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正是意识到这种痼疾，才有了当前的三级课程体系，即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校也在校本课程的建设上开始了艰难的探索，但除少数学校因其特殊地位或政策支持而获得成功外，绝大多数学校仍处于摸索的困境中。由于自身定位不清，导致作为三大课程之一的校本课程在国家课程的压迫下举步维艰，乃至在绝大多数地方成了点缀学校形象的“花花草草”。
走出困境，需要重构课程文化。
基于文化的视角，我们需要思考，课程本身应具有什么样的文化特征。当我们进入学校教育文化实践场域，重新审视校本课程的本质时不难发现，回归学校原点的校本课程“不是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的附加或补充”，“也不是每周一节或两节的特色课程”，更“绝非某一专家或领导所设计的‘课程’”，而是“围绕育人目标而构建起来的多层次的经验体系”（左璜）。而校本课程建构的逻辑起点只能是学生，只有回归学生这一原点，才能“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自由的发展”，才能“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才能“促进学校特色的形成、学校文化建设及至整个学校的内涵式发展”（刘重善）。
基于文化的视角，我们还需要思考，如何处理学校文化与课程文化的关系。从应然上看，学校文化与校本课程本应相融相生，但现实中，“集权的学校文化与开放的课程文化”“一元的应试文化与个性多元的校本课程文化”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对立与冲突。为此，“校本课程开发扎根于学校文化”“变革学校文化促进校本课程的发展”（王琴），就成了学校教育的使命。
基于文化的视角，我们更需要思考，真正科学的、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校本课程体系该如何建构。基于素质文化的校本课程，应“探索和充分利用学生素质发展的广阔的可能空间”，实现“素质文化的精神建设与文化形式建设相结合”，要“加强综合素质课程的策划，促进素质文化建设”，“实现素质文化与校本课程的协同发展”（丁念金）。而从学校文化实践的视角，南通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在“大生课程”再造中，总结出的“梳理大生课程的文化根脉”“构建大生课程目标系统”“展现大生课程的独特风韵”（帅宁华）的实践路径，对一线学校极具借鉴价值。
建构中国特色的校本课程体系，我们还在路上，还有这样那样的困难要克服。只有不断地理性追问，不断地实践创新，我们才可能无限接近教育的理想国。
让我们携手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