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22年据《申报》记载，广州对娼妓最集中的地区进行调查，共有娼妓1936人。当时广州市长孙科公开承认：广州有公娼二千余人，私娼数百人。而民国时期，北京登记在册的公娼也在三千人以上，如果算上私娼和暗娼，有一万人左右。
那么，如何管理庞大的娼妓？民国政府采取了“国际惯例”——征税的办法：对于娼妓公开征税，俗称花捐。如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广州，花捐每年收入六七十万元，占市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可谓支柱产业。
而民间呼吁废娼声不止，但由于官场腐败，广州社会局二十年代推行的“三年全部废娼办法”根本无法实施。
其次，民国政府对色情行业还制定了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如北京政府专门划出“红灯区”，对色情业进行限制，同时规范其经营活动，如规定妓院“不准于临街为惹人观玩之建造或装饰”，“临街楼房不得有走廊”；妓女“不准倚立门前为惹人之举动”，生理上“年未十六岁或已满十六岁而身体未发达者不得为娼妓”、“有亲族人等不愿其为娼妓及不登入娼妓名籍者均不得为娼妓”，“怀孕已至五个月者不准留客住宿”。
在救济上，主要依靠济良所。这原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的，专门救济风尘女子的，后来政府介入，变成和社会共同开办的慈善机构。
主要收留的对象是一些被诱骗等原因误入歧途的妇女，为她们寻找一条正确的生活道路。
不过，济良所一建立，就有许多老光棍到门前围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