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谋略　【作者：冷铨清】-爱华网

刘少奇谋略
　　作者：冷铨清
　　一谈到“谋略”，人们往往和战争联系起来，这有一定道理。因为谋略最初产生于军事斗争，而且在战争中运用较多，成效也最为显著。如《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中的谋略思想，影响极为深远，历来为人们所称道。
　　随着时代的发展，谋略思想早已超出军事领域，逐渐扩大到政治、外交、经济、宣传、体育等等领域，大有无孔不入，涵盖一切之势。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十分激烈，商战的需要，更促进了谋略思想的普及和发展。在当代，可以毫不夸大他说，谋略是否得当，不仅关系战争胜负，也是事业成败的关键。不懂得运用谋略，很难取得生活和事业的主动权。
　　所谓“谋略”，是指计谋策略，即为对付某人或某种情势而预先安排的方法或根据形势发展而制定的行动方针和斗争方式。其实质，就是通过运用智慧，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地驾驭斗争局势，掌握主动权，以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谋略是否高明，是否成功，关键在于是否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在于思想方法是否科学，即能否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
　　古今中外，有许多谋略大师，把谋略艺术运用得十分出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而展示和发展了人类的智慧。可以说，谋略是人类智慧的花朵。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为了继承发扬这一文化遗产，为了学习和借鉴前人的谋略艺术，为了增进和启迪人们的智慧，我们编辑出版《谋略系列丛书》，以资参考。
　　我们首先推出领袖谋略系列，陆续出版。因为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谋略，不仅十分高明，出类拔萃，而且和现实联系紧密。通过学习他们的谋略思想，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助于了解党和国家的一些大政方针是基于什么考虑制订出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怎么取得的，等等。
　　由于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缺乏经验，加之作者的水平有限，肯定会有不如人意的地方，恳切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帮助我们不断改进。
　　愿这套丛书能对读者有益。
　　冷铨清1996年4月5日
　　前言
　　在即将迎来刘少奇100周年诞辰的时候，历史早已洗去泼在他身上的污水，恢复他那原有的光辉。今天，人们在深入研究和借鉴他留给我们的那一份不朽遗产的同时，也在探讨一个问题，那就是刘少奇何以能从一个山沟沟里的农家子弟成为东方大国的国家元首？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找出一大堆的材料来论证他成功的原因，但他的谋略智慧乃是一个至为重要的因素，在他的成功之道上曾发挥过不可缺少的作用。
　　“谋略集中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通过谋略才能把人的主观能动性转化成改造世界的现实物质力量。”刘少奇给我们留下了近百万字的论著，这是一个充满了谋略智慧的宝库，他在努力教会我们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以便最有效、最快捷地改造客观物质世界；他在努力教会我们如何掌握克敌致胜和克己致胜的法宝。
　　为什么说刘少奇有两个法宝？这就是《刘少奇选集》和《毛泽东选集》的细微差别。《毛泽东选集》主要讲述的是如何战胜敌人，而《刘少奇选集》除了总结战牲敌人的方法（谋略）外，还拿出了很大一部分篇幅论述如何改造革命主体（即革命者），如何提高共产党员的修养，如何开展正确的党内斗争，就是说如何战胜自己。古人说“胜敌者力，自胜者强”，可以说，刘少奇不仅运用他的谋略智慧为共产党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更为共产党如何守住天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组织基础。
　　说到刘少奇，我们不能不提到毛泽东。如果说毛泽东具有火一样的热情，爱好竞争的刺激和斗争的乐趣的话，那么，刘少奇就属于那种钟爱秩序的人。他之所以参加革命也是为了寻求一种公平合理的新秩序。美国学者洛厄尔·迪特默在其所撰《刘少奇》中总结刘少奇的一生为，“他力图将秩序与革命结合起来，将平等与经济效益及技术专家们的作用结合起来。在比四分之一世纪还要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一直是作为党内和政权机构内的一个建设和稳定的力量在起作用。”毫无疑问，建国后的刘少奇更加努力去建立一种稳定的政治经济秩序，无法容忍骚乱和暴力。所以，“文化大革命”初，当他还在台上能发号施令时，面对学校出现的混乱局面，刘少奇断然制定了“中央八条”。大字报不许上街；不得在街上集会；不得上街游行；不得包围住宅；内外有别；防止坏分子破坏；禁止打人骂人；禁止运动产生不良倾向。这是刘少奇为他的秩序所作的最后努力。
　　在比较刘少奇与中共其他许多领导人的不同时，迪特默注意到“他们只在某些特定的范围内起着显赫的作用，而刘的经验则体现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方面，诸如工人运动、群众运动、地下组织以及游击根据地等等方面。”
　　确实，在中国共产党内，像刘少奇这样长期在第一线领导全局工作，既长于理论研究，又有着丰富实践经验，集活动家与思想家于一身的领导人是极少的。在第一线工作，也使刘少奇有更多的机会发挥其过人才智，并通过实践检验后将这些好办法和经验进行理论总结，使之理论化、制度化，以更好地指导全局性的工作。
　　刘少奇是最早从事城市工人运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一，作为一个自觉接受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一个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他坚定地信奉共产主义的准则。尽管他也在苏联留过学，但他不像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那样机械教条，而能够尊重客观现实，采用最稳妥可靠的谋略致胜。
　　台湾学者李天民认为刘少于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人”，并分析“这大概是因为他的职业习惯使他厌恶成为公众注意的中心。”刘少奇的政敌、也是他在莫斯科读书时的高班同学张国焘也曾说过早期的共产党人都充满了激情和狂热，“而刘少奇却很少表现出那种兴奋若狂的状态。他颇带书生气，常沉思不语。”不错，从中共成立初期到三十年代中期，刘少奇一直名声不大，丝毫不引人注目，不管是在党内还是在共产国际（莫斯科）。但在这种不显山露水的背后是他的精明能干：勤奋工作，忠于职守，具有很强的自制力。在与许多中共领导人共事时，他不露声色，博采众议，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在苏联接受的教育，结合基层的党务工作经验，使他逐渐具有了党的理论和战略家的能力，并最终把他推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
　　终刘少奇一生，不管是什么时期，也不管担任什么职务，他都能在处理工作时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好方法，使革命形势不断朝前发展。
　　大革命时期，刘少奇主要从事工人运动，领导和参与领导了多次工人罢工。在这些斗争中，他力求把党的政治任务同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认为工会是领导工人群众进行斗争的机关，同时也应关心工人群众产个方面的福利，要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结合。这种现实的做法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工人的支持。
　　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不惧白色恐怖，先后在上海、东北、华北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总结了在白区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策略，如深入群众、长期隐蔽、积蓄力量；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条件，群众的觉悟程度提出群众所能接受的口号、要求与斗争方式；充分利用敌人营垒里的矛盾，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去反对最主要的敌人；在形式上和方法上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严格区分开，而在内容上与政治上密切结合起来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少奇领导开创和巩固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提出了一系列开展游击战争的方式、方法，确立了游击战争的新的指挥原则。皖南事变后，他提出的“政治取攻势、军事取守势”，是当时最明智的对策，为中央所采用。延安整风后，刘少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协助毛泽东全面指导抗日游击战争。重庆谈判及其以后几个月时间，刘少奇以党的副主席之职代毛泽东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深入分析当时复杂多变的形势后，高瞻远瞩，当机立断，作出了从各地抽调大批干部和军队进入东北的重大决策，为以后解放东北乃至全中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美国人特里尔称赞毛泽东“在战争中，凭借两个优于人的长处而得心应手：灵活机动的策略和使下属领略其策略的能力。”其实，刘在这两方面的能力比毛不逊色，而且，刘更尊重部下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的决定，更注意发，挥下级的主观能动性。
　　建国后，刘少奇主要抓了两项工作，一是党的建设，一是经济建设。没有什么比这两项工作更消耗他的精力了，何况在这两方面他比他的战友拥有明显的优势，无人可以替代。
　　早在延安时期，刘少奇就开始探索共产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他提出，党的建设主要是思想建设，要把加强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和党性锻炼放在首位；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党的组织建设中的必然要求，科学地阐明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党内斗争主要是思想斗争，无原则的党内斗争对党有害，确定了党内斗争应采取的正确的原则和方法。入主北京后，为了共产党政权的长治久安，刘少奇又提出了党员应该更严格地要求自己的八项要求和八项条件。为防止共产党的官僚化和贪污腐化，刘少奇更是弹精竭虑。因此，我们不妨作出这样的评语，如果说毛泽东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新的东方伦理的哲学家”（特里尔语）的话，那么，刘少奇更像一位把马克思主义化为对共产党员的实际要求的设计师。
　　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内抓经济的第一高手，这是中外所公认的。他熟谙经济规律，勇于探索，他的许多经济策略思想对于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曾起过巨大的作用。如：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保存富农经济，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组织供销合作社；优先发展农业；中国工业化的“三步走”；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经济建设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社会主义经济具有计划性、多样性和灵活性；组织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两种劳动制度；恢复自由市场；等等。刘少奇的这些经济策略思想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可以毫不夸张他说，我们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正是沿着刘少奇指示的方向前进的，经济体制改革之初，我们首先在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的经营责任制，给农民以生产经营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这个基础活了，更加巩固了。继而，我们根据城市的具体情况，推广了农村改革的经验，也实行了以承包制为主的多种经营责任制，向地方和企业放权让利，还地方与企业以生产经营自主权。并在国民经济中逐步引进了市场经济的作用，以市场为导向，实行了多方面配套的经济体制改革。从这我们也可以看出，作为一个优秀的国家管理大师，刘少奇所具有的远见卓识。
　　当然，在刘少奇走向成功的道路上还有一项策略曾起过关键的作用，那就是对毛泽东的支持和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
　　本来，在中共四大领袖中，刘少奇可说是后起之秀：1921年，当刘少奇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时，毛泽东已是中共一大代表了；1924年，当刘少奇在小小的安源办学校时，身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已天下知名；朱德更是成名甚早，即使是在党内，当他领导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时，刘少奇还在湖北抓他的工会组织。但后来刘却在四大领袖中位列第二，这除了刘少奇既长于实际经验和操作技术，叉具有理论上的高度素养外，与刘少奇每每在关键时刻支持毛泽东是分不开的。
　　遵义会议时，刘少奇就投过毛泽东的信任票。这一票毛泽东在刘少奇被打倒后还念叨过。以后在华北局主持工作时，刘少奇明白无误地提出华北局不仅要把华北的工作做好，还要成为毛泽东批判王明路线的基地。刘少奇的坚决支持对毛泽东成功地清算王明路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王明有苏联作后盾，有一套系统的宣传理论，在党内有多年的政治历史。刘少奇站在毛泽东一边无疑加重了毛的法码而让王明的这些优势化为乌有了，因为刘也在莫斯科受过训练，喝的马克思主义墨水也不少，对共产主义经典理论相当熟悉，被称为党内理论家，而且从未执行过土明路线。这样，当刘少奇勇敢地站出来当头棒喝王明是“卖狗皮膏药”的时候，王明只有灰溜溜地重返莫斯科了。
　　1943年，刘少奇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新概念，以后又对它作出完整概括和系统论述，七大时写入党章，使之成为全党和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七大也开始了中共长达20年的毛刘体制，为刘少奇发挥其巨大能量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刘少奇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在“文革”中，有人企图把他的名字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中抹掉。“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对他的评价是公正的。刘少奇毕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都在不断充实完善他那博大精深的谋略宝库，以便能最有效地战胜敌人和最大程度地战胜自己，使中国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称刘少奇为杰出的谋略大师。
　　第一编经济谋略
　　蒋介石逃离大陆，给共产党人留下了“4亿人要吃饭”的沉重包袱。面对经济建设这个新问题，共产党人辽没有准备。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但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党在经济建设中走了不少的弯路，碰了不小的钉子。作为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却有着超乎其他领导人之上的独有的清醒头脑、独特的经济谋略。反冒进，反浮夸，讲实效，扯食堂，三自一包，四大自由..
　　假若当年能按照刘少奇的经济政策走下去，中国的历史就要重写。
　　当然，历史是不要假设的。
　　l·1要注意与私人资本家的斗争，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
　　1949年，蒋介石对广阔的大陆投下最后一瞥，极不情愿地乘座“泰康”号逃往台湾。但他相信，他留下来的这样一个极贫极弱的中国大陆就成为共产党的重负，4亿人吃饭的包袱将压得共产党人喘不过气来。
　　民主革命的胜利，虽然为新中国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执政的共产党接手的却是一个烂摊子，首先面临的是如何恢复国民经济，解决几亿人的吃饭问题。
　　当时国民经济是由多种经济成分构成：国有经济主要是没收官僚资本的企业，虽然是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但所占比重较小；合作社经济比重更小，小私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占有很大比重。在这个阶段，如何正确地对待汪洋大海似的小私有经济，如何正确地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沿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是建国初期指导经济工作的一个重大课题。
　　显然刘少奇在这一代缔造共和国领袖中是最具经济头脑的。他在经济方面的素养也最高。刘少奇的主张是，与资本家的斗争应主要通过和平的经济竞争来进行，而不是大规模的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不是把资本家打倒、打跑。
　　1948年9月13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斗争策略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后，说：“要注意与私人资本家的斗争。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这种竞争是贯穿在各个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这里就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竞争赢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转变，竞争不赢，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就被资本主义战胜了，政治上也要失败。”①
　　刘少奇还指出，国营工业的生产量顶多占整个国民经济的10％到20％，正是因为这一部分数量很小，困难就来了，为什么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由于此。
　　刘少奇还写了《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一文，随后，又在华北财经委的会议上作了题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与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述了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意见。
　　毛泽东完全赞成刘少奇的意见，并嘱他对新中国的经济性质作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写出文件，提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讨论。后来刘少奇提出：“用商业办法即经济竞争的办法战胜资本家成为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处理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手段。”
　　①刘少奇《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载《刘少奇选集》下卷。
　　1·2有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事实，有本事多剥削
　　1949年上半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相继解放。民族资产阶级中有些人不了解我们党的政策，纷纷向海外逃跑，许多工厂陷于停工半停工状态，工人大量失业。当时许多干部怕立场不稳，不敢同资本家接触，少数干部甚至用类似在乡村中对待地主、富农的办法来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有些工厂的工人提出一些过高的要求，资本家出于无奈，有求必应，准备关厂“。在这种情况下，这年的五月间，刘少奇到了天津。
　　刘少奇到天津时，天津刚刚解放，由于没有及时宣布有关工商业和劳资关系方面的政策法令，资本家普遍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顾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无法生产。
　　刘少奇在天津同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谈话，宣传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宣布我们党不但不没收民族工商业，而且要保护他们，使他们迅速恢复生产和经营，并欢迎私营工商业能够继续发展。私营工商业发展起来，对国家是有贡献的，将要得到国家的鼓励。
　　刘说：工人和资本家是两个阶级，要从根本上调和使其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根本的解决，只有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革命。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和平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针对一些工人向资本家提出过高要求的问题，刘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工人要联合资本家使生产发展。但两个对立的阶级，必须经过必要的斗争才能两利。他还说：有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事实。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之后，资本主义剥削是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大多，工人受剥削大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恢复和发展生产，除国家之外，还有私人的。国营与私营之间，可能有竞争，但政府的方针是使国营和私营合作配合。既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要采取限制政策，以避免旧资本主义前途。公私兼顾是限制，劳资两利也是限制。①毫无疑问，当时在特定的环境下，刘的主张是符合当时国情和民情的。
　　刘少奇在天津的谈话，某些言辞是不妥当的，但其根本用意，是想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城乡经济，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新秩序，支援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把刘少奇的讲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这句话不大妥当，不一定这么讲。他概括了十六个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并要薄一波转告刘少奇。刘少奇认为毛泽东这个概括很科学，说：主席这样提，当然好，讲得很全面，今后就照此阐述。这就是党实行“八字方针”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由来。
　　但刘少奇的讲话对稳定工商业资本家，恢复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许多资本家打消了顾忌，继续留在大陆开工厂，发展生产，减少失业，稳定了经济。邓小平对刘少奇天津谈话，曾作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他说：“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没有解放，我门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
　　①《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七）：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刘少奇回到北京后，又召集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谈了自己关于稳住资本家发展生产的意见，希望大家以此原则大胆地向资本家和工人作宣传，刘少奇认为，此时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要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当然这种存在和发展必须限制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刘少奇还有这样一个主张，那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对某些资本家及反动分子的破坏，必须镇压。但在必要与可能的范围内，协助私人资本家解决其复工与生产上的困难，也是需要的。对于旧职员，则应区别企业职员与政府职员之不同。企业中的职员，基本上不动。他要求干部记住“发展生产，公私兼顾”两句话，要贯彻到底。不可违背。
　　谁也不曾想到，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在“文化大革命”中竟以“鼓吹剥削有功”的罪名受到不公正的批判。
　　1·3保留一部分私营工商业，让他们来“钻社会主义经济的空子”
　　1949年我国国营工业在全部工业产值中只占26.3％，国营零售商业到1950年也只占23.2％，这一统计结果表明，我们还必须广泛利用私营工商业来满足全国人民的需要。
　　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曾实行没收私营工厂的政策，但由于工人阶级不会管理，使工业生产严重衰退，后来不得不提出租让制，吸引国内外资本家来经营停工的国营工厂，但收效很小。
　　我国对私营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私营工商业不但没有衰退，且有相当大的发展。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1956年，原来私营工业的产值比1949年增加将近一倍，这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显然是十分有利的。
　　经过三年恢复时期，国营工商业有很大的发展，超过了私营工商业，私营工商业有相当一部分通过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正是有了这样的变化，1953年，党中央才公开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践线，并于1954年经过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讨论，载入了我国第一部宪法。
　　中央原来估计，社会主义改造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一点时间才能完成，结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就完成了。现在看来，有些方面是过于急了一点。
　　早在1949年6月，刘在《关于新中闺的经济建设方针》报告提纲中明确指出，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私人资本主义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刘少奇提出要保留一部分私营工商业，让他们来“钻社会主义经济的空子”，满足国营经济不可能满足的社会需要。空子钻大了，国营经济就来填补，让私营企业再去钻新的空子。
　　刘少奇还谈到让私营经济发展的其他好处，他说，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税收，安排劳动力就业，学到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对社会主义不但没有损害，而且有利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向前发展。因为，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在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情况下，允许开私营工厂、私营商店，在坚持国营和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适当发展私营工商业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1·4富农经济是中国小农经济中极富特色的一种。刘少奇主张保存富农经济
　　富农经济是中国小农经济中极富特色的一种。如何对待富农经济，我党经历了几个曲折的历程。
　　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土地改革中对富农采取了限制、削弱甚至消灭的政策，曾给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制造了不少麻烦，打倒“富农路线”甚至成了党内斗争的一个口号。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阴谋发动全面内战，为了适应发生变比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党中央及时地调整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毛泽东当时就说：他走的是一条“富农路线”，他和刘对待富农的政策是一致的。
　　1946年4月，刘少奇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总结以往教训，作出了基本不动富农土地财产的规定；1947年7月的全国土地会议上，刘少奇主持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只准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但是农民还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严重侵犯了富农和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为了纠正“左”的倾向，党中央又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刘少奇一直关注着土改中有关富农经济问题，为了避免工作中更大失误，建国之初，刘少奇向全国土改协会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时，代表中央明确提出在今后的土地改革中保存富农经济的主张。
　　1950年1月23日，刘少奇在与安子文谈到东北中农、富农有所发展、70％的农户参加变工互助时说：“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的基础上的”，是无法实现农业的社会化生产的，因而就不可能转为社会主义，他认为，在东北的中农还不足农户总数的10％，还需要有较大发展，还可以有10％的富农。要使能够独立生产的个体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商品经济，才能产生对工业的需要，具备合作比的可能，才可能由此转入社会主义。
　　同年6月，刘少奇在《关于上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阐述党为什么要改变过去的富农政策时指出，过去由于革命战争的需要和富农的政治态度，党允许农民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财产。现在人民革命战争在大陆上已经基本结束，动员农民参军和支前这两项任务已经没有，富农政治态度也有了改变，“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建设。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因此，“在目前的形势下，在今后的土地改革中，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就都是必要的。”①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利。
　　刘少奇认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治目的，在于搞好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制度，恢复与发展农村经济。政治上中立富农，是土地改革中孤立地主阶级的重要条件，而富农对土地改革的态度多以切身利益为转移。
　　保存富农经济，不但关系到中立富农，孤立地主，而且关系到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以及建立城乡最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的问题。因为这样会使民族资产阶级在农村的利益得到保护。
　　在刘少奇看来，团结中农是建立农村反封建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切实保护中农（包括富裕中农）的利益，便会使他们积极投身到反封建地主的斗
　　①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载《刘少奇选集》下卷争并致力于恢复与发展农村经济。而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止是改变对富农经济政策的目的。
　　刘少奇还提出了富农经济政策的长期性。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他说，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当然不是一种暂时的政策，而是一种长期的政策”，只是到了“实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之时，富农经济的存在，才成为没有必要了，而这是要在相当远的将来才能做到的。”
　　刘少奇根据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提出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代表着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新民主主义经济阶段，也有利于国计民生，应该允许其存在、发展，并加以保护。这样，对促进封闭式自然经济的解体，发展农村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但后来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过早地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保存富农经济政策没有长期执行。
　　1·5当共产党还只占有半壁江山的时候，刘在《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中就指出：“对资本家
　　新中国成立以后，如何对待民族资本家，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关系到国家能否稳定，国民经济能否恢复和发展的大问题，我党大部分领寻同志长期在农村工作、生活，对农村的经济形式和经济斗争非常熟悉，但对城市的经济形式和经济斗争则相对陌生，这种形式无疑给长期从事白区（城市）工作的刘少奇提供了发挥他聪明才智的舞台。
　　刘少奇是个极富远见的人，早在1949年2月，当时共产党还只占有北方半壁河山，他就提出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在这个方针中，他明确提出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办法，他说：“对资本家一般可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拿出一部分胜利品来购买资产阶级”，“我们希望和平过渡为好。”①这是我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的最早设想和提法。
　　而在另一份手稿中，刘少奇更加明确指出，因为中国的特殊情况，我们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有可能在较大的范围采用，也很需要。其形式是租让、加工、定货等。
　　1952年，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用什么方法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呢？刘少奇于1953年7月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要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主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②
　　1954年9月，刘少奇进一步提出，要“用和平的方针”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1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会议上，刘少奇作了总结讲话，系统地论述了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③。
　　在此前后，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此过程中，刘少奇又从多方面论证了这条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道路的特点，并作了理论上的阐述。
　　首先，刘少奇认为，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俞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多次，无产阶级通过赎买的办法消灭资本家“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列宁也曾提出过赎买政策，当时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有人民民主专政和工农联盟作保障，社会主义经济也已占有优势，因此，“在这种形势下面，在这种条件下面，再加教育，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和平改造是可能的。”
　　其次，刘少奇正确分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特点。他说，新中国成立唇，民族资产阶级自然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表示拥护人民民主专政，另一方面又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有两重作用，一方面具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另一方面具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这种情况说明，建国后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不但保持着政治上的联盟，又建立了经济上的联盟。因此，国家时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不仅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接受这一政策的可能性，而且还在于过渡时期我国经济上有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要性。
　　①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载《刘少奇选集》上卷，P426—431。②刘少奇《加强党的统一战线》、载《刘少奇选集》卷下，P119。③刘少奇《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载《刘少奇选集》卷下。P176—183。
　　第三，刘少奇认为，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必须采取恰当的步骤和政策。他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要有一个全面规划，不要一股风，应该很有计划、很有步骤地来进行这个工作，这种改造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是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力社会主义。在具体政策上，我党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台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并且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最后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
　　1·6在改革开放政策的90年代，刘的合作社经济仍有着无限的魅力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一个产业落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一）国营经济，（二）合作社经济，（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四）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合作社经济是具有很大社会主义成分的半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劳动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一方面把农民当作生产者组织起来，为农民推销除自己消费以外的多余生产品，供应农民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一方面又把农民当作消费者组织起来，供应农民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它与国家工厂，商店有区别，是在私有财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集体经济，股金是群众凑集的。它又不同私人资本主义，它的股金是群众平均入股的，其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让消费者取得便宜的消费品，让生产者比较便宜地买到工具、原料和比较高价地出卖产品。
　　1949年2月8日，刘少奇在西柏坡作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问题》的报告，特别详细他讲了合作社问题，这是从我国当时还是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实际出发的。他说，有的同志问，国营经济与合作社经济何者重要，生产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何者重要。不要这样提问题，两者都重要，国营经济与合作社经济应当相互结合，建立同盟。我门今天要问资本家竞争，谁领导了市场，准就领导了国民经济。用什么办法须浮市场，不能用行政命令，而必须通过供销合作社，用商业办法战胜资本家。
　　刘少奇特别重视中国是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同家，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准能够领导几亿小生产者，而供销合作社是组织和团结小生产者最好的工具。
　　在十月革命后，列宁认为最大的困难是怎样对付汪洋大海的小生产者，这比对付资产阶级要困难得多，所以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特别重视商业。
　　列宁认为最难解决的问题，在我国都通过广泛建立供销合作社而顺利地解决了，供销合作社通过商业把小生产者（手工业者特别是为数至多的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割断他们原来同资产阶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能够战胜私营资本主义经济的极重要的保证。
　　新中国成立后，供销合作社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1950年7月，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于7月25日到会作报告。他重申了供销合作社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当时许多供销合作社还没有走上正轨，合作社的方针还不明确。他指出供销合作社应当建立队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机构，这样才能成为国营经济与个体经济之间的桥梁，并把像汪洋大海那样的个体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刘曾说：合作社是个伟大的事业，办好了可以改变社会性质，相信十年或十五年后，合作社制度将成为新的社会制度。可惜的是，后来走的道路大大偏离了刘的美好设想。但我们相信，在进行改革开放政策的90年代，刘的合作社经济仍有着无限的魅力。
　　1·7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刘指出了组织供销合作社的主张
　　为了免除商人的中间剥削，普遍组织消费者和小生产者，实现国民经济的组织性和计划性，刘少奇提出了组织供销合作社的主张。
　　刘少奇认为：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须导了同民经济。供销合作社就是为了领导市场应运而生的。它在流通领域架起一座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桥梁，使千千万万小生产者紧紧跟随无产阶级与共产党前进。
　　在刘少奇看来，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一个最重要最有决定性又最难实现的要求，就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共产党如何去帮助、教育与组织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使他们紧紧地跟随自己前进。他说：“中国还是一个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千千万万的分散的独立的小生产者是经过一种商业关系把他们联系起来，并使他们与大工业联系起来，构成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整体。”根据这些分析，他指出，”在革命胜利后进行经济建设的最初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在广大的范围内组织消费合作社是极端重要的。”他认为组织这种供销合作社，“是团结小生产者最有力的工具”，“合作社搞好了，就巩固了对小生产者的领导权。”“没有合作社，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在经济上领导农民，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这在新中国建设中是一个带决定性的问题。”①
　　刘少奇在一系列论著和讲话中，还论述了供销合作社的几大问题。
　　一、把合作社放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造的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刘少奇说：“我们已经不只是为了解决人民中部分的个别的经济困难来组织合作社，而是要求合作社在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造中发挥它们应有的重大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在全国范围和全体规模上，在长远的目标上来考虑与提出合作社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根据中国的情况来规定适合合作社的各种原则和制度，以便保证合作社的工作和发展能够循着正确的有利于极大多数人民的道路前进。”②
　　这里所说的中国的情况是指什么呢？刘少奇指出，总的来说，就是中国是一个农民小生产者占极大优势的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国。
　　在谈到国营经济与合作社经济的关系时，刘少奇说：“（它们）不是半斤八两的问题，而是二者必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③他指出，在我国只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国营经济必将无所作为；相反，只有合作社经济，而没有国营经济，那就不能保证合作社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因此，他认为国家在许多方面去帮助合作社，反转过来，合作社又在许多方面帮助了国家，这两者是密切配合，相互支持的关系。
　　①刘少奇《关于合作社的若干问题》，载《刘少奇选集》下②刘少奇《关于合作社的若干问题》，载《刘少奇选集》下③刘少奇《关于合作社的若干问题》，载《刘少奇选集》下
　　1·8农村供销合作社优先发展
　　合作社有多种形式。刘少奇把它大体分为流通与生产两大类，前者主要有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后者主要有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其他类型的生产合作社。
　　建国初期，刘少奇把组织农村供销合作社放在优先和重要的地位。他设想，在土地改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可以在农民私有制的基础上先发展低级形式的劳动互助组和小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尤其是发展群众乐于接受的供销合作社，让农民休养生息若干年，经过物质上思想上的充分准备后，再建立类似苏联集体农庄式的生产合作社。因此，他积极探索运用供销合作社的形式和途径，以组织小家庭的生产和经营。
　　刘少奇认为，发展供销合作社还要注意克服把生产合作与供销合作对立起来的错误思想。他指出，我国千千万万独立的小生产者，历来是靠商业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旧商人特别是投机商人，利用分散小农的这一弱点，残醋地剥削他们，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处在破产的困境：我门组织分作商业，组织供销合作社，配合国营商业，承担商品交换的任务。目的是使他们少受商品中间剥削，不受投机商人的压榨和操纵。这就在一个重要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群众的要求。
　　把群众加入供销合作社的目的和要求，与党组织供销合作社的更高的目的和要求结合好。
　　供销合作社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成员很多的经济组织。它既是党的工具，又是群众自己的组织。群众是自愿入社的，供销合作社只能用吸引的办法，即在供与销两个方面给群众以实惠的办法，才能把农民群众团结和组织起来。
　　刘少奇明确指出，农民要求供销合作社为他们办好三件事：一是把他们多余的产品推销出去，并且在推销的价格上不使他们吃亏；二是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并且在价格、质量和供应的时间上都不使他们吃亏；三是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在价格，质量和供应的时问上同样不使他们吃亏。
　　党和国家赞成、扶持和组织供销合作社，除了使农民能以公道的价格来推销其产品，并购买需要的生产和生活用品外，还有着更为深远的考虑，党和国家要求供销合作社与国营商业在经济上紧密联系，互相配合，使国家能够掌握大量的物资，大量的农副土特产品，以促进有组织的贸易，既供应城市人口和工业的需要，又开拓农村市场，有利于供销大量的工业品，从而实现城乡沟通，货畅其流，使全体人民都得到好处。
　　供销合作社既要区别于私营经济，又不要混同于国营经济，它必须坚持集体经济性质。
　　刘少奇在《关于合作社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供销合作社的根本性质“是劳动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农村供销合作社是由农民自愿联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刘少奇说：“把合作社办成国营商店是'左’了，办得像私人商店是右了。既不要'左’，也不要右，要走上正轨，这是合作社工作中的基本原则问题。”
　　对于供销合作社的经营，1951年刘少奇提出了三条基本原则：（一）凡社员急切要求推销的产品和供应的物资，不管利润多少，只要无损于国计民生又不致使供销社赔本的，要尽力去经营；（二）供销合作社在办社会要求办的事还感到人力。资金不足时，凡与推销社员产品和供应物资无关的买卖，即使能多赚钱，也是不要去经营，只在有余力时附带地经营；（三）供销合作社为维持并扩大经营，必须获得适当的平均利润，使经营有所盈余，三条的中心问题是要供销合作社处理好盈余与服务的关系问题。
　　1·9刘少奇还没有来得及把他提出的中国工业的“三步走”计划付诸实施就含恨九泉了
　　自近代以来，中国不少有识之士认为中国之所以总是落后挨打，关键在于没有自己的工业，面对欧美强国船坚炮利，只有屡战屡败，所以他们对于建立中国工业体系寄予无限希望。但旧中国政治腐败，经济凋敝，长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没有余暇发展自己的工业，促进中国的工业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自然就提到了日程上来。
　　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阶段，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主要是完成原始积累，在帝国主义阶段则是资本上义的扩张，这两个阶段都不是和平完成的，都是伴随着战争和掠夺，带着血与火来到人间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有三个特点：一是牺牲本国劳动人民的利益，竭力剥夺剩余价值，以扩大再生产；二是侵略其他落后同家和民族，掠夺原料和市场，并获得战争赔款；二是资本主义国家瓜分世界，由于利益不平衡，而导致世界大战。
　　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仿效西方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道路，而必须采取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在这方面，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富有创见的探索。这就是他设想的“三步走”。刘少奇设想在恢复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经济事业，并使那些不能独立进行生产的工厂尽可能独立地进行生产的基础上，工业化的三个步骤是：
　　第一步发展经济的计划，应以农业和轻工业为重心（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
　　第二步在第一步卓有成效之后，集中最大的贤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的基础井发展重工业。
　　第三步在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生产机械化。
　　这就是刘少奇生前未发表过的原稿《国家的工业比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已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中提出的观点。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步骤呢？刘少奇基于以下分析。
　　旧中国极其落后。由于长期遭受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封建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不高，近代化的机器工业、运输业和农业很少。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闰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上仆占10％左右，农儿和平工业占90％左右，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成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阶段，以解决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以及改造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两大问题，而新民主主义经济基本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1）国营经济；（2）合作社经济；（3）国家资本主义经济；（4）私人资本主义经济；（5）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其中落后的经济成分相当大。
　　农业是中国的基础。中国人口多，大部分人从事农业，是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只有农业的发展，才能给工业以足够的原料和粮食，并为工业的发展扩大市场。如果不首先把农业发展起来，势必要拖工业化的后腿。
　　轻工业的发展是个中介。只有轻工业的发展，方能供给农民需要的大量工业品，交换农民生产的原料和粮食，并积累继续发展工业的资金。同时农业和轻工业的优先发展，可以提高人民迫切需要提高的低下的生活水平，赢
　　得人民的信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重工业的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和人力的投入，而这需要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后的筹集，相应地，重工业建立之后，才能更快地发展轻工业，使农业走向机械化，大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刘少奇还基于中国国情提出了处理工业化过程中的三个关系：
　　一、工业化的规模取决于农业提供的商品率。刘少奇说：“工业的发展规模，必须同农业能够提供的农产品（包括粮食、工业原料）和能够腾出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相适应。”
　　二、工业化的速度必须考虑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刘少奇说：“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很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必须立即调整这种不协调的现象。
　　三、必须协调工人与农民的消费比例，个能牺牲农民的利益，刘少奇认为，如果城里人与农民争饭屹、争肉吃，争油吃、争鸡蛋吃、争棉花、争麻，等等，很多东西统统被收购起来，农民就会不满。这样一来，就使工农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不解决是很危险的。
　　对于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刘少奇认为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既不能对外掠夺殖民地，也不能对内剥削本本国人民，而只能采用中国人民自己节约这一办法，即在保障人民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后，尽可能减少开支，集中财力支援国家建设。
　　刘少奇还说明了节约筹资的可能性，他说，由于中国人民已经取消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避免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掠夺，由于实行了土地的改革，免除了农民向地主交纳的地租，又由于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使之成为国营企业，再加之以劳动人民生产热情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各种节约制度的建立和降低成本等，中国人民在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之下，是能够用节约的办法由自己逐步地筹集起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的。当然，人民的这种节约不是要每家每户直接节省，而是由国家的税收，国营工业、商业和银行的利润，以及发行建设公债等办法来实现。
　　刘少奇提出的“三步走”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一条稳定的持续发展的路线。这种协调处理农、轻、重关系以及生产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关系的方式较之苏联建设初期过度牺牲农民利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要高明得多，更富有战略眼光，留下的后遗症也更少。遗憾的是，由于中国政局动荡变比，刘少奇的这一想法未能完全讨诸实施，就含恨九泉了。
　　1·10中国人怎样养活，这一直是中国的主题，刘提出优先发展农业
　　者一代共产党人的领袖群，大多是从农村穷山沟里走出来的，他们对农村是最熟悉不过了，他们对农业重视的程度也就不难理解。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这是中国国情的重要特点，建国之初，由于受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重视重工业的发展，忽视了中国国情，使经济建设走了不少弯路。
　　1953年，在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之后，国务院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借鉴苏联经验，把“一化（工业化）三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工作重点。刘少奇给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评语是“没有犯严重的错误”，因为党和群众的工作热情很高，掩盖了不少矛盾，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建设方针也暴露了不少问题。
　　刘少奇早在1950年就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三步走”设想，提出首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但这种稳定的方案并未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其作用。
　　直到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意识到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好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刘少奇又在同年召开的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批评那种忽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降低轻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发展速度的错误想法。此时刘少奇迫于形势，仍提优亢发展重工业，但开始批评了那种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做法了。
　　1957年，毛泽东提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是必须肯定的，1958年又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思想严重泛滥起来。虽然主观上想加速国家工业比，但“欲速则不达”，工农业发展的失调迫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退却”，转入调整和改组国民经济的时期。
　　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提出了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树立农业是基础的思想，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书面报告，全面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再一次提出“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刘少奇说：“要使中国发展起来，实现工业比，就要抓农业。农业不发展，国家工业化没有希望。”①
　　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以重工业为中心，工农业并举到农轻重发展方针的转变，走了一个大弯。实践的曲折从反面证实了刘少奇工业化的“三步走”必须优先发展农业是非常正确的。
　　①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载《刘少奇选集》下卷。
　　1·11“共产党搞军事100分，搞政治50分，经济0分。资本家半是钦佩半是幸灾乐祸地说
　　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但伴随着喜悦而来的是艰难的经济建设任务和巨大的人口压力。蒋介石在逃到台湾时说：“我把4亿人吃饭的包袱甩给毛泽东了。”这虽然是一位失败者自我安慰的话，却可以让人真切地感到共产党夺取天下后的重担。当然，蒋介石没有背上4亿人吃饭这个包袱，他靠了枪杆子上台，执政的22年中几乎没有一天不发动战争以便消灭异己力量，有句话说中同的“三光”，其一便是“蒋介石打光”。
　　中国共产党从蒋介石手里接收了一个被战争创伤得无以复加的国家，虽然“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但如果一个蹩脚的画家信笔涂鸦，则带来的不是“最新最美”，而是贻害无穷。
　　治理经济不是政治斗争，它需要严格按经济规律办事，个能搞群众运动。
　　也正是基于这点，共产党进城时，资本家半是钦佩半是幸灾乐祸地说：“共产党搞军事100分，搞政冶50分，经济0分。”在他们看来土八路只会打仗，喊口号，经济玩不转。
　　但共产党内偏偏就有那么些懂经济的能人，刘少奇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解放初期，刘少奇指出，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与世界上许多先进国家相比显得落后。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过上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是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最大的要求和希望，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力求实现的最基本的任务。
　　刘少奇还分析了中国为什么落后，人民为什么穷困的基本原因，他说，一个原因是，中国近代化的机器工业、运输业和农业还很少，在国民经济中，百分之九十还是手工业和个体农业，在运输业中，也绝大部分是人畜力和木船运输。和机器工业比较起来，它们的生产力很低，耗费劳动力很大，不能生产出大量的物资财富供人民享用。
　　而另一个原因是，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封建地主、官僚买办阶级在中国的长期统治。他们无限制地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欺侮和压迫中国人民，并造成长期的战争和大量的土匪，阻碍中国工业的发展，压制和毁坏已经是很低的中国的生产力。这样，就不能不使中国的劳动人民更加陷入贫困和饥寒生活的深渊。
　　怎佯才能使中国人民从贫困、痛苦和被侮辱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并不断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呢？刘少奇认为必须做好两件最基本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中国的独立，统一中国，肃清上匪，保障国内的和平，没收官僚资个，实行土地改革及其他民主改革，消灭地上阶级及其他一切封建残余势力，从而在城市和农村中解放已有的生产力。”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个工作实际上己经基本完成了。
　　“第二件事情.就是利用已经建立并且巩固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作主要的工具，并利用其他各种条件，配合各方面的努力，来发展一切有益于人民
　　①刘少奇《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载《刘少奇选集》下卷，P1—8。的生产及其他经济事业。”②
　　刘少奇深刻地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由敌我矛盾转为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首先用一切办法在现有基础和现有水平上来提高每一个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节省原料和材料，消灭浪费，降低生产品的成本，然后逐步地提高生产技术，建设新的生产事业，并使手工业和个体农村生产经过集体比的道路改造成为具有近代机器设备的大生产。这就是使中国逐步地走向工业化和电气化。”③因为只有工业比和电气化，才能建立中国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只有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极大地增加物质财富，才能使中国人民逐步地提高生活水平。
　　刘少奇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前夕提出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总任务的，在1949年2月8日所作的《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问题》报告中，他指出，经济问题己不是宣传问题，而是“议事日程上的问题”了，“发展经济，是一切斗争的终极目的”①。
　　以后，刘少奇在天津的多次讲话也集中阐述了一个问题。即：政府的方针，就是改善与发展生产，只有这样，同家才能富强。全国解放后，必须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这就是城市工人的总路线、总方针。
　　刘少奇通过分析新民主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认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应该是：“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并使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密切地结合起来。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井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对于带有垄断性质的经济，则逐步地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之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对于一切投讥操纵及有害国计民生的经营，则用法律禁止之。”②
　　刘少奇认为，生产是最重要的.而且是永远需要的，所以，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经济建设“要更大规模地有全面计划地来进行，而且要永远继续下去。”
　　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进一步明确：“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上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代门党现时的汗务，就是要依靠已经仆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儿亿劳动人民，团结闽内外一切呵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刊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呵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刘少奇根据我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付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国情和闰内的主要矛盾，提出厂在新的生产关系条件下。如何更快地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经济建设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的思想。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曾经经历了曲折和反复，而这种曲折反复的过程，却一再证明了刘少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是正确的。
　　②刘少奇《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载《刘少奇选集》下卷，P1—8。③刘少奇《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载《刘少奇选集》下卷，P1—8。①刘少奇《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问题》。②刘少奇《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问题》。
　　1·12我们的经济不能只有呆板的计划性，而要比资本主义更多样、更灵活
　　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这种过渡经济的主要特证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既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又有国家资本主义，既有民族工商业，又有手工1.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载《刘少奇选集》下卷，P202—276。业生产，但这种经济形态毕竟是暂时的，将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应具有哪些主要特征呢？刘少奇认为主要有三个，即：计划性，多样性和灵活性。
　　刘少奇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经济。所以，早在1949年6月，他在谈及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时就指出：“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①他主张，为更快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减少大误，避免重复，必须制订完备的经济方针，完备的经济计划。
　　刘少奇认为，我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虽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着主寻地位，为实现经济的计划性提供了前提条件，但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自身规律的作用，产生盲目性是可能的。为了避免这种盲目性，这就要求我们制订的经济计划切合实际，符合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按比例协调起来。
　　所以，刘少奇强调在制订经济政策方针之前，必须注意调查研究.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他要求在制订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时，做到有计划的发展速度是积极的，同时又是稳妥可靠的。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以免丧失时机，陷入保守主义的错误；又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以免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的负担加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门互相脱节，使计划不能完成，造成浪费，那忧是冒险个义的错误。
　　在刘少奇看来，社会上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并不排斥它的多样性与灵活性，恰恰相反，这种计划性必须与多样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他说：“社会主义经济是各行各业、多种多佯的，只搞计划，没有灵活性、没有多样性是不行的。”这是因为，社会经济生活丰富多彩，包罗万象，涉及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种产品，涉及的行业也不再是过去的五十六行、七十二行，而可能是三千六百行，七万二千行，可是我们只能对几个大的、影响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的几大类进行计划调查。如果仅仅强调计划性，而忽视灵活性和多样性，经济工作就会出现简单、呆板，缺乏生气的局面，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不可能充分发挥。所以，同计划性一样，多样性、灵活性也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固有的要求。刘少奇强调：我们一定要比资本主义经济搞得更要多样，更要灵活。如果我们的经济还不如资本主义的灵活性、多样性，而只有呆板的计划性，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我们一定要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超过资本主义，使我们人民的经济生活丰富多采，更方便、更灵活。
　　但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与灵活性、多样性相结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国长期以来没有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不是“一放就乱”，就是“一统便死”。在建国后30年间，我国经济生活中曾经多次出现过这样一些现象：
　　①刘少奇《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础建设的战线过长；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对集体听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中央下放权力已经过多，各部门、各地方又逐级下放，放得过多过散，发生了许多违反中央政策和国家计划的现象。这是没有处理好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把计划性、多样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的结果。直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宏观调控、微观搞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纠缠了中国共产党30余年的老问题才得以解决，中国的经济也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1·13在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刘少奇提出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发展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口号，十四大更进一步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解决了这个经济建设中重大的理论问题时我们不应该忘记早在几十年前刘少奇就提出了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重大理论课题。
　　长期以来，人们把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作为两个不同社会阶段来看待，认为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商品生产和交换了。他们的根据是马克思的经典作品《哥达纲领批判》。但马克思著作中的社会主义是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成的，由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和科学技术直接应用于生产；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这就是说，在社会生产生活领域里，人的智能技术已经代替了人本身，人不需要进行直接劳动就可以满足生产生活需要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的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这就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所设想的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物质技术基础。
　　但中国又是什么情形呢？刚刚从殖民地半殖民地脱离出来，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几乎没有现代工业，旧的工业体系也未健全，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从事农业，处于贫困状态。社会财富仍然由人的直接劳动去创造，交换劳动产品依然是满足社会需要的基本的经济关系：面临着这样一个社会现状，中国共产党人又如何能脱离实际，一味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否定商品生产呢？
　　刘少奇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基于这样一个原理：商品的价值只有在交换时才能实现，商业是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但反过来又可以支配生产。刘少奇深刻地批判了党内存在的轻商思想，指出我们不但要重视工业、农业，“也要重视商业”，农业、工业、商业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缺一不可的有机配合。
　　刘少奇还说：我们的商业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国民经济要走上正轨，计划是不能缺少的。国营商儿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贸易，供销合作社的贸易。应当在国家统一计划下。与国营贸易相结，扩大市场的组织性.使全国形成有组织有计划的经济；有组织、有计划地去进行贸易，应该是合作社在经营业务中力求实现的一项基本原则。刘少奇强调：新民主主义的国民经济，就应该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经济。从刘少奇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实际上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思想。刘少奇在论述计划经济时，指出以贸易促进生产，国家经济计划要与合作社经济计划相配合，合作社经济的唯一任务是在经济上为社员的生产生活服务，合作社与国家私人和社员，以及合作社之间的贸易关系，一律按照直接订立的合同去进行等等，这样的计划，只能是指导性计划，而不可能是指令性计划。
　　刘少奇提出的以国营商业为主体与合作商业相配合，发展有组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这一思想和经验，是我党探索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宝贵的成功经验。
　　1.14积累是为了消费，为了广大人民群众更高层次上的消费
　　斯大林在《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一文中以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他说：“有时我们的管理机关直接像这样一个农民，积蓄了一点钱，但不用这点钱去修理犁头。去改进自己的经营，却买了一架大留声机，结果..破产了。”
　　刘少奇在建国初撰写的《国家的工业比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中引用了斯大林这段话，并加了一段话，他说。“这样的农民，是不会创造自己幸福的生活的。这对于我们的国家也是这样。如果能够从人民的节省中等集一些资金以投资于工业，但我们却不这样做，而由大家在消费中花光了，那我们就不能创造人民的幸福的生活。这就是说，在建设时期内，存在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人民积累资金以加快工业化之间的矛盾。”①
　　刘少奇认为，要恰当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只能循着经济发展的步骤来提高，经济建设能够继续发展一步，人民生活水平也就能继续提高一步。否则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不可能提高的。如果有人勉强地去提高，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经济事业的负担能力，那就要阻止和破坏经济事业的发展，到最后，不仅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反，还要破坏人民的生活，使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刘少奇批评这种做法是一种无政府主义观点，是一种经济主义和片面福利的观点。号召一切觉悟的工人和劳动者反对这种观点。
　　刘少奇认为正确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向人民群众讲清楚社会主义国家积累是为了消费，为了广大人民群众更高层次上的消费。
　　为了保卫祖国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使中国工业化。而为了更大规模地进行经济建设与加快工业化，就需要由人民用节约的办法由自己逐步地筹集起大量的资金以投资于经济事业。而要人民节省出大量的资金，必然会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刘少奇计划工业化的时间大约是20年，所以他说：“在最近一二十年内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不能不受一些限制。”①当然这种限制是有前提的，即保证人民不冻不饿并能保持通常的健康，在这种条件下，尽可能的节约一点，少花费一点，以便由国家把资金积累起来，去加快工业化的速度。
　　当然，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不单靠经济手段，还要靠政治手段，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要让所有的工人和劳动者都了解人民节省下来的资金不是用来满足剥削者奢侈的生活，更不是用来满足政府办事人员的腐化生活，而主要的是用来满足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为了创造劳动人民将来更好的生活，在将来能够更快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①刘少奇《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①刘少奇《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1·15经济建设对于我们党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的干部还不熟悉经济工作，特别是不会经商。
　　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实际上就是按经济规律进行经济建设。经济规律是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由于这种联系是在一定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经济规律就是一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刘少奇说，经济工作是一部复杂的机器。党要学会驾驭这部机器，必须认识和掌握客观经济规律，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只有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才能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否则，就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使社会主义经济事业受到挫折和失败。
　　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刘少奇就开始关注经济问题，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经济，医治战争的创伤。他很注意全局性地分析经济建设的困难条件和有利因素，引导人们去认识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向，掌握客观经济规律，以便事半功倍地进行经济建设。
　　建国前夕，刘少奇不无忧虑地指出：经济建设对于我们党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准备。我们的干部还不熟悉经济工作，特别是不会经商。关于中国经济的确实材料，我们也还没有。不过，由于我国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营经济，它可以使社会的经济命脉操在国家手中，而居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具备了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
　　为促使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党必须采取正确的经济方针，即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刘少奇认为当时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基本规律有：
　　一、新的生产关系如何适合比较落后的生产力性质和状况的规律。新中国成立后，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并未得到多大的改进，与新的生产关系是不能适应的。对当时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加以分析，提出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以求得与生产关系相适应。
　　二、坚持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五种经济成分并举发展的规律。刘少奇说：“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合作社经济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十分接近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是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基础”，“大量的独立的小生产者，一方面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程度的合作社形式，另一方面又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五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扬长避短，备寻其所，共同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推动作用。这个规律符合列宁的“私人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无产阶级领导”“有可能经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的论断。
　　三、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中国共产党几乎完全靠自身的力量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当然也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但这并不是意味着排斥任何外来的援助。刘少奇认为，只要这种援助不损害国家主权和利益，就要去争取，他说：很明显，苏联及东欧各国无产阶级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援助，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及上述任务的实现，是有重大意义的。他还设想了争取外援的几个方面：
　　经验上的援助、技术上的援助、奖金上的援助，此外在物资方面所应实行某种程度和范围内的经济互助。刘少奇认为，如果这种援助和互助是很大的，那就可能帮助中国更快地走向社会主义。
　　刘少奇不仅深入地探讨和阐述这些经济规律、而且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依据这些客观规律制订出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对当时恢复经济促进生产起了很好的作用。
　　1957年以后，由于党内出现了“左”倾急躁冒进情绪，出现了不能以经济规律为依据制订经济建设方针，不是用经济办法来领导经济工作，而是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手段来管理经济的现象。刘少奇对这种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办法，连资本主义的办法也不是，而是封建主义的办法。他强调，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就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按实际情况办事，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要求做经济工作的同志，一定要认识和掌握经济规律，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
　　1.16“那些生活待遇上要求很高的人我看是危险的，将来会跌跤子”
　　分配问题，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人不分男女，不论尊卑，有劳动才有报酬，不劳动不能获益。因为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力水平不很高，物质财富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且不能做到按需分配。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个人除了占有必需的少量的生活资料以外，大量的生活资料和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都由国家、集体占有，个人只有通过分配途径才能获得它。因此，分配厕题涉及到千家万户，不论是工资，住房，还是其他的物资待遇，都涉及分配问题。作为国家来说，也有个分配问题，积累、消费、军政费、文教费、工农业投资比例、各工业部门中的生产人员和非生产人员各占多少，等等，都存在合理分配问题。如果资金分配不当，就可能造成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刘少奇对于如何正确、合理调整分配关系十分重视，把它提高到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高度来研究。
　　1957年初，刘少奇沿京广线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4月27日，他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会上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说：“人民内部矛盾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面。”“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分配的原则是按劳取酬，公平合理。如果不按劳取酬，不公平合理，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按劳取酬贯彻得比较好，分配得公平合理，大家满意，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刘少奇建议全党好好研究分配问题。他说，就劳动者的分配来说，在工资上，有干部拿多少，工人拿多少，教师拿多少等；在住房上，有的超标，有的达标，有的没房住，而在实际生活中，存在某些不合理分配现象。刘少奇举例说的工厂，“厂长、总工程师或者党委书记住的是一幢幢的公馆，是新盖的，处长又是一幢房子，科长又是一幢房子，其他干部又是一幢房子，工人宿舍是另外一幢房子。等级分得很清楚，甚至厂长、处长、科长的办公室里面，住的宿舍里面，几个台子、几个沙发，几个凳子都有等级。”①刘少奇说，这是萌芽了一种“社会主义之下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实际上也就是一种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刘少奇严厉批评了这种不公平的分配形式，说是“抄袭了封建制度”，“应该废除”。井警告：“那些生活待遇上要求很高的人我看是危险的，将来会跌跤子。”要求“在这方面有所改变。”①
　　刘少奇说，分配问题直接影响到干群关系，直接影响群众的工作积极性和劳动热情。分配关系调整得合理，就会极大地鼓舞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分配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关系到他们的命运，所以“人民群众不仅在政治上关心社会主义的民主，而且在经济生活、生产上也关心社会主义的民主。”“因为我们是全民所有制，东西是大家有分的，群众敢于讲话，有权利讲话，有权利对分配问题提出意见。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物质基础。”②
　　①刘少奇《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载《刘少奇选集》下①刘少奇《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载《刘少奇选集》下②刘少奇《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载《刘少奇选集》下
　　1·171935年红军给飞夺沪定桥的勇士们的一份奖品：一套列宁服，一个日记本，一支钢笔
　　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几十年中，对于那些有功人员的表彰主要是政治鼓励，如发勋章、戴红花，授予称号之类，极少物质奖励，最令人难忘的可能是1935年红军给飞夺庐定桥的勇士们的一份奖品：一套列宁服、一个日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这是红军战士得到的最高奖赏。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不再囊中羞涩，进行物质奖励的基础已经具备了，但一些地方只强调政治挂帅，否定物质利益，结果出现了政治挂帅把物质利益都抛光了的现象。
　　刘少奇严厉批评那种光讲政治精神，一概否定物质利益的做法，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物质利益和政治思想工作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物质，的奖励是必要的，但不能只靠调物质刺激。应该强调树立共产主义道德、理想、情操，爱社会主义祖国，为人民而工作。要使群众懂得，“我们还需要艰苦奋斗，不应当只管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而忽视全国的和长远的利益。”因为国家还穷，底子薄，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
　　但是，物质奖励有政治鼓励不可取代的作用，一味强调政治挂帅而否定物质利益是错误的。刘少奇提出，对国家、对人民有功的人员要给予奖励，并形成一种制度。他要求工矿企业、科学研究机关、文化教育等部门，都注意这件事。
　　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还明确地提出，“应当保证职工的工资收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并且继续贯彻执行按劳取酬的原则，改进工资制度和奖励制度。”“我们应当坚持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分配政策。”
　　历史证明，刘少奇提出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思想工作相结合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它符合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的愿望。在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下，物质财富还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的时候，适当的物质奖励将会激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热情，从而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是实行物质利益和政治思想工作兼顾的方法，它促进了人的精神和创造力的发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18经济效益是第一位的，发展速度是第二位的
　　今天，“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的口号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了。但在改革开放前，人民却不大追求经济效益，而是热衷于产值的增加，国家统计也常常是采用国民生产总值、农业生产总值的数字，而较少使用利润增长。正因为如此，这句口号在80年代初搞蛇口经济特区时人们震惊了。
　　产值和利润有着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并非一定成正比。所谓经济效益就是以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要尽可能地节约，以减少劳动力和物质资料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创造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简单他说。就是要少投入，而多产出。投入越少，而产出越多，效益就越高。当然，这种产品必须是符合社会需要的能够销售掉的产品。卜
　　刘少奇非常注重提高经济效益。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说：“我们的资金仍然是有限的，我们必须最有效、最节约的使用资金。”“应当充分动员我国的技术力量，努力加强产品的设计和研究的工作，进行新产品的生产。”挖掘潜力，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投入的资产产生经济效益。他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要“特别加强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发展，以便积极掌握世界各国的最新科学成就。”通过掌握科学技术，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提高经济效益。
　　1962年，刘少奇针对当时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的状况，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设想：所有工业企业，都必须切实地改进管理工作，把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当作首要任务。虽然没有经济效益的字眼，但句句说的都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因为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经济效益。
　　1965年，为了使国民经济的发展趋于合理，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适合人民的需要，刘少奇又提出了试办托拉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方案。因为办托拉斯可以促进生产发展，加快技术交流和进步，提高管理水平，实现生产社会化，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刘少奇还把正确的领导与经济效益挂钩。他说，领导什么叫好？什么叫英明？无非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工时得到充分利用，成本低，材料节省，质量更好。..政治上大家心情舒畅，这就叫领导水平高。他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应该是积极的，又是稳妥可靠的。他说，过分强调发展速度，不顾现实可能和条件，这样的发展速度只能是短暂的，靠不住的，甚至会造成浪费，从而给人民群众带来严重负担。例如，搞基本建设，不作充分论证，匆促上马，形成“钓鱼工程”，必然造成严重浪费。这样，就毫无经济效益可言，反而造成损失。相反，如果不考虑经济建设速度，片面强调稳妥、可靠，自缚手足，坐失良机，同样不会有经济效益。
　　刘少奇还说，讲求经济效益，不仅要注重局部的经济效益，更要注重全局的经济效益。考察经济效益的高低，不能只从一个部门，一个地方，一个企业来看，还要从全局来看。如果发生全局性的失误，即使局部的经济效益再高，也要造成损失和浪费。例如，有的工厂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但忽视环境保护，乱排污水，乱倒废料，给周围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国家为治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又要投入巨额资金，这样的企业就没有经济效益可言。所以，刘少奇说，要把“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在中央的集
　　中统一领导下，要充分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中央要给地方一定的机动，并且奖励地方挖掘潜力，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不重视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错误的。但是，地方计划要纳入国家计划，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地方利益必须服从全国利益。”①
　　1·19搞慢点，错了，还有回旋余地；过快了，回旋余地就少了。刘的反冒进与毛的力争上游形
　　1953年，党中央制定了总路线，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的提出，无疑是及时的，完全正确的，富有远见。
　　根据这个总路线，我党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政策，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采取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和组织起来的方式。如果按原定的设想，真的扎扎实实搞十五年或更长一段时间的过渡，不急于求成，大起大落，那建设就要顺利得多，取得的成就更大。
　　毛泽东虽说过，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国家，大概要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但由于一连串的伟大胜利，他头脑发热，思想认识上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实际工作中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失误。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不适当地批判所谓“小脚女人”、走路，引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过早到来。在反右倾保守的气氛下，其他各条战线也都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左”的倾向，基本建设的规模过大、生产指标过高、信贷突破计划过多等失误相继发生。
　　当时刘少奇是反急躁情绪的，及时提出了反冒进，压缩空气，降低各项指标。
　　1956年2月17日，刘少奇在听取交通部汇报时说：脑子太热，提的指标大高，没有条件做到，这就是冒进，要防止。
　　同年6月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在听取了周恩来总理报告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不平衡情况之后，就议定了反冒进、压缩高指标和过大规模建设、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稳步前进的方针。
　　6月10日，刘少奇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4日中央会议提出的方针，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在刘少奇的指示下，中央宣传部为《人民日报》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发表在6月20日《人民日报》上。
　　反冒进对于当时纠正经济工作中已经露头的“左”的倾向，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正确的，但它却遭到了当时头脑发热的毛泽东的严辞批评，主张反冒进的几位领导人如周恩来、陈云等还不同程度几次做了检查。
　　但夭折的反冒进为党的“八大”的召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提供了正确的思想基础。
　　党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上的战略决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强调指出：工业建设的速度应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不能搞得太快。搞慢点，错了，还有回旋余地；过快了，回旋余地就很少了。在建设速度问题上，快点慢点是个方法问题，不是阶级立场问题。
　　在谈到速度和比例关系时，刘少奇说，高速度必须按比例，有人要百废俱兴，结果什么也满足不了。过去几年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本不错，但工业搞得多了一些，重工业的比例也大了一些，失去了合理的比例关系。不久又为什么要下马？因此现在要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轻工业，同时搞重工业的方针。
　　可惜的是，当时没有多采纳刘少奇的正确意见，到1957年下半年，“八大”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没有能够继续贯彻执行，比冒进更冒进的“大跃进”发生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挫折。
　　1·20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今天的人们来说最熟悉不过了，但从它的被认识到确定却
　　今天的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一句话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谓中国特色实际上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办好中国的事情。这已经成了木家都公认的真理了，但这个真理从它的被认识到确定它的地位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因为早在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刘少奇就认识到了搞经济建设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
　　刘少奇认为，搞经济建设必须从具体的国情出发，量力而行，实事求是。1949年6月，刘少奇在其著名的《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一文中，首先分析了当时的经济状况。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产业落后，发展又不平衡”，国家大而穷，底子薄，工业化不平衡主要体现在重工业集中于东北，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比东北要落后很多。
　　应该说，刘少奇的这个判断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据有关资料统计，1949年，我国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全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煤产量为3200万吨，石油为12.2万吨；大约90％的经济是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分散落后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当时粮食产量只有2162亿斤，棉花产量889万担，生猪存栏数5800万头。中国可以说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少量的现代工业又几乎全部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半殖民地经济的畸形发展，造成了广大的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很低，经济非常落后，幅员辽阔的农村，小商品经济与半自然经济占着绝对的优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极不发达。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可以说国家是一穷二白，人民是一无所有。这就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蚕食中国、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巧取豪夺后的严酷现实。
　　刘少奇认为，要进行经济建设，首先必须如实地认识和正确地判断当时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因为它是制定各种经济政策的基本依据。
　　根据建国初期中国国情，刘少奇提出了进行经济建设的中国特色，其要点大致有：
　　一、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后，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由以下五种经济成分构成：（1）国营经济；（2）看作社经济；（3）国家资本主义经济；（4）私人资本主义经济；（5）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由上述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的国民经济，我们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经济”。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而这种过渡所需要的时间，将比东欧、中欧各人民民主国家长得多。”
　　三、“在广大的农村，'拟普遍地组织消费合作社、农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及劳动互助组。’'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发展。’”
　　四、“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有可能在颇大的范围采用，也很需要。其形式是租让、加工、定货等。”
　　五、在经济建设的步骤上，“首先，我们必须恢复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经济事业，并使那些不能独立进行生产的己有的工厂尽可能独立地生产。其次，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再其次，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立我们重工业的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最后，就要在已经建立和巩固起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大发展轻工业，使农业生产机器化。”
　　六、“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相应地逐步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避免失业、饥饿和破产的痛苦，并且不需要去侵略其他的民族和国家，更不需要进行战争。”
　　七、“对于资产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化，采取了逐步赎买的政策。”
　　①刘少奇提出的这些进行经济建设的策略思想，都是由中国具体的国情决定的，因而也是正确的，在以后的实践中，根据这些策略方针行事就取得了成绩，而违背这些方针，经济建设就出现了挫折。
　　1·21在经济建设中，刘坚决反对“左”的冒险主义倾向，历史一再证明了他的主张的正确。
　　建国后，就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一直存在着“左”倾和右倾两种错误倾向。“左”倾错误思想认为，在经济建设中可以不顾实际的可能，可以不掌握客观经济规律，只要主观上愿意采取怎样的办法、手段，就可以使经济得到发展，就可以使社会发展达到某一理想阶段。而右倾错误思想则认为，建国后的经济发展方向，是在全国范围普遍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因此，他们不敢也认为没有必要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增加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他们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满怀希望，甚至把经济发展完全寄托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上，向资本家、小资产阶级迁就、妥协、退让。
　　刘少奇坚决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早在1949年6月，他就说：“今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反对以下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资产阶级的倾向，另一种是冒险主义的倾向。”①刘少奇所指出的这两种错误倾向，实际上也就是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
　　刘少奇认为，“左”倾冒险主义是经济建设中的主要危险。因为它“在我们的经济计划和措施上超出实际的可能性，过早地，不适合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因而使共产党失去农民小生产者的拥护，破坏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这就要使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走向失败。”而右的错误倾向将“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把中国建设成为资本主义共和国，这就必然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统治的复辟。这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路线。”刘少奇要求全党在经济建设中经常不断地进行两条路线斗争，防止和反对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从而“保证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的贯彻、执行。”①
　　50年代初，由于我党注意在经济建设中防止和反对有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因而使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为大规模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铺平了道路。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发生了性质上的根本变化。1956年的统计资料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包括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已占国民经济总收入的85.6％，公私合营占7.3％，个体经济占7.1％，可以说，我国已经建立了新社会主义制度。
　　但巨大的成绩也使党内一些同志出现了头脑发热。特别是自1955年下半年开展反对保守主义的斗争之后，“左”倾急躁冒进情绪便在实际工作中严重泛滥起来。刘少奇敏锐地意识到“左”倾情绪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与周恩来等一道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削减开支、压缩基本建设等，为了不给群众的积极情绪泼冷水，他们提出了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刘少奇还组织一篇反对急躁冒进的文章，列举急躁冒进的表现，分析产生的原因，提出纠正的办法，鞭辟入里，实事求是，对纠正当时的急躁冒进情绪，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刘少奇进一步坚持和重申了党中央的经济建设方针，并告诫全党：在经济建设中要坚持反对“右倾或者'左’倾的错误”，
　　①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的建设方针》。①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的建设方针》。要坚决地拒绝和批判这两种错误倾向。否则，“我们将不能建设社会主义，或者不能如同今天这样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
　　1962年，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和讲话，针对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坚决主张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同时提出和采取了一系列反对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和稳步发展国民经济的果断措施。
　　在经济建设中，坚决反对“左”的和有的两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反对“左”的错误倾向，这是刘少奇的一贯主张，历史一再证明了他的主张的正确。只可惜，直至80年代，中国的经济建设才真正做到这一点。
　　1·22“怎么能固定呢？就是国家主席也不能固定，五年一届，要经人大代表选举，选不上也不
　　全国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为了稳定局势，安定人心，企业用人基本上实行的是固定工制度。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就业人员不断增多，劳动力的统一介绍也逐步过渡为统一调配，这就实际上扩大了企业从业人员。几年之后，企业出现了职工过剩的问题。在人员原已过多的情况下，1957年3月，劳动部又明文规定编余人员不得任意辞退。这样，在劳动制度上便形成了能进不能出的情况，这种做法使职工从此无失业之虞，捧上了“铁饭碗”。而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全国城乡大办工业，捧“铁饭碗”的人数也在激增，1958年全国职工总数一下子就比1957年增加2400万，不仅城市工厂从农村招收了大量的固定工，而且还把乡镇办的部分工厂的职工，农村的技术推广站、排灌站、畜牧兽医站、拖拉机站等等中的工作人员一下子都搞成吃国家粮的固定工，由国家发工资。其结果造成了劳动力的闲置、浪费，增加了国家的负担，最后不得不在1962年、1963年动员2000多万职工下乡。
　　单一的劳动制度还有诸多弊端，如企业没有用人权，劳动者没有择业自由，单位人浮干事，劳动纪律松弛，经济效益低下，等等。
　　凡此种种，使刘少奇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劳动制度将给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危害，从50年代中期开始，他便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思考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刘少奇改革现行劳动制度的几点意见是：
　　一、“包下来”的政策在建国之初是正确的决策，它的好处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保证工人不失业。
　　二、实行“包下来”的政策，工厂里只进不出、人多了没法调出，会给工厂带来很多困难，国家觉得很难办。
　　三、已经包下来的工人只好继续包下去，只是，国家要保留这么一种权利，即在公平合理的原则之下，可以调配多余下来的人去做别的事。
　　四、今后工厂进入，一律都签订合同，合同工有期限，满期了如果需要可以再签合同，不需要就不签。这也是一种劳动制度，叫做劳动力的自由市场。
　　五、临时工也是正式工人，不必转为固定工。
　　50年代未，刘少奇曾多次找当时的劳动部长马文瑞谈话，同他研究改革劳动制度的办法。刘少奇指出：固定工制度弊病很大，造成了一些工人的依赖思想，反正有了铁饭碗，“干不干，两斤半”，没有责任心、进取心、竞争心，不努力钻研技术。合同工制度比较灵涪，订合同，规定期限，企业需要，干得又好，合同可以继续续订；不需要，工人可以另找工作，企业不背包袱。合同工为了续订合同，就努力工作，学习技术，有上进心，这就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刘少奇建议：把用工制度上老的一套挡住，搞新的一套。老企业、老工人实行老办法（老办法也要整顿）；新企业、新工人实行新办法。新办法的具体内容是：1.固定起来，这是少数人（大部分是老工人和老干部）；2.长期合同工，相对稳定；3.短期合同，没事就辞退。刘少奇主张，在一个时期内，固定工制度和合同工制度可以并存，逐步用合同工制度代替固定工制度。他还幽默他说：怎么能“固定”呢？就是国家主席也不能固定嘛，五年一届，要经人大代表选举，选不上也不能当嘛！
　　刘少奇试图改革劳动用工制度，用合同工制度代替固定工制度，主要原因就在于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国在用工制度上的经验教训。60年代初国家动员2000多万职工下乡时，刘少奇根据这一沉痛教训，指出：临时工转正，我是反对的，不赞成这件事，但是反对不了，还是转了。转了好啦，去年前年动员工人下乡，也算吃了苦头了，今后增加工人，不要增加固定工，或者少增固定工，大量地用临时工。另一个原因是根据一些工厂的生产带有很强的季节性，总结了旧中国一些地方的资本主义工厂用工制度的经验，他说：有些工厂，历来就是季节性生产的工厂。例如糖厂、烟厂、榨油厂、碾米厂、面粉厂、造纸厂，就是用季节性的工人，有工作就来，没有工作就回家。过去上海、无锡那些地方就是这样。根据乡村剩余劳动力多的特点，刘少奇提出要学习日本办工厂的经验，充分利用有些工厂不要办在城市里面，可以办到乡下去，利用乡下的剩余劳动力分散办。这样农民就有事做了，对工人有利，对农民有利，对国家有利。事实也的确如此，这样做不仅能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力资源，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也适合国家的承受力，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工扶农，促进农业的发展，有利于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
　　为给临时工、合同工争一份正式工的地位，刘少奇推翻传统的看法，明确提出：临时工、合同工，也是正式工，并深有感慨他说：为什么合同工就不可当干部呢？教育一下，一样能办。现在我们很多县委书记原来都是农民，我们军队的很多将军，原来也是农民。农民可以当将军，当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为什么当厂长当不得呢？这个问题我们要这么看，不要认为工人可以亦工亦农，干部就不可以亦工亦农。
　　刘少奇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各部门各地区根据中央和刘少奇的指示精神进行试点，到1965年6月底，全国实行亦工亦农劳动制度单位达2500多个，亦工亦农劳动者达58万多人。近十年我国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随着用工制度的改革，农村部分剩余劳动力进城进厂当合同工、临时工和乡镇企业的建立，农村中广大的剩余劳动得到了较好的利用。但正确的理论要被全党接受总有个过程，“十年动乱”中，江青一伙攻击刘少奇领导的劳动制度改革是“阴谋瓦解工人阶级队伍”，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大批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包围和冲击国家机关，纷纷要求转为固定工。此后不久，几百万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便转为固定工。至此，十多年来劳动制度改革的成果随着刘少奇的被打倒而荡然无存。中国劳动制度的改革推迟了近20年。
　　今天，我们打破了许多“铁饭碗”，但成为国家重负的许多国有企业，还有许许多多的“铁饭碗”，中国真正全面打破“铁饭碗”的那天，一定会使世界都震惊的。
　　1·23“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反对“共产风”
　　1958年党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由于忽视客观规律，同时又轻率地发动“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以致1959、1960、1961这三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相继大幅度减产，人民生活也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1961年5月21日—6月12日，中央举行工作会议。刘少奇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我们在执行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中间有很多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降下来了。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吃不饱，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体验了。回过头来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七千人大会召开。会上最初的书面报告中，把困难的原因说成主要由于三年自然灾害，以免给“三面红旗”“抹黑”。引起干部不满。刘少奇又主持修改，并作了口头讲话，口头讲话对形势的估计比书面报告更接近于实际情况。口头讲话中说有些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到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刘少奇除了指出经验不够多，还指出我们不少领导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做自满的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群众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1962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会议。刘少奇在会上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城市里下放两千万人，工业要继续往下减，基本建设要原地踏步。..对困难估计过分危险性不大，..对困难估计不够就危险了。我们多少年都是因为对困难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我们这样做是不是消极的？我看不是消极的。缩短工业战线，是为了加强农业战线。只有这样的战略，才是当前我们所能采取的最积极的步骤。”①
　　在刘少奇主持下，党很快作出了全面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其中重大举措有：一、停建那些没有经济效益的计划项目；二，关闭那些不赢利或赔钱的企业；三、恢复自由市场，提高农产品价格；四、确定生产队的基本核算单位，并号召全党在实行紧缩政策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克服暂时面临的经济困难。
　　经过全党上下一心的努力，国民经济逐渐恢复了元气，并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
　　①刘少奇《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载《刘少奇选集》下
　　1·24发展重工业，首先要抓好交通。刘要王首道去抓国家建设中血液循环系统的总开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强调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注意发展交通业和轻工业。毛泽东曾经说：“交通和轻工业如不能适应，有一天我们会挨骂的。”据当时的交通部长王首道回忆，刘少奇曾找到他说：“首道同志啊，你过去抓枪杆子，现在让你抓国家建设中血液循环系统的总开关，一条条运输线就像人体的毛细血管，要是堵塞不通，那么血压也过不去。”
　　当时各种运输的定价定得太高，影响了工农业产品流通，束缚了生产力。刘少奇指出，要坚决把运价降低下来，不能只打财政算盘。运输业一定要为各部门的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服务，各部门之间都需要合作好，否则就会违背客观的经济法则，就是犯了大错误。
　　他指出，为了迅速提高运输能力，尽快改变我国交通工业基础薄弱、工具落后、经营管理水平低的现状，一定要抓紧学习，坚决采用外国先进技术，迎头赶上去。
　　他和交通部具体部署薪建铁路干线，改造公路水准，建设民航和专业航空事业等。他信心百倍他说：我们要立下雄心壮志，一定要国内自己造飞机，自己造远洋海轮，发展远洋运输，总有一天把中国的旗帜挂出去。
　　刘少奇还指出：对人力车、兽力车、独轮车，木帆船的技术改造，不可忽视，铁木轮改为胶皮轮也是一个进步，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挥现有民间运输工具的作用。
　　他十分重视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专业干部队伍，强调要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包括解放前留下来的人员，他们百分之九十九在政治上是可靠的；要吸收专家参加部队的领导，让他们挺起胸膛讲话是有好处的，要制定长远规划，以各种形式办学，大量培养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他说，抓两条，一是把外行变为内行，一是把内行变为红色专家。刘少奇还亲自代中央拟文件，要各地区、各部门支持交通工作。
　　在刘少奇的亲自过问下，经过短短凡年时间，我国交通运输事业迅速恢复，井得到长足发展。
　　1·25《刘少奇选集》终结于一篇很不显眼的小文章《试办托拉斯》
　　《刘少奇选集》厚厚的两本，但却终结于一篇很不显眼的小文章《试办托拉斯》，这是否表现了刘少奇对托拉斯这一企业组织形式的关注？
　　托拉斯是英文Trust的音译，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达到很高的程度后产生的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它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和与产品经营有密切的联系的企业合并组成。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办托拉斯，党内意见是不一致的。刘少奇从按照经济办法组织生产和管理经济的角度，提出了试办企业行业间的专业公司（托拉斯），并在此基础上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设想。
　　刘少奇认为，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的经济规律要扩大市场，加强交换，理顺流通环节，打破部门、地区间的限制。这就要求在组织社会生产上，根据专业化协作的规则，按行业组织多种形式的专业公司，即组织托拉斯。这是生产社会化的必然趋势，也是促进生产发展，加快技术方法进步，提高管理水平的客观要求。同时，它又是克服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的一项经济体制改革措施。
　　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组织托拉斯与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组织托拉斯的目的是“实行垄断”，我们“试办托拉斯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整个国民经济更有计划性，更有组织些。”刘少奇认为，我们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组织托拉斯的经验和管理方法，但“完全的经验，要我们自己去创造。”
　　刘少奇说，我们“办托拉斯就是要组织起来。不只是一个企业要组织起来，一个行业要组织起来，整个国民经济都要组织起来。试办托拉斯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整个国民经济更有计划性，更有组织些。”①
　　至于托拉斯的形式，刘少奇为我们勾划了三种：“一种是入权、财权、物权全部统，工厂全部收”；“另一种是只统一计划、价格、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第三种是只管计划、安排任务、交流经验”。他认为，中国这么大，应多采用几种形式，不能只用一种。针对当时工业管理上的一个突出问题“散”，刘少奇强调“统起来是主要的。”
　　刘少奇认为，试办托拉斯，“总的目的，是要把经济组织起来，要有计划。不管中央的、地方的，都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就可以搞专业化、标准比，系列化，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对国家有利，对地方有利，对整个社会都有利。”
　　根据刘少奇的意见，经国务院批准，先后试办了汽车制造、纺织机械、制铝、橡胶、医药、盐业、长江航运等10多个全国性的专业公司，它们在改善经营管理、合理组织生产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虽然这一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中断，但改革开放后，却在更高层次、更大规模上如火如茶地开展起来。
　　①刘少奇《试办托拉斯》，载《刘少奇选集》下卷，P473—475。
　　1·26厉行节约，开源节流。在今天也许会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
　　中华民族是勤劳俭朴的民族，“勤俭持家”是我们的古训，“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已经家喻户晓了，它对于一个家庭是这样，对于一个国家又何尝不如此呢？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倡节约每一个铜板支持革命战争，节省每一颗子弹去消灭敌人。这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处于创业阶段，任何浪费都是犯罪，但建国后，有些领导干部就放松了对自己的束缚，开始大手大脚了。
　　正是意识到党内逐渐增长的浪费现象的日益严重，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高声疾呼：在一切企业中，在一切国家机关中，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都必须继续提倡节约，反对浪费。他说：“浪费在任何时候都是妨碍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的。”他指出，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合作社，勤俭办一切事业，这是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的长远方针。他号召全党：“我们的建设还在开始，我们更应当为积累每一元的建设资金并且加以最有效的使用而奋斗。”
　　厉行节约，开源节流，这对于经济建设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措施。一个国家，无论多大的家底，如果不节流，金山银山都要流出的，何况我们的国家并不殷实。但节约不单纯是节约财力、物力，还应包括人力，应该珍重人民的创造力，爱惜人民的劳动热忱，节约人民的劳动时间。刘少奇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应同节约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联系起来。我们过去讲节约，多是强调节衣缩食，这是消极的，从积极方面来讲，应是节约劳动力，节约原材料，节约劳动时间。这样节约，意义更大，应从多方面宣传。
　　1962年，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总结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进一步阐述上述观点说：“我们必须随时随地爱惜群众的精力，把群众的精力用在最恰当的地方，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勤俭建国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应该估计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不断战胜各种困难的斗争。因此，我们必须在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下，最有效地利用我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严格地实行经济核算，不允许有任何浪费，艰苦奋斗几十年，达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
　　可惜的是，刘少奇言犹在耳，我们一些干部却大慷国家之慨，视纳税人的钱财如粪土。这些年搞开发区，一哄而上，不仅省里搞，县里搞，乡也搞，甚至村里也在搞，但除少数国家级开发区有不少成效外，大多数开发区都是开而不用，只做圈地而已。不仅浪费了土地，浪费了金钱，也浪费了财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也损害了党的形象。对照刘少奇的教导，他们不应当仅仅是汗颜。
　　1·27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
　　毛泽东有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陈云也曾说过，“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刘少奇也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要求党的各级干部在制订经济政策前一定要作深入细致的调查，必须更好地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少走弯路。
　　刘少奇不仅要求全党注重调查研究，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即使身为国家主席，日理万机，仍然带头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亲自作调查研究，直接听取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和要求。
　　1961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去湖南调查，在湘潭、长沙、宁乡等地蹲点，44天中有32天住在农村。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一个普通农舍里，他就住了18天，开了11个座谈会，并亲自到社员家里问寒问暖，同老党员、老贫农促膝谈心。他看到了广大社员深受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之害：过去的鱼米之乡，现在农民靠挖野菜充饥，所到之处都有饿死人的事，真是触目惊心！这次调查，刘少奇对6个生产队作了详细解剖，写了数万字的调查笔记，向当地干部、群众作了20余场即席讲演，与干部社员促膝交谈近百次，从而获得了真实反映农村情况的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湖南调查结束后，刘少奇及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提出了关心农民疾苦、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意见。其中最急迫的一条就是撤食堂，办公共食堂被党内某些人视为“社会主义的阵地”、“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要“积极办好”。但刘少奇蹲点的天华大队共有20个生产队，378户人家，办了15个公共食堂，没有一个食堂办得让群众满意，全大队百分之九十的社员要求解散食堂。刘少奇通过解剖农村公共食堂，得出“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的相反结论。
　　首先在他蹲点的地区解散了公共食堂。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党中央根据刘少奇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结论及时对《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作了修改，正式规定取消了分配上的供给制，停办公共食堂。这次农村政策的重大调整，对全国范围内农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召开，系统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全党思想得到基本统一。刘少奇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和讲话，他根据中央大多数人的正确意见，以及自己在农村蹲点调查得出的结论，对当时的经济形势作了客观的、正确的判断，他说，1959、1960、1961年三年里工业、农业连续减产，整个经济出现了一个大马鞍形，“在全国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想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在分析造成困难的原因时，刘少奇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引起的。”某些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根据农村调查中看到的情况，分析一些干部犯错误是因为骄傲自满，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缘故。
　　刘少奇还经常深入工厂、部队、学校、林区进行调查研究，以获得第一手材料。由于他注意联系群众，深入实际，因而对国家建设提出了不少符合
　　客观情况的意见和主张。
　　1·28请陈云出山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内治理经济的一把好手。华北解放后，他收拾破败的残局，整顿秩序，恢复生产，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投机商人的破坏，物价猛涨，陈云受中央委托控制物价，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终于将物价稳定下来，同时也稳定了全国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陈云懂经济、会管理，这在中央高层领导内是有目共睹的。
　　由于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从1959年开始，全国出现了农业严重减产、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钞票发得过多、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几个问题。据统计，1961年粮食产量同1957年相比大约减少800亿斤，棉花等经济作物和畜产品也减产很多。全国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挨饿“过苦日子”，不少人患浮肿病。1961年工业产量也被迫下降百分之四十多，财政收入大大减少。
　　为了迅速扭转颓势，刘少奇除了自己殚精竭虑，想尽一切办法外，力邀陈云出山。
　　请陈云出山挽救经济格局，有几个好处：一是陈云长期在第一线处理经济问题，熟悉情况，说话有权威性；二是陈云懂经济，为全党所公认的内行；三是避免刘少奇独撑全局时与当时表面上承认错误，而内心里仍持异议的中央高层领导发生正面冲突，减少对经济恢复工作的负面影响。
　　为了表示对陈云的尊重，刘少奇三顾茅庐，亲自到陈云家里去请他主持改组了的中央财经小组，负责重新调整经济计划。
　　陈云没辜负刘少奇的厚望，在他的主持下，中央财经小组很快拿出了调整计划的建议，当然这个建议也征求了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意见。
　　这个建议除大幅度调整了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外，建议把“大跃进”中建立起来的数以万计的高炉和大部分“小土群”工厂实行“关、停、并、转”，节省出煤炭和其他原料来，保证大工厂的正常生产。建议让一大批盲目发展的地方建设项目下马，下马的项目要“拆架子、收摊子”，以免浪费人力物力。
　　这个报告在当时很可能被认为违反“总路线”、“大跃进”的“毛主席路线”，风险是很大的。但由于得到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大力支持，经1962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并由刘少奇批发全党贯彻执行。
　　1·29没有交易市场，我们的生活将会黯淡无光。刘提出了“堵漏洞理论”
　　今天，中国人民对交易市场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因为几乎每个中国人每天都要与它打交道，交易市场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没有交易市场，我们的生活将会黯淡无光。
　　但仅仅就在不到20年前，交易市场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还是个生疏的词，因为新中国建立后交易市场被当作资本主义经济予以取缔了，只是到了60年代初，因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调敝时，主持经济恢复的刘少奇首先恢复了交易市场，给困顿的经济生活注入了活力。
　　在经济活动中，生产和流通是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没有生产固然没有流通，不能为社会增加财富；但没有流通，生产的产品不能走向市场，不成其为商品，也就不能完成生产的最后一个过程，实现生产的真正价值。建国初期，我国学习前苏联经济模式，过分追求产值（生产），忽视利润。忽视流通环节，结果产品没有走向市场，或者不能走向市场，导致经济效益极其低下。
　　而极不健全的流通渠道，也完全由国家独家控制：统购统销。企业不合格的产品因有国家的保护，而成为皇帝女儿不愁嫁的产品，而那些农副产品尽管价格低廉，老百姓因缺乏别的流通渠道也只能卖给国家，这样就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更何况农村养鸡喂鸭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予以割掉，也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使商品奇缺。
　　刘少奇正是清醒意识到了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因而主张在生产资料的分配上采取“多样性和灵活性”，重视市场调节，建立一个允许有部分私人制造业、手工业者，小商贩等存在的社会主义市场。
　　1960年10月，刘少奇与当时的商业部长姚依林有过一次著名的谈话，提出了他的“堵漏洞理论”，刘少奇说。
　　一个社会中有资产阶级也是好事。这些人最有精力，而且他们能够钻空子，..他们之所以能钻空子赚钱是因为他们发现了我们计划中的漏洞。我们的漏洞因此也就被堵上了。当他们开始干什么事情时，我们也应该干同样的事情。
　　这段话蕴含着深刻的经济思想，它清醒地表达了三层意思：一、社会主义经济有漏洞；二、资产阶级堵漏洞是好事；三、社会主义要与资产阶级竞争，一道来堵漏洞，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完善。
　　恢复交易市场就是“堵漏洞”，通过交易这种商业行为可以促进生产，同时也可把当时实际存在的“黑市”交易、幕后交易合法化，让他们名正言顺地走上社会主义经济舞台。
　　第二编白区斗争谋略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两次反革命政变，中国政局急转直下。波澜壮阔的大革命归于失败。30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党的组织大部被破坏，幸存者被迫转入地下。腥风血雨笼罩着中国。
　　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他们揩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了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在由此开始的长达10年的内战时期，刘少奇是党在白区工作的领导者和实践者。他在这条战线上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这是刘少奇一生中最具魁力的时期，充满了神秘，充满了智慧。
　　2·1在白色恐怖下，我们不能把仅有的一点力量和工作基础断送掉，必须从长期着眼，积蓄革命
　　冒险主义是“左”倾错误路线的产物，主要表现是不顾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不顾周围环境的变化，一味蛮干。第五次反“围剿”就是典型的冒险主义，在苏区，它体现为盲目进攻，短促突击，以堡垒对保垒，“御敌于国门之外”；在白区，主要表现是不顾严重的白色恐怖，举行公开活动，进行公开斗争，继续“打倒一切，斗争到底”。结果是党的组织遭受极大破坏，中国革命几乎全部葬送。
　　“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中华之心日益昭彰，华北地处前沿更显着急，而我党在华北地区的组织几乎丧失殆尽。在这个紧急关头，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来到北方局主持工作。
　　刘少奇来到华北，发现“我们在白区除开党的旗帜而外，其他的东西是很少保存，党的组织是一般没有保存下来，仅仅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若干城市与它的地方组织和数十个中下级干部。”而幸存下来的组织，还没有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不顾主客观条件，号召和组织党和群众，采取严重白色恐怖情况下所不允许的方式。无条件地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罢岗、上街游行示威，举行游行集会。1936年3月31日，北京学生举行了“抬棺游行”，参加游行的，都是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和少数激进青年。结果遭到敌人镇压，不容易聚积起来的力量，白白地消耗了。刘少奇目睹这种情况，并有鉴于历史教训，扭转局面的关键，在于恢复和建设华北地区组织，把这个地区党的组织引上正确路线，他指出：“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此时还没有传达到自区来，华北党内还是被错误路线统治着。这种错误路线（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条件下退却防御的必要性等等），是当时执行党的新政策的主要障碍。”刘少奇以极大的努力，在华北地区党内彻底肃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为统一党内认识，刘少奇又在《火线报》、《自由评论》等报刊上发表多篇文章，阐述党的新政策，反对“左”倾冒险主义。
　　刘少奇总结白区工作的历史经验，系统揭发和批判了白区工作中“左”倾错误及其危害，全面解决了白区工作的方针和一系列策略问题。他指出，“左”倾错误首先在于他们不懂得1927年革命失败后白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采取退却防御的方针，去争取群众，蓄积雄厚的革命力量，以准备和敌人进行胜利决斗。他们常常是急性的，不顾胜败的，不顾事后结果与影响的指挥仅有的一支力量，在形势与条件不利的时候，去和敌人决斗，结果总是遭到敌人打击，把仅有的一点力量和工作基础断送掉了。
　　其次，他们不懂得根据当时的环境、条件和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口号、要求和斗争方式，去发动群众斗争，并且根据斗争中各种各样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步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他们常常提出群众还不能了解和接受的口号、要求和斗争方式，去强迫群众接受，强迫群众斗争，而且每次斗争都要机械地坚持到底，拒绝在条件发生不利于斗争的变化时暂时结束斗争，以致常常使群众斗争遭到失败，党和群众遭到打击。
　　第三，他们完全不懂得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推动这些矛盾爆发，不懂得和敌人营垒中可能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今天还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的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以削弱敌人反对我们的总的力量，破坏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他们常常自以为最革命、最彻底，拒绝对可能的同盟者作任何让步和妥协，要打倒一切敌人，但实际什么也打不倒，只是把今天还可能和我们合作的力量推到敌人营垒去，加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力量。
　　第四，他们完全不懂得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他们拒绝利用各种公开合法的形式去进行群众工作，反而把工人群众中一些公开的灰色组织都变成赤色工会，把本来可以公开进行的工作拿到党的秘密组织来进行。结果，既使党的工作只限于赤色工会这个秘密的小圈子里，又使党组织无法严格保守秘密，以致于常常遭到敌人的破坏。
　　在策略指导上，刘少奇提出，必须确立从长期着眼、积蓄革命力量的方针；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以及运动的来潮和退潮，恰当地组织革命力量进攻或是防守；要特别注意保存和巩固已有的工作、组织和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
　　刘少奇认为，“必须从争取胜利的观点出发，”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
　　在统一党内认识后，刘少奇抓紧党的组织的建设，他领导北方局用不到一年的时间，重建和加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的党组织。先后健全了北平、天津两个市委；恢复了河北省京东、津南、保属、直南等地区的党组织；建立起山东省委、山西工委和河南工委；还根据中央交给的任务，派干部到华中、华南一些地区协助恢复党的组织。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北方局不仅恢复了元气，而且重振了雄风，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2·2要使公开斗争披上合法的外衣
　　白区斗争因形势的险恶、敌我力量的悬殊决定了我们不少的斗争只能采取秘密的形式，但为了更进一步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又必须适当地组织一些公开斗争，这样就出现了公开斗争如何披上合法外衣的问题。
　　刘少奇的看法是，国民党政府制定的工厂法、工会法，尽管其目的是为了压迫工人阶级，束缚工人群众，但国民党为了欺骗工人阶级，又不得不规定一些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利的条文，例如，规定在某种条件下允许工人组织工会和罢工，十小时工作制，星期日、纪念日休息，对于工人疾病年老死亡进行抚恤救济等。为此，共产党就要善于利用工厂法、工会法中这些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利的条文，组织工人群众进行斗争，要求实现那些条文上的规定的利益，并借此揭破国民党的欺骗，这样便有益于工运工作。假如我们对于工厂法、工会法一概持“绝对反对”的态度，只在工人群众中去叫喊“反对工厂法，要求实现苏维埃劳动法”这样绝对的口号；那就不仅一事无成，更会有一些反面作用产生。
　　刘少奇说：“国民党政府的工会法、工厂法中某些条文对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好处，我们要求马上实现。但这样的规定太少了，我们要求增加，那些压迫、束缚工人阶级的条文，我们反对！这就是我们对于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所应该采取的态度！”①至于苏维埃劳动法，在白区城市中尚不宜实行，只能作为宣传文件。
　　刘少奇说，进行合法斗争不但要利用工厂法、工会法，国民党开展的其他洁动、运动我们也可加以利用，如卫生运动、文化娱乐运动、民族扫墓运动、纪念节运动，乃至于儿童节运动、植树运动、法西斯的新生活运动等，“我们都要利用来提出工人的要求，开展在工人群众中的斗争和工作。”②
　　利用国民党开展的这些运动进行斗争有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方面使国民党和资本家更难反对工人们所提出的要求，因为这种斗争和要求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国民党不便制止；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共产党能够取得公开的地位来领导工人的斗争，更易于使工人的要求和斗争得到胜利。
　　刘少奇还举出了进行合法斗争的成功经验，他说：“唐山工人利用新生活运动要求开窗、设课堂、发新衣等得到胜利，就是很好的经验。因为他们不是采取关门主义的简单的绝对反对新生活运动的策略。①”
　　根据这一指导方针，在刘少奇领导下，北方局利用全国掀起抗日救国运动高潮的形势，进行了许多公开和半公开的活动，如组织群众抵制日货、反对走私，组织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平津及其他地方的学生救国会及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①刘少奇《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载《刘少奇选集》上②刘少奇《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载《刘少奇选集》上①刘少奇《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
　　2·3秘密工作应同公开工作严格分开
　　刘少奇长期从事白区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在实际工作中常常给下级以点拨，使他们豁然开朗。
　　1936年3月，刘少奇抵达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
　　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日伪敌特势力极为猖撅，天津市委为了适应地下斗争工作的需要，将机关设在英租界小白楼地区的长兴里。当时林枫担任天津市委书记，他妻子郭明秋的公开职业是天津女青年会劳工部所属的女工夜校教师。
　　有一天，刑少胃米到林枫住处，遇到郭明秋，当问及她做什么工作时，林枫说：“在女工夜校教书。”
　　刘少奇略一沉思说：不行，秘密工作应同公开工作严格分开。
　　于是，郭明秋放弃了她原来的工作。
　　在严酷的斗争环境里，地下工作者借助某些合法的外衣，如在敌伪机关工作，在厂矿做工等，可以避免身份的暴露，减少人员的损失，从而达到革命的目的。只有那些极“左”路线领导人才不分强弱，不管对象，不讲策略，一味蛮干，其结果只能是组织遭到破坏，革命受到挫折。
　　刘少奇十分注意对敌斗争的策略，他具体指出：“在白色恐怖下，不要动不动就把党内的工作公开出来。把共产党的秘密工作公开出来，就是暴露自己，容易被捕。共产党员应多和主张抗日民主的教授交朋友，通过他们可以宣传我们的主张，还可以掩护我们。”
　　针对过去白区党的机关庞大臃肿的毛病，刘少奇指出：“党的秘密组织，不能搞成执政党的机关。不要什么秘书长、秘书；什么部长、科长等等。我们这里就是几个人分管几件事，就隐蔽精干了，同时还要避免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这样，“即使敌人发现了，也不至于顺着一个人，破坏一大片，抓去一大批。这样可以长期隐蔽、壮大自己的力量。”
　　刘少奇多次强调，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公开工作的范围尽可能扩大，秘密工作的范围尽可能缩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应在形式上与方法上使二者严格分开，在内容上与政治上又使二者密切联系。”这样，“才能使公开工作不脱离广大的群众，使公开工作能够得到党的支持，使秘密工作得到群众的掩护。”①
　　在刘少奇的领导下，这个时期（抗战前夕）党的秘密组织和秘密工作与群众的公开半公开的组织和工作，有了清楚的划分和适度的联络，使党的组织隐蔽在广大的群众中，与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从而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成果，积蓄了革命力量。
　　①刘少奇《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载《刘少奇选集》上卷
　　2·4怎样做秘密工作，这是刘长期思考的问题，他把这些经验都形成了文字
　　刘少奇在白区工作时间很长，对于怎样做秘密工作有自己行之有效的一套办法，为了更好地指导党的地下工作，他曾使之形成文字，为党的地下工作做出了贡献。
　　1929年10月18日，在刘少奇主持下，满洲省委制定了《满洲省委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明确指出根据客观环境的必要与可能，必须坚决的尽可能的采用公开活动的策略（但须防止合法的公开主义的错误），同时与党的秘密工作发生很好的联系。刘少奇提出要尽可能利用客观上一切公开的机会来做出各种活动。公开活动的同志尽可能脱离党内一切秘密的工作。公开团体内及群众不许谈党的事，不许有秘密文件。在形式上公开与秘密工作完全分开，必须使敌人从公开活动的方面，不能找出党的任何证据和组织关系，同志的被捕必须是为群众利益而斗争的被捕，不是为党的工作而被捕。公开群众工作的发展，须与党的秘密工作同步地进行。
　　刘少奇还非常重视党的机关和日常活动中的策略问题。1929年1月27日，在他的主持下，省委专门就秘密工作问题发出了通告，规定对党的秘密工作机关要严格检查：（一）是否有秘密文件保存处？（二）机关与同志的职业、服装、行动及来往人是否符合？（三）在机关内作文字工作时是否能在警察检查时将一切文件及秘密用具很敏捷地收藏？（四）该机关的来往人是否过分？是否经过党的有计划的规定？（五）该机关之所在地是否适当？是否合乎该机关之性质？对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提出了必要的具体要求。
　　30年代初，上海工人运动的形势非常恶劣。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影响，加上一些人的分裂活动，使上海的工会组织遭到惨重的破坏。刘少奇在这种极其复杂而又困难的环境中，正确地估计了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明确提出了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以防御为主，尽可能利用合法的机会开展活动，以便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使党的组织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1936年7月，在《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一文中刘少奇指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分裂及其联系的问题，是我们自区工作方法上的中心问题。任何同志如果他不能正确的熟悉的了解这个问题，他在现在的环境下就不能很好的工作。”
　　刘少奇认为过去白区工作的主要错误：一是没有尽量利用一切公开的机会与可能来活动，束缚在狭小的秘密工作范围；二是许多可以公开进行的工作，也拿到秘密的机关和组织中用秘密的方式去做，结果使秘密工作扩大，客观上帮助了敌人的侦探；三是有些该秘密提出的口号，该秘密进行的工作，却冒险地公开地去提出，公开地去做。
　　2·5把应公开的工作，拿到秘密机关去做，把应当秘密的工作，又去冒险公开都是错误的
　　国共合作局面形成后，党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工作方式都有了转变，即由武装的转为和平的，非法的转为合法的，秘密的转为公开的，单独的转、为与同盟者合作的。于是出现了如何正确处理好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问题。
　　在刘少奇眼中，“所谓公开工作，就是能够合法地进行的工作。”①他主张、党内工作和群众工作。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应当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去进行，派遣不同的干部去进行，在组织上不能混淆，在方法上不能重复。在群众中做公开工作的不能兼负党的秘密机关的工作，应当同秘密机关断绝关系，只同特别指定豹同志发生关系。他的一切行动和工作方式应当群众化，应当公开，不要在形式上表示自己的特别，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面目。党的秘密文件不能拿到群众机关中去，不要使敌人从公开工作的同志那里找到任何党的组织关系。与此相对应，在党的文件刊物上，也不要登载公开群众团体的情况，不要使敌人从党的机关中找到任何同样群众团体的关系。
　　刘少奇主张何时何地进行公开工作还是秘密工作必须很据特定环境而定，不可一概而论。他说，首先应当估计各地在各个时期的环境，依照这些估计，来判断何种组织、何种工作、何种方式在当时当地可以合法地进行，或者只能半公开地进行，或者只能秘密地进行。
　　在开始工作之前还应当调查各地有哪些已经成立的合法团体，甚至反动团体和带政治性质的同群众有联系的机关。他说，只有作了这种估计和调查，我们才能正确地确定到底有哪些可能公开的机会给我们利用，并使公开的工作和秘密的工作配合起来。
　　刘少奇认为，由于各地情况不一，所以，有些地方我们可以多多开展合法工作，另外一些地方也许只能半公开工作，或者公开活动的可能较少，秘密工作成为主要的工作，而在日寇及汉奸亲日派统治的地方，党的组织则必须处于绝对秘密的状态中。
　　当然，只要环境许可，就应当尽可能利用合法的公开的方式去进行工作。秘密的党的工作没有全部公开进行的可能，只能部分地公开进行。刘少奇主张，“应当利用这种部分公开的可能去工作，哪怕是一点半点的公开机会都是宝贵的。”①能够公开办一个补习学校，组织一个灰色团体，出版一个灰色杂志，我们都必须去利用。
　　刘少奇还对秘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如组织被破坏、叛徒出卖等作了明确规定，他说，如组织发生问题，应暂时停止工作，风声紧张时，如果可以离开的话，人员应暂时离开。如果没有相当保障，一切工作都不要愚昧地去进行。工作做不做没有多大关系，关键是机关不能被破坏。因为破坏了机关，一切便瘫痪了。所以，“应该建立巩固的秘密领导机关，虽经任何风浪也不致动摇。”②
　　刘少奇严厉批评了过去那种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混淆起来的错误，“把应当公开进行的工作，拿到秘密机关来做；把应当秘窃进行的工作，又去冒险公开（如秘密机关的负责人兼任群众团体的职务等）”。这样，使得应当公开的不能公开，应当秘密的不能秘密。“结果就是党和群众工作都遭到破坏。”③
　　①刘少奇《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①刘少奇《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②刘少奇《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
　　③刘少奇《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
　　2·6毛称赞刘“系统地指出了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1929年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7月14日他到达沈阳，这是他第一次独自担任起白色恐怖下一个地区党的工作的重任。
　　刘少奇到东北时，东北地区党的组织连续遭到破坏，尤其是1928年底，省委常委全部被捕，东北党的组织处于危急之中。刘少奇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开始了艰苦创业。
　　刘少奇不仅具有坚定的斗争意志，而且具有高超的斗争技巧，注重斗争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白区工作因其环境的险恶，斗争的特殊，因此，斗争的技巧性往往决定斗争的成效，这就需要工作者机警沉着，随机应变，根据不断变化的敌情，随时改变自己的行动计划，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和打击敌人。有这样一个例子颇能说明刘少奇白区斗争经验之丰富和他随机应变的能力之强。
　　那是在1929年7月，刘少奇尚未到任时，满洲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左”倾路线），决定在当年“八一”举行示威，示威的任务是“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反对武乾进攻苏联，反对瓜分中国，保护中国革命。”因为“纪念节在过去几乎成了我党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在这一天，不管白色恐怖多么严重，也不管当时的条件和环境，不管自己的力量和情绪，不管敌人的戒备和阴谋，我们照例要发宣言、发传单、出特刊、罢工、到马路上示威、叫口号、开会等。甚至完全没有群众，仅仅只有我们的干部，也要到马路上叫口号、散传单、打石头——示威。”①果然，满洲省委指示很坚决：“只要有几个同志的地方”，“'八一’示威必须执行。”刘少奇到任后，很快了解到党的现状和当时的环境，认为省委决定是难以实现的。7月20日他向中央报告举行“八一”示威将要遭到的困难，提出这次示威可能要取消，改为举行一次游行集会。到了7月30日，刘少奇看到党员和群众并未发动起来，便决定连游行集会也不搞，只是散发传单，不呼口号，也不演说。“八一”清晨，当看到敌人已有准备，戒备森严，又改变计划；减少散发传单的地点，改公开散发为秘密散发。如果不及时地改变计划，其后果不堪设想。
　　刘少奇就是这样机警而灵活地领导着白区工作，为共产党在白区力量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自己杰出的贡献，从而赢得了宝贵的尊敬。
　　1937年6月初，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白区工作时发言，称赞刘少奇领导白区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他系统地指出了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刘少奇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他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另一个红区模范是毛泽东）
　　①刘少奇《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载《刘少奇选集》上卷。
　　2·7打游击，要学蜘蛛拉网，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刘少奇长期搞地下工作，在如何发动和依靠群众、做好群众工作方面，有着很高的领导艺术。他经常利用工作之便，将这些好的经验传授给各级党的组织，使革命之火更好地燎原起来。
　　1942年深秋，刘少奇从华中前线返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时，经过津浦路时，利用休息时间与铁道游击队员坐谈，了解情况。
　　认真听完有关铁道游击队的活动情况的汇报后，刘少奇表扬了他们的斗争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做得不够的地方。主要是发动群众还不很深入，没有很多可靠的根据地。刘少奇强调：群众是我们开展游击活动的基础，基础打不好，就立不住脚。立不住脚，又怎么谈得上狠狠地打击敌人呢？
　　刘少奇建议铁道游击队在敌占区建立一批“基点村”，并解释说，所谓“基点村”，一是要把村里的群众基础打好，使群众都拥护我们；二是村里要有坚强的骨干，要注意发展党员；三是能掌握住与敌伪通气拴钩的人。这样的村子越多，我们的活动范围就越大，我们的基础就越牢。
　　刘少奇还明确要求，坚持敌后抗战，必须注意三条：一条，既要有力地打击敌人，又不要过于暴露自己，做到出其不意，掌握主动。另一条，对伪组织上层分子，如伪保长，伪乡长等，要把打与拉结合起来。坏的不打不行，但光打不拉也不行，在敌占区斗争要讲策略。再一条，铁道游击队要重视游击区的建设。
　　刘少奇还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蜘蛛在网上为什么能蹲得住，就因为它拉了网，这网就是它的根据地，小飞虫撞上来，一触网就粘住了。我们打游击，也要学蜘蛛拉网，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有了根据地，就有人有粮，就能在群众中站住脚。
　　刘少奇的指示完全符合游击战的规律，以后，铁道游击队根据他的指示，讲究斗争策略，重视游击区建设，首先改变了过去对伪组织上层分子光打不拉的做法，多做策反工作。实际斗争证明，这样做以后，一些伪保长、伪乡长被争取过来了，表面上仍是鬼子的人，实际上成了为我们办事的人，一有敌情，他们就向游击队报告，使游击队的活动更加自如，打击鬼子更为有利，弄得鬼子非常被动，处处挨打。
　　2·8刘写下了《怎样进行群众工作？》的长信，纠正群众工作中“左”的错误倾向
　　群众工作是党的首要工作，如果不能动员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参加党所领导的事业，党最终就要失败。因此，如何开展群众工作，就成了一门学问。
　　“左”倾路线在中央统治时间很长，曾给党的群众工作带来巨大的危害，他们不懂群众的要求，不知群众的现状，一味提出二些为群众难以接受的口号，结果使群众存在不同程度的反感。
　　为了纠正群众工作中“左”的错误倾向，1936年10月15日，刘少奇给从事群众工作的同志们写了题为《怎样进行群众工作？》的长信。这些信深刻地阐述了领导群众斗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着重强调了这样几点：
　　一、必须正确地了解党与群众组织的关系，我们在政治上要求群众接受党的领导，但在组织上不要妨害群众团体的独立性。群众团体是群众自发组织的代表群众利益的团体，如果党不能认识到这一点，而是对它进行盲目指挥、粗暴干涉的话，就会伤害群众的心，影响他们的积极性和参与精神，从而损害党的事业。
　　二、采用完全“民主的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开展群众工作，使群众自愿地接受党的政治主张，不能用强迫的手段压迫群众依照党的方向行动。须知工农群众不是可以骗来革命的，要得到大多数的工农群众来参加革命，为革命拼命，必定要使这个革命与工农群众发生切身利害关系。一定要真心实意地为工农利益而奋斗，继续不断地增加工农群众的利益，真心实意地谋得工农的解放，这样，自然可以得到工农群众对于革命的热烈参加，革命成功的希望自然不远。
　　三、善于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可能去组织广大的群众，工作方法应该“完全群众化、社会化”。
　　四、应分派大批在环境上允许公开的干部去专门进行群众工作，凭他们在群众中的地位和信仰独立地去领导群众运动。
　　五、要了解群众团体是各种各样的，有各种不同的性质，参加这些群众团体的同志不要忘记这些团体原来的目的，并使之实现。
　　从上述五点我们可以看出，刘少奇系统地总结了白区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这些正确的理论和斗争策略对于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第三编政治谋略
　　如果说毛泽东具有火一样的热情，偏爱竞争的刺激和斗争乐趣的话，那么刘少奇就属于那种钟爱秩序的人。他参加革命是为了寻求一种公平合理的新秩序，建国后的他更加努力去建立一种稳定的政治经济秩序。
　　刘少奇在中共四大领袖中可说是后起之秀。他没有想到毛泽东让他千里迢迢赶赴延安是请他坐中共的第二把支椅。
　　刘少奇有着超一流的政治谋略。
　　3·1我是1932年才到瑞金打游击，我们这些老干部没有打过仗的很少。你们则是建设时期的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致胜的法宝，正像一首歌唱的，共产党离不开群众，如同鱼儿离不开水，正是因为共产党队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充分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获得了群众最广大和持久的支持，才无往而不胜。
　　中国民众受教育的程度低，对革命认识还很肤浅，他们的思想觉悟不是一般高的，各种各样的想法都有，千差万别，参差不齐，如何引导群众，教育群众，使他们迅速觉悟起来呢？
　　刘少奇首先承认这个现实，即群众的思想水平是不一致的，他说：一个人的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有些过头和偏激的语言和做法，是不难想象的。
　　其次是正确对待它，关键是我们要实事求是，冷静沉着学会分析问题。群众提的意见正确，要虚心接受，坚决改正；尽快改正，不妥或过分，就要进行教育，说明情况，讲清楚有些事情一时还办不到，不可能一个早晨把所有应该做的事都做好，还有个主客观的条件问题。
　　三是对一些不止确的言论和作法进行批评。在刘看来“批评也是一种教育”，他相信群众是可以教育过来的，因为大多数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只要我们方法得当，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不脱离群众，一些偏激的同志也会受到教育，改变自己的思想方法。
　　刘少奇自己是做群众工作的典范。1957年5月17日，他在中南海接见一批地质学院毕业生，考虑到这些学生将去深山老林勘探作业，环境艰苦，有些人可能想不通，刘少奇作了循循善诱的思想工作。针对如何认识地质勘探工作，他说，我打个比喻：我们是打过游击的，1927年算起，到1949年，打了22年，没有丢下过枪，包括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在内。我是1932年才到瑞金打游击。我们这些老干部没有打过仗的很少。那时候打游击艰苦，是野外生活，还要行军，吃饭、穿衣、住房、结婚都有很大的困难。我们是战争时期的游击队、先锋队。建设时期也要有人打游击，也就是说，要派一支队伍去侦察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宝藏。你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先锋队，凡是要槁建设的地方，总是需要你们先去，等那个地方的房子盖好了，你们又走了，其他地方你们也要去普查，看到底有没有矿藏。总之，你们总是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还要过野外生活，是比较苦的。将来全国的地质工作人员要有几十万，你们几十万人吃一点苦，就能使6亿人民得到幸福①。
　　刘少奇这篇演讲确实精彩，它既生动形象，又富于说理。先以打游击作比喻，把学生引入一个新的境地；然后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打过游击，条件更艰苦，使学生觉得眼前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增强了信心：最后刘少奇高屋建领总结同学们的工作将使全国人民得到幸福，更令学生们感到自己从事的工作是非常高尚而光荣的。最后同学们激动他说：“我们决心去打游击，干它一辈子。”
　　如何引导和教育群众，请看刘少奇作出的榜样。
　　①刘少奇《地质工作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路先锋》，载《刘少奇选集》下卷，P317—322。
　　3·2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刘少奇首先考虑的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泽东“雄文四卷”的首篇首句。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的基本原因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非常巧合的是，《刘少奇选集》第一篇也是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分析各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作用及变化。中国共产党的两大领袖对：“革命的首要问题”认识如此一致，为他们以后几十年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刘少奇把社会各阶级分为四类，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刘少奇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能领导一切民众向帝国主义与军阀进攻。工人阶级在反帝国主义运动中主张最为急进，奋斗最能坚持，牺牲最大，所表现出来的力量也是非常之大。经过历次斗争，工人阶级已在组织上有极大的进步与发展。工会会员数量激增，力量越来越大，工会在群众中的号召力也越来越高。刘少奇说：“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伟大地位，是确凿不移的。”①
　　刘少奇认为农民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势力，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但农民分散，力量不易集中，难于组织，因此，工人阶级应切实帮助农民，进行中国的革命。工人应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及指示奋斗方法，在农民的一切奋斗中，工人应以实力相援助。“工人阶级确定自己的奋斗的方式时，必须顾及农民的利益。”②
　　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受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他们可能参加国民革命，但他们的革命性不是坚决的、义无返顾的，在革命达到高潮时，他们会参加，而当革命处于低潮或失败时，他们就会出卖革命，与帝国主义和军阀妥协。而当无产阶级起来革命，要求改善生活，触及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就会重新反动起来。所以，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必须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法，即当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冲突最厉害的时候，应与资产阶级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以增强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势力；而当资产阶级有妥协倾向，或去压迫、镇压工人运动时，工人阶级就要极力反对，奋起抵抗，防止资产阶级骗卖自己。
　　中国小资产阶级包括小商人、学生等，刘少奇认为他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过去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中，证明小资产阶级是有一定力量，能够革命，工人阶级应努力与他们建立联合战线，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工人阶级在与小资产阶级的合作中，应促进小资产阶级的左倾，以便补救其游移保守的弱点，使其成为无产阶级的盟友，而不被大资产阶级拉拢过去。
　　在刘少奇看来，明确了革命任务，“懂得了革命手段，那是不够的，只成功了一半；还必须分清敌我友，知道革命主体和革命对象，这样革命才不会出现路线上的失误。
　　①刘少奇《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的方针》，载《刘少奇选集》上卷，P1—3。②刘少奇《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的方针》，载《刘少奇选集》上卷，P1—3。
　　3·3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暂时的同盟者，以攻击最主要的敌人
　　刘少奇认为，革命策略的灵活性必须同革命原则的坚定性结合起来。所谓革命的原则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党的基本纲领、革命的大局以及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谓策略的灵活性是指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实现党的基本纲领和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时，要尽可能提出适合当时当地条件的具体要求，采取为客观条件和群众要求所允许的各种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不讲革命的原则性，我们就六迷失方向，就会违背无产阶级的恨本利益，不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讲究策略的灵活性，再好的原则性也是空话，再伟大的纲领也无法实现。所以，两者必须密切结合，不可偏废。
　　在与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方面，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弯路，以陈独秀和第二次王明路线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过于相信大资产阶级，不是利用同盟的机会发展自己，而是把自己拱手让位他人；而以第一次王明路线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则把自己关在家里，拒绝可能和暂时的联盟，结果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扩大了敌人，孤立了自己。这两种错误路线都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刘少奇在这方面有一套正确的主张，那就是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暂时的同盟者，以攻击最主要的敌人。在策略上还提出：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
　　在实践中刘少奇更是坚决地实施这一策略，卢沟桥事变前夕他在华北主持北方局工作时就很注意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各地方实力派联络，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名义给傅作义、宋哲元等人写信，阐述我党主张，呼吁一致抗日。1936年10月，刘少奇又指派薄一波、杨献珍等组成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专门做阎锡山及其军政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所有这些工作都取得了成效。
　　纵观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28年历史，与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都不同程度地给自身的发展带来促进作用。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打倒北洋军阀为目标，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公开发展的机会，组织迅速扩大，党员人数激增。
　　第二次国共合作，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目标，中国共产党如困龙入海，再次获得了喘息和发展的机会，为以后打败国民党作了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充分准备。
　　“建立暂时的联盟”这一政治策略最重要的字眼就是“暂时”，许多共产党人不能够领会这两个字的丰富内涵，所以他们要犯错误。共产党、国民党，一个代表无产阶级，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形如水火，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地融合起来，只可能为了某一共同目标达成“暂时”的合作协议。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精英人物在认真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后，深刻地认识到与大资产阶级建立暂时的联盟的必要，经过多年的韬光养晦，巧妙地运用三十六计中的瞒天过海和过桥抽板之计，终于获得了完全而彻底的胜利。
　　3·4“脱离群众，就会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一样，要在半空中被敌人勒死。”这是《联共（布）
　　刘少奇多次讲过安泰的故事，以此告诫全党要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决不能脱离群众，否则就要失去战斗力，就要失败。
　　安泰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他的力量来自抚育他成长的母亲——“地神”，当他接触地面时，力大无穷，而脱离地面时，力量就消失了。有一次，敌人利用这个弱点设法把他诱到半空中，使他脱离了地面，终于把他勒死了。
　　1948年10月，正是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夺取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的前夕，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发表谈话，说：“我们党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和群众联系不好，就要发生危险，就会像安泰一样被人扼死。共产党人也会被人扼死的哩！党什么也不怕，就怕这一项！”①同一个月，刘少奇在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上又一次讲到：“我们共产党什么也不怕，美帝国主义怕不怕呢？我们不怕，蒋介石的飞机、大炮怕不怕呢？我们不怕，从来没有怕过。但是共产党怕一件事，就是怕脱离群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写道，脱离群众，就会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一样，要在半空中被敌人勒死。”
　　刘少奇不仅这样教育党员，而且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坚持深入群众，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1957年，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的转折时期，刘少奇用几个月的时间在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省，深人工厂、学校、农村视察，提出改革教育制度、劳动制度等各种新的设想。
　　1958年7月，有一次外出视察，他坐到硬席车厢中，同旅客们亲切交谈。1961年，国家处在困难时期，他又用一个半月时间到湖南长沙、宁乡两县农村作调查。他下去的时候，一再叮嘱张平化，“这次去乡下，我们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不扰民，又可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①。同基层干部促膝谈心，到农民家庭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有一天，他看到路边一堆风干了的人粪。刘用脚搓开，仔细瞅瞅，摇头叹息到：“你们看，这里面多是粗纤维，是粮食吃得少、野菜吃得多，农民吃饭己成了问题。”他亲自向群众检讨工作中的失误，并向党中央提出纠正“左”的错误的建议。不久，他又深入到小兴安岭、大兴安岭林区，了解林业干部、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同他们商讨发展森林资源和改革工资、价格、林业管理体制等问题。
　　1956年，在八大报告中说，“我们全部力量的源泉在于我们能够密切地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努力继续加强党和群众的团结。”
　　十年动乱中，刘少奇深受冤屈，但就在他最痛苦的时刻，他感慨他说，“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人民”，“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并嘱咐子女说：“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人民的真诚感情。
　　①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载《刘少奇选集》上卷，P396—①《长沙党史通讯》总第20期，1988年3月。
　　3·5“蒋介石靠美国，我们靠老百姓”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蒋勾结，依靠暂时的军事优势发动了全面内战。他们狂妄叫嚣要在3个月内打败共军，6个月内消灭共军。
　　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我党的方针是，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1945年11月，继续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在给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的电报中说：“我们在东北要取得对国民党斗争的胜利，除开竭力巩固一切可能的战略要点外，主要决定于东北人民的支持及我党我军与东北人民的密切联系。因此，你们在一切行动中，必须注意政策，给东北各阶层人民以好的影响。”
　　在1947年9月全国土地会议上的讲话中，刘少奇明确提出：蒋介石靠美国，我们是靠老百姓。只有把老百姓动员起来了，才能解决力量对比问题。
　　但把老百姓动员起来需要两个条件：“第一就是反对地主，平分土地；第二个就是民主，不准站在人民头上屙屎屙尿。”
　　发动群众的关键在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早在1946年5月4日，刘少奇主持起草《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根据当时形势变化：国内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农民群众迫切要求消除封建剥削，平分土地，决定将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指示还规定了不可侵犯中农土地，对富农与地主，中小地主与大地主、豪绅、恶霸应有所区别，保护工商业，对开明绅士应适当照顾等政策。
　　根据农村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1947年9月，刘少奇又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土地法大纲》，没收地主土地和征收富农多余土地，分给农民。规定在向地主和一部分带封建性的富农进行斗争的时候，必须把地主与富农、中小地主与大地主、政治上进步的与反动的地主富农区别开来，争取地富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不侵犯中农，要善于向中农让步等正确政策。
　　刘少奇说：“只有当他们（指工农——引者注）的地位已经改善了的时候，他们所受到的压迫已经减轻了的时候，才能使他们的热情、积极性和对于革命的忠诚发展到最高限度。”①正是由于共产党的政策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老百姓的要求，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使他们自觉自愿地投身到革命战争中，从而造成了世界上任何帝国主义都不能战胜的力量。
　　①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载《刘少奇选集》上卷
　　3·6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使耕者有其田
　　1946年5月中央决定把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
　　刘少奇认为这项工作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抓得很紧，但当时干部中出现一些议论，是工作太多、再搞土改实在顾不过来，另一种是说，抗日战争时期有些地方已经进行过土改，就不要再搞了。
　　针对上述议论，刘少奇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指出：现在实行土改政策，使耕者有其田，这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任务和内容。在这个阶段上它是势在必行的一项不可动摇的大政方针，贯彻党的土改政策，既符合现阶段革命的基本任务，也符合客观实际的要求。解放战争是革命战争，它不仅不同于过去中国任何一次军阀战争，也不同于前一阶段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过去军阀混战，除了给人民群众带来破坏和痛苦外，没有任何好处，所以群众反对它、厌恶它、痛恨它，更谈不上人民群众对它的支持了。我们的解放战争是革命的正义战争，是为解救广大劳动人民而战，必须解决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相关的紧追问题，其中包括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
　　刘少奇说，我们必须懂得，要保障前方战争胜利进行，就要有可靠的后方供应的有力的支前工作，这主要是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来完成，因为我们的兵源和物资供应、交通运输、联络、救护、民兵、担架队的组成等等全都依赖农民的支持。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自然就清楚了：我们必须把农民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解决好，使他们得到主要利益，他们才会跟我们一道走。土改问题解决得越好，越彻底，农民得到的利益越多，他们拥护、支持我们的决心和干劲就越大，从而我们的力量也就越雄厚，越不可战胜。同时，农民为了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就会越坚定地站在我们一边，团结在我们周围，拥护我们，积极地支援前方作战，全力以赴地保卫各地区的政权，后方就更巩固。
　　刘少奇把坚决做好土改工作，作为战争时期中共一次极其重大的战略任务来抓，认为它是保证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凡是农民群众迫切要求土改和条件成熟的地方，以及靠近前方的地区，依情况稳定地进行土改，对我们是有利的。
　　正是因为把农民千百年来所渴望的土地分给了他们，共产党便赢得了他们发自内心的支持。当国民党靠抓壮丁维持兵员还大量出现开小差的现象时，共产党这边却是“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叫儿保家乡”，面对这参军光荣和光荣参军的火红场面，国民党有何能力？
　　3·7地形是无限制的，在敌后，山区可以，平原同样可以建立根据地
　　1940年刘少奇在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党政干部会议上，作《在敌后怎样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的报告，他说：“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不仅是变敌后为前线，准备反攻的前线阵地与力量，支持与鼓舞全民族，还有推动全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准备民主共和国基础的意义。”他在分析建立根据地的条件和形势后说：“地形是无限制的，在敌后，山区可以，平原同样可以建立根据地。”
　　关于建立武装，刘少奇提出正规部队、地方武装、人民自卫等，一切行动军事化，适应游击战争的活动环境。部队要建立统一的指挥与建制，必须武装群众，人民自卫等必须在党的掌握下。“对汉奸武装、反民主武装、地主武装，我们要采取不同的办法。要具体地解决我军各部队的军火、医院、粮食、经费等问题。”
　　至于政权问题，刘少奇详尽地阐明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产生办法、任务、施政方针，政权组织机构的民主集中制，党如何领导政权并与党外人士共事以及政府等多方面的关系等。对于政权的财政、农工、锄奸、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政策，也作了说明。
　　在谈到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民众运动时，刘少奇要求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参加抗战，参加民主政治，参加抗日军队和政权建设，改善群众生活。他说，群众是人群，是有思想、有要求、能动的人群，群众不是木头和机器。他要求大家学习群众运动的三个原则：要尊重和发动群众的自觉性组织群众，要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组织群众，要采取多种形式去组织群众。
　　关于建立敌后根据地，刘少奇不但理论上有一套，实践中也有不少成功经验。第二次反共高潮打退后，1941年4月，刘少奇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全国大的局面在好转，但汪、蒋逆流严重冲击华中根据地。华中敌后主要任务是建立与巩固根据地，群众工作为中心一环，必须抓紧来作。要在半年内，在我根据地内，至少组织300万以上的群众到各种团体自卫队中去。此后，华中根据地成为抗击日寇、汪伪、蒋顽的重要根据地，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3·8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矛盾最为错综复杂的时期，既有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有阶级之间、党派之间的矛盾，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之心甚为猖狂，所以中日之间的矛盾便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但民族矛盾的激化井未掩盖阶级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而且，由于从各自利益出发，在农村，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更加激烈。一方面，日寇企图通过地主阶级统治农村，特别是利用大地主与地方当权派作为汉好维持会的社会基础，以达到他们侵略中国、控制农村的目的。另一方面，国民党也是通过地主与当权派来维持它的统治，与共产党争夺敌后政权。
　　面对来自日伪和国民党两方面的力量，共产党如何应付便成了抗战中在农村中遇到的大课题，同时也为共产党人发挥其谋略智慧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当然，抗日战争时中共、国民党、日伪三方面的较量不同于魏、蜀、吴三国，三国时期只是中华民族内部三个割据政权之间的纷争，三国中任何两国都可以联络起来攻击第三国，而且，作为三国斗争的最高谋略就是尽量挑动另两国之间的斗争，而自己则坐山观虎斗。抗日战争则不同，尽管也是三个方面的力量在周旋、争夺，但国共却是面临同一敌人在抗战大旗下建立了民族统一战线的盟友，双方都不可能联合日伪攻击对方，因为这为中华民族共同御侮的大义所不容。当然，日伪企图挑起国共之间的争斗，以从中渔利的祸心是存在的。其多次诱降国民党，即为破坏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明证。国民党顽固派也曾多次做出兄弟阅墙、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举动，三次发动反共高潮。
　　对于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针对日伪、国民党顽固派在农村发动的渗透攻势，中共负责华北、华中抗战的最高领导人刘少奇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他总结为：放手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削弱地主封建剥削，组织农民，武装农民，确立基本农民群众在农村的政治优势，孤立和打击地主当权派，争取中小地主、开明绅士，来铲除日本和国民党顽固派在农村统治的社会基础。
　　如何对付棘手的问题，中国人民有句名言，叫做“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刘少奇的解决办法正符合这一原则。“铲除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在农村统治的社会基础”，这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是实现总目标的手段。而要运用这一手段，则需要发动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团结中小地主和开明绅士，与他们结成统一战线，从而彻底地孤立和打击地主当权派。
　　刘少奇这一谋略正是抓住了抗日战争中出现的问题，紧紧地依靠农民，最大限度地团结各方面力量，集中打击日伪顽敌依靠的地主当权派，从而为中国共产党争得了农村，使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
　　3·9“对和尚、尼姑、婊子都要负责，对地主、富农也要负责”
　　1947年3月，中央决定以刘少奇为书记，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进驻西柏坡，主持中央委托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召开全国土地会议，解决土地政策不彻底、党内不纯与官僚主义严重的问题，指导各解放区迅速地健康地发展。
　　全国土地会议结束之后，中央工委决定把西柏坡村附近的贾裕等村作为研究贯彻土地法大纲的试点。刘少奇每次到这里检查工作，了解情况，以更好地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
　　当时的土改工作队员了解到一个情况，那就是农村中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对土地法大纲中提出的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想不通，特别要求给地主、富农少分土地。
　　在听到土改工作负责人的情况汇报后，刘少奇说：平分，毛病最少。群众一定要得到某种不绝对平，则也可以允许。但如果有争论，可以'平’来解决问题。在平分土地时，要给地主富农留得同样一份土地。
　　为了更好他说明问题，刘少奇举例说：“南庄（西柏坡南的一个村）地主的百分之八十是抗属干属。如果我们的老子饿饭，对我们也是一个问题。我们是当权的政党，对和尚、尼姑、婊子等都要负责，对地主、富农也要负责。给地主、富农分一份土地，不是照顾地主、富农，而是为了农民的利益。我们要坚持法令解决问题，不能说应该不平一些。因为我们是做领导工作的，如果我们说可以不平一点，可以不依法令办，那就变动大了。”①
　　但刘少奇既讲原则，又非常讲求实际，注意策略。他认为，如果“老百姓硬是不赞成平，实在要少分一些地给富农，可以依百姓的决定，但是我们应该声明，我们的方针是'平’，'不平’是你们的主张，不是我们的主张。”这就是“群众一定要保持某种不绝对平”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既要坚持原则，又不能勉强群众接受我们党的主张。②
　　刘少奇还从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来看我党坚持平分土地政策的好处。他说：如果这个村是“贫雇农当权”，在这种场合下，我们坚持“平”这个原则，“不必主张不平，地富仍然会少分到地，贫雇农仍然会多分到土地，如果地富及其走狗当权，我们不坚持法令，允许一些不'平’，那就一定是地富多分。”他还说，“即使在贫雇农当权的地方，我们也不要提出不平，因为这样做，破坏了法令的严肃性。”③
　　①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②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③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
　　3·10因势利导，把握全局
　　卢沟桥事变前夕，党中央派刘少奇到北方局主持工作是对他驾驭全局工作能力的考验。刘少奇到北方局后，立刻投入了紧张而繁重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在党的建设方面，他着力肃清“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恢复了各地方党的组织，加强了平、津二市的党组织，建立了山东省委、山西工委、河南工委，华北地区党员人数增加到5000多。他还派出少数领导干部到华中、华南，恢复党的组织。他积极营救了一批立场坚定、经验丰富的干部出狱，派往山西等地开展工作。他还同曾在抗日同盟军中工作过的共产党员恢复了关系。
　　在统一战线方面，他以“K·V”、陶尚行、胡服等笔名，发表了许多文章，阐明党的政策和观点，引起了很大反响，使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迅速广泛地传播开来。他通过多种渠道和关系，同华北各实力派、社会名流和学者接洽，联合一切愿意抗日和可能抗日的力量，他与国民党中某些爱国的高级将领联系，发展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注意做国民党二十九路军将领的工作，促使其同情抗日。经过刘少奇等人和各级党组织的艰苦工作，华北各界救国会、学生救国会、民族解放先锋队，相继组织起来了，城市工人、市民、学生的示威游行、罢工罢课、抵制日货等群众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了；还有大批学生下乡宣传，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救国斗争。由华北一些救国团体发起，在上海召集了全国各救国团体代表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华北大规模的抗日救国浪潮，为党和八路军以后在华北的独立抗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七七”事变爆发，全国燃起了抗日的烽火。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刘少奇不失时机地指出：华北今后反对日寇的主要斗争形式，应该由事变前的非武装斗争迅速转变为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斗争。华北党组织今后的中心任务，就是广泛地组织、领导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把八路军扩大到数十万人枪的强大集团军；就是要武装自己、武装人民，独立自主地坚持华北抗战。
　　但当时少数人不同意这个方针，认为华北不致全部沦陷，没有必要在华北准备抗日游击战争；把八路军扩大到数十万人枪，一是做不到，二是会刺激国民党，引起统一战线的“大破裂”；至于建立根据地和民主政权，那更是“不能允许的行动”。还有些人不善于随着形势的转变而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习惯于秘密工作的方式，满足于一点一滴的做法。
　　刘少奇表现了驾驭革命形势的魄力，又有掌握全局，推动形势向前发展的能力。他批判了“一切经过”、“一切服从”、把自己手足捆缚起来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同时又告诫人们，当着客观形势不利于前进时，要善于等待，积蓄力量，不可盲动和冒险，当着形势飞速发展和革命高涨时，就应该抓住大好时机，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朝着一定的目标大踏步地前进。
　　3·11《平原游击队》中敌伪村长，其真实身份是共产党员。这就是我党在敌我力量犬牙交错地
　　在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我们曾见到一位村长，他的公开身份是敌伪的村长，实则是属共产党领导，机智勇敢地周旋于日伪之间，搜集情报，为抗日根据地服务。最后他提供假情报，将敌伪主动引入我军伏击圈，为一举歼灭敌人立下大功。
　　这位村长反映的就是抗日战争中我党与敌人斗争的一种形式，即在敌我力量大牙交惜的地区建立两面政权，表现上属于敌伪系统，实则为抗日根据地工作。
　　在当时的华中、华北，敌后有许多这样的政权，这与刘少奇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作为我党在华中、华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刘少奇根据当时对敌斗争的复杂性，深刻地认识到了建立两面政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时他还对建立两面政权的条件和工作方式作了许多具体的指示。
　　刘少奇首次提出了适宜建立两面政权的地点。他认为必须是在敌我力量犬牙交错的地方，在敌我力量争夺很激烈，形成拉锯的地方。因为只有这样的地方，才有建立两面政权的价值和意义，才有它存在的必要。在我党领导和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当然毫无必要去搞什么两面政权，而在日伪完全控制的沦陷区，由于我党力量很难发展，或者还未伸进去，在这样的地方，自然也无法搞两面政权，要搞也无异于与虎谋皮，自陷绝路。只有在敌我力量旗鼓相当，今天你占优，明天我进村的地方才可以搞两面政权，这样的政权也才可以为我党搜集情报，收得人心，发展组织，提供服务。
　　至于两面政权如何运作，刘少奇也有一些明确的指示。他说，两面政权中须是隐蔽的，巧妙的，决不能轻易暴露自己，相反，还要利用一些过时的情报欺骗敌人，取得敌人的信任，打入敌人的心脏，把自己的力量伸展到敌人据点中去，随时掌握敌人动态。
　　在人员的选派上，刘少奇要求认真斟酌，要选派那些机智灵活、沉着勇敢而又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或者是争取开明绅士、地方贤达。
　　这些人经过巧妙的伪装后，取得了敌伪的信任，像孙悟空钻入铁扇公主心脏一样，打入了敌人内部，为抗日根据地获得了大量及时而有价值的情报，为消灭敌伪、壮大根据地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后来，刘少奇曾高度评价两面政权在抗战特定环境下所进行的扣人心弦的工作。
　　3·12“不要乱表态”，与其乱了再纠偏，莫如现在沉默
　　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西北军将领杨虎诚共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及其高级随员。
　　次日，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市委书记林枫立即报告正在这里主持北方局工作的中央代表刘少奇（当时化名老戴），刘少奇当即指示：事情很大，要好好收集多方人士的反映。
　　12月15日，刘少奇来到天津英租界福荫里1号，听取林枫汇报；林枫向他介绍说：现在靠近我们的教授们都说话了，认为西安事变过去好几天，北方局一言不发，这是不对的。咱们一些老党员也有意见。大家认为蒋介石打了十年内战，屠杀了那么多共产党员，这次抓住他不杀掉，实在不解恨。党内和党外看到北方局至今不表态，很不满意，甚至说了不好听的话。
　　刘少奇耐心听完汇报，郑重他说：我们个人受批评，受委屈是没有关系的。现在，我们还是什么也不能说，沉默比说了好。我们还是要等党中央的电报指示，因为中央知道全局：如果我们说了，和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必然造成思想上、舆论上的混乱，到那时候，按中央的指示办，我们就要纠偏了。与其乱了再纠偏，莫如现在沉默。待中央的指示来了，我们照中央的指示办，这样更稳当。
　　事实证明了刘少奇不乱表态的正确和高明：中共中央出于民族大义，采取了促蒋抗日的方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遇事冷静沉着，坚决服从中央指示，这充分体现了刘少奇强烈的组织观念和党性原则，同时也是他工作主动，不打被动仗，不搞反复的方法之一。
　　在以后刘少奇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恪守这一策略，不随便发表意见，这出于两个考虑，一是自己对情况到底了解多少？全不全面？所知道的是真情况还是假情况，如果所知不够而且有虚伪的部分，岂不是贻害全党，殃及干部和群众吗？二是中央的意见又是怎样？如果自己的意见与中央的指示相左，不是让下面的人无所适从吗？所以刘少奇这一稳健的工作方法确保了他始终与中央保持同一声音，从而减少了工作中的偏差和失误。
　　3·13“皖南事变”后，毛主张政治上军事上全面大反攻，而刘则冷静地提出政治取攻势，军事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9000余人奉令北移途中，在安徽径县茂林地区遭国民党上官云相、顾祝同所率80000余人的伏击，皖南新四军几乎全军覆灭，军长叶挺被扣，政委项英被叛徒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面临巨大困难，国民党蒋介石叫嚣取消新四军番号，新四军内部一时群龙无首，情绪低落。
　　如何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带领新四军走出困境，是当时在华中主持工作的刘少奇日思夜虑的问题。刘少奇表现出了高超的领导策略和斗争技巧，他一面向党中央汇报皖南新四军被围歼的情况，并提出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一面恨据中央部署，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斗争。
　　党中央获悉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14日，毛泽东指示：“在政治上军事上即准备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收到这一电报后，刘少奇客观分析了华中和全国的形势，一面教育华中党和军队干部“沉着、坚定、勇敢”，“遵守党的纪律，等候中央命令”，不要提“打倒顽固派”的口号，一面向党中央提出对付敌人的对策措施。
　　1月15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及党中央，提出如下建议：一、全国局面，国民党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共产党仍不敢分裂，因此，我党不宜借皖南事变与国民党分裂；二、我在华中兵力不够，在敌伪匪骚扰下，要彻底消灭韩德勤顽固派甚为困难，我部队需要休整，根据地需要巩固。因此，如我对顽固派实行全面军事反攻，对我不利，且有极大危险。刘少奇建议主要从政治上进行反攻，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刘少奇还提出了在政治上反击顽固派的具体措施。
　　客观他说，刘少奇这一谋略比毛泽东的指示要高明，也很明智。皖南事变新四军牺牲8000人，党中央心痛，毛泽东心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仅仅激于义愤，便不顾客观环境的许可，一味地进行全面大反击，无异以卵击石，是丧失理智的行为。刘少奇身处华中，长期在斗争第一线，对敌我力量对比的感受比后方的同志更强些，所以主张更客观，行事更理智，“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这一策略是非常明智的，因为：
　　第一，国共力量对比悬殊，如果借皖南事变吃亏，恃理去与国民党顽固派斗，则正中其阴险意图。国民党顽固派亡我之心不死，一直在挑起矛盾，制造磨擦，企图在一场不明不白的斗争中置我于死地。我方如与之相争，敌必心无顾忌，借机将我消灭，即使同盟国干预，也不过各打五十板。而且，日寇一直在虎视眈眈，企盼国共开战，如战端一开，则无疑是亲者痛，仇者快，共产党忍让为国，一心抗日的旗帜就打不起了。而军事上取守势，一则暂时可以收拾残局，整顿军马，稳住队伍，提高士气，二则也没有能力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全面进攻，新四军力量有限，皖南损失惨重，更显捉襟见时，江北对付一个韩德勤10万部队都勉为其难，更不要说发动全面进攻。
　　第二，政治上全面反击则极为有利。首先，国民党顽固派因制造皖南事变，同室操戈，受到国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此时给它们政治上的强烈攻击，必使其因理亏而处于尴尬境地，并在以后的反共、溶共、限共行动中有所顾忌，不致肆无忌惮。事实也是如此，在抗日战争后几年中，国民党顽固派虽
　　也制造了不少磨擦，但其规模明显小了，刘少奇提出的政治反击的措施特别提出将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顽固派区分开来，只提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而不提反击国民党政府，这就做到了争取多数、孤立少数，避免统一战线的分裂。其次，政治上取攻势，还可以争得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同情，他们既钦佩中国共产党忍辱负重、团结抗日的气度和决心，又对国民党顽固派同室操戈、兄弟阅墙的可鄙行径表示厌弃，这就使中共极大地争得了民众，不仅为以后的抗日力量的发展、统一战线的巩固打下了基础，而且为以后与国民党争雄预收了民心民气。再次，政治上取攻势，中国共产党可借国民党输理处于难堪被动挨打之时趁机发展改装，壮大力量，巩固根据地。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经过整编，队伍不仅没少，反而扩大了。
　　党中央、毛泽东认真研究国内外形势后，全面接受了刘少奇的意见。l月19日，毛泽东指示刘少奇和彭德怀：“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之阴谋”，“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皖南事变的政治攻势。新四军获得了全中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同情，反共顽固派受到了严厉的指责，从而巩固和扩大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皖南事变后，为挫败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阴谋，1月20日，中央军委接受刘少奇的建议，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1月23日，新四军将领发表了就职通电。25日，在盐城集会，刘少奇正式宣布新四军军部成立。26日，刘少奇、陈毅联名向中央报告，提出拟将新四军整编为四个师，2月2日，党中央批复刘、陈建议，并指示：外加黄克诚、彭雪枫两部各编为新四军的一个师。不久，又把新四军皖南残余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七师。新四军经过两个月的统一整编，全军扩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近10万之众。
　　刘少奇根据中央指示，确定了新四军的行动范围，将战略的指导中心着重于巩固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的基本根据地，大力经营苏南和鄂豫边区，坚持皖南，发展皖南、浙东，并伺机向浙西、浙南发展。
　　从皖南事变不久后采取的政治军事举措可以看出，刘少奇的稳健的斗争策略可说是老谋深算，既赢得了广大的同情和支持，又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同时还借机扩大了新四军的力量，为新四军重整旗鼓奠定了基础。
　　3.14“不要抽象地反对官僚主义”
　　全国土改开始后，中央工委组织了许多支土改工作队奔赴各解放区具体指导土改。土改队员到地方去工作，仍然要在当地党组织比如在地委，县委领导下进行某一个村、某一个乡的上改工作，因此可能发生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当地党组织的领导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它发出的指示不正确，土改队员会遇到很大的困难。针对这一问题，土改工作队领导曾向刘少奇请示如何处理。
　　刘少奇的答复是非常巧妙的，他说：你们不要一般化、抽象地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对我们也有一定的用处。国民党的法律，从表面看，对地主和农民也还是“平等”的，但是县政府在办案时，如果地主告状，他们就雷厉风行，没有官僚主义，如果农民告状，他们就搞官僚主义。这个地主就会感到这个县政府、这个衙门是自己的。可现在我们搞了一个《土地法大纲》。在这个《土地法大纲》面前，地主农民也是“平等”的。地主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土地法大纲》到我们县政府告农民的状，在地主到我们的县政府告状时，我们就可以搞点官僚主义；而农民来告状时，我们的政府就一定要雷厉风行。这样，农民就会感到我们的县政府是他们自己的。
　　刘少奇接着又说：你们在中央土改工作团做了半年工作，又参加了全国土地会议，中央精神你们是知道的。你们也有自己的脑子，可以去分析、去判断你去的那个地方的党组织的某些指示是不是官僚主义的。你们应该有把握作出这样的判断，知道哪些指示不符合党中央的精神，是官僚主义的。如果你作出了这样的判断，那么你就不应该把这些指示当作党的指示，而应该视作官僚主义的“指示”。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们可以向地委、县委讲自己的意见，提自己的意见。但你们也要有精神准备，尽管你们反对，也不能把人家的官僚主义的指示反对掉。而且，你们也不好老提意见嘛！老提意见也不一定合适。即便如此，你们也要注意不能把他们的指示奉为神明，坚决去贯彻它。你们如何去处理才得当，这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去处理。而且要做好，也许不那么容易，要看你们的本事。但是有一条要注意，决不要把官僚主义的指示奉为神明去贯彻。如果你们那样做，你们自己也就成为官僚主义了。你们应该有自己的见解，自己的作为嘛。
　　3·15“不要故意去刺激大资产阶级的警觉性”
　　长征到达陕北后，红军局处一隅，势力得不到发展。抗日战争、国共合作，这一历史的契机为共产党这条困龙的腾飞提供了广阔的天空。
　　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也使共产党内部产生了歧见，一部分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完全把自己交给大资产阶级指挥；另有一部分人则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国共已处于同一战壕，共产党可以自由发展了，不必再有什么顾忌，甚至想与虎谋皮。
　　面对党内这种错误思想、糊涂观念甚至天真想法，毛泽东、刘少奇等表示出了高度的冷静，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时期的四项原则，即：第一，根据历史发展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的动员口号。第二，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
　　刘少奇也正确地分析了当时形势，指出，蒋介石本来要消灭红军，消灭各派，建立独裁，统一中国，但因为日本的进攻，以及各方面的客观情形，使蒋介石不能继续这样做了。蒋介石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降日，二是抗日。现状是不能维持的。蒋介石现在走向第二条路，显然是违反他原来意志的。蒋介石用武力消灭红军的政策，暂时放弃了。但他还会继续采用阴谋、挑拨、收买、威胁等方式，即改良主义的方式来削弱与瓦解红军。因此，红军与苏区的戒备，比过去不独不应松懈，而且应加强。因为反革命从内部外部阴谋破坏红军与苏区的可能性更加扩大了。
　　刘少奇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方针是孤立资产阶级，但资产阶级也企图孤立我们。斗争是复杂的，而且是残酷的，只是暂时不拿起武器而已。因而提出了五项具体工作要做：
　　第一，资产阶级在反对无产阶级斗争中是有经验的，因此，在我们前进的时候，工作必须十分艺术。我们应该完全抛弃虚浮、夸大、空谈的作用，不要故意去刺激资产阶级的警觉性。要进行切实的工作，不要企图用吹牛皮来吓退敌人。
　　第二，统一战线免不了“纵横捭阖”。要对付国民党各方面的阴谋，我们的许多同志是没有经验的。应该善于灵活接近备方面而保持自己的纯洁，不是将自己放在保险柜里保持纯洁，而是要在各种复杂环境中保持纯洁。
　　第三，我们要大批训练军事。政治干部。过去我们的干部，特别是有经验的干部大批牺牲，我们要在最短期内补救这个缺陷，要训练上万的干部。红军要成为干部学校，要采用个别退伍的方法为全国白区准备军事干部，并使苏区“全国皆兵”。大革命的经验，要立即重新研究与整理好，来教育我们的同志。
　　第四，在党内与群众中加强国际形势教育。策略的决定要更多地估计到国际形势，因为国际形势对于中国问题决定的因素比1927年增加了。要使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更密切地联系起来。
　　第五，同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停止以后，政策的、原则的、理论的斗争已经提到了主要的地位。我们必须在政策上、原则上、理论上加强对于国民党及各派的批评，加强对群众的共产主义精神的教育。
　　刘少奇认为，只要做好以上几项工作，并坚持毛泽东提出的四项原则，那么，结果一定是我们的胜利.民主共和国就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否则，革命的再一次失败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3·16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但今天的重点是联合
　　1949年4月，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去天津视察工作。当时有一部分同志不能正确理解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进入城市以后，不把发展生产放在第一位，不去联合愿意同我们合作的资产阶级，而支持工人的过高要求，强调和资本家作斗争，企图消灭资本主义。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是当时恢复和发展城市经济的严重障碍。
　　刘少奇在天津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针对这种“左”的倾向和资产阶级的疑惧心理，根据二中全会的精神，反复阐明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政策。
　　刘少奇说，城市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实现这个任务的路线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我们站在一道，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革命胜利后，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只有斗争而不联合，是犯“左”倾错误，只有联合而不斗争，则犯了右倾错误。但今天的重点是放在联合上，斗争是为了联合，把自己的朋友作为敌人来打击，是错误的。并说，立即消灭资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是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农民社会主义的倾向，是错误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
　　刘少奇还在职工代表大会和党员干部会上做大家的工作，说，为什么要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我们朋友中间呢？因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也压迫民族资产阶级。所以他们也要反抗，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他们可以做我们的朋友，不要把他们看做敌人。并说他们不是革命的对象，而是统一战线的对象。
　　刘少奇还提出，在城市发展生产，第一是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第三是发展手工业生产。为达此目的，要照顾四面八方，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他强调，对资本主义要加以限制，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就是限制，税收、市场、价格，都是限制。如果有些资本家只图私利，不愿同我们合作，要搅乱市场，不服从国家协商，不顾人民利益，则予以经济上的打击。
　　针对当时资本家不敢大胆经营的顾忌，刘少奇对资本主义剥削进行了历史分析，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在中国，他们在生产上是进步的。他们这种剥削对发展生产是有功劳的，是进步的。
　　刘少奇的这一系列讲话完全符合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因为二中全会提出的中心任务就是在占领国统区后，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要尽快恢复生产，避免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
　　以后，党内出现了“左”的论调，认为对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是一种阶级调和。刘少奇严厉批评了这种“阶级调和论”，他说，我们为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采取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是无产阶级的极其肯定的政策，同阶级调和政策没有丝毫相同之处。
　　3·17工商界“顾一头”，国家“包一头”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方针是改造，然后消灭，毛泽东曾反复指出，人是可以改造的，消灭资产阶级不是讲把人灭掉，而是把这个阶级灭掉，人要改造过来。
　　1953年5月，中央统战部经过调查研究，草拟了一个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报告，其中重要的二点是指出公私合营是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最适当的方式。
　　政治局讨论时，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分子最后都要改造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不是改造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
　　当年7月，中央统战部召开全国统战会议，请刘少奇到会讲话。
　　刘少奇分析了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指出，在我国具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用和平的赎买的方法，也就是用统一战线的方法，来改造资产阶级，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他说：从消灭我国现存的剥削阶级来讲，用统一战线的方法，即和平过渡的方法，可能是主要的方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的必不可少的方式。
　　在刘少奇看来，经过统一战线工作，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政治代表人物不造社会主义的反，相反他们服从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省了大麻烦，实在是一件很合算的事。
　　在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了大量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大大促进了企业的改造。在企业改造完成以后，继续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坚持“三自”（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的方针和开“神仙会”的方法，进一步推动资产阶级分子通过工作、劳动和学习，实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逐步地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56年，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说：“民族资产阶级正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要'采取教育的方法，逐步地改造资本家，使他们改造为劳动者。”并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
　　刘少奇认为：只有一切剥削阶级和其他属于过渡阶级的劳动人民改造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才能实现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消灭。
　　1957年12月，刘少奇邀集参加统战部会议的部分同志谈话，提出用统一战线的办法，把资产阶级的多数人化过来，说：资产阶级己设有什么生产资料，没有工厂了，且多数依靠国家依靠工人阶级吃饭。当然还拿定息，但已不是原来的资产阶级。再过去五、六年，定息也不给了，就不好再讲资产阶级。
　　1960年2月，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说：要采取积极态度对待工作，把他们化掉，到1962年取消定息还有三年，这三年内要好好做工作，采取积极态度，采取一切积极措施。
　　1960年春，民建、工商联合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接见民建、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提出要“顾一头”，“包一头”，即要工商界“顾一头”（顾自我改造，为人民服务的一头），国家“包一头”（包工商界物质生活福利的一头）。说工商业者只要跟着人民政府，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同共
　　产党合作，不论老、病或者其他困难，国家都负责到底，包到底。
　　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对他们安排使用、教育改造，包下来，包到底，花了一定代价，包括给一定数量的定息、高薪、政治安排、工作安排，以及其他物质生活上的照顾，结果是顺利地改造了企业、改造了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对无产阶级来说是“最适宜不过的事情了”，毛泽东也说：“出了这么一点钱，就买回了这样一个阶级。”
　　3·18保留妇联组织
　　今天，妇联组织已经成为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妇女参政议政的重要组织了，可是，有许多人并不知道刘少奇曾经为保存和发展妇联组织作出过很大贡献呢。
　　那是在1948年10月召开的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上，有同志提出，现在农会、工会、青年联合会、纺织合作社等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了，不同岗位、不同年龄的妇女已经参加了各自的组织，妇女组织已显得没那么必要了。
　　刘少奇批驳了这种观点，他说：“这样一个团体（指妇女联合会）我们共产党需要，而且必须要有，如果没有，我们共产党就要脱离群众，首先脱离妇女。”并强调：“这个团体必须要建立，必须把它组织起来，而且要组织好，使它能够担负这个任务，完成这个任务。”
　　保留和发展妇联组织，是刘少奇政治谋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刘少奇看来，群众没有组织就是一盘散沙，没有力量，而要进行政治斗争，就必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这样，建立健全各种群众组织就非常必要了。国共逐鹿中原，共产党最终夺得天下，原因之一就是把群众完全组织起来了：年轻力壮的参加民兵、游击队，少年儿童有儿童团，少先队，老年人有老人协会，妇女有妇女联合会，青年有青年联合会，还有农会、工会，以及名目繁多的禁毒会、戒赌会等。当人人都动员起来，人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组织，有了第二个家后，人的积极性和能量就被调动出来了。
　　妇女的才智并不比男人低，但在几千年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思想的压制下，她们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直到推翻封建制度，妇女的地位才逐步有了改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妇女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前线，她们扛起枪杆打敌人，在后方，她们站岗放哨，救护伤员，拥军支前，发展生产，无所不为。毛泽东曾称赞“妇女能顶半边天”，是对她们形象而公正的评价。
　　刘少奇一向重视妇女工作，40年代，他多次提出：“妇女工作是党和群众工作的重要一部分”，“在完成党的任务上讲，在党的全盘工作上来讲，妇女群众工作，必须要做。”并说“我们不只是怕脱离男子。最怕脱离妇女群众。妇女群众工作搞不好，很容易脱离群众。”
　　对于妇女组织如何开展工作，刘少奇也有明确的要求。1948年10月，他在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上指出：妇女组织应是以宣传、教育、组织、发动全国妇女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为已任的。他责成妇联检查自己的工作，检查妇联是不是能完成这个任务，完成得如何。他说：“妇女联合会的各级负责干部，或者各级妇联会的主任，你们脑筋里边想到的是不是一定要担负这个任务，不担负这个任务就不得了，就要脱离群众，就要在空中被勒死。”
　　至于采取什么形式把妇女组织起来呢，刘少奇的意见是：妇女群众是多种多样的，有女工，有女学生，有农村里的妇女，有机关里的女职员，有社会上的自由职业者等等..要用各种方法去组织她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任何一种组织形式，看她们要什么，看她们喜欢什么，看用什么组织形式能把她们组织起来，我们就采用什么形式，哪一种形势能引导她们向进步方向走，向革命方向走，我们就采用哪些形式。井具体指出，在许多形式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的组织形式，即：一般的单独的妇女团体，以动员广大妇女群众参加革命、参加建设任务的团体，即“妇女联合会”。
　　妇女联合会过去长期采用个人会员制。这佯一来，一个积极的女农民既要参加农会，又要参加妇联；一个积极的女工既要参加工会，又要参加妇联。这对妇女来说，会议多，任务重，不利于集中精力进行工作。而对工、农、青、妇、团体领导来说，不时还会发生争会员、抢工作对象等事情。刘少奇总结过去妇女组织的经验教训和在土改试建妇女代表会的经验，提议妇女组织不要采用个人会员制，而采取妇女代表会议制。代表会议既可按地区建立，由若干妇女群众推选代表组成，也可以按职业，由同一职业的若干妇女推选代表组成。由这个代表会选出若干人主持日常工作。代表会的任务是把党的政策、法令通过代表传达给妇女群众，又通过代表把妇女群众的呼声反映给领导，解决妇女问题。这样，既避免了组织上的重叠，又能集中妇女特有的要求，推动妇女进步，为妇女服务。
　　刘少奇的提议被付诸实施，妇女代表会议并被中央肯定为“是最广泛的更民主地联系妇女群众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各地各级均应有此种组织。”
　　3·19“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这是刘在庐山会议前期提出的至理名言
　　“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是刘少奇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提出的至理名言，当时很受与会同志的欣赏，对大家总结1958年工作的经验教训启发很大。但刘少奇的话只对会议前期起到一定作用，因为后半段会议转向，毛泽东错误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大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和所谓“军事俱乐部”，纠“左”被这场台风扫荡得无声无息。
　　时隔三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重申他这两句话时，曾提出要记住庐山会议后半段否定前半段的教训。这次大会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发扬民主作风，没有重蹈庐山会议的覆辙，自始至终注意实事求是，比较重视过去凡年中的错误，初步地总结了经验教训。
　　刘少奇在这次大会上曾作了几次重要讲话，透彻地分析了当时严峻形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说“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他主要讲了第二句，每一句只是引子而已。刘少奇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两个“三七开”的观点：一个是对过去四年工作的成绩与缺点错误的估计，另一个则是对造成当时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的分析。
　　七千人大会开始时，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报告初稿中成绩讲得不充分，缺点错误讲得过多。这种思想状况严重影响了对四年工作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对于这一问题，刘少奇多次引用毛泽东关于我军打仗战果一定要真实的意见，反复说明：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两者都摆开来讲，有多少讲多少，既不夸大，也不缩小，都要实事求是。他说，成绩是跑不了的，错误缺点也是不能否认的，两者都是客观存在。当前的问题是不少同志不敢正视或者低估了“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缺点错误的严重性，刘少奇尖锐地指出，不能沿用过去的套语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来概括这4年来工作中成绩与缺点错误的关系。就全国总的情况看，“三七开”比较合乎实际。就是说，成绩是七分而不是九分，缺点错误是三分而不是一分。这两年大家饿肚子，心里都有数，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说法来掩盖实际情况，掩盖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只有实事求是的估计，才能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心服。
　　刘少奇还进一步分析，“三七开”是就全国总的情况说的。关于有些地方，也许工作得比较好，缺点错误比较少，那里可能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或者是八个指头和两个指头的关系。同时，也可能有些地方工作做得特别差，错误犯得特别多，那恐怕连“三七开”也打不住，甚至可能是倒“三七开”。各地情况不一样，要实事求是，由干部和群众去评析。
　　刘少奇还用“三七开”分析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在会议上引起轰动。因为当时大家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究竟是连续三年（1959—1961）的自然灾害还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弄清楚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不仅可以充分认识工作中缺点错误的严重性，而且可以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因为自然灾害是难以避免的，而缺点错误却是可以纠正的，由它们所造成的困难因而也是可以克服的。
　　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坚持尊重事实，坚持实事求是。他认为，农业连续三年遭灾减产是事实，但过去四年工作中的错误，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继续大刮“高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所造成的危害更加严重。他一针见
　　血地指出，当前严重经济困难主要是我们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造成的。用湖南农民的话来说，叫做“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是说，困难的原因，三分是自然灾害，七分是缺点错误。
　　刘少奇的这个结论不是信口开河，而是经过充分的调查得出的。1961年初，他到湖南等地做了几个月的调查研究。他家乡的农民对他说，这几年天灾有一些，但不大，困难主要是干部刮“三风”造成的，可以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后来又到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调查，这些地方也有同样的看法。
　　刘少奇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坚持两个“三七开”的观点，是很不容易的，“需要非常的胆略、卓识和韧性，又需要十分耐心和细致的说服工作”。（吴冷西语）这两个观点先在起草委员会、后在中央政治局得到一致赞同，只是在书面报告中委婉地写道：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上述工作上和作风上的错误所引起的。
　　3·20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刘少奇几乎用尽了一切赞美词汇来歌颂毛，提到“毛泽东”三
　　早在1922年8月，在长沙清水塘一栋普通的农舍里，刘少奇认真地握住了毛泽东的大手，感受到了他那火一样的热情。尽管他们完全可以早一些相会——不仅是地域的原因，也因刘少奇受《湘江评论》的影响而对毛泽东所产生的渴慕——但毕竟他们长达40余年的友谊与合作开始了。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出生于湖南落后的乡村，两人都受过较好的教育，酷爱读书，喜欢接受新事物，爱好运动，但刘少奇更具理性思维，原则性强，踏实而严谨；毛泽东则颇具诗人气质，气魄宏大，激情澎湃，富有感染力。
　　由于共产国际的影响，以及个人经历的差异，在最初近20年的革命生涯中，两人的革命方向侧重点是不同的，毛泽东热衷于农民运动，并最终走上了当“革命的山大王”的道路；刘少奇则迷恋于职工运动和城市斗争，成为“白区斗争的一面旗帜”。
　　但这并未扩大他们的隔阂，相反，他们一步一步走近了，因为他们都靠近了真理。这样，他们便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左”倾路线在批判毛泽东“右”倾时，同样给灵活而务实地主持城市工会工作的刘少奇贴上“右倾分子”的标签。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史的一大转折点，毛泽东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三军团政委的身份与会的刘少奇坚决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抨击“左”倾路线。毛泽东是非常需要这种支持的。1966年10月，当刘少奇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毛泽东仍动人情地回忆说：“在遵义会议上，他表现是不错的。在那个时候，这还是很宝贵的。洛甫非常顽固，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
　　在那个时候，毛泽东被凯丰（何兹全）讥笑为“一个村夫”，“不知马列主义，只知《三国演义》。”博古和李德对他也嗤之以鼻。所以，刘少奇的支持就非常宝贵了。因为刘少奇的支持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刘少奇属于留苏学生，号称党内的理论家，二是他长期进行白区斗争。这两个方面恰恰是毛泽东所缺乏的。
　　从遵义会议开始，刘少奇就紧跟毛泽东，紧跟他的正确路线。从瓦窑堡会议到洛川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刘少奇都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他的正确主张，并开始宣传毛泽东，宣传毛泽东思想。
　　抗战初期，毛泽东和王明之间的“磨擦”很厉害，刘少奇要求他领导下的北方局“不仅成为抗日的根据地，也是支持毛泽东同志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作斗争的根据地。”刘少奇号召大家“要学毛泽东，不学王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有了真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问题有了金钥匙，王明是披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招摇撞骗，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唱来好听，用了不灵。”
　　1940年，刘少奇向淮河以北地区地下工作同志作报告时首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一词，他说：“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鼓舞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是全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领袖。”
　　此时，刘少奇完全被毛泽东所折服，他师从过陈独秀，听命过李立三，服从过翟秋白，也崇拜过共产国际，但无情的革命洪流淘汰了书生政治家陈独秀和瞿秋白、教条主义者王明和博古、冒险家李立三，从而把毛泽东推上了领袖地位。
　　刘少奇极力拥戴毛泽东，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刘少奇几乎用尽了一切赞美词汇来歌颂毛泽东，据统计，七大的报告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105次。其中有些话语在今天看来难避谀词之嫌，但联系到当时那波澜壮阔的斗争，在时代呼唤巨人的时代，人们对于高瞻远瞩的毛泽东的崇拜是可以理解的。基于此，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怀疑刘少奇歌颂毛泽东的一片诚意。
　　七大以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已无可动摇，毛泽东思想也成了全党的统治思想，在这一过程中刘少奇可说居功至伟。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曾私下对她的女儿说：“在七大以前，毛泽东还没有这么高的威望，是你的父亲和其他领导人协助他建立了崇高的威望。”确实，威望的建立除了需要自身实力外，别人的“协助”也是不可或缺的。
　　七大后，刘少奇入选书记处，成为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之一。刘少奇，这颗新的政治明星冉冉升起，中共开始了长达20余年（1945—1966）的毛刘体制。
　　1967年，当刘少奇带着困惑，非常迟钝地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是要革他的命时，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但就在即将成为对手的俘虏时，刘少奇仍激动他说：我绝没有反过党，没有反过毛主席..我一直是拥护毛主席的。我永远不反毛主席，永远不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应当相信刘少奇的忠诚，因为拥护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思想乃是刘少奇政治生命的“通灵宝玉”。
　　第四编军事谋略
　　在国人的记忆中，刘少奇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形象，不长于横刀立马，临敌布阵。
　　但抗日战争中期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少奇更擅长于战略上的运筹，他曾首先提出在平津附近及日军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号召“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去”。他的“向东发展，向西防御”，黄桥一战，歼敌16个主力团；“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奠定了国共大决战我党胜利的基础。
　　刘和其他共产党领袖一样，有着“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军事谋略。
　　4·1刘的“没有枪杆子不值一文”与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如出一辙
　　毛泽东有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是中国革命血的教训的结晶。长期在白区工作，经常目睹自己的战友被全副武装的敌人逮捕、拷打乃至枪毙的刘少奇对毛泽东这句活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所以在历次革命斗争时期他都坚决主张抓枪杆子，他说：“没有枪杆子不值一文！”
　　卢沟桥事变后，刘少奇不失时机地指出，华北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广泛地组织、领导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把八路军扩大到数十万人枪的强大集团军，就是要武装自己，武装人民，独立自主地坚持华北抗战，刘少奇还把这个中心任务具体化为两条，一是动员天津和华北各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去宣传抗日救国，去组织群众；二是在三个月内扩大部队到10万。
　　不久，刘少奇带领北方局来到太原，加强对山西党的工作的领导。刘少奇指示当地党的组织不要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要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要求大家按照洛川会议精神，努力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战的核心，不怕打破阎锡山的框框，要确实掌握领导权。只有自己的力量壮大到足以控制局面，合作方能持续下去。
　　雁北失陷后，太原受到威胁，阎锡山对旧军逐渐丧失信心，决定要薄一波组建新军，先搞一个团。薄一波马上向刘少奇汇报了此事，刘少奇听了非常兴奋，当即指示：“好，赶快去！要抓枪杆子，一个团也要搞。”
　　于是，一支实际上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山西新军，很快诞生了。以后不到一年时间里，新军就发展到50个团，实际的兵员和武器数量都超过了当时的旧军。后来，当薄一波率领新军全部加入八路军时，阎锡山气得哇哇大叫：“我上了薄一波的当！”其实，他不仅上了薄一波的当，也上了刘少奇的当，上了共产党的当。
　　但是，刘少奇提出的发展自己的武装的主张并不是一开始就得到党内的一致赞同的。有的同志反对这个方针，认为扩大部队会破坏统一战线。抗战初期由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控制的长江局、东南局就是这样，他们以帮助国民党军队抗战为满足，不敢领导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甚至连国民党军队从上海、南京、徐州、武汉溃退时抛下的几十万枝枪，他们也不敢捡起来武装自己。
　　但刘少奇提出的主张，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也是切实可行的，而且，为了能独立自主坚持华北敌后的抗战，也必须这样做。党中央和毛泽东都支持这个方针，于是很快实施扩编方案，将决死队、牺盟会游击队编入正规军。以后华北抗战形势的发展，证明了刘少奇这个方针是非常英明的，极富远见。刘少奇表现了他既有驾驭革命形势的魄力，又有掌握全局、推动形势向前发展的能力。1943年，刘少奇被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是中央对他战略指挥才干的肯定。
　　4·2刘作为北方局负责人，首先提出在平津附近及日军后方开展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应该把自己有限的军队摆在哪里呢？是打到敌后去求生存，还是跟着国民党军队一起退让，退到内陆腹地？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初期所要考虑的问题。
　　刘少奇作为北方局负责人首先提出，在平津附近及日军后方，应普遍地发动游击战争，华北敌后是我军发展的主要方向。刘少奇这一策略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一、打到敌人后方去是打击日伪的有效途径。
刘少奇谋略　【作者：冷铨清】

　　日寇入侵华北后，依仗其先进的工业基础和武器装备，企图速战速决，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战争之初，攻势锐利，而国民党在企望国联干预，抵抗不力，致使日寇长驱直入。
　　随着战争的发展，日寇的战线愈拉愈长，兵力也愈见分散，此时我军在敌后方断其粮道，烧毁辎重，破坏交通线，切断通讯联络，致使敌寇前线缺乏人员装备补充或补充不及，迫使敌士气低落，斗志不高，严重影响其战斗力。历史上，曹操官渡之战获胜至为关键之处就在于烧毁了袁绍的粮草。
　　抗日战争历史证明大后方游击战争遍地开花，袭扰日寇，使其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滞留了大部日军，使其进攻乏力，不得不收缩兵力，这样就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抗战的压力，也保护了大片祖国河山不受日寇蹂躏。
　　二、坚持在敌后抗战有助于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声望。
　　日本帝国主义主要采取武装进攻与武装占领的方式来灭亡中国，逼迫中国的政府、中国各党派及各阶层人士联合一致走上武装抗日的新阶段，在这种局势下，任何政党只有当他在抗日战场上、在抗日的武装斗争中表现了自己的最大能力时，才能巩固和发展自己，井在国际与国内的政治舞台上提高自己的地位，否则是不可能的。共产党当然也不例外，何况共产党是提倡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党，如果自己躲在国民党身后寻求保护将使共产党抗日政策遭到他人耻笑。而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挺进敌后，扯起自己的旗帜，领导全民族抗战，不仅有利于国民党对中共的承认，而且有利于提高自己的威望，提高第三方面和老百姓对自己的认识，争取他们的支持。
　　三、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挺进敌后有利于减少与国民党军队的磨擦。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军队一泻千里，逐次撤退到华中、西北、西南，此时我军如果跟着国民党军队退却，龟缩到大后方，将大大增加磨擦的机会，国民党百万大军缩成一团，中共欲在其中发展无异与虎谋皮，随时会被虎所伤。且国共血战十年，蒋介石无时无刻不欲置中共于死地，此时入其彀中无异钻入绝境。以后的“皖南事变”证明了不能在国民党身边打转转。
　　历史上也不乏这样成功的范例。汉光武帝就很懂得韬光养晦，减少磨擦。当皇帝杀了他的兄长时，他不仅不报复，反而把兄长责怪了几句，以此讨得派他到河北维持秩序的美差。此一去即如困龙归大海，饿虎入深山。经过几年养精蓄锐，他终于杀了回来，大获全胜，夺了江山。
　　抗战初之中共亦如当年光武帝，不计前嫌，但求合作；不求伴如虎之君，但求顿开金锁，插翅高飞。
　　四、敌后是中共兵源所在。
　　敌后遭日寇侵凌，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到处有自发的群众武装，而缺乏
　　组织，缺乏正确的领导。此时中共开赴敌后，树起抗日大旗，将各路抗日武装召之门下，整编改造，同时又更广泛地发动群众，动员号召参军，组织志愿兵、自卫队等，继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根据地，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八路军刚开赴前线时部队不过3万人，后来还撤回三五九旅守卫延安，到抗战胜利时，八路军就发展到120余万人，还有民兵、游击队等地方武装未计在内。抗战八年，中共军队发展了40倍，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中央根据地也搞了将近八年，不过只有十多万人枪。可见只有打到敌后去，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才是中共的出路。
　　五、打到敌后去也是为了将来与国民党蒋介石争雄打下坚定的基础。
　　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既不是幼稚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陈独秀，也不是愚蠢的第二次王明路线（右）的代表王明和项英，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国共终有一争，抗日战争只是一个插曲，只是打乱了这一斗争的进程而已。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屠杀人民的本性是改不了的，他迟早是要把大刀对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仅仅在抗战中，蒋介石就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其中皖南事变，其爪牙顾祝同和上官云相就消灭了新四军军部和皖南新四军8000多人。可见只要抗战结束蒋介石就会向共产党发动全面的大规模的武装进攻。
　　毛泽东、刘少奇等深深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决定打到敌人后方去，充分发动群众，壮大我军力量，既力打败日本，也为日后与蒋作战。毛泽东说：“抗日战争快不得。”就是这个道理，必须利用抗日战争这个机会大力发展自己。到抗战胜利后，中共军队有120万人，解放区面积220万平方公里，人口1.3亿，解放区活动区域达20多个省，这是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的结果。
　　4·3“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去”
　　1937年“六七”事变爆发后，刘少奇以北方局书记身份亲临战区，指导抗战。刘少奇以敏锐的目光，透过中日双方力量对比和战局发展趋势，准确地预言抗日战争是长期的，华北不久将沦于敌手，国民党军队将大部撤出东北。届时领导和坚持华北抗战的重任，将责无旁贷地落在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肩上。据此，刘少奇提出了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初步构想。他在8月3日向华北党组织的指示信（同时上报中央）中指出：在平津附近及日军后方应普遍地发动游击战争；在我军后方加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组织民众参战，组织志愿兵、自卫军等；在战区要准备建立战区委员会等抗日政权。早在党的洛川会议之前，刘少奇就提出如此明确的行动方针，可谓深谋远虑。
　　8月下旬，日军沿平汉、平绥、津浦三大铁路干线进犯，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华北形势发发可危。刘少奇果断决定华北局将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乡村，要求“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去。”并号召城市工人、职员和学生到乡村去，同农民一起打游击。
　　刘少奇又将华北划分为开展游击战争的若干区域，并从白区派出大批干部到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开展工作，在不到二年的时间内，就先后组织了几百支游击队。
　　1937年10月，刘少奇撰写《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总结抗战初期的实践经验，从理论上对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作了深刻分析，他指出：游击战争是我党我军对日作战的主要形式。如果能动员几十万以至数百万人民武装起来坚持游击战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就有着极大的意义和光明的前途。他认为游击战争有几方面的意义：首先，“可以牵制日本极大的兵力于华北，在战略上配合华中华南正规战争。”①其次，“在华北长期坚持抗日战争，消耗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以便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②第三，“围困日本侵入内地的军队而最后歼灭之，部分地收复失地。”③第四，“给华北人民以斗争的出路，给汉奸以打击，暴露投降者的可耻面貌和民族失败主义的错误，给某些可能的对日妥协以极大的牵制。”①第五，“在游击战争继续扩大与胜利的过程中将转变到以正规战争为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最后驱逐日军出华北。”②
　　刘少奇还深入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国情和社会历史条件，比较了敌我两军各自的弱点和优点，说明了游击战争的必要性和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刘少奇说：“如果在华北能广大地发展游击战争，能执行正确的战略战术与正确的政策，那末敌人愈深入中国内地，他的后方联络就愈困难，..我们就可以围困深入内地的敌人，便于主力部队去消灭这部分敌人，收复被敌人占驻的一些地区。”③
　　①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载《刘少奇选集》上卷，P80—89。②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载《刘少奇选集》上卷，P80—89。①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②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
　　针对当时普遍的失败情绪和对游击战争的怀疑论调，刘少奇指出：“游击队能够对付超过自己数倍的优势敌人，井能打胜仗，东北义勇军的经验和八路军过去的全部经验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在华北数十万正规军不能战胜的敌人，但数十万游击队是能战胜的，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是有着光明前途的。”④
　　但游击战争怎样取得战争的主导权，游击队如何才能取得胜利呢？刘少奇明确指出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即：（一）“正确的战略战术”；（二）“取得人民充分的有组织的帮助，隐蔽自己的行动，了解敌情，并从人民中取汲给养和补充，否则游击队不独不能胜利，而且不能存在”；（三）“在各方面都要有正确的政策，代表人民的利益与意志，取得人民充分的有组织的帮助”；（四）“有很好的政治纪律和军事纪律，并实现官长与士兵的平等，保证各种政策的正确执行。”①
　　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刘少奇还注意研究和创造各种有效的反“扫荡”战术。
　　刘少奇认识到，由于各地区的具体环境和条件不同，游击队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必须有所区别。在八路军游击队可以公开活动的地方，游击队可以着军服。在不能公开活动的地区，则应着便装，昼伏夜出，并以极少数人为单位活动。而在完全的敌占区，则应组织不脱离生产的武装队，平时人枪完全隐蔽，队员有“良民证”，必要时夜间出动，如有敌人来搜查、则分散转移。这样就可以发挥游击队小股、分散、隐蔽的特长，使敌人的清乡、“扫荡”政策难以奏效。
　　在战术上，刘少奇还提出了后来在河北、山东一带广为采用的“翻边战术”，即当敌人合击与反复'扫荡’时，主力应切实避免与敌人作战，不要去企图阻击或打击敌之一路，而应分散向四周边区及敌占区行动，主动地打击敌人空虚的据点及交通，或择地隐蔽，只留小部队在中心区游击周旋，待敌撤退时，主力再转回中心区。
　　刘少奇还注意发现和推广人民群众在对敌斗争中的新方法、新战术。例如，冀中人民发明了地道战，太岳地区人民发明了地雷战，刘少奇就非常重视，并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地道战的斗争形式，古今中外都还没有这种经验，完全是群众的伟大创造，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我看可以坚持下去，并且可以大大地发展。地雷战也可说是群众创造的一种较突出的斗争形式，很值得我们重视。他还和当地军区领导一道研究地道战和地雷战，提出不少改进和完善办法，使之成为一种对敌斗争的巧妙战法。后来刘少奇又把这些经验写成《华北对敌斗争的经验》，发给陈毅和张云逸，要求新四军也能结合实际加以运用和推广。
　　正是因为刘少奇对抗日游击战争，对抗战的长期政策问题上的远见卓识，所以，当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写出初稿后，就请刘少奇审读，广泛听取他的修改意见。
　　③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④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①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
　　4·4抗日战争中期刘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虽不长于横刀立马，临敌布阵，却擅长于战略上的运
　　战争造就了一批批卓越的军事家，因为战争首先造成了一种研究战争的气氛。从1927年中国共产党公开独立地打出自己的旗帜，拉出自己的队伍那一天起，研究战争的规律、研究战略战术便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要务，因为战争失败，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便受到极大的威胁。全党都要经受战争的考验。党内几乎人人都在研究战争，成了当时的一个显著特点。而战略战术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他在党内说话的份量。毛泽东之所以成为全党领袖，除了他优秀的政治品格，坚定的革命斗志和不可抗拒的人格魅力外，其天才的军事指挥才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与此同时的中共巨头张闻天，论其政治理论素质，马克思主义水平，决不在毛泽东之下，但由于其军事才能的平庸，终于逐步退出中共政治舞台。
　　刘少奇作为一代人杰，虽不长于横刀立马，临敌布阵，但擅长于战略上的运筹。抗日战争中期刘少奇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决非虚誉。毛泽东在完成其名作《论持久战》以后，首先拿给刘少奇征求意见，足见其对刘的器重。
　　在华北抗日战争的大方向上，刘少奇主张大打游击战，此举甚得毛泽东之旨。刘说，游击战争不能完全依靠正规军队来打，而要由人民自己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来打。
　　对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刘少奇也作了深入的研究，他主张不要照搬内战时期的经验与做法，应该重视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根据不同的条件及时总结出新的战术和战法。例如在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上，抗战初期，毛泽东指出，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而随着战争的发展，国民党一次又一次地挑起反共磨擦，我们的游击队不仅要抗击日寇的“扫荡”，而且经常要与顽固派作战。根据这种情况的变化，刘少奇及时提出民族战争和反磨擦战争须有不同的战术指挥原则。他说：对日战争的指挥原则，是在战略统一指挥下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反磨擦战争的指挥原则，是在战略、战役以至战术都要统一指挥，特别是在政策上，更须要统一。
　　刘少奇这一新的提法并非标新立异，前是极富深意的，因为在对日作战中，打击的对象是日寇，为了彻底消灭这个凶恶敌人，必须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因此，在战略上的统一指挥下发挥战役和战斗中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力求多歼灭敌人就显得非常必要。而在反磨擦战争中，同国民党的矛盾斗争涉及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不是单纯的军事斗争，而是具有复杂的政治斗争色彩。因此，对一个战役或战斗的指挥，不仅关系到军事上的胜负，而且直接影响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这就要求不仅在战略上要统一指挥，而且在战役和战斗中也要统一指挥，要按中央统一制定的政策行事，才能保证通过反磨擦战争，达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刘少奇强烈批评了那种不考虑战役和战术的统一指挥，认为可以打时就打，不可以打时就不打，或随便转移方向，擅自指挥部队行动的做法，认为这样必将使战争遭到不应有的损失。
　　4·5要抵抗日军的进攻，就必须彻底改造抗日军队
　　抗战爆发后，新的形势要求各党各派加强自身改造，以便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对于军队也是一样，抗战初期，中国国内有各种各样的军队，既有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的纪律严明、组织严密，为了人民大众翻身解放而奋斗的红军，也有国民党新军阀所统率的军队，甚至还有旧封建军阀阎锡山、马鸿逵等的军队，这些军队组织方式不一，建立方式迥异，武器装备也是参差不齐，而日本侵华军队是按现代战争要求训练出来的，装备优良，我国参加抗日的军队要抵抗日军的进攻，必须进行改造。刘少奇说，抗日军队如不进行彻底改造，就不能胜利与发展，甚至不能生存。
　　如何改造有限军队呢？刘少奇开出的药方是：
　　首先，必须加强对部队的政治教育，在政治上巩固部队，加强纪律，并提高对日作战的勇气与牺牲精神，一支军队最重要的是士气，而士气来源于纪律和信心，如果政治上松垮，纪律上松弛，行动上拖拉，没有斗志，没有拼命精神，这样的军队是没有战牛力的，即使数量众多，那也只是乌合之众，不会有什么作为。
　　其次，要改善士兵待遇，实现官兵平等。禁止打骂虐待士兵，废除肉刑，实现长官与士兵平等。之所以作如此要求，是因为游击战争是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进行的，士兵不是雇佣兵，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抗日救国而来。因此，不能把士兵不当人看待，肆意打骂与虐待，刘少奇警告说，一个抗日部队如果继续保留过去军阀主义的一切恶习，这个部队逃亡的必然很多，没有人愿意到这个部队当兵，这个部队也不能高度发扬士兵的英勇精神与敌人作战，这佯的部队终究是不能胜利甚至不能生存的。
　　第三，部队中必须实行经济公开，由士兵们推举公正廉明的代表管理监督，这样就可以防止贪污腐化的人中饱私囊，损害士兵的实际利益。经济公开以后，即使给养困难，士兵也能理解，不会产生怨恨，不致闹事。
　　第四，必须严格淘汰那些对抗战动摇与不坚定的分子，因为这些人动摇军心士气，对抗日队伍起腐化作用，只有清除他们，才能使部队坚持长期抗日，直至取得胜利。
　　刘少奇表示，共产党主张有上述缺点的部队要进行改造，并愿尽一切可能帮助友军的改造，同样，共产党虚心吸取友军的特长和好的经验，来改造自己的部队。
　　4·6华中“向东发展，向西防御”，黄桥战役歼敌16个主力团
　　领兵打仗最重要的莫过于正确地判断敌我形势，因为只有形势判断正确，才会产生正确的决心，才会走上胜利之路。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流的军事谋略家，刘少奇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从而使其对战争态势、敌我力量对比的判断十分准确。纵观刘少奇参与战场指挥的几年中所作的几次战略决策，无不来自于其对战场的正确判断，抗战中期刘少奇决定华中地区的基本方针——“向东发展，向西防御”即是其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产物。
　　1939年，党中央委派刘少奇率中原局进入华中敌后，统一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华中敌后斗争。
　　这年11月初，刘少奇抵达豫皖边的新兴集，向新四军第六支队和地方党领导人彭雪枫、吴芝圃等传达了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意图，同时就创建豫皖苏边根据地的任务、发展方向和斗争策略等问题，作了明确指示和具体部署，同月，刘少奇继续南下，进驻皖东藕塘新四军江北指挥所驻地，与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等会合，指挥江北对敌斗争。
　　刘少奇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由于项英指挥失误，过分强调华中“特殊”，认为华中敌后地处水网平原，无山地为依托，难以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长期按兵不动，致使国民党以惊恐败退之军，乘虚抢占华中敌后地盘。先是戴笠和冷兴这两个特务头子，搜罗散兵游勇、土匪恶霸，聚众5万，在苏南成立“忠义救国军”，控制苏南大片土地。接着，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又搞了个“江南挺进军”，以1万兵力进入江南敌后。当陈毅根据党中央指示于七月间率部挺进苏南敌后时，只得艰难地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武汉失陷后，蒋介石又命第24集团军总司令韩德勤为江苏省主席，率第89军进入苏北敌后。韩德勤利用其合法地位，大力招兵买马，很快发展到10万之众。此时皖西有安徽省主席、第2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属桂系）盘踞。而项英却一直率军部和新四军主力守着皖南弹丸之地，前有日寇，后有顽匪，处于敌顽夹击之中，战略地位极其危险。
　　面对新四军这个艰难处境，刘少奇没有灰心。在东进途中，他广泛接触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一方面向他们宣传解释党中央大力发展华中的方针政策和具体部署，一方面向他们了解情况，了解敌我顽三方力量对比，了解部队组织建设，了解当地群众组织发动及生活安排。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刘少奇作出向东发展的战略决策，号召我军“向东，向东，再向东”。
　　在刘少奇的正确指导下，皖江、皖东北、豫皖东根据地迅猛发展，不仅粉碎了日伪军数次“扫荡”，而且打退了桂系李品仙部和苏北韩德勤部的几次围攻。这三个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完全隔断了苏北韩德勤与皖西李品仙部的联系，使韩德勤处于孤立无援、被动挨打境地，造成了我军开辟苏北根据地的有利态势。
　　在掌握了华中主动权后，刘少奇建议党中央，派八路军一部南下，令江南新四军渡江北上，协同经营苏北，这个方案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
　　黄克诚率八路军第2纵队南下，1940年6月抵达豫皖苏根据地，与第六支队会合。与此同时，陈毅、粟裕也率新四军江南部队主力开始渡江北上，准备东进。在此形势下，刘少奇确定了进一步发展华中的基本策略：“向东发展，向西防御。”
　　这个战略决策高明之处在于：集中力量发展苏北，避免两面作战，要想两只拳头打人是困难的，更何况对处于弱小地位的新四军！所以刘少奇选择韩德勤开刀，这一方面是因为韩德勤较之李品仙更顽固，磨擦更卖力，另一方面也因韩顽虽自称拥兵十万，其实大都系乌合之众，战斗力较李部为弱。另外攻击韩部则李部增援可能小，即使增援，有我淮北根据地的阻隔也难奏效。所以刘少奇决定集中力量打击韩德勤，而对皖西李品仙基本持守势，留一部防御。
　　为了实现这一部署，刘少奇决定将八路军第二纵队、新四军第六支队以及皖东北的所有八路军部队，先后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四、第五纵队，第四纵队以彭雪枫为司令员，执行向西防御任务；第五纵队以黄克诚为司令员兼政委，执行向东发展任务，协同陈（毅）粟（裕）部开辟苏北。
　　根据刘少奇的具体指示，彭雪枫率第四纵队进军蒙城、怀远、风台地区，开辟了淮北根据地，与皖东（淮南）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南北协同，加强了对李品仙部的防御，第五纵队在黄克诚的领导下，东渡运河，开辟淮海根据地，在韩顽侧背插上一刀，并沟通了华中与华北的战略联系。陈毅、粟裕率新四军江南部队主力在郭村取得了初战胜利，并争得泰州地方实力派李明扬的中立。尔后乘胜东进，开辟了黄桥地区根据地。这样，我军就从西北面和南面对盘踞苏北的韩德勤部形成了战略包围形势。
　　为了既能恪守不打第一炮的反磨擦原则，又能消灭韩德勤部主力，刘少奇命张爱萍率小股力量坚守孤城以诱敌。韩德勤在中共无声的进攻面前，没法沉住气，终于出击，却不料在黄桥落入刘少奇预设陷阱。为了保障陈、粟部黄桥决战的胜利，刘少奇还指挥淮海地区八路军第五纵队和皖东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主力，不借一切代价，全力增援。黄桥战役共歼韩德勤嫡系第89军和独立第六旅等部共16个主力团，计1.1万余人。
　　在新四军进行黄桥战役的同时，皖西李品仙部因彭雪枫的看护也不敢乱动，只能坐视韩顽主力被歼。
　　华中“向西防御，向东发展”的战略部署至黄桥决战得到完全的实现。黄桥决战后新四军八路军会师于盐城附近，在刘少奇领导下，苏北抗日根据地很快建成，盐城成了“小延安”，中央交给的“发展华中”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
　　4·7抛砖引玉，诱敌上钩，打开苏北局面
　　抗战初期，新四军在项英的错误指挥下，局面始终没有打开，根据地狭小，队伍也没有发展壮大。于是，中央决定成立中原局，由刘少奇挂帅，同时撤销王明领导的长江局。
　　刘少奇为了打开中原局面，决定首先解决苏北问题，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使八路军和新四军打成一片。
　　当时苏北在韩德勤手中，韩虽是磨擦专家，反共老手，但他名为国民党江苏省主席，摆开阵势，从他手里硬抢苏北这块地盘是不行的，因为这会破坏统一战线，予敌以口实，导致政治上被动。
　　刘少奇的妙计是诱使韩德勤主动进攻，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自卫，消灭他们。敌伪要进攻新四军是他们既定的政策，这是可以消灭他们的大前提，关键是如何巧设陷阱，诱敌上钩。
　　据叶飞将军回忆，当时刘少奇召集叶飞、张爱萍等新四军干将开会，他铺开地图，一边指点一边说：“中央已抽调山东八路军黄克诚纵队南下，已经到了陇海路边。江北指挥部在皖东，四、五支队部署已经展开，江南部队也准备到江北。我们在北面，西面和南面的部队已快靠拢了。要解决苏北问题，必须有一支坚强有力的部队引顽固派来围攻我们，孤军坚守一个星期，充分暴露了是顽固派猖狂进攻，衅由使开，我军就可以增援，八路军部队南下，皖东部队向东，江南部队向北，到苏北把韩德勤搞掉。”
　　刘少奇决定由叶飞担负起这个引敌围攻、孤军坚守、待援歼敌的任务。叶飞考虑只有两个团的兵力，而韩德勤有十多万人，兵力太少，守一个星期可以，一个星期后怎么办没有把握。刘少奇说，三国时吴魏交兵，甘宁被围困在彝陂城内，周瑜亲自提兵救援，留下陵德守城，当时陵德约以十日为期，说十天之内还可以担当，十天之后就不胜其任了。现在我只要你坚守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内是你的责任，一个星期之后就不是你的责任了。那时候，八路军和新四军江南部队的增援就可以到了。
　　最后，刘少奇又交代叶飞，政治上一定要有理有利才能打，不能主动打人家，要让人家打你们，你们坚守待援。一定要顽固派来进攻，我们被迫自卫，政治上才站得住。既要从韩德勤手里把苏北夺回来，又不能主动去进攻人家，文章难做就在这里。刘少奇反复交待要把握好这个分寸。实践中，叶飞坚决执行刘少奇的指示，固守待援，吸引韩德勤，并诱使他打了第一枪。
　　在随后的郭村保卫战中，新四军击退了李长江的反共进攻，争取了李明扬的中立，造成了我军东进抗日的有利态势。1940年10月，韩德勤大举进攻黄桥，两军决战，苏北我军歼灭了韩德勤主力。刘少奇抛砖引玉的计划得到完全的实现，苏北局面也已打开。
　　4·8“有理，有利，就坚决打垮他”，王炎夏赔了夫人又折兵
　　1940年夏，刘少奇随新四军张爱萍部在行军途中遇到顽军江苏省保安队第一纵队司令王炎夏的阻击。当时日寇从两面对我进行“扫荡”，北面是日寇据点，南面是洪泽湖，形势非常紧迫。纵队几个领导商议，认为要摆脱当前的困境，只有一条路，就是坚决打垮王炎夏的进攻。
　　张爱萍把敌情和我们的困难处境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一面听着，一面看地图，脸色仍很开朗、平静。等张爱萍说完，他微微点了点头说：“是很困难啊，你看该怎么办好呢？”这就是刘少奇的领导风格，他总是首先征询下级的意见。
　　张说：“看来，不反击是不行了。王炎夏常和我们闹磨擦，这家伙竟公开对我们进行武装进攻，是狠狠给他回击的时候了！”
　　刘少奇很赞成他说：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毛主席指示我们的。我们在反击日本鬼子的“扫荡”，顽固分子却趁机向我们进攻，这就逼得我们不得不自卫了，因此，打他，我们是有理由的。这一点也一定要给干部，特别是战士讲清楚。
　　刘少奇接着问：你们部队同王炎夏的力量对比怎么样？张爱萍告诉他：我军有三个主力团，一个独立团，另外还有几支小游击队，其中两个战斗力较强，打败过日本鬼子，也打垮过顽固分子安徽省主席李品仙派来闹磨擦的马警亭两个团的进攻。这次由于要以一部分力量牵制日寇，要歼灭王炎夏八个团是有困难的，但是打垮他，把他们赶出我们根据地是可能的。
　　接着，刘少奇又问了部队的政治情绪和有关作战等问题，然后平静他说：现在情况的确很严重，但是，打了，情况就会变好的。..我们既然有理又有利，就坚决地打垮顽固分子的进攻！一定要把这些道理在部队里进行深入的动员。
　　在张爱萍的具体部署下，经过一天的顽强奋战，新四军终于打退了王炎夏的猖狂进攻，巩固了根据地。
　　在发展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中，刘少奇从理论到实践解决了“不打第一枪”的问题。他指出，我军向敌后挺迸，是为了消灭敌寇伪军，收复失地，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然而，首先遇到的却是顽军向我们进攻，搞磨擦，而我们则是被迫自卫反击，这绝不是我们打第一枪。因此，我们不必顾虑，而应该坚决地放胆地挺进敌后。整个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也正是运用这一原则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4·9“吾宁斗智，而不斗力”
　　楚汉相争时，刘邦长期处于下风，常常守住城垣不出。有一次，项羽攻到城下，对刘邦说，“天下生灵涂炭，怨声载道，皆因我二人之争。我们不妨在城下来个单打独斗，以决胜负，以解生民倒悬之苦。”刘邦不为所动，拉着胡须不慌不忙地笑道：“吾宁斗智，而不斗力！”正是这个斗智而不斗力的刘邦最终兵围该下，逼得那个好勇蛮狠、没有头脑的项羽自刎乌江。
　　两千多年前中国高明的谋略家就知道在自己处于劣势时只能与敌人斗智（计谋）而不能斗力（实力），两千多年后，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第一流的谋略家继承了这一好的传统，在与日寇和国民党的斗争中运用各种巧妙办法，从而引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22年中，绝大部分时间内处于劣势，甚至于极端的劣势。因此，同强大的敌人进行斗争的要诀是：不仅要善于消灭敌人，还要善于保护自己、发展自己，搞革命当然会有牺牲，夺取政权当然要付出代价，但那种杀敌三千，自损八百，与敌人拼消耗、拼实力的做法是不行的，只是正中敌人下怀。“左”倾冒险主义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不懂得革命不仅要讲原则，更要讲策略，他们只知道“御敌千国门之外”，只知道“以碉堡对碉堡”“不准敌人深入红区半步”，结果是把整个红区都搞丢了，拿自己的几条破枪与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对攻，无异于“叫化子与龙王比宝”（毛泽东语）。
　　刘少奇深感“左”倾冒险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他就是因为白区斗争无法继续下去而与中央一起撤到苏区的（中央无法在白区呆下去而撤到苏区实际上已证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失败）。在苏区，他目睹了红军怎样在艰苦的条件下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目睹了“左”倾冒险主义怎样不讲斗争策略，最终把中国革命几乎完全葬送。他懂得革命斗争不仅要对敌人狠，还要善于保护自己，所以，他在遵义会议上极力支持毛泽东，支持不仅富有斗争精神，更讲斗争技巧的毛泽东，他知道毛泽东的道路才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作为一代大谋略家，刘少奇非常注重与敌人斗争的策略、方法，不论是在白区、红区，不管是在抗日前线，或解放战争初期出兵东北，他总是教导部下不要与敌人硬拼，那种把自己的家底全押上的做法是愚不可及的。革命是长期的任务，不但要学会消灭敌人，更要学会保存自己。革命有进有退，有高潮，也有低潮，要学会迂回、学会包抄。在自己处于优势时当然要努力消灭敌人，但在自己处于劣时则不要碰硬，要勇于退却，主动退却绝不是逃跑主义，而是为了以后更有力地消灭敌人。
　　据张爱萍将军回忆，刘少奇在华中抗日前线时，曾多次教导他们不要只同敌人斗力。刘少奇说，我们是打游击战，不仅要学会歼灭敌人，还要学会保存自己，只有这佯，才能更多地消灭敌人，不然，自己都没有了，拿什么去消灭敌人呢？游击战更要把同敌人斗力和斗智结合起来，只同敌人斗力是不够的。
　　一次战斗中，张爱萍亲到前线侦察，结果被敌人打中，幸亏穿的羊皮短袄护着，背上只受了一点挫伤，刘少奇知道后，非看看伤口不可，又叫医生上药，未了严肃而含蓄他说：人家要你当指挥员嘛，哪里是叫你当一个侦察兵！在一次战斗里，指挥员的伤亡对战斗胜负的影响是不同于一个战士的。
　　羊皮袄是不能经常保险的。
　　刘少奇不与敌人斗力的谋略不仅运用于战役、战斗的指导上，而战略的指挥上更是如此，1945年出兵东北的过程体现了他这一谋略的思想。
　　当解放军以东北人民自治军名义在东北活动时形势非常好，苏军即将撤走，而国民党军还未到达。党内当时从上到下都有独占东北的企图。但三个月后，即1945年11月，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海军空军的帮助下蜂拥而来，而苏军根据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许解放军在东北各大城市活动，必须把沈阳等大城市让与国民党军队，如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开火，则苏军将向解放军发起攻击。东北局有些领导还不愿退出大城市，当时代毛泽冻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再一次运用“吾宁斗智而不斗力”的谋略，坚决指示东北解放军不与敌人决战，应迅速撤出大城市，转移到中长路外围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刘少奇形象地将这一战略思想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了这一弱者先让一步的正确，因为在一个小小的四平，中共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国民党悍将陈明仁的一个师居然阻止了林彪的七个师！可见东北我军在武器装备、人员素质上有待进一步提高，如此时即与国民党对攻，打消耗战，无疑正台蒋介石之意，而刘少奇让出中长路沿线大城市拉长了蒋之战线，分散了蒋之兵力，利于我在日后将敌各个击破。
　　蒋介石也可称是一个枭雄，他在控制地方军阀实力派方面是成功的，但在与共产党较量中却处处陷于被动，之所以如此，不是蒋之将士不卖力，而是因为中共领导人战略战术高明，非蒋所及。
　　4·10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奠定了国共大决战中共产党人胜利的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应邀赴重庆谈判，委托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大约三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回延安后，因疲劳过度，又休息了一段时间，直到年底），刘少奇正确分析了当时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抓住时机，果断决策，调整部署，及时地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规定我党我军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和阻止国民党北进，继续大量消灭日伪军，完全控制热河、察哈尔省，发展和控制东北，把东北变成中国革命巩固的战略基地。这一决策使我党由抗日战争向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中处于极有利的态势。
　　1945年8月，苏联宣布对日作战，日寇随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八路军总部命令原在冀热辽坚持抗战的李运昌部立即挺进东北，配合苏军作战，收缴敌伪武器，接管东北城市，维持社会治安。李运昌接到命令后，立即分几路进军东北，一路接管了绥申，打下了山海关，解放了锦州，沿途共接管了13个县。接着进驻沈阳。
　　当时，沈阳局势极为复杂，为了能得到党中央对东北工作的指示，冀热辽军区前委决定派沈阳卫戍司令员曾克林飞赴延安直接向党中央汇报。
　　9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听取曾克林的汇报，刘少奇说，为了力争控制东北，中央准备派大批干部和主力部队向东北开进，但因不知道具体情况，下不了决心。
　　在听取曾克林一个小时汇报后，刘少奇说：东北是战略要地，北靠苏联，东接朝鲜，西邻蒙古，有山区，有大平原，进便于攻，退便于守，可以成为我国革命的重要战略地区。东北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工业发达，国民党一定不死心，会派大量军队争夺东北。我们要和他们针锋相对，力争这个战略地区。
　　刘少奇又说：我们的部队先进去了，就站住了脚，就可以控制东北，我们掌握了东北，就能为毛主席、周副主席在重庆的谈判创造有利地位；我们有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
　　当天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刘少奇主持下，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为了加强东北的力量，完成控制东北的任务，中央决定将原来计划派到中南和华东的部队和干部改派到东北去，井从各解放区抽调10万主力部队和几万干部到东北，同时还将派20余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出关，加强东北的领导工作。
　　第二天，彭真、陈云、伍修权等就和曾克林一道飞到东北。不久，张闻天、李富春。林彪、罗荣桓、肖劲光、程子华、谭政、李立三、林枫、陶铸、刘亚楼也到了东北。中央又命令黄克诚、吕正操、肖华、邓华、万毅等率领主力部队到达东北，这样，东北就在党中央和彭真为首的东北局领导下，全面展开了接管工作。北至齐齐哈尔、佳木斯、哈尔滨，南到安东、营口、旅大，东至抚顺、吉林，西到承德、赤峰、锦州、山海关，到处都有八路军部队。队伍不断扩大，到1945年底，各解放区的出关部队（包括抗联部队）从最初的10万人，己发展到40余万人。
　　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我军歼灭了几十万国民党精锐部队，彻底解放了全东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烽火狼烟散去几十年后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刘少奇
　　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迅速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决策的英明。因为在当时东北地区国共几乎都没什么势力，可称为真空地区，谁抢先一步，占有优势，就会在以后的斗争中着着领先，所以刘少奇要“向北发展”。相反，在南方，在中原，在蒋的触角之内，因地理因素，蒋运兵快，力量强，伪军又几乎全被蒋收买，共产党与他争夺明显处于下风，所以，刘少奇主张“向南防御”，暂时不作大的动作，先按兵不动，搞好自身建设，待时机成熟再与国民党一争高下，逐鹿中原。
　　4·11“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使共产党最后得以粉碎国民党军队
　　占领东北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其中有几次反复，而解放军能最终在东北立住脚，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尽数消灭，得益于刘少奇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部署，从而避免了主力的提前决战，这一战略部署就是刘少奇生动形象地概括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由于我军早国民党军三个月进入东北，所以，东北各大城市，沈阳、长春、哈尔滨都让我军控制。但第二步该如何走呢？是把主要精力用于接管大城市，还是在更适合的地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刘少奇认为，为了在东北实现我们的战略意图，就必须队实际出发，到战略上对我有利地的地方去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1945年11月1日，在美国海军帮助下的国民党部队以14万人攻击山海关，苏军仅8000人，至16日，东北大门山海关失陷。三天后，苏军通知我东北局，要求我军退出长春铁路沿线若干里以外，长春及沿线大城市全部交给国民党政府；凡有苏军的地方，不准我军与蒋军交战。由于情况的这一变化，东北我军处于尴尬的境地，刘少奇果断提出新的战略思想。11月20日，刘少奇致电东北局：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作长久打算”；在业已建立秩序的地方，要发动群众控诉汉好及开展减租运动。国民党是不能满足东北人民的要求的。只要我们争取到广大乡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取得胜利。后来刘少奇在致重庆周恩来电中，将这一战略思想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根据这一部署，刘少奇又致电东北局并林彪等：你们部队如不能进行胜利的战斗，则应避免作战，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应将一部分主力分配去控制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和广大乡村，有重心地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
　　刘少奇这一新的战略思想不是要我军去与敌人硬拼，而是要暂时避敌锋芒；不是去同敌人硬争主要铁路及沿线大城市，而是迅速将部队主力去占领两厢的次要铁路、广大农村及中小城市，不是光靠我们军队与敌人拼，而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先壮大自己；不是马上与敌人决战，而是先在可靠的地方建立好根据地，站住脚，同敌人长期斗争；不是消极避战，而是积极准备，积蓄力量，以备反攻，最后夺取大城市。
　　这一谋略思想与刘邦入关后，“封府库”、退出咸阳以待项羽之谋略颇为相似。当时刘邦势单力孤，与项羽军力之比为1：4，如果贪富贵赖在咸阳不出，势必得罪项羽，加之小人挑拨，干戈相向势在必然。这样，得一咸阳而惹火烧身是愚笨的，于是刘邦明智地退出咸阳，入汉中为王，建立汉中根据地，图谋复出。此后，刘邦不仅复得了咸阳，而是得了整个天下。
　　事实上，刘少奇在11月21日的电报中就提到要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提供可靠的保障，使之“能够源源供给前线”，“有如汉高祖之汉中”。看来，刘少奇对刘邦夺天下这段历史是非常熟悉的，其处境也是相似的，都是敌强我弱，敌失民心，我得民心，谋略运用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其效果也如出一辙：解放军撤出大城市没多久便回到了这些城市，并随之夺取了整个天下。
　　就像当初有许多人不赞成刘邦退居关中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一样，刘少奇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东北局思想不统一，存在多种幻想，以致大军出关三个月，广大农村还没有发动和组织起来，地方政权多数不在我们手中，土匪猖獗，后院不宁，随着国民党军队源源不断开赴东北，我军在东北的局面变得严峻起来。
　　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1945年12月24日再次致电东北局，进一步强调了在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说明发动群众的极端重要。他明确指出：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是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大城市的任何企图。..你们不要在自己立足未稳之前，去企图建立在东北的优势。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这应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
　　刘少奇要求东北局乘蒋军尚未到来，迅速将主力分散，大部分从容转移到安全地带，在东、北、西满等可靠的地方，利用冬季，做好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只留小部分部队在三大城市（沈阳、长春、哈尔滨）附近发展，并准备随时撤走。只要今冬建好根据地，明春就有办法对待敌人，否则，丧失时机，全局就将陷于被动。
　　后来的历史发展完全证实了刘少奇提出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战略思想的高明和正确。我军与群众结合，在东、北、西满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同时在南满坚持斗争，对蒋军实行南拉北打、南打北拉，不断消耗敌人，壮大自己，这就为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蒋军虽然占领了长春等大城市，却从山海关伸到松花江，战线拉长，兵力分散，陷入被动挨打境地。同时，蒋介石的大批精锐部队被牵制到东北战场上，国民党政府在战争全局上也处于被动地位，计穷力绌，顾此失彼。连他的美国主于也认为这“无异开辟了一条道路，供共军最后得以粉碎政府军队。”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思想是党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它使东北根据地具有新的特色，不仅有广大的乡村，还有大批中小城市和铁路线；根据地各有依托，摆脱了长期被敌人分割包围、腹背受敌的被“围剿”的局面；而且根据地之间互相配合，共同牵制和打击敌人，使我军不久便迅速掌握了东北战场的主动权，不到一年半时间，我军转入主动进攻；之后又迅速地解放了全东北，东北根据地成了全国革命的基地。刘少奇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而灵活地改变战略部署，充分显示其过人之处。
　　4·12刘的“建立自己的家”，与毛的“根据地思想”是一致的
　　毛泽东曾撰文批评那种不要根据地打到哪算哪的“流寇主义”，认为这种革命是毫无前途的。刘少奇长期在白区工作。深知根据地（刘少奇称之为“家”）的重要。因为有了根据地，革命力量就有了立脚点，就有了发展的基础，就有了周旋的余地，就有了物资和兵力的补充；否则，部队总在敌人势力范围内转圈圈，得不到喘息和发展的机会，即使取得几个胜利也会随之丧失。抗战初期，刘少奇就认识到了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刻不容缓。1937年10月16日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一文中，刘少奇详细阐述了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问题。不久，他又与周恩来联名致电聂荣臻，要求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晋察冀边区，立即建立起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并对边区政府的名称、人选及政府职称、机构和各种法令等，一一作了指示。
　　1937年11月1日，刘少奇又与周恩来致电党中央，指出在敌后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日趋成熟，建议将华北战略区作若干划分，在晋察冀边，晋绥边、晋东南等地成立军区和军政委员会，以统一各地区的军事、政治领导，加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这个建议得到党中央的采纳，11月7日，决定成立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晋察冀军区。这是我党在敌后成立的第一个军区。1938年1月，又正式成立了晋察冀边区政府〈临时行政委员会〉，并以灵活方式，取得阎锡山的同意和南京政府的默认。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为以后备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六届六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并撤销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另成立中原局和南方局，由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担任书记。
　　经过两个多月的跋涉，1939年1月，刘少奇到达中原局机关驻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鉴于当时中原南部地区已经失陷，刘少奇立即作出大力开辟豫鄂边区的部署。决定以新四军留守竹沟的两个中队和60多名干部组成独立游击大队，由李先念率领，挺进豫鄂边之四望山、京山、应山等敌后地区，联络鄂东、鄂中一带的抗日武装力量，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这样很快打开了中原敌后地区的抗日局面。到1939年夏，中原我军由原来的几支小游击队，发展到拥有6个团队的游击兵团。同时开始在这一些县区筹建抗日民主政权，为创建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打下了胜利的基础。11月，刘少奇决定成立鄂豫边区党委，由陈少敏任区党委书记，井将豫南、鄂中、鄂东三个地区党的武装，统一整顿为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部队扩展到近万人枪，根据地建设已具不小规模。这不仅奠定了中原敌后战场格局，而且为发展华中建立起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
　　与此同时，由于项英指挥失误，华中我军处境艰难。为加强华中党的领导，保证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党中央决定，由刘少奇率中原局进入华中敌后，统一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华中敌后斗争。11月下旬，刘少奇抵达新四军江北指挥所驻地——皖东藕塘地区，与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等会合，统一指挥江北敌后斗争。
　　刘少奇在广泛了解华中敌我顽三方的基本情况后，作出大力向东发展的决策，同时制定了建设根据地的方针、任务。刘少奇生动形象地把根据地比喻为“家”，他说：打兔子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
　　地，就是抗日民主政权。他特别强调，领导干部必须明确树立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依靠群众建立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敢于反磨擦的思想。为加强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刘少奇还将原鄂豫皖省委留在大别山帮助友军工作的千余名干部悉数调回，充实基层。
　　刘少奇抓住反击取得胜利的有利时期，大刀阔斧地开展创建根据地工作。自上而下地改造和建立抗日政权，维护抗日战争，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到6月中旬，就建立了比较巩固的皖东根据地。皖东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表明没有山地为依托的平原水网地区，同样可以建立巩固的敌后根据地。
　　为了保证顺利完成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刘少奇致电党中央，建议派八路军一部南下，令新四军江南部队北上，协同经营。这个建议迅速得到党中央的批准。
　　1940年6月下旬，黄克诚奉命率领八路军第2纵队南下，支援华中，陆续抵达豫皖苏根据地，与第六支队会合。与此同时，江南新四军陈毅、粟裕率所部主力也开始渡江北上，准备东进。刘少奇审时度势，认为最后解决苏北问题的时机已趋成熟。于是进一步确定了发展华中的基本方针：“向东发展，向西防御。”对皖西桂系取守势，首先集中力量打击苏北顽敌韩德勤部，解决苏北问题，然后回头解决皖东。皖北遗留问题。黄桥一战，新四军歼敌
　　1.1万人，八路军南下纵队也直克苏北重镇盐城。10月10日，南北两部会师于盐城、东台间的白驹镇。至此，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协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基本完成。由于华中我军声威大震，各派势力纷纷联络，刘少奇抓住时机立即建立统一战线的抗日民主政权，推行抗战法令，进行民主改革，改善民生，把苏北建设成为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受命组建华中局（由中原局和东南局合并），统一领导整个华中地区（包括江南）的敌后斗争。刘少奇迅速重建新四军军部，整编和扩大新四军，作为华中对敌斗争的支柱力量。又大力发展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很快形成了以苏北为中区，包括苏南、苏中、苏北、淮北、淮南、皖中、鄂豫和浙东等根据地在内的巩固的抗战基地。
　　抗战胜利后，刘少奇在代理党中央主席的几个月中，积极经营东北，多次指示东北局彭真等要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使之“如汉高祖之汉中”。
　　1945年9月28日，刘少奇起草的中央军委电报中，明确指出“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部沿线各大城市。”10月2日，刘少奇又指示东北局速派程子华带部队去战略地位极力重要的洮南、龙江开辟工作，建立基点。以后刘少奇根据形势变化，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即占领“长春铁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其下又分东满、西满、北满三个地区，刘少奇指示要在这几个可靠的地区建立根据地。”在以后与东北局多次电示中，刘少奇反复强调要派老部队和能力强的干部在离中长路较远的通化、延吉、嫩江、黑河等地区去开辟工作，建立后方，建立工业，发动群众，组织与训练部队，开办学校，以便能建成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永久根据地。
　　刘少奇还提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几项重要措施，即：集中力量发动农民减租，解决土地问题，并组织工人群众。在已建立秩序的地方，发动群众控诉汉好。军队不论到任何地方，必须帮助群众剿匪。并要求部队作
　　好自身的整训和发展；利用冬季，整训15万野战军，建立20万地方武装，新老部队合编；划定军区；少量得力部队警戒敌人，大部剿匪，通过这些政权建设和部队建设，来达到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目的。
　　在刘少奇接触战场，参与军事指挥有限的几年中，我们注意到他特别重视根据地的建设。他多次强调只有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才有了进攻退守的基地，才会立于不败之地，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整顿和扩大军队。刘少奇这一军事谋略思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在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初期的关键性几年中的剧烈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周恩来曾由衷地称赞刘少奇“在党的历次关键性问题上，他都是正确的。”这当然也包括对他军事战略指挥天才的高度评价。确实，在天才统帅毛泽东的长期对军队的指挥下，刘少奇没有多少发挥自己军事谋略的机会，而在仅有的几次机会中，他都是临危受命，力挽狂澜，极快地扭转了颓势，为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取得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其最后一招——出兵东北，更可说是“一箭定江山”。
　　第五编工运谋略
　　刘少奇是最早从事城市工人运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一。
　　张国焘曾说过旱期的共产党人都充满了激情和狂热，而刘少奇却很少表现出那种兴奋若狂的状态。他颇带书生气，常沉思不语。大革命时期，刘主要从事工人运动，领导和参与领导了许多次大罢工。大革命失败后，刘不惧白色恐怖，先后在上海、东北、华北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刘少奇有着比共产党其他领导人更多、更系统的工人运动谋略。
　　5·1取消黄色工会的最好方式是钻到黄色工会中去改造它
　　黄色工会是共产国际对没有接受共产党领导和改造的工会的总称，与赤色工会相对。
　　我国引进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较晚，工厂管理也不健全，最初并不存在
　　工会组织，倒是社会上各种帮派组织如青帮、红帮等发挥作用，以后出现的工会仿效西方的做法。也大多由秘密帮会控制。虽然有时替工人说话，办事，如处理些红白喜事、吊丧问疾之类，但觉悟很低，没有正确的斗争目标，并不能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
　　共产国际对黄色工会是排斥的，要求各国一律在黄色工会里公开搞赤色反对派，变黄色工会为赤色工会，国内的“左”倾路线也不顾中国国情附和这种做法，要求退出黄色工会。这种错误主张遭到刘少奇的强烈反对，说这是自己把“红”帽子戴上孤立自己的错误做法。
　　刘少奇深深地认识到，大革命失败后，由于敌人的破坏和残酷镇压，以及“左”倾盲动主义危害，白区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力量大大削弱了。“黄色工会在群众中还保存着固有地位，在工人中表现的作用还有些增加。”①他主张把黄色工会的领袖和群众分开，在斗争中既要严厉对待黄色工会领袖的破坏，又要与他们的群众建立联合战线，在黄色工会中做细致的工作，把群众争取过来。
　　刘少奇指出：“如果有人主张革命反对派要退出那些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实际上就是要使我们脱离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让这部分群众去受黄色工会领导的欺骗和愚弄，结果也就维持了黄色工会的存在。”②
　　刘少奇责问“左”倾领导者说：“我们号召觉悟的工人加入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在黄色工会里面联系反对派，难道不是因为到黄色工会里面去更容易接近群众，更容易揭破黄色工会领袖的欺骗，更容易反对黄色工会领袖出卖工人利益，更容易争取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更容易消灭黄色工会吗？”③
　　在刘少奇看来，取消黄色工会的最好方式是钻到黄色工会中去改造它，有如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中。他说：“赤色工会应使自己的会员打入（或加入）那些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没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不应加入），在里面建立革命反对派，争取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当黄色工会之下的群众大多数到了反对派的领导之下，就可从黄色工会中分裂出来。”④这段话包括这样几层意思：
　　一、觉悟的工人应加入黄色工会，为的是改造它，争取群众；
　　二、只要是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我们能够到里面去接近群众、争取群众，
　　就应该加入，不管这个黄色工会是一个工厂的或几个工厂的，或是黄色工会的总工会；
　　三、在革命反对派领导了黄色工会大多数群众的时候，就可以分裂出来；
　　四、承认觉悟的工人和革命反对派在黄色工会里面去争取和接近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比在黄色工会外面要好些、容易些；
　　①刘少奇《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载《刘少奇选集》上卷，p14—18。
　　②刘少奇《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载《刘少奇选集》上卷，p14—18。
　　③刘少奇《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载《刘少奇选集》上卷，p14—18。
　　④刘少奇《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载《刘少奇选集》上卷，p14—18。
　　五、革命反对派还只在一个工厂、店铺的工人中占有大多数，但在整个黄色工会的会员中还是少数的时候，不应该分裂出来，更不应该消极地退出来。
　　刘少奇认为，当群众到处反对黄色工会时，“赤色工会和革命反对派应该和群众在一道，扩大自己独立的宣传鼓动，团结群众，领导群众，反对国民党的各派，揭破各派的欺骗，进而驱逐各派的黄色领袖，重新建立群众的赤色工会，与国民党各派断绝关系，消灭黄色工会。”
　　刘少奇还论述了加入黄色工会的一个策略问题，即公开加入黄色工会不是我们的工作走向公开，而恰恰是走向秘密。
　　但刘少奇的正确主张却不能被当时的共产国际接受，反而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且一直戴到国内（刘少奇1930年夏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次年归国），以至在相当长时期内，使一些同志不明真相，而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却据此攻击刘少奇。
　　但刘少奇不迷信权威，不畏惧压力，勇于坚持真理，在担任党中央职工部长和全总党团书记的岗位上，按照自己的正确主张，为扭转白区职工运动屡遭失败的严重状况作了巨大的努力。例如，当时从赤色职工国际传来德国人写的《罢工如作战》的小册子，介绍德、法等国公开建立“赤色反对派”的经验，刘少奇反对照搬欧洲工会的经验，使这本书没有印发。
　　5·2刘少奇是最讲究斗争策略的。该收的钱就收，该复工的时候就复工，不盲目地要求“斗争！
　　白区斗争因环境险恶，斗争对象又多，情况复杂，加之群众觉悟程度不一，所以在斗争方法，如何动员群众上是要费一番脑筋的。为了更多地争取群众，积聚力量，刘少奇主张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积极领导工人群众争取切身利益的日常斗争。“引导全体工友向劳工解放运动的正确道路前进。”
　　刘少奇反对那种不顾群众经济利益去进行空洞的政治宣传的做法，说他们只知道盲目地要求“斗争！斗争！”，却不知如何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进行合理合法的斗争。
　　“一·二八”事件后，日寇占领上海的闸北地区，日办13个纺织厂成千上万的工人无家可归，大批涌入英租界，举行反日罢工，成了“难民”。党领导组织“上海民众救国会”，上街募捐，买米做成稀饭，救济这批工人，团结了群众，扩大了革命影响。刘少奇对这一行动表示赞扬。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力声援工人群众的反日罢工，送来2000块银元，却引起党中央的一场争论。“左”倾领导人认为不能接受这笔捐款。刘少奇顶住错误意见，支持“救国会”全部接受这笔捐款。
　　国民党同日寇妥协后，上海出现了停战局面，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几万罢工工人要不要复工，中央争论得很厉害。一些“左”的领导认为复工就是“投降”，决不能复工。刘少奇却审时度势，明确指出，应该复工，因为这是关系到几万职工的生活问题，犹豫不得，复工决定做出后得到广大职工热烈拥护。
　　刘少奇讲究斗争策略和领导艺术。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劳动条件极其恶劣，为世界各国少见，因此，为工人争取经济利益势所必然，因为“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争”。
　　1926年，刘少奇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指出：今后职工运动之方针，应加强各种经济争斗。并说，工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要求某种经济上之利益。并预言，经济争斗之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之发展。
　　但刘少奇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正确主张，却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控制的党中央拒绝，反而以此为理由，批评他，称他是“右倾机会主义”、“经济主义”。但历史却一再证明了他这一策略思想的正确。
　　5·3认准斗争方向，掌握斗争节奏，注意斗争万式
　　1922年4月，刘少奇受中共湘区委员会和毛泽东的委派来到安源，和李立三一道组织和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这次罢工斗争中，刘少奇不仅体现了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勇气，而且具有高度的策略观念。
　　首先，在罢工斗争中反对“左”倾盲动，不感情用事，顾全大局，不因小失大。刘少奇的指导思想是：始终把握罢工的主要目的——改良待遇，增加工资。他坚决反对那种因一时痛快而影响罢工目的的做法。罢工开始时，洗煤台，炼焦处、修理厂。制造处等都停工了，但锅炉房和电机处却照常上班，因为这两处如停工将破坏整个矿山的生存，工人会因此而彻底失去工作的机会，使罢工毫无意义。所以，看起来这两处不罢工好像罢工不彻底，其实这是为了保证罢工目的的实现而采取的策略。
　　其次，尽可能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创造机会，减少阻碍。当时，安源红帮组织有一定实力，刘少奇便与李立三在罢工前找红帮头子喝鸡血酒.联络感情，争取他们的支持。由于他们预先做了上作，罢工中红帮没有闹事。
　　第三，在胜利时候保持清醒头脑.认识到革命的艰巨性、曲折性和阶段性。安源罢工胜利后，有的工会干部只看到眼前利益和局部的顺利形势，提出了一些过分的要求，如不断增加工资。减少工时，不切实际的将工作时间由12小时减至4小时等。不少工人自由旷工，使生产减了一半，不听管理人员的指挥，使工程受到危害。与些工友以为现在我们有俱乐部保护，闯出祸来有俱乐部承担。于是只凭自己的气愤，一意孤行。刘少奇通过深入的教育解释，使工人逐渐明白整个国民革命的利益高于工人经济的利益，工人不能以部分的暂时的利益妨碍长久的整个阶级的利益，经济利益也有最高的限度，使企业不致倒闭，资本家仍然有利可图，工人的行为要顾及“联合战线”，不要与当时的国民革命的利益冲突。
　　“二七”大罢工后，安源工人俱乐部硕果仅存，如不注意斗争策略，很可能前功尽弃。刘少奇在顺利中看到了不利，看到了同志们存在的急躁、盲动情绪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刘少奇一边写文章指出这种危害，一边帮助工会领导重新认识自己，要认识到斗争必须看情形势，讲究方式，注意节奏，不能一味蛮干。
　　认准斗争方向，掌握斗争节奏，注意斗争方式，是刘少奇在安源工作的基本点，也构成了他以后在白区工作的基本点。但当时安源工作没有注意秘密工作，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却是以公开的身份活动。1925年9月，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勾结军阀包围矿山，枪杀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海等四名工人领袖，另一主任陆沉逃跑，安源工人顿时失去有力的领导，工人运动陷于低潮。
　　5·4工会组织必须严密，工会组织必须健全
　　邓中夏曾指出我国早期工人运动有两大缺点：一是当时各地建立的工会，一般“只有上层组织，没有下层组织”，二是当时从事工人运动的同志，一般“未曾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
　　恰恰在这两个问题上，刘少奇一开始就很重视，并且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安源大罢工后，他领导安源工人俱乐部以十人为基础，选举了十代表、百代表和总代表，建立隧全了各级代表会议和工作机构，把13000多工人严密地组织起来。俱乐部还加强了对工人的教育，工人补习夜校由罢工前的一所增加到七所，经常参加学习的达2000多人。为使工人免受中间剥捌，俱乐部办起了消费合作社，共有三个分社，资产由10000元增加到50000多元。刘少奇当时指出：“工会的组织必须十分严密，极有系统。”必须注意“小的基本组织”，“杏则工会一经封闭，群众的团结也必随之涣散。”
　　安源工会俱乐部在“二七”惨案后的工人运动低潮期间还能够继续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加强了工会基层组织的建设。这个经验，对后来各地工运的发展有过重要影响。刘少奇在武汉期间，就曾针对当时工会发展过快，组织极不健全的情况，运用他在安源的经验，大力进行了工会组织的整顿和建设工作，编写了《工会基本组织》、《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等三个小册子。这是我国最早的关于工会建议的专门著作。
　　尤其可贵的是，刘少奇在安源就注意在工人中发展党团组织。在他领导下，到1925年5月，安源的党组织共有15个支部，党员由罢工前的10余人发展到300余人，约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1923年冬，他亲自担任校长，办起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所党校，为党培养了许多优秀干部。他们中有些被派到广州参加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有些被派去其他地方的工厂、农村开展革命工作，对各地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刘少奇出身于基层，他深深懂得抓好基层组织对于政权建设、组织建设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1926年，刘少奇在《工会基本组织·序言》中写道：“所谓严密的组织，就是在执行委员会之上，有真正的工人代表会；在执行委员会之下，有群众中的支部基本组织。”
　　刘少奇说，工会的会员很多，而且将不断发展，如果没有支部这类基层组织，仅仅只有工会的执行委员会以及工会这块招牌，那会员愈多，愈加散漫。这样的工会是没有战斗力的，执行委员会也无法统率群众。他打了个浅显的比方，说比如军队，如果只有一个司令部，底下没有营连排等下级组织，则这支军队就没有办法进行战争，“所以，一个工会若没有支部、小组等基层组织，或者有支部、小组而下起作用，则这个支部的组织就不健全，行动的时候就必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谈到基层工会组织的重要性时，刘少奇反复强调，支部、小组是工会的基础，工会是建筑在支部、小组之上，支部、小组如果不牢靠，工会的基础就下牢靠”；“有了好的支部和小组，工会的基础就有了保障。”
　　在讲到建立基层工会组织的必要性时，刘少奇提出了三点理由：一是行动非常敏捷便利。白区斗争紧急的事情常有发生，执行委员会一旦作出决议，即刻通知各支部及组长与会员，在几个小时内，一传十，十传百，全体会员便可一齐动作，而在形式上下费什么手续，否则，开大会、发传单，贴布告，
　　兴师动众，大张旗鼓，既不隐秘，又事倍功半，有时还延误时机，造成巨大损失。
　　二是行动秘密，敌人难于破坏。建立基层组织后，备方面消息灵通，行动迅速而隐秘，不致为敌人所破坏，即使有所破坏，也不会全盘瘫痪，只可能个别受损，而且易于恢复。
　　三是便于工会对工人进行训练和教育。有了基层组织，工会容易了解工人的真实情况，工会的工作也会经常向支部、小组通报，使工会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密切起来，避免产生误会和隔膜，对于团结群众也有极大的好处。
　　而工会如果没有支部、小组等基层组织，工会的行动便无法保密，联系不紧密，行动也不快捷，工人的训练与教育难以施行，工会内部消息不灵通，情形隔阂，这样的工会是没有战斗力的，要实现团结也是很难的。
　　5·5不讲斗争策略，就会把同志送到敌人屠刀下，所以必须组织最好的工会
　　1922年9月，刘少奇由毛泽东派至安源工作。他与李立三一起，领导和组织了安源工人运动。在“二七”惨案后各地工人运动受到很大推残的情况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巍然独存，被誉为“硕果仅存”。邓中夏称赞它是“组织最好的工会”，称赞刘少奇是“工人阶级的最勇敢的一位战士。”
　　刘少奇到苏区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当时王首道担任中央苏区湘赣省委书记，请他对湘赣区的职工会工作给以指导。刘少奇说：一句话，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苏区职工运动不能套白区的办法，应当以动员工人支援革命战争为中心工作。当王首道问到自区工作的情况时，他皱了一下眉，坚毅地说：搞革命都要从实际情况出发确定方针，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讲斗争策略，不做秘密工作，不积蓄力量，隐蔽精干，把我们多少好同志都送到敌人屠刀下，怎么会不吃大亏？他赞佩毛泽东“保存有生力量”，“赚钱就干，折本不来”的斗争方针。
　　刘少奇提出、在城市中，如果首先把职工组织起来，那就等于组织了人民的大多数。工会工作很重要，而要组织最好的工会，就必须派最强的干部去搞工会工作。
　　刘少奇提议，北京由彭真去做市工会主任，大津由黄火青做工会主任。这两人都系一时人杰，党性强，理论水平高，对敌斗争狠，办事精细，善于处理各种关系，在群众中威信极高。用他们去主持京、津两地工会工作，既表现了刘少奇识人高明，也表明了他对工会工作的重视，体现了他用最好的干部去组织最好的工会的观点。
　　5·6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
　　党在解放区的工运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方针对于当时稳定劳资双方，恢复和发展生产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刘少奇一向重视企业的民主管理，一再指出：发展生产，办好企业，必须吸引职工参加企业管理，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1949年5月，刘少奇在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所有工厂，所有铁路，都要组织工厂管理委员会，都必须把所有情况告诉工人。工人阶级既是领导阶级，就必须有个领导地位。他要求工会要积极抓好工厂管理民主化，并且指出，职工代表会议，也就是工会的组织。
　　正是根据刘少奇的讲话精神和六次苏大决议，华北职工代表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的实施细则，由华北人民政府颁布执行，成为当时各个省市推行工厂管理民主化的指导性文件，对改造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起了重要作用。
　　1957年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向工会八大的祝词中，针对企业实行一长制大大削弱了企业民主管理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在企业中要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在企业中已经开始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扩大企业民主的有效形式。这种以办好企业为目的的广泛民主，不但不妨碍企业行政领导的集中，而且更是为了加强集中。
　　1966年全总八届六次执委会上，刘少奇尖锐批评工会不反映情况，要求工会起到党同职工群众之问的渠道作用。批评那种“工会信仰高，厂长怎么办？”的想法。
　　刘少奇说，一个工会，如果没有真正的工人代表会，这个工会就不能接近群众，就不是工人的工会，就变成了少数领袖的工会。工人与工会，一有隔膜，工会的团结就不坚固了，敌人乘隙进攻，从事破坏，制造谣言，煽惑群众，工会前途因而危险。所以代表会是任何工会不可缺少的组织。没有代表会，工会就危险，有了代表会，工会就坚固。
　　第六编党建谋略
　　如果说毛泽东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新的东方伦理的哲学家”，那么刘少奇更像一位把马克思主义化为对共产党员的实际要求的设计师。
　　早在延安时期，刘就开始探索共产党的自身建设问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党建的经典文献。入主北京后，为了共产党政权的长治久安，刘又提出了党员应该更严格地要求自己的八项要求和八项条件。为防止共产党的官僚化和贪污腐败，刘更是弹精竭虑。
　　刘少奇是共产党领袖中重视党建的第一人。
　　6·1把一切具体工作提高到政治任务的水平
　　抗战初期，党内、军内还没有形成一套能够协调内部、统一行动的工作方法，有不少人因不懂政策、不懂纪律、不会工作而苦恼，针对广大青年干部中存在的问题，1939年，刘少奇来到新四军游击队第六支队，给干部讲演《自由与必然，强迫与自愿统一》。
　　刘少奇首先用通俗的语言，严密的逻辑，辩证地论证了党组织是怎样的一个充满矛盾的统一体，论证了为什么党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他说，人的行动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当人们对于决定他的行动的客观条件没有正确认识的时候，他的行动虽然是自愿的，但又是被迫的，处于被动状态，往往犯错误。当人们正确认识了客观条件的时候，他的行动就主动了，自由了，错误就少了。
　　刘少奇说，工人作工，农民种田，我们参加抗日战争以及做多种工作，都是被迫的，但又是自愿的。大家参加抗日，是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大家到新四军来受共产党的领导，又是自愿的，难道是谁强迫你们找共产党、新四军的吗？这就是强迫与自愿的统一。
　　刘少奇又说，各种工作都是需要人做的。党在分配工作的时候，当然要考虑个人的能力和专长，征求个人意见。但是，当着某一件工作急需要人做的时候，就往往直接命令你去做，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了。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组织。不服从的话，党就给你纪律处分。那么，怎样去解决个人愿望与组织决定之间的矛盾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一切具体工作提高到政治任务的水平”。在遇到这种矛盾的时候，个人应当首先考虑党的需要，群众的需要，民族解放事业的需要，这样，你就会努力学习，做好这项工作。当你掌握了这项规律的时候，你就自由了，就会做出成绩，从而热爱这一工作，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做出贡献。恩格斯说：“自由是对于必然性的认识”。农民有种地的自由，因为他掌握了作物生长的规律；会游泳的人有游泳的自由，因为他掌握了水的规律；共产党有抗战的自由，因为毛泽东同志把握了抗日战争的规律。
　　正是这种“把具体工作提高到政治任务水平”的工作方法，使党员干部在完成党交给的各项工作时毫无怨言。
　　6·2处理项英问题内外有别
　　刘少奇不仅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的实践经验，也有着高超的党内斗争艺术，不仅讲原则，讲党性，更讲策略，讲方法。如新四军处理项英问题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党内斗争技巧。
　　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同时组建中原局，任命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新四军后，主要任务是肃清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新四军中的影响，主要是纠正其代表人物项英的错误。
　　刘少奇首先向新囚军主要领导成员邓子恢、叶飞等人通报了中央决定，指出了项英所犯错误，意在首先在高层通气，使大家有所准备。为了使他们了解情况，刘少奇还拿出党中央与东南局项英来往的电报，叶飞等人向刘少奇提出一个问题：回去怎么办？过去的做法不对，可那是项英同志指示的，在江南也是这样执行的。现在要改变，就说明那是错误的。可是项英同志的错误又暂不公布，回去怎么讲呢？刘少奇说，你这问题提得好。并告诉叶飞：“你回去后，从检查自己活动地区来提问题。介绍这次到皖东来的所见所闻，说皖东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县长是新四军担任的，出布告明示减租减息，放手发动群众，然后对照你们自己活动的地区做得对不对。总之，是要贯彻中央的正确路线，但是不要去牵涉皖南，更不要去牵涉江南。”
　　黄桥决战后，苏北局面打开，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移至苏北盐城，与陈毅会合，除连续催促项英率部北上外，还预作警告：在华中磨擦日益尖锐的条件下，顽固派有可能利用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进攻，因此，军部及江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被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毅靠拢，再向苏北转移。而琐英却与顾谈判，屈从于顽固派“叶（飞）张（云逸）两部南下”的无理要求。项英电报中央，提出“在某种情况下，叶飞补允南调。诸叶孙部南调，以加驻皖南力量。”少奇坚决反对项英的错误主张。他在4月24日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我方如果同意叶飞部南调，还有什么理由去苏北？”
　　刘少奇和中央一直在争取项英，对于他的谈话，党内不予公布，以争取他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把江南1万新四军带至江北。后来中央决定东南局井于中原局，成立华中局，刘少奇为书记。项英在皖南迟迟不愿过江，终于导致皖南事变的发生。
　　刘少奇闻知事变发生后，对外痛斥反共亲日派的严重罪行，而在对内干部会议上则指出“皖南党内个别领导同志所犯严重错误”。以示内外有别，巩固党的团结。在以后处理皖南事变遗留问题时，作为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作出了这样的总结：在部队入皖南的最初一个时期，是客观条件最利我方发展的时期，因此，在皖南对部队的发展，及对部队的整训，是有成绩的，地下工作亦有显著的成绩。但是它的发展还未能达到应有的程度，在建军中亦未明白提出建设我军的口号，而只提出建设所谓统一战线的军队。又在执行北移命令中，则为亲日派所暗算，以致大部损失。
　　为什么被亲日派暗算呢，刘少奇分析有以下原因：一、由于皖南个别党的负责同志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最初就犯了类似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过分地将就大资产阶级，不与大资产阶级的反动动摇作斗争；过分地相信大资产阶级，以致失去自己的独立性，没有在党内部队内进行思想上组织上应付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二、违背中央的战略方向，违背中央的指示，没有积
　　极向敌后发展，对敌后抗战信心不够，株守皖南，以致造成亲日派包围的恶劣形势。三、过早地提出精兵口号，没有充分发展部队，反对建立根据地，认为这在华中是不可能的，强调华中的特殊性，拒绝华北的宝贵经验。四、在北移中军事上的部置与指挥基本上是错误的。
　　刘少奇对项英的处理做到党内党外有别，分寸把握有度，有利于团结同志，打击敌人。
　　6·3搞五湖四海
　　蒋介石在大陆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大搞派系。当然，他在台湾反省时并未谴责自己，而是一味责怪他人，他说国民党内“论派系不论政策，论地域的关系，不论工作的需要。”因此，“内部不能精诚团结，不以服务为目的，而以夺取为目的，予奸匪以的可乘之机。”但他自己却只认黄埔学生、浙江老乡，若二者兼而有之，则天子门生可以青云直上。
　　共产党内也有“山头”，但共产党不搞山头主义，共产党对于山头的处理方式是：承认之，削弱之，消灭之。在消灭“山头”的过程中，在处理军内存在的不协调的问题上，刘少奇以身作则，做了大量工作，其主要策略思想就是搞五湖四海，团结多方面同志。
　　刘少奇长期领导白区地下党工作，并担任过新四军政委，以后他到了延安，又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马列学院院长、中央党校校长，可以说党内党外，军内军外都有自己的亲朋故旧、老部下、老同事，重用他们，给他们安排要职，建立自己的“队伍”，应该是很方便的。但刘少奇却从不开这个方便之门，对多方面同志一视同仁，把他们都看作是党的干部，真正做到量才录用，赏优罚劣。
　　他非常注意加强党内团结，认为在处理同志的相互关系时，应该提倡有原则的坚持与妥协。不负责任的批评要停止，无原则的为了个人目的拉这个人反对那个人，是完全错误的。损害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都要受到处罚，因为他深知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能战胜一切。
　　战争年代，刘少奇还特别注意加强部队党和地方党的团结，他说，为了任务的顺利完成和工作的顺利进行，部队的负责同志应与地方党的负责同志好好团结起来，部队党与地方党的团结，主要责成部队党。并要求他们，要遇事商量，共同讨论，相互尊重，为一致的目标而奋斗。而一切不尊重、不配合、各行其是的现象，都必须避免，这样才能完成任务。否则在工作上的损失是不可计算的。
　　为了保持和促进党内团结，刘少奇从不和党内某些人发展超出同志间的友谊，也从不在背后议论张三长李四短，对同志有意见，就摆在桌面上谈。在刘少奇看来，同志之间相处，应该是无话不说、坦诚相见的，应该讲的话一定要讲，而且要当面讲。他还把那种利用空闲时间经常与大家谈心、交流思想，看作是增进相互了解、做群众工作的最好方法，他强调在讨论问题时要耐心，以理服人，平等待人，不要以什么什么长的口吻强加于人。
　　刘少奇很早就注意干部队伍的建设，认为革命的成败不仅决定于方针、政策、策略的正确与否，而且也决定手是否有一支思想过硬、组织严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干部队伍。在《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一文中，他曾明确地说：一切工作，一切转变，都依靠我们的干部，因此干部问题是党内的中心问题。把不断训练出大批的干部分配到各条战线，作为党的一项主要工作来抓。
　　1923年冬，刘少奇创办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所党校，并亲自担任校长。这所学校为中共培养了许多优秀干部，他们中有些被派往广州参加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有些被派去其他地方的工厂、农村开展工作，都对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刘少奇抓队伍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发现和培养优秀干部。他总是注意在各种斗争场面、各种运动与活动中，细心发现进步的、勇敢的、较积极较有觉悟的、有正义感的、能联系群众的、较有威望的、有革命要求的先进分子，即那些可成为党发展对象和骨干力量的人。
　　说到刘少奇发现和培养干部，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那就是林枫。林枫曾经常替他外出活动，同有关方面联系，传递消息，转达意见，眷他应付局面，同外界进行各种周旋，想方设法保证党的工作顺利进行。这样，林枫在实际工作中得到极大的锻炼，对他也给予了极其有力的帮助。刘少奇也大力帮助林枫在实际工作中迅速成长，后来成了独当一面的领导工作者。
　　抗日战争爆发，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国共产党需要大批优秀合格的干部，毛泽东曾亲自定下干部标准：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宫于牺牲精神，能独立地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而且没有自私自利个人英雄主义的毛病。
　　但当时中共太缺乏优秀合格的干部了，长征牺牲了许多优秀干部，白区斗争的残酷也使许多优秀干部英勇就义，或身陷囹圄。为了解决白区缺乏干部的问题，1936年4月，北方局作出决定，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一批共产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这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刘少奇将这个决定报请党中央批准。中共中央认真慎重地研究了这一方案的可行性后，同意了北方局的要求。四个月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几十名干部陆续出狱。他们先后被派往北平、天津、山西等地领导斗争，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
　　6·4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党群关系
　　毛泽东曾把党和人民的关系比为鱼和水的关系，鱼儿离不开水，党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确实，离开了群众路线这个根本，共产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党的政治、组织、军事及其他一切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路线，党不但不能实现解放无产阶级的任务，而且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所以有人总结说，依靠群众撼山易，脱离群众搬砖难，千难万难，依靠群众都不难；千计万计，群众路线第一计。
　　刘少奇深刻地体会到党和人民的依赖关系，所以多次强调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共产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为人民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他说：要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的一致性，凡对人民有利的事业，是对党有利的事业，每个党员都必须尽力去做，凡对人民不利的事业，即是对党不利的事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大党，这种变化对党的建设和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它可以利用执政党的地位，在全国人民中大力宣传和贯彻党的指导思想，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但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也有不利的一面，就是容易脱离群众。因为胜利，许多党员和干部在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担负着领导职务，手中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于是，某些单位出现了颠倒主人与仆入关系的现象，有些干部以权谋私，骑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正如刘少奇所批评的：现在我们有的同志已经变为老爷，把人民群众当作仆人。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还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前，由于长期处于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党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否则就不能生存。但在党执政后，群众往往反过来上门要党解决问题。由于党的生存没有直接的迫切的威胁了，于是在一些同志中间逐渐产生了不关心群众疾苦、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恶习。对此，刘少奇曾警告说：“处于这种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滋长这种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其表现主要是：高高在上，不听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对于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加以压制，对于群众生活漠不关心。”这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严重地妨碍着国家的民主生活的发展，妨碍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的发挥，妨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
　　再者，党执政后，同人民群众的矛盾突出了。党的工作的得失，对国家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产生影响。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是在领导国家，站在领导的地位，就会遇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一切没有办法的事情领导上都有责任。人民会来责问我们国家、党、政府、经济机关的领导人，而我们对这些问题应该负责任。因此，人民群众跟领导机关之间的矛盾，现在是突出地表现出来。”而在共产党执政前，人民群众受剥削压迫，他们不会责怪共产党，而是把仇恨的矛头指向反动的统治者。
　　因此，正确处理党群关系是关系到党的兴衰成败的关键问题，刘少奇殚精竭虑，作了许多宝贵的探索。
　　首先，刘少奇指出党执政后的党群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公仆”与“主人”的关系，也就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公仆”要为“主人”服务，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其次，刘少奇指出党必须接受群众的监督。执政党要在广大群众的监督
　　下进行建设。早在建国前夕，他就向中央建议，群众中公开党的组织，以利于群众的监督。建国后，他又看到党内伴随着伟大成绩而出现了命令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做法，不仅影响了党群关系，也破坏了党的自身建设，因此，他说能不能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是判断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的重要标志。除了群众监督以外，刘少奇还要求实行国家监督、舆论监督和民主党派的监督。
　　刘少奇深深懂得，必要的监督对于防止滥用权力、密切党群关系至关重要。历史反复证明，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执政党还必须注意法制建设，否则，没有正常的社会秩序，人民群众的正当权益无法保障，最终将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刘少奇进一步强调了正确处理党群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是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1957年，刘少奇提出“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并作了系统论证。他说：“当今天这些问题表现在人民内部时，就要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如果“采取粗暴的态度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解决党内的思想问题，那是错误的。”刘少奇还指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存在的四个错误观点，即：“站在人民之上的观点”；“只分清群众的是非，而不分清领导上的是非”：“以力眼人，而不是以理眼人”；“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①
　　刘少奇着重论证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即群众路线问题，他提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②，党的领导同群众的实践结合起来，“党不仅要”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且，“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
　　③刘少奇还严厉批评那种“把群众运动当作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④的错误观点，提出了实行群众路线的一系列正确原则，主要是：“实行群众路线，就要在群众中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⑤；“群众运动必须是出于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不应该把完成党和国家的任务，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对立起来”②；搞群众运动必须“把革命热情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③等。为了更好地处理党群关系，使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刘少奇还提出，党必须善于向人民群众学习，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的意见和经验集中起来，实行正确的领导。我们每一个同志都应该具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拜人民群众为师，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
　　刘少奇这些可贵的探索，意在革命胜利和成功后，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能够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而不重蹈历代造反者成为统治阶级后，即反过头来压迫人民的覆辙。但是，由于林彪、江青等人的破坏，以及党的工作失误，党群关系曾出现紧张局面，党内也产生了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这是刘少奇所力求避免和不愿看到的。
　　①刘少奇《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②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③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④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⑤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6·5要“坐得住，靠得住”
　　刘少奇一向关心干部建设，对此有不少好的经验和方法。
　　1953年5、6月间的一天，刘少奇召集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全体成员讲话。要求他们要“坐得住”、“靠得住”。并进一步解释说，“坐得住”就是安心工作，安心在中央机关做一名普通工作人员。“靠得住”，就是要遵守纪律，保守党的机密。他说，你们听到的多，看到的多，不许随便乱讲。凡是中央没有公开发表或者下达的决定。不许乱传。凡不是中央规定你们工作范围内的事，不许擅自去办。你们有意见，可以向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提出，可以向我反映，但就是不许乱传。
　　刘少奇还谆谆告诫大家，要全心全意为中央服务，不要打算在中央机关为自己提出什么名堂来。如果企图利用党给的工作条件为自己捞名誉地位，那是要摔跤子的。
　　刘少奇还说，中央给你们提供最好的工作条件，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或爱好钻研一门科学，搞出成就，党的事业范围很广，各行各业都需要一批有马列主义修养，有真才实学的专门家。
　　刘少奇还要求他们出去参加会议，进行调查，不许发表意见，人家征求意见，也不要表态。但是，部门领导人个别谈话，则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他。因为这种场合是上下级关系。出去调查，要有提纲，可以找干部、群众谈话，提问题，请人家答复。但不许对所在地方的工作指手划脚。
　　1954年秋，刘少奇指示办公室的同志办《情况简报》，要求大家用最朴素的语言如实地反映情况，不许掺杂自己的任何主观评论。他说，你们的任务是向中央反映客观情况，为中央分析判断问题提供依据，如果你掺杂自己的意见，那就得乱了客观事实，中央就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了。
　　6·6“不做群众的尾巴”
　　党与群众的关系应该怎样建立？刘少奇说：党是群众的领袖，群众的先锋队。但是我们在群众中的党员是否成为群众的领袖（不是他自己认定自己是群众的领袖，而是群众认定他是他们的领袖），那完全不是由于法律的规定，不是由于党的任命，而是由于我们的党员能够了解群众，能够牺牲自己，最忠实地为群众的利益而斗争，能够说服群众，能够在长期的斗争中证明我们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刘少奇的这段话非常明白地阐述了党同群众的关系，是领导但不是行政命令；要尊重群众的自愿，但不是任其自流，而是在自愿的基础上接受党的政治主张，这是正确解决党与群众关系的基本原则。坚持这一原则要防止两种错误态度。一种是，只要求群众服从自己，而自己可以下服从，不尊重群众，认为领袖是可以自封的。一种是，做群众的尾巴，当群众不能接受自己的正确意见时，束手无策，不去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工作。放弃党的领导。这两种态度都会脱离群众，损伤党的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因此，如何正确对待群众，树立正确的群众观点，就成为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关键。
　　1945年5月，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他进一步明确指出：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的党与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这是因为，共产党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党的利益是人民的利益，除此之外，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代表人民利益而制定的，不论如何正确，没有人民群众的直接支持和拥护，都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我们党的一切组织，都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善于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
　　为了有效地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领导者和领导机关必须树立正确的群众观点。刘少奇提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向人民负责，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和向人民学习的观点。同时，注意工作方法，使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局部服从整体。在工作中遇到矛盾和问题，善于走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的意愿和要求，集中群众正确的意见，然后再去指导群众前进，而决不能跟在群众后面，“做群众的尾巴”。
　　6·7“空谈没有好处，只有坏处”
　　刘少奇一贯反对党内的空谈现象，尤其是存在于党内高级和中级的领导机关与领导同志中的空谈的工作作风与空谈的领导方式。
　　1936年，刘少奇出任北方局书记，到任后发现北方局党的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的空谈主义，为此，他在河北省委内部刊物《火线》上发表《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一文，认为“空谈主义已是北方我党工作的主要障碍。”“不肃清与改变这种空谈主义，我党的组织和工作是不会活跃起来、开展起来的。”
　　刘少奇分析当时党内存在的空谈主义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领导同志写的一些带指示性质的文章、信件、工作报告、政治报告等，写得特别长、重复、乏味，而内容非常空泛，常常是泛泛而谈，离题万里，使人如坠雾里云中。
　　二是指示与文件的公式化、刻板化，往往是先国际形势，后国内形势，最后呼几句口号，文件没有生气，没有活力，只有套话、空话，不能使人明确任务和斗争精神。
　　三是为了“具体”而“具体”，把一些细小的事情毫无组织与中心地堆积起来；或者是为了不脱离总的形势与要求而玩弄一些政治名词，傲慢地咒骂一切。
　　刘少奇认为，如果用这些读过之后令人不知所云的东西去指导工作和教有群众，“那是只能得到极坏的结果的。”
　　刘少奇用一种讽刺的笔调挖苦那些空谈主义者只知道随意指示下面的同志，却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除开翻来覆去地骂这些同志是“机会主义”之外，什么也说不出来。“机会主义”骂过了，已发生的间题没有解决，而新的问题又要发生。
　　空谈主义者往往把中央的指导精神当作佛经来念诵，上面说要反对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他们便把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念它一千遍，但念过之后自己还没有懂得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他那里是否也有这种东西。
　　刘少奇指责那些空谈家制造了一种死气沉沉的空气，他说：常常一件活生生的事情，一个活泼的问题，一到这些空谈家的手里和嘴里，就变成了死气沉沉的东西。本来是很活泼有生气的同志，一经过这些空谈家的责骂和搬弄之后，就变成了像失掉灵魂和前途的人一样。
　　刘少奇要求党内领导同志绝对不要空谈。他说：空谈没有好处，只有坏处，党内领导同志在工作中应尽量客观、细致、诚实，有什么便说什么，懂多少便说多少。应该谦虚谨慎，多向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学习。把自己还没有把握没有了解清楚的问题，用多种方法去弄清楚。不要在自己还没有弄清楚的问题上教训别人、指责别人。“与其对下面指导错了，不如少去指导还好。”
　　如何肃清空谈主义？刘少奇认为关键是领导同志要深入实际，深入调查，根据各地方、各工厂、备学校、各农村、各兵营的具体特殊环境，在总任务、总策略指导下开展工作。要善于细心地去分析各地方各部门的特殊环境与条件，去决定在这个工厂、这个农村，在今天可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怎么样做法？这些做好了，明天又做什么？我们的同志如能这样去做工作，就不会不实际。而一旦忽视与离开多种特殊情形，一切好的决议都要变成空
　　谈。当然，反对空谈不能用空谈的形式，要求各级领导“很实际地去了解问题，了解环境，很实际地去布置，计划与指导工作。”
　　6·8群众路线不是群众运动，刘反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反对大兵团作战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致胜的法宝之一，正是因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全国政权。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实行群众路线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和方法，在群众运动中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但是，群众运动并不就是群众路线的全部，走群众路线并非事事大搞群众运动。不同的工作特性、特点、规模的差别，历史条件的不同，有的工作就不适宜搞群众运动方式。
　　50年代后期，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继续沿用过去熟悉的群众运动的方式，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民主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用“大兵团作战”的人海战术来从事经济建设，使国家经济建设出现了严重的挫折，社会也开始陷入混乱状况。
　　刘少奇在总结5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时，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的关系问题。他说，贯彻群众路线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不能把群众运动同群众路线简单地等同起来。有些同志，把群众运动当作是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好像不搞群众运动就不是群众路线。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更错误的是，有些同志，把敲锣打鼓，虚张声势，开一些没有内容的大会，作一些空洞的大报告，看成是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其实，这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决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更不是群众路线。刘少奇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所谓的“群众运动”，往往并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而是在强迫命令的情况下进行的，表面上似乎轰轰烈烈，实际上空空洞洞，这种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为了避免大搞群众运动，刘少奇规定：今后凡是需要开展运动的事情，属于全国性的，必须由中央斟酌情况决定，凡是不准备普遍推广的事情，都不要登报和广播。
　　为了使广大党员和群众能正确认识，刘少奇提出了“真正的群众运动”的三条标准。
　　首先，它“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是出于群众的自觉自愿的行动。”只有广大群众包括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有了觉悟，有了热情，起来行动的时候，才能有群众运动。这就要求经常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刘少奇说，没有经常工作，不把经常工作做好，就不会有真正的群众运动。
　　其次，必须符合群众利益，反映群众的要求，及时地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不要人为地搞群众运动，搞群众运动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在群众已经发动，群众已有要求的情况下才能搞群众运动，否则只能是浪费人力、物力、财力，浪费群众的热情，损害群众的利益。
　　第三，必须实事求是。只有对革命事业充满了干劲，同时又把革命热情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一切工作才能做好。主观主义的干劲并不是真正的干劲，而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蛮干。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中曾经发生的“瞎指挥风”，正是这种蛮干的表现。刘少奇说，有不少的干部，自以为是，自作聪明，不同群众商量，独断专行地强制群众去于一些蠢事，把群众的干劲白白地浪费掉了，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这种蛮千作风必须反对。
　　6·9“一揽子的领导方式是不行的”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采用的领导方式是党一揽子负责统一指挥，只要党组织号召，政府各级机关，以及工、青、团、妇等组织一齐行动。战争时期，环境险恶，工作任务单一，这种集中指挥不仅非常必要，而且行之有效，它保证了革命的彻底胜利。
　　建国后，随着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形势和任务发生了变化，政治斗争已不再是工作的主流，而经济领域的复杂多样性也非政治斗争可以比拟。党的高度集中的领导方式，同闭塞的政治机构和社会组织职能分解不充分、重人治而法制不健全等结合起来，造成了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滋生起来，这种一揽子负责的领导方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建设日益繁重复杂的形势发展需要，从而造成了领导体制和组织形式上的结构混乱和效率降低。党政分家的问题已日益迫切需要解决了。
　　处于第一线工作，直接处理具体事务的刘少奇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实践中提出的重大命题，并作出了相应对策。1955年4月，刘少奇在听取各省、市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后，作了关于党委领导和党政分工的重要讲话。刘少奇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改变历史形成的党政不分的现状，理顺党政关系，实行党政两个系统的内在统一，建立协调的新型党政关系，明确提出“一揽子的领导方式是不行的，要有分工，要建立各种行业结构。”这个问题不解决，既会使国家机关陷入瘫痪状态，又使党陷入忙乱状态。
　　刘少奇指出，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可是在夺取政权之后，有些同志不懂得树立政府的威信，发挥政府的作用和建立政府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他一再告诫党委不要包揽行政系统的事务，不要干涉学术和艺术上的讨论，不要干涉司法机关的工作，他说：党应当而且可以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针政策上对于一切工作起领导作用。当然，这不是说，党应当把一切工作都包办起来，对一切都进行干涉。党是依靠真理、依靠威信、依靠说服教育，而不是依靠权力来领导的。党的决定和纪律的约束只适于党内，而不能强制群众接受党的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政权的权力，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为此，他批评了一些地方党委片面理解党的领导，包办一切、代替一切行政系统日常工作的做法及其危害。他说，有些党委，“发生了包办代替行政系统日常工作的缺点。为了应付这些日常工作，党委就过多地增设书记。党委包揽的事务越来越多，使行政系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也使党委自己不能集中精力好好地研究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群众经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监督检查，把领导工作切实做好。
　　谈到党政关系时，刘少奇强调要处理好一个关系，即党既要与政府分开，又要监督政府的工作。他说，党要管党，要重视党务工作，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政治上巩固党、纯洁党，从而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为了加强和改善党对政权的领导，党既要防止党政不分，包办代替，要充分使用政府这部强大的机器，使自己陷入政府日常工作以至行政事务中去，降低党的领导作用的倾向，又要防止对政权撒手不管，各行其是，削弱或放弃在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思想上领导政府的倾向。
　　至于社会主义企业中的党政关系，刘少奇也曾作了明确规定：党委负责制，并不取消或妨碍厂一长负责制，相反，它加强并支持厂长负责制，同样，也加强党的、工会的、青年团的工作。以党委方式来实行集体领导，则可弥补厂长的某些缺点，又可统一多方面主要是党政工团的领导。就是说，工厂中一切重要问题，除开属于紧急事项厂长可以自作处理外，均须事先提交党委讨论，并经多数同意通过之后，属于行政方面者，由厂长负责办理，属于党、工会和青年团方面者，由各方面出面办理。刘少奇要求党的干部对业务工作也要逐渐地熟悉起来变成内行，以便适应形势发展，使企业作为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的独立的经济实体，实行“厂长负责制。”
　　刘少奇有关党政分开的策略思想因历史的原因并没有普遍实行，某些地区、某些行业系统实行不久也被“党的一元化领导”取代，只有到了改革开放的时期，党政分开才真正实行起来，可见刘少奇这一策略多么富有战略意义和远见。
　　6·10执政党要管好自己的干部，干部决不骑在人民头上，当官作者爷
　　1939年，毛泽东曾明确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可见干部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刘少奇十分重视干部问题和干部队伍的建设。他提出，为了管好党员，首先必须管好干部，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应当比普通党员的要求更高更严。1937年，刘少奇就此明确指出：“干部问题是党内的中心问题。”到1945年，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又说：“'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大家知道的。没有干部，我们党的纲领与政策，就不可能通过群众去执行，就不能完成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由打天下变成了守天下，干部的政治品质和思想作风就成了中国共产党能否长治久安的决定因素，为此，刘少奇提出，执政党必须管理好自己的干部。并提出了几条具体措施。
　　首先，培养党员干部的公仆意识。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的领导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刘少奇说，“我们党、政府、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人，本来是人民群众的公仆，社会的公仆。现在我们有的同志已经变为老爷，把人民群众当作仆人，自己还不自觉，这是错误的。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堤人民的勤务员，没有权利当老爷。”
　　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体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党是人民群众中先进的、觉悟的、有组织的一部分。
　　刘少奇说，能够最好地服务于人民的干部，才是最好的干部。党的干部要牢记自己的公仆身份，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一刻也离不开人民，只有紧紧地依靠人民，不断地强化公仆意识，才有存在的价值和依托，也才能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刘少奇反复强调，党重视干部，是从重视人民的观点出发的，决不是为重视干部而重视干部，他要求党的干部，到群众中去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只有真正当好学生的人，才能当好先生。而先生的作用，只能是人民公仆的作用，决不是骑在人民头上，当官作者爷。
　　其次，是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来选拔干部。中国古代的大政治家都知道要“选贤任能”，“唯才是举”，就是最好的政策也要靠人去执行，执行者出了偏差，政策便失去了应有的效应，有时甚至产生负作用。
　　刘少奇把中国共产党选拔干部的标准概括为德才兼备，德指政治素质，才指业务能力。刘少奇认为这两者是有机统一和结合的，任何时候都不可偏废，既要反对只顾才，不顾德，也要反对只看德，不顾才的倾向。
　　刘少奇还提出了德才兼备的具体内容。对于“德”，他着重强调了四点：一是要有理想，有觉悟，政治上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因为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愈高，他们识别正确的意见和错误的意见、识别好的领导者和坏的领导者的能力也就愈高，他们的工作能力也就愈高。二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刘少奇看来，一个好的执政党干部的重要标准，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疾，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不在人民面前摆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三是要有实事求是的作风。他说，领导干部必须说老实话，办老实事，
　　做老实人，一切从实际出发，四是廉洁奉公，具有奉献精神。刘少奇说，祖国建设需要一些不计名利、不图享受、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傻子”，党的干部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对于干部“才”的要求，刘少奇强调必须具备关于社会发展和革命运动的规律性的知识，应当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有从事做好工作的实际本领。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必须有客观的、深入的调查研究能力；必须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管理能力；必须了解党的战略策略；必须善于识别干部、团结干部；必须有胆量和魄力，敢于负责，解决问题。
　　刘少奇坚持德才兼备是选拔任用干部的唯一标准，因此，他对党内存在的论资排辈，搞山头主义，凭个人好恶、亲疏、恩怨、得失看人用入的情况深恶痛绝，提出了严厉批评。因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到党的千秋基业能否稳固，是不容有丝毫疑念的。
　　6·11执政党党风建设，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
　　陈云有句名言：“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很重视执政党的“党风”建设，刘少奇是比较突出的一位。
　　早在战火纷飞的1939年，刘少奇就告诫党员：在革命取得胜利后，人民感谢和拥护我们的情况下，更应该提高警惕，保持无产阶级的纯洁和革命本质。只有这样，才不致重蹈历代农民起义领袖和他们的政权在胜利后蜕化变质的覆辙。
　　建国不久，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同志作了报告和“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结论，强调指出：革命胜利以后，共产党员必须具备比过去更高的条件，必须对所有党员进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会后，在全国进行了一次整党，大大提高了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和邓小平一起，为大会准备了《政治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两个报告着重阐述了执政党如何执行群众路线，反对脱离实际，反对官僚主义；如何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个人专权；如何维护团结和统一，反对分裂；如何正确理解和处理好群众、政党和领袖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就这几年工作失误代表党中央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们不仅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超出了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而且也在组织上犯了许多错误，“有许多是同我们没有严格地按用民主集中制办事有关。”
　　1962年底全国组织会议上，刘少奇再一次提出了执政党建设问题。他在这次会议上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建设任务，不是比过去更轻，而是更重了。党的建设仍然是我们的法宝之一。党要管理，必须对干部和党员施以严格的监督。执政党必须认真地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这是保证党和国家不变色的根本制度。这次会议还提出了党的干部要交流、轮换，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要有所制约等原则。
　　6·12必须克服执政党的腐败现象，否则，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经一针见血地说，共产党是靠廉洁打败了国民党。
　　共产党得天下原因很多，但廉洁是其重要法宝之一。这种廉洁不仅给党内带来了团结，也给老百姓树立了好的形象。抗战初期爱国华侨陈嘉庚回国，蒋介石请他吃800元一桌的酒宴，陈先生吃不下去，而他到了延安，毛泽东用工作餐招待他，只花了几块钱，陈先生连声说好。并因此大发感慨，说共产党必得天下。
　　共产党打天下时廉洁奉公，得了天下后能否始终如一呢？1948年，刘少奇不无忧虑地说：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
　　不出刘少奇所料，在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两年后，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凭借职权，贪污机场建筑款、救灾粮、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及克扣民工工资、骗取银行贷款等共达155亿元（旧币。折合人民币155万元）成了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批腐化堕落分子。刘、张二人都是老党员、老干部，他们的贪污腐化案件惊动了中共最高层，经毛泽东亲自批准，他们被处决了。毛泽东在批示中说，这样做是为了挽救更多的党员干部。
　　正义的枪声响过后，人们开始反思廉洁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产生腐败现象。刘少奇分析，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执政党地位的变化，共产党得天下后，人民感谢他们，给了他们无上的权力，有些人经不起权力的考验，于是党内产生了腐败，这是主要原因。二是封建残余思想和资本主义腐朽没落思想侵蚀党的队伍，许多人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打击，蜕化变质，三是党员队伍的变化，党组织对党员管理教育不严，也造成党内腐败现象的出现。
　　为此，刘少奇提出要从严治党，坚持把贪污腐化的干部从党组织中清除出去，以保证党的纯洁，把党的风气搞好。并提出要从四个方面抓好反腐败工作。
　　首先，要对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实行严格的监督，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
　　早在建国前夕，刘少奇就向党中央建议，要把党的组织向群众公开，以便接受群众的监督。他说，“要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的监督，订出一种群众监督的制度，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接近人民群众。”
　　1955年，刘少奇又提出要加强国家的监督。他说：“对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应实行监督。除了广大人民的监督之外，还必须加强各级监督机关和检察机关，认真实行国家的监督。”
　　八大以后，刘少奇又建议要认真研究作为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如何监督政府、监督我们的领导人员”，以及新闻媒体的监督。并提出：为了健全党内生活，严格党的纪律，必须切实加强党的监察作用。
　　其次，党员干部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是克服腐败现象的关键。
　　为了避免党的特殊化，刘少奇提出“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他说，特权会使领导者脱离群众，人民
　　群众对领导者的特权很反感。而实际上，党的干部从工资的差距到物质享受都不知不觉享受了特权。为此，他提出要取消领导者的特权，“从我们起，从中央的人员起，到各级领导干部，配售的东西基本上应该跟人民一样，不要特殊。”
　　刘少奇说，等级制度是一种封建制度，这种制度能助长某些领导干部的特殊化作风。它会迅速扩散、蔓延，如不及时治理，就会使党腐败下去，就会蔓延到全社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应该废除那些正在萌芽中的封建等级制度。
　　第三，党员干部不许滥用权力，不以权谋私是防止和克服党内腐败的前提。
　　刘少奇说，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要时刻牢记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可以给他权力，也就可以将这个权力收回。因此，党员干部要慎用权力，决不可以权谋私。
　　刘少奇还提出权限问题，他说：“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应该有一定的限制，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事情准他做，应该有一种限制。”因为权力导致腐败，没有制约的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败。
　　第四，反腐败斗争必须同经济建设结合起来，为经济建设服务。
　　刘少奇认为，那些不带阶级斗争性质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程度不够，因此，“发展经济，是一切斗争的终极目标，”也为消除不正之风创造必要的客观条件。而清除腐败现象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廉洁政府，取信于民，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因此，反腐败斗争同经济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6.13要把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党的领导的第一位
　　刘少奇认为，党的建设，关键是思想建设，思想建设的成败，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把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党的领导的第一位。”
　　在刘少奇看来，党的思想建设应该包括三个主要方面的内容，即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世界观；教育党员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刘少奇一贯把马列主义作为我们党的理论基础，它是我们观察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只有掌握这个武器，才能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及时调整策略，从而保证革命的胜利。但是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而中国党只要克服了这个弱点，就能有把握地引导中国革命到完全的胜利。
　　刘少奇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以极大的努力从事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工作，实现思想上的建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针对当时党内表现出来的悲观、消极、丧失革命性的右倾情绪和极端复仇的“左”倾情绪，于1928年12月在《对于党的工作和组织的意见》一文中提出：“党应用许多办法提高党员群众的政治意识，党员的政治意识提高了，然后才不会集中注意力到党内的纠纷和个人意气感情的问题上来，而能集中到政治问题上来。”在这里，刘少奇提出了要加强党内的无产阶级意识，揭露党内存在着的“左”右倾情绪，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全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使他们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刘少奇撰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论党内斗争》、《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关于建党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论党》等著作，建国后，刘少奇又写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等，刘少奇的这一系列著作，不仅深刻而系统地论述了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纲领、党的群众路线、党的组织原则、党员的修养、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等问题，而且反复强调了在全体党员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的必要性。
　　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刘少奇认为首先必须克服党内存在着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党员的世界观。“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小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大量地加入到无产阶级的政党中来，”这样，如何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党员的世界观便成了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新的课题。刘少奇提出的办法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与改造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由于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注意党员个人的世界观改造，因而党内大量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实现了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改变了原来的小资产阶级
　　的本质，具有了无产阶级战士的品质。为保持党的纯洁和战斗力，刘少奇要求：一切加入我们党的人，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在入党以前和以后，更须学习，并进行思想上的改造。他们必须抛弃原来的阶级立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克服自己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倾向。没有这种改造，就不能成为很好的党员。而这种改造，又常是一种长期的艰苦工作，对于许多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来说，当其还不完全自觉时，并且是一种痛苦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党的建设上特别重大的问题和重大的特点。
　　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世界观，这是队思想上建党，使党具有革命性、先进性的本质要求。而党的革命性、先进性，应该而且必须体现在：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中的普通一员，必须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为人民群众，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刘少奇说：无产阶级不能只是自己解放自己，它必须争取一切劳动人民的解放，争取自己民族的解放，争取人类的解放，才能实现自己的彻底解放。无产阶级必须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才能使自己获得真正的最后的解放。为此，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必须服从长远利益。刘少奇说：党员有个人的利益，而且这种个人利益在某种时候可能和党的利益发生矛盾甚至对立，在这个时候，就要求党员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而不能在任何形式的掩盖和借口之下，企图牺牲党的利益去坚持个人利益。他要求我们的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全心全意地为党的利益和党的发展而奋斗，并且应该把党的、阶级的成功与胜利，看作自己的成功与胜利。党员都应该努力提高自己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努力增加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正是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民心，得了天下。
　　6·14党员的八项条件和要求
　　中共老一代领导人非常重视执政党的建设。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诫全党不要因为胜利而产生骄傲情绪，不要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不要贪图享受而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要求全党“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刘少奇更是重视执政党的建设。他讲过，建国后他主要抓了两项工作，其一就是执政党的建设。
　　建国前夕，刘少奇指出，“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并且“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但是，“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①
　　刘少奇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队伍扩大了，群众觉悟提高了，共产党员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求必须更高。于是，他提出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口号，并亲自起草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和八项要求。
　　八项条件是：承认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为共产主义奋斗；一辈子坚持革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为人民服务；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②八项要求是：
　　（一）树立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发愤图强；（二）加强全局观点，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三）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四）遵守党的纪律，对党忠诚老实；（五）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六）健全党的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七）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八）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这八条标准对党员的政治素质作了明确的要求，较之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的五项规定、抗战时期陈云在《怎样做个共产党员》一文中的六项规定以及刘少奇在《作一个好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中的三条规定更全面，要求更高。
　　针对上述要求主要是政治方面，刘少奇又作了补充，强调党员不仅要提高其政治素质，而且要提高其业务素质，否则将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1959年11月，刘少奇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党员都要下苦功学习，认真钻研业务，更好地掌握多种专门技术和科学知识。凡是有条件的，都应当努力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只“红”不“专”，是不能做好工作的。
　　为了切实保证并把党员条件提到适当的高度，刘少奇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其一，在发展党员时，一定要坚持党员条件，严格入党手续，做充分的考察和教育工作。这是保证党员质量的前提条件。其二，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结合实际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
　　①《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载《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13页。②《共产党标准的八项条件》，载《刘少奇选集》下卷，第62—64页。教育，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进行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教育，进行种学文化知识教育。党员必须在工作和斗争中不断地学习与锻炼，继续提高自己。
　　其三，建立健全党内生活的各种必要制度，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刘少奇强调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机构及其工作也应该加强。
　　其四，必须清除党内的坏分子。加强党员教育，还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对违法乱纪和不够党员条件的党员进行批评教育。严重的必须给予以纪律处分，并及时把那些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除出党，以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
　　刘少奇希望能通过这些条件、要求、措施的提出，不断纯洁党的队伍，巩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
　　6·15民主集中制是党的集体领导的制度，谁也不能违反
　　民主集中制，就是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二者相结合，是一种最能发挥党员群众积极性，最能体现党的集体领导的制度。
　　早在1926年，刘少奇在《工会代表会》的序言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工会的权力，应该十分集中，才能奋斗；同时又一定要是民主的集中，才能容纳大多数人的意见，不致为少数人的包办，变成专利。所谓民主集中制，就是工会的权力集中在大多数人的会议上，不是集中在个人身上，即凡事须经过大多数人的会议决定。
　　这是见诸文字的刘少奇对于民主集中（权）制的第一次解释。
　　刘少奇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各成员在一事没有议决之前，都可自由地发表意见，而一经会议表决通过，则无论什么人都必须服从。这样一方面可以容纳不同的意见，一方面又可以一致地与敌人作斗争。
　　刘少奇长期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他总结多年来党内政治生活的经验，把民主集中制作为解决党内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之间、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之间正确关系的一条原则。
　　刘少奇辩证地阐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说明党内没有民主，就没有正确的集中，而没有集中，又不可能实现正确的民主。民主和集中是互为前提、互相依赖、互相渗透的，是不可缺一的统一整体。如果片面夸大集中，摒弃民主，就会成为个人专制主义；如果片面强调民主，加以绝对化，就会走向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所以，只有实行高度的民主，才能达到领导上的高度集中；只有在以民主为基础的高度集中领导之下，才能实现高度的民主。
　　有关这种制度的特点，刘少奇讲得很明确，一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由党员群众选举产生，并给予信任；二是党的指导方针与决议，是从党员群众中来，并由党员群众或他们的代表所决定，然后领导机关协同党员群众坚持贯彻下去；三是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力是党员群众给予的，有行使领导的权力，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要服从党的领导机关；四是党内秩序是由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建立起来的，任何人不得违背，所以民主集中制同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官僚的、专制的制度有根本的不同，也和一些人所理解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针锋相对。它是一种新型的组织制度，是实现无产阶级正确领导的根本组织制度，因而也是一种新型的领导制度。
　　刘少奇说，党是一个整体，要有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的规定，这样才能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形成集体力量；而要调动群众的工作热情，又必须实行民主的方法，扩大党内的主要从领导和被领导两方面入手，启发党员和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关键是领导干部要有民主修养，在行动上做出模范。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有一种民主精神，充分尊重每一个党员同志的意见和其应有的权利，不应妄自尊大，要大公无私地处理问题。刘少奇特别反对那种动辄用组织手段与纪律去解决问题的做法，认为这是“一种极不民主的习惯”。他认为加强纪律的目的，在于提高同志们服从上级、服从组织的精神，而不是要领导机关经常去制裁同志。对于一个领导机关来说，那里制裁同志愈多，就表明那里的党纪愈坏。在刘少奇看来，所谓党的纪律，不表现在不许人表现不同意见，而是表现为多有不同主张，还能在行动上服
　　从与执行领导机关的决定。
　　刘少奇还猛烈抨击了个人专制主义和极端民主化这种完全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东西，他说个人专制主义，是社会上特权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是站在党员群众之上，而不是结合于党员群众之中。他们是站在党的组织之上来命令党，支配党，而不是站在党的组织之内来服从党，受党的支配。极端民主化，是不顾大局，不顾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按照他们的兴趣和自己的见解在党内任意地自由地行动。
　　刘少奇还把党的群众路线运用到党的政治生活中来，他说，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群众路线。这样提就不仅仅是为了增强党员的组织观念，而且要从解决党员的立场、方法和态度来正确处理党员和党员之间的关系。
　　刘少奇把党的群众路线运用到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在充分相信群众，扩大党内民主，启发、调动广大党员群众积极性的基础上来实现党的正确领导。这就要求在党内生活中创造民主气氛和条件，引导党员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使干部有民主修养，在行动上作出模范。对于不同意见，要允许暂时保留，等待党员思想觉悟提高，以利于统一认识。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领导工作富有生机和活力。同时，放手发扬党内民主，决不是让党员群众自流，放弃党的领导，而是要以党章原则来规范党员的思想行动，严格党的纪律。
　　刘少奇还把民主集中制提到新的高度，他说：“在党内，在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当中，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法，是一种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一种调查研究的方法。”
　　经过刘少奇这种科学的论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内容更加充实和丰富。而在行动中，刘少奇也是身体力行，严格遵从民主集中制。刘少奇是党内最早认识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少数几位同志之一，并在工作中同这种错误作了原则上的斗争。但是，他在组织做出决议之前，从不乱讲乱说，表现了严格的组织纪律性。
　　6·16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理论上的失败
　　为了把党培养成一个成熟的富有战斗力的马列主义政党，刘少奇非常注重党的理论修养和文化素质的提高。
　　早在1941年，宋亮（即孙冶方）就党校理论学习问题向刘少奇（当时华中局负责人）请教时，刘少奇回了封长达3000多字的信，这便是著名的《答宋亮同志》。
　　刘少奇在信中说：“中国党内最初一个时期——陈独秀时代及其以后——有些党员是有一种意见，反对党员对理论作比较深入的专门的研究。甚至在学校中，当许多党员专门学习理论的时候，亦强调反对'学院式’的研究，指那些比较埋头读书的党员为'学院派’，而强调在实际斗争中的锻炼。似乎认为只要有实际斗争的经验，而不要高深的理论研究，就能满足，就能指导革命达到胜利。似乎认为马列主义的理论，无须经过相当长期的埋头刻苦的研究，就能把握得到的。这种意见，与当时某些党员的另一种意见，即轻视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研究..都是错误的。”①
　　刘少奇又说：“在中国党内上述两种意见的对抗，当时是前一种获得胜利的，在党内造成了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风气，结果，阻止了党内理论水平的提高。这是必须纠正与反对的。这与我党直至今天在理论上的准备与修养仍然一般不够的现象，是有密切关系的。它给了党内以极坏的影响。”②
　　刘少奇进一步说：“中国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中国党的英勇牺牲精神亦是很好的。..然而中国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理论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中国党只要克服了这个弱点，就能有把握地引导中国革命到完全的胜利。”①
　　刘少奇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近20年的失败与挫折归于理论上的失败、指导上的错误，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便投入到全民族的解放斗争中，斗志不可谓不坚，牺牲不可谓不大，之所以屡次惨败就在于它忽视理论学习，一味照搬苏联模式，不顾中国革命的特点，在实践中盲目蛮干。而由于革命队伍中主要由工农出身的干部和职业革命家组成，某些领导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低，文化素质差，满足于局部经验，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分不清是非，用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看问题，用强迫命令主义的方法去工作和对待群众。由于理论上的准备不够，中国党和许多党员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探索的苦头，走了不少不必要的弯路。
　　40年代初的整风运动和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决议，批判了违背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主义思想以后，党的理论水平提高了。这对于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具有奠基作用。
　　但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理论水平仍然不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40年代的整风运动的主要锋芒是针对轻视实践、脱离实践的教条主义的。因
　　①刘少奇《答宋亮同志》，载《刘少奇选集》上卷，P218—222。②刘少奇《答宋亮同志》，载《刘少奇选集》上卷，P218—222。①刘少奇《答宋亮同志》。此，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上的另一种偏向，即过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的重要性，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的思想，却很少受到批判，反而还有所抬头发展，有不少人认为只要家庭出身好，本人成份好，革命坚决，斗争勇敢就行了，学不学马列主义理论，学不学文化科学知识没有关系。重要的是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仅仅是专家或领导人的工作，甚至被看作是“本本主义”的东西，这既妨碍了党员的理论水平的提高，也妨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在党员群众中的普及和提高。
　　刘少奇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不久，他重提了学习理论的重要性，要求全党都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文化知识。他告诫全党，不要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著作，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复杂，危险更大。他尖锐地提出，没有理论工作是盲目的，没有前途的，没有理论的人容易被“俘虏”，被人家天花乱坠所迷惑。干部要真正成为人民欢迎信任的人，就要做到既有理论，又有文化，又不骄傲，思想好，作风正派，这样就到处受人喜欢。学习马列主义就要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这些东西消灭掉。1958年大跃进，高指标、浮夸风的产生也是由于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缺乏理论修养，在思想上产生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产生了官僚主义的作风而造成的。刘少奇在总结这一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时，再次强调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为了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必须进行系统的学习，提高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首先是加强高级干部马列主义的学习。
　　为了把党培养得更成熟，更有战斗力，少犯错误，刘少奇对党员干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求他们既要有实际经验，又要有理论知识；既要有中国经验，又要有外国经验，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说教条主义是跛足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经验主义则是爬行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得不远，迷失方向。他强调一定要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使他们具有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
　　但刘少奇这些正确的意见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使我们党在以后的工作中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由于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不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不高，致使“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等人凭其花言巧语便迷惑了许多人，而中央又允许或默认了毛泽东凌驾于中央之上，全体党员又允许或默认了毛泽东凌驾于全党之上，终于导致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从而导致了国家的混乱。刘少奇对于这一结局似乎有不祥的预感，他曾恳切地说：我们并不需要盲目的信仰和盲目的服从，我们需要同志们真切了解党的策略任务，并会拿到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去运用。而恰恰是盲目的信仰和盲目的服从导致了“文革”悲剧的发生，不听智者之言，我们不知走了多少弯路！
　　6·17修、齐、治、平是古代士人追求的目标，今天共产党人更应该加强自身修养
　　刘少奇一生著述丰富，但如果问到他的代表作，无疑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小书只有短短几万字，却在户共党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时至今日，它仍是党员学习的必备书籍。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就在于它提出并解答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保持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刘少奇认为要长久地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永不变色，必须不断加强党员的修养，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员的修养主要包括七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修养；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由于党员的个人素质不同，着重修养的方面有异，但理论修养，思想意识修养、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则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具备的。
　　刘少奇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在革命斗争中都必须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认真地去进行自我修养，既要熟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同时又要着重调查和分析活生生的现实，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共产党员进行理论修养，要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立场上，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身体力行，灵活地去进行一切革命斗争，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自己。
　　加强思想意识修养，就是每个党员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在学习、反省和自我批评中，去肃清自己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残余以至某些不适合于共产主义利益的最微弱的萌芽。
　　组织纪律的修养，实质也就是党员对民主集中制的执行问题，是指党员对待党和其他党员，对待党的纪律应该采取什么立场、方式和态度的问题。“每个党员，应该站在党的立场上，利用现在的位置，来起积极的作用，来处理自己对其他党员，对上下级的关系，应该采取适当的方式，去开展党内斗争。”
　　刘少奇认为，党员的理论修养、思想意识修养、组织纪律修养三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缺一不可的。它们实质上就是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因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共产党员的觉悟锻炼和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可以说，刘少奇党员自我修养的理论，谈到底就是要不断增强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
　　刘少奇满怀信心地预言，好的觉悟修养的共产党员，他能最好地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在革命实践中检验一切理论的是非，而不是以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有很好的共产主义道德，在党和人民面前，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同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而同别人比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他的错误和缺点能够自己公开，勇敢改正。为了拥护真理，他能够忍受多种打击，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具有较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在同志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观摩，互相竞赛。..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共产党员组成的党才能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6·18当毛把“支部建在连上”时，刘也埋头于工人运动，注意在工人中发展党员，组成强有力
　　蒋介石败逃台湾后，总结他在大陆失败的种种原因，认为国民党的缺点，“第一就是党的工作只在党部里面做，而不能向民众中间发展。党的工作离开了民众，就只有形式，没有内容。党的组织离开了民众中间的工作，就只有躯壳没有灵魂。”
　　国民党失败之因正是共产党成功之道，姑且不论国民党的政策使它不能得民心，单就它的组织形式就离民众甚远。国民党的党部只有中央、省、县三级，县以下就只有党员而无党部了。共产党则不同，它大力发展基层组织，军队中，“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还有党小组，地方上县有党委，各村有支部。共产党的组织如此严密而深入，使它的政策方针能贯彻下去。共产党正是通过它无处不在的网络组织，将老百姓拧在一起。而它的得民心的政策又使老百姓自觉地投身到这个网络中去。共产党和老百姓真正成了鱼水关系，国民党焉能不败？
　　刘少奇对于中共的组织建设曾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毛泽东把“支部建在连上”，搞“火线入党”时，刘少奇埋头于工人运动，注意在工人中发现优秀分子，吸收入党，尔后组成强有力的支部。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刘少奇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时，就重视教育和培训积极分子，注意发展党员。1925年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全国有900多名党员，安源就占了300名！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刘少奇总结党的建设的经验，针对抗日战争以来王明等人闹分散主义给党的事业带来的危害，他和毛泽东一起提出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由刘少奇执笔，张浩和杨尚昆参加，为全会起草了体现民主集中制的较深的党内法规，即《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全会通过的这个决议，对于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增强党的战斗力，起了积极的作用。
　　以后，刘少奇还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即在党的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等一系列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关于党的建设的专著。他为捍卫党在思想上、理论上的纯洁性，为确立党内生活准则，为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大的建树。毛泽东多次称赞《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本很有益的书，认为对党员同党的关系、共产党员进行思想意识上的修养等问题，讲得很透彻。这本书和《论党内斗争》在延安整风时被选为干部必读文件。
　　在《论党》中，刘少奇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等重大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并科学地论证了中共必须以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党的建设的丰富经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理论概括。
　　6·19党内斗争本身就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斗争，斗争即是一种教育，教育即是一种斗争
　　刘少奇主张，中国共产党要巩固和发展，必须容忍批评，党内要达到团结和统一必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因为真诚的、善意的批评是一种关心的表现。
　　党内开展正确的、适当的、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抵抗多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毛泽东语）与毛泽东的论述相一致，刘少奇也强调，党内只有真正负责地、正式地、诚恳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去揭发党内各种缺点、错误和一切坏的现象，从而加以改正和清除，才能使党的团结得以巩固和发展。
　　刘少奇认为，真正负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首先体现在对待同志，尤其是犯了错误的同志作全面的、历史的辩证分析上。他说，在对他们进行批评的时候、一定既要指出他们的错误，缺点，又要采取适当的态度和方法，切实掌握好尺度，避免矫枉过正或者轻描淡写，批评要扣住错误的中心，突出最重要的问题，不要事无巨细一概拿出来批评。
　　刘少奇还指出，只有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者本人诚心诚意地进行充分的自我批评，并且有充分的接受别人批评的精神准备，党内的批评风气才会沿着健康的轨道开展。如果领导者自我批评搞不好，党内批评就会流于形式，收不到预期效果。
　　为了更好地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刘少奇提出要坚决反对党内的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刘少奇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的思想支柱，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私”字。对党内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持自由主义、调和主义的人，大都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某些企图和欲望。为此，他们可以同情和接受党内某些错误的思想，可以助长某些缺点、错误的发展而加以利用。也可以任党内某些缺点、错误和种种坏的现象不管，而任其自由的发展。或者在对这些现象进行斗争的时候，采取敷衍了事、调和折中的态度。刘少奇说，要树立党的威信，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提高党的战斗力，必须克服这些错误倾向。
　　刘少奇把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看作是党的自我教育，他说：党内斗争本身就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斗争。因此，教育和斗争是不能分开看的，斗争即是一种教育，教育即是一种斗争，机械地分开是不对的。因为党内的同志关系，是在共产主义理想上的同生死、共患难、团结互助的新型关系，所以，他们爱护自己的同志如兄弟，对于自己同志和兄弟的弱点和错误，进行坦白诚恳的批评（这是真正的爱护的表示），绝不在原则上敷衍、迁就，绝不去助长别人的错误，他们用一切方法帮助同志去克服和改正这些弱点和错误，绝不采取那种利用和扩大同志的弱点和错误的方法，使犯错误的同志“倒霉”，以致使这些同志的错误发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因为党内团结统一主要不是靠处罚来维持，而是依靠党在思想上、原则上的真正一致，依靠大多数党员的自觉性来维持，所以，在进行党内斗争时，尽可能完全采用诚恳坦白的态度，多做正面的教育，去求得思想上、原则上的一致。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可以采取对抗的斗争方式与组织手段。
　　6·20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反
　　刘少奇总结中国党内斗争的经验，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产生矛盾斗争的原因、性质和中国党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党内斗争所产生的偏向，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方针、政策。这对于提高党的干部队伍的思想水平，巩固与发展党的组织，保证党的事业的胜利进行都十分重要。
　　刘少奇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从产生起，外有敌人的进攻、破坏，内有多种旧思想、旧习惯势力及非无产阶级作风的影响，因而党内必然会产生思想观念和认识上的分歧与党内矛盾和斗争。
　　刘少奇认为党内斗争是原则的斗争，是为拥护这一个或那一个原则而进行斗争。为确立这个或那一个斗争目标而进行斗争，为选择这一个或那一个目标而进行斗争要正确解决党内矛盾，首先要分清矛盾的性质，刘少奇说：党内斗争，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而在某种情况下，这种矛盾和斗争有可能发展为政治上的分歧和组织上的分歧，而产生“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但是它的实质和内容基本上还是一种思想斗争，其性质同党对阶级敌人的斗争是根本不同的。
　　刘少奇还从马列主义党的学说发展的历史经验中，看到了中国党在进行党内斗争时产生偏向的历史原因。他指出，中国党是遵循列宁的建党原则创立的。这有好的方面，但也有另一方面的问题，即许多同志把列宁的建党原则搞重化、绝对化。他们不了解列宁在创立他的建党原则中曾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组织路线进行了不懈斗争，而中国没有第二国际的影响，也不存在欧洲工人阶级贵族阶层。恰恰相反，在中国党内，农民，小资产阶级成分占相当大的比重，如果不注意中国党自己的特点，忽视中国农民、小资产阶级急躁、狂热思想情绪的影响，而抄袭列宁党由斗争中反对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的经验，在党内斗争中，机械、过火的现象就不可避免。由此造成党内家长制作风，民主生活不正常，并助长了宗派主义的发展，造成的损失极大，教训深刻。当然，在纠正党内斗争的过程中也容易走向另一极端，即遇到思想原则分歧采取自由主义、调和主义态度，息事宁人；或者不善于协商解决，而从个人和小集团利益出发，制造新的党内纠纷，无原则斗争，扰乱党内正常的生活秩序。
　　刘少奇从实际出发，深入地分析和批判了那种党内斗争越斗越凶，无端给人扣政治帽子的“左”倾态度。指出这种态度貌似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违背马列主义原则，对党对同志极不负责的态度。
　　刘少奇认为党内斗争是一种最严肃最负责的事，绝不可以草率，我们必须以最严肃最负责的态度来进行；对党组织、对同志的批评要适当，要有分寸；对待思想原则问题上的分歧意见，经过争论之后，仍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在多数决定后，少数要在行动上服从多数，但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要区分党内斗争同阶级敌人斗争的界限，不能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斗争，他主张，党内斗争，要求做到思想、原则上的对立，和组织上方式上尽可能的不对立。斗争和教育是一致的，是相辅相成的。
　　有关斗争方式方法，刘少奇觉得可以多种多样，但最基本的是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以维护党的利益、工作的进步；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帮助同志改正错误为原则。刘少奇说：只有自己首先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才能纠正人家不正确的立场；只有自己是完全正派的，然后才能矫正别人的不正派。
　　刘少奇批评那种把党内斗争简单化、机械化、庸俗化的做法，他反对把党斗争只看作是一种组织上形式上的对抗，认为这样会产生错误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将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
　　为了分清是非，从思想上、原则上划清界限，刘少奇提倡在党内要养成讲道理的作风。他说：在党内一定要讲道理，..道理讲清了，一切都好办。讲道理的方法，即讨论的方法，说服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这是党内斗争的基本方法。
　　刘少奇认为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方可以采取对抗的斗争方式与组织手段”。唯有如此，才能严明党的纪律，维护党的统一。但即使给犯错误的同志以纪律处分，也是为了教育。刘少奇认为，如果不是说服教育，讲道理，启发党员的自觉性，而是单纯依靠组织手段、纪律处罚来实现党的统一，那就将是党的一种危机了。
　　刘少奇提出，在开展党内斗争时，必须从思想上、理论上和实践上，严格划清三个政策界限，即，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原则问题与非原则问题的界限；党内斗争与党外斗争的界限。
　　刘少奇还发展了列宁关于“左”右倾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思想，要求在开展党内斗争时，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反。”
　　6·21与人为善，不夸大，不缩小
　　刘少奇认为应该经常在党内进行反对不良倾向的斗争，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克服“左”的或右的错误。如果我们党“不经常在党内进行反对各种不良倾向的斗争，不经常在党内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克服'左’的右的机会主义，那么，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左’的右的机会主义就会在党内发展，就要影响与支配我们的党，就要使党不能巩固发展，就要使党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就要危害党，使党腐败下去。”因此，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和腐败现象采取自由主义态度，不愿意看到党内不好的东西，掩盖党内矛盾，回避党内斗争，只能危害党的利益，因而是错误的。党内斗争并不是盲目开展的，有明确目的，刘少奇说党内斗争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组织的纯洁和加强党的团结，因为只有通过正确的党内斗争，才能取得党内思想上的一致，而党内思想上的一致，是党的团结的基础。因此，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内斗争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毛泽东总结的方式：团结——批评——团结。这是党内斗争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
　　刘少奇批判了党内斗争的宗旨与目的模糊，即往往施行惩办主义、驱除政策，以组织决裂为归宿的错误倾向。他指出，“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党内斗争上不是从思想上、原则上去克服党内的分歧，去纠正某些不正确的倾向与现象，来保持或达到党内的统一，而是企图用一种简单的组织上的办法，用一种对党的压迫手段、打击政策和惩办制度来保持或达到党内的统一。
　　在刘少奇看来，党内斗争唯一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毛泽东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说，对党内各种缺点、错误和坏现象采取自由主义官僚主义的态度，或者抱着绝对的态度，都机械地过火地去进行党内斗争，主观地去制造党内斗争，也是根本不对的，是和党的发展规律相违背的。
　　刘少奇要求在开展党内斗争时，明确划分思想原则上的界限，但是在组织上，在斗争的方式上，在说话与批评的态度上，应尽可能的不对抗，尽可能采取温和的方式来商讨和争论。尽可能完全采用诚恳坦白的态度，多做正面的教育，去求得思想上、原则上的一致。
　　从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的角度说，党内斗争的目的应该是帮助、教育和挽救同志。为此，刘少奇曾严肃批评那种主要不是为了工作，而是要打击某某人，不是首先“对事”而首先“对人”斗争的错误思想。刘少奇认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应该坦荡诚恳，心平气和，不要强加于人，不要使用敌意语言，不要制造紧张气氛。
　　刘少奇反对那种“不采取同志式的诚恳的态度”。他说：“我们的同志要注意和其他同志团结，要用诚恳的态度对待同志，不要随便用言语去伤害其他同志，不要挖苦刻薄，尤其不要在别人背后不负责任地去批评同志。对一切同志的错误，应该站在帮助和爱护同志的立场，诚恳地当面地进行劝告和批评。”
　　刘少奇主张党内斗争与人为善，对犯错误的同志，热情帮助，耐心等待他们改正错误，对他们的错误，也要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考察，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不夸大，不缩小。对人的处理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伤害同志，以便团结更多的同志一道工作。他还要求党员和干部“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告诫共产党员不要有斗争的
　　嗜好。刘少奇主张开展富有积极意义的思想斗争，促进党的进步和健康发展，促进党的团结和统一，促进党的兴旺发达。
　　6·22《论党内斗争》告诫党内斗争必须严肃负责
　　刘少奇认为过去党内斗争之所以出现机械过火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现象或者无原则的纠纷，就是因为党员还不清楚党内斗争的正确方法和原则。为此，刘少奇在他的名作《论党内斗争》中提出了党内斗争的几个原则。刘少奇提出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党内斗争必须采取最严肃、最负责的态度。刘少奇把党内斗争看作是一件关系到党的巩固和发展的大事，要求“必须以最严肃最负责的态度来进行..必须自己首先把事情弄清楚，把问题弄清楚。实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同时还必须是有组织地、有领导地、有准备地去进行。”①必须“完全站在正确的党的立场上，站在党的利益、工作的进步，为帮助其他同志改正错误和弄清问题的大公无私的立场上来进行。”②刘少奇反对那种离开党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的立场进行的党内斗争。
　　党和人民的利益，有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区别。刘少奇说，“判断各种道理是否正确的尺度，是党和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是部分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眼从长远利益，一切道理，一切主张，对于党和无产阶级的战斗有利的，都是对的；不利的，都是不对的。”如果从局部利益和暂时利益的角度向党提出问题。虽有合理的一面，但从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来看，仍然是离开了党和人民的立场，这样的党内斗争是应该禁止的。
　　刘少奇提出的第二个原则是，要严格区分政策界限和是非界限。刘少奇认为，必须从思想上、理论上、实践上正确理解和严格区分四个政策界限：
　　一是严格区别党内斗争与党外斗争的界限。不要将党内斗争的方式拿到党外去使用，也不要将党外斗争的方式拿到党内来使用，更不要利用党外的力量和条件来向党进行斗争与恐吓。党内斗争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能向党外公开。党内斗争有时可以吸收党外群众参加，听取意见，但是，党内决定不能由群众决定。
　　二是严格区别党内是非问题与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不可救药的腐化分子及其他坏分子的界限。对党内一切犯错误的同志，特别是因认识上有错误而在工作上犯错误的同志，要坚决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着重思想教育，分清原则是非，严重者给予纪律处分。对极少数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不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和阴谋家、野心家，他们与党的矛盾已成敌我矛盾，必须把他们清除出党，有的还必须以国法论处。
　　三是严格区别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党内斗争主要是思想斗争，要从思想上原则上分清正确与错误，是与非的界限，用正确的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错误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四是严格区别原则问题与非原则问题的界限。所谓原则问题也就是按照事物的一般发展法则作为我们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问题。在一切原则问题上的分歧是不能调和妥协的，必须彻底争论清楚，求得一致。然而在一切不涉及原则的问题上，就不应死不妥协，就不应过分着重地斗争与争论，否则也要妨碍工作与团结的。
　　刘少奇反对无原则的斗争，他说，持无原则纠纷的人，大都是不择手段的，不依照正当的组织手段来进行党内斗争，在党内无原则地拉拢或打击同志；在同志间进行挑拨离间、阴谋诡计及陷害同志等；或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对党不负责任地乱批评、乱传播及造谣、诬蔑同志。所以，刘少奇主张党内斗争一定要依原则而行，这样才可以增进党的团结，否则将涣散党的战斗力，使党走向分裂。
　　①刘少奇《论党内斗争》，载《刘少奇选集》上卷，P178—217。②刘少奇《论党内斗争》，载《刘少奇选集》上卷，P178—217。
　　6·23党内禁止开斗争会
　　刘少奇坚决反对用开斗争会的方法来解决党内斗争问题，因为斗争会是党内宗派主义对干部和同志实行错误的打击政策的具体表现形式，它只能打击人，根本不能帮助人，只能激化矛盾，根本不能消解矛盾。
　　刘少奇说：在党内斗争中，对干部和同志的打击政策，攻击别人与打击别人，不是我们的政策。这是剥削阶级对劳动者的鞭子政策、压迫政策，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与之相反，我们的政策是同志间互相帮助和互相检讨，即通过检查总结工作，把事实搞清楚，把缺点错误的性质、程度及其产生原因弄明后，然后才能恰当地分清个人责任，使犯错误的同志和全党真正能得到教育，提高认识。
　　通过总结工作，分析主客观原因，指出成绩和错误、优点和缺点，从而能够比较准确地评价一个同志的功过，避免片面孤立地去看人、过分追求个人责任。这样，就能更好地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刘少奇还特别强调，只要那些犯错误的同志不是有意的，并且真正在了解错误，改正错误，那我们就应该欢迎，就不应该再斤斤计较，不断地纠缠。
　　当然，对于那些个别爱调皮捣蛋、经常违反决定、违反纪律、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同志，当思想政治工作做不通的时候，“个别地举行一些同志审判会，也并不是不可以的，有时也是必要的，但把它普通化就是不对的。”
　　为了避免制造冤假错案，刘少奇提出，“必须给被批评或被处罚的同志以一切可能的申诉的机会。”在给同志做鉴定和组织结论时、一般情况下应通知本人，当面做结论。如果当事人不服，经过辩论之后，应向上级申诉，即使当事人不提出上诉愿望，党组织也应代他上诉。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不能剥夺党员的上诉权利。所有的上诉书，任何党的组织都不能扣压。关于思想原则问题，党员还可越级直接向高级党委或者中央上诉。上诉的同志应在下面充分说明自己的主张和理由、分歧的意见何在，弄清楚之后，才去上诉，不能在下面不说清楚，到上面义乱说一顿，蒙混上级，投机取巧，给工作带来混乱，当然，一切案件上诉之后，决定权即在上级，上级党委可以取消、减轻或者加重下级党委给同志作出的处罚决定。
　　在思想原则问题上，刘少奇主张采用辩论的方式解决，如果争论之后，还不能在党内取得一致，就可以采用投票的方式，少数服从多数。在多数决定之后，少数同志可以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但是在组织上、行动上必须绝对服从多数的决定。
　　刘少奇如此坚决地反对党内开斗争会，因为他和他的许多战友深受开斗争会的苦，知道开斗争会对党的危害。据王首道老人回忆，湘赣苏区时，他和张启龙受“左”倾路线的迫害，被打成“严重右倾机会主义者”，六届六中全会时，毛泽东代表中央为他们平反。整风期间，刘少奇又找王首道谈心，了解当时一些冤案的具体情况，细问是否有遗留问题，当王向他谈到湘赣苏雏埃主席麦德生、省委常委刘其凡等一批负责同志被王明路线执行者无辜地秘密杀害的情况时，他悲愤而深沉地说，这是王明路线的又一罪恶！为了懂得正确对待党内斗争，我们党付出了血的代价。今后不许目无法纪，乱抓乱杀，再不许动辄乱开斗争会了。他真挚地对王说：“你我都受过打击，吃过苦头，应把这看作是一种锻炼，这样，我们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就绝不搞王明那一套，一定要按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但可悲的是，刘少奇的忠告并未长期起作用，庐山会议后，阶级斗争引入党内，斗争会的形式也不断升级，刘少奇自己也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斗争会的最大牺牲者。
　　第七编统战谋略
　　“中国的国民革命，一定要社会各阶级民众一致来参加，建立各阶级的联合战线，才可成功”。共产党人最重视统一战线的作用。刘少奇最早提出建立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他的统战谋略极大地丰富了党的统战思想。
　　7·1“联合一切愿意跟我们走的人”
　　1926年9月，廖仲恺遇难一周年，刘少奇撰《廖仲恺先生与工农政策》一文以纪念。文中刘少奇深刻分析了孙中山革命40年，之所以屡屡失败，是因为没有得到绝大多数的国民参加，他强调说：“中国的国民革命，一定要社会各阶级民众一致来参加，建立各阶级的联合战线，才可成功。”
　　非常具有历史巧合的是，几乎与此同时，刘少奇的老乡，年轻的革命家毛译东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译东进而说：“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雄文四卷开篇即从分析敌我友入手，与刘少奇所论可谓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
　　1926年5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刘少奇在会上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报告，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了正确的分析，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论述。
　　刘少奇指出：“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永远是群众的敌人，也就是国民革命的对象。”①“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能领导一切民众向帝国主义与军阀进攻。”②中国资产阶级“有参加革命之可能，但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终究是妥协的，不能彻底的。”③工人阶级应同资产阶级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但要防备资产阶级欺骗出卖自己。中国小资产阶级，包括小商人、学生，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工人阶级应切实与之联合，建立联合战线。”④刘少奇指出，“农民为国民革命之重要势力，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⑤因此，中国工人阶级应“切实提携农民，进行中国的革命。”
　　⑥工人阶级确定自己奋斗的方式时，“必须顾及农民的利益”。刘少奇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与毛泽东在其名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基本一致，得出的结论也相吻合，这也是他们在后几十年革命生涯合作的理论基础。
　　为了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就必须进行统战工作，刘少奇对统一战线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统一战线工作是实现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斗争中一个方面的必不可少的工作，是总斗争中的一个方面的斗争。它可以“联合一切愿意跟我们走的人”，最终达到我们共同的目的。
　　①刘少奇《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②刘少奇《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③刘少奇《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④刘少奇《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⑤刘少奇《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⑥刘少奇《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
　　7·2刘最早提出建立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
　　关门主义也是“左”倾错误路线的一种。教条主义者只知机械地背诵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而不能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去灵活处理敌我情况，争取团结多数，孤立敌人。
　　1933年12月发生“福建事变”，蔡廷锴领导的国民党十九路军转而反对蒋介石，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试图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反蒋。但当时的“左”倾路线领导人却怀着敌意予以拒绝。王明甚至说：“在同他（指蔡——引者注）握手时应朝他脸上阵唾沫。”这种关门主义的直接后果是红军失去一个可能的盟友，以至第五次反“围剿”时孤立无援，处处被动，终至失败。
　　毛泽东曾严厉批评关门主义是孤家寡人的策略，“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毛泽东认为，只有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好卖国贼打垮。
　　刘少奇真切地领会了毛泽东的思想，而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已认识到实行关门主义只能是朋友越来越少，而敌人却越来越多，最终革命劳而无功，所以他一直坚决反对关门主义这种“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做法。
　　1935年，为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扭转北方局势，党中央派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由于组织的破坏和联络的困难，到1936年刘少奇抵达华北时，党中央纠正“左”倾错误路线的几次重要会议（包括遵议会会、瓦窑堡会议）精神尚未传达，华北党的组织仍是奉行“左”的错误路线：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很清楚，不坚决肃清党内的这种错误路线，统一战线新政策就难以贯彻执行。于是，刘少奇以相当大的艰辛和努力，在华北地区彻底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他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提出华北地区党的工作方针是：坚持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准备自己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为统一党内认识，刘少奇在北方局《火线报》上发表关于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文章，如《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等，刘少奇说，关门主义就是根本不到群众中去，只知道坐在房内空叫。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表现在完全不懂得指挥群众斗争的战略战术，不知道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暂时的让步，吸引他们与我们联合，参与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有的同志看起来是“绝不妥协”、“绝不让步”，什么都要打倒，但实际上什么都打不倒。结果是拒绝了今天还可能与我们合作的同盟者，把他们推到反动营盘中去，巩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加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总的力量。所以，每到一个重大事变来临，广大群众起来斗争时，我党常因自己在群众中缺少基础和力量，而无从执行当时所提出的任务感到痛苦。
　　刘少奇说：如果我党不能完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那就谈不上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广大民众的抗日反汉好运动，就不会在我党的领导下开展起来，那就要障碍我党和革命的前进。
　　刘少奇还分析了关门主义的根源是害怕那些反革命派别，所以不敢和他们暂时建立斗争的联合战线，甚至不敢和他们来往谈话，因为不相信自己，
　　恐怕那些反动派别会动摇自己，影响自己，所以自己关门；因为对新的形势估计不足，不相信目前中间阶层和许多上层分子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所以不要统一战线。
　　针对当时不分青红皂白反对黄色工会的做法，刘少奇又撰写《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一文，要求在白区职工运动中，要用一切方法广泛地联系与组织工人群众。在有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工厂和企业中，我们的同志和革命工人均应加入黄色工会，利用黄色工会来团结与组织工人，积累革命力量。刘少奇指出：在反对资本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的口号之下，我们在黄色工会中要与各派的工人及其领袖建立统一战线，特别是行动的统一战线。刘少奇是最早提出建立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人。
　　针对当时北方局党组织存在的错误观念和糊涂认识，刘少奇明确指出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
　　针对当时学生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刘少奇强调指出，必须正确对待学校当局名流学者，实行师生合作，共同救亡。1936年5月4日，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发表《告五四运动诸先进书》，诚恳地希望爱国师生给予指导、支持和合作。7月7日，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发表了给国民党当局、各界人士及各校师长、同学的公开信，明确表示愿意与师长合作，并向帮助爱国运动的师长致谢。
　　10月10日，北平各大学著名教授徐炳、顾颌刚、钱玄同、陶希圣等66人联合发表了《教授界对时局意见书》，提出反对日人干涉中国内政、政府应立即出兵绥远抗日等八项要求。10月14日，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响应，并发动全市10万人的签名运动，支持教授们的爱国行动，在华北及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由于刘少奇的坐镇指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了。由华北的一些进步团体发起，又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平、津为活动中心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很快发展到全国的大中城市。
　　7·3争取地方实力派，刘少奇派人与阎锡山、傅作义、韩复榘、刘湘等联系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要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还要争取那些愿意抗日的地方实力派。因为他们有人，有枪，有地盘，有一定的号召力，得到他们的支持就可以减轻许多阻力，工作要顺利得多。所以中国共产党非常注意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刘少奇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36年春，在刘少奇主持下，北方局领导成立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这是一个以学生、上层知识分子为主，包括工人、妇女、商人及各界人士在内的统一战线组织。就是从成立救国会开始，刘少奇策划争取地方实力派，以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
　　随着中国共产党放弃“抗日反蒋”的口号而改为“逼蒋抗日”的策略，刘少奇领导北方局积极开展了对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的工作。
　　1936年8月25日，北方局给各级党组织发出“关于华北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应该用党的名义给各党派、备团体写信，并设法派代表和他们接洽谈判。
　　争取宋哲元的工作，是从改变策略口号开始的。在“一二·九”运动中，宋哲元曾动用军警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当时，学生的口号是，“打倒卖国贼宋哲元！”天津“五·二八”抗日示威游行后，宋哲元开始转向同情爱国学生。刘少奇指出“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中下级官兵与学生民众关系改好。宋哲元的态度亦有进步。”北方局研究了宋哲元及其冀察政务委员会，认为他们虽是日本培养起来的代理机关，但在全国救国运动不断高潮的情况下，还皇动摇的，还不甘心做汉奸卖国贼，有转向抗日的可能性。
　　因此，在北平“六·一·二”抗日大示威中，刘少奇引导学生改喊“拥护宋委员长抗日！”“争取二十九军抗日！”的口号。口号一变，就稳住了宋哲元及其二十九军，避免激化与宋哲元的矛盾，将之推向日寇一边，也为今后群众的抗日救国活动取得了进一步合法的可能性。
　　刘少奇又指示北平地下党和学联通过各种途径在二十九军中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如，组织进步学生参加二十九军在西苑的军事集训，同中下层军官交朋友；与二十九军官兵联欢，宣传抗日救国。1936年秋，当二十九军穿过北平城时，又动员数万民众夹道欢呼。11月，二十九军先后在北平红山口和河北国安举行军事演习，北平各校学生组织了参观团去参观慰问，通过这些活动争取了二十九军官兵，他们纷纷表示，要维护领土主权，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
　　刘少奇还亲自起草了主张抗日救国的三条意见，通过二十九军的一位参谋处长作为自己的意见，拿给宋皙元看，宋看后觉得很好，便拒绝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开始与共产党接触。
　　1936年8月，宋哲元派代表刘子青与我党接洽。党中央即派张金吾（即张经武）为宋皙元处联络代表。刘少奇又指派张友渔协助张金吾开展工作，争取中上层军官。
　　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则是采取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多种渠道同时进行的。1936年10月，北方局决定由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等组成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专门做阎锡山及其军政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直接受北方局领导，不与中共山西省工委发生横的联系。行前，
　　刘少奇指示簿一波等人要站住脚跟，不敞“清高”，不搞“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不做山西省当局根本不能接受的事情；踏踏实实地做上层统战工作，不怕戴“官办团体”的帽子；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积蓄力量；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按照这些指导原则，薄一波等以公开合法的身份，积极而又慎重地运用阎锡山提出的或他能够接受的口号和工作方式开展工作，首先接办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然而创办新军，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
　　与此同时，刘少奇和北方局通过华北联络局系统，委托朱蕴山以民族革命大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去太原和阎锡山接触。最终达成三项协议：取消山西的反共组织；取消对陕北苏区的封锁；组织抗日民众团体，积极开展抗日运动。随后，党中央派彭雪枫为我党代表去太原，专门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刘少奇还派人与傅作义、韩复榘、刘湘的代表联系，商谈联合抗日问题。刘少奇指示，在争取和他们合作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坚持原则，坚持抗战，不能妥协；另方面，也要照顾到他们的利益，不能要求太高。
　　刘少奇在领导北方局与这些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中，加强了彼此的联系，为迎接全国大规模抗战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7·4“不要失掉这个好机会”
　　1936年8月，薄一彼刚从监狱出来，阎锡山便邀他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因薄一波过去长期做党的秘密工作，没有做过上层的统战工作，感情上也难于接受同阎锡山这样的“老军阀”打交道，于是婉言谢绝了。
　　但当薄一波将此事报告北方局时，刘少奇当即指示：“机会难得，要去！”并指出：不想去，大概还是认为我们不能同阎锡山合作抗日，只应当做基层群众工作，不应当作上层工作，这也是对形势认识不足。一定要看到，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日本要灭亡中国，蒋介石继续搞不抵抗主义，阎锡山也在动摇。当前，党的任务是，既要搞好基层群众工作，又要搞好上层统战工作。阎锡山找上门来，是个好机会，不要失掉这个好机会！
　　于是；薄一波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回到了山西，通过多年的老关系，进一步了解了山西各方面的情况。
　　阎锡山是个老奸巨滑的封建统治者，是个地方实力派，在山西统治了20多年。但这时他处境艰难，经济破产，民怨沸腾，日本人虎视眈耽，蒋介石又在挖他的墙脚。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寻求共产党作暂时的盟友，以渡过难关。于是，阎锡山打起“守土抗战”的旗号，用了一批共产党员，仿照共产党的办法，采取某些暂时性的进步措施，扩充实力，去对付日本人和蒋介石，同时和共产党周旋。阎锡山还曾解释说：“现在我只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都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
　　但阎锡山却打错了算盘，他的对于刘少奇才不会上他的当，乖乖地听他的指挥，让他来削弱共产党。刘少奇的方针是：与阎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戒备他来反对我党和群众；要尽可能通过阎的组织形式，例如“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去进行工作，但又不受他的框框限制。
　　经分析研究，北方局认为山西大有可为，决定加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与薄一波一道先期开赴太原开展工作。行前，刘少奇指示：一、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争取站稳脚跟。不要搞“左”倾冒险主义和空谈主义，不要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和戴“官办团体”的帽子。二、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能做“清高”，不要“抬轿子”，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三、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开，公开工作要为党组织的发展创造条件。
　　薄一波等到太原后，即按照刘少奇提出的抓实权、做实事、反对空谈的方针，接过了阎锡山任“会长”的“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制定了“牺盟会”的行动纲领，在工厂、学校和农村，广泛发展组织，为了迅速培养干部，又在“山西军政训练委员会”的名义下，办起了“临时材政协助员训练班”、'浑政干部培训班”、“牺盟会特派员训练队”、“民政干部训练团”和“国民兵与官教导团”等，把山西当地和全国各地来太原的成千上万进步青年吸引进来，加以培养训练，造就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具有战略意义。
　　薄一波在山西与阎锡山的合作经验成为统一战线的典范：我党既与他合作抗日，又戒备他来反对我党和群众；既利用他组织的牺盟会，又不受他的限制，使牺盟会在我党的领导下，在拥护阎锡山抗战的口号下，发动群众，扩大新派的力量；并组织新派同旧派的斗争，使；日派投敌和企图把山西造成反共局面的阴谋不能得逞。山西经验得到党中央的多次表扬，认为“值得
　　注意”和借鉴。
　　7·5“统一战线不是替别人撑门面”，更不是片面服从
　　抗战初期，刘少奇主张大力发展人民武装，壮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他十分不满王明右倾路线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错误做法，并进行了抵制和批判。
　　他说，假如他们在大别山区，专门替国民党撑门面，招兵、收钱粮、当苦力，就是不发展自己的力量。结果，国民党不要我们时，就把我们一脚踢出大别山。
　　他批驳了项英那种错误地反对招兵买马的观点。他说，打鬼子要有枪，有了枪，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抗日民主政权，就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是人民的，人民承认它，这是最合法的，人民拥护我们，我们就能存在。刘少奇说，我看能招兵买马不错，能招到兵，能买到马就不错。他说，革命的兵为什么不招，革命的马为什么不买，我们还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忽视自己力量的发展，不要丧失自己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的独立性。他说发展力量就是抓武装、抓政权、抓发动群众、抓财政经济、抓发展党、抓培养干部，这是我们的“六大宝”。“六大宝”的总体，就是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针对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发展我党的武装会破坏统一战线的错误看法，刘少奇明确指出：“我门在敌唇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不独不会使国共合作破裂，相反，还是保证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如果我们只采取让步的办法来求得大资产阶级的合作，结果不独不会使合作保持、继续与巩固，相反，还会引起大资产阶级对我们的严重进攻，引起国共合作的破裂。”
　　同王明等人的认识恰恰相反，刘少奇把发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作为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条件。因为任何统一战线都是建立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只有自己有了强大的力量，才能吸引更多的同盟者，也才能击败和制止统一战线内部的反对派的种种阴谋诡计，使他们不敢冒然破坏统一战线，反之，如果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真正的同盟者会认为不可依靠，而那些反对派则认为软弱可欺，随时可以一脚踢开，这就会增加统一战线破裂的危险性。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下各阶级、阶层、各党派、团体结成的联盟，在它的内部，存在着各种矛盾，这些矛盾的集中点就是领导权问题。
　　抗战初期，党内一部分人看不到革命形势的变化，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也有一些人由于过高估计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军事实力，低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放弃与忽视了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犯了右倾错误。例如王明，他从过去的极“左”路线跳到极右，完全抹煞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区别，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给党员群众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在党内党外都带来了不小的损失。刘少奇在抵制王明路线，引导全党走上正确的统一战线道路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他所运用的各种方法至今仍为人称道。
　　刘少奇首先从理论上批判“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他说，所谓“一切经过”实际上就是迁就主义，放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如果“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等，那只是片面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
　　线”，国民党的方针是要限制我们的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捆起手脚，任凭人家摆布，是民族投降主义的表现，是完全不应该的，应该坚决反对。
　　刘少奇又从事实上说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不可行。他说，统一战线主要是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如果我们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的同意许可，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滑稽可笑的。如果我们所要的“一切”均事先要取得国民党的同意，它不许我们就不能办，那我们不是成了国民党的工具了吗？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事业不也就是彻底完了吗？
　　刘少奇的观点得到毛泽东的赞扬。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总结报告中说，刘少奇同志说的很对，并指出，“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需“一切经过”。毛泽东还用明确而简洁的语言总结说：“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进一步强调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
　　在实际工作中，刘少奇注意统一战线中的又联合，又斗争。例如。国民党复兴社在太原办了一个《新闻晚报》，经常发表亡国言论，散布消极悲观情绪，群众意见很大。雁北失守时该报谎报军情，当时主持山西工作的薄一波就抓住这个机会让群众把它捣毁了。刘少奇知道后，对此进行了严肃批评，说这些是违反统一战线原则的。并说：群众的“左”并不可怕，也不难纠正；但是，作为领导者，如果认为只有用这种“左”的指导方针、“左”的行动才能发动群众，那就是错误的。
　　但当薄一波准备接受阎锡山的任务创办新军时，刘少奇表示了极大的支持，并强调这支武装必须由我党领导。于是，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成立。以后不到一年时间，发展到50个团。当时刘少奇提出三个月内扩大部队到十万，党内有些同志表示反对，认为会破坏统一战线，但刘少奇认为只有自己力量强大，统一战线才可能形成，并得到巩固和发展。刘少奇在太原与阎锡山的代表进行会谈，郑重他说：牺盟会（即山西抗日牺牲同盟会——引者注）是共产党帮助发展起来的。发展统一战线，是为了抗日救亡，为了中华民族，不是为私利，不应有谁挖墙脚的问题。我们之间是可以互相合作的。在统一战线中，阎先生是会发展的，共产党当然也要发展，限制我们的发展那是不行的。
　　既顾全统一战线这个大局，又不允许对于借统一战线限制自己的发展，这就是刘少奇高明的策略。
　　7·6阶级的部分的利益，应该服从整个民族的利益
　　刘少奇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那就是“阶级的部分的利益，应该服从整个民族的利益。”此文发表于1936年11月20日，文章发表不到一个月，西安事变发生。刘少奇在华北处理西安事变的影响中表现出的灵活态度，集中反映了他这一观点。
　　刘少奇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是下层的，而且是上层的。
　　早在1936年11月14日，他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就明确表示：“本来我早就感到反蒋与停止内战两口号矛盾的。我早和同志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在党内，刘少奇是较早认识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必须得到蒋介石的合作这一严酷的现实的，而当时党内绝大多数人对蒋介石仍然是义愤慎膺，不共戴天。也难怪，十年内战，蒋介石屠杀了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优秀干部和革命群众，仇深似海，与这样一个死对头合作叫人如何转过弯来？
　　但刘少奇站在全民族利益的高度认为，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必须实现全民族的抗战，必须与蒋介石合作，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否则于国于民不利，于共产党自身也不利，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经二万五千里长征，仅剩二三万人，被胡宗南大军压迫在陕北山沟沟中，缺衣缺粮，难以为继。不借天时，困龙如何入海？
　　西安事变后两天，也即1936年12月14日，刘少奇以北方局书记身份对新闻记者发表《北方共产党发言人谈话》，说明我党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出：只要南京彻底改正蒋介石以往对民族利益的错误政策和行动，对内实行民主，对外实行抗战，此事则解决甚易。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盾，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到南京，当时党内有种“左”倾看法，认为张学良投降蒋介石是一种无耻行动，刘少奇批评了这种错误看法，他认为张学良跑到南京请罪，不是表示张学良的无耻与投降，反而表示张学良为着团结全国抗日停止内战而不借牺牲个人的忠诚。刘少奇提出，对蒋介石及国民党与南京政府采取分裂政策是非常危险的，这样将不能争取国民党南京政府及蒋介石军队之大部或全部来抗日，而恰是使他们大部或全部去降日。张学良、杨虎诚始终不从南京政府、国民党中分裂出来，始终不和南京政府、国民党及蒋介石对抗，始终留在国民党内成为国民党中左派中坚力量，并以此力量来影响、推动与争取南京政府、国民党来抗日，“这是唯一正确与可能的政策。”刘少奇强调，一定要认定现在国民党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有全部或大部参加抗日战争的可能，因为日本的进攻，同时威胁他们的存在。
　　刘少奇主张，我们党在西安事变中还是采取国内革命战争的方针，同情西安是不恰当的，在西安事变中我们虽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但发生了很大的动摇，在政治上引起了极大的纷乱与广大群众对我们的误解。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存危机，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阶级的部分的利益，应该服从整个民族的利益。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是我党策略上的重大转变，它是以民族的共同的利益和要求为基础的，是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的，是同日本要灭亡中国的形势相联系的。刘少奇说，在民族危机、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民族独立的思想和要求，是超过其他一切问题，在全国人民面前被严重的提出来，成为中华民族解放之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
　　民族斗争是首要的最高的任务，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挽救祖国免遭灭亡，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统一，对于中国各阶级，包括对无产阶级都是有利的。没有中华民族的独立，就不能有无产阶级的解放。只有摆脱民族压迫，才能为阶级解放创造条件。民族利益包含着无产阶级的利益，民族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
　　7·7统一战线内部求同存异
　　抗战初期，刘少奇在主持华北局工作时，根据华北的复杂情况，采取灵活而巧妙的方法团结合派别、各军队一致抗日。针对不同的党派，不同的军队，采取不同的办法。
　　对那些主张抗日，但反对共产党的人，我们以诚恳的态度坚持合作，同时推动下层，孤立顽固派；
　　对那些赞成统一战线，但不敢公开合作的人，就和他秘密合作；
　　对那些赞成与八路军合作，不赞成与共产党合作的人，就用八路军的名义与他们合作；
　　对那些要下层合作，上层不合作的人，就进行下层合作；
　　对那些主张进步，但要独立自办的人，帮助他们去办；
　　对那些表示要与共产党合作去反对蒋委员长、阎总司令，或反对其他派别的人，则表示拒绝，并好好地向他们解释：在这民族危急关头，不能自己反对自己，应该联合一致对外抗战。
　　刘少奇把合作看成一个过程，可以从一个具体问题，具体行动的合作开始，使他们感到合作的好处，接着二次三次的合作。他们自然会提出长期合作的问题。他指出：“在合作中，批评工作是重要的，批评要诚恳，不要损害他们的威信。”
　　刘少奇还举例说明如何从具体行动开始合作。他说：譬如。我们可以同某一个部队共同打仗，胜利了可以把胜利品送给他们，使他们感到和我们合作的好处，就会产生进一步合作的要求，这样逐步由低级到高级，从暂时的联合变成长久的同盟。采取单一的方法是不行的，那种只要求全部纲领的合作，只要求公开的合作，只会造成磨擦的增加。既要反对关门主义，又要反对公式主义和千篇一律。
　　为了争取同盟者而作出适当的让步是必要的，但是主要的是靠坚决的斗争，刘少奇说，对同盟者要注意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要有某些必要的让步，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无产阶级主要不是用自己的让步去取得同盟者，而是用自己的正确主张，斗争的伟大能力，与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积极性，去吸引同盟者。无产阶级适当的让步，只有当着同盟者走向与无产阶级联盟的时候，才能吸引同盟者。
　　7·8统一战线不是不要阶级斗争
　　由于我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面临着对外反抗帝国支义的民族压迫，和对内反抗阶级压迫的双重任务。在结成反帝的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由于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甚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刘少奇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创造性的见解。
　　首先，刘少奇认为，在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中，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都是客观的存在。他说：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消灭社会各阶级间原来的矛盾和冲突。在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中，这些矛盾是依然存在的，所以阶级斗争依然是存在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只有主次之分，而无有无之别，企图完全否认阶级斗争的观点显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刘少奇强调，民族的联合战线并不能消灭或减少社会上各阶级原来的矛盾和冲突，当着统一战线的进行，不限制无产阶级组织与斗争的自由之时，这个统一战线是革命的。那种认为统一战线不能与阶级斗争相联系，应该停止或削弱阶级斗争的做法，是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的，是一种极危险的右倾思想。
　　其次，在刘少奇看来，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又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们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在大敌入侵，必须全民族一致对外的情况下，片面地强调阶级斗争，就会影响一致对敌；而完全忽视阶级斗争，阶级之间的矛盾不能得到妥善的处理，也会影响各阶级对外斗争的积极性。所以刘少奇的主张是适当的阶级斗争，会使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得到一定的调节，从而调动各阶级的积极性，促进民族斗争的发展。因此，不但不应该反对而且应该拥护工农为改善生活待遇而进行的各种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愈是迅速有效而正确地进行，就愈能加强统一战线的力量。相反，如果去阻止与压制这种斗争，就要削弱统一战线的力量，就要失去广大工农群众对统一战线的拥护与热情，统一战线就有被敌人战败的危险。因此，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运动中，绝不可停止与忽略阶级斗争，统一战线也需要这种斗争来充实自己。
　　在谈到民族统一战线中，如何正确地进行阶级斗争的时候，他表明了这样的观点，即：这种斗争必须照顾阶级中间各自一定的利益。一方面，地主、资本家应当适当改善农民、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使他们的生活得到一定的保障，为此必须同地主、资本家进行一定的斗争。但是，在进行斗争时，可以而且必须应该采取不故意加紧反对资本家的方式。斗争要注意方式方法，做到适可而止，如不提出打倒资本家的口号，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特别是影响抗日大事的罢工、怠工及冲突，用政府颁布法律命令等方式来满足工人的要求，从各方面采取办法来实现工人的要求等。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还要照顾到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为了满足工人的要求而必须损害他们的一部分利益的时候，就应该在另一方面特别注意增进他们的利益，如减低捐税等。
　　刘少奇还分析了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仍能把民族资产阶级留在统一战线中的理由，他说，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收回海关，抵制帝国主义的货物，提高工农购买力等，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内市场扩大，又可以增进资产阶级的利益，打开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前途。
　　刘少奇这一斗争策略对于澄清党内一些错误思想、糊涂观念具有极大的
　　作用。此前，共产党内有些人不知道正确处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或者用阶级斗争否认民族斗争，或者惜统一战线而否认阶级斗争，因而，不是妨碍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就是不能很好地调动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刘少奇这一策略思想提高和统一了全党的认识。
　　7·9掌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
　　“七·七事变”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形成。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争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党内一些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力量，放弃了我党的领导权。对此，刘少奇提出了相反的主张，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牢牢掌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刘少奇指出：由于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领导成份不同，就要影响到“是否能够胜利地抵抗民族压迫”这一结果，以及还要影响到在战胜各族敌人以后国家内部关系的组织。当时，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存在着实质上有区别的两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一种，是以大资产阶级为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要其他一切党派、团体和群众不论在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甚至在思想上都完全地、绝对地服从他们，跟随他们后面去抗日，原则上不允许其他阶级有任何的独立性，并企图在抗战中消灭、瓦解或削弱其他一切势力，严厉镇压民众的革命运动。
　　第二种，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三三制”政权及其他平等的民主形式，团结所有各抗日阶层及党派团体共同抗日，实行照顾各阶层人民利益的和彻底战胜日寇的政策。
　　刘少奇指出，我们应该独立自主地团结敌后一切抗日之势力和阶层，建立以自己为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政权、军队等），坚持敌后的抗战。
　　刘少奇在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后深刻地指出：如果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只是顺从大资产阶级的意旨行事，只是安心地充当大资产阶级的苦力或纯粹的帮手，而不与大资产阶级一切的反共企图作斗争，“国共合作就一定会破裂，革命就一定失败。”
　　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为了便利无产阶级去获得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会完全为了民族解放斗争而奋不顾身，正如刘少奇所说的：任何人，他不为团结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而努力，并取得他们的信任，他就不能领导这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
　　无产阶级为了建立自己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采取联合战线的策略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是为了壮大和集中力量，去反对主要敌人，另一方面是为了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在这一点上，刘少奇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无产阶级是最能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要求为民族的完全独立和彻底解放而斗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有着光明灿烂的前途。但是，领导权并不是天生地属于中国共产党，而是要靠长期的工作和斗争逐步争取到的。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及整个第三营垒的人，也在用尽一切力量争取领导权”，因此，“要战胜他们，要有正确的政策，还需要作最大的努力。”
　　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必须明确的是，中国的民主革命不能由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完成，而要由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来完成。中国的无产阶级比中国的资产阶级要强大得
　　多，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给农民与小资产阶级以出路，代表他们的利益，力他们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所以，刘少奇进一步提出，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把本阶级的利益和整个民族的利益更好地联系起来，正确对待同盟者。不仅对同盟者给予必要的援助，而且自己要带头同敌人进行斗争，并且站在民族斗争的最前线；对同盟者的缺点和错误，要进行批评帮助。如果不对同盟者的动摇或者错误进行指正，那就不能提高群众的警觉，也不能停止同盟者的动摇，要想建立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不可能的。
　　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使无产阶级成为坚强的独立的力量。刘少奇说，只有无产阶级自己确实地下动摇地独立起来，才能与别人进行平等的联合，才能用自己正确的革命主张去影响别人，动摇别人，甚至迫使别人不得不随自己的主张行动，使自己成为抗日的中坚，受到各方面的尊重。
　　刘少奇还断然指出，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结果和前途怎样，要看统一战线的领导人是谁。是资产阶级，那对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就不可能；是无产阶级，那对日战争必然彻底胜利，并将使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前途。
　　7·10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
　　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获得领导权与他的独立性是密不可分的，二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为不论一个阶级，一个集团，还是一个人，如果丧失了独立性，丧失了独立人格，是不可能居于领导地位的，刘少奇正是因为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他论述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问题时总是强调无产阶级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刘少奇的观点很鲜明，他说，无产阶级必须自己确实地、不动摇地独立起来，然后才能与别人进行平等的联合。如果无产阶级自己还不能独立或取消自己的独立，那就不能联合别人，只能供别人利用。
　　在刘少奇看来，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自己的独立。那种一搞统一战线就把自己投到别人旗下的做法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行为。
　　早在1936年，刘少奇在一次讲话中，就论述了统一战线中不要丧失独立性的观点。他说：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独立的，它绝不在统一战线中束缚自己的行动。党一方面联合各党各派为民族独立而斗争，但同时一分钟也不忘记自己的社会主义最后目的，一分钟也下放弃用共产主义精神去教育群众与组织群众的独立工作，一分钟也不放弃为无产阶级本身利益而斗争。
　　刘少奇批评党内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片面性，他说：他们的哲学是这样：或者是民族统一战线，无产阶级投降资产阶级，或者是民族统一战线破裂，无产阶级独立。然而我们的哲学不是这样，我们既是民族统一战线，又是无产阶级的独立和领导。
　　无产阶级之所以必须保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最主要的原因是无产阶级除了统一战线的共同利益外，还有本身特殊的阶级利益，还有本阶级奋斗目标。
　　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为了打击某一共同敌人而成立的“统一战线”，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不少。但有些诸侯因为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没有树立自己的大旗，今天跟这个大国征讨，明天又跟那个大国撕杀，一会儿这边借钱，一会儿那边筹粮，东奔西跑，忙于应付，结果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就这样折腾垮了。
　　刘少奇总结历史经验，强调无产阶级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和加强自己的独立性，并提出了四条措施。
　　一、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都不要忘记自己的独立立场，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无产阶级的终极目标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与资产阶级的合作毕竟是暂时的，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日寇，决不能因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而忘记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原则立场。
　　二、对于每一个重大事变和重要问题，都要根据自己的观点给以分析，提出自己的独立的主张和办法，并根据自己的主张行动，决不可一切唯资产阶级马首是瞻，做资产阶级的应声虫、传话筒。
　　三、要在群众中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并评论各党各派的主张，使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与其他各党各派的观点和主张在群众面前分得清清楚楚，让群众来选择，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能再打国民党的旗帜，基
　　本原因是国民党已经在群众中没有号召力，同样，在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如果不能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观点，还是扛着资产阶级的大旗，群众就不会了解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真面目；如果无产阶级不努力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群众也不会深入理解，达不到获得群众拥护的目的。
　　四、要建立无产阶级群众独立的组织和独立的力量，要加强巩固我党的组织和一致。不仅要巩固与扩大党的组织，还要加强与扩大人民的军队，建立强有力的工会，巩固苏维埃政权，加强与扩大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工作。
　　刘少奇说，无产阶级必须坚决地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独立起来，然后才能用自己正确的革命主张去影响别人，推动别人跟随自己的主张行动，而不至于去接受别人的影响，在别人的主张下动摇自己，束缚自己，甚至作别人的尾巴。
　　7·11坚持反磨擦，要与“磨擦专家”兵戎相见
　　抗日战争初期，项英主持新四军，他拒不执行中央正确的指示，而是遵循“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对国民党顽固派一味妥协退让，不敢斗争。他总是强调新四军力量弱小，强调华中特殊，因而不敢独立自主，不敢扩大根据地，甘心规规矩矩地受约束。
　　项英认为，江南敌后交通便利，不利于大部队活动，因此，他不敢冲破国民党的限制，放手到江南、江北开展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只在国民党划定的范围内活动；不敢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更不敢和顽固派坚决进行反磨擦斗争。项英的错误指挥，导致了抗战初期新四军的被动局面。
　　为了扭转江北敌后斗争的不利形势，党中央于1938年组建中原局，刘少奇因其能坚决贯彻中央意图，工作作风大刀阔斧，并善于处理各类矛盾而由北方局书记改任中原局书记。
　　受任于危难之际的刘少奇到任伊始首先的任务是统一党内认识。他阐述了反磨擦与统一战线的关系，认为统一战线既然包含几个阶级，敏必然会有磨擦，只有坚决反磨擦，统一战线才不会破裂。
　　在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后，刘少奇分析当时的形势，现在根据地不巩固，新四军军部就在顽固派的眼皮底下，没有回旋余地，不晓得哪一天可能会被国民党顽固派消灭掉。项英同志的错误造成新四军现在这个危险的局面，对我们很不利。中央命令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向北发展，到江北去，项英同志就是不行动，说什么长江被敌人封锁，大部队不好过。
　　此前陈毅不顾项英反对，命叶飞领新四军第六团以“汪抗”（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东进苏（州）常（熟）太（仓）澄（江阴）锡（无锡）地区作战，刘少奇予以表扬。1942年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报告中，刘少奇再次给予明确的评价：“我军在苏南活动最久，且在陈毅同志领导之下，自始至终正确的执行了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及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与发展抗日武装部队的方针。因此，我军在苏南有很大的发展，并在不断的打击日寇的战斗中，在群众中建立了很好的威信；部分地改善了群众的生活，组织了一部分群众，又由下而上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刘少奇认为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坚决反磨擦的结果。但反磨擦是特殊条件下的斗争，必须十分注意策略，一方面，要敢于站在自卫立场上，同那些“摩擦专家”兵戎相见，给他们一定的惩罚；但另一方面，又要注意战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要因战争而有损于团结抗日。毛泽东曾高度概括为“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也就是要求在这类斗争中坚持“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休战原则。”刘少奇在指导这类武装斗争中，提出了“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方针，即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的同时，又要拉着他们抗日。
　　1940年，桂系军阀李品仙部挑起摩擦战争，刘少奇在指导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进行反击时，就巧妙地运用了这一斗争方针：在坚决击退李部的进攻后，主动地命令部队停止追击，给国民党留下了一条抗日的道路。
　　7·12统一战线决不是牺牲我们的政治原则
　　我国古代传奇作品《红拂记》曾描述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故事，自视甚高的虬髯客打算推翻隋王朝，独霸天下，谁知见了李世民，觉得他英明神武，聪颖机智，文韬武略均在自己之上，于是打消了夺天下的念头，转而辅佐李世民。
　　这样一个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故事，很不起眼，但刘少奇却拿它来作比喻说明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统一战线中我党要掌握领导权，必须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很高的觉悟水平。
　　建国后，关于要不要统一战线曾有过许多糊涂思想，有些人担心搞统一战线会把辛辛苦苦打来的江山送给资产阶级。
　　针对这种错误认识，刘少奇利用《红拂记》中故事，说我们要做李世民，要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觉悟水平，让那虬髯客放弃夺天下的想法。
　　刘少奇又说：“统一战线决不是牺牲或降低我们的政治原则，而是把他们（指各方面的爱国人士）的思想提高到我们的纲领水平。”这就是统一战线中一个重要策略——以我为主。
　　以我为主不是把我党的意志愿望强加于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而是以我党的政治原则为统一战线基本原则，我党的纲领为统一战线基本纲领。这些原则是不容降低和迁就的，更不能放弃。
　　那么又如何保持统一战线的合作呢。刘少奇的办法是：提高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思想水平、认识水平，将他们的思想提高到我们的纲领水平。
　　建国后我党很注意对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培养使用，如建国初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就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三人，又任命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中有傅作义任水利部长，马叙伦任教育部长，李德全任卫生部长，史良任司法部长，黄炎培兼轻工业部部长，章伯钩任交通部长，朱学范任邮电部长，沈钧儒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程潜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们都很好地发挥了各自的智慧和才干，为管好政府、管好国家尽了一份力，这些都是统一战线的成果。统一战线政策使这些人士参加进了政府和国家的最高管理机构，但他们并没有停留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水平上，而是跟着共产党走，不断改造自己的思想，有的还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如宋庆龄。
　　7·13统一战线省了大麻烦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之后，还要不要保持和发展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统一战线呢？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了继续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指出在城市工作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党不仅要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而且要团结尽可能多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及和他们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共同纲领》，形成了全国性的统一战线组织。刘少奇在政协会议上发言说：“中国人民在一百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艰苦斗争中深深地懂得：必须实行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才能战胜压在自己头上的强大的敌人，并且战胜这些敌人，巩固胜利果实，成功地建设新中国。”
　　但是，党内的一些同志因为革命的胜利而产生了骄傲情绪，认为革命胜利了，今后要不要同盟者都没有关系，统一战线不那么必要了，还有人抱怨统一战线政策是对资产阶级的迁就和妥协，提出取消统一战线。
　　针对党内这些错误认识，在1957年10月7日的人民政协党组全体党员大会上，刘少奇专门论述了新形势下的统一战线问题。刘少奇认为，要不要统一战线，不决定于革命胜利与否，而决定于中国的国情。中国人口4.5亿，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非无产阶级，共产党员只有300万，工业不发达，面临着艰巨的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任务。刘少奇说，这些条件决定革命胜利后，统一战线政策仍然必须实行，必须联合农民、各民主阶级和一切愿意跟我们走的人，包括过去跟我们打过仗现在已经觉悟过来并脱离了反革命阵营的分子。
　　刘少奇指出，能否正确执行党的统战政策是衡量我们同志的觉悟程度和政治水平的重要标准。统一战线不是对资产阶级的妥协，不是牺牲或降低我们的政治原则，而是通过我们的工作把同盟者的思想提高到我们的纲领所要求的水平。
　　他还批评了那种“统战工作麻烦论”。他指出，做统战工作是麻烦的，但是经过统战工作，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政治代表的大部分不造社会主义的反，相反地，他们服从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省了大麻烦。如果我们取消党的这种统战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可能造反，我们就会遇到大麻烦。统战工作是要花钱、花时间、花精力，但是如果不花这方面的钱，不花这些时间和精力，就可能要花更多的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而且还要死人。
　　刘少奇还说，从总的方面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实现党的总任务、总斗争中的一个方面的斗争，是一种配合的辅助性的工作。但从消灭我国现有剥削阶级来讲，这种统一战线的方法，可能是主要的方法。井说统一战线是长期的，..又是全国性的，不是中央搞一搞，各地可以不搞了。
　　7·14“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作用更大”
　　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和合作共事中，刘少奇与宋庆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刘少奇领导“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时宋庆龄曾给予大力支持，向海内外募集10余万元巨款，赠给省港罢工委员会，1937年，宋庆龄专门为新四军伤员开展了“两万条毛毯运动。”1941年1月，刘少奇任新四军政治委员，曾派新四军军医处长沈其震去香港，当面向宋庆龄汇报皖南事变真相。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刘少奇和宋庆龄都当选力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10月5日，中苏友协总会成立时，刘少奇当选为会长，宋庆龄当选为副会长。1954年9月，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为副委员长，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当选为副主席。在近18年的合作共事中，他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和私人交往都十分融洽。刘少奇称赞宋庆龄说：在历次关键时刻，一向支持我们党，同人民在一起。她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
　　1957年4月，刘少奇因公去上海。像往常一样，他和王光美去探望宋庆龄。宋庆龄恳切地向刘少奇提出：我希望参加共产党。刘少奇高兴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我将转报中央和毛主席，不久，刘少奇告诉宋庆龄说：“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
　　当共产党员是宋庆龄梦寐以求的事。早在1930年在法国时，也就曾对唐梦醒说：“当共产党员是件好事。”
　　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回上海恢复党的地下工作，派李云做地下党和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1937年的一天，宋庆龄问李云：“我算不算党员？”党组织回答她说：“你同共产党员一样。”
　　几十年过去了，党仍希望宋庆龄留在党外。她理解党的用意，服从党的决定，也完全懂得这对国家、对党更有利。
　　以后的许多年里，党一直把她看作是自己的同志。党内文件按时送给她看，一切大事都征求她的意见，和她商量。1957年11月，毛泽东组团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宋为副团长。在苏联，毛泽东还特意对赫鲁晓夫说，宋庆龄不是我党党员，但我们一直把她视同同志，接待规格不能降低。
　　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宋庆龄即将告别人世时作出决定，接纳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个长期献身革命，忠诚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终于加入了党的行列，实现了长期以来的愿望。只可惜一直关心宋庆龄入党问题的刘少奇己含恨离世，他九泉有知，也会为解了一桩心愿而露出笑容的。
　　第八编人生谋略
　　刘少奇是中共领袖群中极具悲剧色彩的人物。他几十年如一日，为党的巩固和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绩。有着独有的人格魁力。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共和国的主席都遭受到非人的折磨和摧残。他的遗体被当作无业烈性传染病人秘密火化，骨灰盒上写的名字是刘卫黄。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
　　8·1既不信神，也不怕鬼
　　读过《西行漫记》的读者也许还记得这样一件事，毛泽东曾向埃德加·斯诺坦率地承认自己小时候由于母亲的影响而信神拜佛，而且信得还很厉害，到了后来才逐步成为一个唯物论者。
　　与毛泽东相似的一点是，刘少奇的母亲也是信神的，每月初一和十五都要郑重地在家宁堂屋的神龛前烧香祈祷，家中如有什么病痛灾害，则礼拜得更加殷勤。与毛泽东不同的是，刘少奇不信神，并未参加到求神拜佛的行列中去。但尽管他主张家里不要迷信神灵，却也理解母亲的心，她是在为全家、为儿女而祈祷。说起刘少奇的木信神，有一则故事颇能说明他的见识。
　　有一年夏天，刘少奇的家乡炭子冲久旱无雨，田地晒裂了，禾苗也干枯了，农民们把塘里的水都快车干了，但始终未见老天爷有下雨的迹象，于是乡亲们按照过去的习俗，纷纷集资筹款，买香备灶，成群结队到双狮岭的一座庙中去“求神降雨”。
　　正在玉潭小学求学的刘少奇放暑假回到家中，见到这番情景，很是焦急，他劝导母亲、兄长不要去参加这种无益的活动。他说，庙里的菩萨早被白蚁吃得焦头烂额，千疮百孔，已经是自身难保了，难道还能显灵降雨来救助穷人吗？如果菩萨真有灵，首先该保住自己不被吃掉。他劝说乡亲们在抗旱紧张的时候，不要去祈神求佛，这样做既浪费了钱财，又耽误了农时，不如脚踏实地车水抗旱有效得多。
　　刘少奇不怕鬼的故事说起来与鲁迅不伯鬼的故事很相似，只是刘少奇当时的年龄要小些罢了。
　　那是刘少奇进玉潭学校的第二年，初秋时节，他和另一个同学天亮前出发去学校，正好这一天细雨蒙蒙，能见度很低，他俩走到一处黑黝黝的山岭路段时，忽然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个黑影在移动，像野兽却又是直立行走，像人却又没头，莫非就是鬼吗？同伴顿时吓得毛骨惊然。刘少奇是相信世上没有鬼的，虽然听大人们说过“鬼”的故事，但从未见过，他倒想见识见识“鬼”到底是啥模样，于是，刘少奇朝前喊道：“前边是什么人？”没有回音，那黑东西仍在往前移动。同伴更加害怕了，吓得不敢前进。刘少奇拉着同伴紧跑几步跟上去，再大喊一声，那黑东西才回转来答腔。原来也是一位趁天不亮就出门赶路的农民，因为天下着小雨，便把外衣反罩在头上，由于只顾赶路，没听到有人在背后喊，雨雾蒙蒙中看上去便像一只无头无脑的“鬼”了。
　　经过这场虚惊，同伴更加佩服刘少奇的胆量，刘少奇也更加相信世间没有鬼，所谓鬼神都是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造出来的。
　　8·2“人的命都不要了，其他就好说了”
　　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确实，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如果人连生命都看得很轻了，那还有什么做不成呢？所以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据刘少奇的侄孙女刘维孔回忆，有一次，她因遇到升学和参加车产的矛盾，去请教叔祖父，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她说：如当我遇到要牺牲个人利益的事情时，思想上总要斗争许久，总想不通，您也有过这样的事吗？
　　刘少奇略一沉吟，回答道：有过，有那么一次。于是他饶有兴致地回忆起自己入党的过程。
　　他说，那时我还没有参加共产党，我在考虑入不入党的问题。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不像你们现在这样，一本书过目一下，有了一知半解就过去了。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人的命都不要了，其他就好说了。
　　正是这种不要命的精神，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祖国和人类最壮丽的事业的精神使刘少奇成为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不管是在如火如荼的罢工热潮中，是在白色恐怖严重的白区，还是在血雨腥风的华中前线，这段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打天下的日子里他就这么坚定地走过来了，因为他已把自己交给了党，交给了人民。
　　也正是有成千上万像刘少奇一样不怕牺牲不怕杀头的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才能战胜各种艰难困苦，经过多年的奋斗，终于将蒋介石政府拉下马来。
　　8·3严于律己、淡泊物欲
　　刘少奇出身农家，虽然不曾缺衣少食，但也没有奢侈挥霍过。投身中国革命后，长期艰苦的革命生涯也造成了他吃苦耐劳的品格，他生活淡泊，除了基本的生活要求外，别无所求，直到他身为国家主席依然如此。
　　1937年10月，太原失陷，北方局撤退到临汾刘村。这时，刘少奇胃病复发，吃不下饭，更消瘦了。当时党中央交给他几万元法市作党的活动经费，他一分未动。也未向组织上要求照顾，坚持按规定每月只领五元钱的津贴，每天买些红、白萝卜，烩点馍，维持生活。
　　进城以后，对家属子女要求严格，经常让孩子们参加体力劳动，从不准用公家的车办私事。夫人王光美随他出国访问，准备服装，严格按外交部的有关规定办理。
　　1963年刘少奇和王光美出国访问，出国之前，外交部礼宾司的负责人到他们家看了他们在国内会客的衣服，发现没有一件合乎规格的，只好统统另做，包括全部随行人员，每人都做了衣服。江青还几次对王光美说，咱们是个大国，应该做几件像样一点的衣服，不能太寒酸。事隔几年，江青竟然倒打一耙，说什么她如何劝王光美不要这样那样，而王光美不听之类的话来了，真是两面三刀。
　　刘少奇一向反对为他作寿，1959年底，刘少奇在海南椰林村学习，回家途中，路经琼海县那天，正好是他生日，省里同行干部送来一块生日蛋糕，少奇不满意这种作法，但由于地方同志出于好心，没有过多批评。蛋糕由下面的同志分吃了。后来林彪造谣说陶铸给他送了直径一公尺那么大的寿桃糕，专机送往海南岛，指定歌舞团前去奏乐，并邀请党政军领导人出席祝贺。
　　1960年，刘少奇到苏联参加各国共产党会议，作为代表团团长，按规定发给他5000卢布零用费，他没有用1个戈比，全部交给了我国驻苏大使馆。
　　他从不接受馈赠。外宾赠送的礼品，都交给故宫博物院作为筹办礼品馆的陈列品。到外地视察，他总是吃住停在偏僻铁道上的专列火车上，以免妨碍交通和避免地方同志的招待。地方同志有馈赠，他总是严肃地交待工作人员给退回去，请客送礼是中央规定禁止的。退也就意味着未破坏中央的规
　　他家里的生活也很俭朴，平时吃饭，刘少奇的菜稍好些，孩子们吃一般伙食标准。后来他全家干脆在食堂包伙吃饭。他晚上吃夜餐也是自己掏钱。有一次，他发现公家为他报销了夜餐费，便诚恳地对中南海行政处的同志说：我长期习惯夜间办公，和一般同志的情况不同，夜餐费不该让公家出。他坚持要行政处的同志把夜餐费的单子开出来，从他的工资中扣除了。
　　刘少奇极注意自己的公仆形象，从不搞特殊化。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予以说明。1960年，刘少奇偕夫人工光美到四川参观，当地干部请他们吃四川名菜“活水豆花”。刘少奇见了满满一桌菜，觉得这种大吃大喝用公款请客的风气很不好，违反了国家的财经制度，何况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领导干部更应该带头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于是，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刘少奇便叫王光美向大家宣布：这餐饭的费用，全部由少奇同志支付，算是请大家。饭后，立即如数付了钱粮。令在座的同志十分感动。
　　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长时间在地方考察参观，为了避免给地方带来麻烦，也为了防止身边的工作人员利用他的牌子搞特殊化，刘少奇每次外出总要向工作人员约法四章：一、每到一地，不准要人家接送；二、到
　　任何地方，不准请客吃饭，铺张浪费；三、不准向人家要东西，人家送上门来也要婉言谢绝；四、参观时不准前呼后拥地陪同，有个向导引路就行，不准影响地方负责同志的工作。
　　刘少奇就是这样勤勤恳恳、艰苦朴素，几十年如一日，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身体力行。
　　8·4“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少奇同志”
　　“文化大革命”前，社会上流传过一句话，说毛主席讲过“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少奇同志。”这句话的真实性现在已很难考证了，可以考证的是刘少奇从未间断过学习。
　　刘少奇良好的学习习惯是小时养成的，不管是在洪家大屋还是在玉潭学校，他都如饥似渴地学习。除了当时必修的四书五经外，他几乎无不涉猎，但对那些传播新思想。新思潮的书籍更感兴趣，对维新派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非常佩服，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更令他感到新鲜。刘少奇从《新民丛报》上，还知道了许多外国政治家和科学家的名字，如卢梭、伏尔泰、华盛顿、瓦特、富兰克林等。他尤其敬重谭嗣同这位湖南老乡，这个热血男儿早在刘少奇出生前57天就被西太后惨杀在北京菜市口，死时极其壮烈。谭嗣同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刘少奇。
　　为了更好地学习，刘少奇在家里设了一间小小的“书房”。今天，到刘少奇故居参观的人还可以看到它位于房屋的后部，紧靠后山，尽管狭小，但清幽雅静，利于学习。在这间小小的书房里，在油灯的陪伴下，刘少奇把从同学。熟人和老师那里借来的一叠叠的书埋头阅读起来。每当夜深人静、万赖俱寂的时候，正是刘少奇神游八极、思接千载，在书海里邀游的时候。由于他沉静好学，经常手不释卷，于是乡下人送给他一个雅号：“刘九书柜”（刘少奇在家中排行第九）。
　　参加革命后，尽管长期斗争在风雨如晦的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连天的烽火前线，刘少奇仍未停止学习，他有句名言：“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这时他学习马列经典著作和军事理论著作，结合当时的革命实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更好地指导中国革命。从刘少奇这一时期的著作和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引证之多，足以说明他读书之博与运用之灵活。如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刘少奇代理主席，主持中央工作，在其给东北局的电文中就明确要求将东北建成“如汉高祖在汉中”，可见他对当年楚汉相争一段历史相当熟悉。
　　解放后，尽管刘少奇身兼数职，工作更加繁忙，但他对自己的学习抓得很紧。据他的秘书吴振英。刘振德回忆，他的书架上摆满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还有《资治通鉴》等历史书籍。我们经常看到他翻阅这些书籍，并在书里夹了许多书签。
　　刘少奇读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凡是毛主席提倡读的书，他一定找来认真阅读。吴振英、刘振德卧忆说：记得有一个时期，他经常翻看《资治通鉴》，看得十分认真。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是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讲了一个典故，少奇同志为了深刻理解毛主席引用这个典故的现实意义，回来便仔细阅读翻阅原著。
　　刘少奇学习的另外一个特点是，经常与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切磋、研讨。1959年，刘少奇因病到海南疗养。但到了海南岛，他把疗养忘了，却针对当时“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与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学习《政治经济学》。由于刘少奇平易近人，丝毫没有国家主席架子，每次讨论会发言都很热烈，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效果很好。他的秘书在回忆这次海南岛之行时动情他说：一个国家元首和他的秘书、医生、护士、警卫人员等一起学习政治理论，平等地讨论问题，这大概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
　　8·5“不准你们打我的招牌”
　　子女教育对于身居高位者来说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由于领导者手中有权，下面的人或因为畏怯，或出于一己私利，阿说奉迎，常常从领导者子女身上入手，以博取领导者信任，因此，古往今来，位高爵显者子女教育成功者少，这大概也是其显赫门第“五世而斩”的原因。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刘少奇，出身清贫，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对于子女教育是成功的，从不允许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搞特殊化。
　　1934年，刘少奇前妻何宝珍被捕后，两个孩子，允斌被送到湖南老家，允若则被匆匆交给邻居大婶，从此两人开始了漫长的艰苦生活：允斌在老家像小长工似地干活，允若十二三岁就到上海做学徒，经常以卖报纸、拣破烂为生。多年以后。兄弟俩回到父亲身边，刘少奇送他们去上海，语重心长地告诉孩子：“当时为什么把你们送了出去？我们没办法长期在那儿住。革命嘛，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带着小孩子不方便，就把你们寄养给人家了。”
　　解放后允若被送到苏联留学，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允若被分配到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无线电仪表专业学习，由于这个专业与允若的兴趣爱好不同，学习热情很低，加上同学关系搞不好，于是向组织提出要转学、转校，并向刘少奇写了三封信，一再申述理由。
　　但刘少奇并没有用自己的权力私下干预此事，也没有迁就孩子，而是给允若写了三封长信，从祖国需要的原则出发，帮助儿子分析问题，教育他正确对待个人兴趣，努力学好一门专业技术，回来为祖国建设服务。
　　在刘少奇的教育帮助下，允若逐渐提高了对所学专业的认识，以后学成归国，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了贡献。
　　刘少奇子女较多，但没有一个溺爱，而是放手让他们去闯，去接受锻炼。1965年夏天，王光美在河北新城县高镇搞四清。刘少奇写了封信交给女儿平平，让她带给妈妈，并特意叮嘱秘书：“你们不要给她买车票，不要送她上车站，更不要用小车送她，也不要通知光美同志或县里去车站接她，让她自己买票，自己上车。”秘书们觉得平平才15岁，太小了，劝刘少奇别这样做。但刘少奇很坚定地说：小孩子不能什么事总靠大人，要让他自己去闯闯，才能得到锻炼，总靠大人帮忙，她倒是舒心省事，可是得不到锻炼，将来还是不会做事情。
　　正是这种放手让孩子去闯去锻炼的教育方法，使刘少奇的几个孩子迅速成长起来，允斌、允若成了工程技术专家，爱琴成了学者，翻译了不少作品。在谈到父亲的教育培养时，刘爱琴动情地说：不少人以为我是国家主席的子女，肯定处处受照顾享清福。殊不知父亲对我从来都是从严管教，有时甚至严厉到受不了的程度，更不允许搞特殊化。20年代，父亲因忙于革命把我送给人家，我当了童养媳，吃了苦；30年代，又把我送到国外，经历了战争和饥饿；40年代，父亲把我领回国严格要求，因为学习不好把我批评得不知哭了多少回；50年代，又把我送到草原，让我体验人民生活的艰苦..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正因为父亲几十年的严格要求，才使我经受住了十年浩劫，今天还能力祖国建设尽一份力量..
　　在对孩子的教育上，刘少奇最善于借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来说明大问题。一次，他的一个侄女请他帮忙买块表。当时，上海牌手表刚生产出来，厂方
　　曾作价60元送给她，只要刘少奇说一句话，侄女的表便解决了，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耐心地对侄女说，“你要一块表，我不是舍不得，也不是给不起，不是这样一个问题。我给你一块表，也不能代替你革命。古人说：'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侄。’要继续革命嘛！我们有了权不能乱为自己谋利益。”
　　8·6“约法三章”
　　据刘少奇秘书刘振德回忆，他1956年到刘少奇身边工作，谈到工作问题时，刘少奇便“约法三章”。
　　刘少奇说：到我这里工作，一个是要如实地向我反映情况，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凡是经过我办的、要请示我的事情，你们不要自作主张；对外要如实地传达我的意见、我的话；不要以我的名义干其他个人的。别的事情。
　　第二，你过去长期做机要工作，保守机密这一点你是懂得的。在这里工作，有些事知道得早一点，多一点，不能搞小道消息，对谁也一样，包括我的孩子，都一样（在谈到“孩子”两个字时，刘少奇还特别加重了语气）。
　　第三，对外联系，传达我的意见，或人家打电话来，要注意态度和蔼，谦虚，礼貌，不能盛气凌人；要埋头苦干，夹着尾巴做人。处理问题要及时，要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轻重缓急要安排好。
　　刘少奇的“约法三章”全面而细致，甚至包括接电话的语气都包括在内，可见刘少奇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之严。
　　之所以要搞个“约法三章”，是因为刘少奇考虑到要保持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光靠领导人的廉洁奉公，勤勤恳恳，言行一致，表里如一，那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把身边握有实权的工作人员管理好，因为有时候祸就是从萧墙而起，火也从后院而着。历史上假传圣旨，狐假虎威，拉虎皮作大旗的事例举不胜举，而那些贪官、赃官也多是被身边的师爷、仆从、幕僚引诱下水。到了现代社会，官员与秘书一道犯罪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可见，政府要保持清正廉明的形象，不光靠官员的洁身自好，也需要那些在幕后处理实际事务的办事人员“拒腐蚀，永不沾”，勤奋工作，谦以待人，真正成为“公仆”。
　　8·7我们党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主席，那就是毛主席
　　不居功是刘少奇的美德之一，也是他的人生谋略。
　　封建时代，功高震主、居功自傲是最忌讳的事，常遭来杀身之祸。在社会主义国家，领袖与战友的关系与封建时代君臣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之间的传统友谊是经历几十年血风腥雨的考验的，他们风雨同舟，安危共度，结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战友之情。但不居功自傲，保持谦虚美德却可以保持共产党的纯洁，巩固和发扬共产党的疑聚力和战斗力。
　　刘少奇在党内一向谦虚，从不居功。他对毛泽东一直非常敬重。他从不宣扬自己，总是把党的业绩归功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归功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而把自己摆在人民之中。
　　与其他共产党元老一样，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拥护是出自内心的。遵义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在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中，他作出了贡献。在延安时期，他拥护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他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成为我党的统治思想。
　　刘少奇总是小心地将历史的聚焦点集中在毛泽东身上，而自己退到一边。我们可以举几个事例说明这一点。
　　1959年，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61年，他回老家宁乡花明楼调查，纯朴的老百姓自然而亲切地称他为刘主席，有些还高呼“刘主席万岁！”每听到这样的言语，刘少奇便要上前劝止乡亲们，他说“不要喊刘主席，更不要喊刘主席万岁，喊我少奇同志好了。我们党我们国家只有一个主席，那就是毛主席。”
　　总是把毛泽东推向前台，而自己甘居人后，是刘少奇一贯的人生策略，即使到了1966年8月，他到北京一所高校去，有人开会对他“批判”，他至此仍然热情地拥护毛泽东，而不以个人的进退荣辱改变初衷。他也从不以为自己屈居人下，相反，他总感到自己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不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8·8在我们党内，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周总理，一个是朱总司令，其他人，一律称
　　共产党内有个规定，那就是不论职务高低，大家都是平等一员，互相称同志，今天，我们从苏联影片中仍可看到这一点，“斯大林同志”、“朱可夫同志”大家叫得很顺口，相反，“斯大林总书记”、“朱可夫元帅”却难以听到。
　　中国共产党初创伊始也学习了苏联的这一好的作法，党内平等，大家互称同志。所以，家长制在党内曾受到强烈抵制，当年李达为表示对陈独秀独断专行的抗议就曾愤而脱党。
　　刘少奇对于党的各项规定一向是严格执行的。解放前不必多说，解放后，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虽然刘少奇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以后又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国家主席，但在他身边工作的人，谁也没称过他的官衔。
　　刘少奇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在我们党内，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周总理，一个是朱总司令，大家称他们为主席、总理、总司令，都习惯了，不必改，其他人，应该一律互相称同志。
　　刘少奇不光这么说说，在实际生活中还这么做。据他的秘书吴振英、刘振德回忆，1954年，他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有一次，秘书杨俊去向他汇报工作，喊了一声“委员长”。开始，刘少奇好像没听见，根本不理，当叫了第三声“委员长”时，他才不高兴地反问杨俊：“你怎么突然叫这个，不感到别扭吗？”王光美在一旁解释说：你怎么叫他“委员长”呀？委员长是对外的，在家里还叫少奇同志嘛！”刘少奇也说：以后不要这样叫了，叫同志多顺口啊！
　　那时候，别的工作人员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向刘少奇报告事情时，称他官衔，往往也是连叫几声他都没反应，但一改称“少奇同志”，他马上就答应了。
　　所以，在刘少奇那里，官衔职务一直叫不起来，以致全党都叫他“少奇同志”。可以这么说，大家称毛泽东为“主席”，体现了人民对他的无限崇拜；称周恩来为“总理”，反映了人民对他的高度尊敬；而称刘少奇为“少奇同志”，则反映了刘少奇与大家的更亲近、更密切，称呼不单是个形式问题，而体现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干部之间平等的关系。对人称官衔，带上个什么“长”字，总觉得互相之间有隔阂，一改同志，隔阂就消除了。
　　8·9“大家都是侍候人的”
　　刘少奇深入群众，走群众路线，不仅仅表现在遇事向干部和群众请教，对群众中先进的东西加以提倡、推广，从他们那里吸收营养，也表现在对干部和群众中的错误思想直率地提出批评，讲明道理，使更多的群众觉悟起来。
　　在一次谈话中，一些售货员。保育员、护士反映说，有许多同志不安心这些行业的工作，觉得自己做侍候人的工作，低人一等，被人瞧不起。
　　刘少奇开导大家说：现在大家愿意当工人，不愿于你们这行，认为是侍候人，低人一等。我看不出有什么道理。照这个说法，矿工就是侍候石头，钳工就是侍候铁块，车工就是侍候机器，农民就是侍候土地庄稼，科学家成了侍候星星、老鼠、试管或书本，这不算低人一等，为什么单单侍候人就低人一等呢？我看还是侍候人比侍候物更不简单，而且更有前途。因为将来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侍候什么东西都可以用机器代替，唯独侍候人不能完全用机器代替。带孩子，照顾病人、教育学生，永远需要人。而且将来会越来越多的人从事这项职业。这方面的学问也越来越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出最了不起的成就。
　　刘少奇还说：我跟你们一样也是侍候人的，只不过侍候得更多一些。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侍候人的，每个人又都受别人侍候，这不就是为人民服务吗？我看不出能有什么比培养人才，或使别人感到幸福愉快更高尚的事。
　　刘少奇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语，虽是对群众的思想教育，但更道出了生活中的一个准则，这就是今天我们常常说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有人说编辑是一个高尚的职业：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但有哪个职业不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呢？环卫工人，我们的城市美容师，天不亮就把城市打扮得干干净净，他们不是在照亮别人吗？人民教师，我们的“灵魂工程师”，无私地向学生传授各种各样的知识，把我们培养成材后，自己仍在那简陋的教室里耕耘，他们不是在照亮别人吗？像刘少奇这样的人民公仆，一心为公，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不也是在照亮别人吗？社会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大家庭，职业虽有不同，那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却无高下贵贱之别。大家都在为这个社会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只是奉献的方式不同，得到的回报有异而已，但没有哪种职业高尚，哪种职业就低人一等，抬不起头。
　　8·10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
　　“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这既是刘少奇对每个身边工作人员，特别是对秘书提出的要求，也是他自己工作作风的生动反映。
　　工作紧张而有秩序，是刘少奇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养成的工作习惯，因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地下，不能公开活动，刘少奇更是长时间地在白区工作，白色恐怖严重，领导机关难以在一个地方久留，用刘少奇自己的话说，是“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再说刘少奇自己兼职很多，既要指导全国的职工运动，又要领导一个地区的白区斗争。甚至举行一次游行、集会、罢工，罢市都要事必躬亲地抓，工作任务繁重，工作环境恶劣，自然工作紧张。而为了有效地工作，工作必须是有秩序的，单纯紧张就会乱套，就会使工作搞砸，使革命斗争受损。有秩序的工作就要求对工作按轻重缓急进行安排，何者先办，何者后办，何者急办，何者缓办，都有一定之规，这样工作起来才不致乱了套，工作效率也会大大提高。
　　建国后，刘少奇的工作环境大大改善了，但工作量却有增无减。由于他兼职很多，党内党外，国内国外有许多繁重的工作需要处理。据刘少奇秘书回忆，在正常的情况下，他一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遇上开会或其他特殊任务，每天只能睡眠两三小时，有的时候还要连轴转。尽管紧张，但却很有规律。一天大致是这样安排的：起床后，先让秘书报告有什么急件和当天的活动安排，然后例览当天的报纸。早饭后，如果当天没有别的活动，就开始批阅文件或写东西，一直到第二天清晨两点钟左右才离开办公室。回到寝室也不是马上睡觉，常常是盘腿坐在床上看当天的国内外参考资料，有时，一看又是两三个小时。
　　刘少奇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格，但他们工作起来却不感困难，原因在于刘少奇只对他们集中提出总的指导性要求，而不对具体事务加以评说。再则刘少奇工作紧张而有秩序，只要熟悉他的工作方法和作风，掌握了他的工作规律，工作就好做了。据他秘书回忆说：他文件多，堆得满桌子都是，但哪些是毛主席批来的，哪些是政治局要讨论的，哪些是要传阅的，哪些已批阅，哪些需急办，哪些可缓办，哪些要暂存在他那儿，他心中都有数，放得条理，清清楚楚。熟悉了这些，听到他按铃，进到办公室，连问都不需要问，就能把名目繁多、批处不同的文件取走，照他的批示交付有关部门处理。每天的电话也很多，有外事活动的、有求见的、有通知开会的、有催促批文的，等等，要及时进行排队分类，按照不同内容，确定哪些上午办，哪些下午办，哪些晚上办，分出轻重缓急，有步骤地处理，既不乱，又不耽误时间。
　　刘少奇就是这样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着，有条有理，忙而不乱。
　　8·11服从集体决定，刘一贯把自己置于组织之中
　　刘少奇作风民主，严守纪律。他一贯把自己置于组织之中，严格服从集体领导和组织决定。他主持工作时，从不搞独断专行的家长作风，有事总跟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商量，乐意同别人交换意见。遇到下级请示工作，他在提出许多意见和明确指示后，总要补上一句：这是我的看法，请你们去研究，或者是既然你们认为这样好，就这样办好了，我对情况不如你们清楚。
　　为了避免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刘少奇对某项工作提出意见，总是事前经过充分酝酿，因而往往能得到大家的赞成。他原则性强，办事严肃认真，有时批评某些同志显得很“厉害”，然而这些同志并不觉得他不民主。因为他有意见总是当面讲，绝不在背后议论别人。
　　刘少奇还是个原则性极强的人，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只举一件小事就可说明他的组织纪律观念有多强。
　　1949年初，天津刚刚解放，由于资本家不熟悉共产党政策，害怕清算，害怕工人起来造反，而共产党又只顾工人利益，使他们无法生产下去，于是他们表现得很消极，有的甚至想弃厂外逃。据该市1949年2月的统计，私营企业开工率不足30％，这种状况如不尽快扭转，就会造成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对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恢复整个经济秩序都极为不利。
　　当时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将这一情况向党中央作了书面汇报，毛泽东和刘少奇都非常重视。为了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民族工商业的问题，刘少奇决定亲自到天津考察一番。
　　据薄一波回忆，4月初的一天，刘少奇来到华北局机关，对他说：“我来向你报到。”并告诉薄一波，他将去天津巡视工作。薄一波说，你是中央领导同志，愿意上哪就上哪，想到哪里看看悉听尊便，何必特意告诉我。
　　刘少奇却严肃地说，按照组织原则，应该这么做。并嘱咐薄一波，他在天津的活动，由天津市委向华北局报告，再由薄一波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中央和毛泽东有什么意见，由薄一波向他转达。
　　薄一波听了刘少奇一番话，觉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
　　遵照刘少奇的批示，后来薄一波将刘少奇在天津的活动情况和讲话精神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又把毛泽东的指示意见转给刘少奇。
　　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退居二线，委托刘少奇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凡是重大事情，刘少奇都亲自到毛泽东的住地请示。在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常说：“我们这次讨论，把意见拿出来了，由我和小平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主席同意了，我们就开始执行，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我们下一次再讨论。”
　　8·12“讲真话最要紧”
　　中国共产党本来有个讲真话的好传统，战争年代，消灭、俘虏多少个敌人，缴获多少枪支，绝不虚报，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有利于指挥员掌握实情。这里我们有必要描述一个讲真话的好处的故事。那是孟良崮战役结束后，当各战斗部队将杀敌、俘敌数目报到华野司令部后，粟裕将军一核对，发现少了一个团，当即命令部队继续搜山，结果在一个山谷里找到这一股漏网的敌人，他们恰恰在一个纵队司令部附近！在消灭了这股敌人后，指挥员们不免惊骇；若不是粟裕将军心细如发，发现了问题，真不知会发生什么样惨剧！但假如共产党内有位胡宗南式的将军谎报战果，以图邀功请赏，粟裕将军又怎能发现漏网之鱼？
　　国共相斗多年，如果说讲真话是共产党最终获胜的原因之一并不为过，反观国民党，上级骗下级，下级瞒上级，中央骗地方，地方瞒中央，彼此毫无信任可言，人心涣散，又怎有长存之理？
　　但共产党讲真话的好传统到了50年代中后期却遭到极大破坏，由于毛泽东急于求成，下面谎报的数字水分越来越多，卫星越放越高，甚至出现了亩产几十万斤的荒唐剧。
　　在“浮夸风”越刮越厉害的年头，党内少数领导人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刘少奇是其中之一。
　　为了了解实情，刘少奇在1957年曾南下五省调查。据当时随行的张黎群回忆，刘少奇从一开始就提醒大家警惕听来的“不实之辞”，要注意观察，进行独立思考，他自己就是这样。一天，专列快车开出河南地界时.刘少奇对大家说：“我在石家庄就发现农村耕牛不足，看见人拉犁。到了河南，发现情况更严重，但是他们汇报时不讲这个，尽讲好的。”
　　南下途中，刘少奇多次参加座谈会，在会上他严肃而诚恳地告诫大家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有一次，他用《孟子》中“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启发大家，他说，齐国有个人，家有一妻一妾。她们发现丈夫每天外出总是酒足饭饱才回家，并吹牛皮说是有钱人请客，但谎言很快被戳穿，她们看见他走遍全城大街小巷，没有一人理睬他。最后，他走到东郊的坟地里，向祭祖坟的人伸手乞讨剩下的汤和饭菜来吃，没有吃饱肚子，又东张西望上别处乞求。最后，两个老婆把丈夫狠狠嘲笑了一顿。
　　讲完故事，刘少奇收敛笑容，严肃地说：你们看，用吹牛、说谎、欺骗的手段来过日子，老婆都为之不齿。又说：“共产党员要经常反省。要向党讲真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讲真话最要紧！”
　　不仅要求别人讲真话，刘少奇自己就是讲真话的典范。“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驳斥了那种不了解实情的“九个指头一个指头”的说法，认为对当时的形势应该“三七开”，有的地方还应倒过来，并引用湖南乡亲的话说，造成这种严重形势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吃小亏，占大便宜”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说成是刘少奇的“六大黑话”之一，称他为“市侩哲学”，大肆上纲上线批判。其实，刘少奇提出的“吃小亏，占大便宜”有着高尚的内涵，丝毫没有“市侩哲学”的气味。
　　据当事人王光英回忆，刘少奇提出“吃小亏，占大便宜”是在1960年春节前夕，当时王光英兄妹相约到刘少奇、王光美家里聚一聚。饭后聊天时王光英的大侄女向刘少奇提了个问题：我们改造世界观应从哪里入手？
　　刘少奇稍为思考一下，就从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谈到人应有理想，应当考虑到在整个社会进步中该起什么作用。并说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不能性急，要多看，多谈，多锻炼，自然就会有效果。
　　刘少奇谈得更多的是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局部利益、暂时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他列举了马克思的话：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民族利益服从全世界的利益，即国际利益。他说，这是永远正确的，这是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的，对处理自己的问题与大家的问题讲的。
　　刘少奇还说，个人利益、局部利益、暂时利益是要照顾的，但在发生矛盾时，就要把暂时的、个人的利益牺牲一些。个人、集体，部分、整体，暂时、长远，是能统一起来的。在某种时候，个人要吃点亏。办大家的事情，是占人便宜好？还是吃点亏好？我看要宁愿吃点亏。大家不干，你干，这不是吃了亏吗？要宁愿吃这个亏，这叫常说的“吃小亏，占大便宜”，现在是人民做主的国家，有公道，且能得到发扬，在我们社会里只要有贡献，大家都会看到。整天考虑个人利益，反而不会满足个人愿望，不考虑个人利益，则最后会取得人民的信任，个人问题反而解决了。
　　刘少奇的谈话着重说明了革命者的个人利益和党的、阶级的。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应服从党的、阶级的、民族的利益；组织、领导和人民，对个人的正当利益，是应该适当照顾的。
　　刘少奇的“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说法蕴含着深刻的生活哲理，当一个人天天为自己打算盘时，他的愿望往往难以满足，而当他抛弃个人杂念，一心一意为党工作，为祖国工作，为人民而工作时，党和人民将会给予丰厚的回报。
　　第九编宣传谋略
　　在刘少奇迅速崛起的过程中，有一项策略曾起过关键的作用，那就是对毛泽东的支持和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刘一贯重视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他要求把宣传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前面，要大办报刊，同时他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变成新的教条。
　　9·1宣传工作要放在一切工作的前面
　　刘少奇一向重视宣传教育工作，他说，宣传工作要走在一切工作的前面，有了思想上的认识和觉悟，然后才能有行动。他把抗日宣传看作是抗日组织行动的第一步，认为有了这一步，才能进行抗日的实际行动。
　　在1939年2月中的一次鄂豫边区党委会议上，他在讲“二七”大罢工斗争时就讲了宣传的重要性。以后在加强区委机关报《小消息》报的工作时又强调了这个观点。
　　1939年11月，刘少奇要王阑西迅速筹备出版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报《抗敌报》（江北版）。他指示，这个报纸很重要，要宣传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方针政策和工作任务，要通过《抗敌报》把对当前抗敌形势的看法和抗敌的具体任务、政策跟广大群众见面，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并变成广大群众抗日战争的自觉自愿行动。
　　随着抗日形势发展，1940年10月，八路军一部和新四军在苏北会师，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华中总指挥部也在盐城建立起来。在这种形势下，刘少奇为加强对华中地区党的政策的宣传工作，又决定将《抗敌报》改为中央华中局的机关报《江淮日报》，以统一华中地区的宣传工作。刘少奇亲自兼任社长。他要求《江淮日报》要面向1亿人口，要使报纸直接成为对敌伪顽斗争的武器，要对敌伪顽的反动言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皖南事变》时，《江淮日报》及时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阴谋。当党中央发表解决事变的十二条时，《江淮日报》又逐条发表专论，据理力驳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树立了革命舆论。
　　刘少奇对文化艺术教育、出版通讯工作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抗日战争的几年中，华中地区在刘少奇的领导和关怀下，先后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江淮出版社、江淮通讯社（后改为新华社华中分社），并成立了华中局文委、华中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中华青年记者协会等机构和群众组织。刘少奇认为，有了这些宣传机构和群众组织，就可以更好地宣传党的政策，更好地教育群众，组织群众，使群众更快地觉悟起来，投身革命的大潮中去。
　　9·2报刊在社会舆论导向中至关重要，要大办报刊
　　刘少奇深知报刊在社会舆论导向中的重要作用，从他参加革命工作开始，便十分注意办报，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发动群众，鼓动群众。
　　他说，报纸杂志应提高其作用，应成为教育群众的有力工具，应与群众生活有密切联系。
　　1922年9月，刘少奇赴安源组织路矿工人大罢工，为了与外界取得联系，争取广大民众的理解与同情，刘少奇安排俱乐部与《中国工人》、《工人周刊》等工人报刊和其他进步刊物取得联系，反映他们的正义要求。刘少奇利用《中国工人》这块舆论陈地，撰文扩大安源罢工的影响。他曾在该刊第四期上发表《“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一文，总结安源工人罢工胜利的经验和教训，分析全国工人运动的形势和趋势，提出要“齐心、奋斗，看清环境决定自己的战斗方式。”对全国工人运动由低潮走向高潮起了指导作用。
　　为了进一步扩大安源工人的影响，发挥他们的潜力，刘少奇又倡导俱乐部创办《安源旬刊》，反映工人疾苦，宣传救国救民道理。
　　这年底，刘少奇担任《工人周刊》的特约通讯员，该刊隶属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刘少奇担任通讯员，积极为它出谋划策，他建议《工人周刊》不仅要立足于北方，更要面向全国，反映全国工人的思想，生活情况及工人运动的消息。
　　1928年，刘少奇以中央代表身份到天津参加顺直省委的领导工作。到任伊始，他便与陈潭秋等人一道创办《出路》，以期打破顺直省委工作的沉闷局面。刘少奇在《出路》上发表多篇文章，为克服顺直党内的悲观情绪，有效地领导北方革命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自从刘少奇办了《出路》后，他也指明了顺直省委党的工作的出路。
　　1936年，刘少奇再返天津，主持党的北方局工作。他积极创办《华北烽火》、《华北评论》等半公开刊物。他又利用北方局和河北省委机关刊物指导工作，克服当时极为严重的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刘少奇在《火线》上发表《肃清立三路线残余——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等文章，批判“左”的思想，阐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刘少奇还积极支持邹韬奋创办《生活日报》，鼓励《生活日报》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而努力。
　　1939年，刘少奇任党的中原局书记，直接负责《抗敌报》江北版的编辑工作。为扩大新四军的影响，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唤醒国民，刘少奇又组织创办了《江淮日报》和《江淮杂志》。刘少奇的重要理论著作《论抗日民主政权》就发表在《江淮》创刊号上。1941年，中原局和东南局合并为华中局，《江淮日报》成了华中局的机关报，为刘少奇更好地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提供了阵地。
　　刘少奇不仅注意大报、机关报的作用，还很注重地方小报的作用，认为它们有大报所不能替代之处，更具地方色彩，更灵活。他曾特别指导过一些地区小报，如盐城地区的《盐阜报》、新四军彭雪枫部的机关报《拂晓报》等。
　　9·3“口号的作用极大”，所以刘专门撰写了《论口号的转变》一文
　　口号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刘少奇很早就认识到了。土地革命战争刚开始，他专门撰写了《论口号的转变》一文，这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地也是较少专门论述口号的作用及转变等问题的文章。
　　刘少奇认为，在群众运动中，口号的作用极大。口号可以用非常精炼的语言，概括群众在斗争中的要求和需要，在斗争中提出口号、呼喊口号也可使群众精神振作，协调步伐。他又说，领导群众斗争，不在于口号提得多，提得高，而在于每个口号为当时当地群众可能接受，并立刻起来为实现这些口号而斗争。
　　既然口号如此重要，有如此大的作用，所以在规定口号的时候，“应该很谨慎地研究多方面的形势，很明确地观察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及当时群众的争斗任务，绝不可单凭我们脑子里的想象，随便规定出实际上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要求，甚至与群众意见相左的口号。”因为提出那些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口号是苍白无力的、毫无作用的，根本无法号召群众、动员群众、影响群众。
　　所提出的口号怎样才能与群众要求相符呢？刘少奇提出的办法是：深入群众、善于观察、掌握第一手材料，切实了解各部分群众的生活与情绪，了解他们的喜与乐、爱与憎，欲望和要求。而且，这种了解应该是全面的，系统的，完整的，而不是片面的，零乱的，断章取义的。如果单凭某一部分群众某一时特殊的表示以及儿个领导人一时激愤惑悲观的报告，就认定全部群众的要求和情绪都是这样，从而规定或者改变口号，那是注定要犯错误的。刘少奇说，过去我们的许多错误，大半是因为对于实际情形的观察和估量不能深切和正确的缘故。我们每每不能明确观察当时争斗的形势转变并据以转变我们的口号，所以发生了许多错误。
　　根据口号的不同性质，刘少奇把口号分为宣传的口号，鼓动的口号和行动的口号三种。“行动的口号最后就变成指令。”并说，“凡代表一个比较长时期的争斗任务的口号，总是要经过从宣传到鼓动到行动的步骤。”
　　如何实现口号这三个阶段的转变呢，刘少奇作出了明确的解释：“当实现这些口号的时机已经成熟，应争取广大的群众到这些口号之下并组织他们预备去实现这些口号，造成实现这些口号的群众力量时，这些口号就变成鼓动的性质。”“在群众力量的准备已经充分，可以推动群众运用实力直接行动去实现这些口号时，这些口号就变成了行动的口号。”“最后调集群众，分配任务，配置多种力量，坚决彻底地去执行这些口号，这些口号就变成当时的实际指令了。”刘少奇还提出，行动口号要极简短，极明显，极通俗，而且是代表普遍群众的要求及心理的中心；有些行动口号适用的时间愈短就愈有效力。
　　刘少奇还对提出口号的时机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他认为，在提出某个口号前，必须懂得当时革命的总的战术与战略，要明确了解工人、农民的生活与心理，要充分搜求群众普遍的以及特殊的痛苦所在，这样就可以按期规定某个工厂，作坊以及乡村的要求大纲或者行动大纲，也就是将群众的痛苦与要求变成简明的口号，作经常普遍的宣传鼓动，使群众渐渐在这些口号之下团结起来，活跃起来。
　　刘少奇认为，“各种行动口号，应该恰如其时地提出，”不能太早、太早了，群众没有心理上的准备，不能接受，反而会在群众中产生惊疑，乃至于吓跑他们。但也不能太晚，太晚了，群众气势已泄，情绪已落，很难调动起来。或者是群众己自发地行动起来，因缺少思想准备步调不一，也难于成功。所以，提出或者改变口号必须在各方面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进行，“有时，甚至只有十分钟是转变口号及提出新口号的最好时机。”
　　怎样才能抓住最好时机，发动群众呢？刘少奇说：“要用极敏锐的眼和耳去搜求工厂及乡村中发生的临时问题，如打人骂人、开除人处罚人以及减少工资、延长工时，欠饷、勒索、逼债等，拿来讨论分析，根据行动大纲规定对每个临时问题的简明口号，到群众中宣传鼓动。”“在群众最气愤，利害关系最大最普遍的问题上，会爆发群众的争斗，我们就要善于领导这种争斗，正确地运用及转变我们的口号，使争斗一直发展下去，使群众的争斗情绪发挥尽致。”在各种群众斗争中，要抓住时机宣传党的主要的政治经济口号以争取群众，“各种小争斗中的口号之规定及时转换，应努力使之一步一步地与当时总的口号——主要的政治经济口号相接近。”
　　群众斗争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敌人的力量非常强大，群众斗争会有受到挫折处于退却的时候，刘少奇认为，在群众退却的行动中，及时地转变口号尤其必要，尤其要特别慎重，规定多种口号的目的是使群众“不致气馁，不致溃散，保存群众的组织，指示群众的出路，激发下一次继续斗争的情绪和决心。”
　　9·4宣传形式要多样，不要对牛弹琴
　　宣传实际上就是一种思想工作。客观世界是丰富多采、生动活泼的，宣传工作为了取得实效，使自己的观点、主张深入人心，也必须采用内容丰富、形式多佯的宣传办法，这是刘少奇在宣传方面的一个主张。
　　刘少奇认为，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文化教育的发达程度不平衡，对于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必须采用不同的宣传方式，如果不分青红皂白，采用一个模式去宣传，势必出现对牛弹琴的笑话。
　　刘少奇说，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为了“增加群众的信心，提高群众的觉悟，推动我们的工作，”对于国际国内的时事形势，生产上经济上的大事，党的方针、政策等群众希望了解的这一切，党的宣传工作部门都有义务向群众作宣传、解释。宣传手段也可以多种多样，如报纸、书刊、戏剧、电影、电视、美术、音乐、广播、学校等。
　　为了使“宣传工作不断地，随时随刻地进行”，刘少奇提出要建立“能够经常做宣传工作的机构”，以便把宣传工具搞好，加以管理，使之不断运转。对于宣传部的工作，刘少奇曾有一段详细的论述，他说：“宣传部应当作为一个计划机关、指挥机关、领导机关来推动全党做宣传工作。有很多人是专门做宣传工作的职业宣传家，有专门办报纸的，有专门演戏的，有专门画画的，要把他们动员起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指挥他们，教育他们，他们有错误的观点要批评。此外，还有广大的业余义务宣传员，宣传部也要作出计划，给他们发宣传要点，指导他们作好宣传，而我们现在所缺乏的恰恰是这一方面。如果把宣传部当作一个起草指示、拟订计划、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指导工作、供给材料、搞好设备、搞好组织的业务机关，那么，宣传部的工作就可以做好。”
　　9·5宣传工作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过了几十年，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胜利地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夺取了政权。第二个阶段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统治地位，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巩固，第三个阶段是全面展开经济文化建设，不断发展生产力，满足全体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着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每一个大的阶段又是由若干小阶段组成的。
　　为了实现党的终极目标，党都在各个不同的阶段根据不同的客观要求提出了不同的中心任务。
　　刘少奇说，我们党领导进行的每一项中心工作和实际工作，都是有政治意义的，都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考虑和决定下来的。因此，在进行每一项中心工作和实际工作时，都必须向群众宣传这一项工作的政治意义，说清楚为什么要做这项工作，怎样做法，结果怎么样，不做行不行。这样，中心工作和实际工作才能搞好，群众的政治水平和政治觉悟才能提高。
　　因此，他强调，为了保证各项中心工作的完成，宣传工作不能离开当前的中心工作。“宣传工作必须与各级党委所定下来的中心工作密切配合，离开了党的中心工作，宣传工作就会失败。”
　　他说，不论什么地方，一个省也好，一个县也好，党委在每个时期，总有一个中心工作。如果要等中心工作搞完了，再来搞宣传工作那一定要落空。
　　刘少奇这里所说的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宣传，实际上也指出了宣传工作的时效性。宣传必须跟上时代要求，必须跟上形势发展，稍一落伍，宣传的价值也就丧失了。
　　9·6宣传工作者首先要提高自身水平
　　党的宣传工作部门担负着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教育和武装全国人民，帮助他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增强对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理论宣传工作者自己更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理论水平。
　　如何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刘少奇的意见是，党员可以自学，也可以通过党校这个教育干部的重要阵地。而理论宣传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首先要具有共产党员的精神。“共产党员的精神，是积极上进的精神，独立创造的精神。”
　　教育者受教育，教育者要有更多的科学知识，更高的理论水平，这是我们党对从事理论宣传工作的同志的基本要求。本来只有半桶水，却说满得很，这是毛泽东曾批评过的。
　　理论宣传工作者自身不应该只有“半桶水”而应该是“一桶水”。倘若他们不先接受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不掌握科学知识，不具备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不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自己，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做好马列主义的理论宣传工作。只有精通马列主义理论，才能了解事物的内部联系，预测事变的进程，洞察事变的发展方向，才能领导人民群众前进。时代发展了，马列主义理论也应该丰富和发展，作为直接从事马列主义理论宣传的工作者，应当和所有信仰马列主义的人一起，努力对马列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有所贡献，这是马列主义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9·7在全国宣传马列主义，要在全国范围内“在思想上打底子”
　　1951年5月，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刘少奇强调这“是我们党的一次最基本的政治任务。”他形象地称之为“在思想上打底子。”
　　为什么要在全国范围内“在思想上打底子”呢？这是因为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开始，在一个新的革命运动即将开始的时候，应该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社会主义革命是要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消灭剥削和剥削阶级，这场革命涉及到一切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旧习惯，关系到全体人民的利益，是历史上最广泛、最彻底、最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自觉进行，这就要求人民群众懂得社会主义的道理，接受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具有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愿望，而要实现这些条件，首要的便是提高全国人民的马列主义觉悟。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真理，但要把它武装劳动人民的头脑，还必须依靠共产党的宣传教育。所以，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宣传，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明确地说“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就是大规模地在党内清除各种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将党内思想统一为毛泽东思想的一场运动，这场运动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限于当时中共只在陕北几个地方掌有实权，对于群众的影响是极有限的。
　　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后，“有了更好地宣传马列主义的条件。”这是因为，宣传马列主义可以成为公开的活动，而过去却要冒极大的风险，甚至有杀头的危险，共产党是冒着一切危险进行宣传的。人民政府建立后，宣传马列主义已经成为受到表扬和提倡的活动，况且，革命取得胜利，共产党的主张经过检验是正确的，人民也自觉自愿地信服共产主义。这就为最广泛地在全国开展马列主义的宣传创造了良好的前提。刘少奇把“在思想上打底子”视为一项百年树人的工作，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并预言“不能马上见成效，效果在后边，在将来。”
　　实践证明，由于中国共产党抓住了全国人民思想建设这个根本环节，中国社会很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后，党的一化三改造异乎寻常地顺利，人民群众自觉地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表现了极高的劳动热情，这可说是“理论一经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物质力量。”
　　9·8明确文化革命的任务
　　今天上年纪的中国人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其实，最早提出进行“文化革命”的是刘少奇，不过他提出的“文化革命”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两回事。
　　刘少奇第一次提出“文化革命”是在1956年八大的工作报告中。他说，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必须对旧的文化进行清理整顿，使之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服务。
　　1958年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正式提出了我国文化革命的任务。他明确提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教育卫生事业。
　　刘少奇提出的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是：
　　一、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逐步地做到一般的乡都有中等学校，一般的专区和县都有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
　　二、完成少数民族的文字的创制和改革，积极推行汉字改革；
　　三、消灭“四害”（苍蝇、蚊子，老鼠、臭虫），讲究卫生，提倡体育，消灭主要疾病，移风易俗，振奋民族精神；
　　四、开展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
　　五、培养新知识分子，改造旧知识分子，建立、支持成千上万人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其中包括技术干部队伍（这是数量最大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
　　刘少奇提出“文化革命”的五项任务，其目的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曾经说过，在一个文盲众多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在那些原来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就必须进行文化革命。刘少奇提出的文化革命的任务，体现了文化建议与政治、经济建设的正确关系，切合中国实际。“如果这五项任务得到完全的实现，必将大大提高我国全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促进生产力迅速提高，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但刘少奇提出的“文化革命”五项任务并未实现，相反，一场大革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却降临了。这场灭顶之灾不仅淹没了刘少奇，也给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9·9“洋的土的都可以搞”
　　对于文艺方针，刘少奇一方面强调要坚决反对文艺宣扬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思想，强调文艺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对于旧时代那些有害于人民的文化遗产，必须谨慎地继承，在继承时要加以批判改造。
　　在文艺风格上，刘少奇主张兼容并包，“百花齐放。”他说：“百花齐放，就允许并存，各搞各的。”“洋的土的都可以搞”。自己好的要保持、发扬，外国好的也要吸收。
　　对于外国文艺作品，刘少奇认为，只要是进步的、无害的、能帮助了解外国情况的，都可以进口，即使是敌对国家的东西，如美国的也可以引进一些。当然，“有害的，不要进口。”
　　刘少奇说，由于观众的口味是不同的，所以，要推出不同形式的文艺节目，以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要搞电影、电视、文学、舞蹈、戏剧、歌剧等，不仅要搞中国的，也要搞外国的。他说，“看《天鹅湖》可以提高兴致，《巴黎圣母院》的艺术水平很高，也有教育作用。”中国的新歌剧《白毛女》很好，“大家都很喜欢，外国人看了也很感动。”
　　对于旧的戏曲如何改革，刘少奇也根据群众的要求提出了意见。他说，戏改不要大家改，有害则改，无害不改，有些老戏很有教育意义，不要乱去改。他举《打渔杀家》为例，说人民喜欢漂亮的人与衣服，不要改成穿补丁衣服，这样搞得太实反而不好。
　　刘少奇强调文艺是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的有力武器，必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为了让群众喜闻乐见，又必须注意它的娱乐性，因为没有娱乐性，群众就不喜爱了。寓教于乐就是说思想性与娱乐性的关系，因为观众得到了娱乐，也就得到了休息。“搞好娱乐、休息，就有助于人们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
　　9·10“不要华而不实”，刘一生都反对假话、空话，大话和套话
　　行文朴实自然，不矫揉做作，是刘少奇的一贯主张。从公开发表的刘少奇著作《刘少奇选集》（上下卷）、《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看，全是通俗或浅近之词，有如大白话，妇孺皆懂。
　　刘少奇一贯反对作文华而不实，我们可以举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
　　据王玉茹回忆，1957年5月刘少奇亲切接见即将奔赴祖国四面八方的地质学院毕业生后，王玉茹等立即写了一篇报道这次接见的消息稿，当天深夜即拿到刘少奇家中，请他审阅。
　　开始，刘少奇手握一管粗铅笔，戴上眼镜，非常认真地看稿，一个字一个字看得很仔细，一边看，一边还斟酌、修改。估计到这种修改方法花时太长，王光美便建议刘少奇：还是让他们读给你听，边听边改。于是王玉茹便一句句地念给刘少奇听。
　　刘少奇对讲话的内容，修改得不多，但是对稿件中形容他的音容笑貌、谈吐风度的话，诸如什么“神采奕奕”、“慈详和蔼”，还有什么“伟大”、“敬爱”、“崇高”、“最难忘”、“最宝贵”等等，统统用铅笔重重地圈掉了。
　　刘少奇一边圈，还严肃地对王玉茹和《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徐才说：“这些都是废话，不仅无足轻重，而且讨厌。不要华而不实，写文章也要如此。现在有些文章有这个问题，废话多，这也是文风问题，要注意。”
　　看到王玉茹似乎有点委屈的样子，刘少奇又说，“我不是批评你们，我是说要注意这个问题。你们写了那么多神采奕奕，我真的有那么神采奕奕吗？”
　　不管是做人还是作文，刘少奇都反对华而不实，这是与他一生都反对假话、空话、大话、套话，鼓励说真话相一致的。
　　9·11“要放松一些”，不要干涉太多
　　为确保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党很早就把“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确立为文艺的基本方针，为文艺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出现了偏颇，存在干涉过多、管得过死的现象，延安时期王实味因为暴露阴暗面而被打成叛徒，并最终予以枪毙。
　　针对以往党在文艺工作中的问题，1956年刘少奇提出要“放松一些”，不要干涉太多的主张。他说：党与政府采取政治上的干涉，有的是应当的，就是干涉得对的；但是也有些干涉是粗暴的，或者干涉错误了的，对于不同的文艺形式，党应该采取欢迎、帮助、支持的态度，对他们多做些政治思想工作。文艺团体也要多帮助他们。
　　本来，在广大文艺工作者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后，应该放手让他们去写作，不应该干预他们“是写人民，还是写敌人；是写人民的优秀品质，还是写人民现在正在改正的缺点；是写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还是写社会主义建设中正在克服的困难；是写现代人的广阔生活，还是写悠久的历史题材。”只要是符合人民的要求，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都应该由文艺工作者去探索，去解决，党和政府不要横加干涉。
　　至于暴露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刘少奇主张，只要是善意的也要给予支持，因为批评本身就是一种爱护。何况社会主义并不完善，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和发展，消极的东西，不合理的东西，不健康的东西，令人不能容忍的东西，乃至于卑鄙龌龃的东西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虽然这些阴谋面相对于光明面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作家为了反映生活的真实，应该允许有所暴露。
　　当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文艺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党和政府对作家、艺术家从政治上加以引导，是完全必要的。刘少奇说，作家不能不让人家提意见，不让人家讲话。自由论争就是要让大家讲话。有的意见是负责同志讲的，这些负责同志的话，也应该看做是读者、观众的意见，看重他们的意见，是完全应该的，但作家不一定要按他们提的意见那样修改，作家如果不同意可以不改。
　　针对那些官僚主义的干涉，刘少奇主张不论他们是文化局长或是党委书记，都要他们来一个正式决议，不要口头讲，口头上发表议论不能算数，而作家、艺术家更要运用文艺创作的手段来揭露、克服官僚主义、特殊化。
　　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反思1957年反右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63年，在谈及文艺工作时，刘少奇不无遗憾地说：对那些反党的人，批判还是必要的..，但是反右派运动中，那种批判有些过头了。他还意识到“百花齐放”运动中没有创造出一种良好制度来改善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对“政府和人民之间矛盾”也未找到一种和平解决的办法。这就是反右悲剧发生的主因。
　　1964年，文化界开展了一场批判运动，对剧作家田汉、评论家邵荃麟，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理论、史学家周谷城的“时代精神”理论在学术上开展了严厉的批评，好几部影片也挨了批判。
　　这场批判，引起了那些将中国的经济发展寄托在与知识界合作的某些领导人的担心。
　　1965年3月3日，刘少奇、邓小平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上他们
　　认为1964年的批判“有些过头”，妨碍了“创作上的繁荣”，“现在人们都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今天只收到两篇稿子了。”他们提出，对知名人士的批评必须经过“中央批准”，而且要按刘少奇提出的“和风细雨”的办法，不能用江青那种方式。会上，周扬规定了五条：一、不要乱贴标签；二、平等待人；三、不算旧帐；四、对事物作具体分析，不能搞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五、尊重别人在文艺领域中的特点，避免过去那种文人相轻。
　　这次会议对当时的文艺创作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很快就被“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席卷而去了。
　　9·12不把毛泽东思想变成新的教条
　　刘少奇是党内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人之一，是他最先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科学界定，并使之成为全党的统治思想，但他总是用科学的、发展的观点看待毛泽东思想，把它视为党的指南，而不是新的教条。
　　1964年，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在军队大肆鼓噪所谓“活学活用”，大搞生摘硬套片言只语的形式主义，并使之发展成一种全民活动，背诵老三篇，背诵毛主席语录成为对毛主席是否忠诚的最时髦的象征，一时全国上下风起云涌，群相效仿。
　　刘少奇却是冷眼看待这场所谓“活学活用”运动。
　　据王首道回忆，当时他看到刘少奇给一位负责同志的信，信写得很感人，是一种谈心式的，刘少奇在信中恳切地指出了这位同志有过一次只摘引毛主席的讲话和上级的文件而“讲空话”的错误，又循循善诱他讲清道理，教育他要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坚决反对教条主义。
　　在信中，刘少奇明确指出：如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作教条。应当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来分析你们那里的实际情况，正确地总结你们那里的实践经验，正确地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计划和步骤。
　　他还在信中说：不生搬硬套，工作才有创造，这就必须懂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懂得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实践中来的。不能骄傲自满、故步自封，而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倾听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倾听他们反映的真实情况；要向党内和党外群众中一切有真理的入学习，凡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的，都应当学习。
　　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立即在批示中给刘少奇写道：看了你这封信，觉得实在好。虽只寥寥数语，但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这封信的很高评价，是对刘少奇的科学态度，对他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肯定。毛泽东还对信中的一段内容作了修改，强调实践的作用，因为不断的实践可以解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问题，就可以不为迷信了。否则，官做得越大，真理越少，官做得越久，真理也就越少。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可说是刘少奇的一贯品德，也是他的一贯作风，早在1947年，刘少奇到晋察冀边区视察工作，当时边区群众写了“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饮水不忘掘井人”等标语，晋察冀边区下级党组织某些文件中，也出现这样的词句。针对这些现象，刘少奇说：人民贴出这样的标语，是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我们党内的文件有这样的词句，也是表现了干部朴素的阶级感情，这是很可贵的。但是应该认识到，救星不是哪一个人，而是我们整个党。那种提法是不科学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世间没有超人的圣人，在共产主义事业中，任何领袖和英雄只能做一部分的工作，尽一部分的责任，共产主义事业是亿万群众长期集体创造的事业，任何个人也不能包办。
　　刘少奇始料不及的是，几十年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出于其险恶用心，大搞现代造神运动，他的这些唯物主义的观点，竟被当作他“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重要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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