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先生的全名叫爱新觉罗·启功,但他在所有的书画、著作、文章和书信中,从未用过“爱新觉罗”。他诙谐地说:“本人姓启名功字元白,不吃祖宗饭,不当‘八旗子弟’,靠自己的本领谋生。”
1912年7月26日生于北京,他的童年非常坎坷。启功的祖先是雍正的儿子,乾隆的弟弟。但是到了启功的高祖父这一代,因不是正室生的嫡系长子而列入旁支,跟着当侧室的母亲搬出了王府,从此家道开始没落。启功1岁丧父,10岁时又失去曾祖父、祖父。因偿还债务,家道已经败落得一贫如洗,以致启功无力求学。在曾祖父门生戴遂之的帮助下,他才勉强入校学习。启功当时想:“你供我上学,可我母亲和一个没有出嫁的姑姑谁管呢?再说我总不能老靠别人的资助过日子吧?”于是他央求戴老先生说:“我想谋个职业,哪怕一月挣个二三十元,也好奉养母亲和姑姑。”启功明白自己是彻底“被遗弃的贵族后裔”,那何不隐其姓,先解决生计再图发展?开朗乐观的他便独创“启”姓,自当“始祖”了。
1926年,14岁的启功从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基于家学的渊源,又得到祖父门生的刻意指点和悉心培养,15岁开始,启功已经在古典诗词和经史辞章方面脱颖而出了。由于自幼便在祖父的督促下练习书法,功底深厚,启功随后独创了“五三五”不等分结构字体,即“启功体书法”。后来,启功的书法成为难得的墨宝。
“国学大师”启功不仅对文化艺术情有独钟，他在爱情道路上也非常执著。在启功的心底，一个永远不能忘怀的人是他的妻子章宝琛。章宝琛长启功两三岁，23岁与启功结婚，于1975年去世，两人相伴了43个春秋。章宝琛同启功共患难，历经1957年“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煎熬，最后竟先他而去，给启功留下了无限的怀念。
母亲撮合婚姻
20世纪30年代初，启功21岁的时候，母亲向他提出一门亲事。1932年，启功20岁时，母亲和姑姑为他相中了一位叫章宝琛的姑娘。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启功家祭祖的日子。当时天空中飘着绵绵细雨，启功来到胡同口，看见对面一位女子撑着把花伞，正袅娜地向他这边走来。启功不由轻轻地吟起了戴望舒的《雨巷》，这位女子不就是《雨巷》中那个丁香一样的姑娘吗？1932年10月，启功和章宝琛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磕头谢妻之恩
章宝琛由于生母早亡，父亲续弦，后妈对她非常刻薄，从小就吃了不少苦，她是带着同她相依为命的弟弟一起嫁过来的。当启功了解她的身世以后，强烈的同情心逐渐化成了爱恋之情。
自从新媳妇进门之后，家里的一切大事小事都无需启功操心。早晨一睁眼她就默默地干活，无论多么累，从没一句怨言。启功有时在外面碰上不顺心的事，回家来也常冲她发脾气，可是，每次妻子总是不言语，他想吵也吵不起来。有多少回启功看见妻子独自躲在小屋里啜泣，看来这是她抒发心中委屈的唯一法子了。
启功曾十分激动地对妻子说:“你跟着我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我应该多受些苦才对得起你。”说着忍不住双膝跪下给妻子磕了一个头。
门口给他望风
1957年的“反右运动”，启功被划成“右派”分子。妻子劝启功说:“谁批你，骂你，你都不要怕，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妻子劝他埋头写书，当生活拮据的时候，妻子便把珍藏的首饰拿出去典卖。她知道启功经常需要添置新书，每月生活再紧，她也总要留出一部分钱给启功买书用。
正当启功全力以赴在学术上进行冲刺时，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再次被迫离开讲台，一切公开的读书、写作也被迫停止。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启功内心出奇地平静。他想，不让我公开读书写作，我就私下里治学。为了让启功能够专心在家撰写文章，章宝琛天天坐在门口给他望风。
搬家无忘告妻
启功的老伴唯一的遗憾是他们没有孩子，她一直执著地认为是自己的过错。1975年，老伴临走的时候，还嘱咐启功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再找个人照顾你！”妻子死后，媒人从四面八方而来，启功先生不同意，介绍人竟来查房，见是双人床，说启功肯定有意。启功知道以后，干脆把双人床换成现在用的单人床。妻子走后两个多月，启功搬进了学校分给他的房子，他怕妻子找不到回家的路，便来到妻子坟头，喃喃地说:“宝琛，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你跟我回家吧。”
自撰墓志铭
启功66岁时，曾自撰墓志铭，很有意趣: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虽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据《中国青年报》)
“三怕”与“二不怕”
好多人都知道启功的“三怕”与“二不怕”。启功第一怕是“怕过生日”，所以北师大把给他办九十岁生日的活动改为庆祝他从教七十年的研讨会和书画展。他的第二怕是怕沾上“皇家祖荫”，故隐其姓“爱新觉罗”。第三怕是怕良朋给自己介绍老伴。
再说启功的“二不怕”，即一不怕病二不怕死。面对颈椎病发作，要他做“牵引”治疗。这般痛苦事，他却开心地喻为“上吊”，形神毕肖地写下《西江月》:“七节颈椎生刺，六斤铁饼拴牢，长绳牵系两三条，头上数根活套。虽不轻松愉快，略同锻炼晨操，《洗冤录》里篇篇瞧，不见这般上吊。”
一次验血检查，见护士拿着装有他血液的试管不停地摇晃，他不解地问道:“你为什么如此摇晃？”护士答曰:“您的血太稠啦，不摇晃很快就会凝固的，今后您要少吃肉啊！”此时，恰巧碰上赵朴初老先生也来此抽血化验，赵老颇为感叹地说:“我吃了一辈子素，现在也是血脂高……”这下可让启功抓住“反驳”的理由了:“你看，我说一定和吃肉没什么关系嘛！”
在北师大校园内，“师”门弟子爱戴、尊敬启老，见面总爱称他为“博导”。启功便言:“老朽垂垂老矣，一拨就倒、一驳就倒，我是‘拨倒’，不拨‘自倒’矣！”在他被任命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后，有人祝贺说，这是“部级”呢。启功则利用谐音风趣地说:“不急，我不急，真不急！”更为幽默风趣的是启功外出讲学时，听到会议主持人常说的“现在请启老作指示”，他接下去的话便是:“指示不敢当。本人是满族，祖先活动在东北，属少数民族，历史上通称‘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不折不扣的‘胡言’……”如此见面语，立马活跃了会场气氛。 (据《名人传记》)
1932年3月5日，是启功家祭祖的日子。因为启功的祖先是雍正的儿子，乾隆的弟弟，虽后来被列入旁支，荣华富贵几乎全无，但母亲骨子里还是十分敬畏这个特殊家世。每年的祭祖简直就是母亲的图腾。这一天，母亲特意叫了一个章姓的姑娘来帮忙，并让启功到胡同口去迎接她。当时，天空中飘着绵绵细雨，启功来到胡同口，就看见对面的林荫小道上，一个娇小的女子撑着把花伞，正袅袅娜娜地向他走来。启功的心顿时像被一只温柔的小手摸了一下，情不自禁地低声吟起了戴望舒的那首《雨巷》，眼前恍惚：这不就是《雨巷》里那个丁香一样的姑娘吗！
这个“丁香”一样的姑娘，就是母亲和姑姑物色了很久，为他先行相中，而且他也必须要娶她为妻的女人章宝琛。
当时，20岁的启功正忙于四处寻找职业，加上初见章宝琛时，虽恍惚感觉有如遇到了那个《雨巷》里丁香一样的姑娘，可那只不过是雨中即景的感官闪烁，待离得近了，并没有丝毫心动。然而，当听到母亲对他说：“你父亲死的早，妈守着你很苦啊！你早结了婚，身边有个人，我也就放心啦。”孝顺的启功只稍稍考虑了一下，便对母亲说：“行啊！人，只要妈看着满意就行啦。”
婚姻大事，谨遵“母命”，且不做任何挣扎，启功对母亲的孝，可见一斑。人生最初的爱都是从父母那里获得的，试想，一个对父母之恩都不知道感念的人，又如何能在慢慢的人生之路，面对各种诱惑而不背离自己的真爱哪？
同年10月，启功和章宝琛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新婚燕尔，因为章宝琛长他两岁，所以启功称她为“姐姐”，她浅浅地笑着，羞涩地低下了头。婚后，她操持家务，侍候婆婆，把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启功的家很小，朋友却极多，他们时常来家里聚会，大家围坐在炕上，一侃就是大半夜。她就一直站在炕前端茶倒水侍候大家，整晚不插一言。
启功的母亲和姑姑都年迈多病，心情不好时，不免会发些脾气，但章宝琛照旧不离左右、日夜侍候，从无怨言。启功有时在外面碰上不顺心的事，回家也冲她发火，可每次她总是不言不语，弄得启功想吵也吵不起来。渐渐的，便有些不忍。突然又记起母亲曾说的关于章宝琛的身世：章宝琛生母早亡，后妈对她非常刻薄，从小吃了不少苦，而且她还是带着相依为命的弟弟一起嫁过来的。想到这些，启功内心深处曾经对妻子的那种强烈同情也逐渐化成了爱恋之情。他越来越发现，这位容貌平常，文化不高的妻子，竟是一位难得的知己。
1937年，北京沦陷后，启功因为丢了国文教员的工作，日子日趋拮据。有一天，他看见妻子在细心地缝补一只已破了几个洞的袜子，禁不住满心酸楚。他想卖画赚钱，但当他背上画卷准备出门时，又犹豫了。章宝琛理解丈夫一定是拉不下脸来，便说：“你只管画吧，我去卖。”那天傍晚，天突然下起了大雪，启功见妻子还没回来，便去街上接她。他远远地看见娇小的妻蜷缩在小马扎上，全身落满了雪花。看到他，立刻起身挥舞着双手，兴奋地说：“只剩下两幅没卖了。”启功的眼泪夺眶而出。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十几年。直到1952年，启功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家境才稍稍好转。不料，母亲和姑姑又先后病倒，两个重病号就只靠章宝琛一人来照顾。1956年，母亲在弥留之际，拉着章宝琛的手深情地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女儿，你就跟我的亲闺女一样。”母亲去世后，启功于悲恸中顿悟了妻子为这个家日夜辛劳的不易，以及对自己的体贴入微。他深感无以回报，便请妻子端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给她磕了一个头。
1957年，启功被划成“右派”。尽管他常以“咱家是封建家庭，我受的是封建教育，划成‘右派’不算冤”自嘲，但终也难掩其内心的苦楚。章宝琛心疼启功痛苦的样子，便紧紧抱住丈夫泣不成声：“以前那么苦的日子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能够难倒我们，如果你有个好歹，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深知启功爱讲话，就劝他：“有些不该讲的话，你要往下咽，使劲咽。”启功听了妻子这些朴素的话，心头随即荡起一股暖流，也终于解开了心头的死结。
几年后，启功又重登讲台。正当他全力以赴要在学术上进行冲刺时，“文化大革命”又爆发了。他再次被迫离开讲台，一切公开的读书、写作也被迫停止。章宝琛为了能让启功专心在家撰写文章，她就天天坐在门口给他望风。一见红卫兵来，她就立即咳嗽给启功报信。为防止抄家，细心的她偷偷将启功的藏书、字画、文稿，用纸包了一层又一层，并捆放在一个大缸里，在后院深埋起来。
1975年，章宝琛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深感自己来日不多的她，一日在与启功耳语片刻后，启功大惊不已，立刻从医院匆匆往家赶。一到后院，就拿起铁锨，按照妻子所说的位置挖下去。果然挖到一个大缸，搬出来一看，共有四个麻袋，一幅幅启功早年的书画作品、一本本文稿藏书，竟然全都保存完好，无一遗漏。捧着自己的心血之作，启功的心在颤抖。他完全没有料到，章宝琛这个文墨不通的弱小女子竟敢冒如此大的风险来珍藏他的作品，这该需要多大的勇气！他不由心生感概：一生得宝琛这一知己，足矣！
章宝琛一直遗憾自己没有孩子，而且始终执着地认为是自己的错。曾不止一次地叹息：“如果哪个女子能给你留下一男半女，也就了却了我的心愿。”她病重之时，更是对他千叮咛万嘱咐：“我死后你一定要再找一个人来照顾你。”启功听后说：“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再跟我？”章宝琛说：“我们可以打赌，我自信必赢。”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章宝琛很伤感地对启功说：“启功，我们都结婚43年了，一直寄人篱下，若能在自己家里住上一天，该有多好。”启功的一位好友听说后，立即决定把房子让给他们。第二天，启功便开始打扫房子，傍晚，当他收拾好一切，迫不及待地赶到医院时，妻子章宝琛与他却已是阴阳两隔……
两个月后，启功终于搬进了学校分给他的房子。他怕妻子找不到回家的路，便来到妻子坟前，告诉她：“宝琛，我们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你跟我回家吧！”那晚，启功特意炒了几个妻子生前最爱吃的菜，然后一筷子一筷子，不停地夹到她的碗里，直到妻子碗里的菜满得往外掉时，他终于控制不住，趴在桌上失声痛哭……
妻子去世后，一生无儿无女的启功一直过着孤独而清苦的生活，对平反后回归的头衔和待遇，他视若浮云。甚至卖掉了自己珍藏多年的字画所得200万元人民币，悉数捐给了北京师范大学，而自己却住在简陋狭小的房子里。一日三餐，也是粗茶淡饭，往往一碗面条、一碟黄瓜拌炸酱就是一顿饭。他说：“老伴活着的时候，我没有钱让她过好日子，现在她死了，只留下我一个人，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我们曾经有难同当，现在有福却不能同享，因此，我的条件越好，心里就越不好受”言语之中，满是苍凉。
1995年，一位慕名而来的离异女画家，看到他这种生活现状，红着眼睛说：“启功教授，您太辛苦了，你需要一个女人好好照顾”并坚决要求留下来陪伴他走完后半生。启功虽然很感动，但还是很明确地告诉她：“没有女人能够取代宝琛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女画家不信。于是，每天都赶到启功家里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为他誉写书稿、交流绘画心得。四个月后，女画家问启功：“让我留下来好吗？”启功摇摇头：“我心里只有宝琛，再容不下任何一个女人了。”
在章宝琛去世后的20多年里，启功一直沉浸在无尽的哀思中无法自拔。他无儿无女，无人可诉，只能将泪与思恋凝成文字，任心与笔尖一起颤抖：“结婚四十年，从来无吵闹。白头老夫妻，相爱如年少。相依四十年，半贫半多病。虽然两个人，只有一条命。我饭美且精，你衣缝又补。我剩钱买书，你甘心吃苦。今日你先死，此事坏亦好。免得我死时，把你急坏了。枯骨八宝山，孤魂小乘巷。你再待两年，咱们一处葬……”真可谓，句句深情，字字催泪。
启功还有一个最感痛心的遗憾，就是章宝琛在清贫与辛劳中度过一生，从没有机会出游一次。所以晚年时，有人多次邀他游山玩水，启功都婉言拒绝了。因为每当看到别人双双相随，启功就会触景生情，想起过世的老伴，她就忍不住想哭。
2005年6月30日，93岁高龄的启功带着他对爱妻章宝琛的无尽思恋，溘然长逝。亲属将他的骨灰与章宝琛合葬在一起，了了他“来生还要做夫妻”的遗愿。
一代画坛宗师的爱情，终成一曲凄美绝唱。而重温他们从无选之选的包办婚姻到相濡以沫的一生知己，这段情海传奇，更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其实爱情中的我们最可悲的不是苦于难觅知己，而是我们的眼睛只看到自己最爱的那个人，却往往看不到那个最爱自己的人。
