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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两个阶段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万6100多人，其中87万3600余人被判死刑。 1949年全国解放后，中共立足未稳。从1950年开始，全国各地频繁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电厂和电话线被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一些从国民党军转变为土匪的武装势力，甚至频频纠集人马，进攻正在被共产党改造的县城。1950年3月，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报告称：“近一个时期以来，西南川、康、云、贵各省，连续有土匪在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 这份报告还显示，新近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并非绝对拥有一些地方的统治权。“继二月五日在成都西南龙潭寺地区近万土匪暴乱，杀害我一七九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其闻讯前往增援部队五十多名干部战士，随后被我派部队前往歼灭后，二月份以来，各地土匪又围攻并占领了包括温江、祟庆、郫县、金堂、新繁及川东之秀山等多座县城。”
在刚刚解放的上海，“反革命”活动极为猖獗。一方面，由于新旧政权交替而产生的统治真空导致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大批散兵游勇和难民涌入，与原本就存在的大量底层流氓无产者一道浑水摸鱼。据不完全统计，上海解放头七个月里，共发生强盗案737起，盗窃案11430起，抢劫案530起。特别是1949年6月上海解放的第一个月里，全市就发生盗案173件，平均每天都有五六起之多;窃案2205件，平均每天更高达70多起。
另一方面，国民党空军对上海进行持续轰炸，留下来的残余势力更是蠢蠢欲动，四处造谣，说什么“轰炸全因共产党”，“国民党回来了，已经在浦东登陆”等等。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到达顶点，台湾更是派出大批特务人员从海外向大陆渗透，意图颠覆中共政权。 毛泽东当时从苏联回国不久，正在休养期间。在共产党副主席刘少奇的召集下，1950年3月16日，党中央接连发出《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一场大规模的清剿运动开始了。
清剿的对象通称“敌特党团分子”，包括国民党的军队与地方干部、特务、三青团及会道门的头头。这些为数不少的人被认为是破坏新政权建设的主要势力。警察和干部开始通过走访和查阅资料，让民众检举和揭发这些坏人，迫使他们最好主动交代自己的身份，以便确认后出手。
北京市委当时的报告说，从解放军进城以来到报告之时，北京市逮捕、集训和登记的敌特党团分子已达6900余名。 但与北京相比，南方的情况显得更加严重。山东登记在册的土匪、恶霸地主、反动道会门头子、特务及反动党团骨干等五种人员，就达到13万7599名。浙江登记数字也超过11万人。这些人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反革命分子”。刘少奇指示当地要严厉打击这些人。“反革命分子”遂在当时，成为共产党的最大敌人。
与刘少奇和地方大员着急镇压反革命的态度不同，毛泽东不认为镇反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他虽然同意“对一切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必须坚决肃清”。但他认为当前工作的重心是让财政与经济情况好转。 但共产党内部的一些干部认为，这影响了普通百姓——尤其是那些在战争中有家人丧生的民众——对新政权的信任，而且也导致反革命分子对新政权的进攻行为有增无减。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于当年7月23日联合颁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这成为此后大规模镇反运动开展的一个重要根据。 毛泽东的态度在3个月之后的朝鲜战争开始后完全改变。彼时在台北复行视事的蒋介石，把朝鲜战争视作国民党东山再起的一个机会。大陆死心塌跟随蒋介石的一些五类分子也开始憧憬能够动摇这个红色政权的根基，哪怕只是局部和细微的动摇。于是镇反的力度有必要加大。
中共中央10月8日决定出兵朝鲜，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鉴于镇反运动开始时候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政务院于1951年2月21日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只要有勾结帝国主义，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叛变，持械聚众叛乱，参加特务或间谍组织，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或利用封建会门，抢劫、破坏公私财产和公共设施，投毒杀人，伪造公文证件，煽动群众对抗政府和挑拨团结，制造散布谣言，以及偷越国境、劫狱越狱、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项行为，甚或意图之一者，不论“已遂”、“未遂”，均可定为“反革命罪”“这使得“反革命罪”的解释变得更宽泛，处刑标准有更大的自由度。
此后，各地报上来的数字节节攀升。2月17日，北京市一夜之间逮捕反革命675人，次日即公开处决了58人。3月7日夜，北京又一举逮捕了1050人。3月13日夜，重庆市共抓捕4270人。4月10日夜，南京抓捕1200余人。上海在4月27日大逮捕中又抓了8359人。
1951年5月初，中央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5月9日，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写了一份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的综合报告，给毛泽东和党中央。邓小平在报告中说，在镇反和惩治不法地主两个问题上，有些地方发生了控制不严的毛病，上面开始收缩，而下面继续杀人。毛泽东在5月份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时，以斩钉截铁的措辞指示：“为了防止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发生‘左’的偏向，决定从6月1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杀人甚少的地方在内，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变此项决定。”全国的镇反旋风，在经过一轮摧枯拉朽的扫荡之后，开始转入较为理智的收缩期。
此后，“镇反”让位于“三反”“五反”运动。“三反”是指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指在私营企业中进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从1978年开始，中共对建国以来，包括“镇反扩大化”在内的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约300万名中国共产党干部被平反，其中47万人被恢复党籍。
入选理由
镇反运动是中共在国内外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发起的旨在巩固新生政权的政治运动。“镇反”运动与当时正在各地陆续展开的土地改革运动一起，成为新政权确立和巩固其在城乡统治地位的最为重要的两大步骤。
独家专访
今晚行动口令：镇反
——专访原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干事、《一双绣花鞋》作者况浩文
重庆解放后，19岁的况浩文进入刚刚成立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五处工作，五处即边防保卫处，重点保卫西藏、云南一线的边境安全。西南军政委员会设驻地于重庆，由于战时重庆曾为陪都，故当时国民政府的残余势力为数不少。也因此，重庆成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重点城市。
重庆的镇反运动共进行过三次较大规模的抓捕，况浩文参加了1951年3月13日的大抓捕行动。此次抓捕是重庆镇反运动中最为激烈规模最大的一次，史称“三一三大批捕”。日后为况浩文赢得盛名的中篇小说《一双绣花鞋》，其写作原型与背景即脱胎于此次抓捕。
原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干事、、《一只绣花鞋》作者况浩文
第一任市长座车被炸
记者：当时镇反前夕，重庆地区与其他地方不同之处在哪里？
况浩文（下称况）：重庆解放的时候，我在市中区的陕西路。我解放后才参加工作，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记得不是太准，但大的地方不会错。蒋介石父子11月29日才从重庆飞到成都，他们打算最后要跟解放军拼到底。蒋介石在解放以前还来过两次重庆，布置“应变计划”，为执行这个计划，国民党的特务总队曾集中于重庆，他们对当地情况相当熟悉。当时有一句话，叫“敌情严重，社情复杂”。
记者：重庆地区的反革命分子都是哪些人？原国民党还有多少势力在重庆和西南地区？
况：从军队来讲，宋希濂的军团在川东北被我们击溃，蒋介石调了王牌军——胡宗南的第一军从陕西过来，打算跟解放军决战，在重庆打了一仗，随后他们大部分往成都溃退。一少部分和一些地方武装势力，有些起义，有些跟着国民党走了。重庆市长杨森就是跟蒋走的。部队溃散之后，也有一部分去当了土匪，有的则潜伏到乡下，待机而动。
警察方面，国民政府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还有一些人在重庆，他们是由一个建制师改编的，比较有战斗力。宪兵方面，此前宪兵司令部和下属的宪兵团，也有人在重庆。此外就是特务。重庆的特务五花八门，品种齐全。有军统、中统、四川特委会的人以及一些杂牌特务，我们叫“杂特”。
总结起来，就是军警宪特，以及国民党的党团骨干分子，还有反动会道门，比如一贯道。国民党从重庆走的时候，枪杀了白公馆共产党员，但把大批的重罪刑事犯放出来，有些该枪毙的人也都放了。这些人数量不少。因为各地逐次解放，重庆是最后解放的，所以好多特务从别的地方逃过来。当时重庆才100多万人口，这些社会渣滓反动势力就有上万人。这说明我们镇反的必要性，“敌情严重，社情复杂。”
当时蒋还曾想把国民政府第二次从广州迁过来。他们最后是听着解放军的炮声走，差点走不脱。
记者：重庆地区这些反对势力对于新政权的反抗激烈么？都有哪些方式？
况：镇反有历史背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国民党大力宣传，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了。原来那些潜伏的人就蠢蠢欲动，他们有电台跟台湾联系，组织了“反共救国军”、“反共保民军”，搞一些地下宣传。重庆的这些分子活动开始猖獗。刚解放的时候，他们就冒充解放军接管工厂。1950年初，重庆附近的璧山和铜梁两个县，形势比较严重。当时上万匪徒，围攻我们的县城，很嚣张，璧山离重庆就几十公里啊。
说个最典型的例子。重庆第一任市长是陈锡联，当时他也是三军团司令员。他的车子进城时，有人往车子扔手榴弹。1949年11月下旬，还有一些人破坏军工厂，他们本来想把所有军工厂还有钢铁厂炸掉，电厂和电台也在计划之中，有些特务比较慌张，被地下党发现了。
破坏成功的比较少。1949年11月29日晚上，长安机器厂储存炸药的仓库爆炸，附近的居民点刘家台几乎被炸平。我住在市中区都觉得有震动。当时他们在大溪沟电厂，炸药都埋下了，我们的工人舍生忘死，成功阻止了这个破坏活动。有些工厂主对他们比较同情，还让他们逃命。我写绣花鞋的时候，说国民党要炸电厂，背景是真实的。
记者：镇反的背景是什么？西南局的报告说，1950年2月5日，土匪暴乱，179师师长朱向璃被杀害，这件事是怎样的？
况：这不是重庆的事情。当时我们盯着边疆，分工相当严格。不是份内的事情，不要多问，也不要多说，这也是公安部的规矩。当时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是周兴，曾任陕甘宁边区政治保卫局局长，后来去云南做省委书记，副部长是赵苍璧，后来做了中央的公安部长。还有一个副部长叫刘炳琳，后来去山东当省委书记。当时的组织架构就是一正两副。
新中国的政权刚刚建立，还不稳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颁布了镇反指示。1951年3月，重庆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了三次大的逮捕，都由重庆市公安局执行。我参加了一次，1951年3月13日的“三一三大逮捕”。
那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一个晚上抓了4000多。作为五处的干部，我们对当地的工作一般不干预，就是了解一下情况。但是那一次因为抓的人太多，市公安局力量不够，向西南公安部求援，于是从部里抽调了一批年轻的同志支援市局。
解放军叔叔再见
记者：三一三大逮捕的任务是怎样部署的？
况：具体情况我只能说我见到的。那一年我才满20岁，是很年轻的干部。我们3月12日下午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处长召集我们开会，说今晚有任务，要支援市公安局。除了干部之外，还有边防训练班的学员，大约有一、二百人，这些人由市局统一分配。
我们被分到重庆的南岸区，南岸区分局局长辛嘉功，后来成为市检察长，由他介绍敌情。每个人都分了任务，我被派到南岸区龙门浩的下浩派出所，跟我一起去的有西南军区警卫团（当时已经改名为公安团）的同志，当时装备一流，都是冲锋枪，就是那种圆盘式的。
当时给我的任务是，抓11个反革命分子。我领头，配一个户籍警和一个加强班，总共十七、八个人，都有冲锋枪。他们都是老兵，特别能打。然后给一个名单，上面有住址，按照单子抓人。那个单子由各个派出所上报，经过公安分局、镇反领导小组审查后确定，该批的都批了。某某某，什么身份，什么人，都写得很清楚，由户籍警去辨认。解放后，即使反革命分子也都是登记过户口了，有些人是摸底摸到的，当时目标很明确。
记者：那天晚上的具体抓捕过程是怎样的？
况：行动从3月13日凌晨零点开始，一直持续到8点收工，当时我们的行话叫“收秤”。11个，8个小时，抓一个人还不到一个小时，任务很紧张。具体引路的是户籍警，当时全城戒严，当夜的口令就是“镇反”，答不出来，那就是敌人。
当时给每个人发了一个手电筒，电池都是新的。先是敲门，说要查户口。一开门，就拿电筒照眼睛。然后问户籍警，是不是这个人？再问对方：你是不是某某某？这要让户籍警看清楚，验明正身。如果确认，就直接告诉他：你犯了反革命罪，你被批捕了。然后上去两个人一拷。
当时行动的时候，手铐都不够用，公安局没那么多手铐，用粗的麻绳，一下子拴上去。然后把这些人“小鱼穿大串”，绳子全部系在左手，一个个排着走。抓了人之后，要进行例行搜查。当时几乎没人反抗，如果反抗，就要尽快制服，实在不行，就要开枪，但是后来也没有开枪，因为这边火力比较强，没人敢跑。他们心里也明白，为啥要抓他。没有人在语言上进行辩解，但是要把人认清楚，不能抓错。
抓到第七个还是第八个的时候，天快亮了。这家抓的是一贯道的点传师，开了门之后，还是老规矩：你是反动会道门的头头，是不是某某？户籍警说是，他也认了。然后对这个人说：你被捕了。搜查的时候，我就拿电筒仔细看，突然在有穿衣镜的柜子下，看见一双黑底白花的绣花鞋，好像还动了一下。当时心里一惊，手枪立刻拔出来，侧身就往柜子里扑了进去，但是没有人。那双鞋给我的印象太强烈太深刻了。
女人抓的不多。后来抓一个女的，电筒一照，确认之后就抓了。我们进去的时候，屋里一下进去了七八个人，房间有一个小木床在屋子中间，两个大概三四岁的孪生小姑娘，睁开了眼睛看着我们。她们还不晓得我们去抓她的妈妈。我们带她妈妈走的时候，她们还在喊“解放军叔叔再见”。当时小孩子都会唱“解放军慢慢走，我是你的好朋友”之类的。我也不晓得后来她们俩怎么样了。
多年以后，我还去问了有绣花鞋的那个屋主，在罗家巷200号。他姓周，被判了13年，我听说他提前两年被释放，还是感到很欣慰。改了就好嘛。
抓了人回到派出所，再集中到公安分局，我们押运犯人的时候坐轮渡。沿着船舷中央有块空地，他们都蹲着，好几百人呢。这时候就得拿枪指着人头，谁要动，就击毙。因为怕他们有人跳下去，如果他们往一边集中，船就翻了。我后来有点后怕，因为当时如果有人一鼓噪，肯定就乱了，穿的还是棉袄，很危险。最后还是没人动，把人交到石坂坡，任务就完成了，我就回单位了。
中央定调子
记者：当时以什么标准确定反革命分子的身份？
况：镇反的打击面相当大，就是要摧毁国民党的政权基础，维护新生的红色政权。军队连长以上干部，就算反革命。警察巡官以上都算。宪兵是有一个算一个，特务也是有一个算一个。比如说会道门，一贯道的点传师以上，就算反革命，但是基层的坛主不算，道徒当然更不是。这个杠子非常清楚，到了杠杠以上就要抓。这个调子中央定的，非常明确。
记者：对重庆的抓捕，有没有下定额任务和指标？基层公安部门有无考虑到镇反扩大化的情况？
况：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当时我就是个小干部，至于高层怎么样定，我根本不知道。
记者：1951年3月开始惩治恶霸分子，发动了群众伸张民愤，会不会造成一些冤案？
况：重庆当时最有名的恶霸叫连绍华，他在河坝里剥削船夫、纤夫，还私藏枪支，也有欺男霸女的一些行为，和国民党也有些勾结。我在报上看到的这些，这个人在朝天门被公开枪毙了。最多一次枪毙了40个，是在1951年的春天，围观的群众很多，都在坡上看。这些反革命分子跪在地上，子弹从后脑勺打进去的，都是步枪，子弹从前面出来，扑的一下，就倒地了。对于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分子，就是这么处理的，要把反革命的气焰打下去。冤案嘛，肯定有一些。那么大规模的镇压，个别抓错的情况肯定有。几千人抓错几个人，时间又那么紧迫。
记者：当时全国大城市都在比这个杀人的数字，重庆的情况是怎样的？
况：重庆的整体数字我不知道。不该让我们知道的就不知道。
记者：从您个人经历来看，镇反中的一些滥捕滥杀，地方上有无检讨过？
况：我是这么想的，为了巩固新生红色政权，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抓捕一批死心塌地的敌对分子，是有必要的。你不抓他，他就要打你，执行起来就是那个杠杠，至于宽了窄了，需要具体讨论。现在看来，镇反运动还是不能轻易否定。
从反思的角度来说，有地方的确杀人杀得太快。我看从古到今，这种行为恐怕都还是有必要的。共产党的江山是打下来的，你破坏共产党的江山，不镇压怎么办？当初为了巩固他们的政权，他们还嫌杀共产党杀少了。
记者：人民群众对于镇反的态度如何？从重庆地区来看，镇反的效果后来怎么评价的？镇反之后，民间对共产党新政权的看法是什么？
况：当时群众是欢迎的。那个抓人的单子，不是凭空臆造的，有些是群众检举揭发和密报的。枪毙人的时候，人山人海，群众也很拥护，当时有些人是组织去观看的，会场上也没有什么闹事。枪毙恶霸连绍华的时候，上面说从快处决，群众高兴的很。当时外面在剿匪，市里在镇反，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嚣张气焰就给打下去了。这有一个社会安定的问题，后来社会秩序生产生活都很正常，我们一边镇反一边也发展生产。生产上去了，各方面都没有问题了。
记者：您当时比较年轻，如何看待阶级与阶级斗争？
况：我出身不好，出身于剥削阶级，我家是地主，不是太小的地主。我投身革命之后，我信服革命的道理，从没怀疑过，我认为是对的。阶级斗争是不是扩大化，我当时没感觉，反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
当时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事情，我一闪念之间也想过，几个耍笔杆子的，能反出个啥啊？早期我信仰共产主义非常认真，怎么宣传怎么接受。反思这个的话，是在文革期间。文革开始我被划成“第四类”。当时这么划分：好的，基本好的，虽然有错误但改好的，第四类就是阶级敌人。我对共产党够忠诚，算是铁杆共产党，为了一本没出版的书，我成了共产党的敌人。当时就反思，后来到公安参加肃反、反右、审干工作，看了很多人的档案，也想过一些当年的事情。
镇反运动图集
北京市二区代表单瑞忱老先生高呼口号，要求政府严厉镇压反革命，为广大人民除害。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的三大运动之一。
1951年大事记
一月
1月17日——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占领汉城。
1月26日——财政部发出通知：伊斯兰教清真寺、拱北(教主墓地)和喇嘛教的喇嘛庙(召)等所占房地，一律免征房地产税。
二月
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条例根据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规定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使镇压反革命斗争有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
2月26日——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从1951年3月1日起，重点试行。工人群众从来最感痛苦的生、老、病、死、伤、残等困难，得到初步的解决 。
四月
4月15日——1946年杀害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制造“一二一”血案的特务凶手在云南伏法。
4月2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
4月27日——中国青年报在北京创刊。
五月
5月7日——青帮头目黄金荣向上海军管会呈交《自述悔过书》。
5月12日——云南省峨边彝族自治区成立。
5月20日，《人民日报》以社论形式发表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严厉批评对武训及电影《武训传》的赞扬，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并发表文章，批判武训及电影《武训传》，形成了建国后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批判运动。
5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巴基斯坦建交。
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
六月
6月24日——杀害刘胡兰的凶手张全宝、侯雨寅在山西文水县伏法。
七月
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在开城举行。
九月
9月4日——梵蒂冈驻华公使黎培里被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驱逐出境。
9月20日——天津汽车配件厂制成两辆吉普车，一辆旅行车，这是中国首次制造成功的汽车。
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指出知识分子要力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在政治上要有明确的态度，分清敌、我、友。
十月
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此后，在全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第三卷，也相继于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出版发行。
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
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主席，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0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抵达拉萨，并举行入城仪式。至此，除台湾省以及一些沿海岛屿外，实现了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大统一和大团结。
十一月
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初步思想改造的工作，并在这个基础上，在所有学校的教职员和高等院校学生中进行组织清理工作，清查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十二月
12月1日——由于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贪污浪费现象。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开始。
12月21日——云南西部丽江专区发生地震，死390人，伤1500余人，受灾人数12万人。中央人民政府紧急拨救灾款30亿元（旧币）。
12月25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区成立。扎喜·才旺多杰当选自治区主席。
1951年经济数据
总人口：56300万人
其中男:29231万人 女:27069万人 农业人口:49668万人 非农人口:6632万人 人口出生率:37.80‰ 人口死亡率:17.80‰ 人口自然增长率:20.0‰
GDP：无官方数据
CPI：比上年上涨12.5%
PPI：无官方数据
城乡居民收入：无官方数据
全国职工工资总额：无官方数据
城乡储蓄存款：无官方数据
财政收入：124.96亿元
其中各项税收:81.13亿元 企业收入:30.54亿元 其他收入:13.29亿元
各项税收收入：81.13亿元
其中工商税收:47.45亿元 关税:6.94亿元 农业各税:23.35亿元 盐税:3.39亿元
财政支出：122.07亿元
其中基本建设支出:27.03亿元 教育支出:无官方数据 农业支出:4.19亿元 科学研究支出:无官方数据 其他:无官方数据
黄金和外汇储备：无官方数据
进出口贸易总额：59.5亿元
其中出口:24.2亿元 进口:35.3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无官方数据
实际使用外资：无官方数据
工业总产值：264.0亿元
其中轻工业:67.8% 重工业:32.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无官方数据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420亿元
粮食产量:14369万吨 棉花产量:103.1万吨 油料产量:362.0万吨 猪年底:7440万只 羊年底:5287万只
运输
铁路:2.23万公里 公路:11.44万公里 客运量:22334万人 货运量:25331万吨
“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
1950年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恢复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其中之一是调整工商业中的公私、劳资、产销关系。调整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但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一般利润，力图利用和国营经济的联系，以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手段牟取暴利，企图抗拒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削弱国营经济。他们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在政治上、思想上腐蚀了工人阶级和国家工作人员。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促进经济建设。在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盗窃现象，而贪污盗窃又与党和政府内部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紧密相联。因此，党中央在1951年12月1日和8日分别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必须把“三反”斗争看作像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重要，要大张旗鼓地发动广大群众。从此，“三反”运动在各地区各系统各部门迅速展开。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1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了《“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参加“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中，一些单位揭发出私人工商业者的贪污、行贿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为此，中共中央于1月5日发出了《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3月11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3月28日，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
镇反运动大事记
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运动，是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镇反的对象集中在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5方面的反革命分子。镇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的三大运动之一。 (据新华网)
1949年初，中共中央通令：在已解放的大、中城市，要明令国民党、三青团区分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特务、宪兵等，在限定时间内，向公安机关登记。（据中国网）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申明：中国人民积几十年经验，对美蒋反动派及其走狗必须实行专政或曰“独裁”，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否则就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并指出：“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人民网）
1949年9月29日，政协一届一次全会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七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这为镇压反革命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是号召全国人民积极投入镇反斗争的行动纲领。（据中国经济网）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指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方针，“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据新华网）
1950年6月初，全国范围内的武装股匪大部已被剿灭，共歼匪98万人。（据中国网）
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再次重申：“积极领导人民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迅速地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成为各级人民政府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指示》要求继续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据中国网)
1950年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纠正“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要求各级党委对右倾偏向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正确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当杀者，应即处以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加以改造；对罪恶较轻又愿意悔改者，应即实行管制并加以考察，若继续作案应严厉制裁。（据新华网）
1950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彻底纠正曲解“宽大无边”的偏向》的社论，嗣后，公安部长罗瑞卿、司法部长史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以及著名民主人士许德珩、章伯钧等纷纷撰文，对“宽大无边”的右倾偏向的表现、危害、原因进行分析和批判。（据人民网）
1951年初，曾捕杀李大钊等20余人的军统特务吉世安;帮助日寇逮捕和杀害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主谋吴树柱;残杀刘胡兰的凶手张全宝、侯雨田;制造京汉铁路 “二·七”惨案、杀害工人领袖施洋、林祥谦的主要凶手之一赵继贤等等，都纷纷落入法网，受到惩罚。（据中新网、中国网）
1951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对各类反革命分子的惩处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为公安、司法部门提供了统一的量刑标准。(据新华网)
1951年5月15日，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公布《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为防止发生“左”的偏向，《决议》决定采取迅即加以收缩的方针，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各地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1‰；在城市中以0.5‰为宜；对党、政、军及文教、工商、宗教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内部清出来的应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处决十之一二为原则，其余十分之八九均应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改造以观后效的政策。并明确规定，凡介于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据:《史学月刊》）
1952年年底，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在镇反运动中，全国80%左右的反革命分子已受到杀、关、管各种惩处，共歼灭土匪240余万。（据中国网）
1954年1月，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公布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262万余人，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万余名，关了129万余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