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明代，楹联创作主体的隐逸身份非常明确，他们留存下来的较丰富的作品让人们对隐逸类楹联有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隐逸类楹联在明代的表现形式为方外人和山人的楹联。《罔措斋联语》是担当出家之后的作品，基木上是为佛门撰写的，故辞句中充盈着佛言祖训，禅机禅理。陈继儒的楹联体现了他作为山人的独特心态与视角，反映了晚明时期山人的文化性格。
在宋代楹联作品中有宋人对隐逸生活的追求，但因为楹联作品太少，故而展示出来的面貌不太完整。明代，楹联创作主体的隐逸身份非常明确，他们留存下来的较丰富的作品让人们对隐逸类楹联有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隐逸类楹联在明代的表现形式为方外人和山人的楹联。
一 方外人的吟哦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千余年历史的文学事实，那就是“诗僧”这一诗人群体的长期存在与发展，它差不多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变迁进程同步。当代学者仪平策说：“元明以降……佛禅在诗坛的影响不逮往昔，但仍然较为强劲。如明代达观、明末戒显、澹归、担当……皆为著称于世的出家诗僧。”[1](42)明代诗僧也涉足楹联创作，将身边随时可触的事物或偶发的感想写入这特殊的文学样式中，道出其微妙的情感世界，代表人物为担当。
担当(1593—1673)，原名唐泰，字大来，明云南晋宁人。天启贡生。明亡后在水目山为僧，亦名释普荷、通荷，号担当。有《翛园集》、《橛庵草》、《罔措斋联语》等。《罔措斋联语》收录楹联约200副。
担当出生于晋宁一个官宦书香世家，唐家世代爱好诗文，担当深受家学影响。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担当入京应试不第，遂南游吴楚，拜董其昌、陈继儒为师。又前往会稽参谒云门禅师，在显圣寺受戒，取法名通荷。明思宗崇祯四年(1631)，担当返回云南，一番远游使他认清了形势，对病入膏肓的明王朝的前途深感忧虑，于是打消了出仕之意，居家养母，以诗、书、画自遣。明亡后，担当心怀抗清复明之志，不懈奔波。后来参与滇南土司沙定州起兵反对云南统治者沐天波之事，沙定州败亡，担当出家，结茅鸡足山。《担当诗文全集》的整理者余嘉华对担当这一时期的诗文有过评价：“担当遂蛰居鸡足、苍洱佛寺。但青灯黄卷，往往无法排遣他心头的苦闷；晨钟暮鼓，时时震撼着他心头的隐痛；寻山问水，时时唤起他故国之思；描梅画竹，笔尖常呈傲然不屈的情操。时代的忧愤，爱国的激情，正气凛然的品格，构成了他作品的艺术风骨。[2](3)
《罔措斋联语》是担当出家之后的作品，基木上是为佛门撰写的，故辞句中充盈着佛言祖训，禅机禅理。
是一原非一；
无为便有为。 本文所引担当楹联皆自余嘉华、杨开达点校《担当诗文全集》，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402-452页。下同。
那个何如这个；
收的即是放的。
莫道心元是石；
须知佛亦是尘。
从无字中下注脚；
在有力处打转身。
尝见他本事胜于魔王，种小因定成小果；
不怕你见解过于鹙子，要大悟必须大疑。
许多时候，这种禅理过浓，生涩难懂。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这种生涩难懂影响了担当楹联的流传。
作么生折合去；
但随分纳些来。
对古佛光无鼻孔；
尽大地是只眼睛。
颟顸中靴里动指；
唧溜处水上打球。
妙庄严共仰慈尊，若见实相非相；
大般若常行智慧，当以无门为门。
担当在参悟禅理禅机时，也表现了自己的心醉佛道。
尺水丈波无地主；
五山十刹有吾家。
不随世人争红紫；
颇有仙风伴寂寥。
其他人写禅房、僧厨、寺塔是带着一种游玩的心情，以旁观者的眼光切入，不可能真正从内心与物达到心灵的契合。而担当是一个当事人的角色。这一视角的不同，决定担当楹联所阐发出来的意念与世俗之人的楹联笔下的禅房、僧厨、寺塔等有本质的不同。
恶木心中长流活水；
破沙盆内不煮馊羹。
托钵归来，不为钟鸣鼓响；
结斋便去，须知盐尽炭无。
放下破笤篱，沙软过米；
咬通铁馒馅，舌硬如钳。
担当虽然身在佛门，但他仍然牵挂着他在尘世的未竟事业，他的楹联也见证了他出家后的的这种牵挂。
一般来说，易代之际很多饱含愤恨、苦痛的遗民都会潜身佛教这块清净之地，在这远离喧嚣的世界窥视着尘世的动态，失望却又心存不甘，他们僧装儒行，为故国复兴而汲汲奔走。担当就是这样一个僧貌儒心之人，他虽然身在山林佛寺，蛰居禅房，但疏钟寒磬、黄卷青灯中他心底的烈火从未熄灭。
有活菩萨心，乃人天之所共仰；
此大丈夫事，非相将之所能为。
这“活菩萨心”就是于明末清初的乱世之中，拯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一种“担当”济世之心。担当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在苦酒千盅、愁肠百结中，他以楹联谱写成感人的命运交响乐，他的肩上担当着畸形世界的历史重负。
担当的楹联写于江山变色、朝代更迭之际。他因兵败出家，故作品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一种无奈之情，显得凝重、沧桑。
几人出世能忘世；
顾我栖山且话山。
只因奈你不过；
所以惟我独尊。
担当迫于形势出家以后，面对恶劣的环境始终不屈不挠、孤傲不俗。他心如高山，品如白雪，这种高标逸韵流露在他的楹联中。
荆棘林中通一条不弯不直坌路；
镬汤锅里元有个彻寒彻骨高人。
雪白一分，心白一分，只为怀中有冷癖；
山高千丈，品高千丈，莫从格外妒痴僧。
然而，鸡足山毕竟是边陲一隅之地，担当身处此地，感觉到担负历史重任的理想实在难以实现，所以，内心极度苦闷。此时，他的楹联也呈现荒寒之意。寒，指荒寒、枯寂，既是一种外在景物给人的印象，也是作者心灵的冷寂在景物上的投射。枯雨败枝、凄风冷雨的山寺景物，是担当所处的环境特点，也是他地处西南一隅无法实现自己抱负的心理写照。
苦雨滴穿阶下石；
烈风吹散岭头钟。
铁棒头不染热血；
酸齑罐也饱枯肠。
声前句后皆尘刹；
漏尽钟残有路头。
若个是青山白云父；
此间有寒灰枯木人。
“苦雨”、“烈风”、“漏尽”、“钟残”、“寒灰枯木人”，如此衰飒的意象，说的不仅是荒山野寺的凄清，也是担当心中的寒意，读来令人不胜悲凉，于此也可以感受到担当悲凉的一生。
然而，担当并没有被这种悲凉所压倒，他的楹联表现了凄苦中的一份坚定，一份悲怆中的潇洒。
断岩难是偏多雨；
破衲从来不畏风。
棕笠芒鞋，那管云深路滑；
银山铁壁，何辞骨冷毛寒。
要却真烦恼得真烦恼；
我不是神仙谁是神仙。
担当的楹联中有大量的口语、俗语。在他之后，清代缪艮等人继续创作了大量的俗语联。
要参活罗汉；
须买死猫头。
不劳更问暗号子；
只须放下赤肉团。
莫向半青半黄中绪绪索索；
要在一山一水处隐隐隆隆。
任你见解过于鹙子；
不如颟顸似个石头。
泥马渡江，内干外湿；
矮子看戏，脚短颈长。
扫帚粪箕，都成法器；
黄瓜茄子，终是馊羹。
中国文学史上很多像担当这样的出家人，他们一只脚踏进了宗教的门槛，另一只脚仍留在凡俗的尘世，他们既是出世者，也是在世者，既是僧人，也是俗人，亦佛亦俗、亦僧亦士。他们始终无法释怀社会责任的担当，于是，只好在文学创作中成就自身人格，觉悟生命意义，担当正是借着楹联这一文学样式完成了这一点。在他之后，优秀的方外楹联作家有清初的大汕(1633—1705)，俗姓徐，字石莲，一作石濂，号厂翁，又号石头，清江西九江人。流寓江南。住广东长寿寺。康熙中，赴安南讲法，曾依尚之信门下。三藩平，瘐死广州狱中。有《离六堂集》。其联多存于《海外纪事》中、清末民初的释圆瑛(1878—1953)，俗姓吴，名亨春，法名宏悟，号韬光，别署一吼堂主人，福建古田人。1896年，出家福州鼓山涌泉寺。次年，依妙莲和尚受戒。1917年任宁波佛教会会长。1935年在上海手创圆明讲堂。1949年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有《圆瑛法汇》、《一吼堂对联集要》。
二 山人楹联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又号麋公，明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清张廷玉《明史》载：“(陈继儒)幼颖异，能文章，同郡徐阶特器重之。长为诸生，与董其昌齐名……王世贞亦雅重继儒，三吴名下士争欲得为师友。继儒通明髙迈，年甫二十九，取儒衣冠焚弃之。隐居昆山之阳，构庙祀二陆，草堂数椽，焚香晏坐，意豁如也……时锡山顾宪成讲学东林，招之，谢弗往。亲亡，葬神山麓，遂筑室东佘山，杜门著述，有终焉之志。工诗善文，短翰小词，皆极风致。”[3](5108)有《陈眉公全集》、《白石樵真稿》、《晚香堂小品》等。陈继儒本人的作品不见楹联，只从明清人的笔记小说中见到几副。
陈继儒的楹联体现了他作为山人的独特心态与视角，反映了晚明时期山人的文化性格。
张晋侯《遣愁集》：“陈眉公曰：‘古人以兰为香祖，余欲结茅，四面杂莳兰蕙，匾曰：香祖庵。有柱联云：异人常在渔樵里；老鹤多眠兰蕙中。’”[4](348)
作为晚明山人领袖，陈继儒在晚明时代地位很高，影响极大。陈继儒生命状态的演示过程相当独特，他经历丰富，思想博杂，是诗人、散文家、书画家、评点家，也是大山人、大名士，还是有名的畅销书编纂家、出版家，经史子集、诗词歌赋、雅玩清赏，无所不晓，是多才多艺，修养全面的通才。作为这样一个通才，却终生布衣，隐居昆山。所以，他说“异人常在渔樵里；老鹤多眠兰蕙中”。
晚明特殊的生存环境使文人士子更多地将独立的个性意识落实在对模山范水式的闲逸生活的追求中。
褚人获《坚瓠集》续集：“陈眉公曰，山鸟五更喧起，谓之报更。盖山中真率漏声也。余居小昆山下，时梅雨初霁，座客飞觞，适闻庭蛙，请以节饮，因题一联云：花枝送客蛙催鼓，竹籁喧林鸟报更。可谓山史实录。”[5](1613)
花影蛙声、竹籁鸟音是需要有一定的心态才能体会它的愉悦之处。就如同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喧嚣于尘世、汲汲于富贵功名的人是不能体会得到它的静谧之美的。眉公隐居昆山，虽出入将相之门，却能逍遥其中，不为之所累，依然坚守着高洁。这种悠然、平和的心态才让他于飞觞之际题“花枝送客蛙催鼓，竹籁喧林鸟报更”。
然而，带着悠然、平和心态的陈眉公却也有“履薄临深”之感。
清·王应奎《柳南随笔》：“陈眉公临终时，手书影堂一联云：启予足，启予手，八十年履薄临深。不怨天，不尤人，千百年鸢飞鱼跃。遗笔嘱诸子云：‘内哭外哭，形神斯惑。请将珠泪，弹向花木。香国去来，无怖无促。读书为善，终身不辱。戒尔子孙，守我遗嘱。’又遗命葬佘山中，平土中不封不树，子孙默识其处而已。先生于去来之际从容如此，虽学问不无可议，而其人固不易及也。”[6](5)
陈继儒虽为隐居，却门庭若市，在喧闹混杂的晚明社会中，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他在临终时却道出这种忧惧之言，这与晚明特定社会环境及陈继儒自身的处世原则密切相关。
陈继儒兼通儒释道，思想圆融通达，他和顾宪成相交甚善，但顾宪成组织东林讲社时，他敬谢不敏。魏忠贤的党羽在南京为魏忠贤建生祠，让有名的文人写文章，他也拒绝参加。在有可能惹起是非的大事情上，他选择中庸之道。因此，陈继儒的“如履薄冰”，是注重人际关系，保留较大的回旋余地，这也是晚明时代许多山人全身远祸心态的体现。
明末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自由奔放”的时代，这一时代成就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山人”群体，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山人”运动。山人们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晚明政局的纷纷扰扰，影响中国近两百年的社会风貌，人们或许可以通过山人陈继儒的楹联对这一现象进行透视。
参考文献：
[1]仪平策.中国诗僧现象的文化解读[Ｊ].山东大学学报，1994.
[2]余嘉华、杨开达.担当诗文全集[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
[3]张廷玉.明史[Ｍ].北京：中华书局，2000.
[4]顾廷龙.续修四库全书.[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清代笔记小说大观·坚瓠集[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柳南随笔·续笔》[Ｍ].北京：中华书局，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