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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真实地记录那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抗日战争史学家郭景兴和夫人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在采访中，郭景兴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先前，人们大多认为二十九军卢沟桥奋起抗战是抗日爱国将领的壮举，却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当时抗击日寇的西北军和二十九军中，活跃着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一批数量可观的隐蔽战线共产党员。卢沟桥保卫战中，二十九军驻守回龙庙的英雄排长沈忠明就是一名早在1935年就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他以一个排的兵力抵御数十倍的敌人轮番进攻，直到身负重伤，光荣殉国，全排官兵也以全部壮烈殉国的代价，换取了日本侵略者一百多具尸体。
郭景兴深感意外的是，“我原来只知道在当时抗击日寇的西北军和二十九军中，只有很少的地下共产党员。没承想，后来二十九军将领尹心田之子尹家衡同志寄给我一篇文章，文章中介绍当时这两军中共有中共地下党员七十余人。接着我又读到王沛南、尹心田、周茂兰三人合著的文章《汾阳军校中党的地下活动》，得知汾阳军校，就是二十九军第二教导团，那时全团已有中共地下党员八十余人。可想而知，当时这些优秀的地下共产党员，在抗击日寇的斗争中发挥了多么大的重要作用。而且更令人敬佩的是，他们战斗在那种特殊环境中，危机四伏，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但他们却坚韧机智地坚守在党委派的岗位上。正因为如此，十年之后的淮海战役时，才出现了张克侠、何基沣两位地下党员，率领国民党军两万三千多人的阵前起义，创造了'一夜变千秋’的壮举。”
郭景兴夫妇按照这些线索，走访了许多二十九军的老地下党员，还原了历史的真相。“我印象最深的要算采访原南京海军学院院长朱军同志了”郭景兴说，“朱军同志，原名朱大鹏，是老西北军，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3年到抗日同盟军，从二十九军军训团1936年成立到1939年进行改编，他始终在军训团内任职，他后来转到延安工作。我们1983年到南京采访时，他已从南京海军学院院长职务上离休下来。朱老对我们的这次访问十分热情，为我们详细地介绍了二十九军军训团从成立到改编的全部经过。还重点讲了军训团内我党地下组织情况。当时已是75岁高龄的朱老记忆力非常惊人，对四十多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珍贵史料”
谈起二十九军军训团中党的地下组织规模，还先要从抗日同盟军的地下党说起。1933年5月长城抗战之后，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人在张家口建立的抗日同盟军。又称察绥抗日同盟军。当时“同盟军”中的地下党组织由中共河北省委领导，省委前委书记是张木陶。当时中共北方局委派朱大鹏（即朱军）到抗日同盟军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朱军时任“同盟军”一团一营的党支部书记，其他成员有宣传委员蒋明成，组织委员王绍武，排长张文周等，共计三十多位党员。
根据朱军的回忆，在抗日同盟军中，党的地下组织主要领导有：“同盟军”二师（汾阳军校）师长支应遴，一团尹心田，二团贾振中，三团周茂兰（即周树一），还有许全仲等；五师师长也是地下党员，陕西人，姓名不详。由于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救亡主张，违背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意志，蒋介石一开始就阻挠破坏，继而武力镇压。日军也同时向察哈尔省调动。同年8月5日，冯玉祥在蒋军及日军的双重压迫下，通电结束抗日军事行动，取消同盟军总部，离开张家口。吉鸿昌、方振武等按照中共河北省前委的决定，将队伍转移张北，由方振武出任代总司令（后改称讨贼联军）。
朱军同志离开了抗日同盟军后，于1934年春节前来到天津市警察局，为北方局作情报工作。当时他的身份是天津市警察局策反侦缉队队长。过了一段时间，冯洪国又向佟麟阁推荐他到二十九军军训团工作。
1937年1月军训团成立后，朱军任第三大队大队副。当时军训团里的党员有冯洪国、蒋明成、范菊秋，还有一个文书，加上朱军共六名。朱军同志把这五个人组织起来建立了党支部，他任支部书记，蒋明成任组织委员。不久又与上级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上级党组织的领导是谢甫生、王世英两位同志。军训团一大队队长李克昌是党的外围组织“武委会”成员。王世英曾经将他与朱军间做过正式介绍，他们同为军训团中党的发展壮大以及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
节选自剑钧《守桥翁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