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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诫》
齐家治国女德为要
女诫
《女诫》是东汉班昭写作的一篇教导班家女性做人道理的私书，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章。此书与另四书合称“女四书”：明代仁孝文皇后所作的《内训》、唐代宋若昭所作的《女论语》及《女范捷录》。
第一位女历史学家——班昭
作者简介
《后汉书·列女传》记载班昭：“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学高才。世叔早卒，有节行法度。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臧书阁踵而成之。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及邓太后临朝，与闻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关内侯，官至齐相。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作《女诫》七篇，有助内训。……昭年七十余卒，皇太后素服举哀，使者监护丧事。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子妇丁氏为撰集之。”
班昭作为东汉有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是知名度极高的杰出女性之一。班昭是班彪的女儿、《汉书》的作者班固的妹妹，嫁给扶风曹世叔为妻，人称「曹大家（gū）」。班昭不仅博学多才，而且很有德行，曾多次入宫，被任命为后宫皇后、皇妃们的老师。班昭秉承哥哥未完的遗志，把《汉书》没有写完的部分，补写完成。连当朝的名儒马融，也师从班昭来学习《汉书》。班昭曾写过一篇教导女子的名篇《女诫》，流传至今。她让世人最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此三件事：续《汉书》、教授后妃与撰《女诫》。但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她写的《女诫》一书。
在多半两三百字便道尽一个人的生平的《列女传》中，录入《女诫》七篇的《曹世叔妻传》，尤为显眼，也可见《女诫》在当时的影响力。明神宗在万历八年写的《女诫内训序》中，称赞班昭的《女诫》说：“此书简要明肃，是为万世女则之规”。后人称班氏为“女中之民父”，把她抬到和孔子一样高的地位，班昭在五十多岁时写出《女诫》，计1600字。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章。班昭丈夫曹世叔病故后，守寡多年的班昭本是写来教导班家女儿的私家教科书，不料京城世家却争相传抄，不久之后便风行各地，被视为“万世女则之规”。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班昭在古代与近代社会中地位的升降与所遭受到的褒褒贬贬，似乎都离不开《女诫》。
马远 宋理宗(款) 《女诫图》 手卷原文内容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绌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劳，而今而后，乃知免耳。吾性疏顽，教道无素，恒恐子谷负辱清朝。圣恩横加，猥赐金紫，实非鄙人庶几所望也。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沈滞，性命无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怅。间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勖勉之！
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斋告先君，明当主继祭祀也。三者盖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矣。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谓执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静自守，无好戏笑，洁齐酒食，以供祖宗，是谓继祭祀也。三者苟备，而患名称之不闻，黜辱之在身，未之见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称之可闻，黜辱之可远哉！
夫妇第二。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是以《礼》贵男女之际，《诗》著《关雎》之义。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方斯二事，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妇之不可不御，威仪之不可不整，故训其男，检以书传。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礼义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礼》，八岁始教之书，十五而至于学矣。独不可依此以为则哉！
敬慎第三。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故鄙谚有云：“生男如狼，犹恐其尪；生女如鼠，犹恐其虎。”然则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故曰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谓也；夫顺非它，宽裕之谓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宽裕者，尚恭下也。夫妇之好，终身不离。房室周旋，遂生媟黩。媟黩既生，语言过矣。语言既过，纵恣必作。纵恣既作，则侮夫之心生矣。此由于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争，曲者不能不讼。讼争既施，则有忿怒之事矣。此由于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节，谴呵从之；忿怒不止，楚挞从之。夫为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楚挞既行，何义之存？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义俱废，夫妇离矣。
妇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远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谓也。
专心第五。《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行违神祇，天则罚之；礼义有愆，夫则薄之。故《女宪》曰：“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谓佞媚苟亲也，固莫若专心正色。礼义居洁，耳无涂听，目无邪视，出无冶容，入无废饰，无聚会群辈，无看视门户，此则谓专心正色矣。若夫动静轻脱，视听陕输，入则乱发坏形，出则窈窕作态，说所不当道，观所不当视，此谓不能专心正色矣。
曲从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谓永华；失意一人，是谓永讫”，欲人定志专心之言也。舅姑之心，岂当可失哉？物有以恩自离者，亦有以义自破者也。夫虽云爱，舅姑云非，此所谓以义自破者也。然则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于曲从矣。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令；姑云尔而非，犹宜顺命。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此则所谓曲从矣。故《女宪》曰：“妇如影响，焉不可赏！”
叔妹第七。妇人之得意于夫主，由舅姑之爱已也；舅姑之爱已，由叔妹之誉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誉毁，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复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亲，其蔽也哉！自非圣人，鲜能无过！故颜子贵于能改，仲尼嘉其不贰，而况妇人者也！虽以贤女之行，聪哲之性，其能备乎！是故室人和则谤掩，外内离则恶扬。此必然之势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此之谓也。夫嫂妹者，体敌而尊，恩疏而义亲。若淑媛谦顺之人，则能依义以笃好，崇恩以结援，使徽美显章，而瑕过隐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声誉曜于邑邻，休光延于父母。若夫蠢愚之人，于嫂则托名以自高，于妹则因宠以骄盈。骄盈既施，何和之有！恩义既乖，何誉之臻！是以美隐而过宣，姑忿而夫愠，毁訾布于中外，耻辱集于厥身，进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荣辱之本，而显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则求叔妹之心，固莫尚于谦顺矣。谦则德之柄，顺则妇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诗》云：“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其斯之谓也。
译文
在下愚昧，接受能力不灵敏，之所以能得到先夫的宠爱，是依赖于母亲、师傅的教育训授。从十四岁时嫁入曹家，到现今已有四十多年了。战战兢兢，时常害怕有什么做得不足的地方而被婆家赶出门，并且使自己的父母为此增添羞辱，使家里家外增添忧患。早晚劳苦，辛勤而不求功劳，我的品性粗心顽劣，哪懂得教导之方，常害怕孩子们不争气，辱没了家族的名声。圣恩宏大，大量的金银，华贵的服饰赏赐于我，实非在下所希望得到的。家里的男孩能自食其力，我不再为之忧虑。但是家中的女孩子们正当是到了该出嫁的时候，而没有受过好的教诲的影响，不懂得妇女的礼仪，恐怕会令未来的夫家失面子，辱没了宗族。我现在身患疾病，性命无常，想想你们这些女孩子，每每因此令我发愁。闲暇时作《女诫》七章，愿女孩子们各自抄写一遍，但愿对你们有所帮助。唉，我将离去，你们勉励吧！
卑弱第一。古时，女孩子出生多月后，就让她躺在床下，给她纺锤和砖石，并斋告先祖。躺在床下，以表明她的卑弱，地位低下。给她纺锤砖石，以表明她应该学习劳作家务，斋告先祖，以表明她要承担祭祀的责任。三者都是女人的寻常道理，礼法的经典教训。谦虚忍让，待人恭敬。好事先人后己。做了善事不声张，做了错事不推脱。忍辱负重，常表现出畏惧。这就是所谓的谦卑对待他人。晚睡早起劳作，不嫌早晚劳苦。亲自操持料理家务，不挑剔劳作的繁重或简易，做事有始有终，这些都是勤劳的表现。面容端庄品行端正，以服事夫君，清静自重。不喜好戏笑玩闹，备以洁净的酒食，用以祭祀祖宗。这是所谓的祭祀啊。如果这三条都具备，却还忧虑好名声不传扬，身上背负别人的误解和屈辱，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如果这三条都没有做到，哪里还有什么好名声。
夫妇第二。夫妇之道，有阴阳参配的道理，通达于天地万物神明之间，包含了天地间的大义，人伦的大节。这就是为何《礼记》注重男女之间的关系，《诗经》编著《关雎》的道理了。由这些言论看来，不能不重视。丈夫要是没有贤德品行，则无法驾驭领导妻子，妻子要是不贤惠，则无法事奉丈夫。丈夫驾驭不了妻子，就失去了威严，妻子事奉不了丈夫，就失去了道义。刚才所说的这两件事，它的作用是一样的。观察现在的君子，只知妻子妇女不可以不驾驭，威仪不可以不整顿，所以注重男子的教育。殊不知丈夫是主人何以不事奉。礼和义不可以不存在啊。但光教育男的不教育女的，不也是掩盖彼此的礼数吗？《礼记》八岁开始教的书，十五岁学成。不可以只依据这些为准则！
敬慎第三。阴阳不同性，阳以刚为德，而阴以柔为用。男女品行相异。男子以刚强为贵，女子以柔弱为美。所以谚语说：“生男如狼，还害怕他懦弱；生女如鼠，还害怕她像老虎般凶猛。”然而修身不过一个敬字，而避强不过一个顺字，以敬来修身，以顺来避强，女子的敬、顺之道，这是妇人的大礼。那么敬不是别的，敬是一种持久恭敬的态度。顺不是别的，是宽和、宽裕。持久，就是知足；宽裕，就是要谦恭。夫妇之间过于亲密，终生不分离，在室内周旋，这样时间长了，容易产生轻薄怠慢。这样的事一发生，言语就会过分了，放纵恣肆就会产生侮辱丈夫的想法，这是因为不知道适可而止的道理啊！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的不可能不争论，曲的不可能不辩驳，争论辩驳一产生，就会有愤怒。这是因为不知道恭顺、地位低下的原因啊！侮辱丈夫不节制，就会紧接着有谴责呵斥，愤怒的情绪不停止，就会有鞭打杖击。作为夫妻本应以礼义相互亲善和睦，以恩爱相互亲密合作。鞭打杖击，哪里有什么礼义存在；谴责呵斥，哪里有恩爱存在。礼义恩爱都没有了，夫妻也就要分离了。
妇行第四。女子有四行，一是妇德，二是妇言，三是妇容，四是妇功。那么妇德，不一定要聪明绝顶；妇言不一定要伶牙俐齿；妇容不一定要打扮得鲜艳美丽；妇功不一定要技艺精巧过人。娴静贞节，能谨守节操，有羞耻之心，举止言行都有规矩，这就是妇德。言辞和内容都要有所选择，不说恶劣粗俗的语言。说话选择时机而说，以免引起他人的反感。污秽肮脏的衣服，及时地清洗干净，把衣服晾晒得整齐。按时洗澡沐浴，身体保持干净，不存污垢，着装打扮得体，这是所谓的妇容。专心纺纱织布，不喜欢戏笑打闹，能做好可口的酒菜，用来招待宾客，这是妇功。此四项，是女人的大德，而不能缺少的啊。然而只要有心，做起来还是很简单的。古人说：“仁远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专心第五。《礼记》说，男子有再娶的道理，女子没有适二夫的道理。所以说，丈夫是妻子的天。天是无法逃离的，所以丈夫也是不能离开的。你的行为要是违背神祗，上天就会惩罚你。你的礼义没有做到，丈夫就会怠慢你。所以《女宪》说：“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要得到丈夫发自内心的尊重与信赖，妻子莫过于专心正色。守礼义，存纯洁，耳朵不听不该听到的言语，目不邪视，出门不能打扮得很妖艳，在家不能穿得太随便。不和品行不好的人来往，不要只看重门第。这就是所谓的专心正色了。如果行为举止轻浮，目光和神情游移不定。在家披头散发，出门就浓妆艳抹，说不恰当的话，看不该看的事物。这就是所谓的不能专心正色。
曲从第六。说“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这是想要人安定心志，专一不二的言论啊。公婆的心是不可以失掉的。事物有因为恩惠而自我离弃的，也有因为道义而自我毁坏的。丈夫对你虽然怜爱，可公婆却不一定喜欢你，这就是所谓的因道义而对夫妻关系的深重伤害。但公婆的心意就是如此，你奈何不了，所以只能选择逆来顺受。婆婆不说你的好，你最好听从；婆婆说你的不好，你更要顺着，千万不要争辩对错，争强好胜。这就是曲从。所以《女宪》说：“妇如影响，焉不可赏！”
叔妹第七。妇女能得到丈夫的钟意，是因为公婆对你的爱，公婆疼爱你，是由于小叔子小姑子对你的喜爱，由此推论，对自己的肯定或否定，推从或诋毁，全在于小叔子小姑子。他们的心丧失了就不可再得到了。都知道小叔子小姑子的心不可丧失，要像亲兄妹一样和睦相处，即使是相处不好也没有办法。自己并非圣人，哪能没有过错！从前颜子贵在有错就改，所以孔子夸他为人能始终如一，更何况女人呢。即使具备了贤惠的品行，敏锐的天赋，就能说不会犯错了吗！所以说家人和气才可以遮掩家丑，外姓、内姓相离则会家丑外扬。这是一定会出现的状况啊。《易经》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丈夫的兄嫂弟妹，虽和自己没有血缘之亲，但却有深厚的亲缘和情义，应该尊重他们。谦虚柔顺的好女子，一定能和婆家的亲人和睦相处。倘若你是个贤淑谦逊之人，就能依靠道义而和好，推从恩义而互施援手，有些许美德就能彰显出来，而一点不好的地方就可以遮掩掉。公婆都称赞你，丈夫更会嘉奖赞美你，这样就会好名声传于邻里之间了，父母也会感到光彩。如果你是个愚蠢的人，当着兄嫂自恃清高，对着小姑子持宠示骄，这样做，哪还有和睦！恩义都没有了，哪还有什么美誉可传！所以说没有了美德，缺点就会显现。婆婆愤怒则丈夫就会憋屈，使自己名誉受损，羞耻、侮辱都归于一身。继续这样，就会给父母增添羞耻，离开就会增添丈夫的负担。这是荣辱的根本，并且是好坏划分的基本点，不能掉以轻心。然而要得到小叔子小姑子的心，最重要的就是要谦顺。“谦”是妇德的根本，“顺”是妇女的行为准则。这两条做好了，就足以家庭和睦。《诗经》说：“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就是这个道理。
清金廷标《曹大家授书图 》历史评价
班昭的《女诫》与明代仁孝文皇后所作的《内训》、唐代宋若昭所作的《女论语》及《女范捷录》合称“女四书”。此书为《女四书》之首，是民国初期及以前几乎所有读书的女孩子的启蒙读物。比起其后明代仁孝文皇后所作的《内训》、唐代宋若昭所作的《女论语》及《女范捷录》，《女诫》虽然也称得上封建礼教的集大成者，但某些部分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在《女诫》的“卑弱”篇中，班昭引用《诗经·小雅》中的说法：“生男曰弄漳，生女曰弄瓦。”认为女性生来就不能与男性相提并论，必须“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和事，不辞剧易。”才能恪尽本份；在“夫妇”篇中，则认为丈夫比天还大，还须敬谨服侍，“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妇不事夫则义理坠废”，若要维持义理之不坠，必须使女性明析义理；在“敬慎”篇中，主张“男子以刚强为贵，女子以柔弱为美”，无论是非曲直，女子应当无条件地顺从丈夫。一刚一柔，才能并济和永保夫妇之义；在“妇行”篇中，订定了妇女四种行为标准：“贞静清闲，行己有耻：是为妇德；不胡说八道，择辞而言，适时而止，是为妇言；穿戴齐整，身不垢辱，是为妇容；专心纺织，不苟言笑，烹调美食，款待嘉宾，是为妇工。”妇女备此德、言、容、工四行，方不致失礼；在“专心”篇中，强调“贞女不嫁二夫”，丈夫可以再娶，妻子却绝对不可以再嫁。事夫要“专心正色，耳无淫声，目不斜视”；在“曲从”篇中，教导妇女要善事男方的父母，逆来顺受，一切以谦顺为主，凡事应多加忍耐，以至于曲意顺从的地步；在“叔妹”篇中，说明与丈夫兄弟姐妹相处之道，端在事事识人体、明大义，即是受气蒙冤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万万不可一意孤行，而失去彼此之间的和睦气氛。
《女诫》在古代是女子教育的楷模，在近代，《女诫》是男尊女卑祸首，被视为班昭的罪责。譬如女子教育开始在中国创兴之时，班昭的《女诫》重新被阐释，上海爱国女学校伦理教习叶瀚（浩吾）便曾在课堂上向学生宣讲：“……中国之《女诫》、《女四书》，即教成女子倚赖幼稚、卑屈之男子之法之教科书也。对幼稚之人而更自屈于幼稚，对卑屈之人而更自守其卑屈，则中国女子之人格甚可想见矣。”1898年，晚清人吴芙赞誉“曹大家是女人当中的孔夫子”，而到1907年，何震则贬斥班昭为“女子之大贼”。还有人说班昭所鼓吹的封建道德教条，对于压抑女性的思想，它是很彻底的。更由于出自于班昭之手，所以影响极大，几乎影响了中国近二千年的女性观，客观上起了极其反动的作用。因此五四时期倡导女性解放的人们竭力非议《女诫》，那时候是政治的需要。但是，班昭是有意要将自己的骨肉姐妹推进“水深火热”之中去吗？《女诫》，到底是女人处世的宝典还是封建礼教赐予女人的精神枷锁呢？
从当时她所处的历史背景来分析，其主观目的却是想矫正时俗，预防重新出现外戚专权跋扈的现象。她的身份地位，决定了她只能用写作《女诫》这种“曲线”方法，来达到防制外戚，以挽救国运的目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女诫》本来便是为宫廷女性而写的。《女诫·原序》提到写作目的时虽然口口声声宣称“男能自谋矣（时班昭之子曹子谷已被封为关内侯，后官至齐相），吾不复以为忧。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加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他门，取耻宗族，……因作《女诫》七篇，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益汝身。”但《女诫·原序》明明白白地说过她自己“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今四十余载矣。”可见，班昭写作《女诫》时，至少已经五十四岁。汉普遍崇尚早婚，身份越高贵，结婚越早。班昭十四岁即作新妇，（丈夫曹寿字世叔早卒）见《后汉书列女传》相同。据此推算，可知班昭五十四岁时决不可能还有未嫁之女；即使有之，也不可能一直待到她们要出嫁时，才想到需要对她们进行教育，以免其“失容他门，取耻宗族。”从后一条说，一则班昭是一贯主张女子教育的，自已便因在宫廷为皇后及诸嫔妃讲学而被人敬称为“大姑”；二则班昭父家与夫家皆有对女子进行教育的传统。班昭自己固然“博学多才”，其夫妹（小姑）曹丰生“亦有才惠”，曾为书评述《女诫》，以为“辞有可观”。可见班昭《原序》所谓《女诫》乃为自己未适诸女而作，显然是一种不便道出本旨的假托说《女诫》是为宫廷女性而写，还因西汉之后，宫廷内部淫风盛行，延及东汉，犹未好转；而且班昭之时，汉室已有女性干预朝政，外戚跋扈擅权的苗头。于是班昭试图通过对宫中女性的教育，来矫正时弊防患未然，可谓用心良苦。
班昭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看看当时以下事实。
一，俗语有称“脏唐臭汉”，汉之淫风泛滥成灾。从吕后开始，政府积极倡导早婚，不但宫廷争做表率，如昭帝即位只有八岁，便有六岁的上官皇后；平帝九岁即位，安定皇后也是九岁；而且还以法令鼓励早婚，汉惠帝六年便有“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者收五算”，使得早婚迅速成为社会习俗。早婚弊多利少，一方面缩短了人寿命，以致东汉十四帝，除被弑者外，活上四十岁的只有俩人；另一方面，早婚使身心未成熟的少男少女们很早知道了男女之事，助长了淫风。试看《汉书》所载汉诸王的荒淫，便足令人咋舌：燕王刘定私通父妾并使生下一子，又强夺弟妻为已妾，又奸污了她的三个女儿；赵太子丹与亲姐及宫女淫乱；江都王建在其父死后未葬时，就奸淫了其父爱妾，又与已妹淫乱，甚至还强使宫女与羚羊及狗性交，观之以为乐；齐王终古也曾令其所宠之奴与妾八子及诸近身侍婢奸淫，或让他（她）们裸体与犬马交配，自己在一旁观看取乐。诸王如此，寡居后的公主们也不落后：汉武帝姐馆陶公主宠幸董偃；女鄂邑盖公主私通丁外人，等等。这些都说明西汉宫廷中淫逸之习的严重。东汉紧接西汉，宫中淫风当然不会自然断绝。东汉帝王多早夭折，便是早婚和淫逸的结果淫风的流行，本来是男女双方所应共同负责的，可世人却往往将此责任委之于女性的不守“妇道”。似乎只要女性完全驯服于自己的丈夫，将丈夫的意志看作不可违逆的天的意志，那么生活的天平便不会失去平衡。班昭受儒学影响颇深，所以《女诫》通篇所言，皆为女子如何柔顺地服从男性，以家庭的正常生活，和谐的伦常之道为最高追求。班昭有为皇后和诸嫔妃讲学的任务，向她们灌输这样的观点，便自以为对矫正淫风会起一定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
二，东汉政权的旁落。班昭生于光武帝建武年间，光武帝刘秀是把西汉的灭亡归因于外戚的擅权跋扈的。光武帝及继位的明帝都很注意这一点，故在他们统治时期绝无给后妃家属封侯之事。可惜章帝庸懦宽恕，即位四年后，便任由皇后窦氏临朝称制，外戚窦宪总揽大权，同时发生了废黜太子，诬陷宋贵人致其自杀，陷害并毒死梁贵人，加罪马氏等事件，从此揭开了东汉外戚相互挤压，争权夺利的序幕。班昭亲身经历了这些事，不能没有触动与忧虑。况且她写作《女诫》时，正当邓太后称制。邓太后在东汉称制的诸后中，虽然可算是最贤明的，但也允许其兄邓骘身居要职掌握大权。邓骘残暴肆虐，直到邓太后病死不久，才由安帝刘佑联合宦官李闰加以诛灭。邓太后原是班昭的女弟子，两人私交甚好，然而儒学提倡为尊者讳，所以班昭不可能向邓太后直接指出其不当，但也不希望邓太后成为历史罪人，所以只要有机会，还是抓紧不放，进行劝谏。如安帝永初年间，邓骘以母忧为由“上书乞身”，“太后不欲许”，班昭便上疏劝谏，使得“太后从而许之”，达到了削弱邓氏在朝势力的目的。如果说这属于直接劝谏的话，那么写作《女 诫》便是“曲线”劝谏了。因为《女诫》具有显明的反对女性干预政治的思想，皇后和诸嫔妃读了后若能不干预政治，便不会有外戚擅权之事发生，汉室也就不会倾覆。何况更重要的是《女诫》成文后，邓太后必有过目的机会，若邓太后能看懂《女诫》的内涵，肯定会对邓骘等外戚有所警惕和防范。这正是班昭“曲线救国”的无可奈何之法班昭虽有救国之心，但其救国之策却是十分消极的。
《女诫》中的思想也不是班昭首创。它完全没有脱离儒家的那一套，全文一千六百字，引儒学经典《诗》、《礼》、《易》、《论语》等便有九处之多。首句“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即源于《诗经》。而且全文分七项，类同于西汉末年刘向的《列女传》。她只不是过是总结了前人的思想，“三从四德”“以夫为纲”并不是班昭写了《女诫》后才有的，班昭的《女诫》只是对前人的思想加以组织和修订而已。古代妇女的地位，并不会因为班昭写不写《女诫》而有所改变。班昭写《女诫》只是告诉我们当时社会人们对妇女的要求是怎么样的。这样的形式和内容，就不能引起邓太后的“注意”，以致不但“曲线救国”之梦落空，而且反而被后人利用，最终成为套在妇女头上的精神枷锁。
其实，我想一切的褒贬都应与班昭无关。因为班昭生活的朝代离我们已是那么的遥远，她当时所写《女诫》的内容，只是是符合她当时所生活的社会的价值观和社会现实的。班昭在人伦关系上，要求女子处处和顺，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密切相关的。今人不能拿近代的观念去要求一个仙逝的古人。任何一本书无论是被称为宝典还是枷锁，势必需要自己理性地批判和接受，我们不能只看它说了什么，关键是我们能够得到什么！让人有所获，便完成或者说达到作者写书立言的目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