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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以来的50年里，“京瓷”充分利用新型陶瓷的特性，开发了各色各样的产品，从各种精密陶瓷元器件到太阳能电池、医用材料，以至手机、打印机、复印机等终端产品，京瓷已经成长为日本代表性的制造型企业之一。
在中国，“京瓷”已在上海、东莞市石龙镇以及天津建立了制造基地，生产电子零部件、打印机、复印机和太阳能电池。
另外，在日本还有一家同样也是由我创办的KDDI公司，京瓷是其第一大股东，KDDI从事长途电话和移动通信业务。KDDI公司在通信行业的新准入企业中位居首位，现在已成为日本国内第二大通信运营商。
除此之外，京瓷还有宾馆以及从事电脑系统服务等等的企业群。从材料到零部件、元器件，从机器设备的制造到通信、服务，像这样业务涉及整条产业链、业务领域又如此广泛的企业，我想在全球也是极为罕见的。
这些我创建的企业集团2009年3月期的年度合并销售额达到约4万6000亿日元，税前利润约5000亿日元。
在日本中小、中坚企业之中，有很多经营者想要学习我的经营思想。因此，从1983年起我就义务传授我的经营哲学，并以“盛和塾”这种经营塾的形式在全国展开。
“盛和塾”以日本国内为主，现在在全世界已经发展到60家，塾生超过了5500名。另外，在中国我也受到了邀请，在无锡开设了“盛和塾”。
我经常有机会访问中国，而且每次访问都发现中国经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充满着活力，让我大为惊叹。
同时，看到如此高速发展的中国，使我想起经历了二战的毁灭性打击之后复苏的日本，克服了战后的贫穷和混乱、全体国民团结一心朝着高速经济发展的方向勇往直前的景象。
二战后的日本，在自由竞争中出现的许多企业，互相切磋琢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每一个国民都满怀着对富裕生活的渴望，拼命工作。结果，在二战后仅用了短短20年的时间，就把日本建成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工业大国。
虽然日本国民获得了物质上的富裕，但在经济高速成长的过程中，许多日本企业只顾追求自身的利益,无视国民生活和地球环境，因而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弊病。
公害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战后20年时，产业活动所引起的公害问题开始浮现出来。忽视自然环境，只顾追求企业利益的产业活动，使山清水秀的日本列岛变成了污滩。河川和大海被污染,连鱼虾都无法栖身，工厂周围的上空,被工业废气所笼罩。
公害问题一时成了威胁日本国民生存的社会问题，通过官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然而，片面追求自身利益的社会风气，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日益膨胀。国民渴望富裕的欲望没有止境，人们一味追逐个人的私利。结果，经营者和国民染上了不劳而获、少劳多获的庸俗习气,片面追求物质富裕的欲望导致了精神上的贫困。
正是这样的世风才产生了8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在这样的风潮中，不仅经营者，就连普通市民，也热衷于对股票和房地产的投资，看着自己的资产不断膨胀而得意忘形，甚至有人还傲慢地说，日本人的资产足以买下整个美国国土。
这样的狂妄和贪婪不断蔓延，最后以经济界、政治家、官僚等相继贪污及丑闻等形式一举爆发了出来。
然而，泡沫经济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理所当然地破灭了。结果，日本经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陷入了通货紧缩，从此就是所谓“失去的十年”，日本陷入了长期萧条的痛苦之中。
另外，从去年开始，由美国的次贷问题引发的金融危机的风暴吹遍了全世界，金融市场一片混乱。至今它已经深刻地影响到实体经济，带来了全球性的经济萧条。
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其直接原因似乎是金融衍生产品使用过了头。但我认为，它的根本原因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地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失控的资本主义本身的问题。
然而，初始的资本主义，并不只是将人类的欲望作为动力的。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资本主义诞生于基督教社会，特别是伦理道德严格的新教社会。也就是说，初期资本主义的推进者们都是虔诚的新教徒。
著名的德国社会科学家马克斯·伟伯认为，他们贯彻基督所提倡的“邻人爱”，尊崇劳动，生活尽量俭朴，他们的基本信条是将产业活动所得的利润用于社会发展。
同时，企业必须以任何人看来都是正确的、光明正大的方法去追求利润，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贡献于社会福利。就是说“为社会，为世人”，才是那些新教徒的、也就是初期资本主义的伦理规范。
在距今约300年以前，商业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江户时代中期，日本出现了一位名叫石田梅岩的思想家。
他认为“在商业活动中追求利润并不是罪恶，但行商必须正直，决不可欺诈，决不能有卑劣的行为”，他强调行商中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另外，他还说，经商必须要做到“人我双赢”。
就是说，在日本资本主义的萌芽期，“企业应该追求社会正义，企业人应具有高尚的伦理观”这个基本思想是相当普及的。
如此看来，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日本，初期的资本主义被理解为是一个“为社会做好事的系统”。其推进者们力求通过经济活动来实现社会正义，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贡献。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社会伦理观，所以资本主义经济才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经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原动力的伦理观，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反而逐渐被淡漠。不知从何时起，许多企业的经营目的和经营者的人生目标逐渐堕落到“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行”的利己主义。制约人的内心的伦理规范的丧失,导致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趋向堕落。
尤其是日本,因为缺乏像欧美各国那样的基督教的社会背景,二战以后,人们一味追求经济上的富裕,而对道德、伦理以及社会正义的重视程度急剧下降。人们虽然获得了经济上的富裕,但是社会却偏离了资本主义的本意,陷入颓废。
资本主义的本意决不是只要为了赚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只有具备了严格的精神规范, 资本主义才有可能正常地发挥它的功能。
特别是经济界，作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经营者本身，必须重新认识支撑资本主义发展的伦理道德这一层面的重要性，确立从任何人看来都普遍正确的经营哲学，并以此严格自律。
观察中国的情况，贵国在坚持社会主义体制的前提下，引进市场经济的模式，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经营者们以类似于资本主义一样的自由度，从事经济活动,经济的繁荣举世瞩目。
正如象征资本主义的“美国梦”一样,如今理想中的“中国梦”在商业、制造业等领域也层出不穷。谁都有成功的机会,受到周围实际成功者的刺激,“自己也要成功”,抱有这种进取心的人正在中国大量涌现。人民的热情,人民的能量正在推动中国蓬勃发展。
如果今后贵国国民能继续维持这种高涨的热情,贵国的经济能以现有的速度持续发展，那么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能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经济大国。为此，我希望中国的经营者们,不仅应该学习欧美各国和日本最新的经营技巧，还要学习“不只为自己，也为社会追求利润”这样一种基本的哲学思想。这种思想包含在前面所提及的资本主义的“原点”之中。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重蹈日本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覆辙，经济就无法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
同时, 应该通过倡导这种高尚的哲学，使正义、公平、公正的观念渗透到整个社会，在
国民中提升“谦虚”、“关爱”等重要的意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 中国将会成为更加富裕、更加美好的国家,全体国民都能切实地感受到幸福。
这种哲学和思维方式对集体和组织的发展意义重大。这一点，我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有着深切的体验。下面我就将这种体验告诉大家。
在27岁时我创立了“京瓷”。那么年轻自然没有经营的经验，同时因为是技术出身，所以经济知识和企业会计更是一窍不通。然而，既然当了经营者, 既然开展了事业，就必须对接踵而来的各种问题做出判断。
虽说是一个只有28名员工的小公司，但是“这件事怎么办”、“那件事如何做”，许多事情都需要我做出决策。虽然没有经营知识和经验，但作为经营者，就必须对部下提出的各种问题做出判断。然而，应该以什么作为判断的基准，对此我感到非常苦恼。
当时，公司非常弱小，只要自己的判断出现一次失误，公司就有可能一蹶不振。一想到此，我就因担心而连日夜不能寐。左思右想, 烦恼之余，我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因为自己对经营一无所知，所以就把“作为人，何谓正确”作为判断基准。
也就是说，我把作为人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是善还是恶作为经营的判断基准。 “正还是邪”、“善还是恶”，这是最基本的道德律。而且从中引伸出来的正义、公正、公平、勤奋、谦虚、正直、博爱等等，这些都是从孩童时代起,父母、老师教导我们的、最朴实的伦理观。
如果用这些伦理规范作为判断事物的基准,我觉得自己能够理解，能够掌握。于是,我就以“作为人，何谓正确”作为判断基准,来处理“京瓷”经营中的各种问题。
现在回想起来，我深深地体会到，正是依靠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伦理观和道德律来开展经营，京瓷才能获得现有的成功。
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思想不是出于经营者的私利私欲，因此能够获取员工的共鸣，员工们从内心理解并接受。所以创业之初，尽管公司规模很小，也不知道公司明天会怎样，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员工们就能够为了公司的发展而自觉地、不遗余力地拼命工作。
而且，在公司发展壮大之后，依然如此。
无论是进军海外，还是涉足不同的行业领域，甚至是收购企业，京瓷都揭示这种普遍正确的经营哲学，遍布全球的所有京瓷工厂和事务所的员工们都共有这种哲学，并在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实践这种哲学。
很多人评论“京瓷”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京瓷”有先进的技术，是因为“京瓷”赶上了潮流。但我认为决非如此。我认为“京瓷”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京瓷”经营判断的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