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核心提示：1933年之后，已经很难在街角的书报亭找到一本与官方观点不同的刊物，日本政府往往将其在东北亚的侵略扩张说成是保护本国正当权益的自卫行动。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则进一步限制国内的政治言论，从明治时代中叶开始，日本一些保守主义者开始鼓吹“日本主义”，即民族主义，以此来抵制急剧的西方化。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日前就顾及与中韩等亚洲各国间历史关系的教科书审定标准初步决定，将就修改该标准展开具体研究。日本涉及近现代史的社会学教科书的审定标准设置了要求顾及邻国的“近邻诸国条款”。自民党内有强烈呼声称“这将造成历史教科书的自虐历史观”，自民党众院选举竞选纲领中明确写道，“将改善审定标准，让学生能使用写入以传统文化为傲内容的教科书学习。” 值此日本与周边邻国，特别是中、韩关系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日本修改教科书标准无疑显得十分敏感。因为上世纪30年代日本国内思潮的变化，早已给我们提供了有力的镜鉴。对于那段历史的探查，不仅可以一探日本国内思潮彼此博弈的力量消涨，更可以看出日本对外政策的变动趋势。1931年“9·18”事变后，尽管日本军部竭力宣传日本在海外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日本的很多民众还是觉得，国家的海外扩张并没有照顾到他们的利益，所取得的战果对解决国内经济危机也没有任何助益。1931年和1932年，谴责关东军行动的文章大量刊登在一些自由杂志上。1932年4月份期的《改造》杂志刊登了矢内原忠雄的一篇文章。矢内原忠雄是东京大学一位研究殖民政策的专家，他谴责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称之为“自我失败”，并预言日本将无力承受中国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带来的压力。此后，日本的左翼人士纷纷采取进一步行动。1931年11月份期的一份名为《妇人公论》的主流女性杂志刊登了社会主义者山川菊枝的一篇文章，文中写道：如果日本的孩子们最终将成为军国主义政府的炮灰，那么日本的母亲们要不要多生育几个子女？甚至一些地方性报刊也发出了谴责的呼声。1932年4月，一份由长野县农村青年创办的报刊向读者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满洲现在已为日本所占，但是你的生活是否改善？是否更加美好？你能否偿还所欠的债务？你的姐妹能否有条件为自己做一套和服？你的兄弟能否去咖啡馆听爵士乐？我们大家都知道答案，那就是一个响亮的‘不’！”但不管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如何竭尽全力，他们还是发现要想自由发表言论愈发困难了。当时日本许多杰出的自由人士公开接受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国内政治思潮和外交政策，这就进一步剥夺了那些不同政见者寻求合法地位的权利。甚至吉野作造，一位日本最知名的民主制度的支持者也准备偃旗息鼓了。他在1932年写道：许多日本最知名的民主制度的支持者也准备偃旗息鼓了。他在1932年写道：许多日本人将关东军的胜利看做令人欢欣鼓舞的战果，这和政党内阁多年的“徒劳谈判”形成了鲜明对比。除此之外，很多人，包括他自己，已经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在日本，政党政府是“那些道德败坏的政党领袖和同样腐朽的大企业主之间的邪恶联盟”，结果，政府政策只是迎合了那些“大企业的利益，而与此同时，老百姓，尤其是农民正日益贫困”。这足以让人灰心丧气，特别是当你发现在欧洲民主正在遭受攻击时。“在日本民众中，有这样一种思绪”，吉野作造得出结论道，“如果民主制度不合那些发明它的人心意的话，那么一直持些许怀疑态度的日本，就更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来坚持该制度”。
更令人吃惊的是，就连与谢野晶子也开始赞扬日本的帝国主义。在大正时代，与谢野晶子那些维护女权的评论文章使其闻名遐迩。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她发表了一系列反战诗集，从而进入公众视野。然而，1932年，与谢野晶子发表了一首题为“日本国民，冉冉旭日”的新诗，敦促日本士兵忍受“百般磨难”。还引用了一则在日本家喻户晓的风吹樱花的寓言，将阵亡将士“消散”的躯体美化成“比鲜花还要纯洁”。那些大众杂志也纷纷美化日本的海外扩张，鼓励国民团结起来随时投入战争。像《主妇之友》和《妇人俱乐部》这样一类杂志，经常刊登一些诸如战地英雄事迹和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寡妇们的悲惨遭遇，以及如何在国家危急时期节省食物和衣饰开支的教导。那些战斗中的士兵、红十字医院里的护士以及正准备解开军用包裹的志愿者的照片，则更加直接地、赤裸裸地激起民众的热情。其他一些杂志也纷纷登载类似文章。1933年之后，已经很难在街角的书报亭找到一本与官方观点不同的刊物，日本政府往往将其在东北亚的侵略扩张说成是保护本国正当权益的自卫行动。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则进一步限制国内的政治言论，从明治时代中叶开始，日本一些保守主义者开始鼓吹“日本主义”，即民族主义，以此来抵制急剧的西方化。他们尤其希望维持日本的一些传统观念以及所谓日本帝国独一无二的政体，即“国体”。对于明治时代的许多保守主义者来说，“国体”的概念是以两条原则为中心的：自古以来天皇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亲密的家庭般的纽带关系将仁慈的君主和他的臣民结合在一起。20世纪30年代，一些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将自己视为上述理念的保卫者。随着日本进入一段国家危急时期，他们的爱国热情开始走向极端，开始公然鄙视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他们已不能容忍任何怀疑“家国一体”理念的人。甚至新渡户稻造，一位日本殖民主义的忠实拥护者也引火烧身了。起因是1932年2月，他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两种势力，共产主义和军国主义正威胁着整个世界。对于这两者，他担心从长远看“军国主义将会危害更甚”。有着300万会员的“帝国在乡军人会”立即谴责新渡户稻造的言论是对日本军队的攻击，还印发了大量小册子传单，谴责新渡户稻造是“不忠诚、不爱国”和“背叛祖国”的人。面对汹涌的声讨浪潮，向来镇定自若的新渡户稻造先生终于决定在帝国预备役军人同盟的领导人面前低头认错。他说，他的言论时被人“误解”了。然而，正如所料，对那些左翼团体和人士，日本政府采取的镇压手段更加严厉。1933年，警察开始大肆逮捕一些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著名人士，其中就有佐野学与河上肇这样的名流，此外还有一些仅仅被怀疑持有颠覆政府想法的人士，其中包括长野县的几名小学教师，1933年他们被指控传播有害帝国的思想。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佐野学，他是日本共产党的一位高层领导人，于1929年被捕。政府官员以“思想犯罪”为由起诉他，指控他领导者一个企图颠覆国体的组织，于是法院判处他终身监禁。1933年6月，佐野学宣布放弃自己此前的信仰，这震惊了日本的左翼党派。在狱中，佐野学写了一本回忆录，其中谴责日本共产党是“一股倒退的力量，在错误的方向上愈走愈远”，赞扬天皇“在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的日本帝国中发挥了中心作用”。此外，佐野学还为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辩护，宣称：“日本对一个在文化上与自己相比极其落后的国家的扩张行为，符合人类历史进步的原则。”日本政府随即公开了佐野学的上述言论，不到一个月，500多名在押的左翼政党成员，以及1/3左右的共产党员纷纷效法佐野学。当局对这样的结果很是满意。到20世纪30年代末，警察以“思想犯罪”为由共逮捕了2000多人，其中大部分人都写了“转向”的声明。至于河上肇，他在1933年1月被捕入狱，他虽然没有遭受酷刑，但四年的牢狱生活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他从来都没有背弃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然而，1937年1月，为了能够出狱，他同意不再从事政治活动，这就意味着他默认了政府对言论自由的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