我当首长?没有别的道理，本来张三李四都可以当，但是点将点到了我的身上，要我当。至于这一份家务，是哪个的?是张三李四的吗?不是，是全党的，是全国人民的。延安是谁的?延安是全国人民的。说延安是共产党的，不对。我曾经和一个党外人士讲过，有人说延安是共产党的，这是不对的。说共产党在这里当首长，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天下是我们领导老百姓打出来的。总之，要“实报实销”。我们的情报要真实，不要扯谎。要把自己领导工作的缺点向人家公开，让大家来参观，看我这个旅，有没有马屎，驴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
关于要讲真话，我们现在发了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我们曾经有个时期分对内对外，内报一支是一支，外报一支是两支。现在我们专门发了这个通令，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
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一个经过二十五年积累了很多经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
2、请读一读《朱镕基不修传》
2012-04-27 14:41:45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朱镕基不修传
梁衡
《朱镕基真话实录》出版了，里面一则资料很有趣。有人要为他写传，他就给人家写信说：“我必须明确表态，千万不要这么做。国事艰难，舆论纷杂，飞短流长，诚惶诚恐。如再授人以柄，树碑立传，罪不可逭。千祈停止撰写一切涉及我的回忆或评论材料，并代我广告亲友，不胜感激之至。”
借权出书立传在各级官员中已成趋势。方式有两种，一是自己写回忆录、日记，亲自立传；二是动用权力、财力，组织他人为自己立传，或二者并举。于是书市就多了一些垃圾，历史就多了一些包袱，同时也多了一点幽默，留下了一些笑话。
凡有资格立传者，必是干过一点大事，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有一定的知名度的人。传者，传也，能传给后人一点东西才有价值。既然是为后人而立那就让后人去做，从来都是政声人去后。你看，凡史上有价值的传记都是经过岁月的沉淀，由后来人从容道来。但急于立传者不这么看。理由是“乘我在世好核实材料”。说是核实却常是隐恶扬善，添枝加叶，自为粉饰。还有一个潜台词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乘着在世，何不享受一下吹捧的泡沫。说到底是私心加虚荣。过去帝王和贵人常在生前大修陵墓，为的是死后再延享生前的荣华尊贵。生前立传有如活人修墓，也是此意。但这实在靠不住。陶渊明诗：“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比今人还懂得唯物辩证法。连亲人也只有短时余悲，外人能念你几时？如果你没有干成一点大事，有何理由让人记住？如果你干了大事，历史又怎能忘记？再说既为官就是以身许国，还要这点虚名干什么？你看第一代领导人，毛、刘、周、朱等，没有一个人生前修传，周恩来连骨灰都不留。方志敏为敌所俘，敌兵搜遍全身并无分文。他一定没有想到此生要为自己留下一本传记。开国将帅，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累累弹痕，也没有想到要留本传记。再往上推，文天祥被俘九死一生，在狱中写了一首《正气歌》，他没有想到去写自传；司马迁是中国传记文学的鼻祖，写了许多至今还熠熠生光的人物列传，却没有为自己写一个小传。传者，写人不写己，传世不娱时。
朱镕基不让人为自己修传的理由有二：一是“国事艰难”，顾不上干这种事。一个高官“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有心忧天下，无心抹脂粉。二是干这种傻事必将“授人以柄”，传为笑话。他说，我脾气不好，就以“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为座右铭。朱的严厉是出了名的。性格直率，容易冲动，在任上骂人无数。朱说“你没有贪欲，你就刚强，什么也不怕”。其实，不贪让人刚强，更让人冷静。朱镕基在修传这件事情上就不肯上当。他说：“千祈停止撰写一切涉及我的回忆或评论材料，并代我广告亲友，不胜感激之至。”你看，又求人家，又感激人家不要给他写传。真是每临大事有静气，只缘心中无私欲。其实老百姓对公务人员的要求就是少点私心，多点真话，这是底线，最低要求。但不少官员硬是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反而私随权增，利令智昏，授人笑柄。
3、请读一读纪晓岚的《狐友幻形》
2012-04-27 14:41:07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狐友幻形
纪晓岚
导读：世上虚伪的事太多，虚伪的人亦太多。揭露此事，阐析此理的文章亦太多，有疾言厉色痛斥的；有谆谆告诫世人不要上当的。清朝大名士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却以故事形式，讲了这一件狐友幻形的事，对虚伪之揭露胜过洋洋万言的说理。
济南朱子青有一狐友，但闻声而不见形。亦时预文酒之会，词辩纵横，莫能屈也。一日，有请见其形者。狐日：“欲见吾真形耶？真形安可使君见？欲见吾幻形耶？是形既幻，与不见同，又何必见肝？众团请之，狐曰：“君等中意，觉吾形何似？”一人曰：“当庞眉皓首。”应声即现一老人形。又一人曰：“当仙风道骨。”应声即现一道士。又一人曰：“当星冠羽衣。”应声即现一仙官形。又一人曰：“当貌如童颜。”应声即现一婴儿形。又一人戏曰：“庄子曰，姑射神人，绰约若处子，君亦当如是。”即应声现一美人形。又一人曰：“应声而变，是皆幻耳。究欲一睹真形。”狐日：“天下之大，孰肯以真形示人者，而欲我独示真形乎？”大笑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