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维舟
马克思在谈到法国农民时，曾有一句名言：“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这句话可说适用于几乎所有非主流的群体：穷人、女性、孩子等，在以往，他们都很少直接发出自己的声音，留下的文献记载，大多是掌握着话语权的人对他们的看法。正因此，这本《桑切斯的孩子们》就显得愈加有意义，因为作者想要做的，正是“让穷人为自己说话”。
书中描述的是一个普通的墨西哥家庭：父亲赫苏斯·桑切斯及其四个孩子。全书就由这五个家庭成员交替讲述的自己的人生故事组成，其间不加任何评论。这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罗生门式的效果，你能看到一种全景式的、多面的、复杂交错的场景，每个人对生活都有各自独立的看法，有时哥哥所控诉的妹妹的乖戾行为，在妹妹的自述中却又能看到其原有的理由和不同视角。人们彼此的看法、乃至对同一件事情的判断，往往矛盾，但这在任何家庭中都是正常的，并正是由于这种矛盾，使我们看到了人们彼此不同的个性和处世方式。
不经历贫穷，很难体会贫穷的滋味，那不仅仅是手紧，还伴随着因之而来的文化心理。深陷穷困的人，之所以难以摆脱它，往往不是因为经济问题，而是他们身上那套文化习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一书已证明，英国工人家庭的孩子，之所以走上父亲的老路，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强烈地认同另一种亚文化，即视体力劳动为男性气概，而智力活动是“娘娘腔的”，因此他们有意不去好好读书。
在墨西哥的城市贫民区里，这种自我永续病态的贫穷亚文化最鲜明的特质是强烈的大男子主义。赫苏斯本人就是个大家长，几乎每个子女都怕他（长子曼努埃尔直到29岁才敢当着他的面抽烟）。他虽然尽责，但同时又不尊重女性，将婚外情视为男性的骄傲，甚至竟和自己长媳的妹妹又生了八个孩子！他一辈子孜孜不倦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从小不幸（“我敢说，我没有童年”），工作勤勉（“30年的时间，我一天也没缺过工”）。然而，在子女们看来，他虽然慈爱，有时却不近人情，教育孩子的方式往往是打孩子。女儿康素爱萝的话一针见血：“他这个人好像领受的是看管小动物的责任，只需给他们吃饱，让他们有衣服穿有地方住就行，从来不讲感情，更不知道动物也会思考、会有感情。如果不是那么倔强，他可真是好父亲。”
四个子女的遭遇也各自不同。曼努埃尔的话最能体现那种在贫困中挣扎之苦：“回顾过去，我的一生似乎都在劳动——只不过那些工作都不怎么有创造性，那么，他们为什么老说我是个懒家伙，这也不是人，那也不是人呢？”他虽努力，但像很多穷人一样对自己的人生缺乏规划，更没有实现规划的意志力。
在所有孩子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女儿康素爱萝：她从小在学校表现很好，但却无人理睬，她是四个孩子中最强烈地表现出想要摆脱这一生活的人。她意识到在这个大家庭中，彼此没有隐私的生活，使得许多不便需要克服。她爱美，但家人们常常不是讥讽挖苦，就是觉得她这样打扮只是为了取悦男人。她想要摆脱命运，想要爬出自己曾深陷其中的那口深井，也因此，“对于两个哥哥和妹妹，最令我伤心的地方莫过于他们没有任何意愿摆脱目前的生活状态。有旧衣服穿、有架可打，他们就感到心满意足。”她则一心想要挣脱这个网络，觉得家人们“完全是在一点点地自我毁灭”，然而她自己的独立自主道路，最终也还是受尽了男人们的凌辱。
他们的故事饱含着无数穷人生活中的辛酸，有许多是触目惊心的事实：他们生活中时常可见的暴力、对女性的不尊重、生活的艰辛，包括他们对政治现实的极度失望。从他们的角度看，这都是很自然的，然而这不免也令那些不想让这些事实见诸阳光的保守主义者尴尬，也难怪书出版后，墨西哥的政治家对外国人“揭露”墨西哥的贫穷状态感到震怒，甚至一度对作者提起刑事诉讼。
从他们的人生中可以看出：贫困人口的聚居，形成了一个自己的社会圈子，导致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以至于身在其中度过自己整个童年的人，很难爬出这口深井。在这其中尤为弱势的成员是女性：他们受到阶级和性别的双重屈从之苦，不少女性早早地成为少女妈妈，经历了不稳定的婚姻之后，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而男性也常常无力应对结构性的经济变迁，因为他们在社会阶层中的流动，取决于一个职位的可得性，但他们所能得到的只能是低技能的工作岗位，而这类工作的特点，便是就业不稳定、机会有限和工资低微。长期的贫困造成一种宿命论的态度，犹如书中康素爱萝所说的，她到处都听到人们提及“命运”一词，这实际上是穷人们对其边缘地位的一种适应，因为他们已太长时间没有感受到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与可能。
贫困问题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许多问题的症结，如果它不能得到改变或改善，那么很多事就没有意义了。马丁·路德·金曾说过：“如果连一个汉堡包都买不起的话，被允许在饭店就餐又有什么好处？”也就是说，即便你有自由的权利，但贫困本身会限制你实践自己权利的能力。
本书于1961年问世，很快成为轰动一时的名作。它在那个时代出现，恐怕并非偶然——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对美国黑人贫困状况的《莫伊尼汉报告》也完成于1965年。《桑切斯的孩子们》则更早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不仅深化了“贫穷文化”的概念，使人注意到边缘社会群体的生存状况，而且书中那种不加评论的交叉叙述本身就极有新意。作者是个人类学者，但全书采用的呈现方式，仿佛这是一部家庭成员各自讲述自己故事的小说——这种方式也的确在小说中被更早采用，如福克纳1929年的名著《喧哗与骚动》就是四个家庭成员的自述。我们或许可以说，它既是小说，又具有深刻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意义。几十年来，它至少让人明白了一点：如果说贫穷是一个社会问题，那么，只有让穷人自己说出来，我们才能知道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作者为书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