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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梁漱溟率真的告诉黄炎培:“你是在现状下为国家尽点心意,做应该做的事情,而我梁漱溟要在‘中国问题’这个大背景下进行思考,讨个究竟。”1929年,梁漱溟在河南筹办第一所村治学院,培养农村人才,试图用局部的实验来落实自己的乡村建设之理念
本刊与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及国内多家乡村建设实践机构合作，自本期起推出“乡村建设”专栏。敬请期待精彩内容
梁漱溟的一生不断追求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为此，他耗费毕生
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和毛泽东是同一时代的人，而且都生于1893年。
1916年，梁漱溟写了一篇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文章《究元决疑论》。该文在上海的《东方杂志》五、六、七三期连载，批评了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刚接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看到文章后，觉得立意虽偏颇，却有独到见解，遂邀请梁漱溟到北大任教。
在北大教了一年印度哲学后，梁漱溟经历了由“佛”到“儒”的思想转变。他选择了孔子，一个在当时看来似乎已经过气的先贤。后来，梁漱溟就不讲印度哲学了，开始讲孔子。孔子自言“乐而忘忧”，其乐观的人生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梁漱溟对儒家的看法。梁漱溟在北大讲授的“孔家思想史”颇受学生欢迎，据说“必须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通常听讲人数总在二百人左右”。
1918年，梁漱溟和毛泽东在北大教授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的梁漱溟已是名人，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不过两人并没有因此而有过多交结，毛泽东后来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梁漱溟则还在研究传统文化。
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流行“唯科学主义”，就是以科学实证原则代替一切信仰，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1921年，梁漱溟发表文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极大的勇气批判新文化运动的过分西化倾向。他认为，照搬德先生和赛先生，并不能改善中国的国情，儒家文化才是复兴中国文化的基石。
在东西文化观上，梁漱溟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这三种文化各有所长。他反对“打倒孔家店”，或把中国经典悬搁起来，而是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就是说，他没有盲目排斥人类文化的经典，而是把它们都作为自己思考的基础。在别人那里，东方和西方、社会和个人、内心和外界都是纠结的；在梁漱溟那里，它们却是统一的。
当陈独秀、胡适把梁漱溟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划入新文化运动对立面的时候，梁漱溟却在《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公开说：“这令我很难过。我总觉得你们所做的都对，都是好极的，你们在前努力，我来吆喝助声鼓励你们！”
1924年，梁漱溟不满足于吆喝，31岁的他辞去北大教席，走上寻求民族自救的道路。
梁漱溟和毛泽东在延安窑洞
根据其留下的文稿，梁漱溟对当时的议会政治模式寄予了很高期望。但是，民国创立之后，二三十年中始终无法确立这种政体，而只有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梁漱溟思考了很久，最后认为西方社会能够确立这种政体，是因为长期参与民主斗争的人民是实施此种政体的基础，而中国的群众缺乏参与民主政治的诉求与习惯，因此必须从培养人们参与民主政治的习惯入手，就是广开民智。中国人口绝大多数在农村，所以梁漱溟决心从事乡村建设运动。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农村教育。
1927年，梁漱溟南下广州，准备开始他的乡村建设实验。但这次实验没有开始就胎死腹中。由于政局变化，支持梁漱溟的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有心报国的梁漱溟只能黯然离开广东。令他欣喜的是，中国还有其他人在做类似的事情。梁漱溟离开广州后去了上海，考察由黄炎培等人发起的乡村改进实验基地。游历和考察让梁漱溟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了中国乡村的本来面目，所见所闻让他开始思考更为深远的事情。
在上海，梁漱溟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他对黄炎培先生的实验基地有很多不满，觉得黄先生是站在教育家的立场来办学堂、办教育，而没有仔细考虑过农村的实际情况。根据留下的文稿，梁漱溟当时坦率地告诉黄炎培：“你是在现状下为国家尽点心意，做应该做的事情，而我梁漱溟要在‘中国问题’这个大背景下进行思考，讨个究竟。”
1929年，在北平办报期间，梁漱溟接触到了冯玉祥和韩复榘等开明军阀，得到允许在河南筹办村治学院，培养农村人才，用局部的实验来落实自己的理念。村治学院很快投入运作，于1929年冬天开始招生，1930年年初开学。这个来之不易的办学机会很快由于时局的混乱而陷入停顿。河南村治学院的夭折让梁漱溟的理想遭受挫败，却远没有破灭。1931年，韩复榘邀请梁漱溟到山东农村继续办学，未竟的事业出现了转机。1931年6月15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正式开学。
乡村建设研究院既是民众教育机构，又是基层地方组织。梁漱溟试图把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从铁钩和豆腐转化为先生和学生。梁漱溟认为，教育始终是被忽视或者被政治所操纵的。但是在一个好的社会即由教育主导的社会的话，社会就可以不必有革命。在邹平，他把县政府改为学校。乡学和村学起着教育和行政双重作用，学校的教师和那些校董既是村里的领导人，又是学校的领导人。
1933年春，邹平、菏泽被划定为实验区，实验区隶属于研究所。邹平实验区主要进行了县政改革，在各村成立乡学、村学；推行乡村教育，实施成人教育和社会教育；发展合作组织；进行农业改良，推广各种合作社；开展乡村自卫；开展文化卫生建设，建立研究所卫生院。邹平的乡建实验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到1934年，来邹平参观的国内外团体就有71个。1934年4月，山东乡建研究所在菏泽设立分院，用以指导乡建实验。按照梁漱溟的设想，乡村建设研究院不应该是单纯的学院：他在院内开办了农场，教导农民如何提高产量。这所学院虽然没有逃过夭折的命运，但从成立到1936年关闭的短短几年时间内，它培育出了上千名学生，他们为山东农村带去了近代科学的火种。
梁漱溟的乡建运动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经济方面主要是谋求技术、经济改进，政治方面主要是建立自治组织，文化方面主要是普及教育，实行全民教育。他的乡村建设思想，是构思宏大的社会改造实验，为将西方现代化的优点与中国文化的优点融合起来，进行了积极而可贵的探索。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农民自觉，一是乡村组织。农民自觉是思想上、教育上的事情，农民必须自己代表自己，有自我管理的意识。而乡村组织，则是形式上、制度上的建设。这种力行，使得梁漱溟与一般人以为不可接触的军阀来往，甚至对其有同情之论。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跟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实践一道闻名世界，是当时中国人超越政党而救国的卓越努力。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期间，毛泽东也发现了农村这个关键点，但和梁漱溟侧重教育不同，毛泽东更看重运动。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同年，毛写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及时把部队转入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从而奠定了革命的重要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漱溟被推选为最高国防议会参议员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为促进国共团结一致抗日，他于1938年赴延安访问了毛泽东主席，后又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等人创建中国民主同盟。
在延安，半个月中毛泽东与梁漱溟长谈8次，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他丝毫不掩饰对毛泽东的欣赏：“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毛泽东后来则称“我同梁漱溟比较熟”。但是当他们谈到打败日本后如何建立新中国的问题时，两人的意见产生质的分歧。
1945年，日本投降，但蒋介石破坏“政治协定”，致使国家濒临全面内战，梁漱溟再度走上政治前台，参与国共和谈。第二年的双十节，民盟秘书长梁漱溟从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劝说他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乘夜车他从上海返回南京，清晨下车见报，看到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梁漱溟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1946年年末，眼见内战扩大、和谈无望，他即毅然辞去民盟秘书长之职，转而从事讲学与著述。他的行迹为美国人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了解后，他们尊其为“中国的甘地”。
在国共激烈冲突之际，梁漱溟发表了《中国文化要义》。基于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与研究，他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缺乏阶级的分野，以此否定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自己多年来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这无疑和毛的看法背道而驰。梁漱溟的传记作者、美国学者艾恺把两人的对比描述为马克思和孔夫子。梁漱溟说：“在哪个问题上不合呢？就是对老中国如何认识上彼此不合，他就喜欢谈阶级斗争，无论在延安还是北京，他总是要谈阶级斗争，我就不同意他这一点。”
后来，有人评价说，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是梁漱溟，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更足以与鲁迅构成表面对立、其实互补的两极。他们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批判者。
也许正是基于此，夺取政权后，毛泽东对梁漱溟仍十分尊重。1950年1月，应毛泽东的邀请，梁漱溟从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多次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毛泽东邀请梁漱溟到政府里担任职位，梁漱溟拒绝后，毛泽东仍照顾他的工作和生活。
但是，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梁漱溟认为：“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这一被称为“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要求行“仁政”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毛泽东认为中共比梁漱溟更懂农民，还说他百无一用，“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个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梁不服，要求发言，但会场上几乎一边倒，有人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匆匆结束。毛泽东给梁漱溟的结论是：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从那一刻起，梁漱溟深居简出，他的思考方向从国家问题回归到了人生问题。梁的儿子梁培宽认为，父亲的政治生涯不算成功，但他也不以为意。真正让梁漱溟受到伤害的是，“文革”期间，父亲梁济的纪念碑被红卫兵捣毁。“文革”中，梁漱溟受到冲击，被抄家被打耳光，但他没有丝毫气馁，仍自尊自重。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梁培恕回忆，这年初夏，父子两人逛北海公园，梁漱溟说起他即将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
梁漱溟在“文革”期间失去很多东西，唯独没有失去傲骨：“很多朋友都和他不再往来了，不过他仍然专心写书。但1968年的时候，连书的手稿都被抢走了。”梁漱溟事后连续上书党中央，表示“如不发还书稿，无异于宣告我的死刑”，终于成功取回被抢走的书稿。整个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梁漱溟都苦中作乐，他勤练太极，开始钻研东西方医学的不同，日子清贫却充实。
197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的生日寿礼。这并不代表梁漱溟臣服了毛，他在人格上始终是平视毛泽东的。他敢于就事直言，“文革”尚未结束，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就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
1973年底，国内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在政协学习会上，人人要“表态”，梁一直沉默不语。最后，迫不得已，梁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即席讲演。在众人追问他对“批林”的态度时，他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从而遭到大规模批判。1974年9月23日，对梁历时半年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询问梁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梁脱口而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社会流行骂毛，批毛或否定毛泽东时，不少人希望听到梁漱溟的批评，90岁高龄的梁漱溟却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泽东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去世，享年九十有五。他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哲学家张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摘编自《先生》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