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
毛泽东说：“一定要搞清楚是不是核爆炸，要让外国人相信！"设计和制造裂变武器向中国科学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他们必须在微小的细节上探索各种复杂的设计途径。
设计院的选址：西北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第九研究院)
1955年，中央政治局作出一项加紧实施核武器计划的决定。1956年11月成立以宋任穷为部长的二机部不到一年，工作已在各领域铺开，其中包括地质、采矿、铀处理、钚生产和铀浓缩；也许其中最关键的领域还是设计机构。
1957年夏，宋任穷接见李觉，让他领导二机部拟建最保密的机构：核武器局，对外称第九局。随后，在1958年1月8日，宋任穷派李觉直接负责一个设计机构的筹建工作，并请他出任该机构的领导。当准备工作完成后，李觉被任命为该机构的领导人。该机构总部先是设在北京，后迁至青海，命名为西北核武器研究设计院。
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局外人很少知道这所研究院，而那些知道它的人如果需要谈及这个院时也只提其代号--九院。九院诞生在大跃进的喧嚣年月里，这期间对于尖端科学技术显现出的征兆是不祥的。在针对知识分子的全国性反右运动的高潮中，中国着手成立北京核武器研究所，一个具有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研究所规模的专门武器实验室，并配备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为了选址筹建核武器研究院，李觉和他的同事们跑遍了中国的"千里"大西北。根据这次调查得到了第一手资料和经过认真分析的概括性材料，他们最后把点选在青海省，并报告了"中央领导"(犬概指的是二机部和中央军委)。1958年7月，当局批准了他们的建议，随后，在这片极其荒芜的大西北高原，开始了一场建设的奋战。
1958年，在得到批准后的三个月里，大批建筑工人开始向李觉所选定的地点进发。他们乘火车到达甘肃省兰州市，然后坐卡车走过尘土飞扬的山路来到青海省会西宁；继续向前，来到位于青海湖东边海晏县境内一片广阔的地域，称为"金银滩"。在那里，他们搭起帐篷，并开始平整研究院的施工场地。在这批"先遣队"中，有2000名士兵，7000多名从全国各地征来的农民和大约 2000名熟练的建筑工人。此外，在以后的几年中，又有数千名从海外归国的专家、学者以及大专院校毕业生经过艰苦跋涉，西行来到这所研究院。为了保证人员和物资流动畅通，解放军铁道兵部队和交通部的筑路工人迅速修建了通向青海基地的铁路与公路网。
1960－1962年的"三年灾害"直接冲击了正在建设中的研究院。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最严重的情况是缺少粮食。在全国物质短缺最严重的时刻，聂荣臻要求海军、北京军区和广州军区从他们的供应物资中取出25000公斤大豆和罐装食品送至青海营地。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他们成功了。1962年底，这所研究院在那片高原上已占地方圆几百里。那里空气稀薄，人每走上几步就感到呼吸困难、头晕目眩、气喘嘘嘘。那年，大批实验室已经盖了起来，还有更多的设施正处在建造中。此时，使研究院引以为荣的是它已拥有了一座发电厂、一些机加工车间、一个炸药制造和试验区、宿舍、娱乐设施和守卫兵营等。
领导班子的组件：研究开发原子弹的领导小组成员
李觉挑选了三位主要同事来共同领导他的研究院，他们是吴际霖、朱光亚和郭英会。
吴际霖
吴际霖
第一位吴际霖，虽然他在中国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过程中做出过杰出贡献，但至今甚至在中国的核工业界里许多人士还不了解他。吴际霖和李觉不一样，李觉在1936年就离开学校开始了地下革命工作。吴际霖是四川成都人。他一直攻读到1937年才毕业于化学专业。吴际霖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时参加了蒋介石的军队，随后他到了山西向前线士兵讲授防化常识。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位共产党地下党员，此人劝他投奔共产党解放区，参加八路军。
朱光亚
朱光亚
李觉领导小组中的第二位成员是朱光亚，他1959年7月1日到该院任职。朱光亚毕业于中国西南联合大学，随后留校担任助教，并同吴大猷教授一起工作。二次大战后，吴大猷作为高级科学家三人小组成员，被派往美国考察，他请朱光亚陪同。朱光亚因这一邀请而到了美国，进而在密执安大学获核物理博士学位，四年后他回到中国。此时新掌政权的共产党政府指示他在选定的几所大学里组织开设核物理课程。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被派往朝鲜，他在停战谈判期间担任翻译。1959年他进入九院后，李觉派他作为领导干部去协助吴际霖管理科研工作。这和他在中国的几所大学里创办核物理课程的工作类似。
郭英会
郭英会
象吴际霖一样，九院领导机构的第三位成员--郭英会也是李觉的亲密助手。根据有关他的一些零星资料，我们知道，他曾同吴际霖和李觉一起陪同苏联专家去西北考察，确定九院和铀浓缩工厂的厂址。他在组建九院特别是在九院早期发展过程中贡献显著，因此人们记得他。
然而在谈及这四人领导时，我们也许还可以把该院组织领导圈进一步缩小，因为这四人领导所做的大量决第主要是靠九院的三位权威科学家的协助而制定的。这三位科学家正是王淦昌、彭桓武 和郭永怀 。这三人同朱光亚一起担任了北京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长，后又到九院任副院长。只有当我们了解其他人时，我们才会更加明白为什么勾画决策者明显不同于勾画一般工作人员，这些人是陈能宽、邓稼先 和周光召 ，还有一些不太知名的九院科学家像理论物理家于敏、教授方正知、副教授钱晋和俞大光等。
1964年10月15日，在原子弹首次爆炸前一天，罗布泊核武器基地的一位官员打电报给二机部，要求九院在北京的理论物理学家们再做一次最后的计算，以保证试验成功的概率达到99%以上。二机部部长指定周光召和另两名数学家去进行验算，他们整整干了一夜。结果出来以后，他们三人在一份给中央领导的报告上签了字，保证试验会成功。 从1958年二机部为九院做了第一次人事安排的那一天起，直到第一颗裂变原子弹爆炸之时，李觉和他的一班人一直在不停的设计和组装中国的核武器而工作着。1960年初，副部长刘杰和钱三强在接见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和郭英会时，向他们转达了周恩来的个人指示："我们刚刚起步的国防尖端事业，需要尖端人才，需要第一流的科学家，这是政治任务。"在三位专家开始工作后不久，几位高级领导人包括陈毅就去看望他们，并感谢他们一接到通知就到九院报到。为了鼓励自己，他们后来给这颗原子弹定代号为"596"，作为赫鲁晓夫背信弃义、不提供原子弹模型的纪念物，这个代号意指是莫斯科把其决定正式通知北京的年和月--1959年6月。
研发过程：问题不断
在1960年初，吴际霖曾向李觉建议：北京核武器研究所由4个部，13个研究室组成。这4个部是：理论部、实验部、设计部和生产部。10月份，李觉放弃了这项计划，而赞成建6个研究室：理论物理室、爆炸物理室、中子物理和放射化学室、金属物理室、自动控制室和弹头弹道室。为了加强青海研究院的建设，他又建了两个设计室，一个是搞建筑工程的，一个是搞设备的。
在北京，制造原子弹的工作逐渐由理论进展到工程设计和试制阶段。到1962年底，李觉决定重建原来的4个部取消6个研究室。因为在10月份中央决定调126位高级科学家和工程师来从事原子弹的研究，他们的到来促成了李觉的决定。
研究所内的矛盾
李觉和吴际霖认为，由于北京研究所的研究力量还处于起步阶段并且规模很小，因此重建的部门需要补充力量。他们打算建一个总技术委员会来负责4个尖端技术委员会。这4个委员会各有不同的分工，第一个(由吴际霖和龙文光任主任和副主任〉负责原子弹的工程设计；第二个(王淦昌和陈能宽任主任和副主任）全权负责非核部件的试验；第三个(郭永怀和程开甲任主任和副主任)负责进行武器研制的实验("武器化"）；第四个(彭桓武和朱光亚任主任和副主任）负责中子点火装置的工作。
1961年初，九院的领导要求科学家在两年内掌握关键的技术原理，基本完成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当时，吴际霖召集了一次会议，会上他向他的同事们讲了关于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所需时间的预测，然而同事们对此持怀疑态度，甚至是完全否定的态度。其中一位怀疑者十分激动，他认为九院如果按照这种自欺欺人的最后期限是造不出原子弹的，并认为吴的乐观主义计划是企图欺骗党中央。
会上立刻变得鸦雀无声，这可是一个不小的罪名。但吴际霖并没有被吓住。他猛地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说："我们已经考虑了最不利的因素。为了克服这些不利因素，首先，我们全党已经动员；第二，全国上下已经开始通力合作；第三，我们有了宝贵的科技人才；第四，我们已经从理论和试验方面进行了科学分析并做了认真的论证；第五，我们已经决定了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吴继续说，这五点使他相信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能够造出裂变武器。
以此为根据，这位主管研究的负责人说道，他已经想好了要研制的原子弹的型号问题。一个他称为A-1，另一个为A-2。从他的叙述来看，显然，他说的一个是内爆装置(A-1)，另一个是枪式装置(A-2）。吴际霖对A-1型评价较高，因为它能适合实战需要。"A-1在理论上与结构设计上都要比A-2优越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A-2型。"与此同时，我们还能为设计A-2型武器做些准备工作，这样我们就能战胜一切困难"。他又说，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敢对中央委员会负责的原因"。吴际霖的雄辩给上司李觉以很大影响，李觉承认他不仅对 A-1型原子弹更先进持肯定态度，而且相信A-1能为国家节省核燃料"。他进一步表示同意把研制A-1内爆型原子弹作为九院的工作目标，尽管他知道这要比设计生产A-2型更困难。
世界第一个核爆炸装置
爆炸装置是个大麻烦
所谓"更困难"，李觉内心知道设计内爆装置有两个主要障碍：炸药的组装形式和点火装置。果然，点火装置出现了很大的麻烦。组装的常规炸药，其爆炸必须精确聚焦，而且计时精度要达到微秒级，这样才能触发点火装置释放出大量中子进裂变芯。后来，就最后期限和弹型改变问题展开了辩论。李觉和吴际霖开始全力以赴，寻找核武器爆炸原理和实践的突破口。
这两位九院的领导人坐在吴际霖的宿舍里，回想起了当年的一次谈话，话题是怎样设法揭开核爆炸的秘密。他们当时已经认识到为了解决原子弹设计中的一系列问题。有必要进行一些初步的试验以便找到突破口。在审查了九院的人力物力之后，他们认为应该请陆军军械专家来帮助他们。在那次谈话中，吴际霖说："我们最好能够争取在北京郊区的工程兵炸药试验场进行这些物理试验。"李觉表示同意，因此，这项试验计划便在1960年初付诸实施。
当时地面上还覆盖着被风吹散的雪。陈能宽便在此时到了这个位于北京西北怀柔县东花园镇附近的试验场，当吉普车驶进这个在长城脚下与世隔绝的试验区时，这位美国博士早已告别了他曾习以为常的校园生活，而要在指导对引爆原子弹的炸药进行初步试验。
陈能宽的小组成员共30多人，他们首先开始浇制供外部炸药组装用的透镜体。首先遇到的障碍是关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炸药的构成问题。后来他们请教一位大学副教授钱晋，改进了高能炸药和电火药雷管制造技术。陈还请教了其他大学教师和专业人员，比如请副教授俞大光设计炸药的多线同步点火装置。
对于陈能宽来说，这项冒险行动需要更多的体力和运气而不是国外的科学技术。在东花园镇这个大风席卷的试验场，他和同事们一起混合调配化学药剂。他们点起火堆，用一口普通的锅几只旧的军用桶，开始熔化炸药混合剂。
对各项设计方案进行真实试验的选择工作花了好几个月时间。王淦昌亲自指导制造第一批实验用部件；陈能宽用手算一再核对了全部数据。在1960年4月21日，中国造出了第一批样品，共1000个供试验使用。到1962年9月初，该小组终于完成了设计任务。此时，陈能宽满怀信心地预言，他的小组可以在最后期限到达之前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制造出炸药配件。他和助手们用了大约2000磅高能炸药浇铸透镜体，并为安装在这些透镜体周围20多个高灵敏度雷管确定了安装位置。他们相信，已经找到了一种可行的方
原子弹内部构造
原子弹核心部件的诞生：铀芯的研发与生产
在中苏关系恶化时，核武器各阶段的研制工作更加紧迫，邓稼先和北京研究所理论组的理论家们感到压力更大了。在进行了两年的理论工作准备后，到1960年，他们准备进行原子弹的实际设计和造型。1958年至1960年间，他们搜集了关于爆炸力学、中子传输、核反应和高温高压下的材料属性方面的大量数据。在此过程中，九院的两名苏联核武器专家对原子弹的设计没起任何作用，中国人嘲笑他们是"只读不说的哑巴和尚"。中国人问及机密情报时，苏联人就清清嗓子，然后就是沉默，始终竖起一堵保密的墙。当苏联专家撤走时，他们毁掉了所有带不回去的资料，但他们也犯了个错误，留下了一些碎片。
二机部指示邓稼先把这些残缺碎片拼起来进行分析。邓从中找到了一些关键性的数据，包括"眉状弧"和数字，这意指向心爆炸。把碎片拼起来后，邓对分析结果作了一次报告，朱光亚向其助手解释了这个"第一号绝密文件"的意义，指出这是他们进行研究的一次重要线索。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他们让邓对极高温高压下的材料特性进行初步计算。邓带着几个由他挑选来的国内最优秀的大学生在北京郊外的一间小屋里用旧手摇计算机计算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和其他工程科学。但结果仍不令人满意，因为"他们计算的误差大约是允许量的二倍"。他们努力工作，夜以继日地"计算、绘图和分析"。
1962年下半年，北京催促祝加快工作进度。这年夏末，九院的专家已经在原子弹理论设计、炸药组建和点火装置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同时，兰州气体扩散厂也已经把他们的组合设备拼装起来了。
经过50多次试验失败后，实验的步伐加快了。在一次部召集技术会上，一位专家建议该小组放弃正在探索的方案。这个组的一位核冶金学者回答："如果我们另辟新路，那么我们以前的一切努力就都前功尽弃了"。张沛霖是最"善于总结大家的实践经验"的人，最后还是他做了决定。他说，由于中国得不到有关核部件冶炼和铸造方面足够的国外资料，"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重复试验"。他接着说："我认为我们的方向是对头的。我们已经取得了大量技术数据，这是成功的铺路石。"
这下算解决了问题，1964年春节期间，试验仍继续进行着。技术人员设计出了各种革新方案和措施，铸造组把每个方案都收起来进行研究，并且对比分析了100多次实验的相关数据，最后形成了7个方案。在第一方案试验中，我们就成功地排出了气泡，使生产的核部件达到了技术要求。1964年4月30日，该厂的技术人员便开始生产原子弹的铀芯。
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模型
成型：原子弹最后的组装
1964年5月1日清晨，原子弹的核芯已准备就绪了。在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造"596"原子弹的最后一步是在8月份开始的。所有部件--包括炸药铸件、中子反射层、铀芯、点火装置以及电配件，都已在李工程师的指挥下运到了装配车间。在 6月份，有关核部件临界状态的最后一批试验已经取得成功。在总装的最后阶段，上级领导包括罗布泊试验基地的张爱萍都来观看组装。最后的总装用了72小时。车间里，窗子都挂了白色丝绸窗帘，以遮挡阳光。工人们在门口装上静电接地铜线，以便除去进入组装大厅人身上的静电。
到场的人都先到更衣室换上白色的工作服和布拖鞋。整个大厅极其洁静。墙上贴着一条标语："质量第一，安全第一。"一切都检查过了，李工程师下命令最后再检查一遍。他接到吴际霖从九院打来的一个电话，他告诉吴，一切都准备好了。吴说："请向组装技术人员传达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既要胆大，又要心细；不能带着问题装配，也不能带着思想包袱装配；要干净利落，做好自检、互检，保证一次成功。"吴告诉李，张爱萍来看装配了，并指示李，等张爱萍和刘西尧一到就开始组装。当两位领导在指定安全区坐好后，装配工作开始了。
这次领导的亲临既使人们增强了信心而又感到有些紧张。以后的两天里，装配工作进行得很迅速、很顺利。到最后一项了，李请张爱萍和刘西尧到安全线附近检查装配的最后一步，他们表示同意。李和工人师傅一起"将核部件装入弹中。"这样，596弹厂方任务就算完成了。张爱萍和刘西尧鼓起掌来。
罗布泊
在哪引爆：试验基地寻找历程
1958年8月10日，一列火车满载着经过精心挑选的官兵从河南的商丘向西北进展，他们从出发前接到的简短命令中得知，北京方面命令他们快速开赴西部地区，并在那里为一秘密设施寻找一块合适的地方。命令既没有说明他们的最终目的地，也没有告诉他们完成任务时间的长短。困惑和各种猜测笼罩着所有车厢，但是没有一个战士能猜出这支部队的真正任务是什么。
这列火车到达的第一站是历史名城--甘肃西北部的敦煌。这时部队离开河南已有10天了。部队下了火车，走向附近的一片戈壁滩，对这里进行较精确的土地测量。一个星期以后，即8月底，在敦煌的电影院里部队党委和领导召开了全体勘测人员大会，那时人们才知道他们来西北的原因。他们的任务是为核试验基地挑选一块地方，并作为核心力量去建造它。
10月，中央军委任命张蕴钰为试验基地司令员。11月，勘探队选定了可能成为基地的一些地点。于是张从北京飞到敦煌进行现场观察。分配给勘探队的苏联专家特别提出把基地定点在敦煌西北140公里远的地方。他们还详细地说明了建立一个最大爆炸当量为2万吨级的基地规划。他们声称，对于中国的核武器计划，这样一个规模已足够了。
对于这一有关全局、极其重要的位置的确定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从1958年冬天到1959年的春天)。技术上的要求是：爆心应选择既离指挥所较近以便于直接观测，而又不会危及观测者的安全。按规范要求，离指挥所50公里远的地方是个最理想靶心区，但这一距离太近而不能保证避免散落的放射性物质的危害。一个勘测队在90公里远处发现一个地方，但是直接观测又出现了问题："当时他们派去两辆满载着易燃木料的卡车到那里，浇上汽油把它们点燃。然而那些留守在指挥所里的人员即使借助经纬仪也看不到烟雾。"最后，在离指挥所70公里远处找到一个地方，并定点在那里。在选择靶心区的整个过程中动用了1000多人，最后确定靶心区位于北纬41.5度，东经88.5度的地方。
核试验发射场址
基地建设：一个忍饥挨饿的过程
一个面积为1000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东部的浙江省大小的地带被用来建造试验基地。几年来，随着试验计划的进展，在爆心区附近进行了地爆、近地爆(在塔上爆炸)、空爆(飞机投弹或导弹发射）平洞、竖井等爆炸试验。经过多次的试验，靠近爆炸中心的地区变成一片废墟。过去试验留下的各种密密麻麻的弹坑、散落和废弃的碎片已成为先前爆炸中心区的见证。两名参观了这一地区的记者描述了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景象：被炸毁的汽车变成了一堆废铁；飞机只剩下了残骸；被破坏的水泥建筑物，它们一部分表面呈现一层熔融的玻璃状。1960年初，张蕴钰部队的目标就是朝着能产生上述核爆景象而进行试验。
三年困难时期，罗布泊基地上的人们也需要付出代价。1960年，饥饿和营养不良严重地危害着基地的建设者们。库存的蔬菜很快被吃光了。为了不挨饿，基地大多数人员不得不依靠吃榆树叶子和采集野菜度日。由于缺少雨水，使得基地人员想自己种粮食的希望化为泡影。在一段时间内，建设工作集中在公路的修建、水源的保护和其他公益事业上。中央军委精选了一批工程兵部队和铁道兵部队去完成基地的主体工程建设项目。同时又派出生产建设兵团下属的几支部队去修建周围的永久性设施，用来保障基地的通讯畅通。
工程支队和其他人员共同在试验基地周围建起了城镇和通讯系统，马兰就是其中的一个，它已出现在中国的地图上。王程师们把它建在乌什塔拉和榆树沟两个新开拓区公路的汇合处。该城除了包括居民住宅和营房建筑以外，还建造了一座机场，一座医院，一家银行，一家商店，几家旅馆，一座邮局和一个接待中心。它可作为周圄居民的一个娱乐和旅游中心。马兰已成为罗布泊核 武器基地的总部所在地（首府）。
到60年代中期，中央军委批准从工程兵部队和铁道兵部队中抽调一些建设队伍来扩建基地的工厂和总体工程设施。到1967年初，这些部队已建成了一个供运输机、中程轰炸机使用的空军基地以及一套基地专用的铁路系统。
参加一次特定试验的人员在"几千到近万人"，科学试验区里的各单位要保持适当的稳定。来自中国的消息说，试验区内的通讯保障人员、运输队以及阳平里(音译）气象站的工作人员，面对新疆沙漠中的酷暑严寒，一次次为试验作出了贡献。几年来，随着基地的发展和完善，个人和家庭生活方面的问题就变得同科学研究以及为下次试验所要做的准备工作几乎同等重要的。于是，几年后，这个边境上特殊的基地扩大了区域，超出了核武器试验这一范围。象中国古老边境上的城堡一样，这一科学试验区逐渐变成了当地社会活动的中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它的特殊使命是把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结合在一起，并始终保持其强大的力量，以适应当今的政治局势。
罗布泊试验场指挥部
箭在弦上：引爆前最后的准备
1964年，原子弹的爆炸试验成为科学城的整个基地压倒一切的任务。随着炸弹在酒泉装配厂的组装完成，关于原子弹及装配人员将要到来的消息传遍了罗布泊试验基地。作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总指挥的张爱萍，加强了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15人专门委员会以及在青海的第九研究院领导之间的联系。
为了安全起见，工程师们将炸弹分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火车运送，另一部分由飞机运输。周恩来指示："一定要保证第一颗原子弹装配、运送和爆炸的安全。"为此，第九研究院的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吴际霖竭尽全力地遵照总理的指示去完成任务。一辆由中国最优秀的司机驾驶的专列已经准备就绪，它将运送没有核爆炸装置的部分。
在非核部分被运到罗布泊试验基地的几天后，聂荣臻命令飞机运送核芯体。二机部一位胡助理研究员和二机部保卫部的高副部长担任押送任务。在西行的途中，当了解到所押送的货物是什么以后，保卫部的高副部长十分关心核装置是否可能会过早地发生链式反应的问题。他问胡："宇宙射线对设备会产生什么影响？"胡向他保证，不可能产生链式反应，然后又立刻继续检测仪器。这使得那位副部长变得更加紧张。整个飞行过程中，他反复提醒胡要测量宇宙射线的剂量。当飞机降落在罗布泊试验基地后，高才长长松了一口气，显得很轻松，因为他能够把核装置交给第九研究院的领导李觉(九院院长)和吴际霖了。
即使飞机安全着陆在基地后，在装卸过程中，也是把安全放在首位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卸下装有铀芯的密封容器，并将它放置在一辆卡车上。当它被运到试验场后，在实验场的领导、几名工程师和保卫部门官员的监督下，才由胡打开保险锁，取下核装置。当这些人员核查无误后，他们便代表装配队接受并承担了保管核组件的任务。
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按计划顺利进行。张爱萍作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委员会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现场指挥部的领导，对现场的试验工作负主要责任。他和刘西尧副部长(现场副总指挥)亲自视察了铁塔。在和李觉一起登上塔顶时，张问道："你能保证安全可靠地把炸弹从地面送到塔顶吗？"李作了肯定的回答，而那些"自愿参加核试验的人员早就多次空手爬到铁塔顶部了。"
这时，只有两项准备工作仍在进行：检查计算数据和确定爆炸零时，前者在爆炸前一天进行。由于张爱萍十分担心点火失败的可能性，所以他又给二机部发了一份"紧急电报"，要一份最后的计算资料。他想让在北京工作的第九研究院的理论物理学家保证，依据他们的计算结果试验成功的概率在99%以上。虽然大多数技术数据已送到试验基地，但刘杰部长还是立刻指派周光召和另外两位数学家来完成这项工作。数据上的差异使得以周光召为首的三人小组必须凭借记忆，对早期的工作进行重新计算核实。为此，我们加班加点地工作，终于在第二天清晨，把数据送到靶心区。周和他的组员们在中央委员会的备忘录上签上了各自的名字，证明试验成功的概率能够达到99%的要求。从那时起，爆炸零时也就确定了。
九天后，中央委员会审查了长期的天气预报后宣布了第一颗 原子弹爆炸零时：10月16日15点整。
成功爆炸
刹那芳华：一次完美的爆炸
在16日那一天，当爆炸时刻即将到来之时，曹机师很平静地监视着圆桶状容器(高约2米，直径约1.5米)里的弹体从地下车间移到地面，然后由他的助手把炸弹放到手推车上，由两名技术人员把它送往铁塔。
此外，还有两位专家密切监视着路上每一时刻可能发生的情况，记录着炸弹运到塔架过程中的情况。李觉、吴际霖、王淦昌和朱光亚站在一旁默默地观看着运送过程。铁塔和弹体周围的工作人员听到他们的指挥员陈能宽发出的命令："升起！"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机也随即转动起来。试验塔高120米，塔顶上的技术人员接到炸弹后就开始将它装在铁塔上，几个小时后，他们检查了塔上所有仪器显示的数据，然后把爆炸装置的顶盖盖好。
现在李觉、张蕴钰和两位工程师最后一次来到塔上，安装了电引线，做了最后一次检查。当他们在离爆炸零时前50分钟回到地面时，周围的人们关心地询问他们为什么比预定的时间晚下来4~5分钟。李觉答道："我一定要亲自确认没有任何的差错"。
接着，这些人就撤离到离试验塔23公里的试验控制室内。李觉把塔的电控装置的钥匙交给了控制室的领导。采取这一安全措施是为了保证原子弹不能被爆炸塔附近的任何人引爆。这也是引爆前最后时刻的一个检查环节。这时，15点前的秒数显示开始： 10、9、………，在准确的时刻，指挥员发出了命令："起爆！"
随着起爆的命令，现场的指挥员还发出了几道别的命令。在试验区上空，一架专用飞机直接从正在上升的云雾中穿过;另一架由一名妇女驾驶的飞机开始进行一次36小时的飞行；以便收集将来进行放射性沉降物分析用的空气样品。70公里外，负责观察和指挥的工程技术人员们通过有防护的玻璃观察到爆炸和产生的烟云的情况。炮兵部队发射了火箭用来从蘑菇云中收集样品。另一些人准备完成一项危险的任务。他们穿上防化服、驾车进入试 验区，收集同核辐射有关的数据以及冲击波造成的影响。特种装备的部队直接冲进试验地区来检验他们的车辆在核爆炸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整个指挥所里的人们都欣喜若狂。张爱萍、刘西尧和张蕴钰都激动得浑身颤动。张爱萍要求人们科学地证实发生在眼前的奇观。"这是一次核爆炸吗？"王淦昌肯定地回答："是的。"
然后，张爱萍给北京的二机部挂了电话，下面是通话记录："我是张爱萍，请刘杰同志(部长)"。
在二机部原子弹试验办公室里，刘杰正和几名高级干部焦急地等待着，电话铃响了，一名干部太紧张了，以至把电话筒掉到了桌上，刘杰一把捡起来，"请报告周总理和毛主席，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
"再说一遍。"
"原子弹爆炸了，已经看到了蘑菇云！"
"我马上报告!"接着刘杰抓起了专用电话，"我是刘杰，请周 总理讲话!"
"我是周恩来!""总理，张爱萍同志从试验基地打来了电话，原子弹已经爆炸了，看到了蘑菇云!"
"好，我马上报告毛主席。" 几分钟后，周总理给刘杰回了电话："毛主席指示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是不是核爆炸，要让外国人相信!"刘杰立刻把主席的指示传达给张爱萍。张回答说，这确实是一次核爆炸，这一点已经被充分证明了。这时，刘杰不由自主地开始抖动，但他又给周总理打了电话："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他告诉周说："这是一次成功的核试验!请党中央和毛主席放心。"这以后的几分钟里，刘杰一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在第九研究院时就开始规划，历经千辛万苦，现在爆炸终于成功了。这副担子也终于放下了。
这天下午，欢乐情绪笼罩着北京城。几千名男女文艺工作者聚集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在进行了一场《东方红》大型歌舞表演后，等待着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下午4点钟，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大家。总理做手势请大家安静，然后宣布："同志们，毛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了！"起初人群依然沉默着，甚至有些发愣。接着，欢呼声响遍整个大会堂。周总理风趣地说："大家可以尽情地欢庆，但可要小心别把地板蹦塌了！"几小时后，北京的广播电台向世界播送了这一消息。
(原载《神圣禁区:共和国武库揭秘》)团结出版社1993年7月
--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全鉴》第三卷 1964年 历史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