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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男生子尤全文阅读 作者：夏雪编 《你好，男生子尤》由www.aIhUaU.com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你好，男生子尤全文阅读页面。
向死而生：你好，男生子尤 作者：夏雪编
癌症挡不住我发言(1)
来源：北京青年报
年仅十五身患癌症直面病痛激扬文字新书《谁的青春有我狂》昨日首发———
“二十世纪出生的天才作家里，女的只有一个，张爱玲；男的就是我，子尤。”———这话狂吧？昨天在北京首发的新书《谁的青春有我狂》的扉页上，就印着这样一句让人看了“吓一跳”的话———它的作者是一位青春得没边的少年，叫子尤。
别以为子尤是“80后”———他出生于1990年4月的北京，刚满15岁，已经是十足的“90后”。不过就是这个看上去比“80后”作家们还跩的孩子，却在2004年3月被查出身患癌症，多次面临生命危境，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就是：“一次手术，两次胸穿，三次骨穿，四次化疗，五次转院，六次病危，七次吐血，八个月头顶空空，九死一生，十分快活！”
青春少年不幸罹患癌症
“2004年2月，一次我和妈妈外出，在过天桥时，我突然对妈妈说，自己希望有一个传奇的人生。谁想到，一个月后，这天桥之上苍天之下的话，竟应验了。我得了癌症，住进医院直到现在。”———这是子尤新书的序言开场白。而一位逛书店的母亲，就因为这段话停住脚步，买了一本书，从下午3点一直等到5点半，为的就是让子尤签个名，再送给自己的孩子。
“我都已经可以给人签名了？”子尤接过书，一边不好意思地笑，一边签上自己的名字。个子很高，人很消瘦，带着青春痘的笑脸，只看这些，他跟其他正在享受无边青春的孩子没什么两样，不过他只能坐在轮椅上参加首发式。
今年15岁的子尤曾先后在北京宏庙小学和北大附小就读，后进入北达资源中学读初中。2004年3月24日，正在读初二的子尤在学校上课时，忽然觉得呼吸窘迫，被送到医院后查出胸腔里长了个巨大的恶性肿瘤，周围被血管包围，非常危险。
几天后，子尤的病被确诊为“纵隔非精原生殖细胞肿瘤”。这种癌症国内少见，也没有丰富的治疗经验，为此子尤的母亲柳红遍访胸外科权威人士，请他们看片子，专家中只有一位见过此种肿瘤，并有过两例手术经验，而这两例在术后半年内都复发死亡。
子尤的母亲柳红介绍说，一向开朗乐观的儿子在病发后表现得格外坚强。“病发后几天，子尤就接受了骨髓穿刺。当医生叫家属进去时，一屋子的大夫异口同声地说，这孩子太懂事了，太勇敢了，太配合了！后来子尤告诉我，穿刺的时候好像一把刀插在胸膛里，痛苦不堪，但是他却一直微笑着面对所有人”。
切除恶性肿瘤后又患血癌
由于肿瘤巨大，子尤深受其压迫之苦，他的呼吸、饮食、行走、举手、翻身都出现了困难，并一日难过一日。在经过三个疗程的化疗后，2004年6月26日，子尤在解放军301医院接受了手术，将肉眼可见的纵隔肿瘤切净，为了以防后患，医生还将他受到浸润的右肺上叶切除。整个手术进行了8个多小时，子尤一直坚持到了最后被成功推出手术室。
尽管手术很成功，但是子尤的病情并未根本好转。根据柳红在此期间的记录，子尤术后恢复出现了波折，先是肺部出现积液，后来伤口愈合又出现问题，等这些问题解决后，子尤又被发现由于长期的化疗，使血小板值低且持续下降。
“正常人的血小板值应是10万至30万，而子尤只有几千。来自血液科的骨髓检查显示是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这又是一种血癌。”柳红对记者说，“治疗方式除了继续用药外，就只能准备干细胞移植。但出于对子尤身体等方面的综合考虑，还不能做那样激进的治疗，所以这11个月里孩子一直在接受输血。另外我也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希望孩子的造血功能随着时间逐渐恢复，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
在谈到孩子的病情时，无论情况好坏，子尤的母亲柳红始终一脸微笑，她没有提及给孩子治疗花了多少钱，也没有讲自己吃了多少苦，这种积极的心态也影响着子尤。随后两个小时的座谈会，尽管坐在轮椅上，尽管不小心就可能导致身体碰撞出血，但子尤始终保持积极的状态，并且妙语连珠。
癌症挡不住我发言(2)
感同身受心痛于“妞妞之死”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子尤的母亲柳红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的助手，尽管父母后来离异，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妨碍子尤在自由、宽松的环境中成长。“我喜欢自由，因为这个词跟我的名字读音差不多，我就是在自由中成长的。”子尤说。
子尤早早就显示了在文学上的天赋。他4岁听故事，5岁学相声，6岁看卓别林的电影，8岁开始作文，9岁开始写诗，曾获“世纪杯”、“春蕾杯”征文大奖。在《谁的青春有我狂》一书中有一首题为《梦幻》的诗，令人印象深刻。
这首诗的后面附有一段子尤母亲的笔记：“2000年2月29日下午，我们去万圣书园。子尤拿起一本傅雷译《米开朗基罗传》翻看，突然走到我身边说，‘我的诗兴来了，我要写诗’。过一会儿，又说，‘快给我一支笔，不然我的诗就要跑了’。后来，他坐在一张桌子旁写了这首诗。”写这首诗时，子尤只有9岁。
尽管子尤认为自己“诗歌写得最好”，但是让他第一次引起公众关注的却是一篇题为《让我心痛的妞妞和〈妞妞〉》的文字。《妞妞》是著名哲学家、作家周国平一部国人熟知的作品，是周国平从女儿降生到因恶性肿瘤离世后的“心灵记录”，曾经感动了很多成人读者。但当有相同遭遇、不同经历的子尤得病后阅读这本书时，在看到父亲周国平在女儿患上绝症后最终放弃治疗时，忍不住发出了心痛的呼声：“……妞妞不是没有活的可能！是他们主动放弃了！不是没得治，是他们决定不治……”
这篇满怀15岁少年同情、感伤和反思的文字，发表在2005年7月7日的《南方周末》上，立即引起了极大反响，引发了读者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争论。著名作家邵燕祥则表示，子尤的文字让成年人惭愧。
笔耕不辍写出青春“狂书”
昨天出版的这本《谁的青春有我狂》一书中，收录了子尤从8岁口述的第一篇文字，到包括《让我心痛的妞妞和〈妞妞〉》在内的7年来所写的诗歌、散文、随笔、杂文、小说等共55篇。其中约一半是在他2004年3月病发后所写，其中不仅有讽刺“80后”的《〈大唐读书〉节目访谈》，还有被朱正琳等作家们评点为“新时代《红楼梦》”的《悠哉悠哉》。
记者仔细阅读了这些文字，客观地说，子尤的笔力已经完全超过了一位15岁孩子的水平，文字优美流畅，见解独到深刻，既没有“愤青”式的口号，也没有因病呻吟的矫情，这与当今流行的“80后”青春文学作家的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很多类似扉页用语那样的“狂话”，却因了这区区15岁的年纪，让人觉得分外可爱———
“我跟上帝借支笔，撒旦为我铺稿纸，写作人生是我的意义……”
“李敖是才子。才子就是浑身淌才的人，出口成章，需要抖搂、显摆。天才则是内里藏金，是有点石成金的本领的……”
等等轻狂妙语，书中比比皆是。就算生病后的文字，也毫不拖泥带水。柳红说，这就是真正的子尤，作家史铁生来看望子尤时，一老一少居然还得意地交流如何跟人显摆：“你这个地方去过吗？你那个病得过吗？”
出版这本文集的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王一方说：“子尤的作品实际上反映了现在这一拨儿孩子是如何看待生活和成长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对生命母题的体验。我们这些成人虽然只是旁观，但却从中和子尤一起成长。”
而谈起自己写书的感受，子尤说：“这段经历让自己领悟到了，要学会爱别人，还要学会接受别人对自己的爱。”
子尤9岁时写的诗
梦幻
我进入一个梦幻世界，
一条使人沉醉的街道，
沿着街道书店，
仿佛进入风中，将古典欧洲的文明远眺
那里是书的王国，
我对于观书人来说太小，
———一个是聪慧、顽固，
癌症挡不住我发言(3)
———一个是用文明之火将自己燃烧。
书店闪烁文学家的生活，
连维纳斯都在微笑，
我轻翻书页，
恐将神话变得糟糕。
风吹进来，我把门关，
怕把安静弄吵，
让诗人情怀更广，
我赶上了，太巧。（2000年2月29日）
采访手记
写完这篇稿件，还有很多话想说。
曾经写过两个跟疾病、跟文字有关的人物，一个是2000年写《死亡日记》的陆幼青，另一个是2001年写《艾滋手记》的黎家明。他们的文字都非常震撼，如果用颜色形容，他们就像沉重肃穆的藏蓝色。
而子尤跟他们不同。子尤的文字干净，清澈，没有前两者那么多使命感，却满是与年龄相符的剔透张扬———这样的阅读，让人眼前完全是一片鲜润的绿。
参加完昨天的首发式，看着子尤和他那些同龄人的嬉笑交谈，你会觉得面对的是一个新的年代———真的，在腻味了“70后”的喧嚣和“80后”的矫情的现在，你会突然发现“90后”的成长已经摆在了面前。如果子尤是他们的代表，他的那种自由的表达、宽容的心态和达观的视野，比起“80后”的集体躁动来显得更为可贵：他会思考，但不盲从；会追问，却不偏激；他甚至没有在这本书中告诉你他有多么痛多么累多么渴望生存，却写了一句让人过目不忘的话：我跟上帝借支笔，撒旦为我铺稿纸。
子尤只有15岁。我并不想说他的这本书有多大的文学造诣，或者多重的文学意义，这些都是我们这些人按照成年世界的既定标准给他划下的框框。子尤只需要自由地感受和自由地生活，我们就能感觉到这代人的脉动。（曾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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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命运扳手腕子
来源：北京晚报
尤子尤，15岁，已与癌症抗争一年半。他躺在病床上享受生命的玩笑，自由的思想在笔下飞翔。
我当时是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对疾病没兴趣，如果整天对疾病感兴趣，哪有心一年见那么多的女生啊。我痛苦是为了女生痛苦的。所以当时对疾病也没什么了解，总是种不屑的感觉也是表明我要把病治好的决心吧。
人家觉得你的生活很痛苦了，而我偏要给人看看我的生活丰富多彩，这种“偏不”就是要比平时更加好玩之类的。一次手术，两次胸穿，三次骨穿，四次化疗，五次转院，六次病危，七次吐血，八个月头顶空空，九死一生，十分快活！
几个月的治疗，一路下来，真没觉得自己坚强。过程当然有痛苦，但为了以后能跟人宣传炫耀这些光辉历史，我也就忍了。无论什么时候都爱笑爱玩，我正常的时候就这样，在最艰难的阶段我还写作，看书看电影，干自己想干的事情，是因为我已经有一套自己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在哪儿我都想将自己的生活建设得很好。可是因为有生病的背景，外人看来就觉有悲壮的味道。我躺在那儿挺舒服的，他们会含着泪拉住我的手说：“孩子，还挺得住吗？多好的孩子呀！老天不公呀！”我觉得老天挺公的，几个月下来，我长了多少见识！开了多少眼界！干了多少事情！认识多少人！留下多少美好回忆！
还有就是我这人啊有很多本事。如果我是个乏味的人，只有病可以吸引她们来，那多没意思啊，我还有别的方法吸引女生来。
小时候我有段时间觉得人总要死亡，当时还哭了好一段时间。后来就忙别的事没想。如果都要死那就想想活到现在有什么遗憾。我回想这活了14年轰轰烈烈，精精彩彩，了无遗憾，到目前为止很痛快，很精彩，很自由。还有人们为什么会怕黑是因为不知道前面会遇见什么，死之后会是什么，我还真没这方面什么想像。
有个节目说癌症是不治之症，不治之症又怎么着，你是不是就不治了？那就按照疗程好好做吧，我就接着想女生去了。我并不觉得怎么着，我如果知道路该怎么走就一点没恐惧。
上帝想给人类送个金灿灿的肿瘤做礼物，胆小的人呢他怕受不住，坚强的人呢到最后是乏味的坚持，没有乐趣，所以就选择送给我了，我就比较能抵抗，还能弄出很多回味，一年就写出那么多的东西，就是我妈妈要辛苦些。我又体验又表达。
我曾向天许愿让我一生充满传奇，老天爷还真听话，不仅让我的出生、成长过程拥有戏剧性，三年里让我住了两次院，也算传奇。可发病的时候我还没想到传奇，只是喘气。发病的时候，有两件事让我骄傲，一件我是走着出班门的，一件我是躺着出校门的。
几天前看《半边天》讲一个女士得癌症，节目表扬了她难得的上手术台仍面带微笑的精神。我看了不以为然，我所有的照片全都是微笑的，虽然，平时人们想像着，癌症即挨整。
进了手术室，大夫们在我脚上打上点滴，我估计就是它使我睡过去的。刺眼的灯就在头顶，他们让我再说点话，我就背了《Whenyouareold》（当你老的时候）。事后想，我要是死在手术台上，那我光辉的一生干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背诗！
我从来不把我的感情看得多崇高，只是没有结局的故事。这是青春时期很自然的，应该好好享受青春。
《谁的青春有我狂》子尤著少年儿童出版社
让我心痛的妞妞和《妞妞》(1)
来源：《南方周末》
《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并非一本新书，它已曾令无数人黯然泪垂。但看到一个15岁少年的读后感言，我们似乎才发现故事的另一种意义。
子尤，1990年4月10日出生，家住北京。2004年3月他被发现患有纵隔恶性肿瘤，接受了纵隔肿瘤和右肺上叶切除术及四个疗程的化疗。其后，他的骨髓造血功能受到较大的损害，至今住在医院里。
与妞妞同年同月生的子尤，对《妞妞》有天然独特的视角。他站在孩子的立场，直接地叩问每一个成年人对未成年生命的态度，提醒我们怀疑自己的“习惯成自然”，看到“对方”的立场和理由。
刊发此文，仅为呈现另一种观点，触动另一种思考，而并非褒扬或针砭任何一种意见。
很早就听说了《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那本书长久以来都静静地躺在家中的书柜里，虽然故事情节非常熟悉，我一直没有认真看过；在学校上课时，我们学过作者周国平的散文，由此得到的印象，他是个对于世界看得很深很深的人，文笔也好。但都只限于远距离的观望，没能近看。
去年3月患了癌症后，我体验了生与死的滋味，亲与爱的滋味，希望与战斗的滋味，当妈妈将《妞妞》带到我手中时，我马上急切地翻看、体会。因为，我就是另一个故事版本中的妞妞，我与妞妞同年同月生———1990年4月。
我用孩子的目光和一位父亲的目光对视，我以癌症患者的身份和一位癌症患儿的父亲对视。
一
我不敢置信于他们这样的决策——等；我不敢置信于他们的思想———将恶性肿瘤与死亡画等号……
我想告诉读者“争取生命”这个词的意思。
从书的第一句，“妞妞是在离我家不远的一所医院里降生的”，我的心就被作者的笔幸福地牵着走。我相信，一本书的好坏，一看它的开头就知道了。从《飘》里的“郝斯佳长得并不美”到《约翰·克里斯朵夫》的那句“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都有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我想象着整整15年前，幸福的父亲开始写札记。感叹诞生的奇迹，奇迹的诞生，说“你来了，我们才第一次有了家”（30页），“你是爸爸最得意的作品”，“我整天坐在摇篮旁，怔怔地看你，百看不厌……最美的是你那双乌黑澄澈的眼睛“。”此时此刻，即使请我到某个国家去当国王或议员，我也会轻松地谢绝的。“（31－32页）
我已经看到了妞妞，我看见了她的眼睛，美丽的眼睛，她也发现了我在看她，于是开心地笑了。妞妞！与我一般大的妞妞！
不幸降临到这个欢乐的家庭里，坏消息接踵而至。但父亲的表现，除了可以理解的心痛和悲伤以外，很多举动与心理，我却觉得难以理解——
当大夫告之孩子得了恶性眼底肿瘤时：“我只知道一件事：妞妞活不长了。”（55页）
当眼科主任签署了“左眼摘除，右眼试行放疗和冷冻”的医嘱后：“我到此止步了，医嘱的执行被无限期地拖延了下来。”（268页）
妞妞不是没有活的可能，是他们放弃了！不是没法可治，是他们不治。这回，放弃了救的努力，没有可以扭转的机会，妞妞真是“活不长了”。
但等待死亡的过程是多么让人心痛！真的，我不敢置信于他们这样的决策——等；我不敢置信于他们的思想——将恶性肿瘤与死亡画等号，说“我的患有绝症的女儿”（109页），甚至还用“死症患者”一词（259页）。
我有与妞妞毫不相同的治病经历。看到妞妞的一生是在家中度过的，我为她难过，妞妞还只能说：“去外外。”那就让我为她说她不会说的话吧！于是，在刚开始读《妞妞》时，我就准备好好说一下自己的读后感。
妈妈是疾风暴雨般救我的。2004年3月24日下午在学校，我突然呼吸窘迫，因为胸腔里长了一个大瘤子。后来得知它是纵隔非精原生殖细胞肿瘤，国内少有认识，少见治疗经验。在一发作就险些要命的情况下，我进了肿瘤医院，大夫说法不一。妈妈在一天之内，多方联络，定夺，25日住进中日友好医院。在医生准备手术的同时，她遍访胸外科权威人士，请他们看片子。其中只有一位见过此种肿瘤，并有过两例手术经验，术后半年内都复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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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心痛的妞妞和《妞妞》(2)
妈妈用数码相机把片子拍下来发到美国。在病发第三天，她就读到美国肿瘤医生发来的相关论文，打定主意，按国外经验规范治疗，先化疗再手术。接下来，她又设法争取大夫接受这个治疗思路，愣是在胸外科这个动手术的地方上了化疗。全部过程只花了9天。而她认为其实还可以再快，每每为此感到遗憾。
写这么多，是因为我想告诉读者“争取生命”这个词的意思。我妈妈也恐惧，也伤心，要知道她是与我相依为命的单身妈妈，你便可想而知其痛苦和重担。她也想到可能“子尤活不长了”，但在行动上是尽全力为自己的孩子努力争取任何一个可能存活的机会，哪怕无力回天，也无怨无悔。
可妞妞的情况是：“等待死亡，这种感觉真是异乎寻常。”（73页）
我痛苦。
回到这本书。从明白妞妞的病后，他们努力维持平稳的生活，父亲重复着“无底的空、无底的空”这样的话语，在看妞妞打预防针时想：“我们何尝不明白，连这一次也是不必要的”（62页）。要给妞妞剪头发，他“不吭声，心想既然她活不长了，她来时一头黑发，就让她这么美丽地走吧”，俨然床上躺的不是活泼的孩子，而是一张死亡的证明。
那些绝望的话语，因为是无根据的，我更觉出它的荒谬。他们铁定了认为妞妞得癌症就会死，束手就擒。
“妞妞能活下去该多幸福。”（69页）“没准等不到那一天，动了手术，死于癌症复发或第二肿瘤的可能性还很大。”“何必让她再受这些苦！既然注定要去，迟去不如早去。现在她毕竟还不懂得留恋生命。”（71页）“可是我们救不活她。”（73页）“知道她活不成，为什么还要让她受苦？”（78页）“我的女儿注定活不了。”（111页）
请问，她为什么不能活下去？机会就掌握在你们手中呀！
绝望的父亲写出了《绝望的亲情（札记之二）》。
“新生儿和癌症———上帝呵，你开什么玩笑！”他对命运怒喊着。第105页举了个例子：“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的17岁的独生女儿患了癌症。开始，他们也痛不欲生。可是，时间久了，他们被拖得疲惫不堪，便盼望女儿早日死去，使他们得以解脱。我完全理解这种情况。”
我完全不理解这种情况！也真奇怪，遍视全书，父亲从别人身上听的所有例子都对他的思想有利。
“有人劝我，既然你必死无疑，不如让你早日解脱，何必在你身上徒劳地耗费精力和感情。我不是不知道，一切希望都已破灭，你只是在捱日子而已……”（107页）劝人的人，说的是什么话？
父亲在回应这个人的时候说：“有一千条理由让你早走，只有一条理由把你挽留，这条理由胜过那一千条理由，它就是我对你的爱。徒劳吗？爱不怕徒劳……徒劳吗？爱绝不徒劳。”
他又满怀激情地说：“我爱我的女儿胜于爱一切哲学。没有一种哲学能像这个娇嫩的小生命那样使我爱入肺腑。只要我的女儿能活，就让随便什么哲学死去好了。”
太让我感动了！可是紧接下来的一句是：“然而，我的女儿注定活不了。”
札记写完了，父亲还是得离开书桌，接着陪女儿等待死亡。我痛苦。他写：“我们眼睁睁看着它一天天扩大。”（149页）为什么？为什么要眼睁睁？
读《妞妞》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看似独立的思绪会被擅写的父亲带着走，他哭我也哭，他笑我也笑。我努力清醒，告诉自己：你不是要指出他们的错误，写一篇批评的文章吗？可随即我又说：“算了！还是先进入妞妞的世界吧！“我想很多读者也是这样的，沿着作者给出的惟一一条路走，忘了思考：除了坐等，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妞妞真的得了癌症就得死？他们努力争取妞妞的活没有？
我边爱着妞妞，边思索着《妞妞》，我艰难地总结着自己偶尔想出的话语，可不久就全忘了。读书过程是很痛苦的，我犹豫了，真的要写这篇文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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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心痛的妞妞和《妞妞》(3)
二
为什么说它是死亡之旅？为什么不是求生之旅？
不管多吓人它都只是概率，如何行动仍在于你自己，到了你这儿就是百分之百。
我爱上妞妞了，妞妞的父母难道不爱？按他们的话说当然是爱的。现在他们改主意了，他们要救妞妞了。这就让我认识了父亲思想中的另一面。
他们的拯救行动分几路，先是找气功师。气功是中国的国宝之一，但打着气功的旗号赚钱的人多是江湖骗子。后来发现“气功大师”们没用，他们才决定为妞妞做放疗。妞妞是近满月时被发现患肿瘤的，而这时她已经一岁两个月，他们的决心下了1年零1个月。
放疗经历的描写，让我深深感到父亲的优越感，我想这也是他不能接受自己孩子得了癌症的原因之一。“北京医院放疗科，来这里求治的都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癌症患者。”在人身上画上紫色标记是为了标示出需要接受放疗的区域。他写道：“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那个紫色方框画在鼻梁正中，宛如小丑的化装。”（257页）
他在用一种看马戏团表演的眼光审视着这些人。对于父亲对残疾的敌视，我感到震惊。他为自己是“正常人”而骄傲，“正常人”生活在“正常世界”里，排斥着一切“残缺”事物。他既认为自己高他们一等，不屑与他们为伍，又为自己的孩子竟是这种命运而感到悲哀。当发现自己的孩子是所有就诊者中最小时，他写：“这么一个刚刚来到人世的鲜嫩的小生命竟也加入了这支死亡之旅，不由得引来了她的同志们的同情的目光。”我看，这同情的目光更多地是发出于父亲自己吧！他从未真正融入到患者家属的身份中，去认真投入治病的行动，话语里满是不满与自怜。为什么说它是死亡之旅？为什么不是求生之旅？我妈妈告诉我，开始放疗那天夜里，她独自捧着我那只24小时静脉给药的手，感到的是无限的希望和喜悦。而当医生把紫色标记印在妞妞脸上时，他竟“感到深深的屈辱”（258页），回家拼命洗。
“无可选择”一章，作者表达他的悔恨，这一举动又让我犹豫，工作该不该进行下去？一个父亲，在真诚悔恨他的种种错误的行为。“我活着，妞妞却死了。我对妞妞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68页）“我不肯接受我有一个残疾女儿的事实。”“既然我得不到‘全’，那么就让她‘无’！更有甚者：让她‘无’，以成‘全’我！结果，我活着，妞妞却死了。”“如果现在让我选择，我当然会毫不犹豫地给妞妞动手术。”
既然我准备批评他的话也是他自我批评的话，我还有什么可写的？不！这文章我还要写，我艰难地将父亲的笔推走，拿起我自己的笔。
我为什么还要批评？原因是他悔恨得不够，悔恨得不是地方，他在寻找给自己开脱责任的理由。
270页，“悔恨”章的第二节，先摘录了《眼科肿瘤》一书，形容妞妞病的凶险。“预后不良。即使摘除双眼，在30岁前仍有50％患其他癌症的概率。加上癌细胞未消灭干净导致的转移的可能，放疗造成的发生第二肿瘤的可能，这个概率还要增大。”
这种话吓不倒我，我的肿瘤不比妞妞的好，甚至还要危险，妈妈听到的话比这还恐怖。父亲引的这段话里两次出现概率一词———不管多吓人它都只是概率，如何行动仍在于你自己，到了你这儿就是百分之百。或者带着妞妞冲过艰难万险，或者看着这段概率来概率去的文章傻了眼。
他又转述了来自某医学权威的忠告：“不要动手术，活下来后患无穷，后悔也来不及。”———这是哪门子医学权威？那些灵通的朋友又准时出现了，报告最合作者心意的消息：“某甲、某乙、某丙有一个孩子也是患这种病，动了手术，无一例外，活到二十几岁都死了。”（271页）
得到了上述情报，父亲说他“是要在两个最坏之间做选择：或者让妞妞早早夭折，或者让她在经受手术、失明、癌症复发之苦后仍在青少年时代夭折。既然都是最坏，选择还有什么意义。”（271页）好像说得对啊，“长痛不如短痛，好死胜过赖活。”（272页）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全世界所有癌症患者都是在两个最坏之间选择，不治，就是等死；治，则要承受无数痛苦和癌症复发，最终死亡？当然不是！而顺着作者给我的那条惟一的思路一直想下去，我几乎接受了他给出的答案，让妞妞的死有了最好的理由。父亲又说，“我实质上已经做了选择：放弃手术，让妞妞在命定的时间死去，其实这是惟一正确的选择。”（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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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心痛的妞妞和《妞妞》(4)
这是命定的吗？这是父亲给女儿定的吧？还没等命运判死刑，他先积极主动地给女儿判了死刑。
在我看来，父亲惧怕不好的结果，连尝试的胆量都没有，最终使好的可能随着坏一起而去。他说两个女医生在劝他，“没见过我们这样的，到这地步还不死心。有的家长来就诊，把孩子扔在门诊处，自己一走了之……”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医生居然把这样的事例拿出来，劝人效仿吗？
大夫劝完，父亲“正好顺水推舟，当天下午就叫出租车回家”（277页）。
父亲难过啊！他对自己说：“你无法摆脱那深入骨髓的悔恨，手术越是不可能，你就越是后悔没有及早手术。”为了安慰自己，他又将眼科主任的回信和天津眼眶内肿瘤权威的答复搬出，无非是手术无用的话。我看到妈妈在书边空页上的字迹：“我也曾面对这样的说法，但我决意向前。”
三
父亲爱的，不是眼前这个瞎妞妞，而是他心目中的妞妞，他理想中的妞妞。
妞妞死了，故事却还没结束。
一个笔底不断吐出生命哲理的人，一个快乐地写着“新大陆”（札记之一），说着“做父母才学会爱、付出与爱”的人，对他的女儿表示了怎样的爱？
写这行字的时候，我才突然想起，这位父亲在18个月里，做了什么爱的事情？
“不行，成了个小瞎子就不是她了”（71页）。父亲爱的，不是眼前这个瞎妞妞，而是他心目中的妞妞，他理想中的妞妞。他爱的只是妞妞健康的一面，他从未正视过妞妞残疾的眼睛，这时，一切他对世界生命的哲学议论都没有意义了。他敌视残疾。妞妞死后，他们在法雨寺许愿，眼前出现了两个年轻的残疾人，他形容其中一个“畸形得全无人样……活像一只在尘土中爬行的丑陋的甲虫”。（359页）原来如此！
真可惜，您没有看见他们与命运抗争时的顽强。妞妞生病后，父母有一次逛西单市场，看见“两个男性盲人互相搀扶着，各人手持一根竹竿，摸索着前进。他们在交谈，面露笑容”（85页）。父母有一段对话：
“太惨了，”她接着说，“我决不让妞妞那样。”
……
“那么，不动手术了？”
“妞妞另当别论。”
“你让她这么活下去，她多痛苦！”
“首先得有她，才谈得上她苦不苦。只要她活下去，就必定有苦也有乐，不会只有痛苦的。刚才那两个盲人不是也在笑？”
父亲似乎和母亲的意见不一致，但那又怎样？还是没有把意见变成行动。
虽然您看到了盲人的笑，但您感觉不到他们是多么地开心，盲人的世界并不比明眼人要黑暗。
癌症在您的脑海里是绝症，是死的同义词，可您不知道，我们在与死抗争的过程中，才感受到了真正的生！
我时常想象，想象自己拜访这个同年同月生的妞妞，她肯定是个美丽的女孩儿。我与她海阔天空地长谈，既然她是钢琴天才（275页），那我就得要求她弹上一曲，曲毕，我兴奋地要求她再来一首，而那琴声，已长入我梦，长入我心。
妞妞！让我心痛的妞妞！
（本文所引文字，出自周国平：《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在这本父亲的札记中，有三位主人公，父亲、母亲和女儿妞妞。为了简略，本文以写札记的“父亲”代指妞妞的家长，即父亲和母亲。——作者注）
子尤：谁的青春有我狂(1)
作者：舒可文原始出处：三联生活周刊
7月28日，三联韬奋中心举办子尤文集《谁的青春有我狂》的新闻发布会，他因身体状况所限没有到场。由于媒体对这个15岁作者的解读必须在他身患癌症的背景下展开，所以这个15岁身在重症中的作者必须露面，于是记者们与他的见面被安排在了他的病房。
但很多记者见到的这个作者，似乎并没有把新书当成他自己兴奋的中心，他邀来一帮同学继续讲他编的故事，继续讲他的笑话。
青春和快乐的故事常常伴随着反抗纪律和感怀，把平常的日子过出自以为是的不平常。遭遇疾病与苦难的故事。则往往伴随着战胜疾病，从悲观到乐观的自我建设。但子尤的故事却并不在这个俗套的框架里。
按照俗套，我们在谈论子尤的时候，总是会说他生病前、生病后。可惜，这样的谈论对描述子尤是无效的，对他日常生活的解释完全是通向另一种途径。
我认识子尤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那是在伦理学家何怀宏新家里的一个小聚会，一群大人在聊天，孩子们在另一个房间听子尤讲卓别林的电影。他一边放光盘一边讲解，我不知道他是否讲完了他对卓别林的喜爱，就听见孩子们在阵阵笑声之后四散，开始编造各种游戏。子尤在游戏中被规定充当罪犯，充当警察的两个小女孩追赶着他，一会儿把他捆在椅子上，一会儿审讯他，这个审讯最后是以几个孩子被他逗得笑翻在地结束。
他的日子像别的孩子一样，就这样在读书、游戏中继续着。2004年，子尤开始蹿个儿，同时进入中学的考试制度下，他妈妈开始为他焦急，子尤本人倒没有把考试制度当成需要应付和逃避的障碍，似乎他生活中遭遇的一切事情都只是他生活的一个背景。就在这青春期到来的时候，他被诊断出恶性纵隔肿瘤，14岁的年龄虽然没有经过复杂生活和世事多磨的锤炼，但也足以理解自己已身处的险境。此后的一年多里，有关他的消息都集中在他的病情进展和救治过程中。
冬天，在社会学家邓正来的生日聚会上又见到子尤时，他经过疾病折磨已经非常瘦弱，但是他的白衬衣、黑大衣中间露出的鲜红围巾分明在讲着另一种健康。我注意到很多在场阅历丰富的健康人面对这个少年，默默地把充满悲悯的眼光投向他时，他却要给大家读一首诗。那首诗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他的诗里有一种审美主义的生活态度。一个大朋友满怀悲伤地给他写信，他在信上作的批注可以作为例子表现他这种审美主义生活态度:信上说，当子尤蜷曲着身体倒在地上......他批注说，"我成大虾米了";信上说，他在病房里每天看到插着管子的人一个个被推进来，又看到一个个盖上白布被推出病房，他批注说，"怎么好像在太平间啊"。在这种态度中，关于疾病的紧张都被他轻轻地消解，他好像生活在一个真空里。
子尤在病房已经住了半年多，而任何人走进他的病房都会有走错门的瞬间感觉，除了因为必须有他妈妈陪床而有一个大床之外，房间里到处是他看过和要看的书，墙壁上贴着各种电影的招贴，同学们送给他的生日贺卡贴在他的床头，还有随时欢迎人对弈的棋盘。和几乎所有少年的房间完全一样，除了在角落里的一个桌子上放着随时要吃的药，此外一切正常。他还是肆意地编造各种场景和剧情，在其中自得其乐，也会针对具体的朋友写故事，他说他正在写一个以学校为原型的魔幻小说，是给某个小伙伴一个人写的。当你和他聊天时候，可以随便漂移到任何话题，正说着生病前他在跆拳道练习班里的事，从他的手脚笨拙说到他妈妈手脚伶俐，他突然让他妈妈"劈个叉，给他们看看"。很多来探望子尤的人都自然而然地把子尤这种很阳光的精神面貌归功于对他无微不至的妈妈柳红，事实上，我却看到子尤在对他妈妈的改造，因为他对家庭变故、对致命疾患的态度，提示着柳红，为了他也要与他有相应的面貌，所以，即使在现在的病房，柳红每天都要认真地挑选衣服，仔细地梳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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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尤：谁的青春有我狂(2)
上个月，《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子尤针对周国平《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的一篇书评，他开始在成人的谈论话题中改变了角色，既不是被当作孩子，也不是被当作病人，因为他在这篇书评里表达了一种不同于周国平的生命理解。不少人在读到这篇书评的时候，自然地联想到他的处境，认为是因为他的重病使他对这本书里的叙述尤其敏感，因而会对这个问题多有思考。
其实，完全不然。这本书只是他日常阅读中的一本，这篇书评也只是他日常写作的一篇，只是因为这本书的公共背景而有了发表愿望，更多的写作是他与书、与电影、与他的小朋友大朋友之间的交往。他的关注点并没有被局限在与遭遇疾病有关的思考和体验中，疾病只是他偶然遇到的一件他所要面对的事情，这件事情确实有点特殊，但却不是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绝不足以改变他的日常态度，不足以阻挡他的快乐和成长，在病床上他已经长到了米。他说起他得的病，就如同说到他摔了个跟头一样平常，朋友去看他，他会掀起衣服，说:"来，看看我这个刀口"，然后他会很得意地看到你惊讶的反应。然后，他就开始和另一个小朋友找话题，比他小的孩子看过他的文章说了点感想，他就前仰后合地喝彩道:"精彩、精彩。"这个词汇，他不仅常用来形容自己，也更常用于朋友。听到他的喝彩，你不禁会被他推动着想到，什么事情和妙语才能够让我们呼出这样的词汇？很少。朱正琳说他是个特殊的孩子，这种特殊也许就是在这种发现乐趣、为日常喝彩的能力。在他的世界里，宏大的玄思和细碎的日常都在一个平面上被他感受和思考，他在这种感受中体会各种各样充分的乐趣，于是他像整个浸泡在阳光里，无论什么变故也影响不了他的欢乐。因为在他那里，自己欢乐的价值超过了一切价值。
以自己为中心，这是子尤这一代人的共同点。他们的青春狂放不是我们习惯的把自己放在社会竞技平台的狂放，而是一种舒展生命的自在与随时都能超越周围一切的轻松。他们再没有沉重的负担，他们沉浸在自己勾勒的丰富世界里，他们的生活也因此有更多的五光十色。
这是他们的健康生活，这个新的时代的基因在15岁的子尤这里也许得到了最充分的显现。
特别的子尤
◎朱正琳
1子尤成了新闻人物了！我不免有一点好奇，想知道他对此都有什么样的感觉和反应。一个15岁的孩子，突然引起这么多的关注，他会受宠若惊呢还是得意忘形？
去看他，他说他"忙得很"，又说"有好多事要说"。我以为他是忙于应付媒体（我去时正赶上有记者在给他拍照），但很快我就明白不是那么回事。应付媒体那档子事他已交给他妈妈——那位忠心不贰的大秘书柳红去处理了。叫他出场他就出场，叫他摆姿势他就摆姿势，记者占用了他的时间，却没能占用了他的心思。他总是在想着别的事，明显与眼前活动无关的事。我于是问他"有好多事要说"（我揣测他的意思是要对我说）是哪些事？他也没怎么细说，却是把电脑打开，向我出示了一大堆他新写的文字。这大概也算得我们之间的一种"传统"了，我们的交往从来就是笔谈多于口谈的。那些文字都是在他的新书发布会之后写的，从中我得知了他目前的大致情况。
大体说来是这样。出书的事已告完成，他不再放在心上。思如泉涌，他照例动笔记下。先是写了一篇《记新书发布会》，妙趣横生地回顾了自己在准备发布会时的生理感觉和心理活动。空口无凭，我试着摘抄一段如下。
"第二天早上我7点多就惊醒了，这显然不是我一贯作风。醒来的那一瞬间，我想到:今天要开发布会了。后人有诗为证:
发布当天，不安坐立，面色苍白，直喘粗气。手脚冰凉，四肢无力，电视解闷，唱歌打气。心脏乱跳，血流凄厉，生无来由，死无意义。仰天长叹，叹我叹你，忽而向天，忽而向地。躺下睡觉，噩梦来袭，辗转反侧，不会呼吸。饭菜不思，只会拉稀，茶水不想，尿频尿急。"
子尤：谁的青春有我狂(3)
他写的完全是事实，没有半点夸张。准备这场新书发布会他非常认真，邀集了他的一班同龄人（都是他书中的人物！），密谋于斗室之中，把讨论的话题和穿插的节目都设计得十分周详，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策划的确很棒。他从小就不是一个怯场的人，常常主动粉墨登场。最近的一次是在初中毕业典礼上（他获得荣誉证书），他的演说赢得了满堂的彩声。但眼下他的身体显然变得十分敏感脆弱，出场前正常的兴奋与紧张就会引起身体的强烈反应，新陈代谢明显加快，所以有他写的那种种现象发生。事实上他那天晚上是带着一个尿壶到会场来的，结果一开讲，就什么反应都消失了。所以他事后说他的身体经受住了考验。
发布会开得非常成功，他的表现也非常出色，其实够他陶醉一阵子的。可是他好像没把那当回事。紧张的时刻刚一过，他的那种好逗乐好戏谑的性情立马活跃起来了，情不自禁地就拿自己开涮，而且越涮越开心。好像有另一个他，一直在一旁观看自己的表现，并且看什么都觉得很好玩。
他向我出示的另一篇文字是写给一位"朋友"的一封信。信的抬头写的就是"朋友"二字，动笔前那是一个虚拟的对象，但写着写着就变成实有所指了。在那封信里，他虽然也提到发布会上的话题，但通篇已再没有发布会留下的丝毫兴奋了。他对"朋友"表达了他渴望倾吐思想的情怀，并说到他由于思想猛进而感到的孤单。他写道:"总的来说，这十五年三个月零二十六天我过得极为丰富而充实，所有的苦都见识了，肉体之苦，精神之苦，人情之苦与非人情之苦，所有的乐也都经历了，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但在这特殊之时，特殊之处，我需要思想的碰撞，思想的提升，思想的问答。"
有一点我是知道的，他思考形而上的问题已非一天两天，有时候还想得很玄远，让他的妈妈都有几分害怕。这种思考的开始早于"新书发布会"，现在看来也丝毫没受到会后强烈的新闻效应干扰。我听说，近些天他妈妈推着他到未名湖边散步时，走着走着他突然会说:"妈妈，我们现在开始想事，不说话。"轮椅上的他随即堕入沉思。
这个子尤，可真够特别的！
2我所认识的子尤，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特别。从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就有这种感觉，以后这感觉更是与日俱增。这么说吧，现在要是有人让我用一个词来概括我对子尤的总体印象，我就会毫不犹豫地选用"特别"二字，而不会去选用诸如"优秀"、"出类拔萃"之类。
有一件听来的事也许最能佐证我的看法。子尤小学毕业上初中时，小学的语文老师专程跑到录取子尤的初中去，要求学校安排一个语文老师做子尤他们班的班主任，而学校竟然同意照办了。我们不知道那位语文老师到底说了些什么理由，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理由不会是子尤的语文成绩优异，因为子尤的语文成绩事实上一点也不优异。
关于子尤的特别，其他听说到的事还有许多。比如，上课时间走神，想着想着忽然引吭高歌，问他为什么，说是因为使劲回忆一句歌词终于想起来了，一高兴便唱出声来。又比如，走到街头他突然停下来，像遇见老熟人一样地对天上一片白云挥手，让同学们在感到奇怪的同时又有几分羡慕，羡慕他竟然能那样旁若无人。还有，坐在教室里他猛然对前座的女同学大喊一声:"某某，我喜欢你！"那位被喊的女同学一点不生气，其他同学和老师也都觉得很自然，都没朝歪处想，因为他是子尤。更有甚者，当他得知自己患的是癌症时，兴冲冲地就想告诉自己的同学（他自己的话是"显摆"）。母亲告诉他自己已跟他的同学们说过，他就问起某女同学是如何反应的，母亲说到那位女同学伤心的表情时，他竟然兴高采烈地手捶着床大声喊道:"呵呵！这个我爱听！这个我爱听！"......
说到我自己的感觉，子尤的特别是整个人的特别。虽点点滴滴都可见，却很难一一道来。我自认为还算是善于理解人的，且已活了五十好几阅人不少了，却一直不太吃得透我这位小友子尤。不是因为他太复杂（他的简单是一眼就能看明白的！），而是因为我总是找不到他的感觉，那种虽然简单却永远和别人有那么一点不一样的感觉。所以，与他交往的这一年多来，我常常费劲去理解他哩（这小子！）。
子尤：谁的青春有我狂(4)
第一次见面很偶然。央视《读书时间》为做吴敬琏先生的访谈节目，到柳红家去做前期策划，我去了。赶上子尤放学回家，很自然地坐在地板上就和我侃开了。记得那天说到他正在阅读的《浮士德》，也说到他的学校生活。他的聪明我是先有耳闻的，但看到的他却一点不显机灵劲，相反却好像有几分拙。他言语不多，说话不紧不慢，应该说那场谈话并不热烈。没想到当天就收到他的电子邮件:"朱伯伯，我是子尤。今天下午，您来我们家。我很喜欢您，很想与您交往。给您发一篇我的小说，......"我回信后他紧跟着又来了一信:"您太有意思了，我真喜欢您！咱们这样的通信带给我的享受实在太大了......"他这种直接的表达最初让我有一点点诧异，但想到这也许就是现在孩子们的风格，也就没特别在意。但这第二封信的附件是他的一篇作文（老师布置的是四篇随笔，他说他写这"一篇顶四篇"），写的是班上的一个女同学，那种坦率倒真让我吃惊了:这是要交给老师看的作文吗？！我后来才慢慢了解到，坦率地表达自己乃是他的一大特色。而且，这在他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从小如此，不是学来的。
如此通信没多少天，他就生病住院了。《柳红急告》、《柳红二告》、《柳红三告》......电子邮箱里传来的文字变得惊心动魄！我由于忙，又想着他在化疗期间不宜多见外人，所以一时没去看他。忽一日想象他那病房犹如一个明亮的船舱，他躺卧其中正在海上航行，于是抄写一首瓦雷里的诗传给他，说是"自北大参加诗歌节回来，诗兴大发，写不出好诗还读不出好诗？"
沐着阳光
沐着阳光，躺在床上，在水上信马由缰，
沐着阳光，赏着阳光在大海漾起粼粼波浪，
在舷窗下
凝望阳光粼粼、粼粼阳光
太阳的海洋，海洋的太阳，
像浴后，饮后，思索后
悠悠对镜自赏
赤着身，沐着阳光，躺在床上，容光焕发，心明眼亮，
独自地，痴狂地、赤着身，
我！
那时候他住在中日友好医院，病房里无法上网。信是柳红回家取东西时收到的，当即打电话念给子尤听。子尤那边的反应是:"嗯，译得挺好的。......最后那几句意思不太清楚。"我听了有点意外:这小子老是剑走偏锋，怎么会一上来就想起翻译的事来了？但我只是对柳红说:"这诗不能念，得看，它有个排列上的讲究。"心里总是有几分遗憾。——我指望着他的强烈共鸣呢！
接下来收到他在病房写的诗——《童话房间》，觉得他还真像瓦雷里笔下那个船舱中的"我"。格外喜欢其最后一句:"我留下我轻狂的头发/在漫长的微笑里与彩鹤同眠。"差一点受刺激又想捉笔写诗了，后终因江郎才尽而作罢。再后来听说那个"童话房间"里发生的种种"风流"故事，心想:这一回那病房只怕也变成了一个"特别"病房了。呵呵！
3特别的人大约总是会有特别的命运。子尤生病这件事，给他松了最后一道绑，他于是成了真正的自由人。按我的看法，从此他就可以彻底地"特别"下去，不用再做任何努力去适应那个"一般"的世界了。（子尤名言:"妈妈，你不要那样对我，我不是一般人。"）
果然！他在身体困在一张床上的同时，心智生活却有如脱缰野马，奔腾得好欢！又或者可以说，他的花季降临了，这边厢你把他当作一个"苦孩子"来同情，他那里却是春色满园，一派灿烂景象哩！还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吧:"妈妈那边正在设法抢救我，十万火急，难以尽述;我的病房却是‘别样幽芬满园春'。"这不是我在替他编故事，有这一年间他写成的14万字为证。读那些文字，你不会不感到他正走进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
为了出他的书，少年儿童出版社委托我对他进行一次采访。结果我俩把采访变成了一次长达5小时（分两天）的交谈，虽然还不是完全对称。——终归是他说得多，我说得少。但这的确给了我一次机会来理解他的"特别"，我也许可以把我这次的收获在此归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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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尤：谁的青春有我狂(5)
子尤的"旁若无人"，不是因为目中无人，而是因为他更多的时候是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之中。他的那个内心世界，真实生动得一点也不亚于我们"眼见为实"的这个外部世界。小时候这个世界主要是由他的想象构成的，而今更加入了他的沉思。在这个世界生活久了，自然有些不通世事。因此，坦率地表达自己其实是因为他不知道还有其他表达自己的方式。这种坦率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诚实，一种骨子里的诚实。
我在采访中特别问到他那句惊世骇俗的话:"20世纪出生的天才作家里，女的只有一个，张爱玲，男的就是我，子尤。"我没有追问这句话的意思，它的意思很清楚，追问的人只是不敢相信子尤真是这样想的。而我却相信子尤就是这么想才这么说的，他不是在故作惊人之语，而只是又一次坦率地表达自己。我是这样问他的:"你在《论天才和其他》一文中说完这句话后讲了识别天才的三个特征，那三个特征全都与才能无关。你真的觉得具备了那三个特征就会是天才了吗？"他回答:"其实我也没想好，只是想到了这么三点就先写下来了。"
这就是他的诚实所在。那篇文章写得信马由缰，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确实是"没想好"。但是，他也确实没想论证什么，而只是在表达自己的一种感觉。那感觉却是有个来龙去脉的。在开场白中他说:"大概没有孩子真是天天说自己是天才的，是大人总在说。而你们反过来又要指责孩子们浮躁骄傲。赞扬的是你们，呵斥的也是你们？那么现在，也不用大人们把我‘捧上天'或‘骂下地'了，且让我先‘指点江山'一番，自己吹自己的牛吧。"接下来才是他自比张爱玲的那段宏论。
依我看，他认为天才具有的那三个特征，多半是他从自己和张爱玲的共同点中归纳出来的。不过，他的归纳确有见地，不是信口开河。尤其是第一点:"对外部世界大多不太关注，更多的是关注自己的内心。"我后来问他为什么说李敖只是个才子而不是个天才时。他就是用这条标准回答我的:"他太善于与外部世界周旋了。"我信其然。
其实他说识别天才的第二点也非常有意思:"会有很多人爱他们，但他们更需要所有人的宽容。"他显然是在说张爱玲，但也是在说自己，而且说得很坦白很诚实。一个更多关心自己内心的人确实最需要的是宽容（所有人的宽容！）。也许在子尤看来，张爱玲没有得到足够的宽容，而他自己到现在为止却是幸运的。因为他一直在一个能宽容他的家庭里长大，而且，在学校他也一直享有老师和同学们的宽容，尤其是在小学阶段（他特别给我讲到他在小学遇到一位好老师）。我用了享有一词，是因为我觉得他得到的宽容至少有一部分是"特别待遇"。到初中后，应试教育的压力开始影响到他，他已经感觉到某种程度的窒息。我和他的交往差不多就是从谈论这种窒息开始的。可是就在这种时候，他生病了，得解放了，他真是一个幸运儿！
然而，现实是严酷的，他的幸运正与厄运纠缠在一起。就算把病放在一边且不说，他今后的路要走下去也不能只依靠宽容。拥有内心世界的人还必须直面外部世界，子尤有准备吗？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别人大概走出学校后，才会开始想以后怎么生活，工作有无着落，但我现在就开始想了，我现在就已走出学校——生活中，心灵中的学校。我脱离了死板的控制，可以自由思考，不是简单思考干什么工作，更是思考今生之意义。不管它有无来生，先把今生过好。"
那么，特别的子尤能走出一条特别的路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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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让我们说出来！(1)
来源:文汇报
作者:柳红
两位可敬的前辈苏珊·桑塔格和董辅礽，时隔近三十年，前者去法国尝试新的治疗；后者去美国参加试验，她（他）们向公众讲述的方式不同，但是对待癌症的态度和身体力行的努力是一样的
在肿瘤医院的病房里，置身于癌症患者中间，读苏珊·桑塔格《作为疾病的隐喻（IllnessasMetaphor）》（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2月），感受着与苏珊的心之间的共鸣，并激动着这共鸣。
今年三月，未满十四岁的儿子被查出一纵隔畸胎瘤且发生恶变。从此，我们开始了艰难、曲折、猛烈的治疗。催促我写下这个题目的就是半年来我看到和感到的一切，特别是接到友人电告作家陆星儿去世的消息。我并不认识陆星儿，甚至不是她的读者。她是我两位朋友的朋友。使我在心里感到和她有联系是得知她罹患癌症。再早几天，朋友跟我说陆星儿尚不知道自己的病时，我便表示了由衷的遗憾。我还暗自希望这篇文章她能看到。然而晚了，这使我很伤感。同病房的山东老汉一再对人说：“我得的是肝囊肿”。我悄悄问他的儿子为什么不告诉他实情，回答说，告诉他，他就不治了。而另一位病友在医院里可以直来直去地调侃，回到家则难以面对街坊四邻和老同事，精神负担很重，只有躲到乡下才好过一些。还记得电影演员于蓝女士在电视上讲丈夫田方患癌症，她（他）们彼此藏在心里，至死没有说出来。
人们怕而不说。怕什么呢？怕死吗？不尽然。人皆因病而死，并没有其他病像癌症一样被隐瞒。隐瞒使患者不得不独自承受身体和精神之痛。而孤独是人最大的不幸。
苏珊·桑塔格1933年出生于纽约，她与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三位被认为是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性知识分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她患乳腺癌，医生对她宣判了死刑。病友们深陷癌症的种种幻象不能自拔的情形，使她从个人的恐惧和绝望中摆脱出来，变得十分冷静。她去法国尝试当时还鲜为人知的一种化学疗法，经过两年半的化疗，她被治愈了。她看到，隐喻性的夸饰扭曲了患癌的体验，妨碍了患者尽早地寻求治疗，或妨碍了患者作更大的努力求得有效治疗。她深深地为癌症的恶名加诸于患者的痛苦而愤怒，写下《作为疾病的隐喻》。她说她的目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她以生命的经验和思考，拨开笼罩在癌症上面的迷雾，告诉世人真相。
大约在2000年，苏珊·桑塔格再一次罹患癌症，那是一个新的原发癌，而不是上一次的转移。她热切地谈论癌，谈论自己作为癌症病人的感想。她说：“我们都认识一些患癌症的人，亲戚、朋友，或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生命的某一天发现自己患了癌症。我想鼓励人们去争取最好的治疗。如果得到了正确的治疗，大多数癌症是可以治好的。因此，我才这么热切地谈论它，打破禁忌。”此时此刻的我，也怀着同样的心情。
英文癌症（cancer）的命名来自希腊语的karkinos和拉丁语的cancer，其意都是crab（“蟹”），据说灵感来自肿瘤暴露在外的肿大血管与蟹爪酷似。而在美丽的汉字中，“癌”这个字格外难看。有这样一种比喻：病字旁表示人生病，三个口表示很多人，山表示土堆。许多病患被送到山上，埋成土堆。由此看来，中文和英文中的癌字都是一种比喻，而不是像心脏病、高血压这类字眼。想来可能源于它的不可知性。正是医学未能解释其发病原因，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大的想象和猜测空间，编织了癌症的神话。
神话之一：癌症人格。
据说“对情感的持续不断的压抑才导致了癌症。”“人们深信存在着一种易患癌症的性格类型。”于是，疾病就被认定为患者自己要对其负有一定责任。因为“癌症人格”的设定，患者常常被视为生活中的失败者。当人们面对或背对患者窃窃私语时，患者会反复问：“为什么是我？”久而久之，他（她）自己仿佛真的认为自己具有某种癌症倾向性格了，感到自卑和羞耻。
癌症，让我们说出来！(2)
其实，关于癌症人格的传说可以被轻而易举地破解。只要对未患癌症的人群作一个调查便会发现，大部分人称自己的生活多不如意，精神抑郁、受过创伤、压力过重等等。所谓的“癌症人格”不过是一种人类普遍的生存境况而已，并非患癌人独有。
神话之二：人对疾病战无不胜
人类是与疾病相伴随的。疾病本是一个自然过程。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接受了这样的概念，即人对疾病战无不胜，实际上是说死亡能被战胜。苏珊注意到，在整个现代历史中，有关疾病的思考倾向于不断扩大心理疾病的范畴。而一旦生理疾病被看作心理疾病，它就变得不那么真实了。可不是吗？心理学上的解释在此地似是而非，因为它隐含了这样一个逻辑：既然疾病是心理因素造成的，凭着心理因素便可以治病。如此一说，何来死亡？由此可以看到人类对于疾病的生理方面的理解不仅贫乏，还与妄想相伴。无独有偶的是，这种对于疾病的心理学的解释再一次把责任置于患者身上。
神话之三：病魔的隐喻
苏珊·桑塔格认为，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她指出两种情形：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比如腐败、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划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藉疾病之名，这种恐惧再被移植到其他事物上。疾病变成了形容词。对邪恶的感受被影射到疾病上。而疾病则被影射到世界上。在我们的社会里这样的隐喻也被广泛地使用着。比如，针对腐败，会说，它像癌症一样，或说挖掉这个毒瘤等等。如此，病，连同患病的人都成了社会排斥和驱逐的对象。试想，当患者听到自己的病名被当作邪恶物的比喻时，会是怎样的心惊肉跳，惟恐避之不及。
神话之四：癌症＝死亡
这是最极端的神话。据说有相当比例的患癌人就是在得知病情后被“吓”死了。然而，无数事实表明癌症不等于死亡。对于癌症，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能治愈，而在于如何有效地治疗。而且现代医学也表明，许多病人是可以被治愈的。还有许多人即使不能治愈，也可以延长生命改善生存状况。像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等并非“不治之症”，有多少人被治愈了呢？大多数人带病生存和工作。如今，肿瘤已是常见病多发病，或许有一天它变成一种慢性病。
1966年美国通过的联邦法律《知情权法案》，将“癌症治疗”作为不得公之于众的事项列入排除条款。随着神话的瓦解，在美国，医生和病人之间谈论癌症早已不是禁忌。有临床表明，当病人对病情有了充分了解，其求生欲望会促使他（她）和家属、医生齐心协力，主动配合各种治疗和护理，积极进行康复训练，比蒙在鼓里的患者疗效要好。
前不久经济学家董辅礽先生患癌症不幸去世。学生师友给予董老师高度评价。然而大家忽略了董老师一个特殊的功绩，也是他人生精彩的谢幕——那就是去美国参加治癌新药的临床试验。这一次，他把自己作为一名学者在科学上勇于进取和探索态度用在了治病上。《赴美就医记》的从容讲述，显示出他人生的更高境界。与本文相关的是，董老师介绍了在美国治病与中国的不同之处：
“在进入治疗前，医院就发给我许多有关此疾病和治疗的资料，其中有国家癌症研究所编印的各种资料，如《你对结肠和直肠癌需要了解什么》、《化疗和你——癌症治疗期间自我帮助指南》、《癌症患者在治疗前、治疗中和治疗后的饮食提要》等，有杜克大学综合癌症中心和杜克大学医院编印的各种资料，如，《你并不孤独》、《照顾你自己》、《化疗指南》、《预防和治疗口腔问题》（化疗可能引起口腔和嗓子溃疡、干燥或疼痛等）、《静脉保护》（因为化疗可能使静脉产生疤痕组织，使针头难以扎入等）、《低血液计数》、《性生活与癌症》等，还有医药公司就所用药品的详细介绍等。这些资料告诉病人如何应对疾病，如何配合治疗，特别是详细地告诉病人治疗中可能产生的各种副作用以及如何防止、减轻和应对，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即时找医生，如何安排生活和工作，鼓励病人做他认为最重要的工作以及作运动等。显然，这对提高治疗效果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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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让我们说出来！(3)
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美国医院的这种作法对于病人太有好处了。我们经历了四个疗程的化疗，其中的担惊受怕和副作用带给我们的创伤和痛苦至今还包围着我们。我多么渴望有相应的知识辅导，然而更多地是靠自己一点一滴的摸索，广泛咨询，记化疗日记，总结经验教训。而美国作法的前提是癌症不再成为禁忌，可以开放地谈。在中国，虽然2002年9月1日开始实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将“未如实告知患者病情”一项作为对医疗机构的责任人给予处分的依据，事实上，据我在医院观察，患者家属往往恳求医生不要告诉本人。而这样一来，有些治疗方案因无法得到病人的理解而难以实施。
世界卫生组织（WHO）去年发布的《世界癌症报告》显示，2020年全世界癌症发病率将比现在增加50％，全球每年新增癌症患者人数将达到1500万人。目前在发展中国家，80％的癌症患者都是在患病晚期才被发现。而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由于癌症诊断技术和治疗技术的进步，再加上戒烟运动的作用，癌症发病率与死亡率经过几十年的上升之后已经趋平。从1994年到1998年期间，每年减少％。从1998年到2002年期间维持在这一水平上。而我国卫生部提供的数据显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国癌症发病人数为九十万，死亡七十万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发病人数增至160万，死亡130万人。2000年，癌症发病人数约180万－200万，占世界总数的五分之一，死亡人数140万－150万，占世界总数的四分之一。近年来，我国的癌症发病率与死亡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另据最新癌情监测资料显示，北京市每年肿瘤新发病例达两万人。
如此来势汹涌，意味着癌症随时可能造访我们自己或家人。因此，我们亟需瓦解关于癌症的诸种神话，营造一个开放的环境，普及相关的医疗教育。半年前，我对于肿瘤毫无概念，似乎它与我无关。其实，肿瘤早已走近我们，我们的家庭、亲戚、朋友中就有肿瘤患者。而通常我们的态度是只要没有事到临头就视而不见、讳莫如深。在医院里，我看到许多可爱的人和家庭，她（他）们同时承受病痛和享受亲情，我也经历了许多口未开泪先流的伤痛场面。这总使我心里鼓涌着冲动——癌症，让我们说出来！
两位可敬的前辈苏珊·桑塔格和董辅礽，时隔近三十年，前者去法国尝试新的治疗；后者去美国参加试验，她（他）们向公众讲述的方式不同，但是对待癌症的态度和身体力行的努力是一样的。大约也是经过这三十年，两个国家的癌症发病率、存活率、死亡率呈不同方向的变化，美国在好转，中国的情形趋严峻。它不仅是医院和医生面对的问题，还需要社会上许多朋友的努力。
金子般的少年(1)
来源:文汇报
一、
以为是悲剧，结果遭遇喜剧；
以为是死的压抑占上风，结果是生命的欢笑扑面而来。
一切仿佛踩上了滑板，自由地转弯、滑行、冲锋，一种生命伶俐的活力，美好，爱……
导演是坐在轮椅上的15岁的子尤。
开幕词：我有些紧张，真的。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他微低着头，乌木般漆黑的卷发覆盖在额际，精致、纤细的五官，他抚弄着自己的手指。
可是笑意已经在这几句简单的话语中悄悄聚集。这种少年人的羞涩，充满着纯洁的气氛，引发人心中无限善意，眼看它随时都会转化为不可抑制的傻笑。
不过接下去开始傻笑的是站在后排的大人，笑和泪水一起涌出来，因为这个病少年一下子就站到了幽默的上风。
让我介绍一下今天来的我的同学吧：
这是我的小学同学李一豪，他美好的品德经常让我自惭形秽，他是我学习的楷模；这是李想，他妈妈做的衣服非常好，我希望有一天我能穿上他妈妈做的衣服；特别推出王钊，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他是一个活的例子，说明读书可以改变一切(倔头倔脑的王钊否认：我不识字！)。左边的这位女孩，不用说话就能表示一切，她什么都不用说，胜过千言万语(因为她有一双童话般的大眼睛，谁在那里都会明白)。她的名字叫丛雨薇。接下去的是安宁，她的丰富使我见识到，女生也可以这样生活，是你率领这样一支“心连心艺术团”到我这个贫困地方来造访……
这是少年儿童出版社在北京万圣书园为子尤的新书召开的“青春版”庆贺会；上半场“专家版”座谈会刚刚结束。子尤只出席下半场。
整个座谈认真、真诚，可还是不可思议地有趣、逗乐：
“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我有病来看我，而是因为我好看来看我。”
“我和大家一样在拼一场场考试，只是你们要是考砸了还有机会重来，而我要是考砸了人就没了——希望大家都能取得好成绩。”
“你们谈好了吗？要不要我来给大家插播一个小节目？”
“如果夸张是一种艺术，那我说我憎恨这种艺术。”
——“呵，如果真实是一种艺术，那我说我爱这种艺术。”
“呵，请问洗手间在哪里，我觉得我要哭了。”
……
子尤自来爱笑，对可笑之事敏感，常常笑得在床上滚去滚来。而一年多的生死历练让他的笑更慢慢拥有了一种古典的气度，一种让人一再想去玩味的从容。
二、
在《谁的青春有我狂》里，收录了子尤从8岁开始的作品，我最喜欢其中关于中学生活的《我爱我班》、《<大唐读书>节目访谈》、《悠哉悠哉》等。这些都写于病房中。虽然看起来是讽刺作品，却只见生机与爱，没有一丝让人不舒服的狂妄。他熟练驾御生活素材的能力，杰出的才华，正相配这人生中尚未向任何世俗力量屈服、没有丝毫庸俗气息的精神阶段，这是转眼即逝的阶段，也是被托尔斯泰描写的“因为心灵刚刚意识到自己和世界的美好联系而感到幸福、充实的阶段”，利己主义尚未侵蚀，情欲也没有来污染。其实，在托翁之外，还很少有作家认真地描写过这一阶段，赋予它严肃的精神意义。现在我看到子尤的描写了，看到这美好在现实遍布的陷阱中必须像袋鼠一样跳跃前行。
真奇怪了，不就过了一个暑假吗？第一天上学也不积极点，都这会儿了怎么还没人来呢？……哈哈，我们博学多才，神秘清高，看破红尘的钊老居士！不是说要在书斋里研究一假期的佛经，怎么样？收获如何？我是谁？你是谁？你何以为我？我何以不是你？
家长不一定是合格的家长，但他们一定是合格的演说家。
子尤说：“作品中的主人公会被家长认为是坏小孩，可他们自己的孩子或许就可以与之对号入座。他们是活泼的，心底无私的，言辞锋利的，可是青春赋予了他们一种活力。现实不公的压力给了他们太多的痛苦，无论是家庭的错误偏见，学校的死板教育，社会的虚伪引导和对他们的轻蔑定义，他们都绅士地一笑，接着以战斗者的姿态，前去迎接。人的一生中再不会有这样激烈的美好生活，而我的任务，就是将它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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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子般的少年(2)
“绅士地一笑，然后以战斗者的姿态，前去迎接。”——没有比这更好的形容了。子尤有一些偶像，当然首先是卓别林，现阶段是李敖。我不是想把子尤和他的偶像们比较，但子尤提醒我们更真实地去关注一些品德：卓别林对笑的永恒赞美，李敖对纯洁的战斗者的捍卫，对善与行善的区别——没有行动的善不叫善。
我对子尤说这些剧本现场感极好，应该排出来——“请孟京辉来导”。他说：“我也想到孟京辉，不过可能英达更合适。”我认为孟京辉能够将那个在一般人眼里只是小丑、江湖艺人的意大利人达里奥·福表现出宽广的境界，而英达的情景喜剧则是一种就地消化的生活再现。子尤作品中那些元气淋漓的自嘲和反讽，自由自在的精神探索，实在值得有天赋的、才华横溢的演员用横空出世的高声诵读来表现。
可是子尤偏爱英达，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我打算和他争论下去。
三、
每一个心事沉沉走近子尤的人，都眉开眼笑地离开。
但直到读到书中最后一篇《让我心痛的妞妞和<妞妞>》之前，我仍然猜想这是一个孩子的懵懂天性，孩子对死亡的尚未觉醒，我没有想到子尤其实已经明白他在经受些什么。
子尤极其巧合地是周国平女儿妞妞的同年同月生人，并有着相似的经历。妞妞在未满月时被发现患恶性眼底肿瘤，一岁半去世；子尤在13岁时发现胸腔长了纵隔非精原生殖细胞肿瘤(俗称畸胎瘤)，都是在母腹中带来，妞妞出生不久即发作，子尤在13岁时发作。
不幸是暴风骤雨般降临的。正是在这暴风骤雨的生涯中，子尤和他的妈妈用每一天的抗争，一点一点地实现着“争取生命”这个词的含义。而在这种生命体验中读《妞妞》，一下就有了不同的视角：
为什么一听说是癌症，就说是“死症”？
为什么在概率面前要止步，坐等最坏的结果降临而不去争取生的机会？
为什么要用一种看马戏团小丑的眼光看待病人？
是不是只有健康的、正常的生命才叫生命？
离开了面对死亡的抗争，这样的生命值得骄傲吗？
可以把无所作为归因为他人的“业”和命运吗？
恐惧和悔恨也可以作为人的安身之所吗？
……
这是一个金子般的孩子面对死亡作出的毫无病象的抗争，天真勇猛，又深情至理。让人想象在这篇文章的背后，有面对寂静的夜沉思的童心。一位朋友看到这篇文章后对他妈妈说：“柳红，你值了。”那一刻我和他妈妈一起热泪盈眶，这是儿子以生命的名义给母亲的最高礼赞！
我想，《妞妞》一书的流传，是因为它打动了无奈人间无数人心里的脆弱，为永难超度的寂寞穿上了一件华丽的袍子。许多人心里都有同样的犹豫、权宜，是骨子里的孱头，是被死亡吓破了胆的东西——我自己何尝不是这样？作为柳红的朋友，我记得在刚刚得知子尤患病时心里的绝望和放弃，在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就那么无耻地等待着坏消息。哪里想到会遭遇这样的生命奇观啊！
我们的社会与人心里其实还没有建立一种经过反复讨论、反省并坚不可摧的生命伦理观，人人都在犹豫。面对不幸有各种选择的可能，对不幸中的人也不可能作什么道德谴责，可是子尤的表达让我看到了真正值得致敬的方向。
孩子是真正的教育者。他们离真实的生命更近，他们鲜活地诠释着希望的含义。
应该真正地从子尤的身上去学习。看啊，这就是不拘一格的生命！在不自由中获得自由，在疾病中获得健康，即使在轮椅上，他也自由、高贵、坚韧、欢畅！
5月的一天，子尤半夜突发抽搐，几乎死去。柳红说：那一次以后子尤好像有了一些变化，有些沉郁。之后一段时间子尤晚上睡觉不愿关灯，之后他们谈过生死的话题。有什么结论呢？没有，谈到最后，他们说：“哎，来看点搞笑片吧。”说出这话后子尤就笑起来：“这个对话我将来要写到剧本里去！”
金子般的少年(3)
且这么笑着，前行吧！
子尤，15岁，北京人。自13岁突然检查出患恶性纵隔肿瘤，住院抢救治疗以来，一年四个月，都在医院度过。但他将之概括为：“一次手术，两次胸穿，三次骨穿，四次化疗，五次转院，六次病危，七次吐血，八个月头顶空空，九死一生，十分快活！”并写下了14多万字的各类作品。
子尤的话：这一年，有两个词汇布满我思绪的每个角落，即疾病与女生。疾病代表苦难，女生预示着希望。身在病房我与疾病为伴，享受不尽；和女生一起，则初尝思念的滋味。
一年来经历惊心动魄，这是外人看到的情景。我要做的只是冷静面对，张开双臂迎接每一天。在疾病之神不停地将死亡的烟花爆炸在我头顶时，我却每日高歌着女生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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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尤：谁的青春有我狂？
本报特约撰稿朱正琳
子尤，15岁，身高1米8。他5岁说相声，6岁看卓别林电影，7岁开始试文笔，8岁转向写作，小说、散文、随笔、现代诗、古体诗、杂文，无一不猎。13岁被发现患有纵隔恶性肿瘤，被上帝请到医院住。经历“一次手术、两次胸穿、三次骨穿、四次化疗、五次转院、六次病危……”这份上帝的“礼物”让他有了异于同龄人的生死爱痛，令他对生命和生活有了更为深刻的见解。近日，子尤的第一本著作《谁的青春有我狂》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原央视《读书时间》策划人朱正琳第一时间采访了子尤。
父母当打字员，苦不堪言
朱：不需要开场白了吧，那我们就直奔主题，我想在谈话中展现你的底色。第一个问题，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现在写了多少字？
子：没数过，好象编辑说书中14岁集编的那些是14万字。之前的没数过。
朱：第一篇作品是什么？
子：第一篇作品说起来很有意思。那时候我很喜欢看电影。那年冬天我和妈妈去看《拯救大兵瑞恩》，因为非常血腥，所以很多镜头都被妈妈捂住了。回来之后我就开始搭积木，每个积木代表一个人物，然后在自己的脑海中编故事。过了一周我就口述，让我父母用电脑打出来，那个小说五千字，叫《一战时期的俄国儿童队》。
朱：我看了这个小说，光一点我就很惊讶，里面用字那么多，你什么时候开始识字的？
子：我识字比较晚，但我说话的能力比较好，因为我比较喜欢相声。
朱：那你字会写吗？
子：文字是父母打字打出来的，打得他们苦不堪言，然后不光打，只要家里来一个人我就逼着他给我记，所以我们家时常可以翻到一本一本的记录本。
朱：我没想到你写作是从电影开始的，因为我个人想法是觉得任何写作是从阅读开始的。当然，看电影也是种阅读。能再多谈一些吗？
子：我从小就爱一个人想事，爱编故事，而且爱玩积木，把积木弄成一个个人物来演戏。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在放《超人》，我就编了个两人历险的故事，编了50多集，每集都没有具体的故事，我只能编每集的名字。更早的时候我看过《玩具总动员》，那时候我还不会编故事，我就画画。漫画旁边还要有话啊，比如我想说哪个人是坏人，但是坏人两字我不会写，我就想我会写什么呢，大坏蛋我也不会写，最后我知道一个不好的词：大牛，我就说那个人是大牛。
一部短篇小说，能写40险
朱：你看书刻意选经典吗？
子：我并没有刻意选经典的。小时候我知道什么是经典，但兴趣是一块块的，看的也是一块块的。看到什么就写什么。
朱：那和你写作直接挂上钩的，举个例子。
子：举例，9岁写的《环游地球梦》，这是我第一次手写，当然我也口述，姥姥来打字。她当我的秘书，当得很称职。故事的整体构思就是《80天环游地球》的翻本，写这个是因为我和同学打赌，我敢环游地球。里面追踪的段落是跟《悲惨世界》学的，接着突遭危险是跟巴金的《家》学的，很多地方还是和《西游记》相关的，写着写着故事出很长很长的诗。探险西藏里面还有《鲁宾逊漂流记》和《失落的世界》。接着是打的情节，就是孙悟空和妖魔打的翻版。西游记里是九九八十一难，我出了四十险，少了一半。我小说比较短，能找出40险不容易。
朱：有一个说法，假如一周你读一本书，一生读60年，一共算下来也就3000来册书。到现在为止你能统计读过的书大概有多少册？
子：那就统计不出来，我也奇怪李敖怎么读了那么多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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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少年写书审视生死爱痛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8版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专电（卢刚）2003年的一场SARS风波曾一度引发了人们对生命的重新认识，带来了出版界及读者对生命话题的关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渐渐淡忘了对死亡的恐惧。子尤，一个年仅15岁的少年写了一本书《谁的青春有我狂》，以他特有的生命体验再次引领我们去重新审视生命、反思生活。“四岁听故事，五岁说相声，六岁看卓别林电影，七岁开始试文笔，八岁转向写作，小说、散文、随笔、现代诗、古体诗、杂文，无一不涉”，“曾获‘世纪杯’‘春蕾杯’征文大奖”。子尤的经历不只如此，13岁时他突然被发现患有纵隔恶性肿瘤，经历“一次手术、两次胸穿、三次骨穿、四次化疗、五次转院、六次病危……”挣扎在生死边缘，让他有了异于同龄人的生死爱痛。
张悉妮、子尤两位90后少年推出新书
来源：新京报
他们更阳光更青春
少年子尤看起来并不像他的作品那么“狂”。
张悉妮在自己的新书中，带来充满阳光的少年生活。
少年子尤看起来并不像他的作品那么“狂”。张悉妮在自己的新书中，带来充满阳光的少年生活。
本报讯（记者甘丹）张悉妮和子尤都出生于1990年，前日张悉妮《假如我是海伦》的作品研讨会在现代文学馆召开，而子尤的《谁的青春有我狂》也刚刚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两个90年代出生的孩子，除了喜欢写作外，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在一般人眼里都很不幸：子尤患有癌症，张悉妮是聋哑人。
两位90后少年推出新作
张悉妮三岁就失聪了，但她告诉记者她一直很喜欢写作，在2004年推出了自己的长篇小说《童言无忌三国志》后，此次新出版的《假如我是海伦》是她的自述性随笔。在这本书中，张悉妮讲述了她从三岁失聪之后自己所经历的故事。她表示，为自己的书取名《假如我是海伦》是希望自己能像海伦那样坚强。
一篇名为《让我心痛的妞妞和<妞妞>》让子尤第一次引起了关注。在这篇文章里子尤对学者周国平的书《妞妞》发表了不同于一般人的评价。此次子尤的作品集《谁的青春有我狂》收录了他近7年来所写的作品55篇。在新书的扉页上子尤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二十世纪出生的天才作家里，女的只有一个，张爱玲；男的就是我，子尤。”有人认为子尤的这句话显得太过狂妄，但子尤却对此毫不掩饰。
与80后相比更青春和阳光
因为张悉妮和子尤都是出生在90年代，他俩的写作不免被拿来和现在流行的“80后”少年作家相比较。在《假如我是海伦》的研讨会上，评论家认为，张悉妮的文字体现出了她对生命的思考，更体现了她积极的生活态度。而子尤的作品同样也被认为是体现出了乐观的心态以及他自由的思维。有评论家指出，90年代出生的孩子与80年代出生的作者相比，少了一些叛逆，多了一些青春和阳光。
两个人的抗争(1)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让病人知道自己的病，并且和他一起面对。如此，他的抗争将不再孤独，因为他不是孤军作战。
本刊记者/罗雪挥黄艾禾
“亲爱的朋友们，今日子尤在学校出现险情，我赶到时几乎看到的是一个生命垂危的儿子，其惨状难以言喻。120将我们送至医院，经查，胸腔长一巨大肿瘤，压迫，使呼吸困难，可能一两日内做手术。你们可能一时联系不到我。如有急事，可打手机。特此。大家都要保重啊！柳红。”
2004年3月24日，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柳红向朋友们发出了第一封《柳红急告》。那时，她还没有意识到，从此将和14岁的儿子吴子尤一起，开始一场癌症阻击战。
说出来，面对它。
子尤被确诊为恶性纵隔肿瘤，是极为罕见的畸胎瘤。经历了各道险关，从《柳红急告》到《柳红二告》、《柳红三告》……子尤顽强地生存下来，但是因为化疗破坏了骨髓造血功能，子尤的血小板下降到1万以下(正常值10～35万，血小板2万就可能造成颅内和内脏出血)。2004年10月28日，柳红十五告：“距上一次告书一个半月的时间了，我们还在困境中。”
《柳红急告》牵动着所有为母与子担忧的朋友。实在顾不过来，又不能够向朋友们一一电话解释，柳红便采取了写邮件的方式，结果关注的人越来越多，还不时有朋友来信催促文告，邮件发送地址也不断增加，朋友又转发给朋友，《柳红急告》成为了母与子共同抗癌的半公开的经历，电邮感动了越来越多的陌生人。
原本是想向朋友们如实通告孩子病情进展的柳红，无意中打破了癌症病人隐瞒病情的习惯性禁忌。
而同时，所有的治疗信息，她都对儿子公开。从子尤发病起，大半年的时间里，柳红和儿子转战了五个医院。“每一天都关乎生命，真的是心急如焚！”
“是儿子的乐观帮助了我”，柳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手术前，作家史铁生来看望子尤，当时，这一老一少得意地交流如何跟人显摆：“你那个地方去过吗？你那个病得过吗？”
身为一个社会工作者，也作为一个母亲，柳红觉得有义务提醒公众乐观面对疾病，她撰写了《癌症，让我们说出来》一文发表在报纸上：
“肿瘤早已走近我们，我们的家庭、亲戚、朋友中就有肿瘤患者。而通常我们的态度是只要没有事到临头就视而不见、讳莫如深。我也经历了许多口未开泪先流的伤痛场面。这总使我心里鼓涌着冲动——癌症，让我们说出来！隐瞒使患者不得不独自承受身体和精神之痛。而孤独是人最大的不幸。”
让儿子过正常的生活
不论情况有多凶险，柳红都坚持保证儿子的精神食粮：沉甸甸的包里常常装满了书和碟。子尤回忆，发病第二天，妈妈就带来了刘宝瑞的相声。“我不敢想象他就那么呆着,会成了什么样子”，柳红觉得病人必须躺在床上的中国式做法不可思议。
柳红尽量保持着和儿子的正常生活形态。今年5月2日凌晨2点48分到3点48分，母与子还专门起床观看了月全食。
子尤的单人病房布置得明亮温馨，很有家的感觉。因为化疗而剃光了头发，每次见人和出门的时候，他都要求包头。漂亮时尚的包头布，柳红准备了十几条。
据说，母子俩还曾经一起动手，合伙把牛仔裤剪开许多条口子，然后挑出穗来。女同学见到子尤穿着这裤子，便做晕倒状，惊叫:哇赛！酷毙！
作为病人的家属，柳红则每天坚持洗澡换衣服，甚至连丝巾和头饰都不含糊，要让儿子每天看见妈妈都是新的。儿子动手术的那天，朋友说柳红“一身盛装！”
虽然柳红不断提醒儿子吃药、吃东西，但是两人谈论癌症仿佛像谈论流感一样随意。“你们来之前肯定想象我缩在床上”，说这话时，子尤向记者顽皮地笑。
柳红说，医院里不少从外地来治疗癌症的人，来之前都安排好了后事。子尤不屑地回应，“这太可笑了”柳红说，化疗时子尤开始吐血，而他却开玩笑说，“自己真是呕心沥血啊！”
两个人的抗争(2)
面对记者，柳红始终使用的称谓是“我们”。母子俩一式一样地托腮姿势，儿子用右手托着，母亲用左手托着，两个人常常旁若无人地大笑，像姐弟一样；而墙上贴满了母子的合影，从门厅蜿蜒伸展到客厅。照片里，母亲从青春渐入中年，而儿子则从婴儿成长为少年。
十五岁癌症少年书写生死爱痛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记者 陈香
本报讯 十三岁被发现患有纵隔恶性肿瘤，经历“一次手术，两次胸穿，三次骨穿，四次化疗，五次转院，六次病危……”挣扎在生死边缘，但是这份上帝的“礼物”却让一位十五岁的少年子尤有了异于同龄人的生死爱痛，一本《谁的青春有我狂》书写了子尤对生命和生活的率性诠释。
出版方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王一方告诉记者，这是子尤的个人作品集。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又得了癌症，由他来谈生、死、爱、痛，对我们所有人的精神世界都是一个震撼。
但电视人朱正琳指出，虽然写这本书的子尤是一位病人，但书中并无一处“病相”，图书记录的中心事件不是病，也不是与病抗争，不是与死亡抗争，虽然这很容易成为一个卖点。他认为，这本书写得更多的还是少年子尤的成长历程，而且生机勃勃，子尤不是生命的“祭物”。
子尤的母亲柳红告诉记者，从发现子尤得病的那一天起，她就没有瞒过儿子。她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包括公众能够乐观对待疾病，“癌症———让我们说出来，隐瞒会使患者独自承受身体和精神之痛。而孤独才是人最大的不幸。”而子尤并没有辜负自己的母亲，不管情况有多么危险，他们都尽量保持着正常的生活形态，而子尤，在癌症中成长为一位阳光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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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尤原信(1)
李敖爷爷：
我现在是在北京大学校医院的病床上给您写的这封信。早在今年3月末，我就准备动手写它，那时我还是14岁。五十六年前的今天，也是一个14岁的少年，正在奔波流离，逃难去台湾的路上。
4月10日的生日一过，我就15岁了。前几个月发烧发得昏天黑地，但我又是个不能没事干的人，就把妈妈刚买的《李敖回忆录》和《北京法源寺》看完了，觉得很不错。《李敖回忆录》看到写马占山一段，我觉得好，念给妈妈听，还没念完就哭了。您的文章字字都喊在我心里，所谓“五十年来五百年内白话文第一二三”之说看来是实事求是！我在书的目录一页曾写下这样的感言：
3月27日读完，其间发烧严重，几次停止，今天趁两手不输液，看完最后一章，看完忽出一语：“浩浩荡荡。”
后来又买了《李敖快意恩仇录》和《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看，感觉很爽。我只要关注上一个人，就会努力了解他，见识了您的有趣后（我是最喜欢有趣的人），我想到应该给您写信，问候一下。去年三月份，我被检查出胸腔长了一个肿瘤，且为恶性，之后就是漫长而让人回味的治病过程，一个大手术，两次胸穿，三次骨穿，四次化疗，五次转院，六次病危，七次吐血，八个月头顶空空，九死一生，十分快活！
我是在《李敖有话说》开播后不久就发病了，所以可以说，您的挥洒伴随了我的整个生病过程，化疗时，病房条件好，有电视，每天看您的《李敖有话说》是必不可缺的。电视里，您指手画脚，以嘴为刀；电视下，我在病榻上读书，以笔为刀。
我觉得咱俩有一个非常像的地方，您也是做过手术的人，但永远显露在众人面前的是谈笑风生的样子，我也如此。您总在电视上时不时地炫耀自己的字，说它“一极棒”，但我妈妈觉得她的字比您好，而我姥姥的字比我妈妈还好，所以我们家人的字已不是“一极棒”能形容的了，而是一家子“超级棒”！
《李敖回忆录》里对教育的议论我很有体会，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工作，采访身边的朋友，对初中三年做总结，虽然我初中只上了一年半，但其厌恶之情却时刻闪耀心头。您在残存记忆里，认为北京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教育也比台湾好，但现在我要对您说，我们的学校生活是恐怖的，可怕的，我所指的恐怖、可怕，更多是说，学校将我们的思维禁锢，塑造成一个个听话、认真的考试机器。
北京的学校与您那时大不一样，除了我们也会有初恋情人，也会有自己的“张敏英”，其它的没什么相同之处。老师呢，当然负责任的居多，但不会在课外带我们念古文，念无聊的课文倒是很多。这样日复一日学习课文的结果是，同学们忘了什么是优秀的文章，也不会写优秀的文章。您在电视里，遇到自己写的好文章，会一而再，再二三地念给观众，那是真诚地欣赏呀！要是课本里能多来些您那样优秀的文章就好了。我真希望您在牢里给女儿的那些信是我们的教科书。
考试作文培训出来的，都是冷冰冰的字句与冷冰冰的人，没有感情，没有感情！这是多么可怕呀！生病后，我偶然参加了一次题名为“爱的教育”的作文比赛，那时我身体极差，心想自己写作这么好，没参加过比赛怪可惜，也不知道别人的写作程度怎样，抱着这种态度，我往他们的邮箱里石沉大海地发了两篇，有一篇得了个三等奖，奖品是获奖作文集成的一本书。遍视全书，那些作文是怎样表现“爱的教育”的呢？多数都是些发现一只病猫，带回家养，最后猫死了的故事。这就是我们的爱！没得奖的那篇与我的得病经历有关，我猜想它没被选上的原因是，考官们看了太多虚假编造的作文（据说高考作文会出许多死了爹妈，自己有病的内容），这回看见我一个真的，还不太相信。
对我参赛作文的评语很给我启发，那就是我的作文有冲击力，其实冲击力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写作不就是为了震撼人心吗？可平时，考官们要的不是有冲击力的挥洒文章，而是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文章，那样的文章有满分。
子尤原信(2)
老师给我毕业卷子做，语文作文的题目是“讲述自己人生中的潮汐与浪涛，与海底中蕴藏的珍珠。”我是正好经历丰富，有可写的，我的一个文学好友写了一场足球比赛，那就是他们人生中的跌宕起伏。
在北大住的这几个月，使我很有感触，很想提笔写它。在这儿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所有的人都在干自己的事情，对周围的情况视而不见：一群人总在特定的时间练怪怪的功；一个年龄很大的人总在树林里认真地念英文，念得很差，却让我感动；有个总是坐在未名湖边的人，将给过路人画画当成自己的职业，虽然我们觉得他画出的人长得都差不多；路灯下，有个人借着微弱的灯光，用压变形的声音朗诵话剧，情景异常诗意……..。这样有趣的风景还有很多，我坐在轮椅上由妈妈推着走恐怕也成了校园风景。
我的同伴们正在为中考（升高中考试）结束而庆祝，今天看电影，明天去海洋馆，当成绩公布时，几人欢喜几人愁。我走出学校快一年半，养了一年半浩然之气，世界与他们有很大不同。您可以大胆而自信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是我最佩服的，心里很向往那种世界尽在我手中的气魄与境界。但我们这一代是没有选择余地的，我们的世界尽在学校手中，老师手中，家长手中，分数手中。
我知道您写过一本《教育与脸谱》，一直想找，但是好像我们这儿没有卖的。另外顺便想问您一个小问题，像写《胡适评传》这样的书您要做多长时间的资料准备工作呢？
李敖爷爷，我想，您大概该安心歇下来写一些作品了，写一些传世之作，您的身影已经是历史长河中的丰碑，您的作品呢？既然国民党是那样丑陋不堪，您也不必将一辈子花在上头，那样岂不是太亏了？
我要出书了，到时候让您看看年轻一代的生活与思想。写这么一封信，是一个小北京人在跟一个老北京人谈天。五十二年前您给钱穆写信，如今写信问候的变成了十五岁的少年，收信的是个七十岁的老爷爷。时光如梭，您那传统而又现代，东方而又西方的身影在我这一代恐怕是找不着了。我们看不见值得尊敬的饱学之士，固然那些饱学之士仍能被您挑出弱点，但他们至少饱学，而我们不饱，我们很饿，我们只能崇拜唱歌的，熟练记忆着满是语病的歌词。同学中也有人忠实地看您的电视，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受教育的机会，让思维开阔，让眼界开阔，让人可以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可以自由地思考。
我这信写了好几个月，想到什么事就写，所以拉拉杂杂，之所以将想到的都告诉您，是因为我信任您，您是一个有亲切感的英雄。我相信，喜欢孩子并愿意与之交流的大人，是真正聪明的人，希望您也是这样的人。信就只写这么多，算是表示我对您的尊敬。
子尤
二00五年七月十日于北京大学校医院
李敖的回答
刚刚看到今天李敖在凤凰网聊天实录，其中有一段关于子尤，请看：
吴小莉：这里我们还有一个网友在问，您到北京来还特别去看了吴子尤，为什么决定要去看他？
李敖：那是因为我来北京前三天我的好朋友何飞鹏转来子尤给我的信，我看了以后，觉得这位小男生很有才气，并且他应付那种可怕疾病的态度很了不起。所以我说我要看看他，我不能只看坟，也要看看活人，不能只看老年人，也要看看年轻人，并且子尤的信里面说，她妈妈的的毛笔字比我写得好，他的外祖母说他的毛笔子比他妈妈好。我想那还了得？向我挑战啦！所以我想看看，也看到他妈妈写的字，后来我他她妈妈说，还是我写的好。
吴小莉：有网友问，您喜欢吴子尤吗？他和您在14、15岁的时候像不像？
李敖：我觉得他很聪明，书念得也很多，文章写得好，可是他的发型太糟了。
吴小莉：您看过他的《谁的青春有我狂》吗？
李敖：我见过他以后才见过这本书，我的感觉是很敏锐的，光凭他给我写那封信我就可以感觉出来他的原创力。我的感觉是非常敏锐的！
李敖：我看到你看我在这儿吹牛的表情，很痛苦的样子。
吴小莉：我没有很痛苦，我不是对着您微笑吗？
李敖：好，我原谅你。
与曹保印叔叔对话(1)
曹叔叔，
读了您的《千万别教坏孩子》，想法很多，写下来，给您看看。书中不是有一篇叫《养成对话习惯》吗？我们也来对话一下吧！
全书选用了86个案例，我很荣幸地看到自己也成为了其中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怪可怜的，是个反面形象。您一步步很有条理地分析了“让阳光的子尤笼罩在了生活的阴影之下”的原因，分析得真的很好，但我想跟您说一件事，就是其实没有阴影，阳光的子尤是生活在阳光下的。
我对于一篇书评会让人把我家人都扯出来挺遗憾的，这样“扯”，是一种回避我文章观点的表现。我多希望可以找人聊一聊自己的这篇文章呀！即使对方不同意我的观点也好呀，咱们可以交流，总之不要怀疑“作者子尤”的动机。
您在文中写《让我心痛的妞妞和〈妞妞〉》发表当天，“周先生表示，他不会立即回应子尤。原因很简单，就是希望让子尤平静地走完自己也许并不太多的生命时光。在《子尤的健康生活》出版当天，我再次致电周先生。周先生平静地表示已知道此事，并说已针对……”
两个“平静地”，他平静，我也平静。但我想周伯伯并不平静，看您写的这段，我才知道，原来周伯伯是觉得我快死了，所以“牺牲了一下自己”！这可跟我遇到的那个给《南方周末》写信阻止发表，并且在信中使劲写“这个不是我干的，那话不是我说的”的周伯伯；一边在博客上写“我认了”一边认定我身边的大人联手设计了一个阴谋的周伯伯不太一样。而这一长段过程中他们表现的不满，也只剩下这般高尚心理：“不愿子尤带着这种恨，更不愿他带着这种恨‘上路’”。是我理解错了？还是他们经过了达芬奇妙笔般的涂抹？
这番话其实就是这么个意思：大人不计小人过，反正他要“上路”。他们就是这样看一个病床上的少年的？据发表文章已经一年多了，我真想跟周伯伯说，自己现在通体舒畅吃嘛嘛香，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让他失望了！
而且，您提到的，他针对我的书评写了一篇5000字左右的文章，但不准备发表，并且“和他7月7日的想法一样”，也就是怕影响“上路人”。可您知道吗？估计是等不急我“平静地”走完什么路，文章还是放在他的博客上了。今月二月那天我刚沉重地和妈妈从医院回来，因为我们以为开始有回升迹象的血小板，又跌入谷底。您可以查一下，一个血小板几千的人，没有凝血功能，生活了两年，并且不在医院住，完全靠自己，随时提防颅内和脏器止不住的出血，他的世界得是多么五彩缤纷，波澜壮阔！
回到家，我心想，应该拜访一下周伯伯的博客，真巧，就看到他这篇刚放上的文章，未等看几行，已惊得我手脚冰凉，只因为我活了十五岁，万不能想到人的心是那样多疑，人的想象力是那样丰富！让我遗憾又遗憾的是，他写的不是“针对子尤的书评”的文章，是一篇针对“子尤和他身边的大人制造阴谋陷害忠良”的科幻小说！且“幻”得一点不科学！
但凡他了解一点我和妈妈的生活环境，都会稍微克制一下幻想的思维。可或许他实在是闭眼冥想的时间太久了，连睁眼看看卧床的我的功夫都没有，心里只有被这篇“阴谋书评”伤害的自己，他大义凛然，他居高临下，他高尚地一挥手，大喊：“我认了！”可字里行间，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我认了”，只看到他描述着一对母子伤害了“我认了”先生以后，就开始疯狂的出名计划，还跑到了上海签售！可惜周伯伯的“子尤”在上海露脸，现实中的子尤小朋友当时还住在医院里，因为腿出血只能呆在床上和轮椅上生活，无法行动，至今已一年半，只不过用文字和思绪编织了一双新的腿，浮想联翩。他也浮想联翩，编织了一篇不依赖事实也不想知道事实的“高尚文章”。您由周伯伯的举动引出宽容，表示我不够宽容，但首先，我就没看出他的宽容。
或许有点跑题，反正是闲聊吗！我只是希望您看到，在我们家，在癌病友中间，在我们这样认真的治病养病过程里，不可能有恨，也没功夫有恨，相反，真善美时刻都闪耀在我周围。我们在努力求生，也在帮助其他癌症病友，为什么求生？因为我还想感受这世界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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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曹保印叔叔对话(2)
我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您，我们家充满了爱的欢笑，爱的温暖，我们布置家中的每一寸土地，因为我们热爱生活，走进我们的每一个客人都会感受到。我和妈妈亦母亦子，亦师亦友，互相教育，共同成长。问一问我的小学中学同学和老师，就会知道，“青春狂人”、“带着恨看人”绝联系不到我的身上。
我想对几个大人们带着有色眼镜（而且是好几百种颜色的那种）揪出的问题做解释。
首先是“哲学家父亲”。我写这篇文章，意图就是不想牵扯到周伯伯身上，我只想向读者讲述我对一个父亲与孩子的故事的看法。所以我不准备提他的名字，就是为了表明，不是因为周伯伯才这么写，我是为了一个触动我的故事而写。可不提“周国平”，我一会儿写“父亲”，一会儿写“哲学家”，觉得太乱，就统一成“哲学家父亲”。因为这两个身份在书里太明显了！他不是父亲吗？他不是哲学家吗？他在书中时不时就用他的专业来解释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大家都忘了，是他自己给自己设定了两个职称，我才这样叫他的，而非我心里始终想着爸爸。可没想到这么一个挺善意的举动，居然被他看成邪恶。他反应够快的，我是在发表文章后好几天，突然对妈妈笑说：“对了！我爸爸也是哲学家父亲！”我是个反应特慢的人。
至于您写的“发表时，那数十处‘哲学家父亲’的表述不见了”，好象特有深意似的，其实那跟我没什么关系，那是《南方周末》嫌我文章长删了好多段落。我还觉得挺可惜的呢，删得我字数变短气势也变短，改得我意图圆滑锋芒也圆滑。
看来《三联生活周刊》写我周伯伯又不高兴了。您看到我在采访中提到父亲时说“我们不是父子”，但您也应该看见接下来我陈述的情况，他来看我的时间很少，即使见面，也不像父子见面。我的意思是，一般人们认识中的父亲形象，比如严厉的父亲，但严厉下有脉脉温情；或者一个大男人拉着小男人的手外出打球，游泳等，我爸都不太具备，所以这个父亲形象很特殊。一般家里父母分工干的事情，只能由我妈兼顾了。
接下来和您聊聊宽容的问题。对我说宽容，总让我有些哭笑不得，因为这篇书评涉及的不是个宽不宽容的事，我只是在提出自己的一个疑问，为什么我没有从这本象征爱的、哭倒了那么多人的书中看到爱。其次，即使我不宽容又怎样？我只不过写了个书评嘛，而且文章里又没写“我跟你拼了！”这种话。
我要问，宽容是什么？怎么能没有前提地说宽容呢？要看具体情况呀！如果一个人杀了几百口人，你提倡要宽容他，怎么可以？我昨天去看《东京审判》，那帮战犯，能一个宽容就解决了吗？几百万死去的中国人何以瞑目？不是哪儿都用得上宽容的。我看到汉语词典对宽容的解释里有：宽大有气量，不计较或追究。对方确实有错，你不追究，大家表扬：“真宽容！”可如果你选择追究，也没有错，不应该被批评，被骂成：“不宽大！没气量！”而且宽容和指不指出是两回事，我只是指出而已。
我写了篇书评后，继续老老实实治病保命，可一波又一波貌似正当的指责让我不能不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现在的感觉，就好象我在马路边走，看到一个人骑车闯红灯了，就想叫住他让他遵守交通规则，马上围上一堆人，死命拽我说：“你别打他！你要宽容他！”
为何单方面要求我？请那些写文章批评我却又打着爱的旗号的专家为我演示一下宽容的举动！请热爱周伯伯、在他爱的文字的熏陶下陶醉的人为我演示一下宽容的举动！
您曾经写《歧视孩子是最大耻辱》，批评一所学校驱赶单亲家庭的孩子的行为，说他们已经丧失了作为教育者的最起码的道义与资格，也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们的无能、悲哀与耻辱。您提到：“心中有牛粪，则眼中所见皆为牛粪；心中有鲜花，则触目之处皆为鲜花。”那我这个“心中带恨的单亲家庭孩子”，可以进您的“学校”吗？我在这所学校里是鲜花还是牛粪？或许周伯伯的内心就因为缺少鲜花，才会对《妞妞》书评的作者怀疑又怀疑，觉得其居心叵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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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曹保印叔叔对话(3)
您曾经写《谁剥夺了孩子说真话的权利》，说：“一个不会说、不愿说、不敢说真话的孩子，很难想象他会做出多少真善美的事情。”又说：“强迫孩子说假话，分裂自己的人格，就有利于其健康成长吗？”但如今在这样的目光逼视下，由对我文章动机、思想的分析，到对我人格、心理的分析，到对我父母形象的分析，我是继续说真话、内心想的话，还是说假话呢？我就是因为写了说真话的文章，才遭来了不宽容的指责的呀！
您曾经写《让孩子学会说“不”》，“我提倡让孩子说“不”，提倡家长与孩子平等交流”，“当你长期坚持这样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孩子的‘不听话’，有时候是对的；正是因为孩子‘不听话’，他才有效地保护了自己的权益，才创出了一片人生的广阔天地。”我还没敢说“不”呢，在某些大人眼里，已经太“不听话”了。我丝毫未从几位高高在上的大人身上，看到平等对话的可能，只看到他们一再不假思索的对我的定义。为什么？只因为我“可以热爱，切勿膜拜”，大概，他们是热爱膜拜的吧！
您曾经写《“血统论”的绞索》，提到了历史上各种受血统论所害的人群。那《学会宽容》里“单身妈妈传递了恨给单亲家庭孩子子尤”的故事，算不算对“单亲血统”的一种歧视？为什么单亲家庭里，母子就肯定生活在恨里？每一个家庭的故事都是独特的，是最不能一概而论的！说是“传递”，说白了跟“教唆”也差不多，这“教唆”的认定是最可怕的“绞索”！您可能忘了，孩子也是人，他有感受的能力，有最明亮的眼睛。他们难道不能自己观察周围发生的一切吗？那是最真实，最透彻的观察。按照您的意思，只需母亲坐在那儿招手：“来来来，我跟你说，你要恨你爸。”孩子听完就恨了？这样的说法对于母亲和孩子都不公平。
总之，我要说，由《妞妞》书评推测出的这一连串故事和人物心理，是不真实的，我只是读了本书，写了篇书评这么简单。您其它八十五个案例，都根据的是报纸报道，虽然未必那些报道完全正确，但至少已经得到了许多人的共识，就好象希特勒铁定是坏人一样。而一个和我同名但和我没一点关系的小朋友和他妈妈的故事在心理分析后，也变成了铁定的反面形象，交给老师、家长、教育家阅读研究，可有点恐怖。要不，您有机会，把我们家的故事换掉，改成“希特勒被他妈妈教唆的恨生活”？开个玩笑。
之所以给您写这么多，是因为我感动于您的感动。在书中，您几次写道看到悲惨事例时流泪。欢迎您来我们家，感受一下我们的家庭气氛。最后说一句，这篇文章，只出现了一次“曹叔叔”，而不是几十处，不知道您会不会顺藤摸瓜，又发现我们家的什么秘密？
（2006年9月6日上午，子尤躺在床上作，两个小时一气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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