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刘大夏（1436－1516年），字时雍，号东山，死后明朝廷赐谥忠宣，故世称刘东山、刘忠宣。仕明英宗、宪宗、孝宗、武宗四朝，历官皆著政声，朝廷嘉奖，百姓颂扬，“虽妇人女子皆知其贤，无毫发可议。”明孝宗察其“廉且练事”，为官之清廉，办事之干练，皆远超其他大臣，遂倾心倚重，刘大夏也竭诚辅佐，贡献颇多，成为朝野公认的弘治中兴第一名臣。
破除潜规则 廉得坚定
自唐玄宗开元时起,于正赋之外，常常随意加征杂税，征收所得，谓之“羡余”。自中唐起，地方政府自行向辖内百姓征收杂税，渐成常态，却不入官府账簿，任地方长官随意支配，或用以行贿，或自饱私囊，所谓“羡余”，遂成为官员贪腐的重要财源，不合法，却“循规”，数百年间，愈演愈烈。
明朝分全国为十三省，布政使为一省行政长官，俗称“方伯”。刘大夏于明孝宗弘治二年任广东右布政使。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广东省府官库中也有一项羡余钱，自来不上库簿，旧任者皆公然取去，以饱私囊，相袭以为固然。刘大夏初上任，按例清查省府库藏，发现有一笔前任布政使没取尽的羡余钱，遂命掌管仓库的吏员将其记入官库账簿。库吏援引旧例，说这笔钱理应归新任布政使，而不应附列官簿。刘大夏已在官场干了二十多年，又洞达世务，自然明了羡余钱的惯常用途，将眼前这笔钱装进自家腰包，既不违法，也不会遭非议，但又觉得有些不对劲，对库吏的提示，他迟迟未作回应。沉默了好一阵，刘大夏忽然大声自责：“刘大夏，你日常读圣贤书，立志堂堂正正，做个好人，怎么如今碰上非本分应得之财，就犹豫不决，乱了心志？实在有愧古圣先贤，不是大丈夫啊！”于是毅然命令库吏将那摞赫然高耸的“羡余”，统统附列入官账，以供省府正常开支用，自己分文无取。
刘大夏以坚定的廉洁之行，在广东一举破除了风行数百年的贪腐潜规则，深受百姓爱戴和时贤崇仰。大儒陈献章隐居广东家中，声震朝野，被誉为“真儒”、“活孟子”。陈献章也高自期许，对人少有许可，而独与刘大夏交好，称颂刘大夏“爱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论于今人中，即古人亦未易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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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观独到 廉得超脱
如果说，服膺儒家传统思想，具备高尚道德情操，是刘大夏面对非分所得，果断说“不”的精神动力，对财富深刻而独到的认识，则是其在取舍予夺之间，举重若轻、洒脱超然的不二法门。
弘治十一年（1498）秋，刘大夏从户部侍郎任上致仕，回到湖北华容老家，在祖坟旁建了一座草堂，养病、读书于其中，并亲率子弟耕田种地。家中薄田不多，耕种所得，仅足衣食。刘家人世代礼让忠厚，有恶邻竟以为其软弱可欺，肆意侵夺刘家田地，刘大夏“任弗与争”，干脆拱手相让，不与争讲。
古时致仕高官常常是地方一霸，百姓处处都要对之惧让三分。刘大夏身为朝廷财政大臣，官居三品，却主动拿土地让人，他这样做，固然有深受古贤“食禄之家，不与民争利”思想影响的因素，但更得之于他对财富异乎常人的感悟。刘大夏常说：“财货须农务、负贾，凡力得者获用，其易至之物，终非己有，子孙亲之亦不甚惜，况官货悖入者乎！”
一般世俗之见，只要是财物，不管用什么手段，从什么途径得到，皆可为我所用。刘大夏却认为：只有通过务农、经商，付出了自己的辛劳而得到的财货，才能“获用”，才属己有。除此之外，轻易到手的，特别是“官货悖入”，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所得，“终非己有”，到了也不会属于自己。暂时得到，一心想为儿孙造福，儿孙见其得之容易，也不会珍惜，或转眼即挥霍一空，甚或因之遭灾引祸。
刘大夏身处明代中叶，有这样远超时人的慧眼和特识，他的廉洁，自然比其他古贤来得自觉，来得坚定而彻底。为官，就恪尽职守，薪俸之外，一无所取；致仕，就回家耕读，劳动养家。虽然他一生没有机会经商，却数度亲操农务。在东山草堂专心耕读了三年，弘治十三年，刘大夏又被朝廷征召为官。武宗正德元年（1506），71岁的刘大夏从兵部尚书任上致仕，一回家就直奔草堂，从此，“戴笠乘驴，往来山水间”，全无二品退休高官的作派，和山林老农毫无二致。正德三年，遭宦官刘瑾陷害，被逮之时，刘大夏“方锄菜园中”。正德五年，从发配地回家，已75岁了，刘大夏依然耕读不辍。他的一个时任巡抚的门生，从百余里外来拜谒他，途中向一个犁地的老农打听“刘尚书家”，老农亲为带路，及至到家，才认清“老农”就是刘大夏。
对财富独到而深刻的认识，让刘大夏的人生，本能地卸掉了许多世俗重负，如荷立泥塘，挺然净植，不承受任何他物，而唯托清露，唯映骄阳，于轻松自得，超然洒脱中，尽享生命的高贵。当其被刘瑾发配甘肃酒泉，“毡帽布袍”，“策一蹇驴赴戍所”，故人馈赠，一概谢绝。到了酒泉发配地，身上没钱，当地有关部门惧怕刘瑾，不敢给他安排食宿。有个总兵官，是刘大夏任兵部尚书时举荐的，悄悄送给他一百两银子，刘大夏拒绝了。又有个参将派人给他送钱，怕刘大夏不接受，行前，给被派的人下了死命令：不让刘公收下，你就不要回来。刘大夏真诚地告诉那人：我老了，身边也只带了一个仆人，我们每天食用，不过花几十个铜钱，尚能勉强度日。如果接受了你们的馈赠，仆人见钱起了邪心，不愿跟我受苦，窃之而逃，丢下我一人，“孤身沙漠，非陷身死地乎？”让那人持原物返回。刚开始，人们对刘大夏的举止还有些不解。过了不久，和刘大夏一起发配到此的钟尚书，因携带的财物较多，果然被其仆人窃之而逃。人们这才佩服刘大夏的眼光，“谓公如神”。
对财富独到而深刻的认识，也让刘大夏善于识人，使其人生，本能地远离贪腐之徒。当其从发配地被赦还家，途遇某都御使，“见其驺从服食之盛”，便知其必为贪腐之人。都御使“职专纠劾百司”，本“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此人却如此显摆，刘大夏当即断定：“富贵之徒也，必不善其后。”果然如其所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