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1.25

不过，外国人看中国，不仅从形象片上看，不会因为从形象片上看到几千张笑脸就一定认为中国人生活得很快乐、很幸福，他们还会从现实生活中看中国，还会从各种媒体上看中国。因此，要更好地展示中国的形象，就要让更多的老百姓感到快乐，感到幸福，就要让更多的老百姓脸上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反过来，如果让老百姓笑不出来，如果让老百姓常常流露出痛苦或苦笑，那就是破坏国家形象。

在近日辽宁省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分组讨论中，一名政协委员说：“政府‘一边倒’地在忙项目，而老百姓的收入只能靠自己去找，GDP像火箭一般嗖嗖地往上‘蹿’，百姓收入的增长却慢如蜗牛。”可以想见，如果经济增长的模式不改变，收入分配不公的现状得不到根本改观，百姓就会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意，就不会有发自内心的微笑。 再比如，在各地拆迁过程中，一些地方不听取老百姓的意见，不尊重老百姓的意愿，结果造成流血事件，让老百姓感到痛苦，这就是破坏国家形象。而上周的《南方周末》有一篇短文说：“在我们泉州市区，没拆迁的都羡慕拆迁的：一平方米旧房换一平方米高楼大厦，多划算！以我们东岳村为例：政府许诺三天之内搬完者奖励1万，两天后全村搬光。村子附近的安置房也已建好，大家都高兴。”看，这里的拆迁就让老百姓很满意。可以想像，这里的老百姓住进新房之后，脸上有发自内心的微笑，这就有利于改善国家的形象。

国家的形象，写在老百姓的脸上。一个真正的爱国官员，应该让更多的老百姓露出微笑。那些说得天花乱坠、却让老百姓满脸愁苦的人，决不是真正的爱国者。

中等收入国家的幸福在哪里？ 南方时评 国家统计局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初步核算，去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为39.7983万亿元。这意味着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去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为21033元，比上年增长11.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919元，增长14.9%。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速双双超过GDP的增速。（1月24日《北京晨报》）

人均4000美元，意味着中国开始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从中等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不会那么一帆风顺，甚至会遭遇很多挫折。拉美国家有深刻的教训，中国社会也进入了矛盾多发的瓶颈期。要实现大国到强国的升华，不是追求GDP绝对数字的大，更非人均GDP数字的漂亮。人均数字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实际上可能是镜花水月，这是自欺欺人的收入陷阱。

值得一提的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速双双超过GDP的增速不足为道，对比全年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数据或更有意义。数据显示，去年全国财政收入83080亿元，比上年增加14562亿元，增长21.3%。去年全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21033元，比上年增长11.5%。居民收入增幅跑不过财政收入增幅，一句话，国富了，民未富，这不免让公众很受伤。这是民智跃升的时代，而且公众对经济统计数据极其敏感。尤其在通胀时期，物价飞升时节，对于居民收入增幅跑被财政收入落下一大截，会有很深的焦虑感。

抽象的数字本来说明不了什么，但是由于高物价让公众体味到了现实生活的捉襟见肘。所以，关乎国家宏观经济和微观民生的数字就有了现实意义。人们会变得困惑，国家有那么多的财政收入，面对着8万多亿的财政大蛋糕，为什么不能更多地反哺民生藏富于民，让普罗大众品尝幸福安乐的滋味；人们会觉得不解，国家财政收入那么多，为何国民还享受不到医保社保的国家红利；公众会觉得委屈，与其让公众承担过重税负，何不减税来点刹财政增幅，充实国民收入？

国富民强，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要义；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适原则。国富民弱，不是中国社会追求的目标，那是古代中国“盛世”难以摆脱的兴勃亡忽的历史教训。“损有余而补不足”才能解决财富分配不均，才能藏富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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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首要“损”的是国家财政“余”，即将丰裕的财政更多转移到民生工程上来，或通过加大社保、医保让民生无后顾之忧；或通过减税减轻民生负担；或增加居民收入；或通过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其次要减“损”的是富人的财富，弥补普通人的不足。不过，对富人的“损”不是杀富济贫，更非平均主义。而是通过理性的财税体系，创造一个公平、有序的创富机制，通过税收调节来控制财富的过度聚集和两极分化。其三是“损”地方的利欲冲动，扶正稳定的市场环境，确保物价水平稳定。在此问题上，最突出的就是房市泡沫，而究其根本，很大程度上在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卖地越多，地方政府获益越大，但房价则水涨船高，增加了民生的安居压力，激发了公众的焦虑不满。关键是助长了通胀，减少了居民收入。

只有民众富了，公众心气才顺。否则，公众就会不安乃至骂娘。其实，人们的要求并不过分，无论是人均GDP还是财政收入和人均收入的增幅对比，只要抽象的数字能够实实在在地反映公众的现实生活，即使是中等收入国家，人们也会感觉很满足。

8万亿财政收入，有多少反哺农村？ “南雪北旱考验中国农业”，这是1月25日新华社发的一条新闻的标题。文章说新年伊始，接踵而至的暴雪和冻雨将我国西南化为银装素裹的世界，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此时此刻，千里之外的华北、黄淮等粮食主产区正陷入干旱缺水的局面。发生在粮食主产区的干旱如果影响冬小麦生长，将为全国农业生产带来不可逆的影响。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农作物受旱面积6039万亩，其中重旱898万亩。 这意味着什么？粮食是安天下、稳民心的特殊产品，是国家管理好通胀预期、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和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坚实基础。历史经验证明，一旦粮食大幅减产和投资需求膨胀“双碰头”，我国经济运行就会出现“波澜”。

其实这还意味着中国的农业很薄弱，无法摆脱靠天吃饭。令人不解的是，当今国家并不是没有钱，为何不多拿些钱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

2010年有两个令人瞩目的数字，也是人们议论比较多的数字。一个是全国财政收入83080亿元，同比增长21.3%；另一个是全国卖地2.7万亿，同比增加70.4%。政府这么多的收入，反哺农村的又有多少呢？资料显示，对“三农”的投资2010年是936.6亿元，主要是投资两个方面，一是农村“水电路气房”等民生工程；二是农业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等。再就是中央财政安排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四补”加起来1000多亿元。应该说这是国家对“三农”的两项最大支出，一共才2000亿元，这与8万亿元的财政收入是很不成比例的，比一年的全国公款招待3000亿元还少1000亿元。

本来卖地的收入达2.7万亿元，更应该反哺“三农”，因为卖的地实质上就是农民的养命之地，政府卖地主要是两种渠道，一是低价格从农民手中直接获地，然后高价卖出；二是对城市的企业搬迁，把企业转移到乡村。政府获得如此丰厚的收入，反哺“三农”的资金却是非常吝啬的。有专家说政府获地支付农民的不到卖地的1%，如果按2.7万亿计算，也就270亿元。中国还有2.8万亿的外汇，拿三分之一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中国的农业将彻底改变现状。

事实是农民的血汗钱、养命钱堆砌了城市的繁华。几十年来，国家对城乡的投资都是一多一少，对城市的工程动不动就是几亿、几百亿、甚至上万亿去投资。比如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赛马场就投资4亿元，我国去年建高速铁路就投入7000亿元，赛马场也好，高铁也好，农民大都无能力消费得起。政府千亿万亿地投向高速铁路，就是不能为乡村投资几十万元钱建一座桥。1月9日《南方农村报》报道，广东电白县沙琅镇堂砥村委会大秧地村一座水泥 54

桥2008年6月被洪水冲毁，至今未重建，村民不得不搭建简易竹木桥顶替，近三年来，已有无数村民掉进过河里，甚至有村民推摩托车过桥，连车带人一起掉进河里，险象环生。政府要村民自筹资金20万元后才动工建。国家只要少建一条高铁，就可以解决全国乡村的“民生之桥”。在轰轰烈烈的“大手笔”投资下，而往往忽视了“民生之桥”这样的“小手笔”。“政绩工程”哪里瞧得上这样的“小手笔”，而恰恰是这样的“小手笔”投资却是“民生之笔”。

尽管国家财力如此丰厚，但对“三农”的反哺显然不够大方。水利“啃老”30多年，至今不见好转，不见好转，当然是政府投资少。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农田面积的48%，有一半以上的农田得不到有效灌溉，也就是说，我国18亿亩耕地，只有8亿亩灌溉农田。灌溉面积减少，显然增加农民种田的投入成本，影响收成。因此，国家要加大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10%的土地出让金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如果按照去年的2.7万亿来计算，就是2700亿元，加上中央的投资，资金也就不会很少，问题是这些钱能真正用到农田水利建设上吗？中国社科院农发所宏观研究室部主任李国祥称，如果没有适当的奖惩和问责机制，地方政府难以有动力去落实这一政策。他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在之前，本来投资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就不多，但克扣与挪用的现象却不少。《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广州番禺区水利局违规截留水利专项资金1.58亿元。

国家还要加大农民补贴，这几年虽然国家也增加了补贴，但幅度比较小，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虽然农产品的价格也不断上涨，但总是跑不过农资那条腿；种庄稼至今还是微利时代，碰到自然灾害，或销路不畅就要亏损。只有让农民种庄稼可以养家糊口，获得一定的纯收入，才能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才能保证粮食安全，丰富“菜篮子”。

国家还要加大“新农合”的投入，“新农合”是政府一年补贴10元，农民出10元，但这种方式能解决农民住院治病一半的费用。如果国家每人补贴30元，农民仍然出10元，农民住院治病费用不就可以全报销吗？每人30元，按9亿人计算，也才270亿元，这不过是2.7万亿卖土地的1%。

国家还要加大对农村贫困户的扶植，尤其是要提高“五保户”的低保金，让他们生活无忧。去年12月16日《潮州日报》报道饶平县海山镇欧石村86岁的余遂卿和三个患先天性残疾儿子的生活，这是记者的描述：余遂卿瘫痪在床，“一个头发花白的男子坐在灶边的柴堆旁，双手摸起一捆短树枝，竟然连手带柴径直伸进了炉膛！稍停了一会，才迅速将手缩回来。这是余遂卿双眼失明的大儿子欧岳杉，他正在烧火做饭” ……他自己每日由老二牵引到菜地里，摸瞎种几棵青菜，购买柴米油盐、取药就医、拾掇柴火主要有左邻右舍帮着。按理国家如此丰厚的财政收入，早应把这样的“五保户”养起来，还要他们自食其力，这实在说不过去。我不知道余遂卿一家一个月有多少低保金，如果他们有钱，还要摸瞎着去种菜？2009年4月22日民政部副部长姜力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2008年年底，全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4284.3万，占全国农业人口的4.9%；去年中央对地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财政补助预算已经到了216亿元，216亿元，对于对于4284.3万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来说，实在是太少。全国农村平均低保标准是人均988元/年，也是说人均每月可达82元，现在买一斤米至少要2元钱，除了吃米和油盐酱，还能剩下几块钱？有的地方这点钱还被官员家属和富人领走了。

我们看多了城市的繁华，却很少去看乡村的残败和农民的疾苦。城市的变化是“日新月异”，而乡村的“炊烟还是照常升起，没有人改变这里的起居和行走”，城乡差别在进一步扩大。要缩小城乡差别，就应加大对“三农”投入。8万多亿的丰厚收入，占9亿人的农村，政府支出了多少？别忘了中国仍然是个农业之国，无农不稳，无粮则乱，没有农业的稳定，也就没有中国的稳定。

国家的形象，写在老百姓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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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象片《人物篇》的尾声部分，千百张中国人的笑脸最终组成“中国”两个字。沈赞臣透露，这得益于上海世博会，这些来自中国天南海北的笑脸，正是在上海40摄氏度的高温天里，在世博园里采集而成。（《新京报》1月24日） 策划人如此策划大有深意。一个人的生活状况可以从他的表情上看出来。如果一个人总是愁眉苦脸，甚至常常泪流满面，那表明他的生活是郁闷的、痛苦的。如果一个人脸上常常是发自内心的微笑，那表明他的生活是快乐的、幸福的。用千百张别人的笑脸组成“中国”二字，那就是要告诉世界，中国人是快乐的，中国人是幸福的。一个国家老百姓是否幸福，无疑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形象。

应该说，这个策划是不错的。假如在人物篇中只有邓亚萍、章子怡、刘欢、杨利伟，只有他们的笑脸，那不足以表现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现状。即使是最贫穷、最野蛮、最落后的国家，也可能有少数人生活得很开心。因而，只有用这些无名人物的笑脸来组成画面，才更具有代表性，更能体现中国的形象。

不过，外国人看中国，不仅从形象片上看，不会因为从形象片上看到几千张笑脸就一定认为中国人生活得很快乐、很幸福，他们还会从现实生活中看中国，还会从各种媒体上看中国。因此，要更好地展示中国的形象，就要让更多的老百姓感到快乐，感到幸福，就要让更多的老百姓脸上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反过来，如果让老百姓笑不出来，如果让老百姓常常流露出痛苦或苦笑，那就是破坏国家形象。

在近日辽宁省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分组讨论中，一名政协委员说：“政府?一边倒?地在忙项目，而老百姓的收入只能靠自己去找，GDP像火箭一般嗖嗖地往上?蹿?，百姓收入的增长却慢如蜗牛。”可以想见，如果经济增长的模式不改变，收入分配不公的现状得不到根本改观，百姓就会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意，就不会有发自内心的微笑。 再比如，在各地拆迁过程中，一些地方不听取老百姓的意见，不尊重老百姓的意愿，结果造成流血事件，让老百姓感到痛苦，这就是破坏国家形象。而上周的《南方周末》有一篇短文说：“在我们泉州市区，没拆迁的都羡慕拆迁的：一平方米旧房换一平方米高楼大厦，多划算！以我们东岳村为例：政府许诺三天之内搬完者奖励1万，两天后全村搬光。村子附近的安置房也已建好，大家都高兴。”看，这里的拆迁就让老百姓很满意。可以想像，这里的老百姓住进新房之后，脸上有发自内心的微笑，这就有利于改善国家的形象。

国家的形象，写在老百姓的脸上。一个真正的爱国官员，应该让更多的老百姓露出微笑。那些说得天花乱坠、却让老百姓满脸愁苦的人，决不是真正的爱国者

过高的GDP目标，对民生不一定是好事

各地相继公布“十二五”规划建议。在全国31个省份关于制定未来五年规划的方案中，目前只有北京等五六个省份将“十二五”经济增速指标定为8%～9%，其余大部分省份的经济增速指标都定在10%以上，广西、江西、福建、安徽、陕西、山西、贵州、河南、黑龙江等地区预计GDP翻一番，一些省份甚至还提出人均GDP也要翻一番。（《中国经济周刊》1月25日）

虽然这些GDP指标只是规划中的追求目标，但在目前的官场生态中，只要定了目标，一般是要“实现”的，否则影响官员的面子，影响当地的政绩评价。于是，为完成目标，各地都会想方设法，有的甚至不惜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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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与世界共赢（国际论坛）人民日报1.24.2011

联合国贸发组织日前发布的《2011年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认为，跨国投资已成为促进投资母国和东道国经济共同发展的双赢载体，有利于巩固世界经济复苏的局面。事实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10年来，不断扩大对外投资范围和力度，提高了参与国际分工的水平，对促进投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解决就业，以及帮助落后地区提高科技水平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和收购，为东道国填补了资金缺口，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属地化经营，培养了大批当地人才，促进了东道国产业升级和自主发展能力。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还积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帮助建设交通网络、通信设施、城市给排水以及学校医院等设施，改善当地生产生活条件。

“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注重环境保护，保障质量安全，维护劳工合法权益，尊重当地风俗习惯，成为当地企业依法经营的典范，并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回馈当地社会。 中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作，以互利为原则、以共赢为目的。但是，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和并购活动，也在少数国家遭遇到歧视性的法律和政策障碍。这不仅限制了中国企业在当地正常的投资经营，也阻碍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中国企业愿与各国企业共同发展、互利共赢，也期待着更多国家能提供公正、公平的投资合作环境。

习惯如何决定命运（人民论坛）

习惯，和每一个人如影随形，又深刻地影响着每个人的一生。对于哲人来说，他们对习惯的感悟更是独到而深刻： “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有什么样的行为，就有什么样的习惯；有什么样的习惯，就有什么样的性格；有什么样的性格，就有什么样的命运。” “习惯是行为的女儿，不过女儿反过来养育母亲，并按母亲的模样生下自己的女儿，不过更漂亮，更幸运了。” “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乃是一种最可怕的势力。” 足见习惯具有非同一般的分量与影响力。好习惯让自己受益终生，坏习惯误己误人。在很多人那里，要改变既已形成的坏习惯，难。然而也并非不可能。 ?? 由此可见，习惯，是可改变的；禀性，并非难移。关键是，一种好的行为方式，要坚持下去，经久不变。坏的习惯，要把它“一步一步地引下楼”，一点一滴改掉它。

经久与积久，关键在一个“久”字。要久，就要常习。常习，靠自己。人要有一点追求，追求源于一种需要，需要则是一种原动力。原动力越足，追求的脚步就越快，离文明的目标也就越近。毕竟，人类总是由低级向高级、由野蛮向文明迈进的。这种文明，不仅优雅，而且自由。这种自由，不是随便，更不是放任，而是自觉。

要久，还需要环境。既有自然环境，也有人为环境。人为环境，离不开制度。这样的制度，应使想懒的懒不了，会干的能干好；让粗俗的没处藏，高雅的聚满堂；使野蛮的远离去，文明的跑步来。一句话，使人人都成才，个个向文明，最终“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从而种下和谐社会的“基因”，派出大同世界的“天使”。

《法言·学行》语：“一哄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书，必立之师。习乎习，以习非之胜是，况习是之胜非乎？”说的是，如果通过“习乎习”，对错误既已习惯，反过来就会以为事情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这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习非成是状况，委实可怕，着实让人生悲。所以，从自身做起，从点滴起步，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使之成为社会的文化、个人的性格，是多么的重要。

在融合式发展中开创军事人才培养新局面（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

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统一，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认真贯彻落实这要求，统筹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走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是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战略选择，也为新形势下开创军事人才培养新局面指明了方向。 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是我们党基于我国国情和世界发展大势，坚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统筹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实现两者持续、协调发展，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的正确之路。

融合式发展是党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战略思想。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三代领导人始终致力于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道路，先后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寓军于民等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要求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加快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充分利用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他进一步强调，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这些重要思想，体现了我们党对世界军事变革发展规律、国防和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是党的创新理论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的具体运用，是对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重大创新，为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提供了理论遵循。

融合式发展是实现国家发展战略与安全战略有机统一的必然要求。历史经验表明，富国必须强军，发展倚重安全。走融合式发展路子，才能使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站起来”，在建设强大国防中“走得好”。从我国国情看，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需求与经费供应、资源保障相对不足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对经济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走融合式发展路子，有助于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互补互促、共同发展，减少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总成本，提高包括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内的国家整体建设效益，实现国家发展战略与安全战略的有机统一。

融合式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实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持续发展的普遍选择。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军事变革的迅猛发展，国防经济与社会经济、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结合面越来越广、融合度越来越深。各国都高度重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融合协调发展，大力推进军民技术双向转移、军地资源双向利用，以国家整体实力支撑国防建设。尤其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尚未消除、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大背景下，走融合式发展路子，发挥经济和国防建设各自的比较优势，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共享双赢，更有现实意义。因此，融合式发展是世界各国迎接新军事变革挑战、应对全球经济发展放缓的普遍选择。 ?? 实践表明，在融合式发展中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是统筹经济社会资源和国防军队资源、激活军地培养军事人才内在活力和动力的战略之举，是发挥军地人才培养比较优势、提升军事人才复合素质的根本之举，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军事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成果，为新形势下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注入了新活力。

在深度融合发展中开创军事人才培养新局面

新形势下，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加速推进，特别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贯彻落实，既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合式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又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迫切需要我们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把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加快军事人才培养模式转变，不断提高融合式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战略统筹深度融合。融合式发展是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行为和意志的反映。应坚持从战略指导和宏观规划做起，把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作为建设人才强国的重要内容，在国家层面统筹军事人才和其他各类人才的协调发展；把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作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予以突出，依托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等，为军队培养造就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和战略性后备人才；结合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科学规划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在军队和国民教育中的目标任务、职责区分，使人才培养体系结构更加科学、任务更加明确、特色更加鲜明。

资源配置深度融合。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民用科技发展迅速，民用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教育投入不断增加，人才队伍日渐宏大，为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应进一步加大运用国民教育、社会教育资源的力度，形成学历和通用知识依靠国民教育、军事特色专业依靠军事教育、以社会教育为补充的资源配置新格局；按照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原则，推动军地院校、军队院校与有关企业、军队与社会培训机构之间的人才培养协作互助，拓展军事人才培养渠道；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发挥军地双方比较优势，适当引进民间资本，提高军费开支的使用效能；借鉴和运用世界新军事变革、高新技术发展、学科研究推进等取得的新成果搞好军事教育，增强军事人才培养的前沿性和前瞻性。 运行机制深度融合。构建科学规范、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体制机制，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应建立顺畅的组织领导机制，形成以国家有关部门与军委总部统筹管理、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与各大单位、省军区系统及驻军单位共同参与的组织领导体制，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工作统一筹划、分工落实，使之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建立常态化的综合协调机制，以军地联席会议、专题调研等形式定期研究解决人才培养中的矛盾和问题，形成体制性协调、沟通式协调等多种方式，变军地临时协商为国家统筹、变靠感情联络为靠工作沟通、变基层部门微观协调为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国家和政府行为；建立规范明确的保障机制，形成利益均衡、责任共担、分工明确的社会化保障体系。

政策法规深度融合。建立健全相互衔接、配套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稳定、规范、具有强制力的有效保障。应积极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抓紧推进以融合式发展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立法工作，对涉及军地关系、部门职责、工作制度等的重大事项，尽快用法规形式固定下来；对适于推广实施的成功做法，及时上升为法规；对不利于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的现行相关法规，及时修订或废止。（国防大学校长）

“攻坚”意味着什么（思想纵横）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用“攻坚”这个词来谈论改革，中央也正式作出了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重要判断。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十二五”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攻坚”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中央一再用“攻坚”来说明现阶段改革的特点？正确理解“攻坚”一词的含义，深刻把握“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要求，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精神，为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十二五”时期的目标任务、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提供必要的思想基础。

“攻坚”最早是军事术语，意指对坚固设防之敌进行强攻。后来，人们把它引入其他领域，意指对重大困难的克服。所谓“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就表层含义来说，是指在这一阶段好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难改的；或者说以往改得不够、不好的，需要加大力度、进行完善。总之是说改革更难了，需要付出更多、更大的努力。其实，就深层含义来说，“攻坚”的内容还要丰富得多。

“攻坚”是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形势下的必然选择。“攻坚”是很难的事情，但古往今来，不论行军打仗还是社会发展，总是少不了要“攻坚”。这是因为，在特定的形势下，不“攻坚”就意味着失败或者死亡，唯有“攻坚”才能闯出生路、走向胜利。在我国革命的历史上，“攻坚”的典型战例就很多，比如红军攻占天险腊子口。1935年9月16日，长征北上的红军陕甘支队来到甘肃迭部县的腊子口。这里两侧悬崖绝壁，中间河水湍急，河上的小桥是通过此地的必经之路。国民党以三个团的兵力驻扎于此，企图阻止红军北上。红军第二师第四团先以一个连从正面强攻未果。在这种情势下，红军是撤退还是“攻坚”？无疑，选择撤退，暂时不会再有战士牺牲，但全军就可能在敌军的围追堵截中遭受灭顶之灾。只有选择“攻坚”，不惜牺牲拿下腊子口，红军才能打开北上通道，胜利到达陕北。显然，这时“攻坚”就是生存下去并走向胜利的必然选择。如今的改革也是这样：已经进入“深水区”，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凸显，难度不断加大。在这种形势下，选择回避或者放弃固然可以求得一时的轻松，但必然丧失进一步发展的机遇，甚至导致更大更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只有选择“攻坚”，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开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新局面。

“攻坚”是一个阶段性与持续性有机统一的实践过程。“攻坚”作为一项具体的实践活动，与社会发展的进程紧密相连，随时可能发生，永远不会完结。也就是说，“攻坚”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在红军长征中，不仅有攻占腊子口这样的“攻坚”，此前还经历了湘江战役、爬雪山过草地那样的“攻坚”。当然，“攻坚”也有时间长短、难度大小之分，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我们当前所进行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原有的“攻坚”任务完成了，新的“攻坚”任务又摆在面前。在这个时候进行“攻坚”，必须树立全局眼光和战略思维，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我国古代文献《管子》强调：“凡用兵者，攻坚则韧”。这提醒我们，进行改革“攻坚”，既应当只争朝夕、奋力推进，又不能急于求成、盲目冒进，而必须保持韧劲和耐力，做到持之以恒、一以贯之。

正确把握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的异同

新世纪以来，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和气候变化危机，世界各国先后掀起发展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的浪潮。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尚处在探索之中。正确把握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的异同及关系，有利于推动二者协同发展。

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在提出背景、关注重点及定位上存在区别。在提出背景上，发展低碳经济主要是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全球气候，发展循环经济主要是为了有效应对因经济高速发展而引发的全球资源环境问题。在关注重点上，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是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强调“地球是我们的唯一家园，保护全球环境是人类的共同责任”,统计指标是碳生产率（排放1吨二氧化碳产出的GDP）；发展循环经济的核心是资源的循环利用和高效利用，理念是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化害为利，目的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统计指标是资源生产率。在定位上，发展低碳经济致力于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利用清洁能源；发展循环经济致力于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减量化）、废物的重新利用（再利用）和将废物直接作为原料进行利用或再生利用（资源化）。

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在根本目标、发展要求、基本保障上存在共同点。从根本目标上说，二者都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低碳经济主要依靠减少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耗，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促进形成低碳的经济结构来实现这一目标；循环经济主要依靠资源减量化、再循环、再利用，降低环境末端治理的成本来实现这一目标。从发展要求上说，二者都应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发展低碳经济，要求在生产环节消耗更少的碳能源，多使用清洁的替代能源以维持生产的能量供应，形成低碳的经济结构；在消费环节减少直接或间接的化石能源消耗，代之以消耗太阳能、风能、水能等

清洁能源，形成低碳的消费模式，进而实现全过程的低碳目标。发展循环经济，要求在生产环节实现资源减量化，并对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废弃物实现再利用；在消费环节实现产品废弃物的回收和再利用，进而实现全过程的低耗、低排目标。从基本保障上说，二者都以技术创新为支撑，以制度创新为保障。技术的进步和重大突破是推进这两种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推广运用都涉及生产、消费领域的体制机制问题，都需要推进相关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

推动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协同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两者的根本宗旨是一致的，都是通过制度、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创新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经济发展方式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都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济，都可以纳入“两型”社会建设的范畴；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体现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要求。在实践中，我们应同等重视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推动二者协同发展，从而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要“法正”不要“施恩”（人民时评）

“无法接受”和“无权拒绝”，“最温暖”和“最正常”，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层耐人寻味的心理错位。 无法接受跟乞丐、拾荒者同室读书，大概出自一种很微妙的心理。或许，有的读者认为,这与图书馆的氛围不协调。

“无法接受”的人可能没意识到，在一个公共图书馆里，所有人都是“读者”。不管你在进门之前是儒是丐、是“金领”是“蓝领”，进了这扇门，都是读书人。公共图书馆“无权拒绝”一个进门读书的乞丐，借古典名著里的人名说话，并非“施恩”——额外的照顾，而是“法正”——正常的管理。

于是，我们又看到了第二个层面上的错位，为什么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机构，一次“最正常”变成了网友心中的“最温暖”。 ??面对特权，又总有些“职责”一次又一次被“潜伏”，日积月累，本来“正常”的工作变得藏头缩尾，“不正常”的事情倒显得理直气壮，进而败坏整个社会风气。

国家的法规政策、公共机构的章程条款，本是从为大多数人服务的角度出发设计，理所当然体现着平等精神。杭州图书馆之所以“最温暖”，正因为它正常践行了公共机构职责，说白了，就是让大家感受到了平等带来的阳光；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说它“最温暖”，也恰是因为目前这样的温暖还不够多。 这点值得所有公共机构管理者深思。以前有一首流行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公共机构应该慎唱。公共服务要走向完善，可以差异化，但是不能等级化。否则这不是在提供服务，而是在制造鸿沟。

改地名切莫急功近利（子夜走笔）

地名更改，常常很受关注。

纵观一些地方的城市改名之风，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

首先，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型。风景名胜所在城市，以景点作为城市名字，提高知名度，多打旅游牌。如四川灌县改名都江堰市，云南中甸县改名香格里拉县等。

其次，是“啃老族”型。为了凸显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恢复或改用历史上的地名。湖北襄樊更名为襄阳、辽宁铁法改名为调兵山，皆属此类。

第三，是“图响亮傍大款”型。为了获得一个“好听又好记”的名号，依傍畅销走红的概念改名。云南

思茅市看中了普洱茶热改名为普洱市；而《山楂树之恋》则让湖北远安县经历一次改名“山楂县”之争。 地名本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社会符号。地名的使用，应当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轻易更名，必将带来识别的紊乱，徒增不菲的成本和麻烦。改名往往涉及一地重大公共利益，所以合法的程序、公开的操作、民主的决策不可或缺。官员小范围内的“拍脑袋”或者少数专家的“闭门造名”，都是不可取的。城市改名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社会民生方方面面，必须大范围征询公众意见。

不难看出，各地改名大多为经济利益驱动，但改名并不能必然带来地方形象的提升和经济的发展。一个城市名字的优劣，衡量标准绝不只是经济数字。“大庸”易名张家界，尽管在某种程度上算是成功的，但城市更名也不乏失败的案例，安徽徽州改名黄山20多年来，经济发展成效不但不大，历史悠久、风格独具的徽州文化反而为之弱化。

由此可见，改名并非城市发展的捷径。30年前，义乌名不见经传，可现在一提到小商品贸易，人们首先会想到义乌，可是有谁听说过义乌要改名呢？

防止“带头人”变“寄生虫”（微观·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

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就是要保证基层权力健康运行。村干部是基层权力的“末梢”，是农民的“带头人”，其腐败行为不仅直接伤害群众感情和利益，而且大大降低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为了防止“带头人”蜕变成侵害农民利益的“寄生虫”，就要“经常体检”，

要让村民对村务和村集体财产管理，“有权利说话”而且“说话有分量”。

赋予村民监督权，让村民“有权利说话”，不让“带头人”大搞“一言堂”，才能避免村干部独断专行、为所欲为。 村民“说话有分量”，才能让各项农村民主监督制度从“墙上”落到“地上”。这样村干部才会有所忌惮，不敢偷梁换柱，不让村集体“资产、资金、资源”沦为村干部个人谋取利益的“砝码”。徐州通过让村民代表直接参与村集体资产管理，并通过开发监管电子信息系统，建立村集体资产管理平台，设计“联签、会审、公示”等制度，运用“科技”+“制度”双重手段，实现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民主化、公开化、网络化和服务化。 农民“有权利说话”和“说话有分量”，让村务管理规范、集体资产稳健、村民心里敞亮，更让基层矛盾化于无形。

堵住“黑嘴” 严查“黑幕”（金海观潮）

近日，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证监会联合发文，规范报刊证券期货信息传播行为。新规明确要求，要慎报道可能影响投资者预期和市场稳定运行的新闻题材；涉及证券期货行业重要政策及其他可能影响市场稳定的重要信息，须事先向证券期货监管部门核实；报刊转载证券期货新闻信息，必须确保新闻事实真实准确。 不实信息或传言对股市的影响，很多股民都有切身经历和感受。前一段时间，中国平安再融资的传闻，就引发了中国平安股价大跌，股市也出现不小的跌幅。随着股指期货、融资融券等产品的推出，资本市场进入新的发展期，投资者不但在股市上涨时可以赚到钱，股市下跌也同样可以获得收益。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规范报刊证券期货信息传播行为，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借不实消息来操纵股价不当得利，对保护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合法权益尤为重要。 近年来，资本市场不断加强基础制度建设，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进一步完善，监管部门也加大了违法违规案件打击力度，严厉查处“股市黑嘴”这类害群之马，广大投资者拍手称快。然而，“黑嘴”虽然收敛不少，但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并未绝迹，甚至花样和手段不断翻新，掩人耳目，逃避监管。面对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防范和打击内幕交易活动，揭开里面的层层“黑幕”，仍是市场监管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来，风险投资的风险在于它的不确定性：成为一个公司股东并不难，但这个公司能否上市、何时上市，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判断和左右的了。如果公司几年没有上市甚至破产，那么投资人就得承受相应的风险与损失。然而，市场上总有一些机构和个人“先知先觉”，入股的企业常常在很短时间就能够实现上市，风险投资反倒成了一本万利、稳赚不赔的生意。有统计显示，一些投资机构从入股企业到企业上市，平均周期为9个月，最短的仅有5个月。突击入股、跑步上市现象的存在，到底是纯属巧合还是另有“猫腻”？不能不令人心生疑惑。这些机构和个人的行为，到底是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还是利益链条上的寄生者？监管部门也该追根溯源，一查到底。

到2010年底，沪深股市总市值达到26.54万亿元，相当于2005年的8.2倍。2010年A股市场融资额超过1万亿元，融资规模全球第一。资本市场要向更高层面加快发展，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必须加强和改进市场监管，切实维护市场正常秩序。堵住“黑嘴”，严查“黑幕”，需要从制度入手，完善内幕交易行为认定和举证规则，积极探索内幕交易举报奖励制度，推动改进和完善涉及证券期货犯罪的相关刑事司法制度等。这样，才能创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让所有的交易在阳光下更加公开、透明。

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为“稳健”，银行该如何适应和执行？中国银行业协会副会长、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接受本报专访——

积极面对货币政策回稳（财经访谈）

货币政策回归稳健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

记者：2011年，货币政策将从“适度宽松”调整为“稳健”。从宏观经济的视角看，这是加强通胀预期管理、防范资产泡沫的需要。作为拥有30多年金融从业经验银行家，您怎么看这一政策取向变化？ 闫冰竹：在我看来，货币政策回归稳健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

对于银行业这一小的个体来说，如果大的经济环境不好，大起大落，就会引发系统性风险，最终遭殃的还是银行。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出现了经济过热的现象，后来银行的许多不良贷款都产生于那个时期。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随着经济回升向好，货币政策理应回归稳健。这么做有利于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有利于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当然也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 具体来说，两年来，我国货币信贷快速增长，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项目的信贷投放大幅增加，银行体系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上升。目前，主要商业银行的关注类贷款呈集中性增长。货币政策回归稳健，有利于引导银行业合理把握信贷投放力度、投向和节奏，控制风险资产，防范金融风险的进一步积累，提高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稳健的货币政策条件下，银行业不该再争规模、

拼速度了。毕竟，货币政策回归常态，银行经营也应回归常态。

稳健的货币政策将对银行的资金面和经营方式带来挑战

记者：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意味着货币信贷总量将合理适度增长。这对银行业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银行业又该如何适应和执行？

闫冰竹：我认为，货币政策回归稳健，将给银行业带来两个“挑战”。

其一是对资金面的挑战。今年存款准备金率仍可能上调，其他回收流动性的工具仍可能使用，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将逐步加大。应当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充分考虑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上调及个别时期市场流动性偏紧的可能，确保自身流动性水平合理均衡。当然，凡事总是利弊相生的。资金面吃紧，贷款资源也就相对稀缺，有利于提高银行的整体贷款议价能力。

其二是对经营方式的挑战。信贷规模少了，利差收入也就少了，应当大力发展中间业务、零售业务，降低对利差收入的高度依赖，促进业务及盈利模式转型。另一方面，信贷规模少了，有限的信贷资源应当优先配置到中小企业、“三农”等领域，促进信贷结构的优化。

这决不是我在这里喊口号。信贷规模少了，作为商业机构的银行要想提高财务收益，必须提高议价能力，以价补量。那么，在哪些领域银行的议价能力较强，贷款利率能上浮较多呢？大企业肯定是不行的，他们“不差钱”，只能是中小企业、“三农”等领域。

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不仅包括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适度增长，也包括有扶有控，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力度，严控对“两高”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因此，优化信贷结构、大力支持中小企业、“三农”等领域既是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也是新形势下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

破解中小企业贷款难的最大经验就是从战略上重视支持中小企业

记者：说到中小企业贷款，这确实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北京银行成立15年来，累计为2万多家中小企业放贷6000亿元，在北京地区同业排名第一。在破解中小企业贷款难的过程中，你们最大的经验是什么？

闫冰竹：在理念层面上，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从战略上重视支持中小企业。

如果算中国经济这本大账，中小企业对GDP的贡献超过60%，创造了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同时，中小企业又是中国经济肌体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许多科技创新都是它们做的。因此，支持中小企业就是支持中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又好又快前行。 再来算银行发展这本小账，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大企业将更多地使用直接融资手段，越来越远离银行；而中小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需要银行的支持，此外，在零售业务方面，中小企业主往往是银行青睐的高端客户。得中小企业者得天下，未来可能大多数银行都要把中小企业作为业务重点，我们何不先行一步？ 在操作层面上，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要学会识别、管理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 在银行信贷员中流行这样一句话：“大企业贷款看报表，小企业贷款看水表、电表。”说明对中小企业贷款风险的判断不同于大企业。以北京银行为例，我们的中小企业贷款业务主要集中在中关村科技型中小企业和文化创意产业这两块。对于前者，我们从它初创时就主动介入、紧密合作，与其共担奋斗的艰辛，也就对企业知根知底。对于后者，不少文化创意企业没有抵押品，版权也达不到贷款要求，我们就要求企业的法人代表承担一部分责任，银行也承担一部分风险。如今，北京银行文化创意类贷款3年增长200倍，占北京市场的份额高达70%以上。

从“引导”、“配套”、“扶持”三方面加强金融对楼市调控的作用

记者：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优化信贷结构也包括要继续执行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在新的一年，您对利用金融手段实施房地产市场调控有何看法？

闫冰竹：去年以来的房地产市场调控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形势依然严峻。我建议从“引导”、“配套”、“扶持”三方面加强金融对楼市调控的作用。

首先是“引导”。建议出台关于房地产信贷总量或占比方面的指导性意见。适度提高开发商准入门槛，从项目性质、资本金比例、贷款期限、担保等方面加强把控，进一步收紧开发商资金链。

其次是“配套”。北京银行是最先与开发商签订预售资金监管协议的唯一一家中小银行。根据实践经验，我们建议尽快出台关于开发商预售资金监管实施细则，明确商业银行资金监管方式及开发商资金支取方式，出台关于当前资金监管方式与原有规定冲突的解决方案或建议。尽快出台关于公租房信贷项目土地抵押的相关规定，解决商业银行信贷担保困境；适应公租房还贷周期长的现实需要，逐步突破公租房信贷期限限制。

最后是“扶持”。保障房尤其是公租房建设是楼市调控的关键内容，但这类贷款业务存在借款人收

入低、还款来源不稳定、持续时间长等风险，需要加快建立风险补偿机制或此类不良贷款的快速核销机制，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成本；同时，适当调整房地产贷款指标的考核范畴，对公租房、廉租房开发贷做扣减处理，适当减轻商业银行的指标考核压力。对积极支持保障房建设的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应给予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

快递业为何总也长不大（各抒己见）

快递业务量的增长，并没带来快递服务质量的提升，让人感觉快递业总也长不大。长不大的原因之一是，快递企业总体上还停留在“粗放增长”抢市场的阶段。那些大大小小的快递企业都主要靠低价、而不是靠服务质量来争抢市场份额。就拿网上购物来说，很多快递公司对淘宝卖家的收费，可以是普通客户的一半甚至更低。市场的迅猛扩张，让企业不愁客户，只顾大干快上，忽视了员工培训、管理流程优化和售后服务等提高服务质量的环节。

当然，也有一些快递企业开始认识到提高服务质量的重要性，但又受到能力的制约。对快递业而言，不管是仓储、运输能力的提升，还是管理效率的提高，都还需要各方面的配套服务。比如，快递企业在高峰时常常遇到租不到飞机的尴尬；有的快递企业虽然自有飞机，却被一些机场拒绝接纳。省级快递运输多数要走空运才能保证时效，没有相关方面的配合，快件就很容易延误。此外，与相关产

业沟通的欠缺，也是快递业给人总也长不大的印象的原因之一。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与网购平台的对接。 服务质量和能力上不去，快递业的抗风险能力就难提高。多年的低价竞争，造成快递企业大部分业务量利润微薄。企业资本积累缓慢，扩大再生产能力不足，提高服务质量受到了制约。服务上不去，价格就上不去，利润当然也就上不去，产业只能在低端竞争的恶性循环中打转转。去年的网络促销，就使好几家小型快递企业因无力应对陡增的业务量而倒闭。小企业的倒闭又使业务量大量涌向大企业，几家大企业也应对得颇为吃力，甚至出现了局部地区“爆仓”停运的现象。可见，如果快递业不赶紧提高服务质量、走出低价竞争的怪圈，产业发展就有难以为继的风险。

虽然我国现在处于快递服务需求的上升期，但当市场竞争趋于饱和时，必然会由产品的竞争转变为服务的竞争，如果企业没有这样的发展眼光和战略意识，早晚要在粗放发展阶段的大浪淘沙中被抛弃。现在已有不少电子商务平台开始自建物流渠道，如果快递业再不多花点心思提高服务质量，那么早晚得把这块大蛋糕拱手让人。

当前，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同样，快递业的首要任务也是尽快走上“转型”道路。伴随着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企业只有主动调整自己，从繁忙的日常业务中腾出手来抓抓能力建设，抓抓质量提升，才能打造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树立企业的品牌，从而站稳脚跟，做大做强。

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和创新 中青报1.24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高增长的关键，就经济学理论而言，它是对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一大创新和贡献。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时期的《建议》，核心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指导原则的新发展，而且是对发展经济学的创新性贡献。

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

在过去的30年，我国的增长方式可以理解为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从统计数据看，过去30年，投资的高涨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我国的投资增长率远高于GDP增长率，这使得投资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目前已达60%左右。

投资高涨的主要原因在于：许多与投资有关的资源在我国都非常廉价。这些廉价的资源不仅包括劳动力和土地，同时也包括金融等资源，这是中国突出的资源优势。

那么，投资高涨如何拉动了我国经济的高增长呢？所谓增长是指产量GDP的增长，而产量增长取决于两大力量：供给和需求。从需求角度看，投资本身是一种需求，而且是经济学中的所谓自需求，即它还能通过乘数效应带动其他需求。从供给（或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角度看，投资本身也同时体现为供给的增加：投资通过建设新厂等方式提高了经济社会潜在生产能力。当然，要使新厂开工，必然要求有新工人入厂，而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又保证了具有足够过剩的人力资源。

由此过去30年，我国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方式是以二元经济下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为其前提条件的。 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然而，这样一种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其质量并不高，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如收入分配问题、环境问题和缺乏技术进步等问题。无疑，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在经济起飞的初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它毕竟为我们解放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未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发展中国家能否仅仅依靠这种模式赶上发达国家？都值得忧虑。

第一，由于靠投资创造生产能力，因此，当投资增长率持续不断地超过GDP增长率时，产能过剩将越来越严重。从这一角度讲，未来我国的投资不可能也不应该仍然以大于GDP的增长速度而不断扩大。否则，无效投资、重复投资和由投资所形成的债务问题等会越来越严重。

第二，如果没有劳动生产力的足够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终有一天将被掏空殆尽。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表明，我国的剩余劳动力规模正在逐步缩小，在可预见的将来，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将不再过剩。 由此可见，这种以投资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增长方式将不具有可持续性。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转变！ 从需求角度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不是以牺牲经济的高增长为代价的。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并最终成为世界强国，必须维持其经济的高增长。尽管我国经济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上升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高增长就可以自然形成：唯有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使我国经济继续保持高增长。

在拉动GDP增长的“出口、投资、消费”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增长将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受到限制。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一般在2%～3%，因此，从平衡发展的角度看，我国出口的合理增长率也应该在2%～3%，而不是过去的18%（过去10年的平均值）。此外，投资的增长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持续地高于GDP的增长。一方面，这将加剧我国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投资的资源成本如劳动力等已不再廉价。由此，在三驾马车中，消费的启动将成为从需求角度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不二选择。《建议》中提出的启动内需实际上更多的是指启动消费。

然而，我国的消费启动仍然存在着诸多障碍：首先，收入分配的差距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由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当收入更加不平等时，社会平均的消费倾向将变得更小，启动内需就越困难。

第二，目前的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不够健全，居民在接受基本医疗服务及社会保障等方面所面临的机会也不均衡，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对未来缺乏安全感。而当未来存在不确定性时，对于家庭而言，会更积极地选择储蓄，以防患未然。于是，启动内需也相对困难。

由此我们看到，《建议》中所提到的“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和“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等都可以理解为从需求角度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从供给角度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

发展中国家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主要标志在于人均产量的差异。而人均产量的差异归根结底可以分解为如下两个因素：第一是人力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即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第二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即技术水平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根据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这种差异比较，发展中国家要实行追赶必须要完成如下两个过程：（1）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2）技术的追赶过程，即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过程。显然，我国目前这种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事实上可以理解为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

然而，正如笔者所指出的，剩余劳动力的使用殆尽在我国似乎已经不那么遥远。因此，技术追赶必将成为未来我国追赶发达国家的主要方式。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更多地体现为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技术追赶。而“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所提到的“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加快改革攻坚步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都可以理解为从供给的角度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笔者认为，这种从供给的角度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即技术的追赶）更为艰巨，其艰难程度远大于从需求角度的推动。

总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高增长的关键；就经济学理论而言，它是对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一大创新和贡献。

“振聋发聩派”加强版

读很有个性的学界名家文章，有时恍惚感觉那不曾谋面的名家就站在你面前，口讲指画，或急骤或舒缓，或滔滔或潺潺，姿势、语气、风度，生动鲜明。

学界当然有山头有派系，有笔墨官司口舌之争。但是，假定把这些名流滔滔潺潺的内容放到一边不论，另按他们滔滔潺潺的姿势、语气、风度重新归类站队，你也许会发现：原本水火不容的死对头，或许竟就成了一派。

依我发明的这种不讲实质只讲姿势的划分办法，在经济学者的队伍中，张维迎和郎咸平，或许就是一派。许小年和他所深恶痛绝、视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耻辱的克鲁格曼，也是一派。信奉自由原教旨主义的铅笔经济研究社和经常怀念“文革”的乌有之乡，更是一派——都是“振聋发聩派”。

前些日子叶檀女士写文章，标题作《不要张维迎、郎咸平，要吴敬琏》，或许就是按姿势、语气、风

度重新“归堆”的结果吧？“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张维迎语），“如果我失败的话，那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多么大的危害”（郎咸平语），这姿态您瞧多拉风！“要好的市场经济，不要坏的市场经济”（吴敬琏语），这话头您听起来多没劲！叶女士居然不喜欢拉风的，而喜欢没劲的。

按以上分法，可以跟吴敬琏归一派，不够振聋发聩的，第一个或许是秦晖。启发我想到这一点的是一位著名保守主义政治学者。在前不久一次读者见面会上，他点名批评了吴敬琏的《极左和极右都很危险》—— 难道您老认为“极不左极不右不危险，有点左有点右不危险，又左又右不危险”？同时不点名批评了秦晖的“一手要自由，一手要福利”——“自由和福利是冲突的，你不能同时要两个冲突的东西。”

秦晖教授是中国唯一一个被两家立场截然相反的网站——铅笔经济研究社和乌有之乡同时开设了批判专栏的人，似乎也是唯一一个在豆瓣网同时拥有“粉丝”小组和“专案”小组的人。近期，他在《东方早报》上之一、之二、之三、之四??在同一个题目下面同时跟一位“新左”学者和一位“新右”学者开战。单是“答杨震、吕新雨”这个副标题本身，估计就能把杨、吕二位气得发昏——您老还真把我们“汉贼不两立”的两人归进一堆儿啦？

张维迎教授去年年底卸去了院长头衔（顺便说一句，我认为这事儿或许对北大光华学院是损失，对张教授本人来说一毛钱的损失都说不上），新闻报道又翻腾出他过去“振聋发聩”的几段语录作花絮。不知大家有没有感觉，类似“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学费太低”这样著名的雷人言论，如今听起来其实已经很顺耳、很平淡、很无所谓啦？

“没有最雷，只有更雷。”张的粉丝队伍已经成长起来，并且青出于蓝而远胜于蓝。2010年中国经济学界第一雷人语录，应是在“富士康事件”中铅笔经济研究社一篇文章的标题，名曰《没有资本家，你连跳的楼都没有》。

该社的哈耶克信徒的另一篇文章，这样抨击当时《南方周末》等媒体对富士康事件的报道：“富士康事件中媒体及文人们的作派显然是文人乱政的乱象。富士康是试金石，是照妖镜，是显影剂，让一切口头热爱自由的人现出原形。”——引号里这段话，已经完全达到了在乌有之乡发表的水平。 可是可是，学界这种“欲把秦、吴比粪土”、“欲与铅、乌试比雷”的气场，对社会真的好吗？

中国何时跨进发达国家行列——专家热议《中国现代化报告2011》

■恩格斯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十个手指有长短，国家水平有高低。”为什么一些国家是发达国家，另一些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如何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何时能成为发达国家？在近日召开的“现代化科学：国家发达的原理和方法”暨《中国现代化报告2011》专家座谈会上，与会学者展开热烈讨论。

中国科学院现代化中心主任何传启在会上作主题发言。他指出，现代化科学是关于现代化现象的一门新兴交叉科学，是关于世界前沿和国家发达的一门科学，是关于现代文明的前沿变化和国际竞争的一门学问。现代化犹如一场国际马拉松，跑在前面的国家成为发达国家，跑在后面的国家成为发展中国家。在过去300年里，发达国家的比例不到20%，发展中国家的比例超过80%；在大约50年里，发展中国家升级为发达国家的概率约为5%，发达国家保持发达水平的概率约为90%，发达国家降级为发展中国家的概率约为10%。

何传启说，一般而言，国家发展水平与国家创新价值比例成正比，与劳动价值比例成反比；与物化劳动比例成正比，与活劳动比例成反比；与有效劳动和高效劳动比例成正比，与无效劳动和低效劳动比例成反比；与有效投资和高效投资比例成正比，与无效投资和初级资产比例成反比；与先进技术比例成正比，与落后技术比例成反比。

在《中国现代化报告2011》中，何传启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战略选择可分“四步走”：第一步，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进入第二次现代化，世界排名进入前60名；第二步，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世界排名进入前40名；第三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世界排名进入前20名；第四步，达到世界前列，世界排名进入前10名。何传启具体分析说，目前，中国居发展中国家中间水平，处于第一次现代化的成熟期，有些地区已进入第二次现代化，多数地区尚处于第一次现代化。21世纪，中国可选择综合现代化路径，两次现代化协调发展并加速向第二次现代化转型，以迎头赶上21世纪后期的世界先进水平。

房产税可否实行“双轨制”？

近日，有北京市政协委员提出，“房产税应该是‘毖后’，但不应是‘惩前’。”

笔者很认同这位委员关于房产税“毖后不惩前”的看法，因为按照我国1990年5月19日开始实行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规定，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全国统一执行的是70年，由此也导致了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利益冲动，即所谓“土地财政”，在这种利益冲

动的驱使下，地方政府已经通过收取土地出让金的方式，一次性地透支了具有房产税意义的土地出让金，而且还在此基础上加收了具有房产税意义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已购住房本身就包含了价内税——具有房产税意义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和土地出让金等税费，已经层层转嫁到住房消费者身上。如果再在这三种税费之上叠加房产税，对已购住房者来说那就是“税上加税”了，显然存在多重征税之嫌，对居高难下的房价也许是“雪上加霜”，因而房产税是不应该“惩前”的。从避免重复征税的意义上来看，即使是“毖后”——对新购住房征收房产税，也应该采取整合、减少，甚至取消原来具有房产税意义的一些税费再征收房产税才是公平合理的。

房产税是具有物业税性质的一个过渡税种，在我国《物权法》出台之前，1994年出台的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1条规定，办理土地使用权续期的，应当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并依照规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这意味着将来办理土地使用权续期是需要缴纳一定费用的。2007年《物权法》出台之后，虽然规定了土地使用权可以自动续期，但并没有对续期的土地使用费支付标准和办法作出明确规定。这是否为将来物业税开征预留了操作空间呢？也许70年土地使用权到期之日，才是土地出让金终结之时、物业税名正言顺地开征之际。

那么，当前热议的房产税作为最终要开征的物业税的一个过渡期税种，是否能像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实行物价“双轨制”那样，实行房产税征税“双轨制”呢？即鉴于现在已购的房屋在旧的税制下房主已经向国家缴纳了多种税费，实施房产税改革后再增缴新的房产税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因而在房产税“立新”的过程中，建立一种对税改前后的购房者区别对待的“双轨制”——对税改之前购买的住房不再增加新税种，对税改之后新上市的住房在整合各种税费后再在保有环节征收房产税。在70年土地使用权“届满”之时，再将房产税过渡到物业税，最终实现“单轨制”运行。

莫轻言A股市场成为经济晴雨表

有人称A股市场为经济晴雨表，唯愿以此证明股市在宏观经济中地位越来越重要。但笔者认为，股市作为经济晴雨表只是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尤其A股成立时间较短且不成熟的时候，更莫轻言股市成为经济晴雨表。

股市与经济表现往往背离。形成“经股背离”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因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可能形成对资金的争夺关系。股市涨跌主要由资金进出股市引起，如果在流动性相对稳定或变化较小情况下，股市和实体经济对资金往往形成相互争夺关系。比如，当股市上涨其赚钱效应表现出来后，资金就会加速向虚拟经济集中，使得实体经济因为资金加速抽离而萎缩，此时，晴雨表功能根本不可能出现。只有当流动性极度充裕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均能获得充裕资金支持，经济增长和股市上涨往往同时可见；或者在流动性极度匮乏情况下，经济萎缩和股市下跌也往往同时出现，这两种情况下股市才会表现出所谓经济晴雨表功能。

其次，宏观经济的相对稳定性与股市巨大波动性之间的反差也会导致“经股背离”。经济成长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性、可控性，国民经济这一庞然大物不易被投资者个人或团体操纵，经济成长较少出现剧烈波动，但即使宏观经济基本稳定，股市波动也不会消停，而且在基本相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不同的股市氛围却会带来不同的影响甚至相反的后果：熊市中好消息也变成坏消息，牛市中坏消息也可变成好消息，由此导致“经股背离”。其中的关键是因为投资者的“动物精神”。行为金融学理论认为，投资者不具有长期理性行为，至多拥有“有限理性”。比如A股市场在2010年11月出现轧空走势，不少本已获利出局的投资者经受不住市场诱惑而重新杀入，其仓促的投资决策或是源于投资者“互相鼓励、互相感染”等“非理性”的情感需求和动物本能，著名的阿克洛夫教授和希勒教授把这种“动物精神”看成股市波动的最主要原因。在投资者“动物精神”的推动下，股市跌宕起伏成为家常便饭，与宏观经济出现偏离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第三，“经股背离”现象在美国等成熟股市也可经常见到。虽然美国股市确实一度扮演过经济晴雨表的角色，但很多时候也是独来独往、我行我素，巴菲特甚至对此进行过实证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美国股市与美国经济的整体成长性是相关的，而如果从某个特定阶段看，由于受利率、投资者预期收益率、心理因素等影响，不少时候美国股市的整体走势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走势相背离。

那么，股市究竟是不是经济的晴雨表呢？笔者以为，可以说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又不是；长期来看是，中短期看又可能不是。尤其在A股市场，影响市场波动的因素就更多，其中还包括：国家针对股市的调控政策、主力对市场的操纵等等，由于这些额外因素的影响，使得A股市场“经股背离”现象较之成熟股市更为常见。

A股市场主力操纵因素所导致的“经股背离”，还会由此导致市场功能的严重扭曲。一方面，在市场

主力和强势利益主体的引导下，炒新炒小和庄股操纵之风盛行，新股、中小盘股和庄股估值水平逐渐走高，2010年中小板综合指数上涨28.38%，一级市场新股更是供不应求，市场融资功能得到畸形发育和强化，2010年A股融资额破万亿，荣登世界第一宝座；与此紧密关联的是，中小板、创业板大股东也通过减持解禁股份而平添巨量财富。另一方面，市值比例较高的大盘股、老股由于遭到主力唾弃，其估值中枢却持续下移，尽管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10%左右，A股市场总体表现却比较惨淡，上证指数全年跌幅14．3％，几近熊冠全球，既导致“经股背离”，也导致市场投资功能逐渐弱化，广大中小投资者在股市亏损比例较高，难以通过投资股市来获取财产性收入，股市财富再分配功能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

笔者认为，股市是否经济晴雨表并非最重要，关键是要让股市成为一个规范有序的投资场所，即使免除不了其投机习性，也应该是建立在“公开公平公正”基础上的博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当前最应解决的薄弱环节应是“违法必究”环节，只有依法治市，严厉打击市场操纵和利益输送等违法违规行为，股市才能正本清源、其作为经济晴雨表功能方能得到更高频率的体现，投资股市也才能成为广大投资者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渠道。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邀请官员和媒体人士展望2011年——网上开言路，网下解民忧

网上聚积负面舆情是因为网下诉求渠道不畅

主持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越来越多的各级领导干部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回应民意，形式也多种多样，包括：一、召开新闻发布会；二、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与网民代表座谈；三、建立网民留言回应机制；四、设立网络发言人；五、开通政府机构微博客；六、领导干部亲自开通博客或微博客。您认为，在新的一年里，哪种网上官民沟通形式会发展较快？在网络社区的沟通中，政府机构和领导干部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卢新宁（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从网民关注度和网络发展方向看，建立网民留言回应机制、开通政府机构微博客，应该发展比较快。

郑 琳（中国青年报法治社会部主任）：网络时代的官民互动，形式并不是重要的，关键是政府与民众交流和对话要及时、诚恳和真实。

政府的公信力建立在不回避问题、说实话的基础上。比如现在一些新闻发布会，只有“发布”，不设提问环节，有的新闻发言人说完话转身就走，被记者形容成“跑得比兔子还快”，刻意回避媒体的追问和质疑，或者答非所问。对民意，包括民怨和误解，政府应该在理解的基础上予以宽容，在尊重的前提下勇于直面，才能弥合官民之间的裂痕。

刘伯贤（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网络处处长、广西大学新闻学专业硕士生导师）：随着政府对网络舆论的日益重视，应该说，网上各种官民沟通形式整体上都会有较大发展。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日常事务，可能是微博客这种方式使用较多；而重大突发事件，更多的应该还是以新闻发布会方式，统一、集中地回应网络舆论。

李未柠（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研究所副所长）：还有个语言体系转换的问题，不少政府机构在与网民沟通时，还在用体制内的官僚性语言，从亲和力来讲，效果非常不好。网民关心平等话语权的问题，所以，政府机构一定要注重人性化的语言表达。

王 琳（正义网络传媒研究院执行院长）：网上之所以瞬息之间就能形成集群化的负面舆情，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民众网下的诉求渠道不畅。因此，不论何种官民互动形式，最终要形成制度化、规范化和日常化。新闻发布会和新闻发言人（或网络发言人）应成为各级政府和部门的标准配置，至于微博、座谈，可视各部门的具体情况而定，不需要赶时髦，更不需要政绩秀，需要的是“有效”，是利益各方良好的互动和沟通。

政府要学会“公关”

主持人：地方政府对于网上的热点议题和网下的突发事件，反应速度越来越快，处置手法也有很多创新之处，您能不能推荐一下这方面的亮点？

范以锦（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广东省记协主席）：去年, 微博抢占话语高地方面，有些政府机构做得不错。去年2月间，广东肇庆市公安局率先在新浪微博上建立了全国首个通过实名认证的公安微博，此后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公安局及省公安厅的官方微博相继开通。6月3日，广州民警在执行任务时，一男子对民警先后开了两枪，一名民警被子弹击中左腹部。特警多次发射催泪弹仍未能将该男子制服，为保障民众的安全，特警将其击毙。从下午16点16分对网友“DIDI221”的回复起，广州公安先后发出5条博文，内容有现场情况描述及事件最终进展等内容。据悉，这是国内警方首次网络直播类似的恶性刑事突发事件。如果不是这种实时的在线公开，有可能引发诸多猜测，甚至会将

“滥杀无辜”的恶名加在公安机关的头上。该不该击毙持枪伤人者，现场镜头使大家一目了然。这一成功的案例，对那些寻找诸多借口压制信息公开的人，是一次极好的教育。

郑 琳：2010年7月，北京市公安局成立“公共关系领导小组”，负责进行警民互动、警队形象建设、涉警危机公关等公共关系建设，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任组长。这是全国省级公安机关成立的首个公共关系部门。北京警方还开通了博客和微博，与网民进行交流互动。

1997年以前，香港警匪片的片尾总有一行字幕：鸣谢香港皇家警察公共关系科。香港回归后，这个部门得以保留，在维护香港警察形象、促进警民互动方面，继续发挥作用。我期待，公安部层面“公共关系局”的设立。

“政府的威信不是建立在群众恐惧上”

主持人：在突发事件和网络热点应对上，需要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政府公信力，维护民众对政府的信赖和社会安全感、凝聚力，您对这几项的重要性如何排序？如何统筹兼顾？

卢新宁：这几项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一定要排序，那么只能说维护民众对政府的信赖和社会安全感、凝聚力，是建立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径，而这两者一起构成了社会稳定的基础。正如董必武所言：政府的威信不是建立在群众恐惧上，而是信任上。同样，一个人心惶惶、一盘散沙的社会，也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社会。

郑 琳：刚性的稳定不是稳定，柔性的、愉悦的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在一个民众没有安全感、政府没有信誉的社会，稳定只能靠高压，高压下的稳定会支出巨额的社会成本，也很难长久。我认为，稳定无需刻意追求，只要社会有凝聚力、人民有安全感，就会有稳定，有长治久安。

邓建华（四川省德阳市委外宣办副主任）：应对突发事件和网络热点，向来是地方政府挠头的事情。一级党委政府，首要考虑的是本地社会稳定，应该说这不仅是对上一级党委政府负责的问题，更是对当地人民群众负责。从这个角度而言，稳定压倒一切十分正确。

但稳定不是“压”出来的。个别地方的越“压”越不稳定，“压”鸡毛蒜皮的事，引发社会大不稳定。 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应该及时向党政主管部门通报第一手信息，及时通过网络和传统媒体用陈述性语言公开基本情况；同时要立即派员赶赴现场，眼见耳闻，收集当事双方陈述，询问第三者目击情况，在此基础上，会同相关部门迅速作出初步判断，征得同级党委政府同意，由政府新闻办一个口径公开披露基本事实。

这一阶段，最好及早公开，掌握舆情主动。不要掩盖，也不要乱说胡说。有时，有的情况容易引起恐慌，递次逐渐公开全部事实，不失为权宜之计；但天灾务必在第一时间公开基本情况。

如此，第一，可让民众很快听到政府的发声，第二，陈述性的表达方式相对缓和，没有刺激民众情绪，第三，可为下一步引导舆论、争取民心，留够回旋余地。民众感觉到政府的及时介入，不至于听信传言，产生恐慌。

第二阶段，弄清了来龙去脉，党委政府集体作出的定性意见，就可以在不断揭开事实真相的过程中，负责任地发出了。

此一阶段，叙事说理、据实讲法，公开相关各方陈述，以及社会评说，是新闻舆情主管部门最难拿捏的时候。最好是缓和情绪，平衡各方，架起沟通民众和党委政府的心桥。这样就为下一步依法处置作好了舆论铺垫，就为维护政府公信力做足了功夫。必须注意的是，这个阶段应避免相关政府机构各说各话，尤其不能因为部门利益而对公众随意呛声。

事实既明，证据掌握，引导到位，第三阶段就该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上场登台，主流媒体为依法处置造势，为切实维护社会稳定鸣鼓而攻之。如果涉及犯罪行为，这时肇事者已被司法机关控制，政府举措已获得多数人的共识和拥护，国家机器强势惩治、惩处违法犯罪，水到渠成。

褚松燕（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这些是一个问题的不同面向的表达而已，核心是政府——公民之间的互信问题。推荐湖南红网、芜湖市民心声的后台实名制做法，把网民和官员放在平等的平台上进行沟通，官员放下身段与网民持续互动，确保各方利益以及权利和权力在理性基础上的对接。 违背常理的应对，背后是利益考量

主持人：各地对网络热点，认识不尽一致，有的视为正常的民意表达，为政府工作中的瑕疵而诚恳道歉甚至“问责”；有的则视为诽谤，视为“别有用心”的挑衅，甚至出现“跨省抓捕”和关进精神病院的情况；处置的客观效果也存在差异，有的迅速平息了舆论，有的因处置不当反而激化了矛盾。您认为这种认知和处置效果的差异，是如何造成的？

范以锦：广开言路，决不是一句空话，即使不中听的话、批评错了的话，也要坦然面对。但是，在现实中，某些掌握公权力的官员，变着法子压制言论自由、抵制舆论监督。对不中听的话，动辄扣上

“诽谤”的罪名。姑且不论民众反映的许多情况是真实的，即便反映错了、即便有些言论太偏激，就能扣上诽谤的罪名吗？“诽谤罪”有非常严格的构成要件，即便有“诽谤”的言论，但不属性质恶劣和产生严重后果的，也未必要治罪。既然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员，为什么就不能容忍不中听的言论？何况批评错了，官员解释的渠道和办法肯定比民众多。

卢新宁：所谓远近高低，各不相同。认知和处置效果的差异背后，有文化视野、法治观念和执政理念等方面的问题。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公”与“私”的问题。许多看似违背常理常识的举动，往往可能不仅是认识问题，而是出于精巧的“利益考量”。有的党政干部为了保护个人乌纱帽，或者维护小团体利益，往往抱有侥幸，甚至铤而走险，不惜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最终造成许多荒唐事件。 郑 琳：面对不同意见，政府是诚恳倾听还是勃然大怒，和政府对自己的角色认定有关。如果执政者认为自己是服务于人民的，人民有意见，自然是解决问题，消除误解。那些听到不同意见就恼羞成怒甚至跨省追捕的，通常是认为“民”的做法挑战了“官”的权威。执政者的声望不是靠威慑得来的，只有得了民心，才会得到真正的尊重。

作为上一级政府，要注意掌握第一手舆情，警惕被下级无良官员的片面信息所误导，盲目为其“背书”和“埋单”，令政府陷入被动的局面。近年来发生的重大公共事件，凡是政府部门及时纠错的，社会反响都较好，更容易获得民众的谅解；而那些强硬到底的政府部门，最后不仅名声扫地，官员被问责，也大大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众声喧哗总比沉默不语好

主持人：对于政府的信息发布，在网络社区中经常存在一些怀疑和批评的声音，您如何看待这种官民之间的意见落差？

刘伯贤：这种现象非常正常。我们政府部门在传统媒体发布的信息，照样被民众批评和怀疑，只不过现在互联网让这种批评和质疑真实呈现出来了。我认为这是好事，及时地听到民众的批评和质疑，对于政府部门改进工作，是有好处的。虽然互联网信息鱼龙混杂，但是政府部门应当有足够的能力加以辨析，去伪存真。众声喧哗总比沉默不语好。退一步讲，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即使是一些情绪化的言论，也能起到让民众情感宣泄的作用。

邓建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5月1日已经施行，各级和各地政府的发布情况参差不齐，不能说发达地区就比不发达地区发布得好，也不能说大部委就比小单位发布得多。我认为，惠及民众的所有政策，特别是涉及基层群众切身利益的信息，譬如土地宅基地法规政策，农村、城镇的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政策法规标准，政府应该千方百计通过各种传统、现代媒体，包括手机短信，广而告之，公开到社区、村组。即或真正为了公共利益合法拆迁，也应该把相应法规、补偿条件标准公之于众，先晓之以理、再动之以情，最后才依法执行。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单位不仅对群众，甚至对宣传部门、媒体，也施行“政策保密”，或以敏感为由，拒绝公开信息。

网民易激动，媒体要专业

主持人：对于互联网上鱼龙混杂的信息，报刊、电视台、电台等传统媒体如何去伪存真、理性解读？也就是说，传统媒体面对互联网，如何有所为、有所不为？

褚松燕：首先，传统媒体的纵深评论特长需要充分发挥，起到理性引导的作用。其次，传统主流媒体需要用老百姓熟悉的语言，准确解析国家的方针政策，实现与新媒体上老百姓语言风格的衔接。 王 琳：网民更感性，易情绪化；而媒体对事实真相的探寻和分析，必须保持理性和客观。现在有些媒体人，尤其是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习惯了依赖网络采写报道，容易被网民的情绪感染，甚至无意识地迎合网民舆论。我认为传统媒体应当强化媒体责任及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要立场清晰，不偏不倚，避免误导公众，激化舆情。

打通两个舆论场，吸纳“地气”接“天听”

主持人：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提出：客观上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党报和国家电视台主导的官方舆论场，一个是民间舆论场；两个舆论场重叠部分越大，舆论引导的有效性越强；两个舆论场重叠部分越少，舆论引导的有效性越弱。您觉得党报、国家电视台、重点新闻网站等在打通两个舆论场方面，有哪些工作可以做？

范以锦：党和政府直接掌握的主流媒体，拥有别的媒体不可替代的优质资源，要让他们多发布、快发布最权威的信息，遇到热点事件，让他们尽快介入，抢占先机。

郑 琳：主流媒体既不能简单地成为官方的传声筒，也不应简单地成为民众的发泄地。要了解、理解民众的呼声和立场，同时，也要理性地思考解决问题的途径，汇聚民意民智。上达天听，下接地气，

要有建设性，弥合裂痕，而不是撕开伤口。

在技术层面，主流媒体应利用自身的信息渠道和专业经验，加大对新媒体的参与度，加强互动意识，学会利用新兴的传播手段，让自己的声音被更多人接收和接受。

刘伯贤：在壮大主流舆论方面，党报、国家电视台和重点网站应当注重“集团作战”，善于通过议程设置，你唱我合，互相配合，以便形成合力，舆论造势。

在消解民间舆论场的“噪音”、“杂音”方面，党报和国家电视台等传统媒体应当积极主动地彰显权威品格，切实发挥“风向标”作用，及时回应网民关切，以正视听，引导舆论。

“房价收入比”考核官员不妨一票否决 新京报

一项事务如果列为重要的政绩，实行明确的目标问责制，将会对官员造成强大的鞭策作用。

近日，温州市出台办法，首次将“房价收入比”作为一项“硬指标”列入县（市、区）工作绩效重点考核项目，分值占5分，成了检验官员政绩的依据（1月22日《浙江日报》）。

去年，针对房价飙涨，中央政府连续3次出台调控措施，不过，房价上涨似乎未受到根本遏制，最近几个月，一些城市房价再现上涨苗头。对此，有关方面表示，“最严格房价调控”今年将继续。 不过，在通胀压力和地方政府土地创收动力的双重夹击之下，“最严格房价调控”还有多少发挥空间，还能起到多大约束作用，无疑是公众普遍担心的。遏制房价飙涨，除经济行政手段之外，是否还有他途？

将“房价收入比”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作为调控房价的一种“政治手段”，其实值得尝试。

众所周知，地方官员之所以敢不顾一切力挺高房价，除了土地财政的诱惑之外，更重要的是，高房价推高地方GDP，能为官员制造来可观的政绩，带来锦绣的前程。而一旦“房价收入比”列入政绩考核，这一利益关系可能改写，地方官员若继续痴迷于高房价和土地经济，那么他的乌纱帽将岌岌可危。 “房价收入比”列入政绩考核的刺激力有多大，从节能减排的例子中我们就可略窥一二。去年下半年来，一些地方为完成节能减排目标，居民限电，企业停产，此举招致舆论的批评。然而，此事虽荒唐，但从侧面也反映出政绩考核的威力。一项事务如果列为重要的政绩，实行明确的目标问责制，将会对官员造成强大的鞭策作用。为了官帽的安稳，再大的利益诱惑，再强的行政惰性也不难克服。 值得一提的是，“房价收入比”列入政绩考核，在操作上须注意两点：

其一，房价在政绩考核所占的比例一定要高。如果这一比例不高的话，恐怕对于地方官员没有多少约束力。因为，如此一来，官员在房价调控的成绩上失去几分没什么大不了，堤内损失可以堤外补，通过拉高其他项目如GDP、固定资产投资等政绩，整体的政绩很容易就能拉上来。

房价问题事关公民的基本权利，理应成为最关键的政绩指标之一，尤其是在高房价已危及经济运行安全，成为民众幸福感最大威胁的当下，哪怕对调控房价不力的官员实行一票否决，也不算过分。对“房价收入比”过高的地方，严厉问责，取消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评先资格，责任官员一律降职、撤职，几年内不得提拔……明确的目标问责制之下，官员怎敢再推高房价？

其二，“房价收入比”考核官员须防地方造假。一直以来，虽然房价调控未明确与政绩挂钩，但考虑到舆论与上级压力，地方政府在房价上的造假行为照样屡见不鲜。前不久，甘肃住建厅发布的兰州房价与市场价格相差一倍，就是典型一例。而如果房价更关系到乌纱帽，地方官员的造假冲动恐怕更难以遏止。

解决造假问题，惟有靠信息公开。例如，地方政府公布房价数据，它不应只是个简单结论，这一数据每个具体来源是什么，它的计算方法等等，所有房价数据背后的信息都应毫无保留地向社会公开，这样的话，就算地方政府能造出一个漂亮数据欺骗上级，但它无论如何都过不了公众这一关。

企业怎样才能留住人？

??不消说，每人心中都有一杆秤。过去，这杆秤可能只有一个秤砣:哪儿的工资高，就上哪儿去；近些年来，情形有所变化，秤砣也多样化了。

在选择打工地域时，工资的吸引力不再是“最耀眼”的。据统计，农民工在东部、中部、西部的平均收入相差仅在百元之内。因此，他们不光考虑工资收入，还要综合衡量生活支出、工作强度和时长、权益保障、业余生活、精神需求等等。

与此同时，随着产业转移，东部、中部、西部对劳动力资源的争夺逐步展开。在这场较量中，中部、西部的竞争潜力已然显现。在流动格局上，2009年农民工开始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农民工需求的变化，推动了地方政府政策的转变。中部、西部高唱“输出劳动力，引回生产力”，将返乡农民工当作宝，把他们视为城市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断出台优惠政策，吸引有技能、有

经验的农民工回流。东部也不甘示弱，视农民工为经济发展要素，不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力度，并改革户籍制度。比如广东实行积分制入户城镇，以保持广东的吸引力。

农民工需求的变化，对企业规范用工提出了要求。它要求企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行事，进一步尊重农民工的权益。故意不签订劳动合同，不给农民工上养老、工伤、医疗保险，把他们视作赚钱机器、随便超时、超强度工作……这些做法更加显得“不合时宜”。企业要自查自纠，相关部门也要加强监管。 城市的发展，企业的壮大，离不开人。怎么才能留住人？靠事业、靠工资，更要靠一颗建立在尊重基础上的善待之心。

机关幼儿园巨额补贴还要拿到何时 南方网

广东省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21日开幕，代表们都收到《广东省2011年省级部门预算草案》。有代表发现，按此预算，省8所幼儿园一年花费超过6863万元，比去年有所增加。早在7年前，就有省人大代表指出，用省级财政供养幼儿园极为不合理，因为机关幼儿园不属于公共财政范畴，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让少数人受益。（1月23日新华社）

其实，如今让人吃惊的，已不是对幼儿园补贴竟然如此之巨，而是如此“极为不合理”，事实上也不合法的补贴预算，何以年复一年，依然敢于如此毫无顾忌地刺激公众的神经。

前年，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曾表示，幼儿园如何定位还无法确定，两种意见都有人支持，改还是不改处于尴尬的两难境地。去年“定位”依然还没有解决，补贴当然依旧，而今年，显然仍是“无法确定”，因此理所当然地继续享受补贴，甚至还越拿越多。

然而，“机关幼儿园不属于公共财政范畴，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让少数人受益。”这简直是谁都明白的道理，有关方面显然是揣着明白当糊涂，至于“两种意见”中谁持“支持”，不言而喻，却显然不敢把理由端上台面，以前，还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机关福利”，而这早已是陈年往事，如今机关幼儿园即使挂着“机关”的招牌，也与其他的幼儿园已没什么两样。而在多数儿童就读民办幼儿园的今天，即使公办幼儿园都享受财政拨款，也不公平。

但是，“机关”的优势、优越意识却根深蒂固，而手中又握有权力，于是，这项“机关福利”就有了“顽强”的生命力。说白了，补贴机关幼儿园，就是权力自肥，就是以似乎合法的途径化公为私。无疑，每年数千万元的补贴，是对纳税人血汗钱的侵吞。同时，这是权力的炫耀，也是血统的炫耀、对普通市民公然的歧视。

如此明显不合理不合法的补贴，尽管7年前就有省人大代表提出质疑，并一次次地激起舆论哗然，却依然我行我素，既凸显出监督的乏力，更折射出权力自肥于当下几乎已成为横行无忌的“显规则”。然而，其代价是机关形象的自我矮化、丑化，还有可能动摇群众对政府机关执政为民的信赖和信任，而这无疑是最危险的。

目前，幼儿教育仍然处在义务教育之外，财政补贴机关幼儿园既不公平、不公正，也不合情、不合理。而且，机关幼儿园的受益者主要是机关干部职工及其子女，财政巨额补贴机关幼儿园无异于把纳税人的钱置换成少数人的福利，实质上不过是一种“权力自肥”。

毋庸讳言，机关幼儿园作为一个“老大难”的历史遗留问题，取消与否关系到所有教职员工的切身利益，没法一蹴而就。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本着尊重历史和“以人为本”精神，积极稳妥地进行解决，未必一定不可理解和接受。但是，解决必须要有清晰的方案，取消必须要有明确的时间节点，不能任由历史遗留问题永远“遗留”下去，然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出格”补贴。

遗憾的是，这个早在7年前就被人大代表指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历史遗留问题，非但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反而变本加厉，补贴越“补”越多。广州财政局负责人曾经作出的“逐步取消”回应，也愈发像敷衍搪塞的“应景之作”。在这个层面上，比财政巨额补贴机关幼儿园更值得人们思考的，是“逐步取消”为何总是堂而皇之地没有下文，“历史原因”为何总能成为屡试不爽的挡箭牌？人大代表的质疑与建议，民众的不满与焦虑，究竟被有关部门摆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为何始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无论如何，如果不能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或不能对所有幼儿园进行一视同仁的补贴，那财政补贴机关幼儿园就无法称得上公平正当，再多的“历史原因”都不足以成为财政补贴的理由。不过，当“逐步取消”成了“自己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历史原因”难以自觉主动地退出历史舞台时，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就只能靠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职能职责上的否决权和手中的“否定票”来实现了。但愿“历史原因”早日变成名副其实的“历史”，免得令人“审丑疲劳”。

抓“共享”就是抓“牛鼻子”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参加两会小组讨论时用三副对联解读幸福：“加快转型升级政府是关键，建设幸福广东匹夫也有责”、“人人是创造幸福的主体，个个是享受幸福的对象”、“我为别人的幸福努力工作，别人为我的幸福创造条件”。三副“幸福”联横批都是“共建共享”。（1月23日广州日报）

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共建”与“共享”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没有“共建”，无成果“共享”；不能“共享”，靠谁来“共建”？“共建”是发展的力量之源；“共享”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但是无须讳言，长期来，“共建共享”是跛足的——连年大幅增加的GDP和税收，证明了“共建”的成就；然而考量“共享”，一看百姓口袋里的钞票是多了还是少了，二看公共财政是否投向了与百姓息息相关的地方，却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一直远落后于GDP的增长，公共服务留下了很多欠账，这种现象被人们形容为“只长骨头不长肉”。

因为“不长肉”，与官员心中解不开的“GDP情结”形成悬殊反差，是老百姓的“GDP冷漠症”。官员对每年GDP增长了多少津津乐道，但百姓却“没感觉”。这既说明了百姓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倒挂”，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GDP增长本身不是目的，让百姓感受到好处才是根本。百姓不仅需要GDP增长的精神自豪，更需要GDP增长带来的物质上的实惠利益。我们还不富裕，面对许多需要更大力度才能根本解决的民生难题，要靠更好更快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要靠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更多的财力。但是在“共建”的同时向“共享”倾斜，恰是更迫切的问题。我们不能在讲“共建”时响遏行云，讲“共享”时轻描淡写；部署“共建”时大刀阔斧，筹划“共享”时缩手缩脚。口惠多而实际少，不是真“共享”。

事实上，我们不但要看到“共建”让“共享”有了物质基础，更要看到“共享”让“共建”有了积极性和动力。民生投入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民生投入能“挣钱”，原因就在于民生也是生产力，公共财政投向民生，就是保护和解放生产力。民生问题解决了，百姓的日子天天向上，爆发出来的积极性，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比如解决了看病贵，百姓看得起病、看得好病，避免了因看不起病而将小病拖成大病，不但比大病晚治、难治要“省钱”，更重要的是守护了公众身心健康，增厚了健康资源，为社会和国家“赚大钱”。“共享”不是单纯“花钱”，同时也能“挣钱”，而且越舍得在“花钱”，政府就越有钱。走民生为本之路，通过“共享”改善民生来发展经济是正道，是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践行。

咋还没有一名校长站出来力挺朱清时 中国网1.20

如果南科大之后未有一名“北科大”高调唱和，那么南科大最终还会成为一片难以壮大的窄小试验田罢了；如果朱清时之后没有一名“张清时”公开宣言跟进，那么已年64岁的朱清时，或许就在短短一年后，便完全有可能悲情离场。

记者1月16日从南方科技大学获悉，最近教育部已正式发文，批准南科大筹建。这是去年9月27日教育部组织高校设置委员会专题研究南科大问题、会上专家投票通过同意南科大筹建后，教育部正式下发批文。南科大将筹建的一所新大学，计划一步到位按亚洲一流标准组建专业学部和研究中心(所)，建成类似加州理工学院那样小规模高质量的研究型大学。（1月17日 《深圳商报》）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朱清时先生可是当年的本科评估唯一一名敢不买账的中国知名大学的校长，当时他任职于中科大校长。窃以为，他的这份革故鼎新的胆识，不外乎是他多年的思维智慧的积淀，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南科大是学界翘楚，朱清时是高校改革的时代弄潮儿，使余皆难望项背，给沉闷学界一声霹雳。难怪其征得了公众的广泛同情、肯许与期待。于此，我愿将南科大获得这张“筹建证”的推手认定为是当前公民社会的无形推力。

但当看到南科大所遭遇的这一系列“拿证”磨耗之时，我又不得不感叹在现行体制内变革的艰辛与悲壮。南科大从胎动至今，一直拟让大学去官化，塑造追求卓越，学术自由和学者自律的大学精神，构筑“教授治校”的先进管理体制。无疑，这一惊世骇俗的举动与国内体制内高校的办学理念与管理体制迥乎不同。于此，我更清晰地感受到，南科大似乎只有制度创新的探索意义。一旦它仍在制度内生存，就注定使这一创新意义会转瞬即逝。要使改革与探索意义落于实处，必须行走于制度之外。显然，这可谓难上加难。

我这里不妨以一个普通公民的感受来说句掏心窝里的话。诚然，我们都希望南科大改革摘取成功之果，都希望朱清时能尽快品饮探索高教改革的庆功酒。但同样作为一个普通民众，我们能承受风险的能力又是这般脆弱。帮助孩子规划人生，若我有权，我可让孩子去上南科大，即使不被承认学历，我的孩子通过运作照样能端得一份铁性十足的公饭碗；若我有钱，我可让孩子去上南科大，即使不被承认学历，我也能让他接替自己的事业……可要命的是，大多数百姓同笔者一样无权无钱，如此送孩子

去那块试验田与朱清时伯伯一道耕耘，岂不冒险？

所以我们尤需看到，如果南科大之后未有一名“北科大”高调唱和，那么南科大最终还会成为一片难以壮大的窄小试验田罢了；如果朱清时之后没有一名“张清时”公开宣言跟进，那么已年64岁的朱清时，或许就在短短一年后，便完全有可能悲情离场。任何改革的命运是由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发展决定的，而今这个时代就是变革的时代。需要大量改革者先行先试，需要更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富有苍生使命感地站出来力挺南科大和朱清时。惟有如此，这股倒逼高教改革大胆前行的合力方有形成之时。

人大代表发言，还要“请领导批评”吗？ 东方网1.20

昨天，上海电台早新闻播出一条人代会分组讨论的现场实况录音报道，记录的是一位人大代表关于农业方面意见的发言。出人意外的是，这位代表的发言不断被到会听取意见的市政府有关委办的一位负责人打断，而且言词比较激烈，几乎在吵架。最后，这位代表不得不“软”了下来，以“讲得不对，请领导批评”结束了自己的发言。这个场面实在令人感叹唏嘘，让人胸闷：人大代表在会议上的发言，还要“请领导批评”吗？

人大代表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一员，是代表人民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而政府工作人员，不论其职务多高，官有多大，都是“办事的”，是“干活的”，是为民众“打更的”，自然要接受人大的监督和批评。官员们不总是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吗？“公仆”对“主人”的批评意见怎么会一触即跳呢？至少应当有一点虚心接受的雅量吧！即使所提意见不尽合理或者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也应当让人把话讲完，之后再和风细雨地予以说明和解译，不是更好吗？再说了，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府官员还以“领导”自居吗？，谁有资格充任人民代表的“领导”？

我宁可相信上述场面是人代会上的一个偶然，而不愿相信其中的必然。但如果仅仅认为这只是个别官员的自身修养问题，怕也杜绝不了类似情况以别的什么形式再次出现。归根到底，政府工作人员要摆正自己与民众的关系，不要号称“公仆”实为“老爷”。人代会不就一年一次吗？人大代表在这一年一次的会上畅所欲言，出发点都是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民生问题的解决，即使把政府的工作成绩说少了，即使把存在的问题说大了说多了，又会怎么样呢？当官的如果连人大代表的话都不愿意听或听不进去，那么，普通百姓的话在他那里又算得了什么呢？

国家主席胡锦涛此次访美前书面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对有关的提问回应说：我们历来认为民主是社会主义生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的目标。按一般理解，民主至少是让老百姓讲话吧！如果一个人大代表在人大召开的会议上发言，还不能倾其所思，畅其所想，还要抖抖擞擞地看“领导”眼色，末了还要战战惊惊、猥猥琐琐地“请领导批评”，这倒是值得反省与深思了。

春节怎么变成了贪官的“受贿节”？ 南方网1.21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非常讲究礼尚往来的国度，“礼多人不怪，官不打送礼的”被一些人当作人际关系的信条。于是乎，送礼成了行贿的借口，收礼成了受贿的幌子。特别是春节，简直变成了贪官的“受贿节”。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翻看诸多贪官腐败案例不难发现，在春节前后收受“红包”的占有很大比例，有的贪官受贿所得的绝大部分就发生在这一特殊时间段里。大量案例表明，在诸多节日中，春节是官员滑向腐败深渊的最高危节日。

有这样的事例可以作证。如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检察院曾对该院查处的30起贿赂案件进行调查发现，仅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内涉案金额就高达87万元。还有江苏省南京市长江河道管理处原副主任刘雨泉，第一次伸出受贿黑手就是在春节期间。他被查明的17笔受贿款中有16笔发生在春节前。再如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的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姜灶镇原党委书记葛汉华，37次受贿有33次发生在春节前后。

而最为典型者恐怕就是辽宁省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春节都不回家和家人团聚，居然坐在办公室等人送钱上门。据他交代说：“我在沈阳市任职的4年中，有180余人，每逢年节，大事小情，以各种名义给我送钱送物多达几百万元。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把这种送礼行为看做是‘人情往来’而坦然待之。”正是因为一些官员收礼、收钱成了习惯，因而，过年收受礼品礼金也成为许多贪官滑入深渊的起点，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然而，令人忧心的是，时下一些领导干部至今仍然“礼”与“贿”不分，看不到这“情”字其实是投石问路的“砖”，是冲着你手中的权来的。总认为这是三朋四友之间的礼尚往来，属人之常情，无可非议而欣然笑纳。殊不知，看起来当时没求你办什么事，然而你一旦“入吾彀中”，思想防线由此松动，日

后的权钱交易便成了“顺其自然”。从这个角度讲，这“年礼”其实与“贿赂”是一丘之貉。

试看如今沦为阶下囚的贪官，那些平日里推杯换盏、同喜同乐、亲密无间的“朋友”是否还来和他们人情往来，是否还会用花花绿绿的钞票给他们送来“尊重”？其实，究竟是不是人情来往，是不是“尊重”，只要他们稍微懂点脑子就可以想通——那么多的人情往来明摆着是赤裸裸的相互勾结相互利用。 所以，还是一位网友说得好，“给领导干部送金钱，实际是送毒药，送炸药，送手铐。人不能因小失大，不能贪图一时之利，带来终生之悔。”笔者感到，这句话说得极为深刻，极有哲理，足以引起每个领导干部的深思和警戒。

时下，兔年的春节就要到了，能否过一个清正廉洁的春年，对领导干部来说，无疑又是一次考验。很显然，还是那句老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只要领导干部自身关口前移，严格自律，守廉如铁，洁身自正，让那些带有不正当目的的“人情”“却”而远之，自然会“淡定而从容”地过一个喜庆祥和而又节俭廉洁的春节。

“吾身独残受罪死亦足！”——对帮扶与救助残疾人的一点思考

南方网1.24.2011

人这东西，大概比动物强不了多少，论力气不及大象，论灵活不及猿猴，论速度不及猎豹。只是论起思维、智慧与情感来，人类才占有优势，才值得骄傲。其实，动物也有爱心或懂得互助的。南极冬季的气温最低可达零下90多度，在此低温下，所有动物都难以存活。为了生存并抵御刀子似的狂风，企鹅们都聚拢到一起保持体温，里层的企鹅不断轮换外层的企鹅，循环往复，才免被冻死。

2010年4月9日《大庆晚报》，刊登了为保护单位财产而落下残疾的辛彦贵，每月只靠400多元的病假工资生活的情况。50多岁的他，孑然一身，悲守穷庐，度日如年。一年快要过去了，辛彦贵苦苦等待社会救助、渴望康复、渴望回归社会主流生活。可目前，他仍然生活在贫困潦倒之中。他的被褥已经8年没有拆洗过了，一个季度都难以出一次门。他每天靠吃盒饭为生，为了省钱，有时一天就吃一盒饭；他的腿部疼痛发炎，有截肢的危险；长期的营养不良，他的眼睛面临原黄斑色素紊乱，也要失明。每逢过节，市总工会、红十字会、慈善机构都给他送来慰问品，可慰问并不能使辛彦贵摆脱窘境。2011年1月17日的《大庆晚报》以“挪动在70平方米中的生命”为题，再次报道了辛彦贵的悲惨处境。

感谢媒体的理解和同情，能够把残疾人困难状况真实的披露出来。报道的标题也有点歧义，因为，“挪动在70平方米中的生命”太多了：东北虎在70平方米的虎笼中吃着牛肉很惬意，富婆们在70平方米卧室内逗着巴狗很高兴，政府大院内70平方米会议室里的生命也相当金贵。显然，生命与生命不能同日而语，而且有着天壤之别。

这些年来，我国的残疾人事业有了一定发展，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维权、扶贫等工作也有了相应改善。但对于8300多万残疾人的困难而言，这仅仅是冰山一角，九牛一毛。残疾人境遇并没有多少改善，辛彦贵的艰难并不是特例。据中国残联、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组织开展的2010年度全国残疾人状况监测表明，虽然残疾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继续提高，但仅为全国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9.0%，差距明显。残疾人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7.0%，比全国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38.9%高出

8.1个百分点，生活质量明显落后。（中国新闻网2010年12月2日）

残疾人事业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源在哪里？全国有多少“辛彦贵”们在贫困无助的边缘挣扎？谁都无法说清楚。经常在媒体上听到或看到“某某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把残疾人事业纳入政府重要日程”云云。可“高度”究竟是多少？“重要”又在哪里？仅仅是逢年过节“拜拜年、发发钱、撒点芝麻盐”？远的不说，就说亚残运会吧，“两个亚运都精彩”喊得很响，健全人运动项目实况电视照常转播，可是残疾人运动项目实况转播了吗？日前，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春节前为城乡困难群众发放104亿生活补贴。（新华社北京2011年1月20日电）这其实也是一种“撒芝麻盐”的形式，与教会布施、佛家施舍大同小异，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况且全国的贫困人群那么多，淋到残疾人身上的“雨点”能有多少呢？

“看残疾人演出眼泪汪汪，听残疾人困难成箩成筐，落实残疾人政策一扫而光。”这几句顺口溜听起有点偏激，可却从一个侧面道出了人性、人本骨子里的弱点与本性。形象点说，残疾人问题有如一座高耸的垃圾山，而垃圾山恰恰是人类自己抛弃、堆积形成的。目前，这垃圾山臭气熏天，有碍观瞻，影响环境，阻碍出行，已经到了非清理不可的时候了。可谁能承担此事并造福于民呢？只有政府。除了政府，没有别的力量可以将座垃圾山清除。

可是，政府并没有像抓计划生育那样来抓此事，而是掩鼻走开并“委托”残联来管此事。残联喊难、

无奈、没辙，因为残联不具备政府职能，也难以号令政府部门，动员社会力量，来清除垃圾山。事实上，《残疾人保障法》并没有从根本上保障残疾人的利益；《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也没有提高残疾人就业比例；“2015年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的目标也像空穴来风。尤其是残联干部牢骚满腹，不热心、不情愿从事此项工作，眼睁睁的看着垃圾山越积越多，越来越高。就连神通广大的邓朴方，也只能望洋兴叹！

眼下，各级政府官员都忙着抓大事、实事：招商引资、引进项目、城市建设、GDP数值等等。至于民生也在抓呀，君不见官员们口头说着，文件里写着嘛。目前是“抓大放小”，高唱“主旋律”，不能有“杂音”，不能唱“反调”。残奥会召开了，亚残运会召开了，残疾人福祉博览会也召开了，各地又盖了那么多的残疾人康复中心、特教中心、就业培训中心、收养中心……你们残疾人地位够高了，退伍兵、大学生都安排不了，怎么还不知足呢？

唐代有个大诗人杜甫，一生愤世嫉俗，颠沛流离。晚年的一天，秋风吹散了他屋顶上的茅草，他忙不迭的收集着茅草，有感而发，写下了千古流传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多么高尚的杜甫啊，就是自己冻死了，也希望天下的百姓都住上结实、温暖的屋子。笔者崇拜杜甫，因为他简直比圣人还要伟大，还要有爱心！

斗胆把杜工部的诗歌改动一下，赋予新意：“呜呼，何时天下残士俱幸福，吾身独残受罪死亦足！”

把最低工资标准作为企业准入底线

上海市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上海的最低工资线今年必须调整，而且调整幅度应该在10%以上。”（1月22日东方网）

韩市长所说的“最低工资线”，就是“最低工资标准”，即政府按照劳动法，依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消费价格指数、职工平均工资等因素确定的劳动者工资的最低限制。最低工资标准，是政府遏制非法盘剥、维护劳动者薪酬权益的刚性政策，也是调整初次分配不公的基本措施之一。去年，全国各地普遍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7至2007十一年间，我国劳动者报酬所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而企业盈余所占GDP比重则从21.23%上升到31.29%，政府财政收入所占GDP比重连年攀升，至2009年达到34.06%。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报酬所占GDP比重大多在50%以上，美国超过了55%。可见，我国劳动者报酬之低，理应不断提高，最低工资的提高尤其要受到足够重视。

上海对于最低工资的态度是，一提高，二是确保。韩市长说：“像这样最低工资这点劳动成本的增加，如果你的企业也无法承受的话，说明这家企业已经在这座城市里无法立足了。”其言下之意很明显，最低工资标准是企业准入的底线，承受不起最低工资的企业，没有资格进入上海市场，进来的也要驱逐出去。这种观念和做法，完全符合中央“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精神，具有相当的导向意义，各地都应该把最低工资标准作为企业准入的底线。“饭碗”固然重要，就业机会固然珍贵，但是，一个负责任的地方党委政府无须稀罕和容忍“血汗工厂”，哪怕它提供的就业岗位再多，也不能允许其立足。从某种意义上讲，给“血汗工厂”开绿灯，无异于冷漠劳动者合法权益，变相支持黑心老板对劳动者吮血榨髓。

让人遗憾的是，现在一些地方的企业经营者居然公开反对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尤其不赞成提高最低工资。譬如，在日前北京市政协会议上，企业界代言人、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李少华就直言：“上调最低工资将给劳动密集型企业带来很大的运营压力”，“不同意北京市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1月20日《现代快报》）。唯利是图、贪得无厌，乃企业经营者的逐利本性所致，李少华们的嚣噪，很正常，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留恋“廉价劳动力时代”，奢望恒久地施行“婴儿吃奶——由娘赏”式的付薪模式，全凭老板随心所欲，无论怎么给几个钱打发都行。我认为，地方党委政府应该坚定不移地恪守最低工资标准底线不放松，对于李少华们的无良嚣噪，要采取“三不态度”——不被所惑，不为所骗，不当回事。而对他们的最好回答，就是韩正市长的意思，不愿承受最低工资劳动成本的企业，就别来这里立足！这既是对广大劳动者的负责，也是对地方科学发展的负责，更是对国家法律的捍卫。

多晒晒议案和提案

岁末，许多地方都在召开地方人大会和政协会，这是群众生活中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为此，各类媒体也辛苦地奔波于会场，报道会议情况，报告中有许多关键词要解读，还有花絮等。除此之外，代表、委员们的言论与议案、提案往往也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这不，在四川省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有三名人大代表联名提交了《关于在幼儿及小学教育中

加强男孩“阳刚教育”的建议》。建议，应增加幼儿园、小学男教师比例，增加男孩“阳刚”气质的培养。(1月22《成都晚报》)在广东，有政协委员建议给公务车安装GPS，实现24小时监控，一旦公车进入禁止区域立即报警。同时鼓励社会抓拍公务车腐败行为。（1月22日《广州日报》）

幼儿园增加男教师与给公车装GPS防腐败，这样的建议不是第一次听到。同样的建议，不是不可以提。更何况，这一个是关注幼儿教育的问题，一个是关注公车腐败问题，都属于社会热点问题。事实上，有代表或委员坚持数年提同一个建议，到N年后才予以解决，尔后还大受褒扬。对这样的问题，当然可以坚持数年来提，直到把问题给解决了。不过笔者认为，不妨多晒晒议案和提案

多晒有助于提高议案和提案的质量。被媒体报道的议案或提案，还是有些新意，或者说是看点的。而那些没有被报道出来的呢？又有多少是人云亦云呢？如果晒一晒，自然会给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们以压力。可以促使他们更加用心去调查研究，走进基层，走进群众发现问题，了解问题。这样是有益于议案和提案质量的提升。

多晒能发现提案或议案的解决情况。代表、委员坚持同一议案或提案，是一种较真。这种较真的背后可以清楚地看出相关问题得到了多少回应，解决得怎么样。如果问题解决了，代表、委员自是不会旧事重提了。就议案和提案，有既定的渠道予以落实解决，但对老百姓来说，见到更多的是提问题，而不见问题是如何落实的。若能晒一晒上年的议案或提案解决情况，一看便可知晓。所以，在开会时，不妨先晒一晒上一年议案、提案落实的情况，先给广大选民和老百姓一个交待。

户口本也要年审，到底想审什么？

听说过机动车驾驶本要年审的，也听说过企业的营业执照要年审的。可是，有谁听说过这户口本也要年审的？广东湛江市的部分市民每年都要把户口本送到派出所去年审，收取12元费用，居民如果未按时进行年审还将被罚款，当地派出所解释称系收治安联防费。而事实上，湛江市公安局曾多次下文要求停止户口核对和收取治安联防费。(2011年01月24日央视《焦点访谈》)

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户口本也要年审？这说出去恐怕是要惹人笑话的，可湛江市某些派出所还义正言辞的向群众索取户口年审费，不怕你不交，你不交我自有办法，罚你，看你交不交！不得不说湛江市某些派出所真是“聪明绝顶”，户口本年审这种怪招都想得出来。可见，利用职权，强收乱收费的现象在一些地方还是很严重的。当记者问起时，湛江市中山派出所所长李锦华解释：向居民收取的12元是治安联防费。既然是治安联防费，为何又要说成是户口年审费？所谓的治安联防费是指治安联防人员维护当地秩序所向群众收取的费用，既是这样，又为何在外地讨生活的湛江市民也要交该项费用？他们并没有受到当地治安人员的保护，却还得平白无故从外地将户口本寄回来盖章交钱，这其中又何止花费的是12元钱?更多的是耗费了群众的时间和精力。

12元钱，对一个小康家庭来说或许算不上什么，但对于农村特贫困户来说，每一元钱他们都要精打细算，12元钱是一家人几天的零用钱，不是有报道一个贫困生每天的伙食费还不到4元钱，那也是3天的伙食费。从另一个方面说，别小看了这每户12元钱，如果一个镇有1万户，就是12万元钱，5万户就是60万元钱。盖一个章12元钱的流程，年关排着长龙似的队伍，这钱也来得太容易了。现如今，乱收费的现象，如家常便饭，随便找出一个理由，找出一套说辞就开始向群众收取这样那样的费用，而群众似乎早已习惯了地方政府这一套一套的说词，只要钱不多，大家都还是会自觉去交，咱们的老百姓就是这样听话。或许他们面对派出所如此强势的单位，老百姓哪敢说不，你不交要处罚，交得更多，还有可能被扣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老百姓是惹不起。

人们不禁要问，户口本年审到底审出了什么？审出了权力部门在滥用职权，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老百姓的血汗钱，损害广大人民的利益，审出一些地方仍在乱收费，有令不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早有规定收支两条线，但收取的户口本年审费，不但没有行政发票，而且也没有上交财政，那么，这些存在小金库里的钱用在哪里？是不是用于吃喝，或被侵吞？如果是这样，那显然就是违法乱纪，有关部门为何不去查处。户口本年审审出了一些地方是在唱高调，“群众利益无小事”，这样收费，损害群众利益，难道还是小事吗？当然这样的户口本年审，让政府形象大打折扣。要不打折扣，就要把及时纠正，把收取的钱退还给群众，并追责。

唯民生福祉，发展才会更好更快 南方网1.14

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期间，省委书记汪洋多次强调，广东“十二五”期间唯民生福祉不唯GDP。目的是要强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导向。“暂时的稍慢是为了将来的更好和更快，只要经济发展方式真正转过来了，即使一段时间速度和总量被别人赶超，我们还可以东山再起，迎头赶上！”（1月

6日南方网）

响亮提出唯民生福祉不唯GDP发展观，显示了广东抛弃“GDP崇拜”的自信和勇气，体现了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增进人民福祉的执政理念。这是广东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必然产物和丰硕成果。

响亮提出唯民生福祉不唯GDP发展观，切中了一个时期发展模式的弊端：片面追求GDP的高增长，自觉不自觉忽视民生福祉。我们的GDP增长靠大量投资拉动，靠大量耗费资源甚至污染环境支撑。人为压低工价，劳动报酬较低，对劳动力的保护不够。我国GDP很大程度上是靠外商、外资、外贸这“三外”拉动的，GDP大，GNP（国民生产总值）小。我们工资占GDP的比重过低，国民收入占GDP比重也比较低，相当一部分利润被外国人拿走。这样的GDP高速增长难以为继，这样的GDP质量不高，“唯GDP的模式”，人民得到的实惠少，极不利于富民强国，不利于增进人民福祉。

响亮提出唯民生福祉不唯GDP发展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按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式来推动我们的经济发展，就能提高GDP质量。通过消费来拉动投资、拉动GDP增长，从而带动产业结构调整，这样，GDP的质量就必然提高。从发达国家经济运作的实际情况看，多年来，美国的居民消费与GDP之比为70％左右，欧洲和日本则在50％以上。换句话说，他们的GDP增长主要靠居民消费拉动。发达国家的发展方式我们应该借鉴。从广东对外经济依赖程度看，广东对外经济依赖度高，容易受制于人，国际经济不景气，自身发展必然受到影响，从长远看，应主要立足国内市场，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战略方针和根本着力点。

唯民生福祉不唯GDP，说到底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主要依靠投资来拉动和堆积GDP，取而代之的是主要依靠消费和就业带动真正惠及民生的GDP。要通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调高国民收入占GDP比重，建立健全民生保障体系，消除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让大家有钱消费，放心消费，以此来拉动经济增长。靠这种方式增长的GDP质量好，后劲足，潜力大，人民得到的实惠多。这样，人们将会更好地为自己，为社会劳动，进一步激发人的主动性、创造性，激活人这个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唯民生福祉不唯GDP，我们的发展才会更好更快。

“谁最幸福”透露“幸福密码”

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日前公布的广东省居民生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调查报告披露，广东省城镇居民中，公务员、国企员工感觉最幸福。而在调查选项中，个人收入、看病就医、劳保福利成为公众最不满意的前三个选项。（2011年01月18日 广州日报）

我们曾经热衷于寻找谁是最可爱的人，今天已变为探寻谁是最幸福的人。从最有主观幸福感的人的身上，我们希冀破译构成幸福的密码，寻找如何获得幸福的秘笈。

主观幸福感，说通俗一点，其实就是人们对现实境遇与未来生活的是否幸福的一种主观判断。公务员与国企职工收入比较稳定，但并不是最高的阶层，却成为最幸福的人群。这其实也很合乎逻辑，从现实生活的观察与自身的体验我们的确承认，光有钱并不能代表幸福，幸福还有一些其它的构成的因素。

除此之处，那么还有什么因素，让公务员与国企职工感觉到幸福？其实，幸福感虽然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但同时也依赖于主观感受与内心认知。就好像你吃的东西贵，并不代表你吃得好、吃得舒服与满意。幸福也一样，它建立在一定物质条件基础之上的精神感受，其实就是指人们对其生活质量、生活水平所做的综合评价。

其实，人们虽然无法从这项调查中直接找到幸福感的关键元素，但从另外的角度却似乎可以找到答案。调查报告披露，在所有调查事项中，个人收入、看病就医、劳保福利位方面的得分列最后三位，得分分别为67.9分、67.7分、66.4分。由此可知，可支配收入偏低、缺乏社会保障是居民当前面临的重大难题，另外住房问题突出和医疗状况仍不容乐观。而恰恰是这几个方面的状况是今天人们判断自己生活是否幸福的重要依据。

也恰恰是在这几个方面，公务员与国企职工无论是事实上得到的保障，还是对未来的心理预期都是所有居民中最高的。个人收入、看病就医、劳保福利等方面，公务员有比较充分的保障条件，对于未来政策也有稳定的心理预期。而现今仍然存在的国企，大多经济实力雄厚，福利水平较高，社会保障比较充分，这也让国企职工生活得比较宽裕与踏实。从这我们就不难发现，主观幸福感其实来自于对现实境遇与经济收入的现实保障，也来自于对这两个方面的心理预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稳定感、安全感。

依据这样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找到现实语境下构成主观幸福感的基本密码。社会学意义上的人

群与阶层，实质上对应着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制度保障。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珍珠只能在贝壳里面形成，在外面是绝对不可能形成的。如果没有贝壳，就不可能有珍珠。只要贝壳健康，任何一个微小的萌动都可能变成珍珠。”

现在，渴望得到幸福的人们发现，当收入上升到基本需要满足这一层次以上的层次时，金钱很难通约其他层次的满足。相对稳定的收入和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以及公平与尊重乃至自我实现对于幸福感的产生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或许是我们解读主观幸福感，破译其中密码的最大意义所在，也是未来我们寻找幸福努力的方向所在。

约谈过后，土地问责不能说说而已

2010年，国家土地督察广州局发布消息称，去年，该局督促相关地方处分了30多个责任人；今年将会加大对华南地区的土地督察力度，并将继续“敢于碰硬，不怕得罪人”。2010年先后在5个市开展了土地例行督察，对违法建设高尔夫球场、违规建设别墅、大面积非法占用基本农田、闲置房地产用地等违法违规用地行为进行督促整改，纠正问题。(1月17日新华社)

早在2010年，土地市场就掀起了力度空前的“查违风暴”，而“问责”是其中强音之一。从2010年12月16日上午开始，国家土地总督察陆续约谈土地违法严重的地方政府负责人，土地违法问责正式启动，这也是首次针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违法问责。

此前，根据国土部发布的公开数据显示，在各类房地产违法违规用地中，闲置土地成为房地产用地违法违规的主要问题。国土部将对60个全国重点地区进行例行土地督察，目前已有20个县市一把手被约谈。然而，约谈究竟能够对房地产开发领域的“闲置地慢开发，囤地赚钱潜规则”起到多大程度上的制约作用，一直是民众期待看到实效的重要问题。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到2009年12月底，全国闲置的700多宗、面积3000多公顷土地中，“政府原因”占了大头，宗数为企业原因的5倍，面积为企业原因的2倍。而在涉及土地违法违规的事件中，总能见到开发商与个别地方政府沆瀣一气、互相勾结的身影。打击囤地炒地屡屡不给力的原因之一恐怕是问责的“相对疲软”。

此次国家土地督察广州局在督查过程中，提出“敢于碰硬，不怕得罪人”，让人们看到了土地问责落到实处的希望。然而，究竟怎样才算是“碰硬”“不怕得罪人”呢?日前，国家土地督察武汉局召开2009年度土地卫片执法检查约谈会，湖北省随州市市长刘晓鸣被约谈。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约谈现场“气氛凝重”——那边是严厉批评，这边是深刻检讨，“双方表情严肃，现场气氛凝重”。随州市官员则透露，约谈给随州市领导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市长要做深刻检讨，他心里会好受吗?”

诚然，相对于以前几乎不管不问来说，让地方政府领导“下不来台”的约谈已是问责的“重要成果”了，然而这种“成果”能否打到痛处，遏制住土地违法，才是最关键的。有网友说，那些地方官员，只是一次约谈带来的“震慑效应”，在土地财政带来的“真金白银”——GDP面前，恐怕很快就土崩瓦解了。这话有些道理，毕竟，约谈只是“面子”问题，而GDP却有关“帽子”问题。

另外，这些在外人看来显得有些不痛不痒的约谈，疲软的问责，或也正是开发商能继续违规闲置土地、囤积爆炒土地的深层原因。房地产企业“囤地居奇”的行为不胜枚举，根据上市房企2009年度的财务报表显示，土地储备排名前十位的房地产企业手中掌握着超过3.5亿平方米的土地储备面积，这些土地中有50%超过两年期以上，却鲜见其受到收回土地的处罚。对官员“问责”如挠痒痒，官员也就不会对开发商下狠手，更何况有些官员本身就与开发商勾勾搭搭。即使罚点款，对于动辄升值几倍的地皮来说，这点钱简直就是毛毛雨。违规如此低成本，开发商不囤地炒地才是傻子呢!

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比上月)上涨0.3%，已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这无疑会增添民众的焦虑。

约谈，仅仅是土地问责领域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真正“敢于碰硬”“不怕得罪人”，应当对公然违反中央政策、部署的官员采取更严厉有效的问责措施，严格执行闲置土地收回规定，对超期闲置的土地坚决予以无偿回收……只有“敢于碰硬”“不怕得罪人”不空喊，实打实，才能清除土地利益链条上各种违规违法获益者，才能遏制投机炒作，才能释放土地生产潜能，也才能实现楼市理性回归的美好愿景。

“股长屁股冒烟”vs“一周一换轮胎”

1月20日，广东省省长黄华华透露，目前广东暂不仿效北京限购私家车，但将会加大力度整顿和改革

公务用车。他感慨，“公务车太多了，过去副省长以上才有专车，现在有的股长屁股后面都‘冒烟’。”“现在买得起车，养不起车，汽油贵，公务车也养不起。”（1月21日《南方日报》）

对于公车配备之乱、使用之滥，黄华华省长可谓一针见血。每年各地“两会”，公车都是热门话题。去年3月4日，全国人大代表叶青提到一份关于行政经费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2005年到现在，全国的公车大致是230万辆，开支在1500亿到2000亿之间”。叶青还说：“有一部车一年换了40个轮胎，这个就说明每一周换一个轮胎”。

油价上涨，公车都养不起了，还有钱换轮胎，可见公车之滥。在我看来，这无非表现在三方面：其一，虽然我国目前有公车230万辆，每年开支也很大，但真正用于公务的只占三分之一左右，公车私用现象十分严重，公车几乎成了少部分特权人的私家车，八小时内外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公车的影子；其二，根据国家规定，配备越野车的厅级单位购车价格严格控制在45万元以内；县处级单位严格控制在35万元以内，但目前很多单位攀比风严重，公车超标配备严重；其三，官本位思想严重，领导“换位必换车”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公车资源浪费严重。

而这一切并不是不可控的。要想买公车，必须得经过财政预算和审批。可权力总能够将买车之事“摆平”。一些地方领导想换车，甚至想换好车，就会以其他名义申请、购买。譬如水务局长配车，因为有防汛职能所在，所以就可以以防汛车为名购买豪车，然后当自己的座驾；还有一些人，“关系”很硬，只要向领导打个招呼，主要领导点个头，车就买了、换了……当然还有其他手段，总能够逃避审批和监管。

公车整治不是个天大的难事。不妨一方面将公车公开，接受公众尤其是纳税人的监督；另一方面量化公车的使用，做好用车消费预算。同时，加大对公车私用的惩戒力度，不仅要加倍惩罚，情节严重的要以贪污、侵占公共财产罪等论处。在此基础上，加强对公车的审批，尤其是领导座驾，要严格使用年限，让“换位必换车”等现象走进坟墓。当然，还要充分利用有奖举报、媒体曝光等方式，形成庞大的社会、舆论监督体系，对官员的隐形特权予以“阳光约束”。

人们常常这样形容权力——只手遮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充分说明了权力的不可控性。在权力高压下，财政预算审批、公车使用监管就显得底气不足了。正是基于此，公车才出现了极端滥用现象。由是观之，建立公开透明的公车使用制度，让“特权”归顺于制度，才是解决公车问题的要义。

农民工跳出“精神孤岛”需制度化给力

“能不能把农民工精神文化建设，也写进‘十二五’规划？建立健全相应的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保障机制，把农民工精神文化建设列入政绩考核。农民工长期处在紧张的工作压力之下，加之收入低、精神文化生活匮乏，很容易对生活持怀疑态度，因而产生失落感，甚至有厌世情绪。”来自深圳的农民工代表张志亚说，广东要加快建立农民工心理干预体系。（《南方日报》1月23日）

人大代表建议将民工精神文化建设列入政绩考核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是否可行？又给了社会一个怎样的信号？笔者以为，结合农民工当下生存中的“精神孤岛”现象，更能厘清“将民工精神文化建设列入政绩考核”的社会价值和意义所在。

众所周知，农民工当下依旧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体制之外，在生活条件、就业、医疗等诸多方面，都处于一种随时受到威胁的状态。这种受威胁的状态必然导致农民生活的精神孤岛现象，必然造成他们的边缘化生存。也就是说，农民工的生活处于孤岛状态，远离城市居民，远离城市生活。他们不能过着正常人的家庭生活，成了一群漂流到城市这个生活海洋的孤岛上过着鲁宾逊和“星期五”式生活的边缘人。由此，“将民工精神文化建设列入政绩考核”的必要性得到了张扬。

将民工精神文化建设列入政绩考核，就笔者的观点，是对三种倾向的纠偏。一是农民工边缘化命运的纠偏。农民工在当前仍然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他们虽进入了城市，但又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同，使得他们在城市里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尴尬状态，处于一种双重边缘人的状态。

二是可以防止相对剥夺感的强化和放大。农民工从表面上看，接受了城市的生活，但城市没有提供给他们正式的接收渠道，城市公共政策也未将他们纳入其中，由此产生了该群体对城市的对立情绪。在农民工问题上，依旧存在着建立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基础上的群体性不平等，城市对农民工经济制度上的接纳和社会制度上的不接纳这一矛盾依然突出。

三是对农民工发展权被忽视状态的纠偏。人是发展进程的主体，发展政策应尽量使每个人成为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而非造就一批边缘人和牺牲品。因此，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样是个权利问题。惟有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才能真正面对“将民工精神文化建设列入政绩考核”的课题。

依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推论，人们自需求表现为一个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过需求，低层次的需求解

决后，人们肯定要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因此，站在社会发展的逻辑上，“将民工精神文化建设列入政绩考核”既是一种理性的纠偏，也是对农民工权利尊重的体现，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

人是发展进程的主体，发展政策应尽量使每个人成为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而非造就一批边缘人和牺牲品。而要真正达到社会所期待的愿景，惟有制度化给力，才能助推农民工跳出“精神孤岛”。

凭什么拿公共财政补贴机关幼儿园

日前，在广东省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代表们收到《广东省2011年省级部门预算 草案》后发现，按此预算，省8所幼儿园一年花费超过6863万元，比去年有所增加。这引起人大代表对机关幼儿园享受公共财政 拨款的强烈质疑。(1月23日新华社)

以公共财政来补贴机关幼儿园，这是深受公众诟病的事。早在2009年10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就明确表示，“财政补贴 机关幼儿园不公平 ”，而当时针对的就是广州9家幼儿园财政补贴6000万元的事。现在还是在广东，这种不公平的事不但继续上演，而且预算比去年有所增加，它也意味着这种不公平正在加剧。

一个最简单常识就是，补贴机关幼儿园所用的公共财政，从来不是只由机关幼儿园小朋友的父母们来出的，那是广大纳税人 钱。诚如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辛瀑所说，“用公共财政办幼儿园，就应该面向社会大众招生，假如不是这样，它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而机关幼儿园的“机关”两个字，对无数普通家庭的小朋友来说，就是一道根本无法踏入的关卡。这样的幼儿园，只不过是属于机关“系统内”专享的教育资源罢了。

花纳税人的钱，却不给纳税人平等享用的机会，这就是典型的不公平。“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每一个父母的共同心愿。谁都清楚，在当前中国，幼儿园已经成为一种极其稀缺的资源，特别是公立幼儿园这块“蛋糕”远远不能满足公众需求。在这样背景下，把公共财政过度向机关幼儿园倾斜，实际上就是权力与民争利的行为，就是在侵害更多人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

这些年，把幼儿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早就成为普遍的民意诉求。而要实现这样的教育改革，无疑又牵扯到诸多的利益博弈。由于各地经济情况不同，在公共财政投入与分配上也会有种种不同的考虑。但是，广东8所幼儿园一年花费超过6863万元这样的省级部门预算，无疑又传递出一种信号，那就是有太多掌握着话语权的“机关人员”，早就在享受着由纳税人大笔钱财打造的优秀幼儿园了。 这意味着，以巨大的公共财政来补贴机关幼儿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这个群体子女们享受优质幼儿园教育的需要。这种不公平，恰恰就是这个权力阶层的最大利好。如果破除了这种不公平，恰恰就是在损害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中国很多问题的改革之所以长期步履维艰，说到底，也就是因为碰触到太多掌握着话语权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治堵先拿“公车”开刀，期待广东范本

1月20日，在广东政协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会上，针对李建浔委员谈到的公共交通问题时，广东省长黄华华 谈及出行难感慨颇多：“现在的确是车太多，私家车多，公务车 也多”；“过去副省长以上才有专车，现在有的股长屁股后面都‘冒烟’”。黄华华表示，广东治堵不会限牌，要先拿“公车”开刀。（1月21日《南方日报》）

有资料显示，党政机关公车的运营成本是社会车辆的五六倍，而使用效率却仅有社会车辆的1/5至1/6。眼下，公车的违规超配、过多过滥和“1/3公用、1/3领导用、1/3司机用”，已成为我国光天化日下的“合法腐败”和浪费国家财力的“头号杀手”，成了公共行政治理的一大顽疾，诟病已久。

在最近几年的地方和全国两会上，都有代表委员提交议案，呼吁公车改革，遏止“车轮腐败”。去年的这个时候，民进中央建议，建立刚性财政预算约束下的公车管理体系，以预算管理实现总量控制，把公车管理纳入公共财政体制；民革中央则建议，取消厅局级以下官员的专车，改为公务用车……

然而，公众看到的“下回分解”多是“纵议一阵风、散会一场空”。从已经实施的或者提出的各种措施和办法来看，要么是浅尝辄止，要么是虎头蛇尾，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众多的公务车在为交通拥堵作出“巨大贡献”，在为少数官员撑足“面子”并提升他们“幸福指数”的同时，却让老百姓越发“如鲠在喉”。

“车轮腐败”禁而不止，根在很多时候我们的监督机制无法将权力装进笼子里，没有走出“自己改革自己，自己监督自己”的误区，大批享受着公车好处的官员们不想也不愿“革”自己的命。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广州新出台的30招治堵方案中，就没有提及对公务车的限制，由此引来了一片质疑之声。

窃以为，治堵先拿“公车”开刀，遏止“车轮腐败”，我们已不缺制度，也有国外的先进经验可学，无须殚精竭虑地去想过于复杂的技术方案，真正缺少的是从上到下动真来硬触碰既得利益者的决心和行动。只要各级官员做出表率，带头“牺牲”，只要人大审核、媒体曝光、公众盯防同时给力，天大的难事也会变成易事。

今此，广东省长黄华华表示治堵要先拿“公车”开刀，让人充满期待。联想到去年两会前温家宝总理就控制政府“三公 ”消费问题和网友交流时“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的郑重承诺，以及日前北京推出的“公务车零增长 ”治堵对策，作为中国改革“领跑”员的广东，也应该在这方面为全国提供一个“范本”。

副厅官员买不起房的真实与“矫情”

“我做正教授已超十年，做副厅也已过五年，但我依然买不起一套商品房 。”昨日上午，在汪洋书记参加汕尾代表团分组审议时，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袁古洁诉说房价高企之下，她全家买不起房、住得心酸的情况，引得汪洋书记在离开代表团时，还不忘祝福大家：“没房的有房住，没钱的有钱花，越来越幸福。”（1月24日《新快报》）

新闻之所以吸引人就在于不合常理，说普通的老百姓和工薪阶层 买不起房子不是新闻，当一个省人大代表作为一个副厅级的官员说自己也买不起房子的时候，这就是一则新闻。那么，这则新闻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真实与虚构呢？

一个副厅级官员在整个社会中至少应该属于中间阶层，何况这样的中间阶层不在多数。试想，连这样的人都买不起房子，那些纷纷起来的房子到底能不能卖出去，到底开发房地产干什么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问号。

但事情往往不是这样，买不起房子的副厅官说仅仅是自己的工资买不起，一个月到手的钱不到一万，这不是一个“靠谱”的买房收入。但是作为一个公务员 ，除了工资之外的部分呢？例如年终奖 、季度奖、绩效奖、车贴、房帖、津贴等等加在一起还会不会买不起房呢？因为公务员的工资尽管已经阳光化，但为了合理规避税费，压低工资提高福利的做法屡见不鲜。仅仅依靠自己的工资可能真的买不起房子，这也是一个真实的话，但却不是心里话。 试想，一个在社会中占据重要资源的中间阶层副厅级官员都买不起房子的话。那么，普通的大众就根本不需要指望能买房子。既然，大家都买不起房子，那么房地产业 为什么还是依旧兴旺发达呢？这背后其实隐藏着很多联系，房地产联系着银行，银行联系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当这样的一条联系被割断的话，带来的将是经济的泡沫化发展。所以，在一段时间之内，房地产业在中国必定不会萎缩，但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副厅官员买不起房子，但还是有房子住。这才是问题之所在。其实，按照实际的工资真的买不起，但这也是一种打给大众看的幌子。因为不是非买房子才有房子住。而问题之外，可能其仅仅是为了吸引眼球罢了。因为副厅级官员多了，要是买不起房子的话，谁都心知肚明，不会不说。只有一个委员说就是问题所在。由此可见，副厅级官员买不起房子存在着真实和虚构的成分。

我们需要怎样的垃圾管理新政 1.20京华时报

“依法管理”已成常识，但引入垃圾管理却还是头一遭，虽叹其姗姗来迟，却多少还是有可激赏之处。城市垃圾管理，当以先进和适用的理念和办法为重。

垃圾是现代城市的“难言之隐”。城市再发达，都必须认真面对垃圾问题，如果不能管理好垃圾，垃圾迟早会让城市难堪。一些城市“垃圾围城”，垃圾露天堆放，填埋、焚烧导致二次污染，垃圾扰民等等，折射的是城市管理者缺乏垃圾治理的科学政策、制度与机制。

也许是当初只顾了城市的表面光鲜，而无睱顾及排泄系统，也许是城市文明理念存在认识障碍，觉得垃圾这点事好办。但无论如何，当得不到妥善处置的垃圾一再地无声叙说着城市的另一面的时候，粗放式垃圾管理模式就到了必须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时候了。在几十年的飞速城市化进程之后，不少城市终于把垃圾管理放在了与其他城市管理相比肩的位置，通过垃圾管理新政来解决城市的“生理排泄”问题。

“依法管理”已成常识，但引入垃圾管理却还是头一遭，虽叹其姗姗来迟，却多少还是有可激赏之处。这不，北京今年就计划出台首部关于垃圾分类处理的专门法规。那么，会有什么样的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目标追求相称的垃圾管理先进理念、制度、办法？会否推动北京的垃圾管理有一个根本性的变革，甚至掀起一场城市的垃圾管理革命？这都值得关注和期待。

从有关官员的只言片语中，我们无从知道会有些什么样的先进理念和办法。倒是知道，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还是收费。收费的方式则会改革一下，就是对居民生活垃圾拟按“体积”收费。

垃圾按“体积”收费，多少有点新鲜，也符合谁产生垃圾多、谁就付费多的道理，只是从具体办法来看有难度。 不是说收费的手段不能用，而是说城市的垃圾管理新规，应该传递更多的先进理念，采取更多的先进办法，不宜于把目光盯在收费一隅。当然，也有貌似先进的经验，比如把垃圾分类纳入市民在社区的诚信记录，并同出国、就业等挂钩。只是此乃舶来品，未必能在实际中推行下去，而切合中国城市实际，富有中国特色的垃圾管理的创新创造智慧，我们还知道得不多。

城市垃圾管理，当以先进和适用的理念和办法为重。城市垃圾管理的智慧与办法并不缺，关键是决策讲科学、讲民主，广纳民智。

虚拟的“扫地老太”何以成网络红人？ 羊城晚报1.21

有媒体报道：虚拟人物扫地老太太入百度百科，高晓松为其写歌。这个被誉为2011年首位网络红人的扫地老太太，出自博友“程序员幽默”1月3日的微博。此后，网友以此句式不断创造，以各行各业为背景，演绎出200多个神通广大的扫地老太太。

“程序员幽默”这样描写虚拟版的扫地老太：“据说在每一个互联网公司里，都有一个扫地的老太太。很偶然地，当她经过一个程序员的身边，扫一眼屏幕上的代码，会低声提醒对方说：小心，栈溢出了（特指计算机编程过程中出现的数据结构栈存放超过了其大小的数据）。”

据称现在网友在纷纷寻找现实版，事实上，现实版无处不在，也更精彩。比如82岁的普通扫地老太袁苏妹，就被香港大学授予“荣誉院士”。与她同台领奖的，有汇丰银行曾经的行政总裁柯清辉、香港富豪李兆基的长子李家杰，以及曾获铜紫荆星章的资深大律师郭庆伟，无不名声显赫，也足见“扫地老太”的非同一般。

实际上，虚拟的“扫地老太”成为网络红人，正是对现实版“扫地老太”的推崇和向往。当然，“扫地老太”的虚拟化，显然是其中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而最突出的特点，无疑是“深藏不露、低调”。而于如今，这俨然已成了一种稀缺资源。

毋庸置疑，这个时代无处不在的“高调”，已让人讨嫌甚至厌恶。动辄就是炒作，一开口就是大话绝话，乃至如“往前推三百年，往后推三百年，总共六百年没有人超过我”地胡言乱语，也脸不变色心不跳，仿佛这世界上的出名捷径，就是靠如此不着边际的炒作铺就。

于是，面对无处不在的功利和物欲的诱惑，浮躁挟裹之下，当下还有几人能耐得住寂寞，低调地扫地扫到成为老太？宁静、平淡、拙朴，本来应是我们崇尚的品性，如今却代之以疯狂和躁动。“高调”的无谓比拼，让我们身不由己，也活得更累；然而事实上，却又大多是无用之功。

显然，“扫地老太”的“横空出世”，成为2011年首位网络红人，既是偶然，却又是必然。“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其实无论平凡还是非凡，人生总是从“扫地”开始。也因此，当人们淡忘于“扫地”，实在需要一个“扫地老太”，让我们有一面镜子，让一切浅薄与丑陋无处可遁，也让我们重新体会宁静而致远的乐趣。

要彻查火车票一票难求背后的腐败 红网1.20

春运昨天开始了。此前新华社1月15日发表对铁道部副部长王志国的专访。王志国称：“我认为到‘十二五’（2011年—2015年）末期，随着铁路的大建设、大发展，春运一票难求的情况将从根本上改观，或者说将成为历史。” 对于铁路部的这份保证或者说是宏伟设想真的不敢再抱任何一点希望。因为大家都清楚地记得，至少从2007年起，铁道部的领导就出来给大家保证说在2010年之后不会出现一票难求。此后的保证一直与时俱进。今年终于到了2015年了。

可事实上多少年过去了，春运火车票 难题不但没有减缓，反而更加突出。每到春运时节，火车票一票难求的问题便十分突出地摆在每一个乘车人面前。但许多人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调动所有的社会资源去弄一张火车票。事实上大多数人们在费了很大的周折，花了更多的银子之后，总还是能弄到回家的车票。这就明明确确告诉我们所谓的一票难求，除了火车运力不足这一明显的原因之外，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许多人在火车票后面谋取暴利。

本来火车票的实名制 可以有效地封杀形形色色的黄牛党 ，可为什么推行起来显得慢腾腾既无明显进展，又无明显实效呢？反对火车票实名制 的论调大致有这么几种：一、实名制增加购乘车程序环节，增加运行成本。二、实名制会导致假证泛滥，增加查验困难。三、实名制会导致大量个人信息的泄露，损害公民个人权利。等等。仔细分析一下这种种反对论调，多来自铁路部门自身。从各种现象分析判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反对火车票实名制不是别人，正是铁路部门。为什么呢？这里面主要涉及部分人的巨大利益。从每年春运火车票的一票难求，到火车票代售点审批之困难，从黄牛党的层层暴利，我们不难看出这背后的利益有多大。

过去我们一直讲中国足球问题百出却总是没有根本的解决办法，孰料反腐利器一出，层层黑幕曝光，足球不争气的背后是一个个贪腐官员的大聚会。火车票一票难求早已成为一个周而复始的社会问题却迟迟得不有效解决，我们为什么不祭出反腐利器？首先要问铁道部门负责人问题久拖不决的失职缺位之责。尽管说近年来我国的铁路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并不能掩盖成就背后的问题。巨大成就是国家重视和巨大投入的结果，不能一好遮百丑。其次要彻查是谁在阻挠火车票实名制等明确有效的措施的推行。因为现在推行实名制不存在技术障碍。第三要彻查现有火车票售票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尽管仅靠车票实名制不可能彻底解决一票难求的问题，但那些明的暗的黄牛党不清除出来，人们对于铁路部门的不满就不会消除。自已的刀不会削掉自已的把子。反铁路部门的腐败当然需要公共司法权力的介入。尽管反腐败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却是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还社会明白的必要手段，是消除民怨解决民生的新起点。

每条收费公路的“收费期限”都应公示 南方网1.21

河南禹州农民时建锋几辆运输车8个月就偷逃368万元过路费，最近被判无期徒刑，该案受到举国关注。1月20日《经济参考报》说，国家发改委经济贸易司副司长耿书海在“物流发展报告会”上称，中国过路过桥费已高达运输成本的1/3,高速公路收费标准过高，应大幅降低；在同一报告会上，交通部综合司副司长蔡玉贺称，现行收费公路最高收费年限的30年标准可能会延长，同时收费的标准将下降。

耿副司长的这一番话虽然迟到了，但还是获得网友的一直支持，但蔡副司长像“顶牛”般闪电回的这席话，却让人感到“后背发凉”。这方面我们熟视了太多“明降暗升”的伎俩，反正无论如何都不会在公路收费上吃亏，最终结果完全可能是收费降低1毛钱，时间延长百年。

交通部副部长翁孟勇本月18日称，中国已取消9万公里二级公路的收费。但截至2009年，全国二级及以上高等级公路收费里程为42.52万公里。以前有关专家所称的数字是，世界上收费公路14万公里，10万公里在中国。目前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以收费公路的形式修高速路，而今看来，专家指出的在这60多个国家中，我国收费里程的天文数字已赶不上时代的“收费脚步”了，被低估了40万公里的收费里程。

于此状态下，我们经常看到，有的路段甚至50公里之内就有3个收费站；县县设卡，桥桥收费；有的高速路收费都15年了，还在为还贷收费，而每年用于还贷的金额还不及收费额的十分之一；有关部门对某省管非经营性收费站的审查显示，在74个公路收费站中，预测还贷期超过30年的收费站有33个，有6个还款年限超过100年，其中一个收费站达756年。实际上，《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公路发展应坚持以非收费公路为主。不仅众多收费公路置此“红线”于不顾，相反还变着戏法似的乱设卡、乱收费。

这类“扭曲收费站”存在的时间已不短了，且部分收费站转包给了一些权力部门，用以谋私利。无疑，这是收费站被人为地放弃了公路的公共品质，导致其公平性、公正性、公益性严重偏失，当然也是对法律的粗暴亵渎和践踏。窃以为，应对每一条收费公路计算出还贷金额、收费期限、每年收取的费用和还贷总额，并在公共网站乃至公路收费口予以公示，全方位接受公众监督。如此，才能解决公民出行成本过高的问题，恢复公路的公共产品属性。

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六论学习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1.25

群众的切身利益，与群众的生活生计息息相关，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能够直接感受得到的。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群众首先看的就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是否得到保障。损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就谈不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坚决查处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违纪违法案件，是维护群众利益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也是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这表明，在对待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党中央的立场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果断，决不允许任何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 近些年来，大量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但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面对群众办事，面对民生需求，面对利益调整，一些地方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不少，有的还比较突出。这不仅违背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更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形象，损害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拥护。

在党的历史中，一切从群众出发，高度重视群众利益，始终是我们的根本宗旨。回顾过去，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就是因为我们党能够始终从群众利益出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因此能最大程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如果我们对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行为，姑息之，放任之，那么，群众为什么还会跟我们走？执政为民的宗旨又如何能实现？ 对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行为，我们应当严厉打击，坚决查处。当前，尤其要把查处严重损害群众经济权益、政治权益、人身权利的案件作为重点。对于侵占各种惠民补贴、土地补偿、扶贫救灾、移民安置等专项资金以及擅自处置集体资产资源、侵吞集体收益的案件，对于违规征地拆迁、严重侵害群众人身权利的案件，对于官黑勾结、横行霸道、欺压群众的案件，对于干扰、破坏甚至操纵基层选举的案件，对于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方面严重侵害群众切身利益和生命安全的案件，都要严肃查处。对于那些重特大安全事故背后的腐败行为，尤其要从严惩处。

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注重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行为，我们才能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才会打下深厚群众基础、凝聚强大社会力量。在改革建设各项工作中，这一点我们始终都不能忘记。

珍惜中美伙伴合作历史性机遇

1

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中美两国元首再次握手。

华盛顿、芝加哥，68个小时，近20场活动。中美两国元首会谈、会见以及共同出席各项活动的时间超过12个小时。《中美联合声明》成为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

承载厚重的历史意义，展现鲜明的时代特征。

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指明了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方向，进一步增进了中美两国的战略互信，推动了中美经贸合作取得新进展，增进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与了解，加强了双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沟通与协调。 浩瀚的太平洋早已不再是隔开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障碍，联系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纽带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各国对中美伙伴合作的期许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

“今天，我们不是要震惊世界，而是要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以其特有的历史深邃感把握中美关系新的一页。

“人类正全速驶向一个完全不同的陌生世界，我们既没有通往这个未来世界的地图，也全然不知道如何前往。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是一个属于中美两个大国的世纪……没有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能够像中美关系那样，对世界各国有如此重大的意义。” 西班牙《国家报》充满诗意的文章，耐人寻味。

关键时刻的一次意义重大的访问，最大发展中国家同最大发达国家伙伴合作迎来历史性机遇。

2

把目光投向历史，才能更为深切地理解中美伙伴合作新局面来之不易。

曾经的隔绝，让中美两国人民陌生而疏离。直到40年前，“乒乓外交”拨云开雾，中美两国重新打开友好交往大门。

曾经的隔绝，让中美两国互动披着神秘的面纱。直到32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访问，中美两国关系真正走到了国际社会的聚光灯下。

中美关系走到今天，是在不断探索、总结与磨合中前进的，是在双方不断深化了解、沟通的基础上实现的。 中美关系的新局面源自两国领导人正确的战略选择，也是历史不断积累、时代不断推进的结果。离开了哪一条，都不会有今天的中美关系。任何想让中美关系倒退、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做法都是违背历史潮流的。

今天，中美两国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方面拥有更加广泛的合作基础、承担更加重要的共同责任。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两个发展阶段如此不同的大国，拥有这样一种伙伴合作关系。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两个大国——一个当前的大国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被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联结在一起。”见证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这样说。

的确，历史发展逻辑和现有国际关系理论，还无法完全解释这样一对国家何以能够相互合作、共同发展。中美关系正在突破“不确定性”怪圈，成为国际关系史上的伟大创新。

伟大的创新需要坚守和拓展，历史性机遇理应倍加珍惜。

3

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珍惜中美关系的成果就是对两国利益的最好维护。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从对美经贸合作中获得了巨大的收获。

中国的飞速发展也使美国受益匪浅。中国的进口拉动了美国经济，中国的出口增加了美国消费者的福利。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美国出口增速最快的市场。在对华经贸合作中，美国不仅直接受惠于对华出口和投资，而且获得了广泛的宏观经济利益。

中美两国分别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不同阶段，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广阔。中国现代化进程必将拉动和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

共同的利益构筑了合作的愿望，奠定了合作的基础，推动了合作的行动，也造就了共赢的成果。

认识今天中美关系所取得的成果，应当具有更加广阔的全球视野。世界用期待的目光注视中美关系的发展，希望中美关系稳步前行，更多地给力世界经济，让更多的国家从中受益。

中美关系健康向前发展，将为构筑总体稳定、相对均衡、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框架创造条件，为亚太地区安全构建稳定因素，为许多棘手国际问题的解决注入积极的推动力。

不过也应该看到，世界各国对中美关系走向的预测复杂多样。一些国家甚至担心，一旦中美交恶，它们将被迫划线站队。

减少这样的担忧，需要中美双方以大局为重，维护两国伙伴合作的新局面，不给那些借冷战思维谋利的“暗算”任何机会。

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发展难免受到“杂音”的侵扰，还将经历跌宕起伏，甚至直面汹涌波涛。但共同的利益，肩负的责任，世界的瞩望，要求中美两国只能前进，不能后退，需要牢牢把握新的历史性机遇，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战略共识，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

落实战略共识，需要彼此尊重，相互包容；需要排除干扰，勇往直前；需要摒弃歧见，着眼长远；需要智慧理

性和非凡勇气。

4

中美关系发展需要新思路、新行动、新气象。

胡锦涛主席就积极推动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继续向前发展提出5点建议：第一，发展求同存异、平等互信的政治关系。第二，深化全面合作、互利双赢的经济关系。第三，开展共同应对挑战的全球伙伴合作。第四，推进人民广泛参与的中美友好事业。第五，建立深入沟通、坦诚对话的高层交往模式。

这些建议，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识，是两国未来共同的努力方向。

回顾中美关系走过的不平凡历程，人们有理由对今天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而感到高兴，同样也有理由强调，要用实际行动呵护中美伙伴合作来之不易的新局面。

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积极发展势头。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中美关系难免存在一些矛盾和分歧。多年来，中美关系具有“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轨迹，它的复杂性、深刻性和战略性始终交织在一起。中美关系不时受到一些“旧规”干扰，承受着来自美国方面的“周期性”内政压力释放的冲击。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美之间在各个层面上的合作会越来越密切，这种冲击可能造成的危害不容忽视。

当然，中美全方位、多层次的联系越来越广泛，不会因为一条线出了问题就导致全面中断。但同样可能出现的问题是，这样“复杂运转的机器”，即便是一颗小小螺丝钉的损坏，也有可能带来重大损失。因此，它需要双方更精心的呵护。

中美双方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要牢牢把握对话和合作的主流，以对话增进了解和信任，以沟通减少误会和疑虑，以合作促进发展和繁荣，巩固共同利益基础。双方应尊重对方对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尊重对方主权、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不受一时一事影响，不受偶然事件羁绊，排除干扰，应对挑战，相向而行，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人们注意到，在《中美联合声明》中，美方重申，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双方支持通过合作努力建设21世纪更加稳定、和平、繁荣的亚太地区。

5

“把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带入未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的这次访问是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的背景下进行的。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着眼于两国人民福祉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加强对话、增进互信、扩大交流、深化合作，开创两国伙伴合作新局面。”胡锦涛主席在表达中方加强中美关系愿望的同时，重申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继续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

“美方十分珍视两国关系，愿意在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解决21世纪多边问题需要美中两国携手合作”，“美方愿意同中方共同努力，加强高层接触，增进战略互信，在推动解决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促进亚太和世界繁荣、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应对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加强合作”。奥巴马总统明确承诺。

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取决于中美能否和睦相处，取决于中美如何通过深化合作来化解难题，通过共同努力来证明中美可以成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让中美关系造福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

珍惜中美伙伴合作历史性机遇，是对中美两国人民负责，也是对世界各国人民负责。

公共财政，优先保障和改善民生（省部长访谈录）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回顾“十一五”展望“十二五”

重点领域加大投入

记者：过去5年，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公共财政在哪些重点领域加大了投入？

谢旭人：过去5年，财政部门重点加大了对“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投入。

在“三农”方面，国家彻底取消了农业税，每年减轻农民负担达1250亿元。同时，各级财政不断加大“三农”投入。2006年至2010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29624亿元，年均增长23.6%。

在教育方面，大力支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实行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从2006年起，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目前全国所有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约1.3亿中小学生，都实现了免费教育。从2008年起，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目前全国共有2900多万学生受益。同时，将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纳入国家资助政策体系，高校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到3000元。

在医疗卫生方面，支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在继续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基础

上，建立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010年，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覆盖到60%以上的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年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2006年的40元提高到2010年的120元。

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健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展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连续5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和城乡低保补助标准，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明显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扩大到23%左右的县。支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城镇新增就业稳中有升。

在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加大财政投入，完善税费政策，支持廉租房、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少数民族游牧民定居工程建设，切实解决城乡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十一五”期间，通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解决了1500万户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

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总体上相适应

记者：保障和改善民生离不开真金白银的投入。近年来，财政收入不断迈上新台阶，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8万亿元。对于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社会上有不同观点，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谢旭人：经济发展是财政收入增长的基础，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总体上应相适应，但财政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在数量上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两者不完全同步是正常的。

2006年至2010年，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2%，如果按现价计算，年均增长16.6%。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1.3%，高于GDP增速，但与税收相关性强的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商品零售额、进出口贸易等经济指标的增长基本上是相适应的。财政收入较快增长，也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税收征管水平不断提高，预算外资金逐步纳入预算管理等，也是财政收入稳步增长的重要因素。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为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

虽然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8万亿元，达到83080亿元。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人均财力水平在国际上仍处于偏低水平。

同时，还必须看到，我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很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亟待加强，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收支紧张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因此，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继续保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进一步提高财政改善民生、增强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缓解财政收支矛盾，要增收节支并举。一方面，支持税务、海关部门依法加强税收征管，努力做到依法征管、应收尽收。另一方面，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努力降低行政成本。

要以加强财政管理基础工作和基层建设为重点，统筹做好加快财政法制建设、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加强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推进预算公开等各项财政管理工作，进一步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记者：今年是 “十二五”开局之年，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主要有哪些方面？如何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

谢旭人：今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中央在全面分析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落实好这一政策，要着重把握以下五个方面：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合理把握财政赤字和政府公共投资规模，着力优化投资结构。调整完善税收政策，促进结构调整和引导居民消费。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财政工作的重中之重。各级财政部门将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和政策的示范引导作用，集中财力重点支持“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实事，努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实现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紧密结合

产业政策是国家为解决产业结构失衡和层次低等问题，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而制定和实施的相关政策措施。竞争政策是国家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为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竞争秩序，促进公平竞争，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而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都是国家经济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紧密结合，对于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实现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紧密结合，必须更多地依靠竞争政策实施产业政策，通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产业政策的目标和任务。因此，越是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领域，就越需要引入竞

争机制。例如，对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就应当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平等进入、相互竞争、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增强产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同时，要通过不断完善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竞争秩序，特别是要深入贯彻落实《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禁止垄断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控制经营者集中，禁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打破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

产业政策既是国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工具，也是加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实现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紧密结合，必须通过实施产业政策防止和纠正市场机制的固有缺陷与弊端，使竞争政策的积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如果只有市场竞争机制在发挥作用，就往往会导致企业只重视短期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国家长远利益，加剧社会生产的盲目性。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竞争秩序不规范特别是一些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无序竞争的消极后果尤为严重。近年来，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钢铁、水泥等行业重复建设、产能过剩以及一些矿产资源开采加工中的滥采乱开、污染环境和竞相压价出口等问题，都与过度竞争和无序竞争密切相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完善竞争政策和规范市场秩序的同时，充分发挥产业政策的重要作用，通过完善市场准入条件等措施，对产能过剩行业和矿产资源开采加工行业制定较高的准入门槛。同时，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手段及环保、技术标准等，加快淘汰技术落后、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产品质量低劣和安全生产无保障的落后产能，为规范市场秩序和发展先进产能创造条件。

增强各项政策的合力，避免相互掣肘，是制定和完善经济政策的基本要求。实现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紧密结合，必须在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方面统筹考虑，搞好总体设计，使两方面政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在政策制定方面，既要立足于解决我国产业集中度低、规模经济效益差、竞争力不强的问题，又要着眼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内在动力不足、体制机制不完善的问题。在政策实施方面，既要鼓励企业强强联合、优势企业兼并困难企业和落后企业，鼓励企业上下游联合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又要重视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形成兼顾规模经济和竞争效率的市场格局。在政策调整方面，既要根据我国产业发展状况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不断充实国家鼓励发展、限制发展和淘汰落后产能的具体内容，又要根据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需要，不断增加既能发挥我国产业比较优势又符合世贸组织规则，有利于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等方面的内容。

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各项经济政策能够协调配合和贯彻落实的重要保障。实现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紧密结合，必须继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消除体制机制性障碍。应继续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积极引入竞争；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产业政策的实施提供新动力，为竞争政策发挥作用开辟新空间。应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理顺资源类产品价格关系，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为发展先进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及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创造条件。应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作者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

怎样发展好我国的大企业集团（学者论学问）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大企业集团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脊梁。目前，国外企业集团发展趋势如何？怎样发展好我国的大企业集团？

近年来，国外企业集团发展呈现一些新趋势。一是网络化。传统的企业集团靠资本、人事等结合，而企业网络则是靠信息通信网络联合。目前，虽然标准的企业网络尚未形成，但具有企业网络特点的混合型企业集团和分散型企业联合体已经出现。这种企业集团和联合体中没有核心层，集团中的每个企业都是独立的经营实体，统辖集团的中枢是信息交流和协调系统。二是金融资本化。工商企业与金融企业的联合与融合日益加深。三是国际化进一步发展。跨国公司正将触角伸向可能达到的任何地方。四是联合化。企业集团是企业联合的最高形态，而随着竞争的加剧，企业集团之间开始了新的“强强联合”——在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市场销售等方面进行联合。

我国的企业集团大多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大型国有企业发展而来，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的任务尚未彻底完成，又面临着国际企业集团发展新趋势带来的挑战，亟须深化改革、加快发展。

进一步推动政企分开，使企业集团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我国不少企业集团质量不高、“集而不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企不分。在传统体制仍然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许多行政机构对企业发号施令，却不对决策后果负责。所有权的各项权能（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高层经理人员任命权等）被不同部门分割，实际上架空了所有权。而每个部门行使的那部分所有者权能由于与其他权能割裂，变成了各个部门自己的权能，服从于本部门的发展目标和利益。

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公司制企业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组织形态，而科学的治理结构是公司制企业的重要特征和优势所在。因为公司制企业可以使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通过建立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执行和管理机构、监督机构，形成各自独立、权责明确、相互协调和制衡的关系，实现决策体制和机制的科学化、民主化。国有大中型企业应按照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进行公司制改革，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要求规范运作。 打破条块分割，促进企业集团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发展。企业集团跨地区发展，是在更大范围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客观要求，也是发展规模经济的必要条件。企业集团跨部门发展，是适应现代市场竞争向全方位竞争发展的要求，更是推动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合理流动、变部门资源优势为企业集团优势的需要，有利于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实现多元化经营，形成综合化功能，获得综合经济效益。企业集团跨所有制发展，把多种所有制经济的优势聚集到企业集团中，有利于形成新的生产经营优势，有利于各种经济成分互补互促、共同发展。

理清发展思路，合理确定企业集团发展战略。首先，明确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根据自身特点和市场变化，明确一个时期的发展方向和重点，并根据内外部条件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其次，确立正确的发展目标。发展目标应切实可行，不能过高，也不宜过低；同时，注意把量的扩张与质的提高有机结合起来。第三，把握发展的关键因素。企业集团发展除了要有资本优势，还要有市场、技术和人才等优势。企业集团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寻求发展机会和生存空间，就应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研究制约自身发展的关键因素和条件，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来创造新优势。

实现教育家办学须解三道“扣”（人民时评）

继为名师配备学术秘书之后，广东惠州市教育改革最近又有新探索：教育局把人事管理权、自主招生权、财务自主权三方面10多项权力下放给试点中学；资源分配向教学一线倾斜，为优秀教师退出行政岗位向名师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部分试点学校大幅度精简领导岗位，裁撤处室单位，实行扁平化管理。

像山东、湖南等地此前取消中小学校长行政职级的做法一样，惠州教育系统的这些探索，都是鼓励教育家办学的努力尝试。

提倡教育家办学，归根结底，就是推动教育活动的组织管理按教育规律办事。落实到实践中，要真正实现教育家办学，困难和阻力不小。从大的方面看，至少有三道“扣子”待解。

第一道“扣”，是理顺管理部门与学校的关系。减少行政部门对办学的过多干预，保障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首先需要管理部门舍得放权。现在一些地方口头上支持教育家办学，可一到具体的管理问题——教师招聘、工资分配、自主招生、评级评优等，都卡得死死的。这样一来，再好的教育家也办不好学。

另一方面，管理部门放权又绝不能把什么都推给学校，放任不管。“放权”绝不等于“弃权”，行政管理部门应该进一步强化服务和监督职能；而要做好这些，责任并不轻松。

第二道“扣”，是理顺学校内部治理的关系。办学是个系统工程，教育家办学，不是校长一人说了算。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职能，建立教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生代表大会，规范议事制度，推进民主决策，强化群众监督，推行分权制管理，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按教育规律办事。

第三道“扣”，是理顺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考试制度、就业环境、家长期待，都考验着教育家的能力和智慧。广纳教育贤才、培养优秀师资、调动教师热情、提高办学效率和教学质量，如果目的只是适应旧的人才培育理念和教育制度，只是多培养几个“状元”，就谈不上是教育家办学。真正的教育家，应该有能力整合学校、家庭和社会资源，带动教育模式的创新和社会风气的转变。也只有这样，教育家办学才能赢得更加广泛的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

实现教育家办学，任重道远。惠州等地的教育改革，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希望能有更多地方、更多学校加入到这个探索的行列中来。有创新的激情，有敢试的勇气，有科学的精神，有坚持的耐性，规律从来都不会亏待它的追随者。

别让中国企业倒在外国法院门口（感言）

回头看通领集团“五连胜”的辉煌，心中五味杂陈。针对民营企业“走出去”，我想说点自己这几年打官司的体会。 首先，后危机时代里，国际贸易保护已经愈演愈烈。反倾销针对的只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个市场本身是非常薄利的。一旦战斗升级到了知识产权这个阶段，就非常残酷，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为知识产权涉及了对手的底线，也是核心利益所在。

西方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非常成熟，他们的企业、法律服务都有一个体系，他们每天都在打不同类型的官司。所以对于每一个有志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知识产权官司都是要面对的，不能一打击就退缩，只有突破才能生存。在美国，像莱伏顿这样的大公司也是用尽一切手段，游说政府机构、非营利性机构，在莱伏顿这一次对我们撤销诉讼以后，他们又马上去游说知识产权协会、律师协会等等一些非营利组织和法院，持续对我们施加压力。

其次，中国企业“走出去”力量很弱，我们呼吁行业协会给予我们更多的支持。同时，我希望我们能建立知识产权经营管理的有效机制，制定知识产权和海外发展战略，抱团“走出去”。

一个专利形成一个威慑力，用我们的专利来抗衡对手，保护自己。当美国企业用两个专利、3个专利来起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用10个专利、20个专利来反诉它，达到和解。

第三，在美国打知识产权官司的费用非常昂贵，一场公司的知识产权官司，费用都是200万到300万美元，许多中国企业没有输在侵权上，而是输在财力不支上，在诉讼过程中倒在了美国法院门口。

在我这个案例里，2004年，上海的美好公司和我们一起抗诉，抗诉一直持续到2009年，美好公司支持不下去了，他们给我打电话说：陈总你一定挺住，我们不行了。我当时听了，就流泪了。他这个官司应该是赢的，可他就是退出来了。

第四，我认为，知识产权的法律不同于刑事法律，西方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与国家利益联系紧密的。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维权几乎是单打独斗，很容易输。国家应该成立知识产权海外维权的常设联系机构，指导中国企业涉及知识产权的海外维权，为中国企业在海外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进行交涉，降低中国“走出去”企业的维权成本。 保护涉外知识产权符合国家利益，千万别让中国企业倒在美国法院门口。

建立规范体制 确立权威机构

处理学术不端 莫再坐而论道（新语）

这些年，学术不端的风波在国内时有发生。在自然科学领域，学术不端表现最多的就是科学研究不端。对于科研不端，有三个问题需要解答：该不该处理？能不能处理？怎么处理？

该不该处理？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比较多的共识。现在，科学研究已成为一种职业，参与的人很多，不可避免会牵涉各种利益纠葛。仅靠科学工作者的自律和科学发展过程中的自我纠正，已不足以抵消各种科研不端所带来的问题和副作用。所以，我们需要对科研不端进行严肃处理，以减小损失。

能不能处理？有一定共识，但也有一些人可能有疑问。有些单位和个人不愿处理，怕得罪人、影响单位利益；有些人觉得不好界定，难以处理；有些人觉得公开于报刊、网络，施加舆论压力就可以了，不必处理。

可以看看国际上的做法。上世纪80年代，美国也没有处理科研不端的正规机构。不过后来，美国几个全国性机构出台措施、设立办公室，比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就设立研究诚信办公室，对科研不端进行规范化处理，通过合理而公正的途径得出大家能接受的处理结果。这一做法延续了下来。

目前，中国科技部设立了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也出台了一些政策，但这个办公室并不是常设机构，受资源所限，尚不能起到很大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纪检监察审计局也已开始工作，不过只负责处理经费申请过程中出现的不端，不负责其他。实事求是地说，这两个国家机构在公众中的影响，甚至可能小于某些个人网站。但这些个人网站，无资源无权力，只能进行举报和公开，无法起到国家机构可以而且应该起到的作用。

怎么处理科研不端？可能目前还没有很好的共识。有些部门已经制定出相关的规章制度，但无具体执行的常设机构和措施，尚无全国性的约束机制。所以，中国急需建立规范的体制，在已经出台的条文基础上，有具体的、可操作的机制，确立对全国有约束性、有调查权威的机构。

具体做法，可以借鉴和参照国外行之有效的相应机构和措施，比如，科技部的诚信办、基金委的纪检监察局就可以要求，国内任何申请科技部或基金委经费的单位，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制定处理学术不端的规章制度。如果不制定或者规章制度不被接受，那么该单位里的所有人都不能参加经费申请。科技部或基金委需要承担的职责包括：建立相应机构审批各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在出现学术不端问题时，审核各单位的调查和处理是否公平合理；如果某个单位连续几次没有通过审核，可以停止该单位申请经费资格1年；在个人不服单位审核、要求申述时，由科技部或基金委的相应机构进行终审。

当然，对于非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不端，教育部、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也可以设立专门机构进行处理。

规范的机制是否能够运作？中国的研究经费分配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自然科学基金委过去20多年的运作历史表明：建立适当的机制后，中国学术界是可以相当公平地运作的。我曾经参加过中国和美国的基金评审，我认为，虽然中国还有要改进的地方，但是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运作与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无本质差别。所以，我认为建立处理学术不端的机构，在中国也能成功地运行。

总之，对于学术不端的讨论已经不少了，现在需要更强的机制来保证具体行动的实施。 (北京大学教授 饶毅)

真相如何还原？

当公信力失去信任时，“官方说法”或者“官方消息”的传播效果也就丧失了。这就给各种肆意歪曲事实的说法甚至各种恶意猜想以大行其道的可乘之机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金兼斌

成熟的网络舆论平台应该具有严格而完善的监管体系，应该使思维清晰、理智健全的网民声音得到有序表达，应该使理性宽容成为舆论氛围的主流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葛傲天

网络启蒙，是一个自我启蒙的过程。每一个网民都是参与者、体验者，网络管理者与政府部门应该主动通过互动与及时公开相关信息，取信于民，获得公众的认同

——文化学者吴祚来

近期，“网络水军”现象愈演愈烈。面对日趋复杂的网络舆论环境，真相如何还原？网民和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警惕“水军”绑架民意

2010年7月14日，香港娱乐八卦媒体壹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霸王致癌》的文章，文章爆料超级明星成龙、王菲代言的霸王品牌旗下洗发水产品含有致癌物质二噁烷。当天，国内各大网站纷纷转载此篇报道，引起轩然大波。 后来，虽然经权威部门证实报道不实，霸王的商誉却已受到严重损伤。“网络水军”在此案例中呼风唤雨的舆论操纵能力令人记忆犹新。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葛傲天认为，网络平台是一个自由、平等、开放的公共舆论空间，它的一个特点是，当一方的声音过于强大时，独立、理性、客观的声音往往就会消退，因为谁也不愿意逆势而上，成为网络上的“众矢之的”。

因此“网络推手”的拿手好戏之一，就是迎合网民大众的心理和趣味，将时下的新闻热点和网民情绪结合起来，通过“借势”和“造势”使部分网民在无意之中充当了其炒作的“托儿”或者“打手”，一旦舆论的洪流聚集，就很快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席卷网络。

葛傲天认为，一个典型的现象是，在当事人的身份涉及“富、官、警”这些敏感词语的时候，有些网络舆论总是刻意强调受害者的“漂亮”、“学业优秀”、“孝顺”、“贫困”等等，来获取同情的力量，加大对施害者的仇恨，而仇恨的情感一旦过度膨胀，就会左右我们的判断，让他们离真相越来越远。

“网络水军”的组织、策划严密，行为分散，制造谣言或传播话题快速而有效，导致受害者往往维权成本高昂且效果有限。更为严重的是，网络民意的力量不仅仅局限在互联网上的虚拟空间，在如潮的民意之下，还可能会对司法的公正执行形成巨大的压力，甚至造成个别权力部门为了“平息民意”以及“民愤”使裁决屈从于网络舆论的现象发生。

究其本质，“网络水军”真正考验的是公众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也可以说考验的是网络舆论的成熟度。“成熟的网络舆论平台应该具有严格而完善的监管体系，应该使思维清晰、理智健全的网民声音得到有序表达，应该使理性宽容成为舆论氛围的主流”，葛傲天说。

网民要提升辨别能力

“艾滋女”事件，是近年来另一起“网络水军”制造的典型案例。

2009年10月12日，一名自称“闫德利”的写手在博客上发文，自述15岁时被继父强奸，后到北京上班，经人介绍去歌厅“坐台”。

13日，此人在博客中发布一份共有279个电话号码的“性接触者通讯录”，并称自己于2009年9月初被检查出感染艾滋病。该文称，被曝光的电话号码大都分布在北京、保定、石家庄，还有广东等南方省份的“接触者”与艾滋女事件当事人闫德利的照片。随之一起公布的还有400余张照片，其中不乏“艳照”。

此事经网络舆论的传播、放大，尤其是少数人和网站的故意发帖炒作，一时间引发舆论关注热潮。后经证实完全是子虚乌有。

在文化学者吴祚来看来，“网络水军”是有组织的、以赢利为目的、松散的网络造势团体，当事人出于某种商业或名誉目的，出资给网络公关公司，雇用闲散的网民，通过海量的转帖、跟帖、点击，形成虚假的网络民意，这就是典型的“网络水军”行为。

“而在另一些事件中，我们目前看不出有商业运作的背景支持，更多是网络民意造成的。”吴祚来说，“网络的虚拟性、网络与现实隔着一层保护层，使我们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与安全性，既可以感受到网络民意的强大，而强大的网络民意又不至于冲击到现实生活”。

吴祚来认为，新闻是一个过程，网民在体验与认知一个个新闻事件中，认识网络新闻的特殊性与过程性，从而提升自我的理性与辨别能力，公民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成长与成熟。网络启蒙，是一个自我启蒙的过程。每一个网民都是参与者、体验者，网络管理者与政府部门应该主动通过互动与及时公开相关信息，取信于民，获得公众的

认同。

须珍惜自身公信力

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在不少“网络水军”的案例中，有关部门即使站出来“辟谣”，但其声音往往在第一时间被网上舆论的“狂潮”淹没。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政府如何在此类事件中更好地说明真相，引导舆论？

对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金兼斌认为，建立和维护政府公信力和廉洁公正的声誉，需要长期努力，而削弱和破坏公信力和声誉则容易得多。因此，政府部门必须十分珍惜和重视其自身的公信力。这是其执法或者执政有效性的基础。

金兼斌认为，一些案例都表明，当公信力失去信任时，“官方说法”或者“官方消息”的传播效果也就丧失了。这就给各种肆意歪曲事实的说法甚至各种恶意猜想以大行其道的可乘之机。

当普通民众情绪中对“官方说法”有先天质疑时，加上对当今社会种种不公正现象的直接或者间接的感受，其对事件的解读往往容易有先入为主的判断，这就给“网络水军”、“网络推手”乘虚而入的时机。

在金兼斌看来，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即公众对事件真相不完全清楚时，容易对事件的起因作出“恶意的想象”，完全不利于执法或者公权机关；即使整体而言，执法机关或公权部门的执法或者执政是公平公正的。

“因此，公权部门必须对自己的权力所负载的责任和道义有高度的敬畏。这种敬畏应体现在日常的执政为民的实践中，而不是只体现在曝光后的突发事件的处理中”，金兼斌说。

房屋征收补偿将更加公平

房屋征收中给予多少补偿，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房屋征收补偿明确规定为“公平补偿”，很好地解决了房屋征收中补偿这个关键问题。 关于房屋征收补偿问题，《宪法》的规定是“给予补偿”。《宪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物权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是“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并依法给予拆迁补偿”。至于如何“给予补偿”或者如何“依法给予拆迁补偿”，宪法和法律并没有规定。《条例》则首次明确规定为“给予公平补偿”，并进一步明确了补偿内容，可以较好地把公共利益同被征收人个人利益统一起来，保护被征收群众的利益。

对于“公平补偿”，我理解包含以下两层意思：一是房屋征收虽然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不得不“强买”单位、个人的房屋，但价格要公道。而不是既要“强买”，又要给低价。二是被征收人之间所得的补偿要公平，不能想给哪个被征收人少补偿，就给他少补偿，想给哪个被征收人多补偿，就给他多补偿。

为了保障“公平补偿”，《条例》进一步作出了许多具体而又科学可行的规定：

一是在第三条中明确规定房屋征收补偿应当遵循“结果公开的原则”，并在第二十九条中进一步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这就使得每个被征收人得到的补偿是公开透明的，被征收人之间可以相互监督、相互比较。现实中人们通常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在这种思想下，即使补偿普遍给得多，但如果被征收人之间得到的补偿不公平，也不利于房屋征收工作的开展。 二是进一步明确了征收补偿内容，规定征收补偿不仅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而且包括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与临时安置补偿、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此外还可以给予补助和奖励。对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被征收人除给予补偿外，政府还要优先给予住房保障，使其不再等待轮候保障性住房。而在一般的房屋买卖中，房屋出卖人通常只能得到房屋价款。可见，在房屋征收中被征收人除了可以得到“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这种房屋价款，还可以得到其他补偿，这就可使房屋被征收的群众居住条件有改善、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

三是对其中最主要的“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规定不得低于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这不仅意味着被征收人所得的补偿不比在不被征收的情况下自愿进行交易所得的少，而且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实际上是房地产价值的补偿，它不仅包括地上建筑物价值的补偿，还包括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价值的补偿以及其他不可移动的财产价值的补偿。这种规定可以保证被征收人所得的补偿至少在市场上能买到类似的房屋。

四是明确规定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并为了保证做到“先补偿、后搬迁”和不拖欠补偿款，第二十八条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强制执行申请书应当附具补偿金额和专户存储账号、产权调换房屋和周转用房的地点和面积等材料。”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征收补偿费用应当足额到位、专户存储、专款专用。”

看看“大”字压倒了多少人（红船观澜）

一位在基层工作的干部曾经感慨：有时候静下来想一想，现在这个干法，就像在快速的车流里开车一样让人眩晕。而最令人恐慌的是，你根本不敢慢下来，因为路上所有的车连刹车都没有。

这个形象的比喻发人深思。今天，我们的社会正处在快速转型期，一夜暴富不再是“神话”，日新月异变为现实景象，所有人都被这股巨大的力量裹挟着，不同程度地产生了躁动不安的浮躁心理。然而，老百姓的浮躁是社会现象，而官员的浮躁，不但影响了政治生态，也加剧了社会的浮躁心态。

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干部的考评、选任依然存在各种制度落实上的缺憾，利益分配上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这在一个变化每天发生，一不留神就要“落后”的时代，着实让人放不下心，安不下神，恐慌、焦虑、攀比、郁闷，种种负面心态，时时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困扰。于是，干部中热衷“短、平、快”，恨不得“一头刨出个金娃娃”的急功近利者有之；兴师动众，搞“政绩工程”的好大喜功者有之；架空程序，轻率随意地“拍脑袋”决策者有之。

四川泸定县是大渡河畔一个人口仅8万的山区县，2005年的地方财政预算收入还不到2000万元。但时任县委书记的黄文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策：争取国家支持，在大渡河上建装机容量92万千瓦的大型水电站，预计投资达100亿元。这样的“大手笔”，是何等的气魄！国家发改委还没立项，泸定就开始举全县之力进行移民和前期工程，引来群众集体上访，黄文的受贿、腐败等问题也由此败露。他在狱中反思说，当时决策动机很简单，泸定是个小县，只有大项目才能带来大政绩，有了上百亿投资的大电站，经济支柱有了，自己的政绩就有了。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中，出发点首先是要“大变、快变”，尽快出显性政绩，而不是考虑民生等长远问题。

“大项目才能带来大政绩”，这才是官员求“大”背后的实质。人在“台上”，干事容易追风逐浪，思路是“攻城略地”式的狂飙突进，既听不到不同声音，也听不进不同声音。唯有落下马来，才头脑“清醒”，回归平静，找到“病根”。有干部说，官员求“大”能成，从决策机制上讲，是“一把手”架空正常决策程序，掌握了决策的绝对主导权，导致背离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要求，使科学发展的理念无从落实；从监督机制上讲，是党政“一把手”权力过大，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许多在职的党政“一把手”大多反映手中权力小、责任大，希望上级进一步下放权力；而落马的干部则普遍感到，目前决策体制赋予“一把手”权力过大，缺少监督与制约。

看看“大”字压倒了多少人，想想“大”字是如何压倒人的，这对今天依然在台上求“大”心切的干部是警醒，对各级党组织是提醒：识别和考察干部，不能只凭听一两次汇报就判定一个干部的好坏，只看一两个工程就评定干部政绩的大小。只有把科学考评干部的标准落到实处，才能釜底抽薪，祛除干部急功近利的攻心之“火”；只有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才能使其真正运行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避免更多干部成为决策体制之弊的“牺牲品”。

警惕“挂羊头卖狗肉”（公民论坛）

据媒体报道，近些年，我国在城市建设、旧城改造中，历史文化遗产遭破坏事件仍时有发生：鸦片战争战场定海古城被夷为平地；长沙福源巷37号“左公馆”一夜之间被铲平；遵义会议会址周围的历史建筑被一拆而光；福建的三坊七巷名存实亡；郑州以“一路、一区、一城”为标志，古城全部翻新……

历史文化遗产在现代化建设中遭毁坏，曾是许多国家的“伤心史”，而我国一些地方政府目前正书写着这部必将令后人伤心的历史。

历史文化遗址最常见的命运有两种：一是被视为阻碍城市发展的裹脚布，湮没在旧城改造掀起的沙尘中；二是被当成摇钱树，一番文化炒作和公园化改造后，使其面目全非。不管是哪种命运，背后好像都有房地产的影子，拆，是为了盖房子；炒，是为了卖遗址周边的房子。正如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舒乙形容的：挂着文物的“羊头”，卖房地产的“狗肉”。

历史文化遗址一般都处在城市的黄金地段，眼看着房价日日上涨，当地政府坐不住了，开发商眼红了。任何东西一旦被权力和资本同时盯上，命运就开始改变了，历史文化遗址当然也不例外。它们往往逃过了天灾，躲过了战火，屹立百年千年而不倒，却在一夜之间沦为推土机履带下的残砖破瓦。再过段时间路经此地，万丈高楼已拔地而起，谁会记得几个月前这里的秦砖汉瓦、雕栏玉砌？

明目张胆的毁灭尚能遭到有识之士的抗争，最后不管能不能保住老祖宗留下的那点儿家底，最起码能引来关注，阻挡一下铲车大军行进的车轮。最为可怕的还是那些打着保护旗号所行的破坏之举，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游乐园式的遗址公园建设”。有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追求GDP数字,为了自己的政绩，对历史遗址进行了彻底的改头换面，从这些富丽堂皇的建筑中完全看不到历史文化的印记，看到的只是急功近利和蔓延其中的浮躁。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国家的魂。文化遗址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房子再贵、地皮再抢手也要给这些历史的见证者留下容身之处。需要时，捧得高高的，又是修复，又是重建；不需要时，毁得干干净净，不留一丝痕迹，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历史文物，就是一个“不孝子”，必遭后人耻笑。

如何避免敛财式旧城改造

现行财政体制需完善（问诊专家）

●大跃进式的旧城改造与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财力有关

●即使调整了财政体制，若不改变当今国有土地事实上的地方所有制，地方政府依然不会放着资源在身边而不去动用

●如果城市规划是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旧城被毁的可能性将大为下降

●应建立健全分税制财政体制，让地方政府有与其事权（支出责任）相对应的财权和财力。这样，地方政府卖地冲动将大为减少。还应健全个人财产权利保护制度，这样即使地方政府有卖地冲动，也难以野蛮拆迁

编辑：近些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全国各地的老旧城纷纷面临或已经“被改造”。在“旧城改造”的旗号下，许多位于城市黄金地段、具有文物价值的老城被大拆大建式的“改造”摧毁了。有舆论认为，这种大跃进式的旧城改造很大程度上缘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利益冲动，而这种冲动又与现行财税体制有关，因卖地的钱归地方财政。在您看来，引发这种大拆大建式的旧城改造的原因有哪些？

杨志勇：具有文物价值的旧城被毁，的确令人痛心。应该说，为改善生活条件而进行的旧城改造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对超越民众意愿，或以所谓公共利益为借口进行的以“揽财”为实质内容的大拆大建式的改造，毫无疑问要加以抨击。

大跃进式的旧城改造与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财力有关。不少地方基础设施需要改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需要提高，但是地方政府手中缺乏必要的财力。最现实的是，通过拆迁和开发，释放出土地资源，为地方政府融资。 现行财税体制的基本框架是1994年确定下来的。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意义非常重大。它从总体上确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适应的财税体制框架，为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财力基础，促进了宏观经济的稳定。但在客观上，由这次改革所设定的提高“两个比重”（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所决定，地方财政特别是省以下财力相对缺乏，亟待通过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来加以解决。在这种框架下，地方政府为了保正常运转，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就会另辟财源。即使是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一般预算收入也主要用于保运转，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资金更多地通过其他途径来加以解决。地方政府绕过预算法的规定，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政府性债务。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还严重依赖土地财政，取得可支配收入。现行财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的形成还与地方官员的政绩评价体系有关。卖地、土地开发很容易做大当地的GDP。这种诱惑力对地方官员推动拆迁来说也是非常大的。

从现实来看，土地财政的形成也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地方政府一开始只是在局部地区进行改造，后来往往就推向整个城市的重新规划，转向“经营城市”。一旦将“经营”的理念引入政府运作，在收获“效率”的同时，由于缺乏必要的有效监督，也必然带来侵害民众利益等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

编辑：实际上，地方政府与开发商是这类“旧城改造”的最大受益者。国土资源部负责人本月7日在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披露的数据显示，去年我国的土地出让金总额高达2.7万亿元，同比增幅达70.4%。像大连这样的二线城市，其去年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也已突破1000亿元，跻身全国前三名，难怪有读者质疑其“旧城改造”。对国内土地市场如此疯狂的“盛宴”，近来舆论质疑声不断，有媒体追问，土地出让金缘何能在“最严调控年”里创下新高？巨额的“卖地”进账如何使用？地方的“土地财政依赖症”是否会进一步加剧？您怎么看这些质疑。

杨志勇：“最严调控年”土地出让金创新高，直接源于人们对未来房地产价格仍会高企的预期。地方政府没有动力降低地价。降价意味着地方政府财富的缩水，也意味着地方政府“卖地”将不再那么顺利。买涨不买跌，决定了地方政府为了持续获得土地收益，必然会采取不断抬高地价的做法。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地方政府是土地供应的垄断方。利用垄断优势，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调节供地节奏，实现地价不降反升的目标。

卖地收入中除了用于补偿成本外，相当一部分用于公共服务，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部分使用效率不高或没按照规定合理使用的问题，例如，保障性住房投入不足就是一个突出问题。

如果不完善现行财政体制，地方“土地财政依赖症”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即使调整了财政体制，地方财权和财力都有了明显的增加，如果不改变当今的国有土地事实上的地方所有制，地方政府仍然不会放着资源在身边而不去动用。

编辑：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其土地资源都是有限的，寅吃卯粮式的土地财政肯定不利于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也对不起子孙后代。老城往往因其位于城市的黄金地段而受垂涎，而遭拆毁或肢解。您认为该如何扭

转这种现状？国家应做哪些制度及政策方面的调整与安排？应如何利用财税杠杆来遏制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使老城的城市功能得以完善而不遭劫难？

杨志勇：如果城市规划是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旧城被毁的可能性将大为下降。国家应该做的是如何有效保护个人财产权利。国家不能仅仅因为要土地开发，就让旧城居民特别是祖居旧城者搬走。国家要出台有关制度或政策，防止以“实现公共利益”为借口实则为了牟利的拆迁行为。

关于旧城改造，一直有两种不同意见和做法。一是保留老城，另建新城。实践中也有例子，如云南大理。但现实中更多的是另一种做法，拆旧城，建新城。这种做法成本相对较低，但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特别是不尊重个人财产权利的做法，对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不利的。

应该建立健全分税制财政体制，让地方政府有与其事权（支出责任）相对应的财权和财力。这样，地方政府卖地冲动将大为减少。还应该健全个人财产权利保护制度，这样即使地方政府有卖地冲动，也难以野蛮拆迁。

土地财政是不可持续的。地方政府应该建立起具有稳定收入的可持续的地方税体系。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地方财政在一定程度上是土地财政，但土地财政收入不应是卖地收入，而应是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收入。

编辑：卖地收入怎么用是百姓特别是被“改造”户、拆迁户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近几年，国务院、财政部都有明文规定，强调土地出让收入应用于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土地开发支出、支农支出、城市建设支出、其它支出（包括城镇廉租房住房保障支出等）。但从现实情况看，老百姓很难知道地方政府的这些收入究竟是怎么用的。如何从制度上保障公民利益不受侵害？如何保障公民对土地出让金使用情况的知情权、监督权？

杨志勇：从理论上说，只要被“改造”户、拆迁户得到了合理的补偿，他们就可以不必特别地去关心“卖地”收入的去处。但在现实中，补偿价格往往是不合理的。合理的补偿价格（市场价格）与实际补偿价格之差，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超额收益。再加上拆迁改造经常是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进行的，他们关心卖地收入的去向就非常正常。 实际上，对政府的这种卖地收入，普通老百姓有充分的理由予以关注。这种收入不管形成途径如何，都构成了公共收入。当务之急是进一步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尽可能公开政府信息。通过完善政府全口径预算（综合预算），在不泄密的情况下，尽可能公开政府所有收支信息。阳光之下，违规行为必将减少。

从制度上保障公民利益，还是要真正落实《物权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益。

从根本上遏制

政府卖地冲动（编辑视线）

几十年前，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那看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土地会成为来钱最快、最炙手可热的东西。本月出炉的两组数据很值得关注：2010年，我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近39.8万亿元，增速10.3%；同年，我国的土地出让金为2.7万亿元，同比增加70.4%，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76.6%（土地财政的突飞猛进令GDP增速相形见绌）。这一比例，既反映出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也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对卖地的热衷程度。在这种近似疯狂的买卖下，一片片传统街区顷刻间被夷为平地，一幢幢不可移动文物迅速消失。

不能否认，老旧城改造对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不能忽视或无视那种在“公共利益”旗号下大拆大建所带来的对历史文化遗产、遗存的损害乃至毁灭。如果说街区可重建，文化也可重塑，那么文物却是不能重现的。所以，如果将保护文化遗产与发展社会经济排个序的话，保护显然不能居后，发展尚可量力而行、一步步来，而保护已是刻不容缓，因为在现有境况下，老祖宗留下的许多宝贵遗产很可能会毁在我们这代人手上。

那么，怎样才能抑制地方政府对老旧城区大拆大建式的“改造”冲动呢？今天的“问诊专家”或许提供了一种思路，我们希望能引起更深入的探讨与思考，以促进问题的解决。

客观地说，近些年，一些地方政府以旧城改造名义实施的土地买卖，主要是为了充实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地方财政。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是，在现有财税体制下，许多地方财政“囊中羞涩”。目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达数万亿元（相当于2009年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两倍多）。如此大的债务压力，加剧了地方政府的敛财冲动。在利益驱动下，“老旧城改造”往往也就沦为敛财工具。此外，目前国有土地管理制度上的缺陷与漏洞，监督机制的缺位与失灵，唯GDP是问的政绩考核标准，也给地方政府的逐利冲动提供了实施的可能。固然，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很多缘于城市基本建设及其它基础设施建设，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或缘于地方大跃进式的超速发展、超前建设，或缘于高比例的行政成本支出。

所以，要保护老旧城的文化遗存、保护地方各具特色的历史文化遗产，就必须遏制“土地财政”；要遏制“土地财政”，就必须深化财税制度、土地制度、政绩考核制度、监督机制、行政体制等多方面改革，从制度安排上，让地方政府拥有与其事权相对应的财权与财力，通过良好的管理与服务，得到保障民生、发展经济的必要资金，而不必以

文化遗存的损毁为代价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摆脱“吞云吐雾”的生活（环球走笔）

新年伊始，西班牙开始实施被视为欧洲最严厉的禁烟法，在所有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设施内全面禁烟，医院、幼儿园等地方的室外公共区域也禁止吸烟，能吸烟的地方只剩下赌场、游戏厅、旅馆房间等少数室内公共空间及烟民自己家里。违反禁烟法的罚款，最高可达60万欧元。包括西班牙在内，欧洲目前已有18个国家立法在公共场所禁烟。 与欧洲类似，美、亚、非洲的很多国家也先后立法或规定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并禁止媒体和公共空间出现诱导人们吸烟的信息。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想吸烟的人只能进自家屋里；而澳大利亚禁止抽烟的范围，甚至包括了那些有25％的面积没有屋顶的场所。正是这些“近乎苛刻”的禁烟法令，让“在公共场所万万不能吸烟”的意识融入人们的大脑之中。

除了立法，更多国家采用的是“心理诱导法”，利用信息对人们心理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烟盒上的警示性广告。一排烟渍斑斑的大黄牙、被烟熏得发黑且千疮百孔的肺和面目狰狞的烟熏骷髅，看完之后既害怕又反胃，哪里还有吸烟的欲望。这一招看似过猛，其实效果不错。统计结果表明，自从泰国政府规定烟盒必须用一半的面积印上这类警示性图片之后，泰国女性、青少年和中产阶层吸烟人数逐年递减。

阻止诱导性信息的传播，自然很有必要。研究表明，很多青少年开始吸烟，重要诱因之一是烟草广告和影视作品对吸烟行为的刻意美化，误导了他们尚未成熟的判断力。目前，绝大多数国家都明令禁止媒体上出现烟草广告。美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还禁止烟盒上印有“低焦油”、“清淡”或“柔和”等误导性标签。1999年美国政府起诉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理由之一就是后者利用“清淡”和“低焦油”等标签欺骗公众。该公司被判犯了民事欺诈罪，不得不出巨资来赔偿政府支付的医疗费、限制烟草广告和营销、提高烟草价格。

对于影视剧中暗藏的诱惑性信息也不应放过。在不少影视剧中，吸烟者往往被塑造成一种潇洒、不羁或深沉的形象。它无形之中对观众产生了心理暗示，其危害性绝不亚于明目张胆的烟草广告。

社会行为心理学专家提出，吸烟属于个人行为，人们有选择的自由，但它不能影响公共环境，造成更多的无辜者被动吸烟，从而影响身体健康。这也正是众多国家制订严苟法律的动因之一。作为社会成员，人们的行为往往受社会时尚和潮流影响。禁烟能否成功，既取决于吸烟者自身态度的改变，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大环境对吸烟的态度。一方面传播禁烟的警示性信息，另一方面阻断吸烟的诱惑性信息，创造一个拒绝吸烟的社会氛围，将能帮助更多烟民摆脱“吞云吐雾”的生活。

此消彼长（国际视野·2011年全球政治形势展望(上)）

过去一年大国关系所展现的最明显结构变化，是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地位与影响呈现此消彼长态势。2011年，这种态势会有更突出表现，从而进一步推动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

从经济形势来讲，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西方国家尽管开始了复苏，但增长前景依然黯淡。据联合国2010年12月发布的《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和展望》预测，美国2011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10年的2.6%放缓到2.2%，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为1.3%，而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则在1%左右。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中国和印度的带领下将增长强劲，预计中国2011年经济增长率为8.9%，印度为8.2%。当然，也有一些预测认为，美国经济尽管存在风险，但复苏将提速。不管怎么说，2011年新兴大国仍将是世界经济的主要推动者。

在政治方面，近年来由于受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掌控世界事务力不从心，不得不进行战略调整。2011年，美国将继续这一进程。在伊拉克，美国计划全部撤军，但绝对不会放弃付出重大代价所得到的战略利益。由于伊拉克国内安全局势一直不稳，暴力事件持续不断，2010年议会选举后历经9个月才完成组建的新政府掌控局势的能力十分有限，因此美国不得不保持政治干预和经济投入。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战争的“泥潭效应”仍然存在。

在阿富汗，2010年美国增兵之后，局势并未改观。北约新年伊始承认，尽管付出巨大努力，但未能削弱塔利班。事实表明，仅依靠军事打击，美国不可能取得阿富汗战争的胜利。美国曾想“边打边谈”、两手并用，但收效甚微。从形势的发展看，美国要实施开始撤军的计划困难重重，会继续深陷在这场战争里。

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影响力下降形成对比的是，新兴大国在国际互动中的地位与作用保持上升态势。2010年12月，“金砖四国”决定接纳南非加入，进一步加强了新兴大国合作态势。尽管南非的国力与其他“金砖国家”比还有较大差距，但它作为非洲国家的代表会使“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影响扩大，从而在全球治理的意义上推动国际秩序的演进。

在世界格局持续调整过程中，中美互动备受关注。进入2011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为中美两国关系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新阶段奠定了基调、指明了方向。两国发表《中美联合声明》，确认中美双方将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两国确定中美关系今后的发展方向，是基于中美在双边、地区和全球

领域广泛开展合作的事实，旨在进一步推进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以相互尊重的精神开展伙伴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实现互利共赢，更好地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贡献。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如何增进战略互信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突出课题。《中美联合声明》体现了两国在战略层面增进了解、求同存异、加强互信的积极意愿，宣布了两国高层及机制性交流计划，相信这些举措对进一步增进两国战略互信将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由于在新的一年里欧洲还难以摆脱债务危机，亚洲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日趋活跃，美国把战略重点进一步转向亚洲，大国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权力东移趋势，亚洲成为世界政治中心舞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将成为解决贸易、金融、核不扩散及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角色之一。尽管在中美之间会不时出现影响双方关系的热点和难题，但双方的互动在合作大局中会进一步走向机制化，双方有机会在日益增多的领域基于共识成为合作伙伴。

“送礼中国”越红火，理性社会越遥远 中青报1.25

中国作为最讲究礼仪的国度，大约是举世公认的，由来已久的礼仪之邦之说便是明证。

虽然“礼之用和为贵”之类的礼赞吟哦已不再令如今的大多数国人所耳熟能详，但是丝毫也不妨碍送礼之风弥漫。眼下正值年关，国人的“礼性”行动正在规模空前地展开。送礼正如当前的春运一样，算是一项全民总动员的盛举了。

晚辈要给长辈送礼，孩子（家长）要给教师送礼，企业要给关联单位关键人物送礼，方方面面要给官员送礼，同在官场，下级更是挖空心思忙着给上级送礼。政府及相关部门呢，大约也没有闲着，正在本地、异地大肆举行各类答谢宴会、联谊活动，大量派发礼品礼金。一片送礼的折腾景观，使年关更为忙碌、更为紧张、也更为混乱。正常的生产经营、正经的公共服务可以为之暂歇，一切的活动安排围绕着送礼这个中心展开。有兴趣者不妨调查一下年关的私务、公务活动，恐怕正好印证了所谓“天下熙熙皆为礼来，天下攘攘皆为礼往”。

《礼记》有谓：“夫礼者，自卑而尊人”，“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其中所体现的礼节仪式、交际原理、社会秩序、和谐文化，应该说不无可取之处。作为中国人，本着取其精萃去其糟粕的精神学习之、运用之、实践之，对于提升道德修养，润滑人际关系，丰富人生旅程，减少成长遗憾当是大有裨益的。至少从知恩图报的意义上讲，笔者并非一概反对送礼，但是，对于由愈演愈烈的送礼之风所成就的“送礼中国”，却不能不备感纠结。

综观时下之“礼道”，恐怕起古代之礼学大家于地下，也只有目瞪口呆的份儿了。一是送礼的码子越来越大。无论是年节之礼，还是人情往来之礼，正在从一种必要的人情调节剂变成沉重的人情债务。不客气地说，此项开支大约正如CPI的猛涨一样，正在成为中国公民的一大负担。二是送礼的动机则越来越可疑。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这曾经是吾国作为礼仪之邦礼的精华所在。但是，如今送礼的大多并非发自内心，更多的是有所求而送，有所利而礼，其间的情状真个是，说不尽的钻营之术、谀媚之态。纯洁人际关系的芳馨，已被以“礼”取人的恶臭所污染。三是送礼越来越成为腐败的代名词。送礼的钱袋，已经大步跨越了公民私人的腰包，而企业的公关费用、政府的招待开支之类正大唱其主角。不仅使市场秩序、官场清仪之类大受冲击，而且正在成为腐败的渊薮。最具讽刺意义的是，不论有关方面出台多少规定，也不论腐败的典型案例中有多么深刻的警示教训，都挡不住送礼者的脚步，更挡不住衮衮诸公们的收礼欲望。

送礼成风，不仅大大有违建立文明国家之祖训，也与公平公正的现代社会之诉求背道而驰。对此项盛事的观察，我能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送礼中国”越红火，理性社会越遥远。

天价补贴何以年年遭批年年获批

广东省人大21日开幕，代表报到时都收到《广东省2011年省级部门预算草案》。有代表发现，按此预算，省8所幼儿园一年花费超过6863万元，比去年有所增加。省财政厅一位处级干部解释，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幼儿园是相关机关的一个附属事业单位。（《羊城晚报》1月22日）

读罢这则新闻，笔者深以为耻，甚至认为不屑一评。为何？

一是机关幼儿园该不该得到“天价”财政补贴，实在不值得辩驳。但是，广东有数家机关幼儿园却很“特殊”。说它们特殊，一是因为这几家幼儿园迥异于企业办、民办幼儿园，不仅有编制，而且每年还能享有“天价”财政补贴。二是，这样的机关幼儿园是为公务员免费开办的，而其他百姓的子女入学，却需交纳高额赞助费。百姓的纳税钱只泽惠“官二代”，而非社会公众，这样的“天价”财政补贴缺乏正当性。据媒体分析，广东这几家机关幼儿园每个幼儿每年要补贴2万元！而普通百姓的孩子上幼儿园，每年却要交一万甚至数万元学费，试问，社会公平与正义体现在哪？

二是舆论批评乃至人大的尖锐批评，批了10年又有何用？广东机关幼儿园获“天价”财政补贴一事，实乃“旧闻”，

媒体年年重提，不过是“炒新闻冷饭”。笔者在网络搜索得知，自2003年开始，广东数家省级机关幼儿园在人大会上通过财政预算获取“天价”补贴问题，几乎年年是媒体热议焦点，年年引发潮水般舆论批评，年年遭受一些人大代表的“炮轰”，年年却顺利获批，至今历时已近10年。然而，机关幼儿园的财政补贴不仅岿然不动，反而在批评中高歌猛进，逐年提高。比如，2004年补贴2000万元；2009年补贴6000万；2011年则达到近7000万元。

机关幼儿园何能获“天价”补贴？2004年，官方解释是“体制原因”；2010年解释为“历史遗留问题”；而今年又解释为“历史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有关部门明知但不能戳破的“实话”应是“权力自肥”——在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机关就该享特权”理念根植于骨髓的语境下，机关幼儿园享有财政补贴，是理所当然的机关福利。有了这种理念，加上自身掌握着财政分配的权力，本能地把资金优先用于机关单位，用于政府自身，也就不足为奇了。 过去，公众特别是人大代表抱怨财政预算报告如同“天书”，大呼“看不懂”。然而，人大代表看懂预算报告又能如何？比如，广东机关幼儿园补贴一事，近10年来，媒体每年都要曝光，公众都要批评，人大总要“炮轰”，但“天价”预算补贴还是顺利获批，这是何等的滑稽可笑？

机关幼儿园“天价”补贴年年遭批年年获批，注定会引发一种公众焦虑——连公开的预算中都是问题重重，那不透明、不公开的财政预算，又能如何被科学合理分配？看来，一年一度的财政预算，人大不仅要看懂，关键还要有话语权——敢于否决不合理的预算。

解决“啃老”缺的不是法律规定

江苏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对《江苏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草案修改稿）》进行了审议，修改稿增加了对“啃老”现象的规定：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要求老年人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以物业或者其他理由，骗取、克扣或者强行索取老年人的财物。（综合近日媒体报道）

时下“啃老”现象的确已成为一个不能小视的社会问题，有调查表明，65的家庭存在“啃老”问题。但是，江苏省的这一新规，对缓解“啃老”现象却没有什么意义。

对有独立生活能力成年子女的资助要求，老年人有权拒绝，实际上法律已有了明确的规定。根据《婚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解释，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限定在未成年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范围内。也就是说，根据现有法律，老年人已经有权拒绝有独立生活能力成年子女的资助要求，地方法规再重复这一规定，纯属多余。至于骗取、克扣或者强行索取财物，不光是针对老年人，针对任何人都违法，也用不着再重复。

法律早就赋予老人拒绝被“啃”的权利，但“啃老”现象还是这么严重，充分说明这不是法律规定能解决的问题。“啃老”现象日趋严重，其实是一个无奈的问题，一方面，是“被啃”老人的无奈，一方面是“啃老”者的无奈。 应该说，很多老人是情愿“被啃“的，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在中国传统中，父母子女之间，你我界限分得不是很清。一般认为，父母的就是子女的。更有很多父母，总以能给子女提供好的生活条件自豪，不能给子女创造生活条件的父母，内心未免内疚。如果说子女生活没有着落，自己还能过得去的话，有几个老人不愿意给子女帮助？不能排除，一些子女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父母本不愿纵容子女的行为，但扯不断的亲情，让他们无法强硬地拒绝。而拿起法律武器，则属于最强硬的行为了，一方面，家丑不可外扬，另一方面，陷子女于不利。所以，法律再强化他们的权利，也未必管用。

对于绝大多数人说来，如果自己能有办法自食其力，是不会总“粘”着父母不放的。在“啃老”现象日趋严重中，我们不能忽视其映射出的就业难问题。没有工作，就只能靠父母帮助过日子。对于这些因找不到工作而陷入困境的年轻人来说，求助父母是无奈的选择。

双方的无奈，实际反映了解决“啃老”问题的方向。一方面，“啃老”更多还是属于“家务事”，当事人要解决，其实不缺手段，更多的是当事人愿不愿意下决心解决的问题；而外力干预，往往难起作用。另一方面，解决“啃老”的根本之道，还在于发展经济，发展民生，让更多的人能就业，同时加大对失业者的社会救济，让其无须“啃老”。

我与北大“帐篷哥”惺惺相惜

最近，北京多家媒体报道了《帐篷哥夜宿清华旁听北大》的消息：“出生于1990年的赵铭（化名），去年参加了高考，并顺利考入山东一所理工类高校。一个学期后，他主动退学来京。目前，赵铭每天都会去北大旁听课程，为了省钱，他每晚都在清华大学青年公寓楼道中搭起帐篷过夜。”

看完报道后，不禁想起15年前，我在北大旁听的一段特殊经历。

1996年3月14日，26岁的我，带上父母积攒多年给我娶妻成家的3000元钱，怀揣着梦想，只身来到京城，开始了我的北大寻梦之旅。可仅过了几个月，手中的3000元钱就所剩无几了。住宿也成了难题，正一筹莫展之际，我偶然发现了北大第二教学楼的后面，有一间闲置不用的四五平方米的小储藏室，我就找来砖头和木板，搭成了一张简易的床铺，并取名为“静心斋”。白天在课堂上听课，晚上回到蜗居里，在烛光下写东西，尽管没有暖气和水电，墨水瓶里的墨水有时都结了冰，我仍怡然自乐。

可惜好景不长，后被校方有关人员发现，只得搬离。为了生计，我不得不在学习之余想办法挣钱。首次打工是帮一家公司抄信封，两天就挣了120元，为此乐了好一阵子。有一次，我与一位民工套近乎，得知拆房时整理砖头，一块能挣3分钱，课余我就去整理砖头，几天下来，手指头都磨出了血??

后来，在北大教授楼开炤、张兴根等老乡的帮助下，我在北大出版社找到了一份校对工作，生活有了保障。北大的旁听传统，让不少求知若渴的有志青年，在这里梦想成真。他们有毛泽东、沈从文、瞿秋白、陈毅、柔石、冯雪峰、杨沫、金克木等等。

2001年3月22日，我写了一篇《北大边缘人的故事征稿启事》，翌日在北大三角地张贴后，“北大边缘人”不胫而走，这一称谓很快就成了在北大旁听、考研等游学群体的代名词。我倡导的北大游学活动，也得到了北大学界泰斗张岱年先生的认可，他欣然题词以示支持：“追求真理，振兴中华”！

如今，“帐篷哥”媒体走红后，境遇却不佳，已不能继续在清华“安营扎寨”。我通过媒体的朋友找到了他，并请他来家里做客，将我在北大10余年的旁听经验与他分享。我与妻子商量后，决定临时为他提供食宿，帮他度过难关，还鼓励他半工半读，以早日结束“帐篷求学”生涯。

晚餐上，“帐篷哥”夸我妻子做的饭菜是他来京后吃过最好的饭菜！一顿普通的晚餐，竟然引起了他如此的感慨，让我心酸不已。

从“帐篷哥”身上，我看到了众多旁听生的影子。作为曾经的北大游学者中的一员，我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伸出援助之手，让他们梦想成真！

逐渐适应百姓的怀疑和挑剔

新华社下属的一家报纸近日做了一组有关社会信任的报道，网络关注度颇高。该报道用了近几年发生的大量事例，包括前不久的钱云会案，直指怀疑和警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用该报道中的一句话说，就是“假的我们不信，真的我们也不信。”

社会信任是一个社会维持正常运转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普遍的信任不复存在，后果的确非常可怕。因此，我们需要关注信任问题，不能让不信任像癌变一样到处扩散。但由此是否就可得出结论，所有的不信任都不好？不是的。在我看来，对政府的怀疑和不信任未必就是坏事。

道理很简单。现实中的政府一般都处于强势，而政府又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既然是人，官员也就具有人的优点和弱点，其道德不会比普通人高尚，因而，在巨大的权力诱惑面前，难保他们不会利用行使公权力的机会，以权谋私，出台损害社会公益的政策和措施，尤其当这种权力缺乏有效监督时，更是如此。退一步说，即使政府的施政动机出于善的考虑，由于人的理性的局限性，也难保结果对行政相对人不造成损害。现实中，不少政府行为都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结果却是假公济私。

所以，在一个举措出台时，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其行为，怀疑其动机，竭力找出它的害处来。不仅如此，还要设计一套制度和体制，对政府的“必要之恶”加以限制，使之不超出一定的范围。只有这样，才能迫使政府随时处于民众的监督下，最大程度减少政府打民众“坏”主意的机会，从而去施良政，达善治。

目前的问题是，我们的政府架构设计和运作体系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假设基础上的，认为管理者具有比普通百姓更高的道德，所谓“爱民如子”，因而在政治架构的设计中，也就缺少实质性的权力制约和制衡内容。尤其是基层政府，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其一言一行都被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如果政府像一种“不可抗的超自然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既无须向百姓解说，也不用征求他们的同意或意见，而百姓除了被动接受，别无选择。那么，政府纵然是出于好心办好事，也难以得到他们的理解与认同。

因此，人们看到，尽管执政党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颁布了很多法律和制度强化对官员和政府施政行为的约束与监督，但民众对政府及其官员，尤其是基层政府及其官员的不信任有增无减。有关调查显示，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最高，省级次之，地级再次，县级最差。不仅民不信官，官也不信民，官在民看来是贪官，民在官看来是“刁民”，两者互相影响和强化，彼此猜忌，致使社会的裂痕越拉越大，最后的结果，就是官民之间的对立和对抗。

要改善政府的公共治理，重建官民互信，须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政府应当在行政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增强公开性与透明度；二是政府和民众在公共事件的讨论和行动中，要有意识地遵循公共理性；三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培养对话精神，形成良好的官民沟通机制；四是培育和建立一支独立的第三方仲裁力量。

如果处处用怀疑的眼光去挑剔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才能够在管治中努力改善自身的行为，以良好的政绩让百姓来信任自己，从而最终成为“好人”。以此建立起来的官民关系，才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而当前的关键，是政府要逐渐适应百姓的这种怀疑和挑剔。

过度医疗的危害人们知之甚少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年前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透露出几个数字：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

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

过量输液其实反映的是一个非常简单但又尖锐的问题，医药是有害的，只是，专业人员不愿提及，而公众意识不到，也难以了解内情。

早在1860年，身为医生和作家的霍尔姆斯就向美国马萨诸塞州医疗协会致函，对当时的医药作了评价：“我坚定地认为，如果全世界的药品，像现在使用的这些，要是都能被沉入海底，那将是全人类的幸事，同时也是鱼类的不幸。”霍尔姆斯认为，人类文明迄今为止全部的“治疗”和“药品”的功效，放到一块儿，就是一个词——“有毒”。所以，医药带来的害处多于带来的好处。

尽管有很多人并不同意这个结论，但是，重温这个观点无异有崭新的意义。中国的过度治疗，包括滥用抗生素和过度输液，已经在为“医药带来的害处多于带来的好处”做出生动的解释。世界卫生组织的用药原则之一是，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但是这一原则早就在中国被突破，人们最常见的治疗方式之一，就是输液和使用抗生素。 输液的危害之一是，发热反应。输入致热物质、输液瓶清洁灭菌不完善或被污染等原因，都会导致病人发冷、打寒战和发热，严重者高热达40～41摄氏度。危害之二是，导致肺水肿。因为输液速度过快，短时间内输入过多液体，使循环血容量急剧增加，心脏负担过重而引起水肿，严重者有生命危险。危害之三是，静脉炎，因为长期输注浓度过高、刺激性较强的药液，或静脉内放置刺激性大的塑料管时间太长，可引起局部静脉壁的化学炎性反应，也可因在输液过程中无菌操作不严，引起局部静脉的感染。危害之四是，空气栓塞。原因在于，输液时空气未排尽，橡胶管连接不紧有漏缝。只要少量空气进入静脉，患者就会感到胸部异常不适，随即发生呼吸困难、严重绀紫和缺氧，并可导致猝死。

专业人员并非不知道这些危害，只是不愿对病患者和公众说出而已，原因在于医药的巨大利润。即使有个别患者坚持要输液，以医生的理性和人文关怀，也应加以劝阻，并且针对病情下医嘱。如同霍尔姆斯所言，医生的工作应该是为病人提供精神上的支持，鼓励他们养成明智、健康的生活习惯，而不是鼓励他们用药和对他们多用药。 造成抗生素滥用和输液过度的原因还在于，医生对疾病的理解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对药物治疗能力的理解却没有太大的发展。医生们顺理成章地认为，科学给他们提供了许多神奇的新药，在对病人使用时，没有必要进行任何复杂的风险评估实验，也没有必要仔细权衡利弊轻重。

世界上不缺药物，真正缺乏的是用药的思维和方法，以及对人的关怀。少用药、巧用药和最好别用药，应当是医生首要的治疗原则。

无知无畏的过度输液

感冒发热高烧不退，听从医生建议输液，三天药量，瓶瓶罐罐很沉的一大袋。拎着注射液路过大厅，遇上一熟人，该医院资深药剂师，与她聊了一会，她看我手中这一袋子药水，轻声说：“不就是一个感冒，能不输液就不输液。” 想起她全家都是“不输液者”。她女儿今年11岁，竟然坚持只有两次的输液记录。而她自己和丈夫，可以做到不服药，只服用姜汤，也可以痊愈感冒。记得一次她在席间“数落”大家，说你们一感冒就吃药，而且吃的竟然是抗生素，体温上升，就要求医生输液，一输就是三四天，你们全部是在玩命。

我们都不懂药理，对她这“数落”听过，也就一笑了之。直到看到一具数据，当真吓人一跳。2009年中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中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瓶的标准。与之还有一个相关数据，中国人的抗生素用量是美国人的10倍。这个数据公布后，卫生部说不准确，说从生产环节统计没有那么多，但这个数据采集于医院的使用环节，反而更令人信服。

中国人生病特别喜欢输液，其实是一种“被输液”。输液被医生美化成见效快的医疗手段。殊不知在输液过程中，孕藏着难以估量的风险。医生的穿刺、滴速、注射液质量、输液器质等等，这众多的环节中只要有一个发生问题，就可能危及病人的生命。有数据称，在药品不良反应报告中，有8成以上属静脉输液引起的。

但是，这种风险没有人提醒我们，我们“无知者无畏”。生了病走进医院，医生简单问诊，然后就刷刷地开输液单。每个医院最不够用的就是输液大厅，里面热闹得像个菜市场，人人手上插一针头，头上挂一瓶盐水，“享受”着被输液的“乐趣”。

我们小时候（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鲜有输液的治疗手段，凡采用输液者，大都是得了重病。而如今，嘴巴里生个口疮，医生也会给你输液，或者病人“自告奋勇”要求输液，输液成了一件平常事。

中国人每人输液8瓶，人家才2瓶多，我想中国人的身体也是肉长的，不会比外国人更耐药。为什么国外对输液慎之又慎，而中国人“乐此不疲”，而鲜有关于输液风险方面的宣传？这背后其实暗藏着一个巨大的“利”字，试想一下，中国13亿人，每人8瓶，这是一个天量，由此还有输液的玻璃瓶、软塑袋、注射器等等，那是一个何其巨大的市场？从原料供应商，到生产商再到医院以及医生，每一个环节都有着巨大的利益纠缠其中，谁又肯放手？

医生经过专业训练，比病人要更多懂得输液的风险。但是他们不会说，而且还在推波助澜。病人就“无知者无畏”，以为输液是21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也是最安全的发明。这些一生病就想“输液”的病人，又有多少人接受过公共医

疗机构关于药理的宣传，又有多少人得到过医生的风险提醒？

你家的户口本有没有年审？

广东湛江市市民反映，他们每年需要向户口所在地派出所交纳12元“户口年审费”，否则将被罚款50元。中山派出所和寸金派出所所长均表示，这12元是治安联防费，这一说法得到湛江市物价局证实。但早在2006年，湛江市公安局已下发通知，要求全市各派出所不再集中进行户口本核对：严禁以核对为由搭车收取治安联防费，严禁以不核对为由罚款。（《京华时报》1月24日）

中国人证件多，由此衍生的“办证经济”自然也就格外火爆，这自然促使许多职能部门挖空心思给管理对象办证发证，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广受诟病的“只收狗钱不办狗事”的城市“养犬证”。但是，“办证经济”办到现在，好像绝大部分资源都已经挖掘殆尽了，要想做大“办证经济”、广开财路，除了继续创新办新证件之外，还需要对目前的“办证经济”体系进行升级，“审证经济”应该就是这种“办证经济”升级后的新型经济。

作为“审证经济”的代表，以“治安联防费”名义收取的“户口年审费”，至少能给收费者两种启发：第一，“审证经济”是源头活水，不像初始的“办证经济”那样，只能一次性收费，可以持久地年复一年地收取下去。而且，由于审证部门拥有掌控该种证件的权力，这笔费用是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免交的。譬如，有好多户籍在湛江、而举家在外地生活的人，也不得不将户口本邮寄回去接受审验。

第二，“审证经济”的适用范围相当宽，可以说，有多少“办证经济”，就有多少“审证经济”，如果全都按照“户口年审费”的审证逻辑收费，那将是一笔数额相当巨大的收入。譬如“身份证年审费”、“结婚证年审费”、“养犬证年审费”??

和“办证经济”相比，“审证经济”更加近似于无本生意，至少连“办证经济”最为冠冕堂皇的“工本费”都省去了，正因如此，“审证经济”才格外让人欲罢不能。例如，湛江市公安局早在2006年就下发通知，严禁再收取“户口年审费”。2010年10月28日，湛江市公安局再次发文重申，要求各派出所立即停止户口本核对，回收自制的户口本核对印章。但收费上瘾的派出所，显然未把这些禁令当回事。

从另一方面来看，湛江部分派出所的“审证经济”如此禁而不止，是否与上级部门的纵容也有很大关系？只下发通知“严禁”，而没有实质性的问责措施，能让派出所缩回已经习惯于伸出去的手吗？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社论）人民日报1.26

新年伊始，世界再次瞩目中国。这次见证的不仅有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奇迹，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新跨越。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各方面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的前提是有法可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本色的法制根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法制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法制保障，从制度上、法律上确保国家永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法制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必将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有力保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强大动力。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取得的重大成果，其立法任务之重世所罕见，克服困难之多前所未有。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共同纲领》和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奠定基石，到实行改革开放历史性决策的同时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为坚定不移的方针加以确定；从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提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目标，到十六大以来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开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新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凝聚着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心血，闪耀着几代立法工作者的智慧，寄托着几代中国人的期望。

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用了几百年走完的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经验弥足珍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靠的是我们在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成为全社会一体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靠的是我们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此统一思想认识、确定立法思路；靠的是我们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既注意借鉴国外的有益之处，又不简单照搬照抄；靠的是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体现人民共同意志、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维护人民根本利益；靠的是我们坚持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维护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权威地位，坚决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促进法律体系的科学和谐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我国立法工作站在了新的起点上。社会实践永无止境，立法工作要不断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要求也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立法任务依然艰巨而繁重，立法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我们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创新立法工作思路，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加强立法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不断提高立法工作的质量和水平。要把修改完善法律和制定配套法规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方面迈出新步伐，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与时俱进和发展完善。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体系的形成，对法律的实施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必须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与权威；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切实保障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益；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让法治的种子根植于广大人民心中，形成人人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来之不易，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任重道远。我们要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拓进取，在完善法律体系上实现新进展，在法律实施上取得新成效，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基层干部作风关系党的执政基础

——七论学习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

党的事业，根基在基层，关键在干部。“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讲话中，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明确要求充分认识基层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并大力加强基层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万丈高楼平地起。基层干部处于工作第一线，是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骨干，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人民群众了解党和政府工作的窗口。干部怎么干，群众怎么看，人民群众往往从基层干部的作风和言行来评价我们党和政府。

从总体上看，广大基层干部队伍作风是好的，近年来涌现了以沈浩、王瑛、王彦生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基层干部，人民群众普遍认可。但同时，也应看到，作风不正、行为不廉、能力不强等问题在一些基层干部身上还不同程度存在，办事不公、作风粗暴、平庸懒散等问题尤为突出。这些问题，损害了干群关系，影响了党和国家政策执行力，不利于社会长治久安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日子的新期待，面对基层改革发展的繁重任务，面对变化交织的各种问题矛盾，迫切要求基层干部队伍建设迈出新步伐，基层干部作风呈现新气象，基层干部发挥新的更大作用。

干部思想要有新境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的主题，符合时代潮流，反映人民心声，需要各级干部深入一线，采取贴近基层的方式，开展争先创优活动，加强思想教育，教育引导基层干部提高党性修养，使要求转化为自觉，理念转化为实践。

转变作风要有新突破。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就是作风建设的着力点。针对“庸懒散”，应以治庸提能力，以治懒增效率，以治散正风气，促进基层干部始终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怀着服务群众、造福百姓的强烈责任感，满腔热情做好服务群众各项工作。针对“办事不公、作风粗暴”的情况，既要增强群众观念，形成干事创业充分考虑群众利益、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自觉；又要彰显程序意识和法治意识，养成干部在政策法律框架内开展工作的习惯。 干部能力要有新提升。机遇和挑战面前，干部如何提高能力、化解矛盾，事关改革发展大局。当前形势下，干部培训只能加强不能放松，帮助基层干部掌握新知识、新技能、新本领，提高正确执行政策和依法办事能力，提高做好群众工作、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提高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能力。

干部工作要有新思路。基层干部不容易，基层工作不好做，需要开拓创新、以人为本，使干部工作更加科学化、人性化。既要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完善各项制度，有效防范各种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也要理解基层工作的困难、体谅基层干部的艰辛，真正重视、真情关怀、真心爱护基层干部，做到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照顾、精神上激励。

“十二五”刚刚开局，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肩负党的重托、人民的期盼，基层干部唯有以更加廉洁的作风、

更加勤勉的工作、更加扎实的业绩，身体力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才能成为人民群众的忠实公仆，成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坚强基石。

“攻坚”需要什么（思想纵横）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十二五”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实施“攻坚”，实现“十二五”时期的目标任务，不仅需要深化思想认识，明白“攻坚”意味着什么（见1月24日“思想纵横”栏目刊发的《“攻坚”意味着什么》一文），而且需要提高能力水平，知道“攻坚”需要什么。

“攻坚”需要气概，一种勇往直前、压倒一切的气概。“攻坚”面对的是“硬骨头”，没有一点勇气和气势是断然不行的。以红军长征途中攻占天险腊子口为例：当时，敌军占据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势，兵力上又数倍于我。直观地看，红军攻占腊子口简直就是“以卵击石”，并无胜算。但是，红军毫不退缩、迎难而上，最终赢得了胜利。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一奇迹，就是因为红军身上具有一种敌军所没有的勇往直前、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进入新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冲破许多思想禁区，战胜无数风险挑战，同样伴随着一种一往无前、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初，不论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进行国有企业改革，不论建立经济特区还是建立股票市场，都面对着计划经济模式和传统观念的强大阻力。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号召全党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他说：“干革命、搞建设，都需要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可以说，正是因为始终具有一往无前、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我们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攻坚克难、凯歌高奏，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今天，我们进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同样离不开这样一种英雄气概。

“攻坚”需要智慧，一种独辟蹊径、勇于创新的智慧。“攻坚”需要勇气和气势，但仅有勇气和气势是远远不够的。“攻坚”需要敢于面对面、硬碰硬，也需要讲智慧、出奇兵。在攻占腊子口的战斗中，红军正面强攻未果之后，就改变战术，采取正面佯攻、迂回侧后、突然袭击的办法，从而击溃了敌军，攻占了腊子口。应该说，这场战斗的胜利不仅是英雄气概的胜利，而且是军事智慧的胜利。战争年代的“攻坚”需要智慧，建设和改革时期的“攻坚”同样需要智慧。“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百废待兴，人心思变，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已经显露，但思想禁锢依然严重。怎样才能实行改革、革除弊端，建立一种能够更好地推动国家发展的新体制？我们党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了富有智慧的做法：通过推广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发展农业生产的经验，在全国搞起“大包干”；借鉴一些国家发展经济的做法，引入外资，兴办中外合资企业；学习抗日战争时期建立陕甘宁边区的经验，设立经济特区。这几招“好棋”一出，很快就取得了成效、打开了局面，推动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展开了。今天，我们进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同样不能不讲智慧和策略。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攻坚”任务在前，不容退缩，需要研究。我们惟有发扬勇往直前、压倒一切的气概，运用独辟蹊径、勇于创新的智慧，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不断创新理念、创新思路、创新举措，才能打好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战，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用科学考核推动科学发展（调查与思考）：在新形势下，如何通过建立健全考核评价制度推动科学发展，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陕西省的实践探索，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有益启示。

坚持考核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客观真实是科学考核的灵魂。只有从实际出发、从基础抓起，以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为准则，坚持过程和结果的客观性、真实性，才能使考核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考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良好风气，考出加快发展、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

坚持考核的科学性和便捷性。考核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复杂而敏感。只有在指标设置和制度设计上坚持繁简适度、求实管用、抓住重点，具有科学性，突出便捷性，才能使考核得到有效实施。

坚持考核的民主性和公开性。民主公开是考核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把被考核对象优劣和是非功过的评判权更多地交给群众，才能使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更好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不断提升考核的科学化水平。

坚持考核的公正性和时效性。公正、切时是考核的生命线。只有坚持适应形势、与时俱进的动态考核，尽可能地避免考核指标多年一贯制、重点不突出、覆盖不到位等问题，克服不顾职能不同、发展基础各异的实际情况而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弊端，才能使考核工作的路子越走越宽。

助推剂 粘合剂 催化剂

发挥工会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作用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应发挥好“助推剂”、“粘合剂”和“催化剂”的作用，引导广大员工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助推剂。企业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主体。企业工会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调动企业员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助推剂的作用。在这方面，民航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郑机场公司”）公司经过探索，找到了一个符合企业实际、效果比较明显的方法，就是组织好各种形式的劳动竞赛。比如，通过狠抓“安康杯”竞赛、“五小” 竞赛（小发明、小革新、小改造、小设计、小建议）、创争“工人先锋号”、岗位练兵技术比武等活动，努力使广大员工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推动公司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有的还创造了全国民航的新纪录。例如，候机楼建设不仅质量优、荣获国家鲁班奖，而且速度也是全国第

一。开展“五小”竞赛活动，仅节约成本一项，全年就达200多万元。公司员工郭清林带领的革新小组有8项成果获得奖励，其中一项节约资金近40万元，被公司工会树为节能降耗的先进典型。目前，公司员工立足本职岗位学习理论、钻研技术，积极通过改革创新推动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粘合剂。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企业工会应发挥粘合剂的作用，注重将维护员工切身利益与实现企业长远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一是充分发挥工会参与企业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职能，通过建立和完善职代会、厂务公开、总经理与职工座谈会、职工代表巡视等一系列制度，调动员工参与企业管理的积极性，增强员工的主人翁精神和责任意识。二是充分发挥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职能。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航空公司航班减少、旅客吞吐量下降、生产经营滑坡。在这种情况下，新郑机场公司克服困难，按照既定计划进行了工资制度改革。工会在广泛征求员工意见的基础上，积极与行政方沟通协商，促使双方在保证企业不裁员、所有员工收入不减少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较好地维护了员工的利益。三是充分发挥优势，努力为员工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增强广大员工的归属感。协调各方建立和提供文体场所和设施，组织开展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推动形成员工理解企业、企业关爱员工的氛围，使员工自觉自愿地投身企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践。

催化剂。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工会还应充分发挥催化剂的作用，推动形成全体员工齐心协力推进科学发展的局面。一是搞好对员工的教育。充分发挥自己的组织优势，通过开展各种活动提高员工的思想认识，让员工清楚并自觉履行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二是主动加强协调。紧紧围绕企业发展的中心目标开展工作，注意协调好与上下级和同级组织的工作，赢得大家对工会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注意协调基层单位行政部门与工会的关系，确保工会工作顺利开展。三是加强工会自身建设。注重选准配强工会干部，把那些热爱工会工作、办事公道、群众基础好、有较强表达能力和工作协调能力的优秀人才吸纳到工会干部队伍中来。

凝聚共识 推进改革

在利益多元的现代社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制定注定会充满艰辛、饱受争议，但同时也是一个多元共存，凝聚共识的过程。城市房屋征收涉及多元利益，既影响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及地方的经济发展，又关涉房屋被拆迁人的切身利益及开发商的商业利益，而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利益诉求各异，此外，对城市房屋征收的制度构建上也是观点纷呈，理论界及实务界有许多不同主张，这都决定了立法中必须广泛征求意见，听取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反复调查论证，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以缩小分歧，扩大共识。据有关报道，立法工作组选取40多个典型城市进行专项调查统计，同东、中、西部的大、中、小城市政府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多次进行座谈，专门听取被拆迁人以及经济、法律、规划、土地、评估等方面专家的意见，召开各种座谈会、论证会45场，反复征求中央国家机关意见，并于2010年1月29日和12月15日两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分别收到意见和建议65601条和37898条。正是这种开放式、参与式立法，促成了城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制度建设的共识。这种立法模式也将成为日后行政立法的榜样。

就其制定的总体思路看，《条例》强调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统筹兼顾。即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和城市房屋被征收人的利益保护之间达成平衡，统筹兼顾各方需求。第二是公平补偿。对于房屋被征收者来说，最为关键的是能否得到公平补偿。只有充分保障房屋被征收人的利益，使其居住条件有改善、生活水平不降低，才会确保征收的顺利进行。第三是完善征收制度。包括征收决定程序制度、房屋价值评估制度、监督与救济制度等。要通过扩大参与、加强沟通，公开透明，监督救济等制度设计来降低城市房屋征收的风险和冲突。 具体而言，《条例》突出了以下制度设计：

一是补偿制度。这里最重要的是补偿范围及标准，涉及房屋被征收人的核心利益，也是以往产生冲突的重要因素。立法精神是要保证被征收人所得补偿至少在市场上能购置相类似的住房，甚至更多一些补偿。立法规定补偿范围包括被征收房屋的价值，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费用，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等。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这里包含了对土地使用权的补偿。对于房地产市场评估中应当考虑的区位、用途、建筑结构、新旧程度、建筑面积等因素以及装修和原有设备

的拆装损失补偿，在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定的房屋征收评估办法中予以明确。对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则根据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确定。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补助和奖励办法，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助和奖励。此外，立法还对补偿的方式、补偿的评估、补偿协议、补偿决定以及违法建筑是否补偿等问题做出了规定。

二是征收范围。征收城市房屋必须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但何谓公共利益，学界争议很大，要在法律条文上界定清楚实属不易。在西方国家也缺乏相对一致的立法技术，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有的国家明确列举，也有国家排除规定，还有国家交由法院裁断。就我国的具体国情而言，工业化、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必然趋势，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公共利益的重要方面；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稳定房价，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住房需求，也是公共利益的重要方面，同时还有公共服务、城市规划、土地合理利用等方面的要求。为避免概念争议，立法采用了实体标准和程序决断相结合的立法模式。首先规定了抽象的标准，但具体的项目要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旧城区改建应当纳入市、县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即要经过地方人大的批准。换言之，公共利益的最后判断权交由地方人大负责。当然，利益相关人有权参与，政府必须听取意见、科学论证。

三是征收程序。这是规范政府征收行为、维护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立法精神是要扩大社会参与，尤其是赋予利益关系人表达诉求的权利，强调程序正当、结果公开、加强监督等。具体包括房屋征收决定程序、房屋征收评估程序、补偿协议或补偿决定程序、不履行补偿决定的执行程序以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救济程序等。为切实保障被征收人的利益，立法设计了许多有益的程序制度。如在征收决定制定过程中征收补偿方案应征求公众意见；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征收房屋，多数被征收人认为征收补偿方案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应当组织听证会并修改方案；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房屋征收决定涉及被征收人数量较多的，应当经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等。再如为了加强对征收行为的制约，减少在征收与补偿中的矛盾，立法取消了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拆迁的做法，规定由政府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无可置疑，《条例》的制定与实施，必将推动我国城市房屋征收制度的理性发展，既减少因征收补偿不公或权力滥用而带来的社会冲突，又保证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需求，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工业化、城镇化建设中的盲目和不计成本。当然，我们对《条例》予以期待的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其局限性。利益上的冲突和认识上的分歧并不会因为这部行政法规的出台而完全消失，配套制度建设还需要时间和经验，人们对城市房屋征收制度的共识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推进，但《条例》的出台已经在城市房屋征收制度变革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可以期待，只要我们更多地沟通、理解和宽容，运用更多的智慧和法律技术，就能弥合因“拆迁问题”而带给政府与社会的裂痕和伤痛，从而开创一个多元共存、相互信任、充满和谐的新时代。

让监督为基层民主保驾护航（观点）

在权力运行中，监督是重要一环。监督工作开展得如何，直接决定着权力运行质量。权力不受监督，腐败不可避免；权力运行透明，效率随之而来。

基层民主实践也是如此。监督质量如何，直接决定了基层民主能走多好，能行多远。基层民主的顺利推进，有赖于两个意识的增强，那就是“监督意识”和“被监督意识”。

一方面，要不断增强群众的监督意识。监督权是群众的一项基本权利，更是一项基本义务。当前，在基层民主实践中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民主选举搞得热火朝天，民主监督却不温不火。不敢监督、不会监督、不愿监督、不便监督，在一些地方和群众那里已经成为令人担忧的“常态”。民主监督成为基层民主建设的短腿，势必影响基层民主建设的扎实推进。在推进基层民主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增强群众的监督意识，提高监督积极性和监督能力，为监督工作的良好开展创造有利条件，使人民群众敢监督、会监督、愿监督，使民主监督成为推动基层民主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基层自治组织要树立被监督的意识。这种被监督不仅来自上级部门，更来自广大服务对象。群众选出的“当家人”工作干得怎么样，群众的感受最深，最有发言权，监督也最有效。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基层民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群众会有什么意见？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是满意还是不满意、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只有心中始终想着群众期盼的目光，时刻准备迎接群众“挑剔”的目光，基层自治组织才能一改过去“思路跟着上面走，工作等着上面派，成绩盼着上面评”的做法，才能将工作失误降到最低，才能不辜负广大群众的期望。

监督工作硬气，工作才能上去；监督工作无力，工作难有朝气。抓基层民主，需要下大力气抓民主监督，让过硬的民主监督为基层民主建设保驾护航。

收入翻番之后，未必你就更富 中青报1.26

最近，中国许多省份都争先恐后地提出了各省市的《十二五规划》，在《规划》中都赫然写着，在第十二个五年中，要实现“人均收入翻番”。例如，海南省提出,“十二五”期间，将实现国企资产规模、经济效益、职工收入“三个翻番”。再如，提交陕西省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中，便写有“人民生活水平：城乡居民收入翻番”。

规划让人满怀憧憬。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希望在人均收入翻番的同时，收入差距能够减少。理由很简单，一个月收入两万的人，与一个月收入一千的人，在2015年后，“收入翻番”的结果会如何？

2011年，月收入两万的人，与一个月收入一千的人，收入相差20倍，绝对值相差19000元。2015年收入翻番后，月收入两万的人，收入增加到了4万元；而月收入1000元的人，收入增加到了2000元，收入相差仍为20倍。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可收入的绝对值变了，从相差19000元到相差38000元。您说，高收入者是不是越发地富了，低收入者是不是越发地穷了。所以说，收入翻番之后，没准儿你会更穷。

不只如此。

因为这种比较中，不包含物价上涨因素。而物价上涨因素对高收入与低收入者的影响，是迥然相异的。在物价上涨的CPI中，食品价格上涨首当其冲。比如2010年，CPI上涨3.3%，而食品价格上涨却高达7.2%。而收入越低，在开支中食品开支所占比重便会越大，即恩格尔系数越高。于是，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收入的绝对值差异，会被二次放大。

事情还没有到此为止。

中国的负利率时代仍在延续，延续到什么时候，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到2011年年底不会改变。即使银行的利率加到4%，老百姓的银行存款仍是负利率。而这对于低收入者的影响更大，因为低收入者没有资产性收入。 事情到这儿便结束了吗？还没有。

中国2010年为通胀设置的警戒线为3%，2011年为通胀设置的警戒线，已放宽到了3～4%，如果“十二五”期间实现收入翻番，那么，势必大幅度地推动物价上涨。通账加剧的话，低收入者在银行的那点三五万元保命钱，5年后只怕贬值得所剩无几。

在这件事上，有位政府官员说的倒是句难能可贵的大实话。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忧心忡忡地说,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居民收入翻番，难度很大，如果整体倍增，贫富差距将难以缩小。

说句大白话：收入翻番真不如降物价。降物价是全民受惠，不劫富而济贫，穷人的受惠会比富人略多一点。两全其美，这不好吗？

过高的GDP目标对民生不一定是好事

各地相继公布“十二五”规划建议。在全国31个省份关于制定未来五年规划的方案中，目前只有北京等五六个省份将“十二五”经济增速指标定为8%～9%，其余大部分省份的经济增速指标都定在10%以上，广西、江西、福建、安徽、陕西、山西、贵州、河南、黑龙江等地区预计GDP翻一番，一些省份甚至还提出人均GDP也要翻一番。（《中国经济周刊》1月25日）

虽然这些GDP指标只是规划中的追求目标，但在目前的官场生态中，只要定了目标，一般是要“实现”的，否则影响官员的面子，影响当地的政绩评价。于是，为完成目标，各地都会想方设法，有的甚至不惜代价。

比如，一些地方会优先发展让GDP快速增长的产业，像房地产业之类。房地产和GDP的关系，并不难理解，房价越高、成交量越大，其所创造的GDP就越大。一套房子，原来价值只有几十万元，现在价值几百万，GDP就提高了10多倍。不难理解，地方政府为什么津津乐道于房地产业，除了可以带来财政收入，还可以迅速带动GDP，何乐而不为？但是，高房价是以百姓住房难为成本的。政府越是专注于GDP，百姓的住房困难也就越大。

也有可能，一些地方会为GDP不顾环境和资源压力。国家环保总局曾表示，绿色信贷推行半年之后，并没有得到更多地方政府的认同。绿色信贷在一些地区遭遇冷遇，主要是因为一些高污染项目往往都是赚钱最快、利润丰厚的产业，发展这样的产业，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度大。对于短期内能够促进经济大幅增长的项目，即使污染严重、一些地方政府也会不遗余力地支持，通过各种形式寻求银行的信贷支持。在环保总局组织的一次整治违法排污企业行动中，竟然清理出了208件基层政府制定的地方保护的“土政策”。而环境资源被破坏，受伤最大的还是老百姓。 还有可能助长数据造假。经济发展总要受条件制约的，在实际GDP目标难以完成的情况下，“注水”难免成为一种选择。实际上，数字造假，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据报道，国家重点扶贫县河北阜平县在保定市“工业西进”战略和“招商引资”热潮的促动下，数字造假成了显示政绩的主要手段，一个只有300万的项目，竟被阜平县政府上报称完成投资1亿元。2009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公布的上半年GDP之和，比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多1.4万亿。这其中除了统计环节的问题外，难道与数据注水没有关系？

最后，还可能催生 “坏的GDP”。有学者打了一个比方：如果一辆车在正常运行，它所产生的GDP是很有限的，而如果它同迎面开来的一辆车相撞，就会产生一系列的GDP：汽车修理厂、医院等等环节都被“撞出”了新的GDP，

车祸越严重，那“撞出”的GDP就越可观。

而所有这些拉动GDP快速增长的方式，对于民生未必是好事。

人大为什么不能否决不合理预算

近日召开的广东省两会上，《广东省2011年省级部门预算草案》显示，广东省委机关幼儿园、广东育才幼儿园一院等8所机关幼儿园，一年所获财政预算拨款高达6863万元。这个预算受到代表和委员的质疑，也受到媒体的质疑。《中国青年报》25日的“青年话题”发表惠铭生先生的评论《天价补贴何以年年遭批年年获批》，文章说：“一年一度的财政预算，人大不仅要看懂，关键还要有话语权——敢于否决不合理的预算”。

审议预算是人大职责之一，而否决不合理的预算自然是题中应有之意，如果审议而不能否决，政府提交的是什么，人大照原样一字不变地通过了，那么，这个程序还要必要存在吗？所以，审议就意味着可能有调整，甚至有否决，而绝不仅仅是念一遍，然后举手通过而已。这些都是预算制度的常识。

那么，人大为什么对于人们意见很大的这个天价补贴预算，不能行使否决权呢？是不敢，还是另有原因？事实上，一些代表不想得罪人，不敢行使否决权，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预算制度不健全，不合理，使得人大否决预算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中国预算法只规定了预算草案由行政部门编制，由人大审批，但对人大是否享有预算草案的修正权没有规定。这意味着，人大只能就预算的整体进行表决，要么完全同意，要么完全否决，不可能对于不合理的具体项目进行修改，调整或直接否决。

这样的制度设计，对于人大行使否决权造成严重的制约。因为政府提交的预算草案，也许大局是合理的，可取的，但是，存在局部的不合理，甚至非常严重的不合理。这种情况下，人大就面临艰难的选择，如果批准预算，那么，不合理的预算就会搭车得到批准；如果否决预算，那么，因为局部瑕疵而否决全局，将使其他合理的预算也被否决而无法执行，造成严重的后果。这种情况下，人大是不可能轻易行使否决权的。几十年以来，人大从未否决过政府提交的预算草案，与这种制度安排是大有关系的。既然人大不敢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而否决整体预算，那么，预算当中的小猫腻也就永远存在，天价补贴幼儿园事件，不过是一个例子而已。

这种综合的或者说整体的审议预算的制度，在预算成熟的国家，根本不会被采用。发达国家的预算制度，都给议会以分项审批预算的权力。如美国国会完成第一次预算决议的审议时，即将预算支出决议分成若干部分，由拨款委员会的13个小组委员会(按政府职能设立)分别进行审议，并应按照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拨款委员会及该院全体会议，参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拨款委员会及该院全体会议的程序进行审议。这就是说，在分项审批制度下，议会根据开支的部门和性质，将全部预算草案分解为若干个预算审批议案，预算编制部门分别就各个议案做出说明，预算委员会也须分别就各个议案提交初步审议报告和正式审议报告，议员须对各个议案分别投票表决。如果某些项目不合理，议员在审议中可以提出修改意见，也可以直接修改，当然也可能直接否决。

这种分项审批的制度下，像天价补贴幼儿园这样的预算，人大直接否决它，也不会影响其他预算的通过和执行。如果这个制度不能得到修正，那么，可以想见，天价补贴机关幼儿园的故事，在明年的预算中还会存在。

对不合理的财政预算说不

广东今年的“两会”正在召开，《广东省2011年省级部门预算草案》给8所机关幼儿园拟预算拨款6863万元，引发舆论强烈质疑。而广东省人大财经委预算监督室主任黄平向记者解释称，既然这些幼儿园都是事业单位，给予财政预算安排不过是“按体制”办事，预算编制本身并无不妥。

按“财政体制”办事，听起来是没什么错，一直都是这样，一直也没人反对，现在也是照老规矩办。既然8所机关幼儿园是现有的事业单位，政府财政给它们提供财政拨款，似乎就是理所当然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给8所机关幼儿园拨款还是财政部门的法定义务，不拨款还“违法”。

但所谓“财政体制”，只能说是政府的老皇历，算不得人民代表大会的老规矩。人民代表大会是比政府老规矩权威更高的一种规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代表大会拥有最高权力，过去只是没有使出来，一旦认真起来，政府体制上的某些老规矩也得改一改，而且不改是不行的。

具体到广东省财政预算给8所机关幼儿园拟预算拨款这个问题上，不管它妥不妥，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具有最高决定权。即使广东省人大财经委预算监督室主任黄平表态相关预算编制并无不妥，也只能说是代表个人意见，与人大权力完全是两码事。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意见，是由全体人大代表在审查后表决产生的。

我国宪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以及它们的执行情况的报告；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这里所谓审查，自然包括提出修改、增删的意见，甚至可以将预算草案打回。所谓“批准”，只是一种人大议事程序，投票结果可以是批准，也完全可以是不批准。

既然宪法赋予人民代表大会审查财政预算的权力，人大代表就不妨把这项权力运用起来，千万不要讲什么客气。

政府机关用纳税人的权办内部幼儿园，实际上是花老百姓的钱，办公务人员的私事，于理说不通，于法无据。据说广东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早就对此不满，有关部门说是将来要改革，但前年推去年，去年推今年，今年还要推明年，说穿了是不想改。既然民意强烈不满，人大代表本身也不满意，那就将预算草案打回修改，直到满意为止。 人大代表审查政府预算，在本质上是一项民主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选举权还重要，也更能体现民主的价值。现在有一个怪象：一些人大代表对政府预算中的某些不合理项目极端不满，到处“倾诉”，也可谓怨声载道，显得很无助的样子；但一到了投票表决的时候，不合理的预算草案也高票通过了。实际上，这意味着有些人大代表放弃了自己的民主权利，实际上是一种对人民不负责的行为。

人大代表将审查政府预算的权力用好了，可以推动改革，推动社会进步。现在很多民众期待的改革久推不动，原因在于有关部门受阻于既得利益，得过且过，改革缺少正面推动力。2009年3月，河北承德市政府的预算报告因为行政内部开支预算充足、却无钱给教师发工资，被人大会议两次打回修改。在市政府压缩行政开支预算、增加民生预算7000万元的情况下，预算报告才获通过。

人大代表一认真，预算随之一变，政府不改革行吗？

为官最好不出书

国家药监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敬礼最近被批捕。和其他腐败分子不同的是，张在国家药监局任要职之余，爱好著书立说。张敬礼利用国家药监局副局长身份销售自己所著书籍，一些药企为了巴结这位副局长或者“曲线行贿”，不惜出高价购买“局长书”。张敬礼的非法经营额高达1700余万元，其中通过一本书的销售就敛财566万元。 特地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张敬礼的著作，多为医药保健方面的业务书籍和医药管理体制方面的理论书籍。由此可见，张敬礼至少还能称得上一位业务型领导干部，按流行的说法，也算“学者型官员”。虽然此公也曾光顾“天上人间”，并留下不堪入目的把柄，也毕竟算是留下了一些智力成果。领导干部学理论、钻业务值得倡导，但以书敛财，则与其他腐败行为无异。无论所著书籍学术价值和艺术品位如何，这种看似雅致的腐败，依然折射出权力通吃下的腐败路径。

靠著书敛财，张敬礼不是第一人。四川省教育厅原副厅长汪风雄曾著《雄风如歌》一书。当时汪担任第一副厅长，权力盛极一时。该书共288页，定价58元，在当时已经贵得离谱。该书内容胡拼乱凑，序言竟是自己在“三讲”中的党员先进性剖析材料。但神奇的是，该书却一版再版，并一度位列成都书城最佳畅销书第4名。湖南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在位时出过两本书，一本《大伦书法作品集》定价418元，另一本《岁月如诗》定价35元。经查，两本书均通过市委宣传部向党政机关强行摊派。三位官员借书敛财的套路，都可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夜阅旧刊，读到一位古代官员强卖自己“著作”的故事，不由得叹服“历史惊人的一致”。张祖翼《清代野记》记载了河北省枣强县一位姓方的知县借出书敛财的故事。在一次节会上，方知县特设酒食招待乡民。席后，“出所著《语录》若干册遍给之，且曰‘此本县令心得之学，足裨教化，所值无多，尔曹可散去。按都图散之，大有益于人心风俗也’。耆老以为赠也，称谢而去。翌日檄诸里长等按户收刊费，每册若干，又获金无算。”赠书转眼间变为售书，原因无他，就在于县令的威权。今日那些争相购买官员书籍的下属或者商人，哪一个不是慑于权力的淫威，或者意欲迎合乃至收买权力呢？

当然不能说所有官员写书都是为了捞钱。中国自古有“立德、立言、立功”的文化传统。古时候很多文学家、诗人、学者本身就是官员。除去官职俸禄之外，著书立说也是他们追求的人生目标之一。不过，著书并非官员本职。如果所著书籍多为秘书代劳，实质是对他人脑力劳动成果的强行剥夺，本身就是一种腐败。更何况，一旦所著书籍进入市场，就会成为一种经营行为，而党纪政纪都明令禁止官员从事经营性活动。

如此说来，是不是就剥夺官员出书的权利呢？当然不是。任何级别的官员都有回归平淡的那天。从政治舞台上退下来，心境更闲适，时间更充裕，无论整理昔日创作成果或者撰写新著，都不失为一件乐事。小学生都懂“一心不可二用”的道理。今天既在高位，就理当一心当个好官。否则，把官帽还给人民，躲进书斋潜心著述去，谁也不会拦着你。

抗生素不是面目可憎的魔鬼

又有病人告诉我，千万别给我使用抗生素，它太可怕了。原因是，他在网上看到了大量关于感冒滥用抗生素的报道，认为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近段时间，媒体掀起了一波批判“抗生素滥用”的报道浪潮。《北京晚报》一篇调查报道就下了这样一个结论，全民输液，利益催生中国怪胎，文章还披露了一个代表性的个案，一个感冒花了1812元。随后，《中国青年报》也发了两篇评论，对类似现象进行批判。

作为一名医生，我认为，反抗生素滥用没问题，是一件好事。但怎么反？它却真的是个问题。前不久，我曾接受过某媒体的专访，本来谈的是抗生素滥用的话题。由于篇幅有限，最后报道出去的，只剩一段谈感冒滥用抗生素的可怕，我也被塑造成一种“揭黑斗士”的形象。这其实非我所愿。我担心的是，当人们看到这些信息，他们会产生

怎么样的反应呢？

你要反抗生素滥用，得首先承认一个前提，抗生素是一个好东西，而不是一个糟糕的东西。但很遗憾的是，在很多媒体报道中，这一点被人为忽略了。为了加深人们对“滥用抗生素”的坏印象，媒体习惯于过度渲染抗生素使用的多种弊端，比如某些输液反应致命，抗生素可能产生耐药等等，甚至还传播一些错误的观念，比如，口服抗生素可取代抗生素输液，所以输液不必要。

这种信息的传播可能带来这样的弊端。首先，病人如果接受了这种观念与暗示，他们的内心会无比排斥抗生素使用与输液手段，坚定地拒绝医生们提出的一些治疗方案。有时它或许是正确的，但另外一些时候，它也有可能是糟糕的。比如，普通感冒没必要使用抗生素。但是从医疗的角度看，如果是感冒并发引起的急性支气管炎、急性肺炎、心肌炎、脑膜炎这些疾病，就很有必要并且是按疗程使用抗生素。问题就来了，一者，从感冒到并发症出现，时间可能很短，有些患者，早上是感冒，晚上有可能就变成肺炎。二者，患者怎么有办法鉴别只是感冒，而不是其他疾病？一味拒绝医生的治疗方案，它将意味着什么？其次，如果人们在观念上“非黑即白”，一味认为抗生素及输液是“坏事”， 也可能给医生带来不必要的心理负担与压力。

我的意见，反抗生素，反的是“滥用”而不是“使用”。反的前提是，你必须得承认它首先是个好东西，对我们治疗疾病作用很大，而不应该将其打扮成面目可憎的“魔鬼”，产生恐吓效应，令人们不敢接近。

我们的问题不在于使用抗生素与输液，而在于它被过度开发使用了，资源利用率太低。它拯救了很多人，与此同时也伤害了更多的人。现在应有一种理性的选择与态度。

拼车返乡能否得到更多关照

拼车回乡过年经济又方便，但是，找到合适的拼车对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日前，国内出现首个由民间自发组织的解决春节回家问题的民间公益平台——春节回家互助联盟建立。据悉，1月5日至23日，互助联盟报名人数已超过10万。

拼车作为一种便捷、经济、高效的出行方式，不仅使“拼车族”享受到了便利，而且能够节约石油资源、减轻尾气污染，除此之外，还能充分利用交通工具，缓解交通压力、减少道路拥堵；对于家有儿女者而言，更是由此形成了结交朋友的新形式。正因为具有利己、利人、利社会的多重意义，拼车日渐受到人们的青睐。

实际上，拼车在国外司空见惯，德国、新加坡等一些国家甚至规定，在交通高峰期，私家车如果空车上路就会被罚款。然而在我国，虽然拼车在很多城市都受到热捧，但始终面临一个不大不小的尴尬：没有一个合法名分。更有甚者，某些地方直接将拼车与非法营运画上了等号，不仅不鼓励，而且还要予以严厉打击和取缔。

这样的规定看似不近人情，但拼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确实亟待规范：由于拼车行为大多只是一种口头约定，如果有人违约，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倘若不幸出现事故，责任如何划分、如何进行赔偿？在拼车族尽享便利的同时，其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纠纷，却是职能部门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实际上，外国拼车族并非松散的个体，譬如美国大多针对拼车签下书面协议，明确个人资料、乘车时间、地点和路线，德国更是直接成立了拼车管理办公室，用以规范拼车行为、明晰法律责任归属。

在不少市民对拼车满怀憧憬之时，拼车问题却已经演变成一个管理部门执法的难点。有鉴于此，期望交通部门能够尽快出台专门针对拼车的法律法规，以明确阐释拼车现象应该如何规范，以及怎样实施管理。其中至少应包含这样几个内容：首先确保车辆都经过检测，并缴纳了保险；其次，敦促双方签订规范的文本协议，明确拼车的具体细节及责任归属。

春节将至，除了送上“爱拼才会赢”的祝福之外，更希望拼车族能首先拼出一个合法的名分。在此前提下，才能确保市民在享受其中诸多乐趣的同时，不至于拼出意想不到的麻烦。

国家的形象写在老百姓的脸上

国家形象片《人物篇》的尾声部分，千百张中国人的笑脸最终组成“中国”两个字。沈赞臣透露，这得益于上海世博会，这些来自中国天南海北的笑脸，正是在上海40摄氏度的高温天里，在世博园里采集而成。（《新京报》1月24日）

策划人如此策划大有深意。一个人的生活状况可以从他的表情上看出来。如果一个人总是愁眉苦脸，甚至常常泪流满面，那表明他的生活是郁闷的、痛苦的。如果一个人脸上常常是发自内心的微笑，那表明他的生活是快乐的、幸福的。用千百张别人的笑脸组成“中国”二字，那就是要告诉世界，中国人是快乐的，中国人是幸福的。一个国家老百姓是否幸福，无疑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形象。

应该说，这个策划是不错的。假如在人物篇中只有邓亚萍、章子怡、刘欢、杨利伟，只有他们的笑脸，那不足以表现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现状。即使是最贫穷、最野蛮、最落后的国家，也可能有少数人生活得很开心。因而，只有用这些无名人物的笑脸来组成画面，才更具有代表性，更能体现中国的形象。

比如，一些地方会优先发展让GDP快速增长的产业，像房地产业之类。房地产和GDP的关系，并不难理解，房价越高、成交量越大，其所创造的GDP就越大。一套房子，原来价值只有几十万元，现在价值几百万，GDP就提高了10多倍。不难理解，地方政府为什么津津乐道于房地产业，除了可以带来财政收入，还可以迅速带动GDP，何乐而不为？但是，高房价是以百姓住房难为成本的。政府越是专注于GDP，百姓的住房困难也就越大。

也有可能，一些地方会为GDP不顾环境和资源压力。国家环保总局曾表示，绿色信贷推行半年之后，并没有得到更多地方政府的认同。绿色信贷在一些地区遭遇冷遇，主要是因为一些高污染项目往往都是赚钱最快、利润丰厚的产业，发展这样的产业，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度大。对于短期内能够促进经济大幅增长的项目，即使污染严重、一些地方政府也会不遗余力地支持，通过各种形式寻求银行的信贷支持。在环保总局组织的一次整治违法排污企业行动中，竟然清理出了208件基层政府制定的地方保护的“土政策”。而环境资源被破坏，受伤最大的还是老百姓。

还有可能助长数据造假。经济发展总要受条件制约的，在实际GDP目标难以完成的情况下，“注水”难免成为一种选择。实际上，数字造假，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据报道，国家重点扶贫县河北阜平县在保定市“工业西进”战略和“招商引资”热潮的促动下，数字造假成了显示政绩的主要手段，一个只有300万的项目，竟被阜平县政府上报称完成投资1亿元。2009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公布的上半年GDP之和，比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多1.4万亿。这其中除了统计环节的问题外，难道与数据注水没有关系？

最后，还可能催生 “坏的GDP”。有学者打了一个比方：如果一辆车在正常运行，它所产生的GDP是很有限的，而如果它同迎面开来的一辆车相撞，就会产生一系列的GDP：汽车修理厂、医院等等环节都被“撞出”了新的GDP，车祸越严重，那“撞出”的GDP就越可观。

而所有这些拉动GDP快速增长的方式，对于民生未必是好事。

607套廉租房竟成官员们的“年终奖”？

近日，有网民发帖质疑云南大理鹤庆将607套廉租房分给教育、卫生、计生三个系统的职工。该县政府的回应并未否认相关事实。（1月25日《云南信息报》）

按照当前的制度设计，谁来住廉租房？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但在鹤庆，廉租房竟然成了教育、卫生、计生三系统职工的“年终奖”，更令人错愕的是，公示的申请者中，既有卫生院院长，也有中学校长、副校长、医院主治医师、计生干部。很显然，这是一种权力掠夺式的鸠占鹊巢！

官员申请廉租房，令人费解。毕竟，廉租房的一大特质就是只租不售，它不同于经适房，申请到经适房或可渔得大利，官员有必要看得上廉租房吗？其实，权力具有贪婪性，大利要，小利也要，经适房转手倒卖能赚大钱，廉租房转手一租也能有些油水。

当然，在谴责这些权力申请者的同时，更该追问的是，他们为何能够申请到廉租房？一个简单的事实便是，当地在制度设计时十分偏颇和扭曲，当廉租房分配只朝向教育、卫生、计生这三个系统，公平正义便荡然无存。 57

其实，当地的做法并不孤独，放眼现实，权力偏颇化是不少地方官场的“拿手好戏”，比如财政只投向机关幼儿园。再比如，某地人大代表甚至建议政府应当“对公务员的身体检查、健身活动等方面提供必要的资助”，提高公务员退休工资标准……在这种语境中，廉租房成了教育、卫生、计生三系统职工的“年终奖”，又何奇之有？

更令人叹息的是，当地的回应很怪诞，鹤庆县政府新闻办回应称，“2009年1月起入住的118户和2010年2月入住的180户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已经基本实现了最低收入家庭的应保尽保”，“结合实际，经县委、县政府会议研究决定，先解决全县乡镇教育、卫生、计生系统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607户。”如此说辞，匪夷所思，难道鹤庆全县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总共只有298户，而教育、卫生、计生三个系统的困难家庭就达607户？

日前，中央宣布，今年我国将开建保障性住房1000万套，相比2010年增长70%。舆论欢呼，住房困难人群有望梯次享受保障房阳光。现在看来，我们也不宜过早乐观！如果不遏制一些地方权力侵蚀廉租房的现象，相当一部分住房困难人群恐怕将享受不到保障房的阳光。

“送礼中国”越红火，理性社会越遥远

中国作为最讲究礼仪的国度，大约是举世公认的，由来已久的礼仪之邦之说便是明证。

虽然“礼之用和为贵”之类的礼赞吟哦已不再令如今的大多数国人所耳熟能详，但是丝毫也不妨碍送礼之风弥漫。眼下正值年关，国人的“礼性”行动正在规模空前地展开。送礼正如当前的春运一样，算是一项全民总动员的盛举了。 晚辈要给长辈送礼，孩子（家长）要给教师送礼，企业要给关联单位关键人物送礼，方方面面要给官员送礼，同在官场，下级更是挖空心思忙着给上级送礼。政府及相关部门呢，大约也没有闲着，正在本地、异地大肆举行各类答谢宴会、联谊活动，大量派发礼品礼金。一片送礼的折腾景观，使年关更为忙碌、更为紧张、也更为混乱。正常的生产经营、正经的公共服务可以为之暂歇，一切的活动安排围绕着送礼这个中心展开。有兴趣者不妨调查一下年关的私务、公务活动，恐怕正好印证了所谓“天下熙熙皆为礼来，天下攘攘皆为礼往”。

《礼记》有谓：“夫礼者，自卑而尊人”，“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其中所体现的礼节仪式、交际原理、社会秩序、和谐文化，应该说不无可取之处。作为中国人，本着取其精萃去其糟粕的精神学习之、运用之、实践之，对于提升道德修养，润滑人际关系，丰富人生旅程，减少成长遗憾当是大有裨益的。至少从知恩图报的意义上讲，笔者并非一概反对送礼，但是，对于由愈演愈烈的送礼之风所成就的“送礼中国”，却不能不备感纠结。

综观时下之“礼道”，恐怕起古代之礼学大家于地下，也只有目瞪口呆的份儿了。一是送礼的码子越来越大。无论是年节之礼，还是人情往来之礼，正在从一种必要的人情调节剂变成沉重的人情债务。不客气地说，此项开支大约正如CPI的猛涨一样，正在成为中国公民的一大负担。二是送礼的动机则越来越可疑。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这曾经是吾国作为礼仪之邦礼的精华所在。但是，如今送礼的大多并非发自内心，更多的是有所求而送，有所利而礼，其间的情状真个是，说不尽的钻营之术、谀媚之态。纯洁人际关系的芳馨，已被以“礼”取人的恶臭所污染。三是送礼越来越成为腐败的代名词。送礼的钱袋，已经大步跨越了公民私人的腰包，而企业的公关费用、政府的招待开支之类正大唱其主角。不仅使市场秩序、官场清仪之类大受冲击，而且正在成为腐败的渊薮。最具讽刺意义的是，不论有关方面出台多少规定，也不论腐败的典型案例中有多么深刻的警示教训，都挡不住送礼者的脚步，更挡不住衮衮诸公们的收礼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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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礼成风，不仅大大有违建立文明国家之祖训，也与公平公正的现代社会之诉求背道而驰。对此项盛事的观察，我能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送礼中国”越红火，理性社会越遥远。

城市有病，别拿“低素质人口”开涮

驱赶“低素质人口”就能缓解城市病吗？这一问题成为北京两会的焦点话题。对此，不少代表委员表示，人口调控不能把北京封闭起来，不光做“减法”，更要做“加法”。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贡森则直言，驱赶“低素质人口”只会加重城市病。

联想起不久前，一些郊区纷纷“封村”，清理“小门店”，赶走路边小摊小贩，让人感到这一“嘴上说说”的政策已经开始“悄悄进村”。据说这一“顺义模式”效果很明显，一夜之间城市就让生活更美好了。甚至有居民说，低素质人口走了之后，房价更加精神了，和高尚社区直接接轨了。“赶人”成了救治城市病的特效药，而且一抓就灵。

的确，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预计将达2500万人，远远超出城市总体规划中“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病急乱投医，说不定也可以先缓解点病情。箭杆是先拔了，可是留在骨头上的毒呢？这个毒就是城市化理念误入歧途。 历史经验表明，北京数次的人口控制最后都走向另外一个无解的循环。此次也不会例外。谁是“低素质人口”？民工身体素质好是不是高素质？如果学历低是低素质，那么咱买个西太平洋大学的文凭算不算？如果这个小区都是高素质，那么抽水马桶坏了，我是不是只能喊“王博士来给我通一下马桶！”这样的“高素质社区”谁还敢住？真把“低素质人口”都赶走了，我看过不了多久你也得蓬头垢面。

有人说“低素质人口”既影响城市形象，也妨碍城市升级发展。这种城市“进化论”其实是最危险的病毒。城市不是高楼大厦的展览中心，也不是无限发展的永动机。纽约曼哈顿有动辄百万美元级的小公寓，也有流浪艺术家、知识分子的栖身之地，还为乞讨者、街头小贩和无家可归者留有空间。社会学家米切尔杜尼叶形容“在同一时间、同一街道、同时向富人与无家可归者、博士和文盲敞开着”。

“低素质人口”不是扭曲的城市化的替罪羊。发改委研究员袁崇法认为，问题在于对北京的过度投资，已超过了城市可承受的极限。这样的发展观最终会导致建筑大师布朗齐的一个寓言：“城市就像一个卫生间：你可以建一个想多大就多大的浴室，它可以是1000平方米甚至更大，但（你永远）只有一个屁眼”。有洁癖问题还不严重，弱势人群很难讨价还价，让他们走貌似街道干净了些，但是一个不人性化的、追求无限发展的城市“没屁眼”才是真问题。

“山木”过年不送礼 送礼只送重要的人

网上惊现西安山木培训2010新春送礼名单，姓名、电话详实。在网帖上，网友罗列了51个“重要”、“一般重要”的关系人物，既有单位、姓名、职务、重要程度、手机、单位地址、本次新年送礼以及是否新加入等多项内容。尽管新春送礼的数额不大，但多是相关管理部门人员，且主要集中在教育和城管等部门。有公务人员承认今年已收到“山木培训”送的购物卡。（1月22日《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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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山木培训西安分校负责人称“无中生有”，但是网友罗列了51个“重要”、“一般重要”的关系人物，既有单位、姓名、职务、重要程度、手机、单位地址、本次新年送礼以及是否新加入等多项内容。而且记者向送礼名单中的人求证，有人称“往年都送”，也有人称“今年已收到”。 不像是空穴来风。从媒体披露的一些官场潜规则来看，节假日期间，“慰问”官员的潜规则不容轻易否认。

尽管“宋山木强奸门”容易吸引公众眼球，强奸门让宋山木斯文扫地。但是换个角度讲，山木培训向官员送礼也说明强势的宋山木也有弱势的时候。而且企业公关官员的潜规则更值得关注。

在现实生活中，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处境艰难，遭遇官场潜规则并非个案。今天叫你补资料，明天说企业管理不规范，后天要求送干股，官僚作风严重，刁难企业，特别是对不在自己所属圈子的企业“吃拿卡要”，诱导甚至逼迫企业送礼、公关的官员不在少数。

前不久曝光的“天邦达成都公司中秋国庆双节客户慰问明细表”，就是一例。该表显示，涉及被慰问的个人91人，其中官员至少有54人。四川省建设厅、人事厅、国资委等多名官员成为公司的慰问客户。

媒体曝光的民营小企业湘涟公司《请客送礼日记》的案例更为典型。湖南娄底市纪委查明，送礼日记基本属实，共查出38名存在问题的涉案人员。然而，在纪委介入查处后，不仅大部分涉案人员未受处理，举报人公司经营步履维艰，处处遭遇打击、报复。还有干部宣称：“现在的社会环境就是这样，送礼无法回避。”

山木培训送礼清也好，慰问表也好，送礼日记也罢。其中暴露出来的权力逻辑与“送礼”潜规则引人思考。送礼、公关潜规则盛行，吃拿卡要的政府部门不仅增加了企业负担，影响了投资环境，还破坏了政府公信形象。在中国(重庆)民营经济发展论坛暨全国知名民营企业重庆的活动上，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强调一定要想方设法降低企业的“人际关系成本”。在我看来，送礼单与慰问表，都可以用薄熙来所谈企业人际关系成本与官场潜规则来解释。

而且企业遭遇潜规则，还扯出了行政审批过多过滥的问题。尽管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清理过多过滥的行政审批项目，简化办事手续。但是清理效果并不乐观。对此，有官员一针见血指出：“有的部门增加企业办事难度，就是借此向企业要钱，为部门与个人开财源”。山木培训送礼不过是冰山一角。

进一步说，虽然社会一直期待政府简化办事程序，降低企业人际关系成本。但这也会压缩官员的权力空间，触动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在现行体制下，官员与企业之间权力、地位不对称，企业有求于官员。除了体制弊端外，各种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腐败潜规则不可小视。职能部门与官员之间争相“揽事揽权”，刁难企业，人为增加企业办事难度。在打破潜规则的问题上，说得颇多。但是，有的官员并不甘心接受打造服务型政府的现实，部分官员的利益情结根深蒂固，官场潜规则并未打破。

我认为，要打破企业送礼潜规则，加强制度建设，改革政府绩效评价机制，清理职能部门吃拿卡要潜规则。绩效评估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十分必要。评价政府绩效，不能由上级说了算，应由企业、服务对象、社会机构等多方参与评价，把评价的结果作为问责的依据。如果企业对官员拥有监督、评价权。且评价意见与官员的官帽、饭碗挂钩。吃拿卡要者的违法成本远远高于守法成本。刁难企业的官老爷会有所收敛，送礼公关潜规则也会发生改变。

企业怎样才能留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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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像小郑这样的农民工兄弟已经开始琢磨：春节后，该到哪里去打工呢？留在当地，还是外出远方？ 不消说，每人心中都有一杆秤。过去，这杆秤可能只有一个秤砣:哪儿的工资高，就上哪儿去；近些年来，情形有所变化，秤砣也多样化了。

在选择打工地域时，工资的吸引力不再是“最耀眼”的。据统计，农民工在东部、中部、西部的平均收入相差仅在百元之内。因此，他们不光考虑工资收入，还要综合衡量生活支出、工作强度和时长、权益保障、业余生活、精神需求等等。

与此同时，随着产业转移，东部、中部、西部对劳动力资源的争夺逐步展开。在这场较量中，中部、西部的竞争潜力已然显现。在流动格局上，2009年农民工开始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农民工需求的变化，推动了地方政府政策的转变。中部、西部高唱“输出劳动力，引回生产力”，将返乡农民工当作宝，把他们视为城市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断出台优惠政策，吸引有技能、有经验的农民工回流。东部也不甘示弱，视农民工为经济发展要素，不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力度，并改革户籍制度。比如广东实行积分制入户城镇，以保持广东的吸引力。

农民工需求的变化，对企业规范用工提出了要求。它要求企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行事，进一步尊重农民工的权益。故意不签订劳动合同，不给农民工上养老、工伤、医疗保险，把他们视作赚钱机器、随便超时、超强度工作……这些做法更加显得“不合时宜”。企业要自查自纠，相关部门也要加强监管。

城市的发展，企业的壮大，离不开人。怎么才能留住人？靠事业、靠工资，更要靠一颗建立在尊重基础上的善待之心。

地方政府积极回应网络质疑是一种进步

盘点本周中国网事，质疑与回应互现，一次次去伪存真，在网友的心中多了一份对网络维权的审视，更多了一份对政治文明的认同。当回应网络质疑成为一种常态，总有一些恶搞被消解，总有一些真相被揭示，总有一些理性被张扬。

“一个公务员的遗书”的网帖，因涉及强拆、强买、殴打致死、领导司机等火辣词汇，曾激起网民的义愤。然而，事实却出乎网民所料：未遭遇强拆、强买不存在、殴打致死已被警方否认、领导司机已受处分并辞职。那么一名公务员为何要通过网络散布所谓“遗书”？发帖人自称此举是“希望引起社会注意”。背后到底有没有冤屈？当地官方回应：已成立由多个部门组成的协调处理工作组，调查此事。

在网络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因为发帖门槛极低，无法保证每个网帖的真实性，所以，网民的义愤有时难免虚掷，甚至被个别人利用。但及时回应，澄清事实，是有关方面尤其是有关政府部门的责任。

在“文昌东郊镇镇政府被赠?村民心中最不作为奖?”的网帖受到网民关注时，镇政府不仅接受了这面另类锦旗，而且把它挂在办公室的墙上。网帖中反映的“被强占地”，实际上是2004年被文昌市国土部门确定的“争议地”。而镇一级政府对土地纠纷只有调解权，没有裁决权。如何解决网民关切的土地纠纷？文昌市回应：已组织两个专门工作组进驻东郊镇，并称如果确有村民反映的镇政府不作为的情况发生，将对镇的主要领导进行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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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选择积极回应网络质疑，是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是一种政治文明的体现。面对网络舆论热点，如何准确把握舆论脉搏、迅速回应公众疑问、有效引导舆论，这对地方政府而言，是一种全新的考验。

然而，面对网络舆论热点，个别地方的“回应”更像是在为不所为辩解。辽宁省建平县一起发生在两年前的学生“集体中毒”事件，近日在网络上引起热议。百姓认为空气里含有大量糠醛厂排出的有毒气体。当地政府说糠醛厂各项指标报告正常、没有污染。到底有没有“糠醛气”污染？地方政府回应：国家现行的涉及空气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并没有设定“糠醛气”一项，地方环境监测部门也没有设备和技术手段进行检测。不检测“糠醛气”的监测合格报告，如何取信于民？“糠醛气”排放尽管没有国家标准，但这不是不作为的借口。我国一些省份已出台“糠醛气”地方标准，比如吉林省制定了《糠醛工业污染物控制要求》。如果真要回应舆论关切、打消百姓对“糠醛气”的忧虑，何不借鉴兄弟省份的做法？

面对网络舆论热点，个别地方的“回应”似乎缺乏人情味。近日，“考研未带身份证 36岁考生两次下跪求进考场”事件引起网民热议。考生陈女士被带离考场后，曾向主监考下跪；家人送到身份证后，开考已过15分钟，她再次下跪，仍未被允许进入考场。对此，陕西省考试中心新闻发言人回应：“由于未带身份证等原因，在高考、考研等考试中未能进入考场的考生是极个别的。同时，遇到这种情况，应严格遵守考试制度。”对此有律师称，我国法律也有人性化执法的一面，作为考试制度，是否也应人性化些？迟到15分钟不得进入考场，这15分钟的依据是什么？网友zcw春天说，作为多年监考人员，处理此类事件是这样的：先让考生进行考试，由考生家人随后带证件来，由流动监考人员交给监考员即可；如果家人不能及时把证件带到，后面的考试将受影响。

面对网络舆论热点，个别地方仍选择沉默，任由舆情酝酿升温。近日，一段“小学生新闻发布会”的视频受到网民关注。一名8岁小学生在视频中讲述一起打6年官司仍未回迁安置的事情。有网民认为“把8岁的孩子推出来申冤，虽然出于无奈，但似不妥”，有网民认为这是恶搞视频，也有网民认为“荒诞折射荒谬，恶搞并非为恶”，还有网民认为这种维权方式“能激发民间创造力”。但对于网民关切的事实情况如何，却难见当地政府的积极回应。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个源自社会的特性一旦进入网络，“坏事”传播的速度、范围往往比“好事”更快、更广。对地方政府而言，学会回应网络质疑，积极回应网络质疑，才能让网民及时辨别是非、真假、善恶，才能充分发挥网络对社会建设的积极作用。

天价的幼儿园预算，悲催的人大代表

广东8所不面向社会公开招生的机关幼儿园，今年的财政补贴（预算）超过6863万元。专为机关工作人员子女服务的公办幼儿园，却获得天价财政补贴，一经披露迅速成为全国性的新闻热点。但对广州市民而言，这个话题并不陌生，从2004年的省两会开始，舆论已经连续质疑了7年，但仍然无济于事。今年不出意外，这个天价预算想必也能在众声喧哗中顺利通过人大的审批。

当然，说“顺利审批”，倒不是说人大代表们就很“满意”。相反，连续7年来，没有哪一年的省两会上，人大代表们不是气急败坏的，但“不满”归“不满”，审批归审批，连续7年，这个天价预算仍然能够随着物价上涨在人大代表的眼皮底下逐年加价。人大代表的弱势与悲催在这里有了最好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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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是负责预算审批的，这项职能是写进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现在倒好，制定预算的人视审批预算的人为空气，这是人大的耻辱，更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耻辱。不过，官方却有另外的说法，省人大财经委预算监督室主任黄平表示，这些幼儿园都是事业单位，按照我国财政体制，都会给予财政预算安排，而机关幼儿园的事业单位体制，不是预算所能解决的问题。

换句话说，机关幼儿园的财政支出超脱于预算之外，自然不是人大代表该去解决的问题。如此巨额的财政支出压根与预算就没关系，在现代政治文明中当然无法自圆其说，但在现实语境中，却足以成为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不属公共财政范畴的机关幼儿园享受巨额财政补贴是不合理，但合理的地方在于，机关幼儿园是事业单位，而事业单位享受财政补贴又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按照官方的话来说，这不是个轻易有解的“历史遗留问题”。于是，眼前的“不合理”是小，历史的“合理”是大，小的“不合理”遇上大的“合理”，最终算合理还是不合理，已经不言自明。

可是，“历史遗留问题”又是个什么问题呢，为什么现实的种种不合理一旦碰上它就得败下阵来？黄平主任用预算理论来阐述这个问题还显得过于学术化，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的大白话则要好懂得多，他坦承“就我个人来说，我支持这些幼儿园面向社会”，这是张局长认识到的“不合理”，但他同时还认识到了“合理”：“改革也要授权，不管媒体、人大代表施加多大的压力，没得到上级授权他不会改任何东西”；另外，“幼儿园关了，员工肯定到我办公室闹死”。 张局长在“合理”与“不合理”之间流畅的话语转换，道出了“历史遗留问题”的两个真实意思：一是领导没授权就不能改，二是害怕利益受损者来闹。改不改革原本就是上级领导的意思，公众和人大代表的“意思”只不过是自作多情的点缀，这算是道出了实情，可是改革者究竟什么时候顾忌过改革对象的利益呢？当年那些非机关直属的幼儿园，一些相关主管单位说撤就撤，怎么就没见着有被下岗老师吓坏的官员呢？

原来，改革者对改革的“害怕”，得分时候；是不是“历史遗留问题”得看领导的意思，还得看下岗的是谁。

天价补贴何以年年遭批年年获批

广东省人大21日开幕，代表报到时都收到《广东省2011年省级部门预算草案》。有代表发现，按此预算，省8所幼儿园一年花费超过6863万元，比去年有所增加。省财政厅一位处级干部解释，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幼儿园是相关机关的一个附属事业单位。（《羊城晚报》1月22日）

读罢这则新闻，笔者深以为耻，甚至认为不屑一评。为何？

一是机关幼儿园该不该得到“天价”财政补贴，实在不值得辩驳。但是，广东有数家机关幼儿园却很“特殊”。说它们特殊，一是因为这几家幼儿园迥异于企业办、民办幼儿园，不仅有编制，而且每年还能享有“天价”财政补贴。二是，这样的机关幼儿园是为公务员免费开办的，而其他百姓的子女入学，却需交纳高额赞助费。百姓的纳税钱只泽惠“官二代”，而非社会公众，这样的“天价”财政补贴缺乏正当性。据媒体分析，广东这几家机关幼儿园每个幼儿每年要补贴2万元！而普通百姓的孩子上幼儿园，每年却要交一万甚至数万元学费，试问，社会公平与正义体现在哪？

二是舆论批评乃至人大的尖锐批评，批了10年又有何用？广东机关幼儿园获“天价”财政补贴一事，实乃“旧闻”，媒体年年重提，不过是“炒新闻冷饭”。笔者在网络搜索得知，自2003年开始，广东数家省级机关幼儿园在人大会上通过财政预算获取“天价”补贴问题，几乎年年是媒体热议焦点，年年引发潮水般舆论批评，年年遭受一些人大代表的 63

“炮轰”，年年却顺利获批，至今历时已近10年。然而，机关幼儿园的财政补贴不仅岿然不动，反而在批评中高歌猛进，逐年提高。比如，2004年补贴2000万元；2009年补贴6000万；2011年则达到近7000万元。

机关幼儿园何能获“天价”补贴？2004年，官方解释是“体制原因”；2010年解释为“历史遗留问题”；而今年又解释为“历史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有关部门明知但不能戳破的“实话”应是“权力自肥”——在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机关就该享特权”理念根植于骨髓的语境下，机关幼儿园享有财政补贴，是理所当然的机关福利。有了这种理念，加上自身掌握着财政分配的权力，本能地把资金优先用于机关单位，用于政府自身，也就不足为奇了。

过去，公众特别是人大代表抱怨财政预算报告如同“天书”，大呼“看不懂”。然而，人大代表看懂预算报告又能如何？比如，广东机关幼儿园补贴一事，近10年来，媒体每年都要曝光，公众都要批评，人大总要“炮轰”，但“天价”预算补贴还是顺利获批，这是何等的滑稽可笑？

机关幼儿园“天价”补贴年年遭批年年获批，注定会引发一种公众焦虑——连公开的预算中都是问题重重，那不透明、不公开的财政预算，又能如何被科学合理分配？看来，一年一度的财政预算，人大不仅要看懂，关键还要有话语权——敢于否决不合理的预算。

“最牛烟草局长”到底有没有人管

监管部门在“网友曝”之前对汕尾烟草局局长陈文铸的问题毫无知觉，在“网友曝”之后毫无行动，在问题被媒体确认后依旧没有作为。没有诚实的回应，没有负责的调查，没有坦诚地向公众披露相关信息。

“最牛”往往都是名不副实的噱头，可这一次网友对汕尾烟草专卖局局长陈文铸“最牛烟草局长”的称呼，可能真的名副其实。仅将汕尾烟草系统变成自己的“亲友就业基地”，利用双面身份频繁出入境，就足够让公众目瞪口呆了！“新华视点”近日又曝光出这位“牛”局长更震惊舆论的行为：单位一个月吃喝200多万元，一年招待费1200多万元。 这个事件也许会在舆论监督史上留下一笔，因为它体现了新兴的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在反腐上精彩的配合：先是网友发帖曝光了烟草局长的问题，为传统媒体提供了舆论监督的线索；然后传统媒体紧凑跟进，通过采访证实了网友曝的内容，并挖掘出更多的事实，使丑闻成为公共事件；网媒的转载和传播扩大了事件的影响，形成巨大的围观效应。

网络的影响力、人肉搜索的敏锐与传统媒体的公信力的配合，公民记者与媒体记者的合作，顺藤摸瓜，让“最牛烟草局长”穷形尽相无所遁形。

但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公民记者与媒体记者在反腐上积极合作相对的，是监管部门的缺席。事实上，汕尾烟草系统职工一直在举报陈文铸的问题，还到上级单位上访———可相关部门竟然作出了“反映情况基本失实”的结论。陈文铸将胞弟、堂弟、表弟、妻弟、弟媳的亲叔叔等22名亲戚安排进烟草系统，这种明目张胆的人事腐败并不难查证；一年招待费就能花掉1200多万元，这种腐败也近乎是公开的了。可对这些用肉眼就能识别的腐败，监管部门数年来竟毫无知觉，或者是视而不见，其失职实在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自去年12月初开始，“最牛烟草局长”的丑闻，就超越当地烟草系统的范畴在网上流传，很多媒体也在跟进，可相关监管部门竟依旧无动于衷。一方面是仍然重复以往的套路，称网帖反映的情况基本失实；另一方面对这位被指 64

控涉嫌多项腐败的局长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使这位牛局长虽处风暴中心，却能够心定气闲地反驳媒体“基本失实”，并示威性地向汕头警方“通报”，让警方介入调查———就差让警方对发帖者跨省追捕了。

监管部门在“网友曝”之前对烟草局长显然的问题毫无知觉，在“网友曝”之后毫无行动，在问题被传统媒体确认后依旧没有作为。没有诚实的回应，没有负责的调查，没有坦诚地向公众披露相关信息。个中缘由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汕尾市烟草专卖局办公室主任曾告诉记者：至今网上发帖先后4次举报陈文铸，前两次回应了，结果被搞出更多证据，很被动，事情越搞越大，还不如不回应。不知道这是不是就代表了监管部门的心声？其潜台词是不是就放任最牛烟草局长的行径，坐等舆论浪潮过去？

在监管部门依旧沉默，在调查上毫无进展的同时，媒体却调查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举出越来越多无可辩驳的证据。监管部门真的准备就这样漠视民意，以沉默对抗到底？

使人民幸福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过程 “建设幸福广东”的宏伟蓝图一经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绘就，“幸福”旋即便成为全省上下流行的热词，人民群众对之充满了无限憧憬。但是我们的各级干部必须明确，“幸福广东”并不是概念游戏。与“一道亮丽的风景”之类风行一时的时髦用语具有本质区别的是，“幸福广东”属于指导全省整个“十二五”期间各项工作的主题词和关键词。若放眼来看，幸福作为与时俱进的概念，其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相适应，因而是永远无穷尽的。这就注定“幸福广东”这个概念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要长久根植于各级干部的脑海深处。在这个问题上，全省上下要有坚定的政治自觉。

在这一片幸福之声中，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即便从“十二五”的核心任务来看，“建设幸福广东”也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避免急功近利。党中央刚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时候，不少地方不是已经宣称自己那里“和谐”得很了吗？现在，“建设幸福广东”问世未几，我们又看到了类似的现象：他们那里又走在了前面，百姓已经如何如何“幸福”了，本来追求的目标忽地就变成了现实，本来的工作过程一家伙变成了工作成果，仿佛已经大功告成。更有一些调查机构，以少得可怜的样本得出貌似精确的百分比数字，匆匆忙忙地佐证当下百姓的幸福感如何良好。我们当然不能排除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发展带给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但是须知，这只是建设幸福广东的起点。不错，去年广东GDP已经率先突破4万亿元大关，达到了4.5万亿元，以名副其实的第一经济大省继续领跑全国。但与第一经济大省的地位相比，广东的民生社会事业发展还有相当差距，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问题还比较多，人民群众呼声和诉求也比较集中和强烈。倘若各地漠视这些社会现实，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只是翻检出自己精心营造出的一些东西来进行炫耀，“幸福广东”就很容易沦为政绩工程。 幸福的概念有丰富的内涵，涵盖物质、文化、精神多层面，既要求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也要求文化生活不断改善、精神诉求不断得到满足。我们在谈论建设幸福的时候，必须明确转型升级这一重要基础，必须明确“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是一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既体现了时代要求与广东特色的统一，又体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物质发展与人文发展的统一，还体现了发展路径方向与发展价值取向的统一，决不能割裂。不加快转型升级，“蛋糕”就做不大、做不好，而建设幸福广东，是把“蛋糕”分好，把吃“蛋糕”的环境营造好。也就是说，任何脱离“转型升级”而谈论的“幸福广东”，都等于把“幸福广东”构筑在“空中楼阁”上。加快转型升级作为当前全省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环节，在促进内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城乡区域协调 65

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都还有大量艰巨的工作等在前面。漠视这些，而一味唱着“幸福广东”的高调，不是奢谈、不是很有些急功近利吗？

当下，全省各地一定要踏踏实实地通过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端正经济发展的目的，夯实物质基础。我们的干部决不能把“建设幸福广东”简单化、片面化，不能把“幸福广东”当作津津乐道的时尚用语，嘴巴上很有快感，实际上画饼充饥。必须认识到，没有转型升级作为前提保证，就没有幸福广东的长久性、持续性。而一旦能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保证人民群众有更给力的幸福，更长久的幸福，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改革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到那时，不用自己给自己贴“幸福”的标签，幸福自然为广大人民群众发自内心所感知、所体会。

我们怎样观察“幸福” 经济增长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才会“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才会对那些影响“幸福”的因素、环境、约束条件产生正向作用。为夯实这个基础，加快转型升级是必经之路。

“幸福广东”既出，对“幸福”怎么看怎么理解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里就从普罗大众及国家(区域)两个角度来观察个体主观的“幸福”和总体综合的“幸福”。

积极心理学从“快乐、充实和意义”三要素观察“幸福”，从关注人类的疾病和弱点转向关注人类的优秀品质，主张积极取向，强调人的价值与人文关怀。它基于这种理念：人们所追求的不仅是终结痛苦，更期望充实和有意义的生活。Seligman认定幸福感的三个核心要素是：快乐、充实和意义。获得幸福的第一个途径是快乐，快乐通过增加积极的情感而带来幸福；第二个途径是对目标的追求，由于目标能使人们完全地投入某事，因而产生成就和幸福感；第三个途径是综合运用各种人格力量，从而实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历史上，中国有儒家、道家和佛家三大思想支柱，这三大思想中的“幸福观”更多的是和道德结合在一起，即德福思想。儒家将幸福与道德紧密联系起来，认为有德才有幸福；道家认为幸福是精神上的自由自在，要达到这种状态就要顺势而为；佛家的幸福则是通过修炼尽早脱离苦海，达到涅槃状态。西方人观察幸福，按照幸福和道德的关系又区分为：道德就是幸福；道德是实现幸福的手段。现代伦理则更加直白，从满足需要、欲望、目的等诸方面去观察幸福。这种观念的本质依然是讲求道德、德行为先。据此，用德福思想观察“幸福”，就得到了现代意义上物化后的“幸福”为：(1)物质幸福、社会幸福、精神幸福；(2)创造性幸福与消费性幸福；(3)德性幸福与非德性幸福；(4)过程幸福和结果幸福。

影响幸福的因素有很多，从一国一省所关切、从民众所感受的角度来看，影响“幸福”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收入、就业、隐性消费等。随着收入变化，幸福会如何改变呢？一般地，幸福度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微观个体收入增长时，幸福度不会有太大变化。收入与“幸福”之间存在所谓“幸福悖论”，即研究结果与人们的感受都表明，收入与幸福可能没有正向的水涨船高的必然关系，常常出现收入增长，但快乐却不相应增长，即所谓有钱不快乐的“快乐水车”现象。日本人在过去50年中的幸福感并没有增加，欧洲人过去近40年的幸福感也没有增加。就业对“幸福”的影响，是通过影响人的收入来影响人的生活质量，从而对“幸福”的影响是恒久的。除了直接影响收入以外，就业还多频次、多层面影响人们的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等对“幸福”状况产生变化的次级因素，它无可争辩地成为了观察和分析“幸福”的重要因素。隐性消费则指的是免于交通堵塞、与家人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假期和工作特性的多样化。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化， 66

隐形消费越来越多地、真真切切地从物化到内化、从物质到精神，影响、制约甚至决定着人们的主观体验和客观感受，这已经是观察“幸福”不可或缺的一个窗口。

从经济增长与国民财富增加的路径来观察，经济增长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才会“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才会对那些影响“幸福”的因素、环境、约束条件产生正向作用。显而易见，为夯实这个基础，加快转型升级是必经之路。这其中包括经济转型升级、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转型升级等多个层面的内容，它意味着经济体制的更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提升，产业结构的优化，区域、城乡经济的平衡发展。把握这条促使经济增长与国民财富增加的路径，对于观察“幸福”，意义非同一般。（作者系广东商学院教授）

装GPS就能防公车腐败？

公务用车是我国最大的公务消费开支之一，广东省政协委员林秋城近日递交提案，建议给公务车装上GPS，实现24小时全方位监控，防止公车私用。（1月22日《广州日报》）

站在方便监督的角度看，为每辆公务用车安装一套卫星定位终端，使公务车行踪一目了然，的确是个不错的办法。但平心而论，对公车私用滥用，GPS的作用充其量也就是解决了“看到”的问题，至于防止公车腐败，GPS恐怕不能胜任。

这些年来，为遏制车轮上的腐败，各级主管部门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已是汗牛充栋，很多地方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对公车统一张贴“公务用车”标识，统一使用“W”牌号等等，结果，公车滥用之风照刮不停，在宾馆酒店、旅游景点、学校等地，公车身影依然无处不在。

可以说，即便没有GPS，监管部门只要肯花些时间或精力，是不难发现一些公务车成天都在忙些什么的。而公车之所以会成为脱缰之马，毋庸讳言，不是政策制度太少，办法措施不多，而是对公车私用现象的监督和惩戒往往流于形式。本来，管好公车，是纪检监察官员的分内之责，然而现实是，这些人本身就是公车消费的最大受益者，让他们去严管公车，触及的是他们自身既得利益，他们能乐意吗？滥用公车的是这些人，管公车滥用的还是这些人，这种情况下，别说是装GPS，就是给每台公车都配上荷枪实弹的看守，恐怕也无济于事。

显然，不解决好“自己监督自己”的问题，谈神马都是浮云！公务车装GPS，又要花一大笔费用，还是省省吧，每年3000亿的公车消费已令公共财政不堪重负，就不要再拿纳税人的钱去打水漂了。

香港议员否决申亚拔款申请的启示： 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准最高的地区之一，以及亚洲重要的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面积不大的香港的经济实力并不逊于举办奥运会、世博会及亚运会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而且还有举办比较大型的体育盛会的经验，申办还有10多年才能到来的2023年亚运会，应该还是有不错的整体实力的，但是，由于代表着民意、代表着民众行使财政投入决定权的特区立法会财务委员会议员，只能忠实地为公众服务，代表他们的意愿行使权力，保障更多纳税人的钱财用于 67

民生，而不是更多考虑申办亚运这样的体育盛会的光鲜“形象”和“荣誉”。在这方面，香港立法会议员实在是给我们大陆人大代表上了一堂生动的“用权课”。

“北京地价超美国GDP”论证不严谨 凤凰时评

只要实体经济发展环境得不到改善，投机资金还将不断推高房价。或许过几年一个城市的土地总价值就能媲美全球的GDP了。

有媒体报道称，“北京总地价超美国一年GDP”。这刺痛了不少人的神经。演算过程是这样的：以去年北京1641亿的土地出让收入，除以2061万平方米的成交土地面积，计算出近8000元/平米的平均地价，再乘以北京市164.1亿平方米的土地面积，最终推论出北京土地市场总价值高达130万亿元，远远超过美国去年约95万亿的GDP规模。

但这一计算是有疏漏的。首先GDP是个流量概念，而土地收入则为存量概念，总不能年年都把所有的土地卖一回。将两个不同性质的数据进行类比，并不具备实质意义。若以华盛顿或者纽约的地价来计算，可能也超过了美国GDP。

论证过程虽不严谨，但展示的结论却需要引起我们深思。

过去50多年，世界上大体经历了30多次的房地产泡沫，最终都是以回归原形收场的。

无论是美国、日本、迪拜、澳大利亚，还是中国的香港和海南，在这个世界上凡是靠房地产拉动的国家或地区，结果没有不是崩盘的。当房地产和金融紧密结合，并进而绑架银行系统，产生相关的衍生产品的时候，房地产泡沫也被吹到了极致。

如今，楼市的整体氛围，已经进入了“房价只涨不跌”的阶段。人们对房价的预期有涨无跌，这其中都蕴涵了大量的风险。

更值得警惕的是，由房地产长期牛市带来的实体经济和制造业萎靡，才是最大的隐患。

虽然我们能够保持10%以上的GDP增长，房价赶日超美，但是同时面临的问题则是实业家稀少，实业信心缺少的问题。十年之前，我们还能看到海尔、长虹这样的民族工业，足以挑起中国制造业的大梁，但是如今我们已经难以找到一家能够引以为傲的大而强的企业。

让人最为忧心的是，掌握着大量资源的国企、央企等“国字头”、“中字头”企业，也纷纷涉足房地产行业赚取“快钱”，央企退房令至今执行成效有限。

由于大部分的资源和资金都进入了房地产市场，或者与房地产相关的领域，发展实业既缺资金又缺动力。笔者近几年接触的不少民营企业家，纷纷都对实业之艰大倒苦水。制造业行业利润率和资本回报率也呈逐年降低态势。这与动辄两位数以上的投资回报相比，做实业的确不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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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要实体经济投资环境得不到根本改善，投机资金还将不断把房价推向新的高度，并间接推动地价上涨。或许用不了十年，一个城市的土地总价值就能够媲美整个地球的总GDP了。到时让人情何以堪？(倪金节 中国人保资产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单士兵：拆迁搞“株连”有伤人文伦理 凤凰网

江苏镇江新区丁岗镇一所中心小学多名教师因没有配合当地部门做好家属的拆迁工作,被学校强制停课停薪。在当地涉及被拆迁的85个教师家庭中,绝大多数教师考虑到行政压力而做出妥协让步。少数没有让步的教师,则被包括校长在内得各级领导批评“觉悟不高,没有师德”。(1月25日《东方早报》)

先来看看这起拆迁“株连”的丑陋逻辑与威胁狂语。这家学校的陈校长说,“拆迁的确实不是你的房子,但是你父母的房子。你作为一个国家干部,作为一个人民教师,你拿了财政的钱,就应该有义务去做工作,没做下来要继续做,否则你这个工资问题很难解决。”很显然,在这个校长眼中,拿了财政的钱,就得听权力的话,权力想让他干什么就得干什么。问题是,财政钱就是这些权力的钱吗?那是纳税人的钱,拿纳税人的钱,说到底,就是要对纳税人负责,而不是对权力的盲从。

教师责任就在于“传道授业解惑”,而不是去搞拆迁动员。值得注意的事,在拆迁动员这件事上,学校的校长很积极,这实际上也揭示出当前教育的某些弊端。现在学校的领导越来越不像教育者,更像是彻头彻尾的行政官员。面对这位扛着“教师退出机制”与“师德大棒”的陈校长,恐怕只要有起码的教师思想与人文精神的人,都不会相信这样的校长能带领全校师生,去践行“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的理念。

在拆迁问题上,现在许多地方都看到了这种“株连效应”。比如,以前江西丰城在打着“旧城改造”的拆迁中,与被拆迁人有亲属关系的公职人员就接到告知: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说服其亲属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否则将被采取组织措施。”；而洛阳市洛龙区古城乡政府以前为完成青阳屯村拆迁任务,竟然想出了一个办法,让中小学生动员父母签字。这种缺乏起码伦理道德的拆迁“株连”,不仅仅是对法治的践踏,同时也是对人文伦理与教育品质的极大破坏。

中国这个有着悠久传统历史的国度,亲情伦理有着强大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也维系着和谐、幸福与稳定等内容。拆迁“株连”,利用的恰恰就是这种亲情伦理的力量。当公权力以“组织力量”来突进到亲情领域,能够产生的威力将有多大,是不难想象的。愈演愈烈的拆迁“株连”,都说明当前一些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正在试图绕过法治,选择亲情伦理的路径,来最终达到对公民权利进行剥夺的目的。

发生在江苏镇江的多名教师因拆迁动员不力被停课停薪,说明当前一些非法拆迁之恶已经变异到极其冷酷无情与卑鄙下流的地步。在权力与权利博弈越来越复杂化的今天,如果还是不能把解决拆迁问题完成纳入到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下进行平等博弈,那么,由拆迁派生出的悲剧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污染到社会更多领域,伤害到整体社会的伦理与文化,使越来越多的人都无法成为非法拆迁悲剧的幸免者。

魏雅华：收入翻番之后，未必你就更富

最近，中国许多省份都争先恐后地提出了各省市的《十二五规划》，在《规划》中都赫然写着，在第十二个五年中，要实现“人均收入翻番”。例如，海南省提出,“十二五”期间，将实现国企资产规模、经济效益、职工收入“三个翻番”。再如，提交陕西省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中，便写有“人民生活水平：城乡居民收入翻番”。

规划让人满怀憧憬。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希望在人均收入翻番的同时，收入差距能够减少。理由很简单，一个月收入两万的人，与一个月收入一千的人，在2015年后，“收入翻番”的结果会如何？

2011年，月收入两万的人，与一个月收入一千的人，收入相差20倍，绝对值相差19000元。2015年收入翻番后，月收入两万的人，收入增加到了4万元；而月收入1000元的人，收入增加到了2000元，收入相差仍为20倍。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可收入的绝对值变了，从相差19000元到相差38000元。您说，高收入者是不是越发地富了，低收入者是不是越发地穷了。所以说，收入翻番之后，没准儿你会更穷。

不只如此。

因为这种比较中，不包含物价上涨因素。而物价上涨因素对高收入与低收入者的影响，是迥然相异的。在物价上涨的CPI中，食品价格上涨首当其冲。比如2010年，CPI上涨3.3%，而食品价格上涨却高达7.2%。而收入越低，在开支中食品开支所占比重便会越大，即恩格尔系数越高。于是，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收入的绝对值差异，会被二次放大。

事情还没有到此为止。

中国的负利率时代仍在延续，延续到什么时候，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到2011年年底不会改变。即使银行的利率加到4%，老百姓的银行存款仍是负利率。而这对于低收入者的影响更大，因为低收入者没有资产性收入。

事情到这儿便结束了吗？还没有。

中国2010年为通胀设置的警戒线为3%，2011年为通胀设置的警戒线，已放宽到了3～4%，如果“十二五”期间实现收入翻番，那么，势必大幅度地推动物价上涨。通账加剧的话，低收入者在银行的那点三五万元保命钱，5年后只怕贬值得所剩无几。

在这件事上，有位政府官员说的倒是句难能可贵的大实话。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忧心忡忡地说,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居民收入翻番，难度很大，如果整体倍增，贫富差距将难以缩小。

说句大白话：收入翻番真不如降物价。降物价是全民受惠，不劫富而济贫，穷人的受惠会比富人略多一点。两全其美，这不好吗？

冯海宁：“北京地价能买下美国”的隐喻和警示

在日本房地产泡沫化高峰时期，仅东京的土地总市值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如今，如果把北京的土地全部卖掉，同样可以制造出超过美国一年的GDP的财富。据学者估算，2010年美国GDP总量预计为95万亿元，而2010年北京平均地价约8000元/平方米，按此计算，北京土地总市值高达130万亿元。这意味着用北京的地价，“买下美国”可谓绰绰有余。（1月25日《中国经济周刊》）

尽管这只是一种夸张化、形象化的比喻，但它所传递的信号让人震惊，让人不得不重新去打量中国楼市泡沫化程度。据有关方面预测，中国GDP大概到2030年才有可能超过美国。现在，假如把北京土地卖掉，就已经超过了美国GDP总量。这一“买卖”最大的讽刺是，按照现有的地价水平，不需要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只要让房地产继续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中国GDP超过美国估计很快就能实现了，仅靠房地产就能让中国经济坐上头把交椅。

但截至目前没有一个经济体单纯依靠房地产能让经济蓬勃发展。即使房地产曾让某些国家获得好处，但都是短暂的好处换来了长久的疼痛。比如，日本就曾因为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经济停滞10年之久，而2010年爱尔兰、西班牙债务危机的背后，都有房地产泡沫的影子。我们不得不有所警惕。

中国房地产存在泡沫几乎是社会共识，去年年底中国社科院披露的城市房地产泡沫榜进一步证实了泡沫在加剧。在我看来，“卖掉北京能买下美国”这种夸张说法告诉我们，地价疯狂上涨，不但折射出整个房地产的健康状况，更折射出我们的地方经济也存在一定泡沫。因为卖地、土地开发很容易做大地方的GDP，地方的房地产有泡沫，地方GDP必然也有一定泡沫。当一线城市的房地产泡沫向二、三线城市蔓延时，中国经济前景就让人产生一些忧虑。

好在房产税、资源税已经提上日程，这对改变土地财政、抑制房产泡沫有积极作用。不过，我们仍然要对中国房产泡沫做最坏的想象。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的金融危机、生产危机、消费危机乃至社会危机，不能只当成日本的痛苦记忆，我们也要吸取教训。这是“卖掉北京能买下美国”对我们的提醒。

房地产泡沫一旦破裂，没有赢家。而要抑制房地产泡沫，首先要拿地价、地王开刀，无论是什么原因引发的泡沫都要动大手术。其次，宏观调控必要时应该从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升级为抑制房地产泡沫，让地方政府重视调控，同时警示房地产投资投机。

陈家兴：冷静看待GDP的高调目标

GDP因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作为发展热情的牵引者原本并不完全够格，在中国官员的高涨热情之下，GDP的牵引资格更显其虚弱之质。

很少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像中国这样，把GDP的增长在事实上放在了发展的独一无二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在GDP作为一种经济核算标准被创造出来之后，GDP在中国找到了它的最佳试验场，既充分显示了GDP在牵引地方发展热情方面的强劲动力，又把GDP的缺陷暴露无遗。

无可意外地，在各地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中，GDP再次牵引着地方官员的发展热情。这一热情甚至达到了高涨的程度，因为有不少省份把“GDP翻番”作为了“十二五”的经济增长目标，地级市的目标则还要宏大。GDP的目标如此高调，必然使人们深忧经济发展方式如何能够转变成功。如果在未来的关键五年失去经济转型机会，中国的未来还会有腾飞远航的后劲吗？

我们无意因为GDP的弊端而否定地方官员的发展热情。相反，正是几十年来的这种一往无前的发展热情，使中国经济的“块头”变得非常的大，使中国走过了其他国家需要上百年才能走完的路。没有这一种发展热情，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成功。

GDP因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作为发展热情的牵引者原本并不完全够格，在中国官员的高涨热情之下，GDP的牵引资格更显其虚弱之质。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在彻悟之中，决定取消GDP的牵引资格，那么，我们又靠什么来牵引发展热情？

不能说取消GDP之后，发展热情的牵引者就缺位了。事实上，有识之士一直在努力寻找替代者，在理论上也有比较完美的模型。比如，“绿色GDP”，但这一新生的牵引者夭折的事实表明，“革命式”的替代必然遭遇到坚决的抵制。因为在一些地方，扣除环境污染等的成本之后，其GDP为零甚至为负，地方主政者的脸上如何过得去？其发展热情也必定极大地受挫。某种意义上说，“绿色GDP”是一面镜子，把GDP的缺陷全部照出来了，它的夭折命运也就成为必然。

其实也一直有一个堪与GDP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比肩者，即GNP，国民生产总值。它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GDP的不足，却也有着自身的一些缺陷，据称是“无法在总量下面分出产业结构，不便于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管理体制下进行产业结构调控”。说白了，GNP与中国现有经济体系存在一定程度的话语错位，有一定的“语言障碍”，相比较而言还是GDP的话听起来耳熟，也早已习惯了。

也许，问题的更深层原因在于，GDP在身担牵引者重任几十年后，对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导向作用之后形成了现实压力，又产生了制约经济发展的强大惯性势力。要取消GDP的牵引者地位，首先面临着这些现实压力和惯性势力的影响。我们说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要转变GDP所固化的某些发展模式。显然，这种转变和取消GDP资格一样都面临着同样的艰难。

所有的问题都似乎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拿出一个能够替代GDP的标准来。那么，有没有一个更科学合理的经济核算标准，既能够较好反映和衡量中国的经济状况，又能够为各级官员所接受，更能够导引中国走科学发展之路？或许是存在的，但这需要极高的智慧。不过在中国的经济学家还没有足够的创造力之前，增加GNP的权重，弱化GDP的影响，或许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李迅雷：通胀让穷人受伤富人恐惧

由于近来公布的CPI比较高，大家都处于一种忧虑状态，为何？

因为CPI如果无法得到控制，那么金融当局的举措就是加息。对企业主来说，意味着成本上升和盈利的缩减。从生活成本的角度看，通胀对低收入者造成的成本提高是最明显的，所以受伤的是穷人。但对富人而言，则可能带来的损失是账面资产的缩水和收入的减少。因此，CPI上涨从财富变化结构的角度看，就是穷人亏的是商品，富人亏的是资产。

实际上，在1994年，中国的CPI曾经高达24%，属于恶性通胀，而目前CPI最高也只是接近5%，属于温和通胀。

谁都不会否认通胀永远是货币现象，但为何过去10年中M2的年均增速为18%，累计上涨4.5倍以上，而我国CPI却比较低呢？如果用过去十年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来解释货币消失的现象，或许是有一定道理。

过去10年中中国成为了各类商品供给能力非常强大的世界工厂，中国的国内需求由于薪酬总额在GDP的占比中难以提高而略显不足。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出口顺差和FDI的持续增加、信贷余额的不断扩大，使得M2的规模迅速膨胀，最终超过美国，而流动性过剩的结果是货币流向以房地产为首选的资产池子，住宅类房产的总市值大约100万亿。如今，随着政府对房地产调控的持续，房地产这个资产池子出现了货币溢出现象，溢出的货币流向了商品市场，如对生姜、大蒜的炒作，而更多的热钱则流向大宗商品市场。因此，调控房地产居然成为CPI上升的部分原因，这显然是行政当局事先没有预料到的。

那么，为何普通商品价格偏偏是今年才开始出现明显上涨呢？如前所述的资产池子中的货币溢出只是解释部分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低收入者的薪酬水平提高，从2010年全国各地最低工资上调幅度来看，平均上调幅度在20%左右，最高上调幅度达到30%。最低工资的上调，增加了社会对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同时增加了农民务农的机会成本，两个因素合力推高了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众多因素促成了中国通胀从过去的局部通胀转化为生活必需品CPI意义上的通胀，最终还会导致核心CPI的上涨。

应对通胀不应该采取非市场化的手段来进行，而是应该适时理顺各类商品的价格关系。而担忧老百姓对通胀的承受力不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对低收入家庭进行补贴。我国看似人口基数庞大，但只要向低收入群体或农民提高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就能够起到花小钱、办大事的效果，如目前受到农民普遍欢迎的新农村合作医疗，即便是三级政府对每个农民人负担200元一年(目前没有那么多)，8亿农民一年的财政支出也不过1600亿元，却可以改变多少个家庭的命运。但反过来，我们在某些项目上财政支出过大，老百姓却得不到多少实惠，那就是花大钱、办小事了。

韦清：资源税改革的多重意义

24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未来五年，资源税改革将全面铺开。

资源税，顾名思义就是以自然资源为课税对象，对开发利用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

从两个层面来看，征收资源税是合理的：首先，国家作为国有资源的所有者，有权征收资源税，在这一层面上，实际上资源税只是一种所有权的利益分享；其次，国家作为强制性的政权，有权征收资源税，这一层面的资源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税收。

在我国，资源税早已有之：1993年11月26日，国务院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规定从1994年1月1日起实施。所以，现在只能叫“资源税改革”，而不是像有些媒体所说的“开征资源税”。

改革资源税的理由已很充足：首先是从征收的范围看，原有的资源税只涉及原油、天然气、煤炭、黑色及有色金属原矿、其他非金属原矿、盐几类，还有大量的自然资源如土地、森林、河流等未列入征税的范围；其次，原来采取的是从量征收原则，未能反映价格的变化，现在看来税负太轻，以原油为例，原来按8~30元/吨征收，现在每

桶85美元左右，若按美元汇价6.6元人民币计算，每吨原油约4100元，税率仅为0.2~0.7%；第三，原来的征收依据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地方政府减免的权力很大，各地很不一致，税负不均，加之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资源税往往已成“有名无实”。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以上原因，资源税的真正作用没有发挥出来：资源乱采滥伐，环境不断破坏，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

实际上，资源税的改革已经迈开了步伐，新疆、内蒙古等12个西部省区的石油、天然气的资源税已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税率为5%。

面对资源税改革，我们会想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资源型企业如何面对？第二，资源类产品的价格会不会上涨？第三，政府增收的税收如何开支？第四，社会福利会不会得到改善？

首先，资源税改革对资源型企业是一道必须迈过的门槛：钱不像从前那么好赚了。我们很难预计暴利的石油企业还要倒拿国家财政补贴的事情会不会再发生，也很难预计资源型的国企特别是央企的日子会不会难过些，因为它们是国家的企业，收不收税以及给不给补贴，是收税还是上交红利，大不了就是钱在身上的不同口袋里放置，以及哪些人用钱方便些罢了。但对于民企来说，就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了。估计有点关系或弄点关系就能开一个煤矿干干，开着宾利车在煤矿跑掉底盘的事情，不太容易发生了。资源性企业如果不像其他竞争性企业一样精打细算过日子，那就不太有好日子过了。

其次，国家对资源税进行改革，其初衷肯定不是想让资源类产品的价格上涨，但上涨是迟早的事。这倒不仅仅是一个成本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有效利用资源以及保护资源的问题。油价上涨使很多人抱怨，但开车的时候想到油贵了，能不开的时候不开，能少开的时候少开，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我听到不少人说，油价涨了之后，每月的油钱似乎没有增加。

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不仅会影响到我们老百姓的思维方式，也会改变几乎所有企业的思维方式。哪个企业不使用资源类产品？至少要用电吧。我国要从高消耗的增长模式向低碳经济转型，光靠吼吼是不行的，但愿资源税改革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至于政府增收的税收该如何开支，那是政府的事，我只能说，估计会有一部分钱用来保护资源和改善环境。如果资源能够因此而得到更有效的利用，环境能够因此而好转，那社会福利也就得到了改善。至于具体到每个人会怎样，那是我们每个人要理性思考的问题。

冯也成：在华外资企业毋忘国际化

某著名的国际零售巨擘在上海20家门店6000多名一线职工的收入长期徘徊在全市最低工资线。数据显示，1998年该企业职工最低税前工资是1150元，不仅超过当年上海平均工资1005元，还超过了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从1998年至今，该企业在上海职工的名义月收入增长了不到50元，而这期间上海的最低工资翻了3.45倍。（据《劳动报》）

也就是说，在1998年该企业进入上海不久，一线员工拿到了有尊严的工资，但是十多年来名义工资基本上没有上涨，由于社会平均工资和最低工资的多倍上涨，以及多次通货膨胀的影响，该企业的工资已经非常的不体面，员工在上海生活非常困苦。

2006年该企业职工离职率匪夷所思地高达102%，2007年更是高达108.5%，许多人只做了几个月、甚至几天就走了。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的报道表明，该企业在美国和法国本土都是关爱员工、遵纪守法的典范。

想起在1995年前后，该零售企业首次进入上海，定下的员工工资水平非常有尊严，与该企业在国际上的形象和一贯做法是相匹配的、一致的。但是，为什么在进入中国仅仅十几年后，该企业员工纷纷选择“用脚投票”呢？

直观地看，当然是经济利益的考虑。员工的名义工资水平一直固定着，就相当于不断压缩员工的相对工资水平。那么，员工的工资水平相对下降，企业相应的盈利空间就大一些。当然，这些年来中国的土地和房屋价格飞涨，以及生活指数的提高，导致该企业运营成本上涨也是一个客观的原因。然而，员工作为企业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主体，不应当成为承担运行成本上升的惟一主体。企业可以通过采购、更换营业地点，甚至关闭一些不盈利的门店等多种方式化解成本上升带来的盈利压力。

从更深层来看，可能还是该企业过度误读了本土化的精神。作为本土化的精髓，当然既要培养本土的员工成长，更要给本土的居民提供质优价良的商品和服务，但是绝对不是员工待遇要向本土的低工资水平看齐。这样的企业，既难得到员工的认同，也得不到社会的认同，其国际的声誉也值得打上问号。

所以，国际企业除了讲究本土化以吸收当地的一些优良文化以外，不宜吸收本土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东西，杜绝所谓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现象。在关爱员工上，国际企业更应该站在全球的角度，给本土企业提供与国际化相匹配的待遇，并带动本土企业的员工待遇不断上升。

港媒：专家称地方政府“GDP崇拜”有碍经济转型

中新网1月25日电 香港中通社24日刊文说，2011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开端，地方政府纷纷提出了2011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追逐GDP高增长的心态引起全国社会关注。有学者指出，若地方政府仍把GDP增长作为首要目标，GDP崇拜将是经济转型的最大障碍。

文章摘编如下：

新年伊始，中国各地方政府纷纷提出令人振奋的GDP增幅指标，在已公布的20多个省市地区中，平均要求增幅超过10%，地方政府追逐GDP高增长的心态引起全国社会关注，有学者指出，GDP崇拜将是经济转型的最大障碍。

2011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开端，自一月份开始陆续召开的各省级“两会”中，在各省(市、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纷纷提出了2011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当中的地方GDP增长预期又再成为焦点。

在已公布的20多个省市地区中，中西部地区的预期数据明显高于东部地区，且均为“两位数”的增幅，其中重庆以13.5%的增幅预期，成为全国“最乐观”的地区。甘肃、西藏、新疆、福建、天津、内蒙古、广西、陕西、青海、安徽、四川、贵州、宁夏、山西、湖南、辽宁及云南均表示将有10%以上的增长率。

北京、广东及上海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却相对调低预期，分别只有8%至9%的经济增长预期。有关数据在中国内地引起民众热议。有网民认为，一些地方希望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把经济总量“做大”的心情可以理解，但高目标中显露的经济增长“急躁症”需引起警惕。北京市民刘先生表示，一些地区的“十二五”规划蓝图中，GDP增长目标雄心勃勃，而且非常具体。这让人不由得担心，现实中不计代价、不计资源环境成本的发展方式仍然存在，这种发展方式带来的GDP增长，代价过于高昂。

内地金融专家董登新教授表示，GDP崇拜妨碍地方经济转型。他指出，“十二五”伊始，一些地方政府又开始招商引资，上马项目，大搞基建投资，圈地招商，这是传统GDP扩张模式的延续，会影响到地方经济转型的进程。

武汉长江证券分析师尹作翼表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以环境、污染为代价，不适合可持续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可见，中央拟扶持一些新兴行业来代替这些传统行业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但若地方政府仍把GDP增长作为首要目标，必然还是要依赖传统行业，导致新兴行业不能顺利推进。(东尼)

肖擎：尊重地方实际和发展自主权

省级“两会”陆续召开。在各省（市、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纷纷提出了2011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最受关注的是GD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幅指标。其中，重庆以13.5%的增幅预期，排在前列，而中西部地区的数据明显高于东部地区，且均为“两位数”的增幅。

近年来，人们对GDP的认识在改变，作为一个经济发展统计指标，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它所存在的问题。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曾说，GDP被附加了太多东西，不堪重负。这是一个事实。从长远发展来看，淡化GDP指标也已经被认为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像“十二五”规划建议，就并没有提出GDP增长的目标。甚至有专家认为“以GDP为主要甚至唯一考核指标的时代过去了”。

这种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数据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就很容易被理解为走到了反面。“数据好看，官员政绩光鲜”，“好高骛远”，“吹牛”，这些声音在网络上并不少。在此之前，新华社也曾发文，批评部分省份违背中央精神提GDP挂帅指标，一些地方片面追求GDP高速增长，不利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要求。

客观而言，不排除有些地方确实存在这些问题，但在整体上我们需要客观审慎地分析。

GDP增长目标高，并不就是“唯GDP”。中西部地区GDP增幅指标的来源或是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或是经济工作会议。这些都是一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部署，即使列有GDP高增长目标，但肯定不是不管统筹发展，不顾民生，唯GDP是举。只要GDP目标定得高，就不对，就可以批评，未必公允。

GDP增长速度和GDP总量密切相关。一些发达国家，它们的经济总量很大，现在的增长率都比较低。中国的经济总量越来越大，GDP增长率也有逐步下降的趋势，但即使如此，我们的GDP增长水平仍然高过一些国家。不论是

历史地看，还是现实地看，抑或放在世界范围看，过分、盲目地强调经济高速增长不现实，但完全排斥、抵触高速增长，也不科学。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把中西部的GDP增长目标和沿海东部地区作比较。以GDP总量论，青海省2010年的GDP是1342亿元，而北京则是13777.9亿元，后者是前者的10倍。青海定12%的GDP增长目标，北京定8%，如果由此便得出青海片面追求高速增长，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盲目、过分，显然并不准确，也不公平。

“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这两个地理概念本身就寓意地方实际情况和发展基础的巨大差别。除自身条件外，沿海地区更因受惠于国家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安排，得发展之先机，率先富裕，它们现在面临的是富裕起来后的问题。而中西部地区底子薄、基础弱，它们面临的问题与东部沿海地区不能同一而论。

先富起来的另一层意思，是先富带动后富。先富带动后富，不只是帮扶，不只是进行技术引导，更包括在国家战略转型中先富者要承担更多责任，比如节能减排。发达国家要为全球节能减排承担更多责任，一国内部，何尝不是这个道理。

可以设想，GDP增幅指标高，如果是盲目、浮夸，那么算总账时，地方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中西部地区对此应该有基本的审慎考虑。地方要怎么发展，发展到什么水平，地方最清楚，目标之间有差异，很正常，并不能以统一的模式要求整齐划一。GDP的问题不能回避，但地区实际情况的不同也要正视，地方的发展自主权也应被尊重，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

澳门日报：加大违法用地监察执法 问责关键在于政府

中新网1月24日电 《澳门日报》22日刊出社论《加强对违法用地监察执法》。社论说，通过近几年的努力，国土资源领域违法违规比例下降，执法监管形势持续向好。不过，违法违规用地问题依然突出。地方政府主导的违法违规用地问题严重，土地问责的关键还是地方政府，必须尽快摆脱财政对土地的依赖，从土地财政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文章摘编如下：

国土资源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二○一○年，中国发现违法用地行为五万三千件，涉及土地面积四十一万八千亩，地方政府主导的违法违规用地问题严重。看来，土地问责的关键还是地方政府，必须尽快摆脱财政对土地的依赖，从土地财政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无庸置疑，通过近几年的努力，国土资源领域违法违规比例下降，执法监管形势持续向好。不过，违法违规用地问题依然突出，总量仍然较大，人民群众的意见还是非常激烈。一些地方政府在“唯GDP论”思想的指导下，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盲目追求“大规划”，大拆大建。扩张用地建设“新城区”，违法违规新设开发区和擅自扩区，以推进新农村建设为名违法占用农地开发房地产，违法占地、违规建设高尔夫球场、别墅。结果由于规划面积过大，导致超量占用耕地、土地“开而不发”现象严重，成为土地违规开发和大量闲置的重要缘由。

不少违法用地案件并非官员的个人行为。由于各级地方政府对干部的考核主要是以经济发展指标衡量，为了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和自己的政绩，各级领导总要千方百计地为经济发展开辟通道，违规圈占土地是经济发展最便捷的管道，于是公开支持违法用地，有的纵容、庇护违法用地，更有甚者，政府带头违法用地。

当然，政府对土地的依赖也催生了一些官员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土地开发和管理领域已成为贪污腐败的重灾区。当“卖地”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甚至占到财政收入一半以上，以“管理权限即私权力”的思维，地方土地管理官员就成了“土地爷爷”、“土地奶奶”。违法用地的大面积滋生正是由于有利可图。土地价格暴涨，许多房企仅从闲置土地的涨价中就能轻而易举地获取暴利，进一步刺激他们囤地不开发的心理，从而引发房地产开发领域中的恶性循环。因此，土地问责必须从导致当前房地产领域乱象的根源出发，切断吸附在土地上的各种利益链条，打击这上面的“寄生虫”。

为加强查处国土资源领域违法案件，国土资源部决定挂牌督办八起国土资源违法案件。在二○一○年全国查处国土资源领域违法案件中，据说违反国土资源法律法规的二千五百八十二名责任人已移交司法和纪检机关追究责任，二百三十九名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从数量上来看，国土部掀起违法用地的“问责风暴”颇有点声势的。但倘若从具体处罚形式来分析“问责风暴”，还是有一些问题值得思考。从目前的报道和处罚结果来看，案件中官员多是行政问责，少有受到司法制裁。违法必究，这是法治社会的准则。问责若仅止于行政问责，或者仅止于诫勉谈话、深刻检查、岗位调整，其效果与法律问责相比就会大打折扣，与人民群众的期望仍然有差距。人们期望的是，这些涉案官员不仅要对上级行政机构有深刻的检查，还要对民众有个交代，这就需要司法监督来完成了。

二○一一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步入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新一轮发展周期，又面临省市县换届选举，地方发展迅猛，国土资源供需矛盾势必更加突出，违法违规反弹压力较大，执法监管任务繁重，面临重大考验。无论如何，加强对违法用地的监察执法，是形势的需要，更是人民群众的愿望。只有在全社会形成“违法用地，人人喊打”的局面；建立健全科学的考核机制，自觉抵制非法用地行为，社会经济发展才能更加科学，更加和谐。

五岳散人：公共财政里有多少“机关”？

据说，哲学上有个命题叫做“从错误的前提可以推导出所有荒唐的结论”，而且是被证实的那种哲学命题，好像证明者是罗素先生。哲学咱们是不懂的，但这种命题在我们的生活里根本就不用劳烦大哲学家去论证，只要广东省人大财经委预算监督室主任就可以了。

事情是这样：如果 《广东省2011年省级部门预算草案》获得通过，广州8所机关幼儿园将获6863万元财政资金补贴，这事当然引发了公众质疑。广东省人大财经委预算监督室主任解释称，目前这些幼儿园都是事业单位，按照我国财政体制都会给予财政预算安排，这和其他事业单位是一样的，所以预算编制并无不妥。

这种事业单位的预算，本身是否应该包括类似于公务员福利的机关幼儿园，原本就是一件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的事。在计划经济的时代里，我们这里建立了很多小而全的微型社会，不但是机关有自己的一套体系，连原来的大型国企都有自己的一套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的体系。现在，很多情况下国企为了减低自身负担，把这种微型社会的好多功能交还了社会，但政府机关单位的这种小社会还存在着，这种小社会结构不但没有瓦解，反而成为了公务员福利的一部分，但挂的名号则是事业单位。

所以说，要是按照这种现行规定执行的话，那当然是没有什么不妥的。何止是没有不妥啊，简直是妥当得很呢！但用着“事业单位”这种公共事务管理的单位名称、行着为单一群体谋求福利之事实，这个前提是不是靠谱，本身就很难说。这个前提要是不正常，后面得出多少貌似很正常的结论都并非怪事。这也是为什么说一位预算监督室主任就能超过大哲学家的原因，因为他是这种荒唐逻辑的践行者，哲学家不过是论证者罢了。

说起来也不能怪这位主任，他的责任就是按照现行的制度编制这个预算，然后按照现行的规则审核这种预算，在这个前提之下，只要一切都符合标准的话，确实没有什么理由不让这个预算通过。而且这种预算也没有什么障碍不让其通过，因为这种事业单位的编制想要修改是很难的事，“两会”审议预算当然可能会造成一定阻碍，可实际上，很多代表本身就是各级官员，让受益者审议切身利益的行为，估计比裁判兼球员还不靠谱。

我们的公务员享受的东西，有时候确实是有点儿太多了，而且不少都是隐形享受着的，根本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孩子可进入这种财政补贴的幼儿园，而广东整个省能享受到财政补贴的幼儿园不到4％，老百姓的孩子想要上一所公立的幼儿园比登天还难。与此同时，不但政府不补贴社会幼儿园，甚至还从牌照发放上进行限制，让市场产生稀缺性，弄得社会幼儿园不是高价就是黑户。

其实，我个人并不反对在某种程度上给予公务员一个较为丰厚的福利待遇，这在很多国家也是通行的做法。但有一个前提，即在公共产品上公务员不可过度占有资源。这种考虑基于两点：其一，纳税人的钱不能瞎花；其二，要让公职人员知道民间的疾苦。咱这里纳税人的钱是不是瞎花就不说了；知道民间疾苦这件事，大概也在某种“衣食无忧”的现实生活环境里消磨了。

前段时间，广州市长说自己住在一个高档小区中，月租金只有600元。虽说他也知道这里有一部分补贴，但具体多少可能他也不清楚。因此，他教育大家最好是在买不起的时候先租房。话倒是没错，就是例子举得实在有些让人无语。我们的吏治之所以到了这个地步，恐怕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薛涌：治理城市拥堵可以“量体裁衣”

对城市拥堵，仅仅怨声载道是不够的。要能够有效地治理，就必须有科学的研究，并建立庞大的数据库。最近《波士顿环球报》报道了大波士顿地区的拥堵居全美都市圈第7位的新闻。再看这一排名的背后，是一套高度复杂的拥堵评价体系，实在让人有顿开茅塞之感。这里不妨简略介绍一二。

得克萨斯A&M大学的得克萨斯交通研究所，从1982年就开始收集数据，对美国各大都市圈的拥堵进行分析。在28年的时间里，这套数据和分析手段越来越复杂，比如发展出通过燃油过量消耗度来衡量拥堵的办法，以及计算拥堵的经济成本、通勤者焦虑指数等等公式。这一复杂体系的功效，从刚刚公布的2009年拥堵评价结果中就能看得相当清楚。

根据这个评价，全美拥堵自1982年以来日益恶化，早晨的交通高峰时间上升到4个小时左右，晚上的交通高峰时间则达到3个小时左右。对于每个通勤者来说，平均每年的拥堵经济成本已经达到 808美元，计入通货膨胀因素后比1982年时高了一倍。全国拥堵所造成的年经济损失则达到1150亿美元。

2009年拥堵最严重的是芝加哥和华盛顿两大都市圈，平均每位通勤者每年损失70小时。洛杉矶排第三，损失63小时。波士顿排第七，损失48小时。这种拥堵损失小时的计算办法，是以通勤者上班的实际交通时间减去按所走的公路限速里程旅行所花费的时间。在美国的公路上，一般的最高限速都成了最低限速。比如，高速公路上标着55英里的限速，该路段实际车速则很少有在55英里以下的，一般都达到65英里。警察也认为这很正常，不会来打扰你。所以，公路限速里程，大致指示着的是公路畅通时的最低速度。如果低于这个速度，那就等于处于拥堵状态了。美国非高速公路干道限速多为30英里（将近50公里），这就是正常的最低时速。用低于此速度开车，就属于拥堵速度。可见，这种拥堵标准相当严格。以我们中国人的标准看，实在是夸大了拥堵的程度。

有了这套数据，治堵就会有的放矢，优化治堵的资金分配。比如，拥堵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多少，可以把通勤者数量，通勤者在拥堵中浪费的小时，每小时的工价，焦虑指数等等考虑进来通盘换算得出。这样治堵，就可以瞄准拥堵带来的经济损失最大的地方。其次，用什么办法治堵最有经济效益？这一评价系统对每个都市圈的公交系统在减少拥堵经济损失方面的贡献都进行了核算。比如，波士顿的公交体系，每年为通勤者节省了3290万个小时。把这个数字用当地的小时工价乘一下，大致就知道公交体系从拥堵中省了多少钱。把这些钱再拿来和政府对公交的财政补贴相比较，那么回答政府是否应该补贴公交、应该补贴多少等问题，就更有根有据了。对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些数据也非常有帮助。比如，到远郊买房便宜，但必须付出更多的通勤、拥堵时间。这些时间折合成金钱究竟是多少？长年下来是否能抵得了不在市区买房子省下的钱？谁不愿意在这些问题上精打细算一下呢？

中国的大学不少，科研经费也相当多，教授们都急着出成果。我建议一些大学建立这样的交通研究所，在全国范围内搜集数据，并发展出系统的分析模式。开始的分析模式肯定不成熟。但是，年长日久就会不断完善，数据的积累也会成为宝贵的财富。这对于政府治堵，对于老百姓设计自己的生活，都具有巨大的参照意义。

朱四倍：“幼儿园阶层化”背后的社会分化焦虑

“我们的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班里的孩子来自各个阶层，现在就不同了，好的幼儿园里都是有权有势的家庭的孩子，幼儿园已经开始阶层化了。”在日前召开的政协南京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侨联南京市委员蔡蓓对“有权的进公办幼儿园，有钱的进私立幼儿园，没钱的进非法幼儿园”这一学前教育怪象深有感触。(《中国青年报》1月25日)

蔡蓓委员对“幼儿园阶层化”作出了通俗的描述：“我们的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班里的孩子来自各个阶层”，而现在“好的幼儿园里都是有权有势的家庭的孩子。”

客观说，这是社会阶层分化的逻辑显现，只是这种阶层分化带给公众和社会的是不安乃至恐惧情绪，而非一种自然的分化过程和结果。可以说，幼儿园已演变成阶层分化的分水岭，由于金钱和权势的作祟，幼儿教育的日益昂贵和贵族化，使得从幼儿阶段开始孩子就“阶层分化”。而更严重的后果是，这给给懵懂孩子的纯洁心灵投下了可能一辈子都难以消除的阴影。而且，在新的社会分层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社会的整合功能较弱的情况下，部分孩子从一开始就可能成为分化和竞争的牺牲品。

现代心理学家发现，人与动物的最大差别在于，人对不存在的东西会产生恐惧。但是，隐藏在“幼儿园阶层化”背后的醒目事实是民众忧虑情绪的流露，他们恐惧的恰恰是未来。这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危机，更是社会危机和社会发展短板的证明。

“有权的进公办幼儿园，有钱的进私立幼儿园，没钱的进非法幼儿园”表明，在社会阶层结构中，一方面，主导阶层与边缘阶层之间的分野日益清晰，另一方面，主导阶层的边界日益清晰，新的阶层日益走向定型化的过程之中。

“幼儿园阶层化”是起点不平等的现实隐喻。越是处于较高等级的人就越有可能更上一层楼，即上升到更高的社会等级；反之，越是处于较低社会等级的人就越受限制，他们上升到较高社会等级的可能性就越小。有关学者对上世纪2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英国财产继承问题的研究表明，财产继承状况变化不大，即富户的财产传给下一代，下一代之所以有钱，主要由于他们有一个有钱的父亲，而不是因为机会平等给了他们展示才能的机会。当“有权的进公办幼儿园，有钱的进私立幼儿园，没钱的进非法幼儿园”成为社会固化的一种现象时，我们难道不是能发现同样的逻辑吗？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进入社会时应当有一个基本的平等起点，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当具有平等的基本权利，包括平等的生存权利、平等的工作权利、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以及平等的性别权利等。一个社会对于社会成员基本权利予以有效的保护，是社会公正的底线要求。但“有权的进公办幼儿园，有钱的进私立幼儿园，没钱的进非法幼儿园”显然背离了这种要求，并且也是对公民权利的漠视。

对此，整个社会的担忧是，穷人的孩子从一开始就在社会前进的道路上“掉队”，而这种“掉队”的命运恰恰是公众对社会分化恐惧的表征。正视“幼儿园阶层化”背后的“掉队”心理忧虑是一道社会考题。

熊丙奇：奥数狂热与个性化教育

我国社会和教育，给所有人的成才模式，是单一的，此前奥数的疯狂和当下要求取消奥数，都是单一模式使然 当奥数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日前召开教育实践报告会，校长刘彭芝在会上喊出了“奥数不是反革命”。她认为奥数被严重妖魔化了。

我不认为刘校长的话有错，奥数没有原罪，在国外，奥数存在了几十年，并没有遭遇像我们这里密集的“炮轰”。但奥数在我国的变异，是有目共睹的。导致其变异的教育原因，无非有二，一是严重的教育资源不均衡，奥数成为进入好学校的一个选拔工具；二是中高考体系，以学科分数为单一指标，为获得考场的高分，学校和家长就会让学生们学深一点、学难一点。概括而言，奥数成为了升学的工具，不管孩子有无兴趣、有无能力，都逼着他们学奥数。

我一直反对因这种变异而一刀切取消奥数，否则，那些有数学兴趣、爱好、特长的孩子，就没有途径去拓展自己的兴趣与爱好。理性的态度，当是治理导致变异的病因，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同时改革中高考体系。

对于这样的建议，有教育人士告诉我，就是努力推进教育均衡、改革了中高考制度，在中国，也行不通。其理由是：在国外，100个学生中，只有5%~10%的孩子会特别优秀，这是公众基本接受的事实，因此，对于自己的孩子会有比较准确的定位；但在我们这里，尤其在城市里，几乎100%的家长都希望让自己孩子成为前5%~10%，并按照前5%~10%的标准来要求孩子，奥数就是这样走火入魔的。

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是，我国教育的现状就是以90%的人的“教育失败”来成就10%左右的学生成功——许多学生被家长要求成为前10%的过程，就是努力证明自己“失败”、“不行”的过程，而有意思的是，家长们会把这一责任归为教育的问题，却不愿意承认自己教育孩子的观念偏差。

家长们这样认为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之中。期待孩子成为10%的优秀者，无非是想让他们获得一份好的工作、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否则，就是碌碌无为之辈。

这是我国与英美等国家教育的显著差别——英美的教育，更多地针对受教育者本身的需求“因材施教”，实施的是个性和多元化教育。教育并不扮演界定公民身份的角色，不具有诸多非教育功能，学生读奥数，关乎兴趣，与未来找个好工作关系不大。而我国的教育，工具色彩超过了教育色彩。

教育的本质，是完善每个受教育者，这就应该是富有个性的教育，而我国社会和教育，给所有人的成才模式，是单一的。

张贵峰：“机关幼儿园”难称公共事业

8所机关幼儿园，不符合严格的“事业单位”定义，既不是“措之天下之民”，也不是“为了社会公益目的” 针对“8所机关幼儿园将获6863万元财政资金补贴”一事，广东省人大财经委预算监督室主任黄平向记者解释：目前，这些幼儿园都是事业单位，按照我国财政体制，都会给予财政预算安排，这和其他事业单位是一样的，所以预算编制本身并无不妥。

“这些幼儿园都是事业单位”当然并不假，但是，关于这一身份的认定，当真就是名副其实的吗？

什么是“事业”？古人说得好：“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而依据国务院《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

很明显，8所机关幼儿园，不符合以上严格的“事业单位”定义，既不是“措之天下之民”，也不是“为了社会公益目的”。据了解，这些机关幼儿园一般都是优先满足所属机关工作人员幼儿入园需要，生源有余才接收社会幼儿，且被接收者一般要交纳1万多到3万元不等的“赞助费”。

在这种背景下，当地财政还非要拨巨款补贴，只能从一个侧面再次说明，政府财政仍然不是严格意义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财政——“政者，正也”。拿“取之于民”的公共资金，用之于少数权力者、为其谋取超国民的特殊福利，何“正”之有？这正如此前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辛瀑曾指出，“公共财政是面向大众的，用公共财政办幼儿园，就应该面向社会大众招生，假如不是这样，它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

当然，回过头看黄平主任的辩护词，并非毫无积极价值。至少，它在事实上已告诉我们，类似“机关幼儿园”这样名不副实的“事业”，其实并非少数，而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比如，我们熟悉的许多同样依附于机关而生存、主要为部门私利服务的招待所、培训中心等“事业单位”，便是如此。

因此，面对“8所机关幼儿园将获6863万元财政资金补贴”的现实，不仅是要指出这一财政补贴的不合理不公正，更要加速推动事业单位体制的改革进程，尽快为“事业”去伪存真，将诸如“机关幼儿园”这样的单位，彻底改造成既祛除权力又祛除私利的公共事业。

王石川：对花炮团购乱象须严查

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开始销售兔年花炮，不少团购网站打出诱人的“花炮大餐”：“二踢脚网上大甩卖”“网购花炮商家免费配送”“网络仓储价比市值低50％”“网友10元秒杀200元烟花一套”??在“八佰拍团购网”上，某烟花公司公然叫卖“响珠雷”“皇家礼炮”“雷鸣烟花”“大麻雷”等2000多个品种的花炮，而且宣称“产品一站式购齐”“每天秒杀一名幸运网友”。

怎一个乱字了得！烟花公司乱，在团购网上公然叫卖各个品种花炮；网站乱，为逃避监管打“擦边球”，改“团购花炮”为“团购花炮礼券”；论坛乱，“走何路线能偷运花炮”“如何逃避道路盘查”竟能成为讨论焦点。此外，自制兑换券无保证、网站本身真伪难辨、浑水摸鱼非法销售??让人眼花缭乱。

花炮团购咋就这么乱？原因不外乎几点：各地网购花炮管理要么法规缺失、要么尺度不一，再加上监管失控。当然，还与一些企业唯利是图、一些网站利欲熏心有关。

对付乱就得用快刀。花炮团购的乱象再繁杂，它的背后总埋藏着利益链。找出各个利益环节，并逐个击破，就能切中肯綮，厘清乱局。比如，一些不良商人为了规避监管，雇车运“黑烟花”进京，不管如何打擦边球，只要是“黑炮”就应该密集布局、严格盘查，而不能以“京津冀之间的通道有上千条之多，在每个路口实施24小时设卡检查并不现实”来搪塞。不怕乱如麻，就怕不监管，如果监管慢三拍、迟一步，“黑烟花”必然畅通无阻，大肆流入市场，其危害巨大，因为私家车运输花炮，无异于一辆辆流动的“炸弹”。

除了快刀斩乱麻，亦应该从构建制度设计入手。现行的《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从2006年1月21日起施行。该条例意在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预防爆炸事故发生，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的安全，其适用范围包括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和燃放。但不容回避的是，该条例相对来说比较粗疏，当然也不可能应对所有可能发生的爆竹问题，比如当下的花炮团购乱象。同时，各地网购花炮管理存在法规缺失、尺度不一的现象。

为此，立法部门不妨制定更具针对性和更有前瞻性的条例，比如，一方面应明确规定网购花炮属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将“销售花炮礼券”等等打擦边球的现象纳入条例之中。惟有如此，职能部门执法时才能有法可依，避免陷入无从下手、进退失据的监管尴尬。

法律健全并不等于法律就有尊严，严格执行法律法规才是关键。有学者说，“许多行政机关对待有利的职责（收费权、审批权、处罚权），就像橄榄球比赛一样，你争我夺；对待利益不大的职责，就像击鼓传花一样惟恐落在自己身上。”放眼现实，许多时候我们并不缺少规章制度，缺的是对规章制度的捍卫。

年味越来越浓了，烟花爆竹的舞台也越来越大了，责任也越来越重。监管前进一步，不良商人就会退三分，安全事故就会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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