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第二篇 人生社会篇
卷首语
讲完了中国人“阴阳五行”的思维智慧，我们在这一篇中将阐述中国文化中所体现的人生观和社会观。如果说“阴阳五行”讲的是“方法论”，那么，这一篇中，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如何看待人生，如何看待社会，如何看待世界。上一篇我们旨在分析中国人“如何思考”（How to think），那么，这一篇，我们将关注中国人“思考什么”（What to think）。
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总是渗透在一起的，世界观中含有方法论的成分，而方法论中又可衍生中世界观。这个特点，我们在“阴阳五行”中估计已经捕捉到了那么一点点感觉。在这一篇中，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纠缠，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正是这种特点，使得我们文化中很多因素都纠结在一起，而无法像西方社会那样分的那么清楚，那么明白。比如《周易》，它里面既有“象数”，又有“义理”。我们从中既可以阐发出“象数”，也可以引申出“义理”。而且，任何一种引申和发挥都能自圆其说，而不像西方的科学真理那样”丁是丁，卯是卯“，只能“证实”或者“证伪”。其实，何止《周易》，中国文化中的任何一部经典，其中都暗含着这种深刻的两面性：你既可以读出“道”，也能从中读出“术”。套用孔子的“君子晓于义，小人晓于利”，则是：“君子晓以道，小人晓于术”。君子从中看到的是大道流行，小人看到的则是权谋算计之术。比如儒家的“中庸”，有人读出了和谐的人生和稳定的社会，有人则读出了左右逢源的“平衡术”；道家的“无为”，有人读出了无执无著、“乘物以有心”的人生境界，而有的人却从中却读出了“以无坚入有坚”的驭人门道。正可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于是， “仁”与“智”的纠缠，“道”和“术”的不分，“体”和“用”的难辨，在我们的文化中四处撒播，无处不在。
谈中国文化中的人生观，离不开中国的历史。“六经皆史”，历史何尝不是“六经”呢？我看，“史皆六经”照样能够成立。其实观念史和实际发生的历史都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只谈观念史、思想史难免空洞而玄虚，但仅谈历史而不谈思想史，又是那么的琐碎和单薄。唯有相互牵引，让二者相互对话，才能体现出中国文化的饱满和具体。《尚书》中说：“左手记言，右手记事”，即是说“言”和“事”不能偏废而执其一端。这一篇中，作者不胜笔力，将尝试着做这样一种努力。
中国文化的形成和走向，在夏、商、周三代进入的是“朦胧期”，到先秦进入的“开放期”，到秦汉以后，进入的则是“稳定成型期”。无论后来的历史经历了多少变化，出现了多少怪异，中国的历史都没有走出一个圈子：专制主义制度和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二者可谓互为表里，相互渗透。而其他的思想意识，则进入了边缘，隐匿在周围，只有到了特别危机的时刻，才会彰显其价值和意义。汉初不就遵循“黄老之学”吗？随后仍然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南北朝时期，佛学不是对儒学形成挑战了吗？最后还不是被儒学消化吸收，纳为己有？近代以来的反传统，所指向的矛头不正是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所谓“吃人的礼教”吗？
所以说，哲学没有历史，思想没有年龄，智慧也没有远近。有些东西，在形成的时候就已经死亡了，剩下的仅仅是修补、阐释和回答。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可以说已经穷尽了人生和社会的所有问题，剩下的就是由中国的历史来选择，由中国的知识分子来回答。而中国的历史经历春秋战国的动荡到秦汉的统一，也在寻找“情有独钟”的思想意识形态。结果是，儒学接受集权，集权也“相中”了儒学，二者之间作了一场公平的交易。
这一篇写到秦汉就嘎然而止了，也没有内容可写了。因为该淘汰的都已经淘汰了（比如墨家学派），该成型的都已经成型了（中央集权制度），该成为“显学”已经成为“显学”了（儒学）。剩下的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明清新学，都不过是跟在圣人屁股后面皓首穷经地发挥罢了。实际发生的历史何尝不是如此？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又有哪一个走出了传统的老路，还不是在一个神秘的怪圈中不由自主地导演着王朝更替的剧幕？如果没有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不知道这种可怕的“循环”还要持续多久。
中国人的图腾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重视血缘亲情
远古人类的“图腾崇拜”
我们都知道，人是由自然界脱胎而来的，而刚刚从自然母体中脱胎而来的早期人类一般在精神上都留有一根尚未剪断的原始纽带，也就是所谓的“自然崇拜”。可以想象，那些刚刚萌发自我意识的原始人类，对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肯定充满着无尽的困惑。当然，今天的我们没有这种困惑，谁都是爹妈生的，有什么可困惑的？可对远古的人类来说，这可是个大问题，因为人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就不会知道向哪里去。特别对那些还没有经过人文教化的“野蛮人”来说，更是如此。
正因为此，在世界各地民族中，人类早期几乎都出现了一种对自然的留恋和崇拜的情绪，这种情绪随之又化为一种意识，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图腾”。
“图腾”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791年在伦敦出版的《一个印第安议员的航海探险》这本书中。这个词源于北美印第安部落的一个方言词——“属彼亲族”，因为那里的人把自己的氏族看作是源于某种植物和动物。于是，氏族的人们就把这一动物或植物的名字作为氏族的徽号，把它们当作氏族的保护神加以崇拜。并规定了一些禁忌，比如不准伤害这些动物或植物，在某些特别重要的日子里，要对这一动物或植物进行祭祀等等。后来，随着人类学家对原始部落的考察，发现这种将自己的出身归为自然事物的现象不仅仅在北美大陆存在，而且在世界各地都普遍存在。可见，刚刚从自然界脱胎而来的原始人类，都对自己的出身有着极大的兴趣，对自然界还有一丝留恋，对自己的命运还有那么一点点彷徨。正因为此，图腾崇拜才在文明的发源地几乎普遍地存在着。
在中国古代，这种现象也是普遍存在。根据依稀流传下来的文字和神化传说，我们仍然看到了这种“图腾崇拜”的影子。例如，《史记》中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便成为商族的图腾。玄鸟即燕子，可能是商人先祖的图腾。《诗经?含神雾》中记载：“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而伏羲和女娲又是一对姐妹，后结为夫妻．对这一对人祖，史书记载为：“蛇形人首”、“蛇身人首”、“龙身牛首”。这仍然是一种对图腾崇拜。《帝王世纪》中说：“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姓焉。有圣德。以炎德王，故号炎帝。”。”《御批王凤洲纲鉴会纂》云：“黄帝母之祈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妊，二十四月而生帝于轩辕之丘，因名轩辕。”《御批历代资治通鉴》云：“黄帝母曰附宝，之郊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轩辕之丘，因名轩辕。”《竹书纪年》中说：“帝颛顼高阳母见摇光之星，如虹贯日，感己于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尧母庆都与赤龙合昏，生尹尝，尧也。”“舜母见大虹，感而生舜。”“禹母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即吞神珠而生禹。”《史记?殷本纪》云：“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像伏羲、女娲、神农、炎帝、颛顼、尧、舜、禹、契这类传说中的人物，或者被认为是我们的始祖，或者被认为是古代氏族社会的首领，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出身：都是自己的母亲和自然界的事物（神龙、鸟，大电、大虹、赤龙等等）交配生出来的，而不是与他们的“父亲”结合孕育而出的。于是，他们便与自然界的一些特殊对象之间产生了奇特的“血缘关系”。几千年来，龙备受华夏民族的尊崇，考其渊源，也是从图腾崇拜演化出来的。至今，我们仍然说自己是龙的传人。何谓龙的传人？这种说法估计在潜意识中也是一种图腾。闻—多在《伏羲考》中说：“现在所谓龙便是因原始的龙（一种蛇）图腾兼并了许多旁的图腾，而形成一种综合式的虚构的生物。龙的形象最初是蛇，由于强大的蛇氏族逐渐兼并了其他氏族，于是就以蛇图腾为基础，融合了被兼并的其他氏族的图腾的某些部分，如马头、鹿角、鸟翼、狗爪、鱼鳞、兽足等，进而合成了龙的形象。”
然而图腾崇拜不是宗教崇拜。宗教崇拜不看重血缘关系，它所崇拜的是造物主的神奇和自然的力量。这个“造物主”或者“自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谁看见过“上帝”呢？所以说，宗教信奉的是超自然的力量。但图腾崇拜却隐含着向宗教崇拜发展的趋势。因为它所崇拜的图腾已经和其他自然物分开了，很容易演变为人格神。西方的古希腊文明就是如此演进的。我们在古希腊神话中可以看到，远古的希腊人所崇拜的已经不是雷电、大海、太阳、月亮这些自然对象了，而是掌管这些东西的宙斯、波塞冬、狄俄尼索斯、阿波罗、阿耳忒弥斯这些人格神了。这些神和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而且都有自己的性格和脾气，但他们是永生的，长生不老，而且在各自的领域内具有无以伦比的威力。他们的好恶对人有决定影响。
图腾崇拜也不是祖先崇拜。和宗教崇拜恰好相反，祖先崇拜看重的不是自然的无穷力量和造物主的神奇，而是关注“血缘”。我们在图腾崇拜中已经看到了“血缘”的影子，我们被奉为神灵的那些古代人物，无论是炎黄大帝，还是尧舜禹，他们之所以能够开创一番基业，就在于他们的出生很不平凡。他们出生的时候，父亲根本没有帮上什么忙，而是母亲和自然界的灵异发生了感应或交配。这不是自然的力量，而是血缘的力量，生殖的力量。
翻开中国历史看看，有很多皇帝在没有成事之前，为了衬托自己的伟大，往往四处宣扬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灵异”事件。刘邦就是一个其中的例子。《史记》和《汉书》都记载说，刘邦的母亲在大泽边睡觉，梦见与天神相遇。当时雷鸣电闪，天昏地暗。刘父跑去找刘母，见到一条蛟龙盘绕在妻子的身上。从此，刘母便怀孕了，后来生下了刘邦。刘邦的身上于是蒙上一层神秘色彩，据说后来他在逃往芒、砀途中，拔剑斩了一条巨蛇，然后看见一个老婆婆坐在路边放声痛哭。问她哭的原因，她说：“我的儿子是白帝子，变成了一条蛇，躺在路当中，结果被赤帝子杀了，我怎么能不哭呢？”说完，那老婆婆就不见了。刘宋裴骃在《史记集解》中认为，白帝代表秦王朝，刘邦推翻秦王朝，所以才有这个赤帝子斩白帝子的传奇。这些传说，很可能是刘邦发迹之后，刻意编撰出来的。从这个故事看出，我们古人是多么迷信“血统”和“血缘”，充满“灵异”的出身正是“真龙天子”象征。刘邦神奇的孕育、出生到斩杀白帝子，都是故事编撰者向人们证明刘氏江山是上天“神”的授意而已。看来刘邦很会装，不仅让人们确信他生而神异，而且确信他灭掉秦国也符合天意。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和中国人的“祖先崇拜”相关。那么，中国人是如何由“图腾崇拜”转向了“祖先崇拜”，而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的宗教呢？这仍然是个谜。
从“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
正如我们上面所讲的，“图腾崇拜”中包含两种必不可少的因素：一种是自然的力量，一种是血缘的联系。尽管“图腾崇拜”是世界各民族文明初都普遍存在的现象，但以后却在各大文明圈中衍生出了不同的文化形态。以古希腊文明为肇始的西方文明紧紧抓住了“图腾崇拜”中的自然因素，将“图腾崇拜”演变为一种对大自然力量的敬畏，对造物主神奇的感慨。最终，西方的“图腾崇拜”在经历了“万物有灵论”这样一个阶段后，走向了人格神的崇拜。其中的原因，我们在前面讲述“蓝色文明VS黄色文明”的时候已经讲过了，这里就不再赘述。
至于以中国文化为标志的黄色文明，是在农业生产的生活方式中发展出来的。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黄河流域的平原土质松软，天然适合种植。随着铁质农具的出现，远古的中国人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农业的生活方式。而且，频繁的洪涝和水灾迫使他们必须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组织，以应对大自然的侵犯。正如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所说的那样：“中国文化发扬于黄河流域，黄河通过黄土地带，黄土覆盖着华北几省的广大地区，土质松软，经常有100尺到300尺的深度，因之黄河夹带着大量泥沙，随时有阻塞河床，冲破河堤，淹没人畜，损害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无济于事。”因此，与生活在爱琴海区域的古希腊人不同，生活于黄河流域的远古中国人的天职不是去海上冒险，而是要兴修水利。这种工作不是少数人所能完成的，而且也不是某个部落群体单独所能完成的，它需要大量的人力和高度组织的社会机构。因此，同西方社会相比，中国人的社会化程度在远古时代就已经非常高了，他们生活在一起，而不是居无定所；他们为了生存在氏族首领的带领下互相协助，共同劳作，而不是孤零零地一个人面对苍穹；他们对大自然虽也充满着敬畏，但最为关注的还是群体生活，一种基本上是靠血缘凝聚起来的氏族群体。我们不应忘记，传说中夏代的创始人禹就是以治水起家的。
正是这种黄色文明，使得中国人的信仰没有导向神秘的自然界，而是导向了现实生活中的祖先崇拜。所谓的祖先崇拜，其实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血缘崇拜，另一部分是生殖崇拜。其实血缘崇拜和生殖崇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生殖就无所谓血缘。我们前面说了，伏羲“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发现的正是这种生殖的秘密。生殖源于两性的交合，所以他将阴阳交合的规律扩充至整个宇宙，推演八卦，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但阴阳交合而生万物，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这里，“生者”和“所生”之间就有一种割不断的血缘纽带。
如果对世界各民族初期文明形态进行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在经历了“图腾崇拜”的阶段后，并没有形成对神的崇拜。那么，中国人崇拜什么呢？崇拜“帝”。翻开历史，那些备受我们尊重且崇拜的人物，对他们的尊称无不带有一个“帝”字。比如黄帝、炎帝、帝喾、帝尧、帝舜…… 在我们中国人眼里，至善至美的不是神，也不是上帝，而是“三皇五帝”。这些人物不是天上的神，而是地下的人。按照《古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皇”，原义是“大”和“美”，有至美至善之义；所谓“帝”，有“花蒂”之义，因为从甲骨文的字形开看，“帝”上面象花的子房,中间象花萼(花瓣外面的绿片)，下面下垂的象雌雄花蕊。王国维先生则取其引伸之义，将古人的“帝”解释为“阴蒂”，暗含对生殖血缘的崇拜。后来，人们则用“帝”字来尊称那些因为特殊功勋而成为部落联盟的领导者。所谓“三皇五帝”，正是这样的人物。正是由于对生殖的重视，对血缘的崇拜，才使得远古的中国人用这样的尊称来代表本部落的首领，以区别于其他部落。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也表明中国人是通过血缘和生殖而凝聚在一起的，从而排斥其他氏族和部落。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为了表明其地位之崇高无比，则采用三皇之“皇”和五帝之“帝”二字构成“皇帝”的称号。自此以后，历代君主都纷纷仿效，称自己为“黄帝”，而称统治范围内的老百姓为“子民”。我们从这些字眼中，仍然看到了血缘生殖崇拜的影子。
中国人正是从“图腾崇拜”开始，经由对“帝”的崇拜，最终导向了对祖先的崇拜。而这一切是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和氏族社会的瓦解而出现的。私有制的出现，使得“帝”所领导的部落联盟制和氏族社会这种“原始共产主义”一去不复返了。“帝”虽然成了尘封的记忆，但对血缘生殖的崇拜却在古代人的思想意识中扎下了根。于是，这种对部落联盟的崇拜最终导向了私有制的最小单位“家”的祖先的崇拜。这也正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祖宗”。
“祖宗”这个词，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可是我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个词的来源。“祖”字，是由“示”和“且”两部分构成。按照《古文字学》的解释，“示”表示的意思是“灵感”，暗指人的“灵魂”或“精灵”。而“且”，按照郭沫若的解释，类似于男性的生殖器，则是古代“牡”的初字。可见，祖先之所以值得崇拜，是由于其有生殖血缘的能力，这种能力并不是来自上天的“神”，也不是来自自然界的“灵异”事物，而是来自我们的祖先，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
至于“宗”字，则是值得古代祭祀的“庙”。“宗”字是由“宀”和“示”两部分组成，前者表示的是“房屋”或“室”，而后者则表示的正是祖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把死去的祖先放在室内，加以祭祀怀念。正如王均先生的解释：“示者,室中之神也,天地神祗,坛而不屋,人鬼则于庙中祭之。” 可见，对祖宗的祭祀，也不是像西方的毕达哥拉斯那样杀掉100头牛来祭奠天上的神，而是祭祀死去的前辈，表示对他们的顶礼膜拜。
西方总是把自然界的现象归于“上帝”的神秘统一。而我们中国则不是如此，我们总是把一些无法解释的奇迹归结到早逝的祖先身上。西方总是把天人的“神”打扮成人的模样，而我们的文化总是把人说成 “神”。直到今天，我们说到历史上的一些叱咤风云的人物，我们仍然会不由自主地将其神化。比如古代的巢氏、燧人氏、神农氏、伏羲氏，他们一方面是氏族的伟大领袖，另一方面也是伟大的发明家。黄帝行医（《黄帝内经》就是托“黄帝”之名）、仓颉造字、唐尧制定历法等故事，也将人类文化的历史进程归结到列祖列宗个人身上，让他们成为了我们永远敬佩和怀念的“神人”。司马迁在《史记》的一开篇，就对宗族的谱系非常看重，用了大量的篇幅描述了夏、商、周三代王祖德谱系，可见中国人对血缘生殖的崇拜和重视。正是这种由生殖所带来的血缘上的联系，将远古的中国人凝聚在了一起，在世俗的现实生活中，在“血浓于水”的亲情人伦中，找到了依托，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从此不再孤独。所以，我们没有去崇拜上帝，我们的文化也没有产生宗教。
天命神学的坍塌
远古的人类不仅对自己的出身非常敏感，而且还关注“天”。“天”就在我们头的上方，无边无际，让人类看到了自己的渺小，而且天还喜怒无常，刮风下雨，完全不听人的支配。所以，远古的中国人在产生“祖先崇拜”的同时，还出现了另外一个东西——“天命”。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敬畏天命，并不是信仰鬼神。“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否则，我们就会把中国人的世俗文化看作是一种宗教文化了。在中国文化中，“天”和“神”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概念，“天”不是“神”， “天命观”也不是有神论。中国人眼中的“天”虽然高高在上，但它却不是和世间隔离的，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世间的善事可以感动上天，上天也会降下不详之兆来惩罚世间的恶事。再者，中国人眼中的“天”并不是一个“神”，尽管《西游记》等神话中说玉皇大帝是天上最高的神，但却没有直接把“天”直接当作神来看待的。尽管我们知道今天还有着“老天爷”的口头禅，但我们的脑海中却从来没有构造臆想一个“老天爷”的形象。比如，他长什么模样，多大年龄，穿什么衣服，喜欢什么，厌恶什么等等。
这一切当然都要归功于后来的孔子。正是孔子，对古代的“天命观”进行了改造，使之与人的生存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而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在现实世界又构造出一个“理念”世界。《论语》中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意思是说，孔子很少谈到“利”，他谈的最多的是“仁”和“命”。孔子还说：“吾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可见，在孔子的学说中，“天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对于“鬼神”，孔子一般没有直接谈论过，或者避而不答，或者敬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当他的学生季路问及如何祭祀、侍奉鬼神的时候，孔子说的很明白：“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正是这种对“天命”的理解使得中国的文化没有导向西方式的宗教文化，而是转向了一种世俗伦理文化。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既需要一个特殊的历史际遇，又需要像孔子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努力和改造。其实，正如“图腾崇拜”在人类文明初期普遍存在一样，“神灵崇拜”在远古文明时期也是普遍存在的。可以理解，远古的人类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他们不能解释、不能控制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这使得他们不得不相信在自己的生活之外，还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人的生活有着绝对的权威，掌握着人类的生杀大权。生活在地上的我们就好比任人宰割的羔羊，也许除了“讨好”天上的神灵以外，好像没有任何选择。
中国也不例外，在早期，特别是在周朝之前，中国人对宇宙的认识也是充满了宗教信仰与神灵崇拜的意味。《尚书?吕刑》说，蚩尤作乱之后，社会混乱，酷刑泛滥。人们向上帝诉说苦难，“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人世的血雨腥风让上帝心生怜悯，于是命令重和黎断绝了天地之间的通道。一个负责管天，以隔负责管地。绝地天通是上古人类社会的重大事件，从此人、神分离，只能通过专职的巫觋传达上帝的旨意。
这个“绝天地通”的历史，乃是代代相传的故事，它隐含的意义非常重大，意味着上天和人世之间已经有了无法跨越的鸿沟和界线，充满着浓厚的宗教意味。在“绝天地通”之前，人和天的沟通是很便利的，没有被任何人所垄断。按当时人的思想，天地相隔并不太远，可以相通，交通的道路就是靠着‘上插云霄’的高山。因而《吕刑》“绝地天通”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了远古先民的天、天帝、神灵信仰状况。在古人的思想观念中，上帝居于高高的天上，俯察大地上人世间的民生与秩序。与人间的商王一样，上帝也有帝庭，其中有若干自然神为官为臣，施行其意旨。卜辞中出现的所谓帝史、帝臣、帝五臣正、帝五工臣等皆是上帝统属之下的天神之官，五臣正或五工臣可能就是泛指日、月、风、雨诸天神。帝的权能遍布自然界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可以“令雨”、“令风”、“足年”，控制风雨雷电，控制农作物生长和年成丰歉，主宰人类社会生活，甚至人间君主的命运，比如“帝令往来无灾”、“帝受我又（佑）”等。
古希腊早期文明也信仰神灵，但这种文明敬畏的是大自然的神秘和和谐，追求的是向外超越，最终导致了宗教文化。而中国早期文明信仰神灵，却和“祖先崇拜”结合在了一起，把“天”拉到了地下，最终形成了一种世俗伦理文化。在殷商人眼里，天地自然之神和祖宗先妣之灵是结合在一起的。祖先是会死的，但死亡的仅仅是他们的肉体，灵魂并没有死，而是“宾天”了。他们“宾天”以后，就到了上帝的左右，也成了“帝”，称之为“宾帝”。《逸周书．太子晋》有这么一句话:“吾后三年将上宾于帝。” 这里所说的“上宾于帝”其实就是死亡。正如孔晁所注释的那样：“言死必为宾于天帝之所。” 祖先会在天上一直看护着他们的子孙，通过祭祀来享受子孙的供奉，通过与“上帝”的亲密关系而赐福于子孙。于是，地下的王就可以通过“宾帝”与“天”沟通了，从“通天”的方式就是祭祀。通过对逝去祖先的祭祀，既可以与“上帝”沟通，也可以起到联络亲族，凝聚血缘的作用。
但殷商太迷信“上帝”了，它把“天命”当成了一种硬梆梆的东西，认为只要自己在地下认真地祭祀，他们的祖先就一定会保佑他们，而不会理会他的子孙在地下做了些什么。于是，殷商人堕落了，总以为自己有天上的“上帝”看着，有自己的列祖列宗保佑着，所以胡作非为，荒淫无度，还天真地以为高枕无忧。商朝后期，纣王无道，残暴至极，令人发指。《淮南子?要略》指出：“文王之时，纣为天子，赋敛无度，杀戮无止，康梁沉缅，宫中成市，作为炮烙之刑，刳谏者，剔孕妇，天下同心而苦之。”而这时，身为诸侯的周文王却在暗暗组织力量，收买诸侯，做叛商的准备，使得“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可是，纣王自己却有恃无恐，因为天命神学的意识形态在他的脑子里扎根了。当殷王朝大臣祖伊听说西伯的活动后，告知纣王，纣王却满不在乎，还嚣张地说： “我生不有命在天!” 我的王位是老天封的，这种命运谁又有本事改变呢？
就这样，一个信奉“天命”和祖先保佑的王朝灭亡了。伴随着商朝同时灭亡的还有其信仰的天命神学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因此，周朝灭商，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种改朝换代的历史事件，而且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变迁，一种信仰体系的崩溃，是人文观对天命神学观的胜利。如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所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自此，中国文化的天人不再分离，硬梆梆的“天命”也不复存在，“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一思想在后来经过孔子“克己复礼以为仁”的改造，基本上奠定了中国文化的走向和基调。
——是利益的算计，还是价值的坚守
最近，关于北大要拆掉三角地的争论彼此起伏。本来，我对北大的事情很少关注，一方面是因为觉得自己在精神气质上不是一个北大人，或者说自己在气质上还没有融入北大，总之，北大好像外在于我，至少没有归属感。第一次听到拆掉三角地的消息来自于一位校友兼同事，并没有引起多大兴趣。今天出行，顺便买了一张报纸，又看见了这则消息。报纸的内容是北大校长许智宏站出来说明为什么要拆除三角地，引起了我的兴趣，感觉有一些话要说。
一、从拆掉南墙到恢复南墙
北大拆掉三角地的行为及引起的相关争论，使我忽然想起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鲁迅先生在1924年写的《论雷峰塔的倒掉》，一篇是《现代教育报》在2001年对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陈启伟先生所做的采访——《大学之所以为大者北大哲学系著名学者陈启伟教授访谈录》。前者，鲁迅先生对雷峰塔倒掉的感慨，后者是陈启伟先生对北大恢复南墙的评论。
雷峰塔的倒掉，在鲁迅先生眼中，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自然行为，而是具有了道德禁锢解除的文化含义。法海和尚遵循所谓的礼教，将许仙和白娘子一对恋人拆散，酿成了人间悲剧。而法海也因此遭千年唾骂。传说中，雷锋塔下关押着曾经水漫金山的白娘子，所以，雷峰塔在鲁迅先生那里成了礼教的代名词，它的坍塌预示着“吃人的礼教”的土崩瓦解。
2001年，北京大学以一种摧枯拉朽之势，清理了北大南门外的“飞宇网吧”。当时。本人正好进入北大学习，飞宇网吧的样子至今还历历在目，整个一条街都是“飞宇网吧”泛黄色的标记，商业氛围极其浓厚。现在回想起来，着实敬佩北大的实力和运作能力。像我现在所在的这所学校，据说砍掉一棵树都要向上级部门报批，迟迟不会有结果，要等半年。而当时北大“撵走”“飞宇网吧”就好像在一夜之间。而奇怪的是，北大清理了这一条街以后，并没有进行所谓的规划和用途，而是将多年前拆掉的南墙恢复了起来。
北大对“飞宇网吧”的驱逐肯定是花了不少钱的，这个可以想象。而北大在清理“飞宇网吧”以后，只是恢复了南墙，从“投入”和“产出”之间的算计来讲，肯定是个赔本的买卖（据说每年损失五六百万）。所以，北大恢复南墙并不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这个事件后面也有着深刻的文化含义和教育理念，正像雷峰塔的倒掉不是自然事件一样。
当时对北大恢复南墙的评论很多，笔者现在所记得的是一篇《现代教育报》对外国哲学研究所陈启伟先生的一次专访。当时曾经保留了此文章，时隔多年，一个每天都稀里糊涂的人又到哪里去寻找陈先生（陈启伟先生是我很敬佩的一个学者，他是洪谦先生的高徒，他和很多功力很深的哲学研究者一样，只有几篇论文，而没有所谓的大部头著作。但哲学界目前能比得上陈先生的又有几人？）的墨宝？幸亏我还清晰地记得，曾经在5460同学录中转载过这篇文章，终于让我找到了下面的几段文字，不知道是不是完整的，现全部转贴：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者，在于她应当有一种学院气，应该专心搞学问。大学因该有一种内在的自足的力量，它不能受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社会的需要的支配。但这不是说学术和国计民生没有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那么直接，把学术弄的急功近利，是搞不出什么大学问来的。维特跟斯坦在《1914-1916年笔记中有这么一段话：“我的最好的发现乃得之于我想名之为我的学院气的东西。北大近几年学生质量在下降，就是因为这种学院气在单薄。
回首历史，我们会发现：虽然”科学“这一名词在现代中国几乎成了一种迷信，但是以自由为灵魂、崇尚独立思考、坚信真理高于一切的科学精神却在中国很难扎根。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北京大学“拆掉南墙”曾被誉为“产学研结合”的典范广为传颂，但在北京大学校内一直有另外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始终坚持着自己对学术和教育的理解。今天，北京大学要恢复“拆掉的南墙”，让我们隐约感受到这种声音的深沉和有力。聆听这种声音，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建设应该是富有意义的。近日，在与耶鲁大学校长的访谈中，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谈到：“北大将恢复南墙，大学的主要任务还是教学科研，为国家培养人才，而不是简单地办几个公司。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的大学教授没有有效机制能够把科研成果转变为产品，这迫使中国大学不得不办自己的产业，随着我国经营机制跟好地建立，我们会采取更多的方式转移我们的技术经营我们的专利等等，得到我们的回报。
—— 摘自《现代教育报》：大学之所以为大者 北大哲学系著名学者陈启伟教授访谈录
从陈先生的言语中，我捕捉到了北大“南墙”的一段历史。当初北大是要走一条“产学研”结合的路子才拆掉南墙的，其迎合社会的意图表露无疑。南墙的拆掉，预示着北大不在是为自由而自由，而是带有目的性地将校园和商业区结合起来，让校园里面的“无形”的知识和学问以最快的速度转化成能够带来商业利润的“有形”的财富。经过一番查阅，终于找到了北大在1993年拆掉南墙的历史资料：
资料一：1993年3月，全民经商的时代，北京大学作出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决定——将约600米长的南墙推倒，改建为面积约为25000平方米的商业街。
资料二：南墙名声大振的日子是1993年3月。北京大学做出了一个在当时引起了广泛争论的决定————将约600米长的南墙推倒，改建为面积约为25000平方米的商业街。可能在中国所有地方兴办这种商业街，人们都会以平静心态去对待，因为40多家商店占用的临时建筑，使这里相当凌乱庞杂，拆了墙统一建商场，可以统一管理，美化市容。但这里不一样，因为这是北大！因为在全民经商的年代，中国推倒校墙办商业街的第一例竟出现在最具学术传统的北大！
资料三：北大南墙的这条商业街从1993年开始建设，几经变迁，颇耐人寻味。最初，街上的主角是小饭店和发廊，后来又有了家具店、服装店、照相馆等，而“风入松”书店的声名远扬为这条商业街增添了些许学府气息，尽管这书店“委屈”在地下室。1997年，一直在山西朔州做水泥预制件和加油站生意的王跃胜看中了这里，毕竟是北大，他“新潮”地经营的网吧大获成功，4年里竟开了24家网吧，甚至在中国地图出版社新版的“北京城区图”上，正式出现了“飞宇网吧一条街”的名字……南墙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1993年，北大推到南墙，将约600米长的南墙推倒，改建为面积约为25000平方米的商业街。按照校方的说法，这是“更新观念”的结果。“不管愿意不愿意，象牙塔的概念在这里消失，而素以重学术、重政治著称的北大人将与市场经济结缘”。《文汇报》则大胆断言“北大告别的不仅仅是一堵围墙，也许还是一个围墙的时代”。这些声音是在批评北大沾染上了商业气息，污染了纯洁的教育。但在我看来，这是北大背叛历史，遗忘问题的危险信号。
令人欣慰的是，北大在2001年恢复了南墙。醉翁之意不在酒，恢复南墙，不仅仅是用砖块砌一堵墙，而是回归自身，向自己的使命和理念回归的努力。于是赞扬声一片。正如在陈先生的文章里所看到的那样。
恢复南墙以后，北大在向自身身份确立的道路上却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这不仅表现在理念上，在现实操作和制度安排上也作了一些非常漂亮。比如，启动了“元培实验班”计划，对学生实行“宽基础、晚分化”的通识教育；另一件事是为全校学生开设通选课，逐步扩大学科范围，尽展名师风采。这两件事是都是笔者在北大亲自见证的。在这个知识泛滥，缺乏思考的年代，北大能有这样的举措，着实让人欣慰。
二、北大只有一个，但唯有北大不仅仅是一所大学
中国近代曾经经历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拯救兴国的情结已经深入了国人的骨髓。带有强烈目的性的知识学习迅速演变成了经世致用的技术训练，使得我们的教育至今还带有浓厚的“培训”色彩。教育取得的成就是应该肯定的，但在“救亡情结”压倒“启蒙情结”的现代，社会对教育的理解也许仅仅具有思想史上的意义。但北大绝对是个例外，她既在教育之中，又在教育之外；既在“学问”之中，又在“问题”之中，他的含义已经深深超出了教育本身。
1、从北大的历史看，北大的前身是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而兴建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
戊戌变法是改良派效仿西方改革中国君主专制的产物。所以，北大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学院，而是带有西方体制的现代意义的大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京师大学堂的灵魂。如果我们去翻一翻关于京师大学堂的记载（看看里面的课程设置），就会知道，京师大学堂的魂仍然是扎根于中国的。笔者认为，正是这种清醒的自觉意识才有了北大以后的繁荣。
2、从北大的思想阵地来看，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传统文化面临西学冲击，不得不与西学碰撞的尴尬事件，它至今仍然是让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国文化感觉最为疼痛的“暗伤”。因为，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还没有在理念意义上实现。说到底，中国文化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危机面前，还没有一个解决方案。在中国文化史上，中国传统文化受冲击最大的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入，但最终中国文化还是消融了这个“异端”。但“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想到现在还只是停留在一些学者皓首穷经的研究中，并没有扎根于中国民众的意识自觉中。尽管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科学的观念、民主的思想已被大众所接受，在制度安排和实际操作中也逐步纳入了正轨。但是，科学的理念（为科学而科学的文化预设）和民主的理念（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取向）还没有在中国扎根，估计也无法扎根。因为一项技术可以买卖，但文化却不能移植，全盘西化无论在论调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已经遭到挫败。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大的成长一直是带着这个问题的。它既是一所“学问中”的大学，也是一个“问题中”的大学。抛弃了这个问题，忘记了这个“暗伤”所带来的阵痛，北大也就不成为北大。因为学习造飞机、制大炮的先进技术，一开始就与北大无缘，它思考的都是大问题，一个关乎比肉体灭亡更可怕的灭亡——文化的灭亡。
3、北京大学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镇。
北大的另一个传统是爱国。爱国就要救国，如何救国，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加以解决？还是举起一面大旗。问题和主义之争在当时何等的激烈。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举起的是“主义”的大旗，他们找到的是马克思主义。而北大就是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所以，北大在思考中国文化命运的同时，也在思考中华民族的出路。还是那句话，这种出路不是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也不是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而是革新头脑，举起旗帜，研究经世致用之学也不是它的强项。
一所大学的成长离不开传统。在中国教育史上，北大以其特殊的“出身”，特殊的“际遇”和特殊的“使命”成其为了它自身。它不是潮流和社会的迎合者，而是其批判者，引领者；它不是研究经世致用之技术的培训学院，而是苦苦寻找中国文化和中国出路的思想堡垒和思想阵地。也正因为，北大才成其为北大，也正因为此，中国只有一所北大。
三 是价值的坚守，还是利益的算计
我在自己的博客里谈到中国文化传统的时候，总在说，中国有一种“泛价值”的倾向。中国人对一些问题或事物的回避或迎合，不仅仅是一个事实问题，更多的是一种价值选择的自觉。这是中国文化的高贵之处，牺牲事实来维护价值，是中国文化的特质，也是中国文化绵绵顺延几千年而不倒的关键所在。
对价值意义的偏好，使得很多问题的争论往往呈现出尴尬的局面。好像拥护者和反对者都能列举出一大堆理由，两个相反的命题可以同时为真，也可以同时为假，价值的选择面临着尴尬。就像一个儿童坠入水中，一个不熟悉水性的壮汉应该不应该下水去营救？有人说，不应该去救，因为你自己就不会水性，进去也白搭，很可能还会断送自己的性命。所以对不救人的行为，拥护者是用理性的思维在权衡，在遵循的是“成本”和“收益”之间权衡和算计的经济学逻辑；而对这种不救人的行为，也有着很多反对者，他们的理由是：你是一个人，出于良知去救人，对他本人来说是“当机立断”的，不可能去进行这种“两难相权择其轻”的思考。而一个人的高贵，恰恰是通过这种不计得失的“善行”体现出来的。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种行为让我们的评价体系找不到任何可以依照和参考的样本和模本。于是，争论就由此而起。
三角地的拆除面临的尴尬也是如此。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有着强力的理由支撑。以北大校长许智宏为代表的决策者站在了所谓“功利”的立场：“对北大三角地的整治并不算拆，只是在规范。因为奥运会一些赛事明年将在北大举行，为此校园要进行整治。”“整治三角地之后并不是没有广告牌，仍然会保留广告牌，但北大目前的三角地的广告太多，全世界没有一所大学有这么乱的地方。” “北大三角地整治之后，这一地区可能会规划成一个学生活动中心。”可见，校方拆除三角地是出于“环境治理”、“迎接奥运”、“修建学生活动中心”的现实考虑。尤其是最后这个理由，很有杀伤力，是想通过为学生谋取利益的方式在学生中争取更多的支持性的声音。
但反对三角地拆除的反对理由也不少。相反，这些反对者考虑的并不是三角地拆除的现实利益，而是顾及其看不见的“形而上”价值。北大三角地是民间信息汇聚的重要场所，它的价值和意义远远超出了有形的几个广告牌，它更多凝聚了一种精神和传统。北大有别于其他院校的地方就在于它有一块三角地，三角地成了北大学子，乃至全国知识分子眼中最后一块自由的阵地。如果消除了这种自由精神的“肉体”，它的灵魂不也就成了孤魂野鬼？三角地在外在世俗的冲击下固然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商业广告和虚假信息，但三角地本身的价值却是不容置疑的，尽管它的具体内容有所偏颇。结果，“拆来拆去，我们仿佛拥有了一个美丽新世界，却失去了一种历史感。因为我们不仅拆除了一处建筑、一个设施，也拆除了一种回到历史的深度模式。”
两种声音都有道理，都能找到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和事实说明。关键是我们如何选择，更关键的是我们如何作出这种选择？我们是功利的权衡利弊，还是进行价值上的承诺和坚守？归根到底，我们是把我们的校园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文化传统，还是按照进化论的逻辑和思维向世界接轨？
三角地应该不应该拆除，真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智者”从现实利益考虑认为拆除三角地的行动势在必行，也许有一天，北大还会把未名湖铲平，建几幢漂亮的大厦；也许有一天，北大还会把博雅塔推倒，建一个休闲娱乐场所。也许有一天，北大还会把未名湖附近的土山丘全部夷为平地，因为世界上没有一所大学有这么“土”的东西。
而“仁者”就不一样了，他们总想捍卫些什么，坚持些什么。可惜，在世俗化的大潮中，他们所捍卫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远不如一个漂亮的活动中心来的实在。所以，在这样一个世俗化的浪潮面前，他们的声音很尽管很想，情绪尽管很激动，但却是节节败退，以至于无处可退。
自从严复把赫胥黎的《天演论》翻译成汉语在中国传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的逻辑就已经深入了国人的骨髓。更为可怕的是，这种进化论逻辑因为现实层面上的制度安排已经让我们不得不正视，不得不认可。在进化论的链条上，西方的东西是在前部的，而我们的东西是在后部。正如恩格斯所说得那样：西方人目前向我们展示的就是我们东方人未来的图景。于是，在这个毫无弹性的链条面前，我们只有追赶，而别无他途。于是，我们一直在为我们的民族没有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耿耿于怀，我们非常在乎大学的排名，我们把西方的一切指标都照搬过来，来反观一下我们是否在进步，进步了多少。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历史总是吊诡式地嘲弄了我们：当我们亦步亦趋向别人学习的时候，我们恰恰离人家很远，而我们越是寻找自己的东西，我们在获得自身地位的时候，更获得了别人的尊重。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以及后来的西南联大从来也不知道大学排名为何物，但却作为一所固守自身价值的学校得到了西方人的赞扬和敬佩。北大的美名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传播出去的。相反，我们刚想向人家靠拢（正像许智宏所说的，世界大学没有一所是这么乱的），把人家的指标体系拿来量自己的三围的时候，我们反而离人家更远了。
无论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北大的选择，无可厚非。但北大不仅是一所大学，它的意义早已超出了大学的狭小校园，凝结着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所有的问题和痛苦。可以说，北大的尴尬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在现代化浪潮前的尴尬，北大的痛苦正是我们的文化遭遇西方文明的冲击时不可回避的痛苦。而北大，作为最后的守望者，在历史的潮流中总是因为这些问题和痛苦才成其大的。除此之外，北大已经不再是北大。
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也许可怕的并不是出现悲剧，而是悲剧意识的丧失；悲哀的不是缺乏批判，而是批判意识的泯灭。不知道北大在拆除三角地的时候，是否遗忘了历史和时代赋予它“问题”和“痛苦”。
“天黑了，下起了大雪，只有他还在守夜，他说这是最后一哨岗。”不知道北大是不是最后一个守望者。 中国文化中为什么没有“智”的独立地位——兼谈中西方文化
西方人从来不相信自己的命运由谁来掌握，如果有，也是上帝，不可能是现实中的任何人。因此，对于重大的决策，要通过众人的博弈和权衡，而非某个人的振臂高呼。所以，他们以法律作为游戏规则，用民主来保障自己的利益。一切的决策，如果不通过民主，即使是正确的，也不会为大家所认可，因为它破坏了程序的合法性和尊严。所以，西方很难出现英雄，因为秩序决不允许犯上作乱离经叛道者。西方文化也绝对不允许个人以代表大家共同利益的面目出现，因为你到底是真正地代表大家的利益，还是打着集体利益的旗号为自己谋私利，鬼才知道！这样做风险实在太大了！但从另一方面看，西方人的这种理性精神也影响了效率和正确的决策，从而很容易滑向“集体暴政”。别忘了，一个智者深思熟虑的一票很可能就会被一个白痴的一票所抵消。苏格拉底就是被这种民主杀死的。在这一点上，我在前文分析西方的民主制度的时候也说过了。但理性精神渗透到骨子里的西方人仍然认为，尽管民主制度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总比一个人说了算代价要小的多。两难相权择其轻，还是民主制度风险小一些，尽管它不是最完美的，但至少不是最坏的。所以卢梭说，民主的基础是“众意”，而不是“公益”，谁能代表集体？“集体”这个字眼太虚了，谁都能代表，好像谁又不能代表。大家还是老老实实地按规矩办事吧！所以我们经常看见这样的情形：西方人行使一项决策的时候，议会啦，上下两院啦，往往吵翻了天，甚至很多议员还扭打在一起，就像打群架一样，好不滑稽。这正是“众意”所必然表现出来的景象，你既然要充分地照顾每一个人，就要让每一个人说话，七嘴八舌，也搞不清谁说的对，谁说的错，而且每个人都走不出自己的私人感情和代表的利益，难免会吵成一锅粥。但西方人的优势也正在于此，前面尽管吵得乱七八糟，但一项政策如果能以多数的票数确定下来，就谁也不能吵了，每个人都必须乖乖地执行。无论是打伊拉克，还是制裁伊朗，前期总是吵得乱七八糟，后期总是执行的干净利索。
而中国人的决策呢？前面我已经说过了，中国的决策是一种以个人的“内圣之学”向群体的“外王之术”推演的管理模式。既然前者是前提和根本，那么，最高管理者的“内圣”（品德和修养）就占据了首要的地位，它决定了国家的治理遵循什么样的模式。“仁者”推行的自然是“仁政”，“暴者”推行的自然是“暴政”，正所谓“欲立而立人，欲达而达人”。因此，领导者的个人魅力、品德修养、智商能力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天下大治并不在于法律是否健全，民主是否充分，只要有一个“仁者爱民”的领导者，老百姓自然会拥护，因为“仁”在这里已经是管理之道，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达成的默契和信任，是国家这盘棋盘活的游戏规则。一旦“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自然就会“关乎人文，以化天下”。
这也正是中国文化强调道德修养的原因，是圣人苦苦强调“道德自觉”的良苦用心。被外在力量强迫着（向西方的法律那样）去循规蹈矩又有什么意义呢？“利益萌（明）则有契”，外在规范的确立，潜台词就是对被管理者的不信任。人人都自觉了，法律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正是这种致思的思路，使得中国的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守成性。圣人已经把这个道理都讲完了，我们这些俗人在圣人后面跟着做就行了，根本就不需要问为什么。“以不言为教，无为为君，绵绵若存，物得其真”，我们向圣人看齐，模仿圣人，就感觉自己活得文明，活得高尚，活得有意义，根本就没有必要，也不需要去反思圣人到底说的对不对。比如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婚姻的基本模式，你不要问为什么，这样成就你的婚姻就好了。圣人这么说了，肯定有其道理。可现代人偏偏不信邪，非要搞什么爱情之上的婚姻，结果，自由恋爱带来了高离婚率，所谓自由的代价何其之大，圣人早已经洞察！西方在经历了所谓性解放以后，也在慢慢地向家庭回归，可谓对中国所谓解放、自由的绝妙讽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谓的自由，都是一种反叛，而这种反叛将面临更大的代价！
所以，中国文化中没有独立的“智”的传统，没有超越的精神和倾向。翻开中古的思想史，无非是一部“我注六经”式的“微言大义”的历史，六经写的都很短，紧接着后面有“注”，“注”后面还有“疏”，《周易》很简短，《易传》字数就很多；《论语》很薄，朱熹“注”《论语》却很厚。还是那句话，圣人都把道理讲完了，后人只有揣摩，领会，而不是去批判。。。。。
历史也是如此，古代的帝王将相该读圣贤书的读圣贤书，该去读兵法的读兵法，但更多地是去读前朝各代成功和失败的教训。正如李世民所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就连我们这里要读的《通鉴》，也不过是司马光写给宋神宗的一部“通鉴以资治”的历史资料的选编。至今，我们中国人仍然喜欢历史剧，爱看古装片，总喜欢到历史中去挖掘些什么，领悟些什么。而不像西方人，爱看什么科幻片，什么《黑客帝国》啦，《金刚》啦等等。
所以在中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因为我们不需要，谁要是敢“较真”，立即就会被历史淘汰。我们下面马上就会看见秦朝的昙花一现，马上就会看到汉朝到底在秦朝的灭亡中吸取了什么教训。敢撼动中国文化的根据，结局只有一个——失败。所以，中国缺乏集体思考的习惯，而总是被人带着思考，无论是圣人（思想上的领袖）还是帝王（国家的最高领导者）在思想的传承和国家的治理中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在中国，没有卢梭意义上的“众意”，只有“共意”，而对“共意”的代表，必须要求其具有高尚的道德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在强调道德自觉为基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是最大的愿望，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感和使命感则是知识分子的最高诉求和最终价值体现。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作文章”。
本人总喜欢把中西方拿来进行对比，让两者进行对话或者激荡，而本人没有偏爱中国文化，或者偏爱西方文化的私人情感在作祟，而是力求做到“价值中立”。本人坚定地相信：一个文化的优势可能正是它的劣势，相反亦然。西方文化有西方文化的问题，中国文化也有着中国文化的毛病，任何一种独断都将是一种偏执。在这里，“愤青”式的叫喊和谩骂绝对不是战斗！（套用鲁迅先生的话）中国文化虽然早熟，但有着对理想更为崇高的追求，对人的尊严有着更有价值的诠释，对人类的发展有着更为深刻的洞见。谁如果想要否定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本人愿意第一个做“殉道者”。但中国文化的这种过于理想的色彩在现实中因为没有可操作性却走向了原来目的的反面，也就是本人所说的“仁”与“智”的纠缠，“德”与“才”难辨，从而最终导致了“内圣”与“外王”的断裂，造成了“价值之幕”对“事实判断”的捕杀（殷海光先生语）。近代以降，中国文化遇到了自己真正的对手和敌人，西方文化以其“坚船利炮”为先导，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其主智的理性主义传统和意识形态所产生的物质力量让中国人不得不正视，不得不面对。正如一个智慧的老人碰到了一个年青力壮的小伙子，还没有给他将讲清楚做人的道理，他已经将你打翻在地了。于是乎，国人在近代以来集体意识里都有着浓厚的生存焦虑和自卑感，而这也正是迅速抛弃自己的文化的心理动因（鲁迅、胡适等人）。而另一个方面，力图捍卫中国文化的卫道士和保守主义者（王国维、梁漱溟等人）却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认同感和强烈的偏执感情，从而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使得中西方的对话并没有在实质意义上展开。新儒家所谓“老内圣开出新外王”，也不过是先承认中国文化的“道统”的不变为前提，陷入了以果推因的怪圈，难免进行了牵强附会的论证和“微言大义”的引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戊戌变法不得不面临着挫败，因为你仅仅改变了书本中的孔子，而没有改变民众中的孔子。在这里，说理是没有用的，关键是情感的转移。当这种引申和论证失败之后，国人好像恼羞成怒了，“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的呼声甚嚣尘上，但遗憾地是，你还是中国人，吃多少肯德基、喝多少人头马，也改变不了你的人种和血液。
西方也有西方的问题。西方的理性主义走到了尽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现实中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从两次世界大战，到一些让人无法控制的技术疯狂（比如克隆、热毒素、原子弹）都将人类至于了生死在一刹那的边缘。瞬间的毁灭随时都可能发生，人的生死可能被一些神经质的高智商科学家所操纵，何等脆弱！因为一些东西一旦产生，就不受你控制了，成了一把神经质病人手中的一把利斧（爱因斯坦语）！克隆技术产生以后，都说不要克隆人，但又有谁拦得住呢？我悲观地认为，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就收不回去。所谓脆弱的人道主义喊叫和浪漫主义感伤都不能阻止这一趋势，除非它不存在。庄子早就深刻地指出，有机械必有机事，有机事必有机心。中国人直接选择了让它不存在，而西方让它产生了，又想去遏制其负面效果。到底哪一种文化更深刻，不言自明。
技术一旦形成，就有了不受人控制的力量。卢梭早就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想回到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可惜，疯狂的西方人已经回不去了。技术成了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座架”，把人活生生的生命扭曲、变形，加入这种“座架”，所谓的精确化管理，数字化生存的出现就不难理解了。
所以说，中西方文化必须进行真诚、平等的对话，而这种对话首先要有平等的对话权。中国不能在西方文化面前患上“失语症”，不能在因为其科学技术的进步就承认其“话语霸权”，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中国文化投入太多的情感，过于守成。所以，两种异质的文化必须放在更大的背景下加以考量，而这也是文化创新的一个契机，没有挑战，又怎么会有应战呢？汤恩比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对话不是去争发言权，也不是去寻求些什么。而是任何事物的发展和推陈出新都是在“对话”的张力中产生的。毋宁说，没有“对话”，就没有发展和创新，自身的东西也不能够获得新的意义和内涵。这一点，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从先秦诸子那里都得到过明确的论述。窃以为，“对话”、“激荡”，乃是任何事物得以发展的存在方式。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读论语，就是和论语进行对话。这是时代的差异造成的张力，其中不乏激荡。西方文化则和我们在空间上存在差异，在对话过程中也存在着鲜活的张力。这一点，解释学已经说得很明白，一个文本的意义的发现是无限的过程，文化也是如此。冯友兰先生也说，不要照着讲，要接着讲下去。继承中国文化，也不是去重申几个“子曰，诗云”的经典句子，而是学会像孔子那样去观察，去思考。可惜，我们偏离了这种轨道。 仁与智的纠缠——从《资治通鉴》看中国文化
仁与智的纠缠（之一）
读《资治通鉴》，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可以说是在读中国文化，读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中国文化在政治中的展现方式和表现形态。文化具有价值意义上的绝对性，是庄子意义上的“无待”，任何一种对文化进行指手画脚的做法无疑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
西方的文化是一个两极文化，是由一个最高的上帝看护着的两极世界。这两极世界相互平行，共同皈依为最高的上帝。这两个平行的世界，一个是“自然”，一个是“心灵”，前者关乎外在的自然世界，它的特质是“必然”，造就了西方人“求真”的思维，演绎出了西方世界繁荣发达的科学技术。在西方人眼里，对自然的奥秘进行探索的活动，本身就是投向上帝的活动，因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莱布尼茨语）于是，探究自然的奥秘，就是把自身的有限同上帝的无限结合起来的一条必有之路。在宗教情怀关照下的西方人，对科学的探究弥漫着一种宗教情绪。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正是对自然界和目的性的坚定信念，使得西方很多大的科学家在成就自身的同时，也造就了自己宗教徒的身份。屈指算来，爱因斯坦、牛顿、笛卡儿、罗素、莱布尼茨，哪一个不是在研究完自然的奥秘之后，又去教堂进行礼拜呢？这些把探究自然界的奥秘与对上帝的归依等同起来的科学家们正是通过一种把科学视为生命的“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在西方的文明史上演绎出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开辟出了一条专属于西方的“智”的传统。从早期的泰勒斯因夜观天象掉入坑中，到毕达哥拉斯的百牛大祭，到阿基米德面对罗马士兵德的最后请求，再到布鲁诺被烧死在鲜花广场，还有爱因斯坦临终的那句名言：“我还是不相信上帝会通过掷瓠子来决定这个世界的”……西方人正是通过这种几乎病态的“求真”精神和热情向自己的有限性发起了一次次的挑战，来回赎自己偷食禁果的原罪。
在价值追求方面，西方人却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理。自从苏格拉底喊出那句“认识你自己”的箴言以后，西方人就开始了对自己心灵的探讨。关注自身，造就了西方人“求善”的价值倾向，演绎出了西方2000多年的基督教传统。西方人在这方面有着高度的自觉，将对自然的研究和对心灵的探讨截然分开，并行不悖。在西方人看来，科学和人文属于截然不同的领域，前者关乎自然，遵循的是因果律，它始终要在现象界徘徊，离不开对经验的依赖。本体界关乎人的心灵，它遵循的是道德原则，关注是人的本体论生存，探究是善恶、自由、意志等专属于人的领域。正如苏格拉底所言，知识关乎科学，智慧关注人生，人生的问题不能停留在现象界，而要从信仰层面加以解决，它不能依赖于经验，相反，其成立恰恰在于对经验的超越。科学解决不了人生问题，因果律的线性思维模式根本无法回答“人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人生意义问题。人如何才能摆脱沉重的肉身，使心灵自由地飞翔？人生的意义何在，生命的最终归宿是什么？这些自从人具有自我意识开始就痛苦地伴随着的人类的终极问题，造就了西方人特有的悲剧情怀。而这些问题，科学根本无法回答。
因此，西方存在着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科学传统，也有着一个自觉地人文价值传统。尘世的幸福只能是短暂的，而人要洞察生死，跳出轮回，只能抛弃尘世的一切，进入上帝所属的领域。而这些只有克制肉体所产生的一切欲望才能成为现实。于是，在基督教信仰支配下的西方人，善恶问题也就成了一个大问题。而善恶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信仰来实现。康德说的好：给我物质，我能撬起整个宇宙，但是科学定律连一个毛毛虫的生命运动都不能解释。科学不能侵染信仰和价值的地盘，因为那是人的全部尊严之所在，人生的意义哪能通过因果关系推论而出？于是，事实和价值、理性和信仰、知识和智慧就如同两条平行线，各自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在西方文明史上演绎着。也许，它们只有在上帝处才能真正的融合，但偷食禁果的原罪使得二者的融合永远是一个无限的延期，正如在现实生活中，两条平行线永远无法相交一样。
无论是早期理性（柏拉图）和感性（亚里士多德）的对立，还是中世纪爆发的理性与信仰之争，还是近代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对峙，还是英美科学主义和欧陆人文主义的划分，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西方的两大传统。尽管西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大传统融合或者一边压倒另一方的现象，但二者的调和却没有真正让人看到希望。也许，二者的深层冲突是人的二元化存在的本体论事实，在于肉体和灵魂的二律背反。
所以说，西方有一个“仁”的传统，也有一个“智”的传统，但二者的划分是明显的，特别是康德以来，事实和价值的区分已经成了西方学者一个自觉的追求。科学只能停留在现象界，一旦跨入本体界就会造成令人尴尬的二律背反，因为本体论的问题（上帝存在、意志自由等等）根本不能形成知识，因为没有任何经验可以提供。所以，上帝存在根本不是一个知识问题，而是一个信仰问题。安瑟尔谟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不过是理性超出了自己地盘的非法运用。同样，在本体领域内也不能形成知识，否则就是迷信或者教条。我们不能在科学领域内谈人生，同样，我们也不能本体领域内谈科学。该归上帝的归上帝，该归撒旦的归撒旦，二者只能在各自的领域内行事，不能互相僭越。
事实是事实，价值是价值，二者并存单却互不染指。反映在现实生活中，西方人很容易将二者分开，且能表现出惊人的宽容。比如，研究马克思的人未必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也不能苛求其必须信仰马克思，然后才有资格去研究马克思。相反，一个人信仰马克思，我们也没有必要要求他必须熟读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一个婚姻爱情方面的专家，我们没有必要苛求其本人的德婚姻多么幸福。一个宣扬美德的人，我们也没有必要苛求其本人的道德多么高尚。西方人在这方面划分的很清楚，培根写了那么多关于人生的经典散文，但他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海德格尔这样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还留下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无论和阿伦特的爱情，还是其为纳粹效力，都成了其人格的污点。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其哲学家的地位和影响。 仁与智的纠缠——从资治通鉴看中国文化（之二）
同西方人相比，我们中国文化好像在“仁”与“智”之间并没有设立泾渭分明的界线。虽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但由于自身文化的这种相内追求的特质，造就了中国人自身的文化取向和价值倾向。
钱穆先生曾经说，中国文化，“一天人，合内外，六字尽之”。在钱穆先生这里，中国的文化，用这六个字就说完了。其实，中国文化还可以用四个字来表示，那就是“伦理世俗”。这四个字其实和钱穆先生的六个字其实并不矛盾，而且是相得益彰，从两个层面揭示了中国文化的特质。也正是因为这种特制，中国文化没有演绎出独立的“智”的传统，也没有一个明显的“仁”的传统，而是“仁”与“智”、“道”与“术”、“内圣”与“外王”的相互纠缠。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人从来不需要外在的寄托（比如上帝）就能坦然地面对人生，更不需要任何超越性的追求（比如科学）来实现自身的价值。中国人的价值和安身立命之所就在识见。而对外在的一切，往往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正如孔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语怪、力、乱、神”等等，都从一个层面反映出中国文化没有那种向外追求的形而上冲动，而是在世间的生活中寻求超越，在平凡的人生中寻找尊严。而这些就是“世俗”（世俗不是庸俗，没有任何贬义，只是描述一种文化的特质）。而为这种世俗生活提供支点的则是伦理。伦理就是一种建立在血亲情感之上的价值依托，是世俗生活得以成为可能的关键。血缘的关联性让中国人永远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而只能生存在以血缘为基点的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中。个人的价值，也只能在在这个网络中实现。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中国人的礼仪规范，也正是从人伦情感出发建立起来的。“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未之有矣。君子求本，本立而道生，孝悌，可谓人之本也”。对父母的爱，对兄长的敬，是发自内心的，在行为上恪守一些礼仪规范，表示对他们的尊敬，自然也不是勉强的。这里，“仁”和“礼”形成了互动：一方面，“人而不仁，如何礼？”，人如果没有内心中的孝悌之情，怎么会在外在行为遵从“礼”？在这里，“仁”是基础，是根本，“礼”不过是“仁”的外在显现和自然延伸，是内在情感的外化。另一方面，“克己复礼以为仁”。通过外在行为中遵从一些礼仪规范，自然就会生发出孝敬父母、尊重兄长的情感。这里，“仁”是外在仪式（礼）的内化，是一种文化心理效应。所以，对中国人来说，情感是真切的，遵守外在规范是甘心情愿的。在“仁”“礼”互动的过程中，中国人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正是在这种伦理世俗的生活中，中国人根本就不需要上帝的监视就能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根本不需要上帝的引导就能坦然地面对生死，也根本不需要法律的强制就能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道出了中国人作为个体的安身立命和价值取向，也反映出中国人孜孜以求的道德境界。
一天人，合内外，正是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文化的世俗性。一天人，表示的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表明，在人事之外并没有一个人格神的存在，中国人眼中的“天”乃几微之天，没有人格的特征，它并不在世间的人事之外，相反，其“几微”处处显示在世间，正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尽人事，方能知天命。孔子说：吾有三畏：畏天命、畏圣人，畏大人之言。天命由是成为了中国人最大的禁忌。和西方人不同，要做到“知天命”，没必要向外寻求，将自己的心灵向外寄托，只要在现实生活中“人事”中做到“克己复礼”，“以德配天”，人生也就有了寄托和意义。 人生如何不是科学的
阴阳思维是曲线思维，而科学思维则是直线思维。如今，我们称之为曲线思维的“阴阳”观念已经被当作迷信抛弃了，而大行其道的是所谓“科学”的直线思维和因果关系。好像一个东西不能称之为“科学的”，其存在的价值就会受到质疑。更为夸张的是，科学的“霸权”开始向人生的领域蔓延和渗透，人的生活、工作、学习、婚恋无不打上科学的烙印。
这还是西方的科学主义盛行的产物，是线性因果思维在作祟。仔细想来，这种潮流实在是荒诞的很。人的喜怒哀乐如果能够用科学规划出来，人估计就变成机器人了；人的意志如果能够用因果线形思维加以分析，我们的生活中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矛盾和冲突。康德早就说过，线形因果思维可以运用到自然界，但却不能用到人身上，因为这种思维对人的生活是无效的，人生的问题不是科学问题，人的意志行为也不是“因为……所以”的模式。
比如，在我们生活中，有一个问题经常会被人提及，而且多出自女人口中：“如果有一天我和你母亲一起掉进水里，你会先救哪一个呢？”
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回答，因为对于这样责任深重的情况，任何人都不会用“我不会游泳”来搪塞，至少都得跳进去。
然而就算你可以把两个人都救出来，这个“先”字却是要命的，有一种孰近孰远的抉择在里面，而抉择之所以被称作抉择，是因为你要在“择”的基础上“抉”出一种大义凛然来。
有人说应该先救母亲，因为老婆可以再娶，娘却只有一个；也有人说应该先救老婆，因为即使可以再娶，但感情却不能再复制，所以也是唯一的，而老娘嘛，当舍得时就要舍得。
当然，后者的回答不出意料地被嗤之以鼻，但是群众的态度一致却不能说明抉择的容易性，因为几乎对于所有人，不管你多么振振有辞，真要面临这种情况大概也是茫然，有时候大道理和自己的条件反射是两回事。
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布利丹的驴子”。故事说一位名叫布利丹的哲学家养了一头驴，这头驴和别的驴不同，它喜欢思考，凡事总喜欢问个为什么。比如说，有一次，主人在它面前放了两堆体积、色泽都一样的干草，给他做午餐。这下可把它给难住了，因为这两堆干草没有任何差别，它没法选择先吃哪一堆，后吃哪一堆，最后，这头驴子面对两堆草料，饿死了，当然，它也因此而名垂哲学史。
人生就是如此，它不是直线的，没有因果，也不能问为什么。恰恰相反，人生的问题恰恰是对因果思维的超越，对自然法则的摆脱。人不吃饭会饿死，但朱自清却宁肯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粮。这就是人，无法去推测。同样，我们也并不是先把事情搞清楚然后再去生活。恰恰相反，我们总是雾里看花，如此“糊涂”地生活着，而且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不适。因此，把“科学”这个字眼同人生联系在一起是荒诞的。比如市面上经常出现的“科学地规划人生”、“科学人生”之类的话，好像人生也可以被搞得像白开水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再去操作。
黑格尔说：“用分析方法来研究对象就好像剥葱一样，将葱皮一层又一层地剥掉，但原来的葱已不在了。”用科学的方法分析人生也是如此，把人的精神世界分析来，分析去，到最后遗忘的恰恰是人生。
庄祖鲲牧师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在六十年前抗战期间，寄居在贵州一个农家里。有一天他正在看书，农家的四、五岁小女孩跑过来，两个人就展开了一段对话：
“叔叔，你在干什么？”
“我在看书。”
“你为什么要看书？”
“看书可以增加知识啊！”
“增加知识干什么？”
“增加知识可以赚钱啊！”
“赚钱干什么？”
“赚钱才可以吃饭啊！”
“吃饭干什么？”
“吃饭才不会死啊！”
“那不死干什么？”
“去！去！去！别罗唆了，去找你妈去！”
现在这个人已经八十几岁了，每天在想的就是：“是啊，不死干么？”
人生的终点是死亡，但任何人都不会为了这个目的而活着，谁忙忙碌碌是为了死亡呢？上面这个故事看起来十分可笑，但仔细想来，不免让人深思。任何事情，如果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询问个究竟，到最后可能就会是一片虚无。就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你如果想要知道葱的本质，将葱皮一层层剥掉，却发现原来的葱却不见了，更谈不上葱的本质。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知道”和“信仰”往往是两回事，有些事情，我们知道得越清楚，越不利于我们去信仰、去思想、去行动。正如老子所说：“为学益久，为道日损”。你知道的越多，学得越多，神秘的东西就越少，禁忌越少，人生也就越苍白！相反，有些事情，我们虽然不知道，有时甚至知道它是荒谬的，但我们仍然愿意去思考、去信仰。正如中世纪一位叫德尔图良的哲学家所说的那样：因为荒谬，我才去相信。
人的一生不可能用科学来规划，因为人生的魅力就在于其神秘性。毋宁说，人生是荒谬的。人的想法、行为总是掺杂了太多的思想和感情。只有人，才会如此不可理喻。还是想借用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知识关乎自然，智慧关乎人生。知识都是科学的，它要探究我们身处于这个客观世界的真相，它要求客观、真实，不允许出现矛盾，不喜欢颠三倒四。而人生呢？处处充满矛盾和纠结，真与假、善与恶、爱与恨、悲与喜往往纠缠在一起，可以说真中有假、善中有恶、爱中有恨，悲中有喜，而且人生中的昨天——今天———明天的过渡没有任何规律可循，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人的一生就像一团永恒燃烧的活火，它在一定分寸上熄灭，又会在一定分寸上燃烧。”
冷静的态度、客观的精神，我们可以用来探究大自然的奥秘，但千万不要带进你的人生，千万不要用它来指导你的生活，因为这必将稀释你人生的浓度，减少你生活的激情，削弱你行动的动力。水至清则无鱼，水如果太清彻了，就没有鱼的容身之地了。人生也是如此，太冷静了、太理智了，太客观了，人的信仰就会失去地盘，陷入一片空虚。
阴阳思维与太极人生
同西方的线性因果思维相比，中国传统的阴阳思维也许更能比较恰当地切入人生的问题。人生不是直线的，而是各种问题、各种矛盾、各种冲突的纠结之地，是天使和魔鬼得以厮杀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如何处理“进退”、“刚柔”、“取舍”、“祸福”、“生死”这些看似冲突，实则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则是人生最需要解决的课题。而我们的《周易》，一开始就以一种不同于西方人的方式对生命和人生进行了关照。别忘了，《周易》一开始就是用来预测吉凶、占卜人生的。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虽然《周易》，特别是《易经》，里面有着很多关于“天人感应”的迷信内容，但抛开这些所谓的“糟粕”，拨开“算卦”的迷雾，我们还是会发现中国人对人生的独特理解。
其实，任何一种文化，出发点都是人生的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到人生上。唯有人生，才是文化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中国的文化如此，西方的文化也如此。就《周易》而言，它关注的终极问题仍然是“观我生”、“观其生”。《周易》把天地人的宇宙看作一个大的生命系统，正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谓之易”。无论是天地万物，还是世俗人生，都是按照一个法则在运作，这个法则就是“易道”。“易道”为一，却表现为三，即天道、地道和人道。所以，人不离道，道也不离人，人能弘道，道也能弘人。所谓天道，也必须借助人事来体现，而天文地理，又会对人生有所启迪。这正是中国人“天人感应”的思维。在我们的文化中，外在的天地万物好像不是外在于人的，相反，它正是人的参照之物。所谓“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易道，也就是宇宙这一大的生命系统的运作规律，它无所不在，不仅体现在刮风下雨、电闪雷鸣中，更体现在俯仰进退的人生过程中。正如《易经?系辞》中所说的：“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对《易经》而言，设卦观象本身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仍然是要“明吉凶”——人生之吉和人生之凶。
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八卦。太极本有而实无，其最终还要落实到“阴”和“阳”这两仪上。阴阳的思维和观念不仅制约着远古的中国人如何去看待自然界、战争和人际关系，最终也规定着他们如何去看待自身。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何谓道？一阴一阳谓之道也，天道如此，人道亦然。《黄帝内经》中说：“人生有形，不离阴阳”。意思是说，人的身体正常的生理活动,全依靠人体内的“阳气”和“阴精”保持协调，而不能有所偏僻。那么人生的“无形”呢？人的意志、欲念，人的得失荣辱，人的喜怒哀乐，人的摸爬滚打，人的俯仰进退，仍然需要用“阴阳”的范畴加以规范，用“阴阳”的思维加以统观。既然阴阳相克相生，互相依存，那么人生的得失、祸福也就是互相依存的。正如老子所说：“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既然阴阳彼此转化，生生不息，孔子才发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人生慨叹。既然阴和阳之间彼此纠缠，彼此渗透，而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才有了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人生境界。既然阴阳协调才是机体有生命力的表现，那么，这种协调不仅要体现在人的身体上，还要落实到人的言行举止中，正所谓“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发乎情，止乎礼”才是最恰当的。既然此消彼长是阴阳之间的运动模式，那么，人生的步伐也要踏准节奏，正所谓“相时而动，顺势而行”、“太刚则折、太柔则废”、“孤阴不生、孤阳不长”……
以上所有的这些说法，归根到底还是来自阴阳思维，只不过是抓住了阴阳之间辩证运动的某一个方面进行了发挥而已。这种发挥，既是一种深化，同时也是一种片面化。任何一种说法都不能囊括人生的所有的秘密，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以“绝对真理”的面目出现。人生本来就是神秘的，正如《周易》就是一个打不开的黑箱一样，人生的奥秘又有哪一种理论可以穷尽呢？孔孟的“中庸”思想对人生的看法不能说不积极，但老庄的“齐物论”对人生的解读也不能说不洒脱。但戏剧化的是，二者的言论恰恰是对立的，前者让我们在社会中实现人生，后者让我们回归“自然”，强调的是“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两个相反的理论在人生领域同样适用，可见人生之“荒诞”。苏格拉底说：“知识关乎自然，智慧关乎人生”，在人生领域，没有现成的知识，只有“随园就圆、随方就方”的智慧。
可是今天，我们对于人生的思考好像越来越远离这种最远古的智慧了。归根到底，是线性思维盘踞了我们的头脑，脑子不会打弯了。在“数字化生存”、“科学的人生”的呼声中，我们总想抓住一根现成的“稻草”来解决人生中的所有问题，总想找到“以不变应万变”的人生知识，结果恰恰相反，我们什么也没有抓住，到最后仍然是两手空空。不相信，我们可以到市面上去看看那些所谓的人生哲学和成功学的书籍和著作，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关于人生的幸福，有人说要诚恳、有爱心，有人却说做人不能太老实；有人说要学会珍惜和感恩，有人却说幸福源于一颗善于遗忘的脑袋……那些教人成功的“秘笈”更是乱七八糟：有人说努力会成功，有人说要有意志，有人说要勤奋，有人说要养成习惯，有人说要把握细节，有人说要抓大放小……这些近乎矛盾的“人生哲学”和“成功道路”竟然并排出现在一个书架上，让人真不知道该如何才能幸福，怎么做才能成功。
所有的这些，都在于说明我们已经遗忘了最远古的智慧。我们的知识在进步，但好像智慧并没有前进多少。谁也不敢说自己又发明了一种新智慧。结果我们古人的书读不懂了，看不明白了，剩下的唯有彷徨，茫然。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按照《周易》中的“阴阳”观念，任何“活力”都必须来自于两股相反相成的力量之间的碰撞。仅有一个方面，或者其中一方以绝对的强势压倒了另一方，都不会产生良性的运动和变化，从而丧失了活力，变成了一潭死水。正所谓“孤阴不生，孤阳不长”。所以说，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都必须有制约其无限发展的一方。打个比喻：草原上的兔子如果没有狼来制约，那么兔子无限繁殖下去，迟早要把草原给吃光的，没有兔子，狼也就不能活下来。所以，狼和兔子就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色一不讲。”只有男人，或者只有女人，都不能造就下一代。惟有男女的结合，才能“生”。而唯有“生”才是“天地之大德”。
自然如此，社会如此，人生亦如此。《尚书》中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危”。危则难安，微则难明。人心何以“危”？正是缺少了对立面的“威胁”，人心才有堕落的危险。所以说“危”。道心何以“微”，是因为人类的劣根很难认识到这种“阴阳”纠缠的微妙之处，所以说“微”。人活一生，其实都是在这“危”与“微”的途中行走，如何在这“危”与“微”的途中，减少坠毁入危途的机会？如何使“危者安，微者著”？这正是生活中需要面对的大问题。
孟子在《告子下》中曾经说过一句众人皆知的名言：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为什么人在忧患的环境中却能生，而在舒适的环境中却会死去呢？原因很简单，忧患的环境让人始终感觉到有“对立面”再威胁他，让他始终不敢懈怠。所以，他的神经是紧张的，他的头脑是灵活的。可惜的是，人一旦感觉不到这种威胁，进入到声色犬马的“享乐”中去，就只能是灭亡了。这里所谓的“生于忧患”，不是说人必须到“苦难”中挣扎一番，然后就会一劳永逸地“坚强”了。比如，唐玄宗早期励精图治，不能不说他没有经历过苦难的磨炼可是，后期他为什么贪恋女色，会变成一个昏君了？前后差别如此之大，让人很难相信是同一个人。其实很简单，人性在一种松弛的局势中变得堕落了。所以说，让人时刻有忧患之心，还不如让其置身于紧张、忧患的环境当中去，让他始终感觉到威胁；要让人奋斗，也没有必要说一些无关痛痒的大道理，还不如时刻让他有压力。
据说在公元999年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次恐怖大预言。那时，社会各阶层关于末日的传说和预言使基督教世界确信：公元999年12月31日午夜，世界将会毁灭。毁灭时，基督将亲临世间对人类进行“末日审判”，好人可升入天堂，于是，高利贷者免除了别人的欠款，偷猎者向庄园主承认了自己的非法行为，而贵族则一反常态允许他们继续“偷猎”，富人们把华丽的外衣赠送给穷人并慷慨地供养乞丐，人们忘记了旧怨新仇、尊卑贵贱和出身门第…… 可是，当那个令人胆战心惊的时刻过去后，虚惊一场的人们又回归了中世纪的生活节奏。商人不再免费赠送他们的食品，业主想方设法收回散失的财物，高利贷者重新登门讨债……
这也许就是“人心惟危”。它的危险性在于：一旦所面临的局势松弛，一旦没有了对立面的威胁，人性就会趋于堕落。一些伟大的人物都对这一点非常警惕，所以他们非常喜欢斗争。康熙皇帝在晚年的时候就因为没有了竞争对手而黯然神伤。毛主席不也说过吗？“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斗争”并不是一个贬义的“词语”，而是充满了鲜活合动力。一个民族是如此，一个人更是如此。民族缺乏了“斗争”精神，丧失了忧患意识，就会裹步不前；一个人一旦没有了斗争，可能就会玩物丧志。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看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一个人每天都忙忙碌碌，来去匆匆，但精神和身体却很健康。有一天，你让他停下来好好休息，结果他无所事事，结果却得了重病。一个男人非常爱他的妻子，生怕她吃苦，把她当作“花瓶”摆放在家里，结果她的妻子却有了外遇。此番种种，都不过应了一句民间俗语：闲人多出横事。
有一个预言是这么讲的：说是有一个乡下的老人在山里打柴时，拾到一只个子小小、样子怪怪的鸟。那只怪鸟和出生刚满月的小鸡一样大小，也许因为它实在太小了，还不会飞，老人就把这只怪鸟带回家给小孙子玩耍。
老人的孙子很调皮，他将怪鸟放在小鸡群里，充当母鸡的孩子，让母鸡养育着。母鸡没有发现这个异类，全权负起一个母亲的责任。
怪鸟一天天长大了，后来人们发现那只怪鸟竟是一只鹰。人们担心鹰再长大一些会把鸡吃掉，然而人们的担心是多余的，那只一天天长大的鹰和鸡相处得很和睦，只是当鹰出于本能在天空展翅飞翔再向地面俯冲时，鸡群才会出于本能地产生恐慌和骚乱。
时间久了，村里的人对于这种鹰、鸡同处的状况越来越看不惯。如果哪家丢了鸡，首先就会怀疑那只鹰，要知道鹰终归是鹰，生来是要吃鸡的。越来越不满的人们一致强烈要求：要么杀了那只鹰，要么将它放生，让它永远也别回来。因为和鹰相处的时间长了，有了感情，这一家人自然舍不得杀它，他们决定将鹰放生，让它回归大自然。
然而他们用了许多办法都无法让那只鹰重返大自然，他们把鹰带到很远的地方放生，过不了几天那只鹰又飞回来了，他们驱赶它不让它进家门，他们甚至将它打得遍体鳞伤……许多办法试过了都不奏效。最后他们终于明白：原来鹰是眷恋它从小长大的家园，舍不得那个温暖舒适的窝。
后来村里的一位老人说：把鹰交给我吧，我会让它重返蓝天，永远不再回来。老人将鹰带到附近一个最陡峭的悬崖绝壁旁，然后将鹰狠狠向悬崖下的深涧扔去，就像扔一块石头。那只鹰开始也如石头般向下坠去，然而快要到涧底时它终于展开双翅托住了身体，开始缓缓滑翔，然后轻轻拍了拍翅膀，就飞向蔚蓝的天空，它越飞越自由舒展，越飞动作越漂亮，这才叫真正的翱翔，蓝天才是它真正的家园啊！它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渐渐变成了一个小黑点，飞出了人们的视野，永远地飞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老鹰如此，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人生进退的辩证法
阴阳不仅相反相成，而且还彼此转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生不是一马平川，毫无险阻，而总是暗礁丛生，跌宕起伏。洋洋得意之时，可能已经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走投无路之际，可能又是峰回路转之际。对于人生，好没有什么规律可以把握，没有现成的法则可以遵循，而是“阴阳不测”.而如何能够准确把握住阴阳变化的“几微”，相时而动，顺势而行，则就是一门大学问。因为任何东西都在变化，你不可能抓住一根“稻草”保你终生无忧，也不可能设计出一条道理来一直走下去。在人生的道路上，也可能你越想得到什么，你就越得不到；你不想得到什么，这个东西可能“飞”到你手里。所谓“造化弄人”，不过是形象地说出了人生的“荒诞性”。
在人生中起作用的不是“科学”和“因果”逻辑，而是辩证法。比如《易经》中的“泰”、“否”两卦：“泰：小往大来，吉，亨。”而“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前者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后者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但，“泰”和“否”也不是泾渭分明，而是相互转化，彼此依托，正所谓“否极泰来”。坏的状况达到极点，好的状况就不远了，正所谓物极必反。一个东西的状态舒展到了极点，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了。而我们要做的，不过是在尚未转化时及早抽身，或者是在不利的环境中静静地等待机会，以期“时来运转”。
中国的文学经典作品中，至今仍然可以找到许多关于朴素的辩证观的故事，形象地表达了中国人在人生问题上的阴阳思维。在《红楼梦》的第十三回，王熙凤梦中与秦可卿就有一段关于“人生”问题的对话，颇值得人寻味：
秦氏道：“婶婶，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话，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书旧族了！”
凤姐听了此话，心胸大快，十分敬佩，忙问道：“这话虑得极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
秦氏冷笑道：“婶子好痴也。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但如今能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亦可保永全了……”
那个时候，宁荣二府尚属鼎盛之期，真可谓如日中天。别忘了，两府可是经过皇帝颁发诏书命令“敕造”的。正如书中的一个大商人冷子兴对宁荣二府的观察所言：“贾府虽说不及先前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秦可卿是贾蓉之妻，在贾府中是一个善于思索、怜贫惜贱、慈老爱幼的重孙媳妇。她从“月盈则亏”的阴阳转化的观点出发提出了贾府“荣”时防“衰”的价值信念——“否极泰来”，可谓深谋远虑。正如她所说，只要筹划得当，宁荣二府还会逢上“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的日子。这个女子比起贾府里那几个钟鼎之家，书香之族出身的脑满肠肥，道貌岸然，终日挥洒钱财，拈花惹草的酒囊饭袋的男人来，根本的区别也许就是她具有生存的价值观。确实是个高瞻远瞩的、有思想的不可等闲的女流之辈，可惜过早的香消玉殒。正所谓书中第二回诗曰：“一局输赢料不真，香销茶尽尚逡巡，欲知目下兴衰兆，须问旁观冷眼人。”
这也许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人生智慧”，而秦可卿这样的人物，我们称之为“有智慧的人”。她能在“拥有”的时候想到“失去”，在“执著”的时候想到“放手”，在“荣耀”的时候想到“耻辱”。这种人生攻守进退的辩证法正是来自《周易》“阴阳不测谓之神”的辩证法。阴和阳之间没有固定的界限，而是相互侵染，相互纠缠，相互转化。而那些有智慧的人，总是能适时“嗅”出二者辩证运动的“气味”，做到前进有方，而后退有路。左右逢源，就是“神”。这里的“神”，不是“上帝”，也不是其他的什么人格神，而是阴阳转化的“几微”和“妙处”。这种“妙处”无法认知，无法论证，只能靠自心的体悟。而体悟无需积累，恰恰需要抽身而出。
这一点和西方人的人生观存在很大的差别：西方人是在做“加法”，向外追求，好像只有把全世界都占为己有才会感觉到幸福的成就感。所以西方人说“人为自然立法”，人处于地球的核心，增长的只是狂妄之心和执著之意，到最后竟然发现追求永无止境，所得到的不过是过眼烟云。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尼采吹捧向外扩张的“权力意志”，最后竟然疯掉了，因为他不知道在汹涌而来的无限时空之中，人类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当他把目光转向那边玄妙不克知而又必然不克免的命运时，他不禁疑惑：人类在面对物质世界时所拥有的雄心勃勃和不可一世，是否还能剩下些什么？谁，又能给以肯定的回答？
而我们中国人却从来不做加法，而是在做减法。如果说加法是在一个基数的基础上叠加，不断地追求更大的利益和权力，那么，减法就是在一个基数的基础上不断减少，是“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最后让心灵达到“虚静”，从而洞察生死，超越轮回。阴阳思维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中国人：在向外追求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返身内求，审视自身。所以，中国文化讲究退让，甚至“建议”退到无处可退的地方。因为不如此，就无法还自己一个清醒的“自我”。孟子讲，“吾养吾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不过是一个饱满的自我，正是这种“退让”让中国人认识到了“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体会到了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烟云，觉悟到了“人死后不过是一掊黄土”。这也许就是中国人独特的“修养心性之法”。 中国人的“相时顺势”
人生进退不仅要掌握阴阳转化的辩证法，更要踏准阴阳转化的节奏，做到相时而动，顺势而行。既然阴阳转化变动无穷，生生不息，而作为渺小的个人，只能在这种大化流行中站好自己“位置”。“位置”站准了，好比顺水行舟，风驰电掣；站不好“位置”，就好比溺水扬帆，虽力而无功。
所以，中国人总善于在一种“势态”中烘托出个人，而不是赤裸裸地宣扬“个人主义”。这种“势态”可能是一种趋势，也可能是一种集体的力量。总之，“假借于物”，是中国人的强项。所谓“时势造英雄”，即是此意。正如孟子所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当年贾谊在《过秦论》中将秦国的灭亡归结为“攻守之势异也”。意思是说，秦国的灭亡就是在于没有在势态的发展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从而旋至亡国。一开始的战国角逐，为了能够胜出，采用严刑酷法凝聚民众力量，整合国家资源，是顺应了时势，所以才能凭借强大的国家力量统一六国。可是，在全国统一以后，时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就不能对民众采取“攻势”，而是“守势”了，可是秦国还是照样推行严刑酷法，结果亡了国。骑在马上打天下，但不能继续骑在马上治天下，这也许就是贾谊所说的“攻守之势异也”。
国家如此，个人也是如此。在中国人眼里，也许没有绝对的对和错，而只有“时势”下相对的对和错。不能相时而动，顺势而行，所谓的“对”，也可能是“大错”。翻开历史，不知有多少人能够立了丰功伟业，最后却是身败名裂；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善于“谋国”，但却不善“谋身”，给后人留下一声叹息。而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过是没有认清局势，没有在阴阳变化中掌控好俯仰进退的节奏。韩信就是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
韩信是以善于用兵著称于史的杰出军事家。他少时父母双亡，家道贫寒，曾寄食于下乡南昌亭长，亦曾从食于漂母，受辱于胯下。陈胜、吴广起义后，韩信仗剑出淮，初投项梁，继投项羽，未受重用,又投奔刘邦，经萧何力荐，被拜为大将军。他率军出陈仓、定三秦、破代、灭赵、降燕、伐齐，直至垓下全歼楚军，其卓著战绩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观。司马光认为：“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韩信之功也。”可就失这样一个人物，最后却落了个满门抄斩、身首异处，不知道让多少后来人扼腕叹息。
韩信是因为谋反而被吕后诛杀的。那么，韩信真的谋反了呢？如果真的谋反，他为什么要谋反呢？对此，历史上一直评价不一。比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认为韩信真的谋反了。他是这么说的：“天下已集，（韩信）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意思是说：天下已定，大势所趋，韩信逆势而行，所以说是不“宜”。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却有着不同的说法：“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言负则有之。”意思是说：刘邦用近乎卑鄙的手段将韩信拘捕，是对不起韩信的。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界，从这些纷纭不一的说法中抽身而出，也许会得出以下结论：
1、韩信功劳太大，本事太强，肯定会引起刘邦的猜忌和不安。所以，只有除掉韩信，他才会觉得踏实。所以说，韩信是否谋反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刘邦已经有了除掉韩信之心。尽管韩信一再表示自己的忠心，可是已经无法打动刘邦了。所以，韩信的惨死带有必然的味道，除非他选择急流勇退，退隐江湖。可惜，他没有看开，所以没有做到。
2、即使韩信真的谋反了，也是被刘邦逼反的。从司马迁在《史记》的记载来看，刘邦在一步步地削弱韩信的兵权。韩信也不傻，他自然知道兵权对自己的重要。他捉摸不透自己的这位上司：刘邦到底是想通过削弱兵权来消除韩信的威胁呢，还是想在“蚕食”腕韩信的兵权以后再将其干掉？韩信心里很是害怕，结果只能被逼反。
所以，韩信没有选择，是他的性格和考虑问题的思路让他没有选择。要么谋反，要么束手被擒。所以，韩信是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正在于没有认清“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
相比之下，范蠡比韩信就高明多了。正如李白对范蠡的评价：“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 他相时而动，进能助勾践兴国雪耻，退能从商发家致富，进退之间游刃有余，更为千古罕见。据说，金庸先生最喜欢的一个历史人物就是范蠡，一是他的拿得起、放得下的洒脱，二是他相时而动，顺势而行的敏锐。
范蠡协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勾践封他为上将军。范蠡给勾践上书说：我听说主忧臣劳、主辱臣死。当年大王受辱于会稽，我之所以没死，只是为了今日。现在是我该为会稽之辱死的时候了。勾践对他说：我刚要把越国分一部分给你来酬答你的功劳，你如果不服从，我就杀了你。范蠡知道是急流勇退的时候了，他喟然叹息说：我的本领，已经让越国富强了，我再用在我自己的家上吧。于是在一个深夜，范蠡携带金银细软、带领家属和手下，驾一叶扁舟泛于江湖，开始了经商致富之路。后来，他辗转来到齐国。范蠡跳出是非之地，又想到风雨同舟的同僚文种曾有知遇之恩，遂投书一封，信上说：“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勾践颈项特别长而嘴象鹰嘴，这种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享乐，你最好尽快离开他。”文仲看完信后，大大地不以为然，不相信世上会有这种冷血动物，但他不久就相信了，便称病不上朝。后来有人诬告文种要造反，勾践便赐剑一把，令其引颈自杀。勾践赐死的命令也堪称经典，他给文种下令说：“你有七个灭人国家的方法，我只用了三个就把吴王国灭掉，还剩下四个方法，你预备用来对会谁？”文仲除了自杀外别无选择。
由于范蠡的出色才能造就了春秋晚期吴越争霸的传奇色彩，而范蠡本人也凭借自己的智慧，适度掌握着进退之间的步伐，落了个善始善终，寿终正寝，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后人曾经有评论说："文种善图始，范蠡能虑终"，相比起来，文种的结局就有些悲凄，如此更显示出范蠡的迷人智慧之光。
范蠡不会遇到韩信的困境，是因为他的行为已经能够让上司彻底放心，心态是平和的，境界是超越的。而韩信之所以善于“谋国”而不善于“谋身”，那是因为他还有些东西放不下，也许是功名，也许是利禄，所以他在采取了一系列让主子“放心”的低调措施以后，还是选择了谋反。看来，百川纳海，人入社会，不过是一名狙击手，枪固然重要，眼睛不亮，也实在是枉然。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下，所谓“谋身”，就必须先“修身”，不如此，就无法真正地进退有度，左右逢源。而这也正是儒家苦苦追寻的“内圣”和“外王”的统一。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说起中国人的处世之道，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难得糊涂”。“糊涂”之所以“难得”，是因为人在本性上总是喜欢较真，总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揭开表象后面的底牌。“糊涂”不是“装糊涂”，而是真的糊涂。所以，真正的“糊涂”很难，而做到“糊涂”也就很难得。
然而，同我们中国人相比，西方人更热衷于追究事实的真相，凡事都要问个对错、是非。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了让我们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哲学，总是在思考“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这些近乎无聊的问题。相比之下，我们在这方面就欠缺多了，我们的是非观念是模糊的，凡事总追求最后的效果，对事情的真相、是非对错没有太多的执著。以至于我们给别人的印象好像有点对错不分，是非不明。殊不知，就是在这种“雾里看花”的处世态度中，隐藏着其实是中国人的“是非观”。
前面我们说过，受“阴阳”思维的影响，中国人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念。既然“阴”和“阳”相反相成，且不断转化，所以就没有明显“阳”，更没有确定的“阴”。今时的“阳”可能是彼时的“阴”，而今时的“阴”也可能是彼时的“阳”，阴阳纠缠不清，已经没有了泾渭分明的界线。是非也是如此，是是非非，无人能说清。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正是抓住了“阴阳”之间的这种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所谓的美与丑、善与恶、有与无、难与易，不过是相对而存在，离开了任何一方，我们也许就无法捕捉到另一方。正如我们知道什么是“美”的同时，也就知道了什么是“丑”。是非也是如此，当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也就意味着什么是错的。所以老子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里所谓的“无为”和“不言”，其真意就是不要过分地去执著，和“难得糊涂”有异曲同工之妙。《红楼梦》中的那句“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更是一语道破天机。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春秋时期的楚王请来一些大臣喝酒吃饭。席间，楚王叫他的两位爱妾许姬和麦姬轮流给大臣敬酒。忽然一阵狂风刮来吹灭了所有蜡烛，漆黑一片，席上一位官员乘机摸了许姬的玉手。许姬一甩手扯断了他的帽带，匆匆回到座位上在楚王耳边悄声说：“刚才有人调戏我，我扯断了他的帽带，大王赶快叫人把蜡烛点起来，看谁没有帽带，我就知道是谁了。” 楚王听了却命令手下人先不要点蜡烛，对各位大臣说：“我今晚一定要和各位一醉方休，来，大家把帽子脱了，痛饮一场。”
众人都没有戴帽子，也就看不出谁的帽带断了。后来楚王攻打郑国，有一将军独自率领几百人，为三军开路，过关斩将，直逼郑国首都。而此人就是当年调戏许姬的那一位。他因楚王施恩于他，而发誓毕生效忠楚王。
如果楚王记恨在心，非要把这个事情弄个水落石出，结果又会怎样呢？很明显，这位调戏妃子的将军必然会受到惩罚。但结果又会怎样呢？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奖善惩恶也无法改变现实。楚王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没有受到是非观念的束缚，而是从长远考虑，才挽回了一员大将对自己至死不渝的忠心。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难得糊涂”不过是一颗包容的心，是一份让往事随风而去的洒脱。
做人如此没，为政更是如此。汉武帝时期，东方朔就曾经用“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来委婉地劝说汉武帝要把胸怀放宽，要“举大德、赦小过”，不可求全责备。“察”，就是苛察。“徒”，即同类或伙伴的意思，现在就是指 “朋友”。鱼的环境是水不要过分清澈，以至无处藏身；人的环境是关系不要过分紧张，以至无法相处。过分清澈与过分紧张，都含有危及生存的因素，一旦危及到生存，就必须对所存身的环境有较好的要求，因此鱼要求有水草、岩隙和树枝等赖以藏身的空间，人也要求有一个“雾里看花”、朦朦胧胧的环境和心态，要不然就都会引致对生命不利的结果。引喻到现实社会里就是：人太精明而过分苛察，就不能容人，就没有伙伴没有朋友。因为精明者往往容不得他的过错或性格上的差异。这句格言从自然现象谈起，告诫我们不要对对错、是非过于执著。这就好比肥沃宽松的土壤，树木就必然会生长茂盛一样（这当然须有其他要素如阳光、水分等），人有了不执著于是非的开放心态，能动的触角就会四处延伸，就会做出尽可能大的效果和成绩。但人事之间的尺度是不易掌握好的，往往不是太过，就是不及，结果总是不能尽如人意。
据《后汉书?班固传》记载，大将班超在西域为都护时限较长，又有病，所以朝廷将他召回，接任者任尚请求班超临别赠言，班超说：“塞外的吏士本来就不是孝子顺孙，他们都是因为罪过而发配到边地的，而蛮夷又都怀有鸟兽之心，不容易安抚，却极易挑起事端。而您的性格太严厉而急躁，这是不好的，也容易出问题。水清了就没有大鱼，政务太苛察就不易让下面的人亲附，以至人事和谐，所以您还是应当将法度放松点，简易点，要宽容人家的小小过错，只要大事能够抓住、不出问题就算尽到职责了。”
这正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而这种哲学正是来自阴阳思维所带来的“是非观”。也正因为此，“难得糊涂”、“大智若愚”等成语或谚语才被一辈又一辈的人去体悟、把玩。凡事太较真，非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未必是件幸事。纳宋朝诗人苏东坡来说，他聪明过人，可偏偏不为当权派所容，一辈子都在被贬谪。无奈的东坡居士最后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著名管理学家曾仕强在北大讲座时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中国人有是非,但是没有是,也没有非。”正如《红楼梦》中所说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真真假假，是是非非，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即使说清楚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如果太执著于是非，就永远看不清是非。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换句话说,即使是圣人,他所知道的也只是“存在”而已。我辈于茫茫之中摸索前行,更是常常连“存在”也分辨不清。因果循环,红尘变幻,究竟是真是幻、是梦是醒,我们也同样看不清楚。就象庄周做梦变成蝴蝶,蝴蝶做梦又变成庄周,他也分不清是梦是醒。 极高明而道中庸
除了“难得糊涂”的是非不明，能够反映中国人处世之道的就是“中庸”了。“中庸”是儒家所推崇的一种境界，是一种“道”，而非“术”。在孔子看来，“中庸”是个人的一种修养，是社会的一种和谐，而非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权）术”。可是，受“阴阳”思维的影响，中国人总是很难将“道”和“术”分开。于是，在中国人眼里，“中庸”除了用来修身养性以外，也变成了一种摆弄人际关系的处世之“术”。
“中庸”是孔子对《周易》的发挥。前面我们说过，同是面对“阴阳”，儒家和道家却做了截然不同的发挥。道家崇尚“自然”，强调阴阳之间的对立和转化；而孔子却是关注阴阳之间的平衡和稳定。所谓“中”，在孔子看来是“当为矢着正也”，就是箭射中靶的，达到正确的结果。庸者，用也、常也。中庸之道者，用中为常道，以走极端为非也。所以也有人称之为“中正之道”。《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意思是说，中庸之道，把一切都说完了。大到宇宙演化，小到人伦处世，最精妙的境界就是中庸。如果深刻地领会了其中的精髓，就能做到左右逢源，无往而不利。
在孔子眼里，“中庸”为天下之大道，既可修身，也能治国，更能处世。处世中的“中庸之道”，就是不走极端，在人际关系中保持好平衡，做到“执中”、“用中”，使矛盾的双方维持在一种稳定状态，以免剧烈的质变所带来的灾难和失衡。“中庸”并不是主观地排除或消除事物的矛盾，因为矛盾着的“两端”始终是客观存在的，是消除不了，逃避不掉的。而所谓的“中”也不是绝对的，而是随着时间和外界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提出了“时中”的概念。《中庸》中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宋代朱熹在注释“时中”说：“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即是说，“中庸”，是因“时”而“中”，因“地”而“中”，而非简单、僵化的“中间地带”。叶正因为此，“中庸”才是一种智慧，一种境界，一种高明的“处世之道”。正如《尚书》中所说的：“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在中国历史上，深喑“中庸之道”的当属清朝的曾国藩。据说，曾国藩曾位高权重，趋炎附势的人很多，曾国藩对此总是淡然处之，既不因被人拍马的而喜，也不因拍马过火而恼。但是，曾国藩的一个手下对那些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人非常反感，总想找机会教训他们一下，于是就在一次批阅文件时，将其中一位拍马的官员狠狠讽刺一翻。曾国藩看过该批阅后对手下说，那些人本来就是靠这些来生存的，你这种做法无疑是夺了他们的生存之道，那么他们必然也将想尽办法置你于死地。曾国藩的一翻话让手下恍然大悟，甚至后怕得冷汗淋漓！
事物的作用力都是相互的，你若给予对方的作用力大，对方反馈给你的反作用力也会同样大！这个道理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也适用。不去惹事，是非就会少了很多。如果经常处在主动的状态去指责人，那么你一定倍受关注，并因此而成为众人指责与鞭挞的焦点。
但人在社会中，哪能不沾点是非呢？何况也确实有很多可耻的作为应该被鄙视！这就需要我们用适可而止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了！面对是非，维持了自己的基本立场就可，无须强求对方完全臣服在自己的立场下。因为人的视角与性格不是一朝一夕形成，而一旦成型又很难改变，因此，想要征服对方无异于要彻底动摇其信念根基。但是，你却没有必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人本来就是这个多元社会中的一员。
中庸的处世方式最好的诠释便是“知性好相处”。对周围的人有个大概的印象与了解，及时调整自己与对方的人际关系，把握好自己对他们赞美与批评的心态，这才是我们应该修炼的情商。曾国藩是深谙人情之道的高手，倘若拒绝被人拍马，则必是孤家寡人吾人可用，倘若沉醉在拍马中，则会让那些颇有见地的人才流失。因此曾采用了淡然的处理方式，一边听着满耳朵的谄媚之词，一边心怀城府头脑清醒的利用各种人才为自己效命，最终成为一代名将！
据《后唐书》记载，唐朝名将郭子仪的的儿媳与儿子在闺房吵架，郭的儿媳是当朝公主，平时骄横跋扈，郭的儿子一怒之下冲老婆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是我爹爹不愿意做皇帝，你才成为今天的公主的！”公主一听，立即把这作为一条天大的欺君罪状告诉了皇帝。但皇帝只是微然一笑，说：“确实如此。没有郭子仪，我今天做不了皇帝，他说点私房话并没有欺君妄上。”
皇帝的话真是捻轻若重！我为君、你为臣，我在主动地位执掌着天下苍生的性命，你处于被动地位臣服于我，任你私下说什么闺房气话，也不可能动摇我的君主地位。因此，皇帝一面承认的郭子仪的功劳，一面强调了自己的君王地位，皇帝的话让郭子仪诚惶诚恐，连声谢罪。作为一个君王，没有众人的辅助不可能坐稳帝王的位置，但是，如果因为一点细小的风吹草动就以为臣子欺君妄上，那帝王的位置恐怕更加不牢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强势人群的中庸之道关键在于充足的自信！你有足够的自信维护自己的强势状态，那么那些无伤大雅的窃窃私语便大可一笑置之。在不违反根本原则的情况下，给处在弱势状态的人一点发泄的空间，不仅不会动摇自己的强势地位，反而会因为以德服众而让人加倍服从。换个方向来说，如果因为一点瑕疵而采用强制手段压制弱势，被逼到山穷水尽的人可能会为了生存而最后一搏，产生更大的冲突。
倘若身在强势，但却时刻担心失去强势的状态，那么可以肯定的说，此时的强势只是表象，在心理上该强势已经转变成了弱势。倘若以为身在强势而又一味专横，那么该强势也会因为弱势反抗数量的不断增加而发生质的逆转，最终成为弱势！而中庸之道则讲究退可守、进可攻，但却引而不发静观其变，进而适时因事利导，如此作为才能真正保持强势状态不被轻易动摇！
中庸的处世方式，最终的目的在于缓和矛盾。在不违反各人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它象一道润滑剂，把人与人之间因棱角的摩擦而可能产生的矛盾及时化解；它能摒弃太过极端的做法和偏激的思想，从而让我们少生许多不必要的烦恼；在可能的冲突中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及时保护好自己。正是这种所谓宽广的胸襟和“大智若愚”的智慧，让我们在莫测的世事沧桑面前处变不惊，左右逢源。这便是中庸之妙！ 不平衡中的平衡术
孔子的“中庸之道”，本是对世界和人生的一种态度，主张不偏激，不走极端，保持温和，防止的是由于由量到质的巨变而付出的沉重代价。对人，讲究身心的和谐；对社会，主动社会的安定。但是，这样一种孔子眼中“天地之大道”，却被后人从另一方面加以发挥，成了一些人的处世哲学和把玩人际关系的“驭人之术”，并深深地积淀在华夏几千年的文化中。翻开中国文化的词典，不知充斥着多少类似“明哲保身”、“枪打出头鸟”、“少管闲事”、“左右骑墙”的俗语。正是这种对“中庸”的庸俗理解，中国文化在显示出其高尚和深刻的同时，也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完成了由“道”向“术”的蜕变。也正是这种蜕变，使得中国人成了鲁迅笔下的“冷漠者”，成了胡适笔下的“苟且者”。
在这方面对“中庸”的发挥，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被我们津津乐道的“平衡术”。
所谓的“平衡术”，也就是把自己所能掌握的多个方面的人脉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使之发挥最大效用为自己所用。在这里，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平衡”，不能让一方占据上风，而是让其相互牵制，从而让自己能够坐山观虎斗，爬在桥头看水流。比如一个高明的帝王，绝对不会偏执于是非善恶，而是让各种人才尽可能地发挥最大效用。所以，他们忠臣也用，奸臣也用，而且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用忠臣来牵制奸臣，用奸臣来遏制忠臣，从而达到稳固自己权力的目的。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个善于玩弄这种驭人之术的高手。史书记载，唐太宗很重视李绩的能力，希望他助太子。晚年的时候，他对太子说，李绩是人才，你应该重用他，但你对他无恩，我先贬他，待你登位后，立即起用他，升他的官，他必为你效死力。果然这一招甚是有力，日后便成为历代用人不传之秘。
《清史》记载，顺治皇帝离世之前，把康熙确认为自己的接班人。但当时的康熙只有８岁，必须要找大臣辅政。找什么样的大臣呢？康熙确实动了一番脑筋的。如果找皇亲国戚辅政，但又怕他们坐大多权，危及皇位。到皇室意外去寻找，又怕他们不和小皇上同心同德。经过一番挣扎，顺治最后找来了四位自己对其有恩的大臣，并委以辅政之大权。这四个人分别是索尼、鳌拜、遏必隆和苏克沙哈。这四个人自然感激涕零，一同发誓：誓协忠诚，同生共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而且还强调，不私下与诸王贝勒等府往来，不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大恩。他们四人的誓约，当然有诚意，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一个监察制度，或者是在他们之间制造一种平衡，才不会诱惑他们四人越轨，为康熙的亲政争取时间。
在四个顾命大臣之间维持平衡的正是那位大清朝了不起的女人——孝庄太皇太后。孝庄的精明在于，她没有来个垂帘听政。据说当时也有人劝她垂帘听政，但她坚决拒绝。因为她不居其位，所以不会变箭靶，出了政治不平衡的时候，她反而可以潇洒而又主动地处理问题。如果她好虚名而居其位，她肯定是居虚名而受实祸，会处处受制于人。
由于孝庄的努力，四位顾命大臣最初是平衡的，但索尼一死，鳌拜便立即扩大实力，他首先收买了遏必隆，因为这个人见风转舵，容易对付。另外一个苏克萨哈呢？他和鳌拜对抗，极力树立自己忠贞的形象，表明自己是为了国家而对抗鳌拜的。其实，他的目的也是为了多权，不过是走了一步险棋，以为靠所谓的忠心，变可以得到朝廷的支持打倒鳌拜。可是苏克沙哈打错了算盘。因为当时鳌拜的力量过于强大，康熙还未成气候，斗不过鳌拜。为了赢得时间，孝庄最后只好借苏克萨哈的人头一用，助长了鳌拜的骄傲和自大狂妄，并最后用他的嚣张打倒自己。
果然是一着高招，孝庄因此而换来几年时间，培养了康熙的实力，最后战胜了鳌拜。这也是在不平衡中的平衡术。看来，对那些深喑平衡之术的人来说，他们的眼里没有是非曲直，更没有忠奸善恶，唯一需要的就是不让任何一方独大，威胁自己的安全。而这种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得不说了受了阴阳思维的影响。
也正因此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奸臣。小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奸臣嘴脸的时候，恨不得杀之而后快。长大以后才渐渐明白，当时的君主何尝不知道他们是奸臣？他们无恶不作，擅权独断，为什么不杀之后快？其实，问题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否则，奸臣早就不存在了。恰恰相反，大凡奸臣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却都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高力士之于唐玄宗，秦桧之于宋高宗，魏忠贤之于明熹宗，和王申之于清高宗都是这样。大伙都说你坏，皇帝也说你坏，那是恶臣不是奸臣。奸臣的特点是无论他做多少坏事、害多少人，他都会被重用、被提拔，都会讨得皇帝的欢心。皇帝糊涂吗？不是的。历史上的大部分皇帝对忠奸是有着最为基本的判断的，他们知其奸而用奸，是有其理由的。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理由估计就是平衡。从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皇帝喜欢忠臣，但忠臣有时确实让皇帝很难受，圣明如唐太宗被魏征犯颜直谏惹恼了，回到家中都会恨恨地说：“这老不死的，总有一天我要宰了他！”忠臣得天下之正道与天下之人心，有真理又有群众基础，免不了对皇帝的权威与尊严构成莫大压力，一旦压力过界，奸臣的作用便有了。这时，奸臣就好似皇帝放出的一条狗，小者可以让忠臣疲于应付，重者可以让其送命，最后的结果是给忠臣以警告，让皇帝很好驾御他，别以为自己是忠臣就翘尾巴。忠臣被害死了，也可推到奸臣身上去，不会损坏皇帝的圣明。许多人认为自古忠奸不两立，他们没有看到，从皇帝的角度讲，这忠奸恰如硬币的两面。正因为此，每个朝代好像都有奸臣，《宋史》的编纂者还专门为奸臣写了传记，名之为《奸臣传》，不得不让我们深思。其实，奸臣的存在，正是统治者手中的一颗棋子，它的作用并不在于为国家出力报效（他们也没有这么做），而是牵制忠臣，防止忠臣蜕化成奸臣。通过两股力量互相制衡，皇帝的政权才得以稳定，才能高枕无忧。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不能不说里面蕴含着中国人的大智慧。但是，这种驭人的“平衡术”是通过内部“互相残杀”的方式来换取整体结构所需要的平衡的权术。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是一种致死的疾病，而非良性的互动和稳定。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整个结构系统暂时的平衡和稳定，是通过带有大面积杀伤力的“内耗”为代价来实现的，从长远来看，它则有着难以计量的负面效应。尤其是当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纳入到整个民族的生存模式当中去的时候，更是成了挥洒不去的阴影。诸葛亮总结历史教训是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倾颓也”。但是智者的告诫总是显得自作多情，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因为几个人的呐喊而改变方向。一切寄托于个人的好恶，一切依靠人的自觉，而没有一个民主性的政治体制，奸臣就会大有市场，总能被提拔被任用。以此观照历史，从秦汉到明清，每个朝代莫不尽然。 上善若水，贵柔守雌
上几年流行一句话：“做人要厚道”。其实“厚道”是一种品质，不能形象地道出中国人的思维特点。真正体现国人思维特点的是：“做人要低调”。所谓低调，就是不骄横，不恃强，而是守弱势，居下位。这里的“守弱势”、“居下位”未必是真的弱，真的居他人之下，而是一种姿态。正如孔子的中庸之“道”由一种修身之法蜕变为一种人际交往之“术”一样，老子的“无为”思想也由一种追求洒脱的人生境界演变为一种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君人南面之术”。在这里，已经不是“无为”的人生境界，而是“无为而无不为”的策略和手段了。
如果说孔子看重的是阴阳之间的平衡，那么老子关心的则是阴阳之间的转化。孔子主张要把阴阳维持在“中庸”的平衡状态下，那么，老子则主张不做作，不粉饰，顺应天地大道的运转和阴阳变化，反对“人为”和“强行”。所以老子说：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滋润万物但不与万物相争，所以像水这样的品格最接近于 “道”。老子说他有三件宝贝，持而守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里的“不敢为天下先”就是低调，就是守弱势。不如此，就无法顺应阴阳转化，无法顺应大势所趋，无法顺应大道流行。但老子又认为，所谓的“无为”也不是什么也不做，坐在那里等着天上掉馅饼，而是“无为而无不为”。我们没有看到水吗？看似柔弱，其实却隐含着巨大的力量。天下没有什么事物比水更柔弱的，但天下很多坚硬的东西恰恰是水攻破的。唯有水，才能“以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唯有水，虽然“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或“驰骋于天下之至坚”，但却能随方就圆而不争胜好强，是谓“不争”也。
老子这种“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对中国人的处世的原则和态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是“上善若水、贵柔守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处世观。做人要低调，是因为“太刚则废”，枪瞄准的往往是那些“出头鸟”。而这种“委身以自保”的思维正是来自于道家对阴阳思维的发挥。
做人要低调，进可谋取功利，退则可以保身。相反，飞扬跋扈、盛气凌人，下场往往都会很惨。轻则身败名裂，重则身首异处。还是说一说唐朝那位著名的将军郭子仪吧！郭子仪是唐朝大将、宰相。初为太守、节度使。平定“安史之乱”，功绩卓著，声名远扬，赐“尚父”，加进太尉、中书令，可以说位极人臣。虽说“高处不胜寒”，但郭子仪却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品质在明争暗斗的名利场中保存了自己，在伴君如伴虎得官宦浮沉中善待了自己。归根到底，他靠得就是低调。郭子仪一生处处示弱，做人低调，最后才得以终其天年，寿终正寝。
关于郭子仪，有这样一个故事：说郭子仪的王府自落成后，每天都是府门大开，任凭人们进出，郭子仪不准府中人干涉。有一天，郭子仪帐下的一名将官要调到外地任职，特来王府辞行，他知道郭子仪府中百无禁忌，就一直走进了内宅。恰巧他看见郭子仪的夫人和他的爱女俩人正在梳洗打扮，而王爷郭子仪正在侍奉她们。她们一会儿要王爷递手巾，一会儿要他去端水，使唤王爷就好像使唤奴仆一样。这位将官当时不敢讥笑，回去后，将官便把这情景讲给他的家人听。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没几天，整个京城的人们把这件事当作笑话谈论。
郭子仪听了倒没有什么，但他的几个儿却觉得大丢王爷的面子。他们相约，一齐来找父亲，要他下命令，像别的王府一样，关起大门，不让闲杂人等出入。郭子仪听了，立即制止。她说：“我敞开府门，任人进出，不是为了追求浮名虚誉，而是为了自保，为了保全我们的自家性命。”儿子们个个十分惊讶，忙问这其中的道理。郭子仪叹了口气，说：“我现在官做大了，皇上本来就不信任我。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紧闭大门，不与外面往来，只要有一个人与我郭家结下仇怨，诬陷我们对朝廷怀有二心，就必然会有专门落井下石、妒害贤能的小人从中加油添醋，制造冤案，那时，我们郭家的九族老少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这是明白祸是如何产生、又如何去消除的道理。郭子仪具有很敏锐的政治眼光，他善于忍受灾祸，更善于谨慎接受幸运和荣宠，深谙中正平和、不变不惊的明哲保身道理，所以才能四朝为臣而不倒。
做人如此，谋取功利也是如此，强出头者必定失败。秦朝末年，天下大乱，诸侯相约：先攻入咸阳者为王。结果，刘邦第一个攻进了咸阳。进入咸阳城后，刘邦就被城内那些数不尽的金银财宝和掩护缭乱的美女吸引了，恋恋不舍，不想离去。这个时候，樊哙警告他说：“你如果想当一个财主，就留在这里；但如果你想要得到整个天下，就应该马上离开这里，免得成为众矢之的。刘邦虽然市侩出身，但却听劝得很，结果退出了咸阳，向项羽示弱，居下位，暗中凝聚力量，最终拥有了天下。朱元璋也是如此。在元末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起义军四处揭竿而起。许多人打了几场胜仗就忙着称孤道寡，迫不急待的选妃建都，大封亲族。而朱元璋，则接受谋士的建议，暂缓称王。因为他深知，尽管自己有了一定的实力，但称王只会引来别人的嫉妒不满，容易受周围的起义军及元军进攻。而称王，看似风光，其实没有多大用处。称王有许多条件自己都未具备，而这些条件又是必须的。不称王，缓称王，还可避免其他势力注意，使其他势力关注于争夺未知的虚名互相消耗实力，自己则避之。将来条件基本后，称王则是理所应当的。放弃了看似“有”实则“无”的虚名，转而经营实实在在的其他人看不到的“有”，最终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三国时期的曹操也是深明其中的利害。所以，尽管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始终是自封丞相，不敢弃汉献帝而自立。而当孙权写信来称他是皇上的时候，曹操不但不高兴，反而冷笑道：“孙权这小子，是把握放在火上烤阿！”。称帝很简单，穿上龙袍，封赏一下手下的臣子，再改改国号就可以了。但问题是，一旦如此，“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就消失了，一旦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撤掉，就会成为别人借以非难的借口，大难之日不久矣。正因为此，曹操到最后也没有称帝，他自己说的明白：“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如果天下是曹家的，面南背北的人还是让儿子去做吧！ 在几何学上有一个公理：两点间直线最短。也就是说，将两点连接在一起，直线的距离是“最经济”的。这种思路也形象地道出了西方人的直线思维。所以西方人很重视“规矩”，所有的人都要按“规矩”办事。对国家而言，最大的“规矩”就是法律；对个人、团体而言，最大的“规矩”是契约。总之，整个社会都要纳入“规矩”，杜绝人情，杜绝偶然因素，以实现访方面面的“最经济”。
而受“阴阳”思维的影响，中国人的“规矩”意识却是淡泊的。阴阳相反相成，变动不居，且互相纠缠，弯弯曲曲，哪里会有以不变应万变的“规矩”呢？即使有“规矩”，也应该是因时而变，因地制宜，怎么会直来直去，不讲变通呢？西方人说“两点间直线最短”，我们中国人则说“欲速则不达”，两点间最短的恰恰不是直线，看似“最经济”，可能离目标会越来越远。而最有效的，恰恰是那条弯弯曲曲的迂回的道路。
所以，我们中国的智慧最讲究迂回——歪曲着前进。歪曲是策略，前进是目的，迂回之术可以说刚柔相济的贴切运用。远行之人，前有高山挡路、石头绊脚，自然会想办法绕过去，或动脑筋另辟蹊经。这种做法应用在人情世故里，便是绕着圈子达到目标：有些话不能直言，便得拐弯抹角地去讲；有些人不易接近，就少不了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搞不清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要投石问路、摸清底细；有时候为了使对方减轻敌意，放松警惕，我们便绕弯子、兜圈子，甚至 “顾左右而言它”， 将其套牢。
文化大师林语堂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求人办事，从来不会像西方人 “此来为某事”那样直截了当开题，因为这样很不风雅。如果是生客就更显得冒昧了。中国人向来讲究在“察言观色”上做文章，就像写八股文一样，有着承转合的优美。不仅有风格，而且有结构，大概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是谈寒暄、评气候。诸如“尊姓”，“大名”，“久仰”，“夙违”及“今日天气如何”皆属于此类。林语堂称之为气象学的内容，在此起“来则安之位安而后情定”的作用，即联络感情。这些内容在人们的生命空间中确实也有很大的共同性，不至于遭到抗拒。
第二段是叙往事、追旧谊。这就更深一层了，要从大众皆有的生命空间过渡到彼此较为特殊的那一块，是深入的过程。林语堂戏称之为“史学”。“也许有你的令侄与某君同学，也许你住过南小街，而他住过无量大人胡同，由是感情便融洽了。如果，大家都是北大中人，认识志摩、适之，甚至辜鸿铭，林琴南……那便更加亲挚而话长了”。这一段做得好，双方感情可能会有真正的融洽。
第三段是谈时事、发感慨。这可是政治学了。“感情既洽、声势斯壮”，于是便可联手出击，可进入侃的境界。纵横的范围甚广，“包括有：中国不亡是无天理，救国策，对于古月三王草将马二弓马诸政治领袖之品评，等等。连带的还有追随孙总理几年到几年之统计。比如你光绪三年听见过一次孙总理演讲，而今年是民国二十九年，合计应得三十三年，这便叫做追随总理三十三年。”这一段做得好，感情更为融洽，声势又壮，甚而至于相见恨晚，到了两胁插刀的程度。至此，可认为到了陡然下笔，相机言事之际。
于是，这第四段就叫经济学——奉托“小事”。可客气地起立，拿起帽子，然后兀而转来道：现在有一小事奉烦。先生不是认识某某吗？可否请写一封介绍信云云。这一段要自然随意，不给对方造成很大的压力或使对方觉得自己该欠他多大之情。而是要利用前叙铺垫，陡然收笔，总结全文。
这种迂回之术，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兜圈子”。看似简单，复杂，其实中国人早已运用的如火纯青，登峰造极。凡是深得此理的人，则会左右逢源，到什么地方都招人喜欢。而那些不善于此道的人，则被我们称之为“一根筋”、“直肠子”、“碰到南墙不回头”。定会四处碰壁，没有好的人缘和人际关系。这种处世观，这种“迂回与进入”的思维，正是那个“阴阳鱼”所打造的。
再讲一个故事。据史书记载，明代嘉庆年间，有一个“给事官”名叫李乐。此人刚正不阿，清正廉洁。有一次，他发现科考舞弊，立即写奏章给皇帝，皇帝对此事不予理睬。他又面奏，结果把皇帝惹火儿了，以故意揭短罪，传旨把李乐的嘴巴上贴上封条，并规定谁也不准去揭。封了嘴巴，不能进食，就等于给他定了死罪。这时，旁边站出一个官员，走到李乐面前，不分青红皂白，大声责骂：“君前多言，罪有应得！”一边大骂，一边叭叭地打了李乐两记耳光，当即把封条打破了。由于他是帮助皇帝责骂李乐，皇帝当然不好怪罪。其实此人是李乐的学生，在这关键时刻，他“曲”意逢迎，巧妙地救下了自己的老师。如果他不顾情势，犯颜“直”谏，非但救不了老师，自己可能也难脱连累。
这个方法的使用真是巧妙至极。李乐不懂得人际对局过程中 “润滑当先”的道理，不懂得迂回之术，连自己的学生都不如。
中国是一个注重人际关系的社会，但中国又是一个不讲太多“规矩”的社会。当没有了外在约束，一切都要靠人的“脑袋”的时候，如何处世确实就是一种智慧了。西方人讲规矩，你再有这种智慧也没有用，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施展的空间。因此，与其说西方人的“契约意识”没有滋生中国式的这种处世智慧，还不如说，西方人的这种“守规矩”的精神取消了中国的这种智慧。相反，信奉“阴阳”思维的中国人对“规矩”很不感冒，中国人也不相信“规矩”，这就为中国式的处世智慧搭起了一个施展的舞台，提供了一个发挥得空间。在中国，人不可不讲究迂回，无迂则不亲和，不亲和则会孤立，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是历史反复证明了的。 承担不起的“内耗”
在这一讲里，谈到中国文化“劣根性”的时候，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内耗”。无论是处世中的“迂回之术”，还是驭人中“平衡术”，带来了都是体制和整体内部的相互消耗。这种“互相残杀”，使得中国人的眼睛很少去关注外在的世界，很难去培养优良的品质，他们仅有的特长就是钻营人际关系。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好像很难有为真理而献身的超越精神，更没有遵守“规矩”的严谨精神，但他们却都是玩弄人际关系，讲究博弈对局的高手。当外在一切完全失效，一切“规矩”面临坍塌，完全以人力面对局势的时候，西方人是无法与中国人比的。但是，我们的优势似乎又是劣势。自古至今，不知有多少人把全部的精力和才力都用在了这种内部人际关系的周旋和博弈中了，造成了中国社会大面积的“内耗”甚至“内讧”，从而丧失了向外突破和创新的能力。这也许正是中国社会的千年之弊。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
我亲身考察过世界上绝大多数伟大文明的遗迹，一次一次在废墟上深思。我觉得，它们表面上都衰败于外来的战争，其实大半都衰败于自身的遗传疾病。遗传疾病是埋藏在自己身上的敌军，却很少引起警惕，因此往往是难于自救。
据我观察，除了希腊的克里特文明几乎完全是毁于火山爆发之外，古埃及的遗传疾病是保守，古巴比伦的遗传疾病是残忍，古波斯的遗传疾病是奢靡，古印度的遗传疾病是蹈空。它们当时都没有引起警惕，甚至都把疾病当作了优势。中华文明的遗传疾病是什么呢？是内耗。去年我在联合国召开的世界文明论坛上发表演讲，论述中华文化是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文化。
“内耗”这个词很扎眼，好像很贬义，潜台词好像是“窝里斗”。其实这正是问题的一方面，它的更积极地一面是：中国文化中的“阴阳”思维使得国人对于人的社会性有着敏感的自觉，以至于没有向外超越的兴趣，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成人之道”上。而所谓“成人之道”，主要体现在社会关系上。所谓“成人”，不过是成为社会文化所认同的一个个体罢了。当然，除了这种“阴阳鱼”式的思维以外，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非常强调人伦情感。这使得中国人特别重视以血缘生殖为纽带的人际关系。一方面要发自内心地 “亲亲、尊尊”，另一方面则要表现为“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前者是个人的情感寄托，后者是社会的秩序和规范。二者辩证统一，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质。正是这种价值观和“阴阳”思维的结合，才使得中国人表现出极大的“世俗性”。而重视情感、强调“阴阳”思维又使得中国人排斥外在的规矩，一切都要靠自觉，厌恶外在的循规蹈矩，致使中国人缺乏真正意义的契约精神和法律意识。于是，对于人际关系的处理，便只能发挥智慧了。所以，中国人除了《孙子兵法》以外，还有一部看不见的“治人兵法”。前者用于了两军对垒，后者则成了帝王将相密而不传的“武林秘籍”。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珍珠和泥沙混杂，精华与糟粕同在。我们不能因为一种文化在一个方面表现得过于肮脏，就全盘否定这种文化，而看不到其表现出来的积极一面。因为所谓的优势，正是它的劣势，反之亦然。正如对对阴阳思维和人伦关系的强调，使得中国人的价值理想不在于玄思冥想当中，不在于对宇宙的思考当中，就在于当下的生活中，当下的人群中，使得中国人有着积极的入世精神。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很形象地表达。中国人从来不需要任何神的旨意就能坦然面对生死，也唯有中国人为了民族的事业和家国天下能够义无反顾，抛头颅、洒热血，演绎而成了一首壮烈而不朽的诗篇。
但我们的文化太强调道德自觉了，以至于忽视了规矩，忽视了人和人之间的契约。中国人自古就不是“亲兄弟，明算账”，而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切都要讲道德，一切都不能离开道德，于是道德成了挥舞在人们头上的“大棒”，成了鲁迅笔下的“吃人的礼教”，于是人们被迫打起了道德幌子，钻营在人际关系之间，把所有的才力和精力都用在了围绕着“道德”做文章的人际关系的斡旋上，最终演化成了权谋之术和勾心斗角、，使得社会这一组织结构内部的各元素相互抵消，相互抗拒，造成了内耗和整体效能的下降。这也正是中国文化没有科学传统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国在近代遭人侵略的主要根源。
余秋雨先生所说的“内耗”，是中国文化的衍生出来的“毒瘤”，是中国文化的“致死的疾病”。正如赛义德在著名的《东方主义》这本书当中曾经引过约翰?布坎在一九二二年所说过的一段话：“中国有几百万最好的头脑，却被空洞花哨的玩意儿闹得毫无创意。所有的努力加起来都是一场空，因此全世界都在耻笑他们。”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使全世界没法再耻笑了，但是中国文化的内耗本性却没有从根本上消失。就连完全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论的梁漱溟先生，他在晚年也承认：按中国传统文化的程式，再过多少年也造不了飞机和卫星，因为我们的文化走了岔道，没有把心思放在物质文明上，而是放到了人际关系和人伦关系上了。
以德配天的阴阳五行说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看重“运数”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指出，中国几千年都没有在数字上下过功夫，都没有“精确化管理”和“数字化管理”的意识和实践。这估计是中国几千年积弊之一。但仔细想来，这种没有“精确化”和“数字化”的深层原因就在于阴阳五行说所导致的思维定势和循环论。阴阳相生相克，五行循环往复，使得中国人特别看重“运数”，而不注意量的精确考查和逻辑的推理和实证。一方面，这种思维特别强调从整体上看问题，注意从运动中和联系中看问题，强调从宏观上把握世界，越来越被其他民族的文化所终始。而另一方面，这种思维所表明的事物的变化和联系的方法是一种机械的、封闭的循环运行，带有宿定论的色彩。它不能具体地描述各种运动、变化的规律，也不可能正确地揭示事物联系、变化过程的物质原因，只是神秘地、抽象地脱离具体条件、具体过程讲变化、联系和相互作用，最终还是被封建统治所利用，打上了“奉天承运”的外衣，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循环中，使得我们的民族在几千年中都没有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循环往复的“五行”
如果说“阴阳”代表中国人的运动观和变化观，那么“五行”一开始则是作为中国人的“物质观”而出现的。而到了最后，“阴阳”和“五行”结合在了一起，即代表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也蕴含着一种方法论。
五行学说也是对世界的一种猜测。但这种猜测主要是从“物质”方面入手，揣摩这个世界到底少由什么材料构成的。西方也曾经出现过这种所谓的“朴素唯物论”。比如，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就说:：水是世界的本原；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才是世界的本原。看来，对于自己生活的世界在物质材料构成方面的猜测，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本性。但有一点是不同的：中国人总是把运动变化的原则蕴含在材料元素之中，而不像西方人在元素之外还要另外去找运动变化的原因。比如，水是世界的本原，那么，水又是如何变化而成万物的呢？这一点，泰勒斯必须另外再去说明。而五行说就不同的，五行相生相 看不见的经络脉象——中医眼中的“身体”
但在中国人眼里，人不是机器，而是一个场，一个棋盘。人的器官好比棋盘的上的每个棋子。对中医而言，重要的是盘活“身体”这盘棋，而非计较棋盘中的每个棋子。所谓“善弈者谋局，不善弈者谋子”。只要这些棋子能够互相配合，协调有序，身体就是健康的；否则就是病态。因此，中医在“阴阳式”思维的影响下，重视的是身体的机能结构，而非各个器官。正如棋子离开了棋盘没有任何意义一样，身体上的每个器官单独拿出来没有任何意义。从这种“重结构、轻元素”的立场出发，中医建立了与西医完全不同的病学理论。中医没有细菌理论，但却讲究寒热、虚实。中医没有把导致疾病的原因归结为某种单纯的病原体，而是将其看作是身体各机能关系失衡的结果。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说的那样：“阴盛而阳虚，先补其阳；后泻其阴而和之。阴虚而阳胜，先补其阴，后泻其阳而和之”。
正是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中医很注重养生。养生之道在于取消疾病发生的根源，是一门更高的医术。而等到病入膏肓再去治病，这样的医生也许只是三流。有这样一个故事：扁鹊是战国时代的名医。他的医术很高超，很多疑难杂症，扁鹊都能手到病除，因此扁鹊的名声大噪。相比之下，他的两位哥哥就有点“名不见经传”了。一天，魏国的国君文侯问扁鹊：“听说你有兄弟三人，都会行医，哪个水平最高啊？”扁鹊说：“我兄弟之中，我的水平最差，大哥的水平最高。”文侯很奇怪：“为什么你的水平最差却名气最大呢？”扁鹊说：“大王有所不知，我大哥可以在病人生病之前，就可以看出病人所生之病，并给予适当的治疗和提醒，病人就不会生病。由于大哥治病在病人病症发作之前，病人并没有确实的体验到疾病所带来的痛苦，所以病人就不会觉得我大哥会治病。二哥技术比大哥稍差，它只能在病人发病之后，在病情深入发展以前给病人治好，所以病人以为我二哥只会治小病。而我的水平，只能在病人并入膏肓的时候才能为其治病，所以，大家看到的都是我治好的疑难杂症，觉得我的医术最高，所以我的名气才最大！
《史记?包公传》中也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一妇人，常有腰背疼痛并伴有畏寒发热，名医淳于意诊断属于“内塞”，病因是由于“欲男子而不得”所致。清代也有因10年未过性生活以致有神经症表现的男人，名医徐灵胎的处方是“命与妇人一交”。所以，在中医看来，所谓的病证不是病毒侵入了人的身体，而是阴阳失衡。上面这两个例子中的女人和男人，是因为长期没有性生活而导致了阴阳失调，内分泌紊乱，才表现为一系列的外在症状。而对于这种病的治疗，也不是从线形思维出发，用一种物质（如抗菌素）来消灭另一种物质（如细菌），而是从“阴阳”关系入手加以治疗。所谓的“欲男子而不得”和“命与一妇人交”，就是要通过男女之间的交配达到阴阳的平衡。不如此，失去平衡的身体机能就无法恢复常态。
之所以此，有人认为，吃中药的意义在于吃阴阳，而不是吃元素。这话很有道理。中药的配制和西药的使用方法完全不同，它不讲究“提纯”，而是重视“配伍”，即因地、因时、因人、因症而不断地调整配方，使阴阳有变而无定法。所以，很多研究中医的西方人试图通过分析中药中的化学成分来探究中医治病的原理，往往无功而返。因为中医中根本就没有“以不变应万变”的药方，视野中更没有一模一样的病人。想要在里面找到“一劳永逸”的治疗方法，简直是痴人说梦。也正因为此，中医的这种理论使其很难进入实证性的、普适性的现代科学形态，经验色彩较浓。纵观我国历史上的那些著名的医学理论，到最后仅仅是一些药方的汇总。比如《本草纲目》，记载了两千多个药方，但却没有所谓的病理学。究其原因，正是中医所信奉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思维观念决定的。
中医不仅重结构、轻元素，而且还重功能，轻器官。虽然《黄帝内经》在“灵枢”一篇中也谈到了解剖问题，但其建立起来的中医理论，却不像西医那样严格地以解剖学为基础。但其所建立起来的中医理论，却不像西医那样是以严格的解剖学为依据的。中医也有“藏象”理论，但其所谓的“五脏”、 “六腑”则不能与西医的种种器官等量齐观。以五行学说相比附，中医主张肝、胆配木，心、小肠配火，脾、胃配土，肺、大肠配金，肾、膀胱配水。这是由于，木的性能是向上舒展的，故与肝、胆善于疏散的功能相同类；火的特点是炎上的，故与心和小肠开窍于舌、发赤于面的特点相等同；土为生长万物之母，故而比做具有消化和吸收功能的脾、胃；金能发出声响，故而犹如上下鼓动的肺和大肠；水则具有向下流淌的特点，故而与具有排泄功能的肾和膀胱相比附……。由此可见，中医的“五脏”、“六腑”主要是从功能而非器官入手的（六腑中的“三焦”甚至没有与西医相对应的器官）。说到底，中医所赖以支撑的思维结构——“阴阳”本身就是功能属性而机器上的零件。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五脏”为阴，“六腑”为阳；而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无论是 “五脏”还是“六腑”，它们之间又各有其阴阳互转、相生相克的辩证关系。正如“灵枢”篇中所说：“阴中有阴，阳中有阳……内合于五脏六腑，外合于筋骨皮肤。故内有阴阳，外亦有阴阳。”
看来，在中医的眼中，人的身体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场”，对于人体健康真正具有意义和影响的，不是这些器脏的实际结构，而是其相互之间的功能关系。其中蕴含着诸多“阴阳不测谓之神”的秘密，根本无法找到对每个人都适用的医学规律，也无法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 中医算不算科学——取消中医的背后
清朝末年，西方凭借着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西方的思想观念伴随着他们的科学技术一起涌进了中国，其中就包括西医。
西方的坚船利炮早已经让我们见识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威力，我们的大刀长矛挡不住他们的枪林弹雨，我们的武术无法击敌于数尺之外，我们的血肉之躯也无法和炮火相抗衡。所有的这些，让我们无法不正视，无法不面对。于是，在我们民族的内心深处，出现了普遍的生存焦虑和一层浓厚的自卑感。
否定中医的呼声就是在这样一种自卑感极重氛围中喊出的，原因很简单，当我们把中医当作科学来对比中医的时候，发现中医根本就不是西方的那种实证科学。无论我们用多大倍数的显微镜，我们也看不到“阴”和“阳”，无论我们怎么把人的身体进行解剖，也发现不了穴位，而那些所谓的“丹田之气”也是不知在无何有之乡！
所以说，一定要以科学的观点看，中医显然是没有根基的。中医理论根本就不是按照线形因果思维建立起来的，而且也不能用实验的方式进行实证研究。但问题是，线形因果思维真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吗？我们不否认，中国文化中的“阴阳”思维渗透到人生、自然、社会的各个领域，在体现中国文化独特智慧的同时，也造就了很多迷信和糟粕。但西方的线形因果思维渗透到人生、社会、自然的各个领域，就没有形成糟粕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西方把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都纳入到了科学的解释框架，试图用科学解释一切，也出现了难以回避的尴尬。科学也许能用来解释“冷冰冰”的事物，但却无法解释“活体”的生命。正如我们所引用的康德那句话：“给我物质，我能撬起整个宇宙，但是科学定律连一个毛毛虫的生命运动都不能解释。”中国的阴阳思维，对“活体”一直充满着人文关怀，而不像西方人那样把什么都看作“对象”，看成“工具”，这种思维在社会领域内广泛应用，形成了兵法、谋略、艺术等中国特有文化瑰宝，但是，当中国人也运用这种方式来思考自然界时，就出现了 “天人感应”之类的封建迷信。所以说，无论是西方的线形因果思维，还是中国的阴阳思维，都有自己所适用的范围和界限，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是“霸权”，就是“僭越”。西方的科学思维是如此，中国的阴阳思维也是如此。
但是，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我们中国人对西方的一切都表现出了狂乐得热情。尤其是对西方的科学，简直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另一方面，我们却无情地抛弃了自己的文化，抛弃了自己的智慧。不相信，我们就去看一看电视上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广告，不是补锌，就是补铁，好像我们中国所有的人忽然间都缺乏营养了。而这种吃“铁”、迟“锌”的逻辑恰恰是西方的思维。我们忽视了整个身体的平衡，而疯狂地进补，最后往往适得其反，不但没有使身体更健康，反而伤害了身体。
当然这里面也有商业运作的成分。一些商家抓住国人迷信科学的心理，在进行大肆宣传的同时，也开始展开了“威胁”。比如怀孕，就有人威胁我们：“女人怀孕了要吃叶酸，如果不吃，肚子里的孩子就不会发育好，搞不好就是畸形”。面对这样的“威胁”，我们吃不吃？我们完全处于弱势，也许不得不吃。
因为迷信西医，我们在生活中闹出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有很多“闹剧”还转化成了悲剧。比如，很多人为了减肥不吃饭，结果虚脱而死。这样的悲剧估计每年会出现很多例。还有很多人用西医的疗法去美容、去美体，用进口的化妆品，做“丰胸”之类的手术。对于这种现象，与其说是无知，还不如说是对西医过分迷信。
前两天，笔者的一位朋友喜得贵子。孩子出生时8斤多，让朋友着实高兴了一回。在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妇女怀孕以后，摄入的营养越多越好；孩子出生以后，体重越重越好。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按照“阴阳互根同生，相反相成”的观点，人体的机能活动和人体的营养物质是一对矛盾体，无论哪一方占了优势都未必是什么好事。如果肚子里的生命吸收了过多的营养，势必会造成阴盛阳衰，影响婴儿出生后的机能活动。现代人总爱相互攀比孩子出生后的重量。你的孩子出生后只有5斤，我的孩子出生后却有8斤，于是就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孩子比别人的孩子健康。按照中医的理论，孩子出生后6斤多最恰当不过了，过于肥胖的孩子势必会造成“阴”（营养物质）盛“阳”（身体的机能活动）衰，影响孩子整个身体的机能。
中医中的阴阳思维固然有其缺陷，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限制了外科手术的发展。然而，人体诸机能的健康与协调是否像西医所理解的那样，都能还原为各个器官的完整与健全呢？恐怕也并非如此简单。“代偿”功能的普遍存在似乎已说明了这一点。比如，眼睛不好的人，耳朵往往灵敏。把人的身体分析成一堆乱七八糟的指标（去过医院化验的人估计都有这样的体会）进行个案研究，只能使得身体的整体性遭到破坏。也许，人体本来就是一个“黑箱”，并不是所谓的科学能够完全解释的。当我们以解剖学的方式将其“打开”之后，“黑箱”里的秘密便不复存在了。正如黑格尔作的那个精彩的比喻：“用分析方法来研究对象就好像剥葱一样，将葱皮一层又一层地剥掉，但原来的葱已不在了。” 阴阳不测谓之神
——从谋略、兵法看社会领域内的“阴阳”观念
医术和战术——孪生兄弟的不同命运
和中医的命运不同，中国“阴阳式”思维一旦进入到社会人生领域，就大放光彩，就连西方人也不得不佩服。西方人说我们的文化中没有产生出科学，但他们从来不敢说中国文化里没有产生出兵法和谋略。翻开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和中医一样大放光彩的是中国的兵法和雄辩之术。说起中国的兵法，我们很容易想到的就是《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说起雄辩之术，我们的脑海中马上就会浮现出战国时代的“纵横家”和那部专讲谋略的《鬼谷子》。据说，现在《孙子兵法》已经被翻译成了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更为甚者，有的国家还为大学生专门开设课程，讲授这门看似古老、但却常读常新的中国智慧结晶。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孙子兵法》被西点军校列为教学参考书。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洛杉矶时报》记者采访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时，发现其办公桌上摆着两本书：一本是《恺撒传》，另一本就是《孙子兵法》。美军进攻伊拉克的时候，每位士兵手里都备有一本《孙子兵法》，随时阅读，以备不时之需。可见西方人对中国古代兵法的热衷程度。
但戏剧化的是，《孙子兵法》、《鬼谷子》和中医其实同出一源，其思维方式都是来自《周易》，来自那个神秘难测的“阴阳鱼”图形，区别仅仅在于一个用于了自然领域，一个用于了社会认识领域而已。如果我们把《黄帝内经》和《孙子兵法》对比来读，就会发现它们的思维方式其实是相通的：
《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陈。《刺法》曰：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无刺病与脉相逆者。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与其形之盛者也；与其病之与脉相逆者也，”
——《黄帝内经?灵枢》
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
——《孙子兵法?军争》
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也。
——《六韬?军势》
在上面的文字中，《内经》直接引用兵法，可见已经把“医术”当成“战术了”，所谓的“刺法”也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兵法”。而《孙子兵法》中的一句“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明显是从治病救人的中医中得到了灵感和启发。而最后这段《六韬》中的话就更明显了。直接把两军对垒比拟为治病救人，所谓“善战者”和“善除患者”，其实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道理其实是相通的。
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比喻：中医和兵法其实是一个母亲的两个儿子。这个母亲就是《周易》。他们是一奶同胞，性格、脾气、智商几乎无甚差别，但他们走的道路不同，从事的职业有所差异，从而注定了他们在今天社会中不同的命运：中国的兵法是当今社会的座上客，备受青睐，人们不仅要从兵法中学习人生智慧，还要用于外交、商业等现实领域；而中医则非常不幸地沦为了阶下囚，被斥为封建迷信，一棒子打入了冷宫。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中又包含什么隐情呢？
其实前面我们已经隐约提到了。和线性因果思维一样，《周易》中所体现这种阴阳思维方式也有其适用的界限。二者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正确思维。当这种思维向自然领域渗透时，难免会产生一些迷信和糟粕，当精华和糟粕鱼龙混珠时，西方人自然将中医打入了冷宫，至少不会看作科学。而在社会领域就不一样了，社会领域是人参与其中的“地盘”，到处是“活体”的对抗，而不是像大自然那样的“死物”呆在那里等着我们去观察、去研究。正如下面这个图标所分析的，阴阳思维只能应用到人事社会领域才能发挥出威力，可是一旦应用到自然领域，就会出现悖谬，产生迷信。中医之所以不是迷信，就是因为人的“身体”并不是单纯的“自然物”，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场”，但是阴阳五行之术推导出来的“天人感应”之类的东西，就是迷信了。线性因果思维也是如此，它应用到自然领域，产生的是科学技术，但它一旦进入人事社会领域，就是教条了，必将压抑人的自由意志，把人可做按照既定程序动作的机器。
应用领域/思维模式 阴阳思维 线性因果思维
自然领域 封建迷信 科学技术
社会领域 谋略智慧 本本教条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一句著名的话：知识关乎自然，智慧关乎人生。什么是知识？知识就是人类在与大自然周旋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规律，它能够预测未来，为我所用。比如说，今天太阳从东边升起，在西边落下。我们看的久了，就进行了总结：太阳每天都从东边升起，在西边落下。于是，我们就靠这个知识来指导自己的生活起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说：知识关乎自然。但是，一旦涉及人的生活领域，知识就没有用了，因为知识一旦把人的生活纳入到自己的范围之内，就会出现尴尬，因为线性因果思维在这里完全失效了。比如爱情就不是科学，谈恋爱如果有所谓的“爱情学”的话，我们也无法从中总结出什么规律。因为对你适用的，未必对别人适用。
所以，与人相关的学问就不是知识了，而是智慧。还有现成的法则可用吗？肯定没有。因为你想把对方置于死地，对方也想将你打的不能翻身。这里已经是两个“活体”的对抗了，线性因果思维在这里肯定会遭到挫败，而阴阳互动、此消彼长的思维却派上了用场。正如谋略大师冯梦龙所说：“智慧没有固定的模式，以顺应时势者为最高。所以愚人千虑或有一得，聪明人千虑亦有一失。而大智之人遇事能应付自如，无需经过千思万想。他人取其微末，我则执其大端；他人看得近，我则觑得远；他人愈忙愈乱，我则以逸待劳；他人束手无策，我则游刃有余。正因为如此，所以难事遇到他就变易了，大事遇到他就化小了。他观察事物，入于无声息的毫芒之微；他举止行动，出入意想思考之外。”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是孟子说的话。意思是说：如果照抄照搬书本上那些教条般的知识，就不如没有知识。因为知识会让我们的思维形成套路，造成思维负担，最终作茧自缚。战国时期的赵括，把兵书背诵的滚瓜乱熟，连他的父亲赵奢都自叹不如。但又怎么样呢？长平一战。四十六万大军全军覆没，无一而还。近现代史上的王明，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是倒背如流，可惜就是不懂中国国情，处处吃败仗，如果不是毛泽东的临危受命，红军也几乎是全军覆没。兵法绝对不会有现成的理论，谋略也没有所谓的规律，只能是“运用之妙，在乎一心”。 《孙子兵法》的冷酷面孔（之一）
正是由于“阴阳式”思维的影响，中国社会各个领域无不打上了“斗争”的色彩。中国人把任何事情都愿意当作战争来看待。比如辩论，本是口舌之争，我们称之为“舌战”。《三国演义》中就有过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故事。商业领域中的竞争我们称之为“商战”。而最能代表中国式游戏的象棋和围棋，也是仿照“战争”来设计的。在法庭辩论中，起诉的一方发起的是进攻，辩护的一方是在防守……
当然，最能代表“斗争”的还是战争本身，其他的都是小儿科。因为，它牵涉的是生死存亡，远非其他形式的“斗争”所能比拟。战争，估计是人类最直接、最残酷的争斗形式了。当其他的一切手段都不能达到目的时，最后只能诉诸于武力。古人早就说过，兵凶战危，对国家而言，它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最后一种手段，它用实力说话，用流血的方式来最终强迫失败者臣服。战争的结局，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并且是用“生”与“死”、“存”与“亡”这种最惨痛的代价和最极端的选择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当你在战争中失败，必须接受“死”与“亡”的现实，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因此，国家的主宰者、战争的决策者，对战争问题不能有丝毫忽略，必须认真对待。正如《孙子兵法》所云：“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说到《孙子兵法》，估计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化理论化的军事著作了，素有“兵学圣典”之称。在我国历史上，《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据说作者为春秋末年的齐国人孙武（字长卿）所著，全书分为十三篇，是孙武初次见面赠送给吴王的见面礼。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汉书?艺文志》中则记载：“兵权谋家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也就是说，孙子在见吴王的时候，所献上的仅为八十二篇中的十三篇，见吴王后又著问答多篇。晚至唐代，流传的孙子兵法共三卷，其中十三篇为上卷，还有中下二卷。《孙子兵法》注家杜牧认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十三篇，是经三国时期的曹操之手删节的。
但无论是八十二篇，还是十三篇，对我们了解传统文化中的军事辩证法来说，都已经足够了。因为兵法本身只是我们进入战争智慧的“抓手”和“敲门砖”，而不是现成的理论和教条。正如《孙子兵法》中所说的：“微乎其微，至于无形，神乎其神，至于无声，能为敌司命”。也就是说，真正高明的将领不会迷信任何现成的理论，不会把任何法则当作万能钥匙，而是在当时的局势中，在敌我双方所展开的阴阳互动和转化中随机采取相应地战略，正所谓“相时而动，顺势而行”。不如此，就无法做到游刃有余，左右逢源。而这才是《孙子兵法》传授给我们的智慧，即什么也不要迷信，即使是《兵法》，它也仅仅是一个梯子，当我们登着梯子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就应该把梯子抛弃。
所以，在笔者看来，《孙子兵法》中最高的智慧并不是“兵以诈立”的战术思想，也不是“兵者诡道”的用兵法则，而是一种“阴阳不测谓之神”的“无形”智慧。翻开《孙子兵法》，最高明的战略就是“微乎其微，至于无形”，最高明的战术则是 “不战而屈人之兵”。所谓“微乎其微，至于无形”，是在告诉我们：在战争中切莫有“执著之心”。因为你一旦“执著”，必然有破绽，有破绽就有软肋，有软肋则战不能胜。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不费一刀一枪而平息战争，将战争化于无形。这估计是战争中最高明的战术了，因为这一思想已经是跳出战争来看待战争了。战争是在利益纷争面前迫不得已才采取的手段。既然如此最高明的战争则是没有战争。所以《孙子兵法》中说：“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奇胜，无智名，无勇功。”没有勋章的将军才是最好的将军，默默无闻的领袖估计才是最有智慧的领袖，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著名象棋大师于幼华曾经说过，要想在象棋对弈中取得胜利，办法不外乎两个：一是把对方将死，二是把对方的子全部吃光。乍一听，这话好像是废话，没有任何意义，其实，简单的两句话已经涵盖了象棋对局过程中的全部玄机。战争何尝不是如此呢？战争要取得胜利，办法估计也不外乎两个：一是让对方放下武器，主动认输；二是将对方的军队在肉体上予以消灭。前者是大战略，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后者才是具体的战术运用，是“以奇之兵”的阴谋诡计。既然是“存乎一心”，就没有所谓的普遍法则，所以要“神乎其神，至于无声”；既然是“以奇治兵”的阴谋诡计，也就没有固定的套路规矩。所以，“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有一位研究《孙子兵法》的资深专家曾经说：《孙子兵法》是两张面孔：一张面孔看似说了很多，另外一张面孔看似又是什么也没有说。确实如此，翻开一张面孔，我们细细体味，就会发现里面蕴含着无法穷尽的大智慧；而翻开另外一张面孔，确是如此地不实用!它无法像科学知识那样拿过来直接运用，对现实无法进行具体的指导。也正因为此，《孙子兵法》真是“誉满天下，谤满天下”。有很多人靠兵法打赢了很多战争，但更多的人则是受了兵法的拖累打败了战争。原因很简单，那些战败者把智慧当成了知识，把《孙子兵法》当成了教科书，把“阴阳不测谓之神”的“神”理解成了无往而不利的规律，哪里有不打败的道理？真是成也兵法，败也兵法。西施一笑，风情万种；而东施效颦，则是丑态百出。韩信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扭转败局；马谡凭借孤山，逞匹夫之勇，结果是全军覆没。知识是可以复制的，而智慧却不能照搬。
佛家讲，你要放下，就连“放下”的念头也要放下。《兵法》何尝不是如此？你也要放下，最后连《兵法》也要放下。 《孙子兵法》的冷酷面孔（之二）
两军对峙，兵戎相见，战争的双方常常并不处于单向制约的因果关系中，而是处于彼此消长，相互转化的阴阳关系中。正如范蠡所说的那样：“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在这里，没有直来直去，而是迂回和进入。直线的思维要不得，正所谓“欲速则不达”；而只有寻找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才能最终到达“目的地”，正所谓“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当这种“阴阳不测谓之神”的阴阳纠缠的思维形式进入到战争的战略战术研究，就出现了《孙子兵法》中的强弱、虚实、远近、真假等范畴。正所谓“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视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扰之，卑尔骄之，逸而劳之，亲而离之。功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正因为此，中国古代的很多军事家，比如孙武、范蠡、孙膑、韩信、赵奢，都是善于运用“阴阳”之间的这种相反相成、此消彼长的关系来分析战争中的刚柔、奇正、攻防、主客、虚实、劳逸诸种矛盾因素，有的甚至直接运用《周易》来推演兵法。
阴阳观念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本没有对错、好坏之分，关键是要看这种思维向何处运用和延伸。就好比火药的发明，我们既可以用来开山辟路，也可以用来烧杀抢掠。阴阳观念也是如此，它在自然领域运用中运用，我们顶多会说它不科学，但在战争领域就不一样了，它立即换了一个面孔，变得残酷无情。因为在这场游戏中，赌注不是别的，而是人的生命。《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正因为此，战场估计是世界上最卑鄙的地方了。之所以卑鄙，是因为战场上没有父母，没有兄弟，没有朋友，没有人情，更没有道德，唯一有的就是生死。抛开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不谈，单就战争本身而言，战争将人性中的恶全部暴露，同时也将人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所谓“以奇治兵”，说得就是要出其不意，不按常规方式出牌；所谓“兵以诈立”，则是说，弥漫在战场上的都是谎言，没有一丝的真实。总之一句话，战争是一个没有游戏规则的游戏。
春秋时期，宋国的国君襄公向来主张以德治国，推崇仁义。但就是这样一位仁君，历史却送给他一个绰号——“蠢猪式的军事家”。因为他将治理国家的原则用于了领兵打仗，最终导致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据韩非子的寓言集《外储说?左上》记载：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济。右司马购强趋而谏曰：“楚人众，而宋人寡，请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击之，必败。”襄公曰：“寡人闻君子曰：‘不重伤，不擒二毛，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济而击之害义。请使楚人毕涉成阵，而后鼓士进之。”右司马曰：“君不爱宋民，腹心不完，特为义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阵矣，公乃鼓之。宋人大败，公伤股。三日而死。
历史往往是无情的。战争，尤其是古代社会中那些为争夺统治权力而互相厮杀的战争，总是要彻底撕掉那块“仁义道德”的遮羞布，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展示于世。于是乎，恪守“军礼”信条，奉行“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原则的宋襄公被不讲信义且又实力强大的楚军打得落花流水，大败亏输，成为战争舞台上的完败者。
战场估计都是小人的天下，是一个把“恶”赤裸裸地表现为“恶”的场所。难怪马基雅弗利说“政治无道德”。在这里讲道德，简直就是迂腐。《资治通鉴》载：公元前340年，商鞅帅秦兵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卬率兵迎敌。商鞅当年曾在魏国效力，与公子卬相交甚厚。于是商鞅派人遗书于公子卬： “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意思是说，我原来和公子您是至交，现在却是各为其主，兵戎相见，实在不忍。我很想和公子您见面谈一谈，最好能把手言和，互相罢兵。这样做不仅不伤害我们之间的情谊，对魏、秦两国的百姓也是有好处的。天真的公子卬竟然相信了，“乃相与会。盟已，饮。而卫（商）鞅伏甲士，袭虏公子卬，因攻魏师，大破之。”
就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打败了重情义的君子。胜者为王败者寇，这就是战争所带来的强权逻辑和霸道哲学。齐鲁之乡的宋襄公以仁义治国，本是一件令人尊敬的事情。可惜，他将自己的原则过分放大，用其指挥战争，最终遭人诟病，授人以笑柄。公子卬何尝不是如此？重情谊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把情谊用在了不合适的场所，才遭了商鞅的暗算。
每个领域都有其所适用的思维原则，应该划开界限，不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地捆绑在一起。而中国的文化却在本根上很难理清楚其中的是非曲直，阴阳思维四处撒播，使得精华与糟粕并存，珍珠与泥沙同在。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是一个天真的梦想，而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治兵，以无为取天下”的警告更是成了千古绝响。中国的阴阳思维借助战争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反过来又渗透到了治国、人事、管理等其他社会领域，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太多的交际“兵法”、处世“兵法”、管理“兵法”、仕途“兵法”……不知道有多少“厚黑”、权术、阴谋诡计和尔虞我诈与这些所谓的“兵法”有关。翻开中国历史，中国人把太多的精力和才华都浪费在了人际关系的算计上，用在了权术的平衡上，以至于造成了大面积带有杀伤力的“内耗”，使得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几乎丧失了向外突破的力量。这估计正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大力反省的地方。
真理再向前一步就是谬误。此话不假，真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下面讲到中国传统中的谋略之学的时候，我们也许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 诡道大全之《三十六计》
最能体现阴阳思维结构的军事思想，要数著名的《三十六计》了。《三十六计》不像《孙子兵法》那样是一部专门的理论著作，而是采集兵家之“诡道”的谋略大全。它借助于阴阳学说中的太阴六六之数，来总结古代军事史上的战争经验。按计名排列，原书共分六套，既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前三套是处于优势所用之计，后三套是处于劣势所用之计。每套各包含六计，总共三十六计。其中每计名称后的解说，均系依据《易经》中的阴阳变化之理及古代兵家刚柔、奇正、攻防、彼己、虚实、主客等对立关系相互转化的思想推演而成，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的辨证思维发挥了的淋漓尽致。正如《三十六计?总说》中的那句提纲挈领的话：“六六三十六，数中有术，术中有数。阴阳燮理，机在其中。机不可设，设则不中。”
三十六计是我国古代兵家计谋的总结和军事谋略学的宝贵遗产，为便于人们熟记这三十六条妙计，有位学者在三十六计中每取一字，依序组成一首诗：金玉檀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间笑，羊虎桃桑隔，树暗走痴故，釜空苦远客，屋梁有美尸，击魏连伐虢。全诗除了檀公策外，每字包含了三十六计中的一计，依序为：金蝉脱壳、抛砖引玉、借刀杀人、以逸待劳、擒贼擒王、趁火打劫、关门捉贼、浑水摸鱼、打草惊蛇、瞒天过海、反间计、笑里藏刀、顺手牵羊、调虎离山、李代桃僵、指桑骂槐、隔岸观火、树上开花、暗渡陈仓、走为上、假痴不癫、欲擒故纵、釜底抽薪、空城计、苦肉计、远交近攻、反客为主、上屋抽梯、偷梁换柱、无中生有、美人计、借尸还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连环计、假道伐虢。
三十六计中，其中一类计谋就是直接运用“阴阳”概念，将“阴阳不测”的矛盾关系展现出来。例如，“第一计，瞒天过海：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阴，太阳。”这就是说，机密要藏在暴露的事物里面，而不应与公开的事物相对立。因此，越是公开的形式，就越容易隐藏机密。又如，“第二计，围魏救赵：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这就是说，打击集中的敌人，不如将其分而治之。打击斗志正旺的敌人，不如待其疲惫之后再加以攻击……。
而另一类计谋则解以卦象，直接用“卦理”来说明谋略中的奥秘。例如，“第三计，借刀杀人：敌已明，友未定，引友杀敌，不自出力，以《损》推演。”这就是说，在敌对的势力已经确定，而盟友的态度尚在游移的情况下，应诱导盟友去消灭敌人，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就象《损》卦所揭示的那样，“损下益上，其道上行”，实现损（敌）与益（我）的矛盾转化。又如，“第十九计，釜底抽薪：不敌其力，而消其势，兑下乾上之象。”这就是说，当力量不能与敌人抗衡的时候，就不能硬拼，而应该采用其它方法来消解敌人，就象“兑下乾上”的《履》卦一样，通过以柔克刚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可见，无论是前一种类型还是后一种方式，都离不开阴阳辩证的思维方式。我们上面说了，《三十六计》不是一门专门的理论著作，没有师承，没有派别，仅仅是后人对于战争经验的一种总结。而正是这样一本“民间书籍”，最能体现中国人的思维。如果一个东西，它的影响仅仅局限在知识分子的脑袋或书斋里，就不足以说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为什么中国的兵书那么早就如此成熟和发达，几千年后仍有借鉴价值？我想，除了我国古代长期的、繁复的、剧烈的战争的现实经验以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应该归于我们民族所特有的思维习惯。正是以“阴阳”为核心的思维结构，使得中华民族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呈现出极为早熟而又极为完备的形态。西方古代不可能没有战争，也不可能没有人对战争进行深入的研究，但能够从“阴阳”观念入手来解释战争，估计也就只有中国了。正像传统的中医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但至今仍具有实用价值一样；传统的兵法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但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但如果把《三十六计》和《孙子兵法》放在一起比较，总觉得《三十六计》在战争智慧方面蜕化了很多。《三十六计》中的每一个计策后面都有“暗语”，后面还有解析的例子，这就很容易被人们误当作教条，而不能领悟到其中的“几微”和妙不可言之处。历史的讽刺性就在于此，那些熟读兵法，对著名的战例了如指掌的人，反而在当前的战争中打了败仗。原因很简单，就是把“兵法”当成“教科书”了。《三十六计》在编纂形式上，就很容易让人当成“教科书”，而后面的“暗语”和“故事”更像极了“案例分析”。这种编纂方式和中国文化的传统智慧是有出入的。不相信，我们去读一读《论语》、《道德经》和《孙子兵法》，估计不是这样的书写方式。它们不会把智慧总结为“三十六”，也不会先摆出理论，然后再用故事或事例来阐明，而是寓智慧于故事之中。智慧只能靠启发，而不应该灌输。因为你一旦给人灌输的印象，就有“教条”之嫌。正因为此，真正大的思想家在写作方式上都小心翼翼，可以说如履薄冰。因为他们知道，智慧不仅体现在“义理”中，而且也体现在“象数”中。思想尽管重要，但如何表达思想，也是同样重要的。所以，他们对“语言”这个东西非常警惕。孔子 “述而不作”，老子写了模模糊糊、像诗一样的《道德经》，用心可谓良苦。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讲到中国艺术智慧的时候还会详细讲。下面还是让我们看一看中国人际交往中的谋略之学。 潜谋于无形的《鬼谷子》
英国著名政治家霍布斯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人和人之间就是狼和狼之间的关系。200年以后，法国哲学家萨特也说：他人就是地狱。可见，人和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仅仅在兵戎相见的战场，而是隐匿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竞争，就有斗争，只不过这种竞争比较含蓄，斗争比较内敛，看不见刀光剑影，听不见人喊马嘶。但有时候，不流血比流血更可怕，人仅凭一张嘴就能杀人于无形，挫敌于千里之外。你还没有看见真正的敌人在哪里，你已经身首异处了，这才是真正让人恐怖的地方。西方哲学家海德格曾经比较过“怕”和“畏”两个词的不同：“怕”的对象总是在眼前，比如眼前有一只老虎；而“畏”却没有让我们“畏”的对象，它只是一种气氛，一种恐怖的环境，好比我们看一部恐怖片，根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害怕。
对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引起了高度的重视，但解决的途径却是天壤之别。面对人性险恶的一面，西方人发明了法律。用法律来约束人，你有“坏心思”不要紧，但你千万别付诸行动，否则法律就会制裁你。这叫“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所以，西方人都在按规矩办事，按常规出牌，根本就没有“谋略”的藏身之地。而中国就不一样了，我们的文化总是相信人是善良的，对于人性中的缺憾，根本不需要外在的强制，只要我们自己学会“日三省吾身”，就能弃恶从善，做一个好人。中国人对人性太有信心了，太注重人的自觉了，结果在现实生活中却走向了反面：规矩（法律）的缺失，造就了谋略的横行和人性的虚伪。正如《鬼谷子》中那句点睛之笔：“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
于是，我们的文化产生出了令世界瞩目的《孙子兵法》，同时，也造就了另外一部“治人兵法”——《鬼谷子》。如果说《孙子兵法》是阴阳思维渗透到战争领域的产物，那么，《鬼谷子》则是阴阳观念渗透到人际关系和外交策略中的产物。
鬼谷子，姓王名诩，春秋时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鬼谷子本人并没有在历史舞台上出现过，有的学者考证，历史上根本没有此人。但这些好象都不重要，就好比《黄帝内经》是不是黄帝本人写的无关紧要一样。鬼谷先生之所以出名，是因为《鬼谷子》这本书，还有他的那两个叱咤风云的学生——纵横家苏秦和张仪。
同《黄帝内经》一样，《鬼谷子》也是用阴阳辩证的思维结构来研究人的生死存亡问题。只是这里所说的生死存亡已不再是中医所强调的人体各生理因素的平衡与否，而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关系。在《鬼谷子》看来，不能在人际交往中做到左右逢源，得心应手，照样是一件危及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鬼谷子》开篇就说: “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变化无穷，各归其所：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驰或张。是故圣人守司其门户，审察其先后，度权量能，校其伎巧短长。”那么，如何“守司其门户”呢？也就是在人际交往中取得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呢？《鬼谷子》告诉我们：这里的关键仅仅是一张嘴。“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虑、智谋，皆由此门户出入。故关之以捭阖，制之以出入。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阴阳其和，终始其义。”由此可见，所谓“心之门户”者，口也。正是这一张翕动不已的嘴巴，不仅表达着人的思想和情感，而且体现着人的智慧与才能；它不仅是“心之门户”，而且是“存亡之门户”。别小看嘴巴的一开一合，里面确是布满了玄机和奥秘，运用好了就能如鱼得水，运用不好则就处处被动。正如我们平常所说的：“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在鬼谷子看来，嘴巴张开说话是“阳”（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嘴巴闭上不语则为“阴”（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那么，如何把握说话的艺术，就不仅体现着生存之技巧，而且体现着宇宙之规律！于是，说话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外交辞令的问题，它必须被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加以研究，其基本精神不是别的，正是大千世界中生生不已的辩证规律——阴阳。
正因如此，鬼谷子才将“捭阖”由嘴巴之开合上升为天地之开合，并直接上升为阴阳之间的不测运动。“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只有掌握了这种阴阳变化的“几微”，才能够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机，针对不同的对象，制定出不同的游说方案；并在游说的过程中，依照对方的反应而做出合理的调整；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何事应该明说，何事应该暗说；对谁应该晓之以礼，侃侃而谈，甚至耸人听闻，大说特说；对谁应该动之以情，娓娓倾诉，甚至苦苦相求，似说非说......其结果，便是大惊大喜，大开大合，阴阳无常，变化莫测；其结果，便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
任何一种学说的诞生都离不开它的土壤。从实践上讲，《鬼谷子》这样一部“治人兵法”是对于战国时代诸侯之间错综复杂的外交活动的经验总结；从理论上讲，这一思想又是根植于我们民族阴阳辩证的思维结构。我们知道，由于受《周易》的影响，战国之后以“阴阳”为中心的学术派别相当活跃。其中一部分人比较重视从“阴阳”的角度来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自然阴阳派”；另一部分人则比较重视从“阴阳”的角度来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社会阴阳派”。如果说前者的理论结晶是《黄帝内经》的话，那么后者的学术代表则要算是《鬼谷子》了。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两部著作代表了华夏先哲运用阴阳辩证的思维模式在自然领域与社会领域中所分别取得的突出成果，因而才倍受世界各国的重视。时至今日，不仅《黄帝内经》在海外的影响日甚一日，而且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也纷纷建立起了有关《鬼谷子》的研究机构，有人将德国的施宾格勒视为现代的鬼谷子，而美国的基辛格则被称作当代的纵横家了……。由此可见，正像我们古代的军事思想至今仍具有巨大的影响一样，我国古代的外交谋略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朝秦暮楚的“无道之术”
对于鬼谷子的评价历来有毁有誉。《汉书?艺文志》将《鬼谷子》中的纵横捭阖之术列为“九流”之一，排斥在正统之外。唐朝的柳宗元更是斥其“妄言乱世”，“学者宜其不道”。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鬼谷子》中所宣扬的谋略没有道义的根基，也就是一种“无道之术”。只讲策略、技巧和修辞的推行，而不顾这种推行所带来的结果，就难免会受到历代思想家的非议了。用现在话来说，是只讲方法论，不讲价值观。就好像上几年震惊世界的克隆技术的出现，那些麻木不仁的科学家呆在实验室里蒙头研究细胞的分裂和培育，而没有看到这种技术的出现给人类所带来的消极后果。《鬼谷子》中的谋略之术也是如此，它只讲应用，而置道义于不顾，就难免受到正统的排斥了。
在中国历史上，《鬼谷子》中的谋略思想成为“热门”的时代，莫属战国时期了。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混乱的年代。战国七雄割据一方，为保持自己的生存和扩大国土的势力，扩充军备，连年征战。这个时候，尊崇周王室的道德面纱已经全部褪去，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厮杀，奉行的是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残酷政治法则。韩非子说：“上古竟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韩非说所说的“当今”就是他生活的战国时代，一切都要靠拳头说话，一切都要靠实力来证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思想也逐渐分化了，没有了正统，没有了权威的价值观念，各种学说逢世而生，百家言论齐放争鸣。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道术将为天下裂”。
于是，在宽松的舆论氛围和思想风气下，纵横家粉墨登场了。他们游走于各国诸侯之间，以布衣之身庭说诸侯，动之于利害，晓之于大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时而以三寸之舌退百万雄师，时而以纵横之术解不测之危。想当年，苏秦佩六国相印，连六国逼秦废弃帝位，何等的风光！孟子评价苏秦说：“一怒则诸侯惧，安居则天下息”。张仪雄才大略，以片言得楚六百里，最后协助秦国推行“远交近攻”的战略，最终消灭了其他六国，统一了天下。
对纵横家来说，他们没有道德的原则，也没有价值的归依，唯一的目的就是出人头地，得到别人的赏识。谁赏识他们，他们就会为谁出谋划策；只要能达到目的，就不择一切手段。就拿苏秦来说，他本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但素有大志，曾跟随鬼谷子学习谋略之术多年。学习期满后，就游说天下，推行纵横之术。他在秦国没有受到重用，于是就跑到燕国。当时燕国刚刚遭受齐国的侵略，百废待兴。苏秦认为，燕国欲报强齐之仇，必须先向齐表示屈服顺从，将复仇的愿望掩饰，赢得振兴燕国所需的时间。其次，要鼓动齐国不断进攻其它国家，以防止齐国攻燕，并消耗其国力。为此，他劝说齐王伐宋，合纵攻秦。公元前285年，苏秦到齐国，挑拨齐和赵国的关系，取得齐愍王的信任，被任为齐相，但暗地里仍在为燕国谋划。齐愍王不明真相，依然任命苏秦率兵抗御燕军。齐燕之军交战时，苏秦有意使齐军失败，五万人死亡。他使齐国群臣不和，百姓离心，为乐毅五国联军攻破齐国奠定了基础。之后，苏秦又说服赵国联合韩、魏、齐、楚、燕攻打秦，赵国国君很高兴，赏给苏秦很多宝物。苏秦得到赵国的帮助，又到韩，游说韩宣王；到魏，游说魏襄王；至齐，游说齐宣王；又往楚，游说楚威王。诸侯都赞周苏秦之计划，于是六国达成联合的盟约，苏秦为纵约长，并任六国相。回到赵国后，赵王封他为武安君。秦知道这个消息后大吃一惊，竟有十五年之久不敢越函谷关雷池半步。《史记?苏秦列传》中就是这么说的：“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
从苏秦的活动可以看出，纵横家没有自己的理想，也没有自己忠心的国家，唯一要做的就是实现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的才能。不仅如此，这些纵横家有时候还不讲道德，多行卑鄙之事，简直就是十足的流氓和无赖。这一点在张仪身上表现的最为突出。
公元前313年，秦惠王想攻伐齐国，但忧虑齐、楚结成联盟，便派张仪入楚游说楚怀王。张仪利诱楚怀王说，“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听信此言，与齐断绝关系，并派人入秦受地，张仪对楚使说：“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国的使臣返回楚国，把张仪的话告诉了楚怀王，楚怀王一怒之下，兴兵攻打秦国。秦惠文王十三年(前31Z年)，秦兵大败楚军于丹阳(今豫西南丹水之北)，虏楚将屈丐等70多人，攻占了楚的汉中，取地600里。就因为这次战役，楚国元气大伤，逐渐衰落。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德才兼备才算是真正的人才。有德无才，或者有才无德，都不能算真正的人才。甚至，“有才无德”比“有德无才”更可怕！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估计就是这种“有才的小人”。孟子就这样评价战国时代的纵横家：
或谓：张仪、公孙衍，岂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恶足以为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
纵横家尽管雄才大略，“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熄”，轰轰烈烈，但却没有“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而是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了实现功名不讲道德。所以，他们不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还有，杨雄在《法言》中这样评价纵横家：
或问：“仪、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十余年，是夫？”
曰：“诈人也，圣人恶诸。”曰：“孔子读而仪、秦行，何如也？”曰：“甚矣凤鸣而鸷翰也！” “然则子贡不为欤？”曰：“乱而不解，子贡耻诸。”说而不富贵，仪、秦耻诸。”或曰：“仪、秦其才矣乎，迹不蹈已？”曰：“昔在任人，帝而难之。不以才乎？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翻译成现代语应该是这样的：
有人问：“张仪、苏秦学习鬼谷子的谋略智慧，推行合纵连横之术，各自使中国得到十几年的安定。是这样吗？”杨雄回答说：“四处骗人，行不义之事，圣人很厌恶这样的人。” “有人问：读孔子的书而做张仪、苏秦那样的事，怎么样呢？杨雄回答说：“这就好比有凤凰般的嗓音却长着凶鸟的羽毛，糟糕透了！”有人问：“然而孔子的弟子子贡不正是这样干的吗？”回答说：“子贡为的是排难解纷，张仪、苏秦为的是谋取富贵，游说的目的不同。”有人问：“张仪、苏秦能不蹈前人旧辙，也算是卓越的人才吧！”回答说：“上古时舜帝对奸佞之人加以拒斥，能说不考虑才干吗？那种人才倒是有才，但不是我们所认为的才干！”
无论是孟子，还是杨雄，对纵横家的评价都很低。推行谋略，而不讲道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注定是一个走不出死胡同。这是由传统文化道德至上的特性决定的。我们下面会讲到很多故事，说到很多人物，从这些故事的结局和这些人物的命运，我们会深刻地领会到这一点。中国文化是一种凡事都要打上道德烙印的文化，强调道德动机的纯正。所以，苏秦、张仪推行纵横之术，孔子的学生子贡也在各国进行游说，但历史对他们的评价却是大相径庭。究其原因，就在于子贡在为天下苍生谋福祉，但苏秦、张仪的动机却是谋求个人的地位和权力。正如杨雄的那个比喻：有着凤凰般的嗓音，却长着凶鸟的羽毛。
中国人不需要上帝
——“阴阳”思维与中国人的信仰
同历史上其他民族的文明相比，华夏文明的一大特点就是缺少宗教精神。但没有宗教精神未必是什么坏事情，正如我们中国人吃饭用的是筷子，而西方人用餐用的是刀叉一样，本身仅仅具有事实上的差别，而没有价值上的优劣。但任何一种信仰体系的形成，除去特定的历史、经济因素，还应该到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中去寻找。对中国文化而言，《周易》所打造的“阴阳”思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人的信仰和生存法则，呈现出异于其他文明的特殊形态。
线形思维模式影响下的民族，总是喜欢“刨根问底”和“上下求索”。这不仅表现在对外在世界的态度上，也表现在人生态度和信仰上。在对待外在世界的态度上，西方人总是喜欢向外探究，探索大自然的奥秘，研究宇宙的规律。这使得西方产生出了辉煌灿烂的科学技术和义无反顾的科学精神（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技术，这个在世界上被称作“李约瑟难题”的问题我们还会详细谈）。在人生信仰上，西方人向往天堂，而把现实生活看作偷吃禁果的“原罪”。在这个方面，伊甸园的神话是富有启示的：说是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后感到有些孤单，便用泥土照着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亚当，后来又用亚当的一条肋骨创造了夏娃。上帝在东方辟了一个园子叫做伊甸园给亚当和夏娃居住，那里简直就是天堂。在伊甸园里有许多树，其中有两棵树最特别，一棵是生命之树，一棵是智慧之树。据说吃了生命之树的果子可以长生不老，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便有了智慧。上帝告诫亚当和夏娃，伊甸园中唯有智慧之树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就会死。但是后来亚当和夏娃禁不住蛇的诱惑，终于偷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于是悲剧发生了：他们因此被赶出了伊甸园，被惩罚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地上，永远也不能进入天堂，人必须一生一世都要为自己偷食禁果承担代价。
于是，在西方人的世界里，人的存在就成了一个悲剧：人一半是天使，而另一半是魔鬼。像天使一样纯洁的是人的灵魂，而像魔鬼一样罪恶的是人的肉体。人的一切贪念、欲望都来自于这个沉重的肉身。更为可怕的是，人不但有一个肉体，而且还意识到自己有一个肉体。而且人生的大限就是肉体的消失——人的死亡。死亡的恐惧使西方人意识到了生命的有限。为了克服死亡的恐惧，西方人发明了宗教，宣扬“灵魂不死”和“来世的幸福”。正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说：“人生在世，不过是匆匆的过客。”在他看来，自然的道德生活可以使人得到尘世的幸福，但这种幸福是暂时的、虚幻的,只有神性的德性生活,才能使人换得永恒的、真正的幸福，即来世的天国幸福。上帝是西方人的精神支柱，他的存在及微妙显现给生活在尘世中的人以慰藉，让人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死亡不可怕，因为人死亡以后会上天堂；这个世界的神秘并不可怕，因为上帝创造的这个尘世是和谐的，只要人发挥自己的理性，就能够认识到这种和谐；人遭受苦难并不可怕，因为上帝并不会抛弃他的任何一个子民。
就这样，西方人在现实存在的世界之外，又构造出了一个虚幻的彼岸世界。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还是基督教中的“上帝”，都不过是这一彼岸世界的不同表述。于是，肉体/灵魂、天堂/地狱、今世/来世、此岸/彼岸、有限/无限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人只有在尘世生活中不断地朝向上帝，不断地体会“神”和“上帝”显示的一切，才能体会到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永恒。
马克思曾经对宗教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论述：“宗教就是无奈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对西方人而言，现实正是无情的，人生也恰是无奈的，偷食禁果的原罪注定了一生的劳作才能换来救赎。而这种救赎必须尽量摆脱罪恶的肉体。基督教教义正是这么说的：“拯救灵魂，必须抛弃肉体”。这个说法弥漫着强烈的宗教情绪，它昭示着人的幸福不在现实中，而在通过信仰朝向上帝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去读一读但丁的《神曲》和弥尔顿的《复乐园》，对这一点将会有更为形象的认识，里面不仅有高高在上“天堂”，还有十八层以下的“地狱”。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完全取决于“因果报应”。“天堂”和“地狱”，正是线性思维的产物，而所谓的“因果报应”也正是来自于“因果”的思维结构。
看来，上帝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是何等的重要！对他们来说，可以不吃饭，可以不睡觉，但却不能没有上帝。没有上帝，就没有了依托，人生就失去了根本。西方人的价值世界和精神家园正是这么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而正是世界给了自己意义和活下去的勇气，正如伯奈特在《早期希腊哲学》中所说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异乡人，身体是灵魂的坟墓，然而我们决不可以自杀以求逃避，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所有物，上帝是我们的牧人，没有他的命令我们就没有权利逃避。” 当年尼采喊出了那句“上帝死了”的惊世骇俗之言时，对西方人信仰的冲击和动摇，我们这些黄皮肤的人是远远无法体会的。
对一个民族文化而言，它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是纠缠在一起的，它的信仰和它的思维也是密不可分的。西方之所以有着2000多年的基督教传统，固然有着地理、经济方面的多方面因素，但西方人的线性的思维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的文化也是如此，《周易》所打造的“阴阳鱼”式的思维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的方式。而这也正是中国没有产生宗教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儒家的“敬鬼神而远之”
同西方的思维结构不同，我们东方文化的思维不是因果的、线性的、历时的，而是以“阴阳”为核心的双向的、共时的、双向的。这种思维结构使得中国人对外在的超越没有兴趣，而是把重心放在了此岸世界的活生生的生活中。和西方人相反，我们再现实生活中的劳作不是为了“讨好”神，而是通过“讨好”神来满足自己在现实生活的需要。我们别看一些老太太经常去庙里拜佛烧香，其实她们的目的一般都很功利，无非是求吉避凶，多子多福。佛教刚开始传到中国来的时候，中国人是不感冒的。佛教为了在中国扎根，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一些内容。比如观音菩萨，本来是佛教中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神，就是因为她能“送子”，才深受中国老百姓的喜爱，地位明显地高于其他神灵。而且，中国人向来是“只羡鸳鸯不羡仙”，挂在嘴边上的是“高处不胜寒”，而且对于怪、力、乱、神之类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总是存而不论、避而不答。正所谓“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的态度就是如此：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先进》
季路想问问老师如何事待鬼神，孔子说：“人的事情还没有照顾好，拿什么来事待鬼神？”季路又想问问老师关于死亡的看法，孔子说：“生的问题还没有搞明白，怎么会去考虑死的事情呢？”《论语?乡党》中还记载，孔子的马厩失火，孔子“不问马”，只问伤了人没有。可见，正是在“阴阳”思维的影响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从不搞形而上学，从来也会追问“本原”、“上帝”这些近乎“无聊”的问题，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人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放在了人和社会的关系上。我们前面说过，伏羲是在男女交孉的性活动中获得了“天地之大道曰生”的灵感，而孔子却在这种“阴阳和合”的过程中发现了人和社会之间的血缘纽带。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才有君臣。另一方面，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天下”。于是，在孔子那里，“阴阳”这个抽象的概念符号已经被“父子”、“君臣”这些具体的人伦关系所代替了。在儒家眼里，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体现的正是一种阴阳关系：矛盾的双方互补但又无法相互代替，正所谓“合而不同”。因此，二者必须安于其“位”，而不能彼此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这样一种阴阳互补的人际关系中，每个人只有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把自己的位置占好，才能稳定社会的秩序，做到亲而有礼，爱而有差。就拿君臣关系来说吧，君为阳，臣为阴，二者的角色必须分清，主从的关系必须明确，切不可“君不君，臣不臣”，乱了纲常，坏了礼法。另一方面，阴阳不能彼此分离而独立存在。“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君虽为人主，但也有依赖臣民的一面，否则就是“光杆司令”。“暴其民甚，则身弑国忘；不甚，则身危国销”。（《孟子?离娄》）。魏征向李世民进谏说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说的是同样的道理。因此，最好的处理方式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正是在这种“君贤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夫随”的阴阳关系中，儒家才能将人的有限生命同无限的社会群体联系在了一起，将个人的价值同其密切关联的社会关系结合在了一块，而没有像西方人那样把生命的价值和皈依投向彼岸世界的上帝和因果轮回的来世，从而建立起来了一个“世俗伦理”的宗法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已经不需要向外超越寄托人生了，温情脉脉的社会大家庭足以弥补个人的孤独感。
当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阴阳关系的发挥是有点片面了。因为《周易》中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并没有对“阴”或者“阳”打上价值的烙印，更没有区分开二者的贵贱优劣。可是孔子却是把“阴”和“阳”之间的事实上的差别加以伦理化、秩序化了。还是说君臣关系吧，为什么君就是“阳”，而臣就是“阴”呢？儒家思想在今天遭到诟病，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陈胜起义的时候不就说了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管孔子的初衷是什么，但这种思想在表面上看就是在为统治阶级服务。在这种思想笼罩下的中国社会，是不可能出现人格平等的“民主”思想的。当然，“民主”也未必是什么好东西。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儒家思想里不可能引申出“民主”。当代新儒家倡导“老内生开出新外王”，这里的“新外王”就是“民主”和“科学”。但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要么牵强附会，要么随意引申。康有为所谓的“托古改制”的失败，就已经在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历史最终还是选择了宣扬“爱而有差”的孔子，而没有热衷倡导“兼爱”的墨子。墨子的思想不伟大吗？非也。正是中国社会的特定境遇和历史，使得孔子登上了历史舞台，而最终淘汰了墨子。真是时势造英雄！这一点，我们下面会专门去讲。但就思维方式而言，所谓的“兼爱”、“对等”好像和中国人的阴阳思维也是有隔膜的. 道家的“乘物以游心”
《周易》之所以是一个打不开的“黑箱”，正是因为它的模糊性。它就像一个头戴面纱的少女，容貌若隐若现，让远处的人们浮想联翩，流连忘返。模糊性就是不明确性，不是“一是一、二是二”，萝卜白菜，青白分明，而是模棱两可、模模糊糊。正因为此，西方人说我们的语言词不达意，逻辑不清，而且没有“实证性”。他们哪里知道，这正是“智慧”的特征，如果一种语言及其表达方式像白开水一样清楚明白，哪里又有智慧可言呢？
正是这种“模糊性”为后人的解释提供了弹性和空间，也为历史上“我注六经”传统埋下了伏笔。我们上面看到，孔子将《周易》中本来没有优劣之别的“阴阳”打上了伦理价值的色彩，以服务于儒家的正统思想。与孔子不同的是，另外一位思想家却对《周易》中的“阴阳”作了不同的发挥。这个人就是中国历史上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我们经常说“儒道互补”，说得是二者的价值观，一个讲究“入世”，后者注重“出世”，前者是“达则兼济天下”，后者是“穷则独善其身”。前有进路，后有退路，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处世观。但我们也不要忘了，儒家和道家的观点尽管针锋相对，但其思维结构和运用的方法都是相同的，即都是对“一阴一阳为之道”这一方法论的运用和发挥。
但同儒家不同的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并没有把“阴阳”引向人和社会的关系，而是导向了人和自然的关系。首先，在道家看来，自然万物无不受阴阳关系的支配，是阴阳之间矛盾互动，相反相成的结果。“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合，先后相随”。尽管自然万物各形其色，繁杂纷纭，但却是“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所以老子总结说：“万物负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其次，不仅自然万物是由“阴”、“阳”两股相反相成的力量作用的结果，而且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以在道家看来，人和自然本是一体，根本就不是彼此外在的，为什么非要“人定胜天”呢？由此，道家反对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反对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征服者与被征服的因果关系。但是，道家也丝毫没有贬低人在宇宙苍生中的地位，不把自然与人设定为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更不会得出“人是机器”的荒诞理论，而是主张“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儒家将“夫妇”、“父子”、“君臣”之间的关系纳入到阴阳思维结构中加以考察，强调在社会关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定位好自己的角色，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实现个人价值。这也就是儒家所宣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内向外层层散开，实现了从“内圣”到“外王”的贯通，达到了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正因为此，儒家的思想才为各个朝代的帝王所看重，因为社会秩序的稳定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而道家则是将“有无”、“天地”、“天人”之间的关系纳入到了阴阳思维结构，强调人和自然的一体和和谐统一。正如庄子所说：“道无始终，物有死生，不恃而成，一虚一盈，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从这种观点出发，他提出了他著名的“齐物论”。既然人和万物一样，都是“道”的外化，并且在“道”的转换过程中实现着彼此的沟通，那么，不仅物和物之间不存在尖锐地对立，就连人和物之间也不存在绝对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所以，道家思想更容易导向一种洒脱的人生观和处世观，向来被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失意或者不被社会所认可的人群所推崇，使人的心灵在百无聊赖和莫名孤独的时候找到了一丝心灵的慰藉。
在“齐物论”的基础上，庄子进一步提出了齐是非、齐贵贱、齐生死的观点。庄子认为，所谓是非，不过是人的主观印象罢了，大化流行，是非之间哪里有什么绝对的界限？真真假假，是是非非，谁又能说得清楚呢？“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莫若以明”。贵贱也是如此，从“道”的角度看，是非既然不存在经纬分明的界限，贵贱又何足为论呢？什么是贵，什么又是贱呢？难道坐轿车、吃鲍鱼就是贵，吃蔬菜、啃馒头就是贱吗？这些所谓地区别不过是人臆想出来的，跳出来观看其实本无差别：“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所谓“齐生死”，则是认为生死存亡从自然的角度看都是一体的，生死之间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区别。庄子的老婆死了，庄子不但不哭，还“鼓盆而歌”。他的朋友惠施责难他说：“相住一起这么久了，她为你生儿育女，现在老而身死，不哭也罢了，还要敲着盆子唱歌。这岂不太过分了吗？”庄子却反驳说：“当她刚死的时候，我怎能没有感慨呢！可是我经过仔细省察以后，便明白她本来是没有生命的；不仅没有生命，而且还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还没有气息。在若有若无之间，变而成气，气变而成形，形变而成生命，现在又变而为死。这样生来死往的变化，就好像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一样，全是顺着自然之理。人家静静地安息于天地之间，而我还在哭哭啼啼，我以为这样对于性命的道理是太不通达了，所以不去哭她。”庄子经常把人的一生比作一场梦。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不过是做了一场大梦。梦不管是春梦还是噩梦，都不过是一场幻象，因为梦总有醒的时候。庄子慨叹说：“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容游佚，以天地为春秋。即使南面称王之乐，亦不能相比也。”
就这样，道家紧紧地抓住了《周易》中阴阳之间相互镶嵌、彼此转化的辩证运动，将人与无限的自然结合起来，不仅“齐物”，而且还通过“齐是非”、“齐贵贱”、“齐生死”，最终指向了人生境界的“逍遥游”。“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乐莫大焉”。就这样，不需要上帝的告诫，也不需要鬼神的参与，中国人在道家思想的指引下将自己的个体生命同无限的自然结合在了一起，获得了一种信仰上的寄托。前有儒家的“入世”，后有道家的“出世”，相辅相成，进退有度，使得中国人根本就不需要去设计一个脱离现实的“彼岸世界”，而是在俯仰进退之间实现了心理的平衡和人生的寄托。所以在中国人的眼里，上帝的存在既不现实，也无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