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蒋介石去收复徐州的时候，李宗仁始终在芜湖防备武汉的东征军。接到蒋介石的电召，他急忙赶到南京，看一看这位总司令现在是什么状态。
“这次徐州战役，没有听你的话，吃了大亏。”蒋介石一见面就对李宗仁说，“我现在决心下野了！”
李宗仁吃了一惊：“胜败兵家常事，为什么要下野呢？”
蒋介石回答：“武汉方面一定要我下野，否则势难甘休，那我下野就是了。”
李宗仁依然劝他：“在此军情紧急时期，总司令如何可以下野？这千万使不得。现在津浦路上一再失利，你下野必将影响军心民心。”
蒋介石仍旧坚持下野：“有你和白崇禧、何应钦三人，可以对付得了孙传芳。而武汉方面东进的部队，至少可因此延缓！”
一番谈话下来，李宗仁还是没能说服蒋介石，只得暂且离去。
其实蒋介石内心也不甘就这样离开。但此时北洋、武汉两面夹攻，如果不辞职，凭着那些从徐州惨败归来的部队，根本没把握击退敌手，必须有李宗仁的帮忙。
可是李宗仁这时候会不会真心帮忙？
他方才的话，更多是在试探李宗仁的态度。见他似乎无意让自己下台，看来可以指望这个人。
蒋介石于是正式向李宗仁提出：“出兵帮助御敌”。
他万万没想到，李宗仁这时却变了腔调：“对汉宜先礼后兵”。
武汉决意要赶走蒋介石的时候，还要跟他们讲“礼”，这分明是不想帮蒋介石解围。
在蒋介石提出下野的那一刻，身为下属的李宗仁，出于本能和礼节，都自然要竭力劝阻。可是当他能够独自冷静思索的时候，就不能不发现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他可能借着武汉的压力，趁势推倒蒋介石，自己取而代之！
蒋介石可以无视武汉国民政府，在南京以下犯上，别的人为什么不能效仿，难道他李宗仁只能永远屈居蒋某人之下？
他按捺不住想要一试，毕竟冲天的雄心已经掩藏了太久。
在老家桂林的公馆大门两边，李宗仁用石刻书写了八个大字：“天下皆春，山河永固。”
那时的他，刚刚取得广西统治大权，根基未稳，却已经胸怀天下河山。
曾经的李宗仁也自甘平庸。幼年的时候，被母亲问长大想做什么，他还只能说要做个养鸭人，因为这个行当看上去比种田容易。
但是几经周折，他终归还是走进了广西陆军小学堂的大门，面前是军人生涯的不归路。
这时的他依然胸无大志。
小学堂的总办是日后的护国功臣蔡锷，年轻潇洒，意气飞扬。经常在学生面前故意让自己的坐骑先跑出十几步，然后他再疾步追赶，最后纵身跃马而上。引得众人惊羡，包括李宗仁。
可是羡慕归羡慕，少年李宗仁根本不敢想要做蔡锷那样的“飞将军”。他自己的志向也仍然不过是当一个中尉或上尉就可以了。
到后来他还参与了广西人掀起的学潮，把英姿勃发但不是本地人的蔡锷赶走了。
辛亥革命那一年，李宗仁跑回老家躲避。父亲告诉他：“学未成而空言救国，妄也”。所以他连革命军也不参加，老老实实读书直到毕业。
可是他终究有天生的军人禀赋，陆军小学时就成绩突出，加上训练不怕苦，身体强壮，人送绰号“李猛仔”。
因为太优秀，一遇到事情，同学会第一时间想到他。辛亥那年，桂林巡防营兵变反对革命，赞同革命的陆军小学学生不得不在深夜转移，敌情不明之下，大家齐呼：“请调李猛仔当前卫搜索组组长！”
尽管之后的他对革命不怎么积极，但到了讨伐袁世凯称帝时，连父亲也终于看出“国事若此，儿辈虽欲安居井里，岂可得乎，汝其速行。”
李宗仁这才走出自己的小天地，彻底投身军旅。
从1916到1926，十年之内，他作战身先士卒，两度负伤。绰号从“李猛仔”升级成“李铁牛”，官职也一路飙升。
还在他做营长的时候，遇见了一位江湖先生。给他看相之后，立刻预言“鹏程万里，前途无疆”。
李宗仁也确实有领导者的气度。他平素在部属面前似乎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甚至让人觉得平庸。但是他为人宽厚，总是用心倾听别人的想法，很有容人的气量，恃才傲物的白崇禧也大半生在他的麾下效力。“刘备能使反对他的人为其所用，”他晚年的时候说道，“有这样的胸襟，才能用得了诸葛亮。”
他不止待人宽宏，做事也讲究公平，不问亲疏。军阀混战时期，枪支是最紧要的财富，但是为了让部队吃饱饭，他可以从自己亲信人马中拿出一百来条枪卖掉，给所有部下换来军饷。
他治理地方不搞苛捐杂税，统辖广西玉林的时候，除了定好的官税，百姓再不用多交一文。
李宗仁也很懂乱世的权谋，当初广西群雄并起，他以一支弱小的力量，在各路武装中间虚虚实实，左右逢源，直到羽翼丰满，时机成熟，才断然出手，给对手致命打击，使自己一举成名。
这些成功的阅历，还有北伐以后桂系部队一天天壮大，成为蒋介石不能不倚靠的力量，都让李宗仁感觉自己有机会在这场权力角逐中胜出。
其实在徐州战役之前，李宗仁就已经背着蒋介石，为自己能有更好的前程，偷偷开始活动。
还在4月的时候，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蒋介石劝他一起反共，汪精卫却并不情愿。其中缘故除了政见不同，很可能也有私人恩怨。毕竟在一年前，是蒋介石搞出的中山舰事件，让汪精卫离开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位置，出走海外。
李宗仁自认为看出汪精卫的心思，他更知道汪精卫这次归国，就是要重新做国民党领袖。而且全党上下似乎人人赞成，连蒋介石也不表示反对。
如果汪精卫坐定了头把交椅，李宗仁这个时候走近他，总没什么坏处。
于是他主动告诉汪精卫，只要同意清除共产党，“对于蒋介石可以请其下野。”
李宗仁等原本只不过是广西的地方“诸侯”，假如不是参加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桂系绝对不会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可是在功成名就的时刻，对蒋介石这位总司令，李宗仁却越来越不满意。
“我对他的印象一是过于严肃，”北伐还没开始的时候，李宗仁就对白崇禧讲了对蒋介石的看法，“二是劲气内敛，三是狠。”
那时中山舰事件刚刚过去不久，蒋介石正大权独揽，国民党内一时无人能与他争高下。
“‘共患难易，共安乐难’。”李宗仁接着说，“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
从人格到能力，蒋介石的缺陷确实很多。
他为人暴躁，多疑，独断，偏袒自己的嫡系，对其他派系的部队不能同等对待。单单这些就足以让许多人都讨厌他。
就连指挥打仗，在李宗仁这样经历过不少战阵的人眼里，蒋介石也算不上多么出色。
一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总司令，下野又何妨？
不过4月时的汪精卫势单力孤，不敢只依靠李宗仁一句许诺就冒险，他拒绝了吴稚晖的苦苦挽留，登船奔赴武汉去了。蒋介石只能空叹：“我早已料到留他不住，留他不住。”
到了武汉的汪精卫，反过来要征讨蒋介石。李宗仁这时倒还能顾全大局，赶紧派人去武汉，劝说汪精卫他们承认跟南京各占一方的事实，先分路北伐，等到会师北京之后，再在党内开会解决分歧。
武汉方面同意了，但是身在江西的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却仍然不安分。他现在兼任江西省主席，曾写信拉拢何应钦反蒋。两个国民政府已经决定一致对付北洋军阀的时候，朱培德对南京还是一付杀气腾腾的样子。
为了不让朱培德搅局，李宗仁亲自跑去江西湖口见他。
两个人在轮船上见面。朱培德开口就抨击蒋介石擅自在南京成立政府，为人更是“狭隘阴狠，专擅独断”。
“此一问题的是非曲直极难辩明，”李宗仁不去争辩蒋介石另立政权的对错，那样只怕不但说服不了对方，还可能把会谈闹僵。
“目下当务之急，不是辩是非，而是解决实际问题，”他对朱培德说。
实际问题就是“如何避免宁汉双方的军事火并，然后再缓图彻底解决”。
怎样算“彻底解决”，李宗仁自己当时可能也心中无数。但如果需要牺牲蒋介石，他肯定不会在乎。
他的第七军那时正在安徽，如果朱培德动手，首先要打的就是桂系人马。
“如两败俱伤，”李宗仁接着问朱培德，“岂不是替北方军阀造机会，使宁汉同归于尽吗？”
朱培德终于被说服了。李宗仁又答应帮他向蒋介石争取一个第四路军指挥的头衔，虽然那样恨蒋介石，朱培德却也不拒绝从对头那里讨官。
会面之后，朱培德立即去武汉汇报，汪精卫听他讲完李宗仁的态度，说了一句：“由此可见他与蒋介石还不是一气，并无觊觎武汉的野心”。
不来打武汉的主意，说明李宗仁与蒋介石并非铁杆同盟，南京政府也不那么稳固。汪精卫断定：“他们内部已经起了分化的趋势。”
他看得一点不错。从那时开始，经过几个月盘算得失，终于到了此时，李宗仁感觉可以挑战一次蒋介石的权威。
当然也不可太过急切，需要一步步稳妥进行，先不妨从与武汉讲和做起。
在这之前，汪精卫那边曾经致电冯玉祥，宣称准备召集各方国民党中央要员开会，南京方面只要能“尊敬中央”，“个人问题无关轻重”。
冯玉祥急忙响应，将汪精卫的意思转告南京，呼吁“各同志从此合而为一”，“诸兄务请速决”。
李宗仁也加紧动作，给电冯玉祥发去电报，同意南京、武汉尽快合作。
他又直接写信给唐生智，表明心迹说：“只欲武汉反共，予愿已足”。
他又放出话去：“不宜以个人地位而牺牲党国大计”。
这多半是说给蒋介石听的。
既然蒋介石已经是南京方面的最高领导者，如果武汉和南京两个国民政府要合并，就不能不考虑他的位置。
中国自古讲一山不容二虎，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蒋介石不会接受与汪精卫分享权力，汪精卫也不可能愿意跟蒋介石平起平坐。
但是汪精卫毕竟是孙中山当年的亲信，在国民党内声望很高。与他相比，蒋介石在不少人眼里，仍不过是新崛起的一介武夫。
等到武汉、南京政府一统之后，汪精卫理所当然要做一号人物，蒋介石的地位就必须降级。
蒋介石肯定不喜欢这样的结局，不希望这么放弃到手的权力。
从武汉到南京，许多人都认为，两方现在重现联合的唯一阻碍，就是蒋介石本人。
李宗仁当然要抓住这个机会，敲打一下蒋介石，提醒他应该想一想退路。
蒋介石也自然清楚李宗仁的用心，被部下这样挑衅，生性孤傲的他无疑会非常忿忿。可是眼下刚刚经历徐州惨败，部队的实力还有他自己的威信都大不如以前。李宗仁那边却毫发未伤，意气扬扬，这个时候还不能得罪此人。
他只好努力忍下一口气，听凭李宗仁指手画脚。
李宗仁的主张也确实让人无法挑错。武汉、南京双方都是国民党内同志，和解天经地义，所以当他要跟汪精卫进一步接触的时候，不管是他自己的桂系，还是蒋介石、何应钦，谁也提不出反对的意见。
就这样在8月8日，南京大员们联名给冯玉祥、汪精卫分别发去电报。电文中极力柔和，竟称自己得知武汉“个人问题无关轻重”承诺之后“喜极而涕”，还承认之前“卤莽从事，过举极多”，实在比不上武汉“诸友”。今后只盼那些“我友”赶快“莅临南京”开会，执掌“大政”。蒋介石这边只求能随北伐大军直捣北方，统一国家。
两份电报的末尾署名中，蒋介石排在属下的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之后，仅仅位列第四。
排名下降，权势也自然下滑。但蒋介石还有他能够主导的地方，那就是对徐州的失败追责。
他坚持认为，徐州城下功亏一篑，全因为王天培临战退逃，罪不可恕。
那一战只有蒋介石身临前线，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全在别的地方。追责的时候，他们只能听蒋介石一个人描述战情。
他们好像也没有想过要找王天培对质一下，就匆匆决定了这个将军的人生坠落。
8月8日，王天培接到总司令部电话通知：“来京面商机要”。
“又有什么要事面商，”他的弟弟王天锡表示怀疑，“恐怕是圈套哩！”
王天锡这样担心，倒不全是怕背徐州战败的黑锅。因为王天培还有更严重的背离蒋介石的行为。
眼看南京岌岌可危，王天培转过身偷偷向武汉政府表示归顺。
像他这样做的将领还有陈调元等十二人，这很可能只是他们为自己预留的退路。连汪精卫都怀疑他们“能否真正服从（武汉）中央”，“但他们既想来归，就要与人为善”。
“你真是小器皿”，王天培却全不在意。悄悄跟武汉联络，应该不会有外人知道。整个北伐，包括这次徐州之战，他无时无处不在浴血杀敌，哪里有可以整治的罪过？
他坦然上路，根本不怕南京那些人，他们“敢拿我怎样？”
9日他到了南京，马上就去拜见蒋介石，却被告知：“蒋总司令在总部与日本公使面谈外交要件，着明晨来见。”
他又在第二天10日走进板鸭巷第十军驻京办事处的会议室，上面要他在这里参加会议。
他刚走进会议室，就只见白崇禧在里面，板着面孔问道：“你知罪吗？”
王天培一下子呆住了，突如其来的的状况让他完全懵了，竟不知道该说什么。
白崇禧倒是有一堆话说：“你不服从总部的战略部署，阳奉阴违，在进攻徐州战役中，被敌人一打就垮，一直向南溃退，几乎影响整个战局；而你的部下控告你十大罪状，克扣军饷等等……”
王天培完全晕头转向，更说不出话来。
“你知罪吗？”白崇禧再喝问一声，下令将王天培扣押。
第二天，总司令部发布公告：“王天培当战事剧烈之际，安处后方，致前线无人指挥”，“昏聩至于此极，及至退却”，决定将他“暂在本部守法以观后效”。
处置了王天培，也不能解决蒋介石的难题，武汉那边仍然要把他拉下马来。
虽然8日那天南京高官一齐放低身段，请求武汉谅解。本来答应“个人问题无关轻重”的汪精卫方面，这时却又摆出严厉的架势。
就在王天培被拘押那天，武汉报纸赫然刊出《唐生智讨蒋讨共》的通电。
这份电报文辞严厉，唐生智痛斥蒋介石“以军治党，以党窃政”，“于南京自立政府，擅开会议，屠杀异己，猥日反共，投降帝国主义及最后军阀”。
刚骂完蒋介石反共，唐生智却又转过头声称，蒋才是“共乱根源”，“共产党徒之作战，亦即中正之暗示”。
反正在他的言语中，蒋介石怎样都错。对这样的人，大家应该“共起而平乱”。
公开发表这样的声讨檄文，武汉那边对蒋介石的态度已经再清楚不过，汪精卫等也在10日这天致电南京，电报开头只提李宗仁的名字，要他“转诸先生”。这分明是将李宗仁视作南京领袖，把蒋介石晾在一边。
电报还宣称：此刻所争“不在个人意气，而在党国前途”，“武汉之中央党部及政府实为党国之最高机关”，不能因为“个人之故”就否认。
这个“个人”当然还是在指蒋介石。
武汉打定主意不能容忍蒋介石存在，“一切均可磋商，对蒋氏个人绝对不能相凉。”这是他们放出的风声。
到了这一步，蒋介石必须在走和留之间，做出出正式的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