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家是精神的产物。”溯自戊戌，光绪被囚，变法失败，新党斥逐，大清政权精神已死。满洲亲贵先则盲目排外，导致庚子重创；继则聚敛无度，因内斗而自毁政权。
清朝灭亡起于铁路国有政策；铁路国有政策的总后台，是隆裕太后妹夫载泽，盛宣怀只是执行者。度支部大臣载泽，谋夺庆亲王的总理职位，清廷高层在铁路国有实施过程中激烈暗斗，互相拆台，令保路运动失控，为武昌起义铺平了道路。
盛宣怀：长袖善舞，毁誉参半。
王人文、玉崐带头抵制
载泽刚愎自用，盛宣怀也忙中出错，对四川极度忽视。在粤路问题上，盛氏一直跟两广总督张鸣岐保持通信；对于湘路、鄂路，瑞澂、端方则是圈内人，已经心中有数。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作为重要当事人，事先毫不知情。就我所见资料，盛宣怀没有提前跟王人文沟通过。
王人文，贵州人，进士出身，因受赵尔巽知遇，从知府累迁至布政使。赵尔巽移督东三省，王人文觊觎川督位子。但赵尔巽已计划“传位”给他弟弟赵尔丰，让王人文当督办川滇边务大臣。朝命一下，如一盆冷水当头浇了下来，王人文失望至极。
铁路国有的上谕下来，王人文刚开始也没有弄明白其含义，直到川人群起保路，因事不关己，干脆做个顺水人情，反过来帮保路同志会代奏，指斥盛宣怀“误国”，义正词严背后，藏着自己满肚子委屈。本来，各省均已成立咨议局，川路也有股东会，自可通过这两个正规渠道表达诉求；另立保路同志会，广发传单，总督可迅速取缔。王人文若按正常思路行事，四川保路运动早就偃旗息鼓了。
成都将军玉崐也火上加油，两次领衔会奏，指责四国借款合同违反法律，抨击盛宣怀欺君罔上、卖国卖路。玉崐纯是出于正义感吗？恐非如此。玉崐本是庆王府包衣（奴才），得庆王栽培一步步做到成都将军（从一品），一切唯庆王马首是瞻。庆王对借债有意见，玉崐早就熟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第335页）与载泽、盛宣怀作对，乃是老奴才向庆王表忠心。
等到8月3日，赵尔丰赶到成都接印，大势已难挽回。邮传部一味强硬，不尊重位于第一线的地方督抚，中央与地方矛盾达于顶点。赵尔丰被迫讨好川人，延续王人文路线，虽招朝廷三番五次申饬而不顾。
奕劻故意对载泽封锁消息，“近日川省来电，政府始终未使度支部闻知。”摄政王面对内阁分裂，束手无策，只将责任推给邮传部。“川督屡次电奏，朝廷竟无只字回复，只令部中发电，何能有济”（载泽致盛宣怀函，《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第六册）形势日甚一日在恶化，内阁对川督却没有明确的指示。
诱使赵尔丰开枪杀人的直接原因，是9月2日派督办铁路大臣端方赴川查办的上谕。所谓“赴川查办”，除了办事之外，还有“办人”的含义。保路风潮若延续下去，端方入川，赵尔丰势必撤职。为保住官位，必须尽快平息风潮。于是，9月7日，赵尔丰开枪了。这一枪，断送了第一次和平解决的机会。
9月13日，端方写信给盛宣怀，言：“季帅（赵尔丰）不晓鄙意，误以为鄙人前往，将取而代之。”（《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 辛亥革命前后》，第148页）无论端方如何辩白，赵尔丰感到官位行将不保，被迫使出严厉镇压手段。
端方、瑞澂、岑春煊，各打各的算盘
端方，汉军旗人，小有才，喜追逐新潮流。戊戌时“咸与维新”，做了农工商总局督办；康梁事败，做了一首打油诗《劝善歌》，歌颂“太后佛爷真圣人，垂帘听政爱黎民”，可见其投机天性。庚子事变后，端方结好张之洞、袁世凯，笼络趋新士绅，鼓吹新政，做过湖北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1905年更率团到西方考察政治，鼓吹立宪，红遍朝野，一度做到直隶总督，因私自拍摄慈禧太后葬礼被解职。
1911年5月，端方静极思动，以重赂得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刘体智：《异辞录》，中华书局1988年，第231页）此次复出，端方是以督办铁路为跳板，打算谋一巡抚、总督实缺。
端方驻武汉，湖广总督瑞澂不自安，怕随时被取而代之。瑞澂是载泽姐夫，大学士琦善之孙，将军恭镗之子，纨绔子弟，依靠与载泽的姻亲关系，历任上海道台、江苏布政使等优缺，跻身湖广总督。8月底，四川已经闹到不可收拾，朝廷有意派大臣入川查办。端方刚刚严参了赵尔丰，两人矛盾激化；最合适的人选，是曾任四川总督深得民心的岑春煊。但岑春煊是庆亲王死对头，为照顾奕劻的面子，暂时不好提出。载泽于是动了派瑞澂入川的念头（载泽致载沣函，《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第六册）。如果瑞澂被派入川，正在武汉的端方岂不刚好接任湖广总督？这是瑞澂所担心的。瑞澂宁愿送钱加送军队，也要逼端方入川。
岑春煊是清末官场中的异类，前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官二代”但无纨绔习气，好名而不贪财，作风雷厉风行，是清末“反腐败”的一面旗帜。1900年任甘肃布政使时带领马队千里驰援北京，因护驾有功，深得慈禧宠信。1902年任四川总督，以霹雳手段平定匪乱，严查贪官、劾罢庸官，深得川人爱戴。1907年入京，向慈禧面劾庆亲王贪污受贿误国，被庆王、袁世凯联手击败，投闲置散。
端方惧怕入川，迟迟其行，让载泽震怒，被迫启用岑春煊。9月14日载泽在摄政王面前提出动议，最终岑春煊得到的名份，是“会同办理剿抚事宜”。这对久历封疆、能名震天下的岑春煊来说，是一种侮辱。载泽也愤愤不平：“起用西林，只令会同办理剿抚，既无兵权，又无名分，倘亦别有用意，不欲其成功耶？”（载泽致盛宣怀函，《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第六册）岑春煊乃故意提出异议，继而称病抗议。四川形势如此紧急，只有调整政策、尽快实授岑春煊为四川总督。这是平定四川局势的第二次机会。奕劻因私人恩怨，让清廷错过了这次机会。
纵观铁路国有实施过程，载泽鲁莽，一味主张强硬；载沣优柔，无一定主张；奕劻阴狠，不惜局势糜烂，要对载泽、盛宣怀施加报复，阻止岑春煊复出。中央既无一贯到底的主张，于是士绅鼓动，百姓起哄，督抚抗命，高层在互相掣肘中，久拖不决，两次错过处理川乱的最佳时机。这才是保路运动失控的主因。
大结局？
10月10日，湖北新军起义，瑞澂逃跑，武昌失守。瑞澂携带官印避登楚豫兵轮，逃往上海。瑞澂若能与岑春煊和衷共济，本可利用岑春煊从云南调来的五百精兵，协助“平乱”，武昌起义本无胜算。
岑春煊在武昌住处听到总督府的枪声，“余仍安卧，至黎明出城买舟渡江，乘轮东下”（岑春煊：《乐斋漫笔》，中华书局2007年，第36页）。武昌枪响那一刻，岑春煊心灰意冷，手中有兵，也不愿施以援手。10月14日，清廷宣布授岑春煊四川总督，放了一个马后炮。此后岑春煊的言行，迹近耍弄清廷，充满报复意味。1912年初，岑春煊更领衔促请“速定共和国体”，对清廷施加最后一击。
端方不愿入川，禁不住朝廷催促，瑞澂“欢送”，磨磨蹭蹭，一步三叹，陷入民军包围之中，终在资州为手下士兵所杀。
盛宣怀早在10月26日被“革职永不叙用。”此老机警，立即收拾机密文件，逃往日本，避过一劫，虽遭举国唾骂，仍得以寿终。
赵尔丰迫于形势，将权力移交给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后为军政府都督尹昌衡所杀。
载泽从权力巅峰瞬间跌落谷底。随着袁世凯的复出，满洲权贵已成过眼云烟。做过多年度支部尚书（大臣）的载泽，不善理财，财产渐渐被管事人掏空，到1930年去世时，“无以为殓”，其女被迫卖身葬父，凄凉万状。（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岳麓书社1985年，第106-107页）未能治家，焉能治国？煊赫一时满洲亲贵，大多不过如此。
“国家是精神的产物。”溯自戊戌，光绪被囚，变法失败，新党斥逐，大清政权精神已死。满洲亲贵先则盲目排外，导致庚子重创；继则聚敛无度，因内斗而自毁政权。汉人士大夫亦如癫如狂，随波逐流。如此政权，不亡何待？正如郑孝胥在日记中所言：
“魄之将狂，魂来救之；魂魄俱狂，孰能救之？”
2015.5.17 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